台獨宣揚:在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暴政」下,台灣毫無言論自由。
事實上陳儀是開明的民主派,台灣當時的言論是100%自由,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開放到36家報紙跟雜誌,媒體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當時台灣等於到了言論浮濫的地步,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先生,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中說:
「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的研究的戴國煇,在其論及二二八的書中也說:「然而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該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左翼份子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台共蘇新,就參與了《政經報》、《人民導報》、《臺灣文化》等刊物的編輯任務。皇民精英如後來在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
除了皇民與共黨不斷發表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
地方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唯恐錯失光復後政治窄門突然大開的良機,爭搶選舉各類地方代表的空位,許多人譁眾取寵天天罵政府。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
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你不管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
二二八之前報導和言論的氾濫情形,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
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
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
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陳儀卻毫不干涉言論自由,自認公道自在人心,任譭任謗。當年刊載的這些捏造和攻擊,就白紙黑字,被後來的台獨引用為「史實」!
作者: 郭譽申
超級富豪Bloomberg宣佈參選美國總統 | 盛嘉麟
一般美國人對前美國紐約的三連任市長 Michael Bloomberg 印象非常好,他對紐約市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擁有世界級的 Bloomberg L.P. 媒體、軟體、財物集團企業,身價550億美金的超級富豪,是川普財富的10倍以上。
在民主黨黨內總統候選人經過激烈競爭,從廿人淘汰到剩下 Biden、Warren、Sanders 三人以後,Michael Bloomberg忽然宣佈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且宣佈:
- 只有他足以擊敗共和黨的川普,其他人都不行。
- 他完全自費參選,不接受外界募款,不受金主控制。
- 他的政治立場並不明顯,只說無法容忍川普的惡形惡狀,正在拖垮美國,必須由他拉下川普。
沒想到 Michael Bloomberg 的臨時參選,卻引起民主黨内的反對聲浪。而有些婦女也跳出來指控他對女性侵害、羞辱、輕視的不堪往事。也有人不愛看到美國總統參選人都是大富豪的現象。
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已經破綻百出,你必須是富豪才有財力參選,這些男性人物都有輕視、玩弄、侵害婦女的記錄(川普更是玩弄女性的高手),而且都是高齡人物,川普73,Bloomberg 77。
大選出現轉捩點 | 郭譽申
總統大選只剩一個月多一點,在這之前綠營幾乎掌控全局,以香港「反送中」渲染出的「芒果乾」(亡國感)恐嚇民衆,以大撤幣的短期政策收買民衆,並以國家機器挖掘韓國瑜家庭多年前的資料來抹黑韓。不過這幾天出現的三個事件讓綠營逐漸失控,讓藍營奪回了議題主導權,恐怕成為大選的轉捩點。
事件一:韓國瑜呼籲他的支持者,在接到民調電話時,「拒答民調」或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綠營掌握國家機器和大部份媒體,媒體公佈的民調自然被人懷疑其正確性,有人甚至質疑所有民調的共用母體已被操控(參見《媒體應求證民調母體是否被操控》),故意製造韓大幅落後蔡的假象,以使韓的支持者灰心喪志。韓國瑜的呼籲有效地摧毀了民調的作用,韓、蔡之戰幾乎從「日戰」變成「夜戰」;沒有有效的民調,双方都看不清選情,蔡的執政和媒體優勢將被削弱,而韓陣營的堅強凝聚力更能發揮相對優勢。
事件二:環保署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放寬生煤使用量可以有10%的容許誤差。台中市長盧秀燕邀集中部7縣市首長舉行空汙治理緊急會報,強調台中火力發電廠(中火)每年生煤使用量應符合《台中市管制生煤自治條例》的1104萬公噸上限,絕不容許存在環保署放寬的10%誤差。盧市長隨後針對中火燃煤使用量超過容許量,開罰300萬元,並強調,若中火不改善,將按次處罰,甚至撤除燃煤許可證。中部地區近年空汙非常嚴重,呼吸道疾病,包括肺癌,的統計數字節節攀升,都是拜蔡政府廢核而無法以再生能源補足缺口所致。空汙是中部民眾的切身之痛,勢必影響總統大選的選情。
事件三:北檢以侮辱公署罪起訴「卡神」楊蕙如,認定在2018年颱風造成日本關西國際機場關閉時,楊指揮受她供養的「網軍」以假資訊帶風向,聲稱駐日代表謝長廷根本管不了大阪辦事處,還批評大阪辦事處黨國餘孽、爛到該死,整起事件應由大阪辦事處負責,這樣的無理指控間接造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之死。楊蕙如與綠營,尤其謝長廷系,關係密切,她與綠營政客的很多合照照片都已曝光,而她的公司在綠營執政後竟然標得近億的政府標案。侮辱公署罪雖然不是重罪,楊蕙如案幾乎坐實了綠營豢養網軍,以歪曲事實及覇凌政治對手的惡狀,勢必大傷綠營的選情。尤其年輕人,還要相信綠營在網路上的洗腦嗎?
選舉投票只在一念之間,投票之前都可能有變數。綠營原來看似穩定領先,上述三事件卻未預期地發生,而一個月的時間剛好足以讓事件逐漸發酵及產生重大影響。在沒有有效的民調之下,自動動員力超強的「韓流」庶民將會讓執政的綠營越來越驚慌失措而中間選民很可能歸向韓營,這幾天因此正是此次大選的關鍵轉捩點。
為何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 | 郭譽申
蘇聯和中國大陸都曾是共產主義國家,實行計畫經濟和大幅度的國有化。當兩國逐漸發現共產主義制度造成經濟停滯後,都曾朝向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改革。蘇聯改革失敗而解體,中國卻改革成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威脅美國的霸權。原因何在?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何帆教授在其著作《大局觀:真實世界中的經濟學思維》中提出了簡單的答案(僅是書中很小一部份)。
眾所周知蘇聯與中國的漸進改革不同,蘇聯因為急劇導入西方的政經制度,被稱為「休克療法」,而導致經濟、政治的突然崩潰。何教授在書中指出,蘇聯也曾實行漸進改革多年,但是一直成效不佳,最後才採取了更失敗的休克療法。因此關鍵問題是,漸進改革在中國能成功,為何在蘇聯不能成功?
「蘇聯在中央層面成立了一百多個部委,分管不同的產業,然後由中央計畫部門來協調各產業間活動的聯繫…中國經濟則是按照地域原則組織起來,中央將經濟和行政權力下放到省級政府,每個省相當於一個小經濟體」。這樣經濟組織結構的不同導致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
中國大陸的經濟組織結構有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根據地的經濟和軍事形式,建國初期中國曾學過蘇聯的經濟組織模式,但後來在「大躍進」和「文革」時出現分權的高潮,中國重又回到地方分權的形態。
大陸的地方分權組織結構可能有「規模經濟損失、重復建設、地方保護主義」等弱點,卻有利於進行市場化改革。首先,改革措施難以事先預料成敗,大陸的改革時常先選定少數地方試行,若成功再推廣到全國;若失敗其影響範圍是有限的。其次,地方分權的組織結構讓各省可以彼此競爭,既符合市場化自由競爭的原則,也能激發各地方的發展積極性。
何教授在書中講的完全是經濟面的因素,筆者以為政治面的原因也很重要。蘇聯自1953年史達林過世,就斷斷續續進行不少改革,然而同時間高層的政治鬥爭幾乎不曾間斷,包括赫魯雪夫全面否定史達林;1964年,布里茲涅夫發動政變,使赫魯雪夫「被退休」;1982年,布里茲涅夫逝世,蘇聯經歷長達三年的政治鬥爭、領導人更替的混亂局面。蘇聯後任的最高領導人完全否定前任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不利團結和改革政策的延續。
對比之下,鄧小平是第一代的革命元勳,他在中國的威望超過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等在蘇聯的威望,他平反很多過去的寃案,卻絕不全面否定毛澤東,而此後的最高領導人也絕不否定前任的最高領導人,使中國大陸四十年來都能團結穩定地向前看,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
蘇聯立國七十多年而消亡,有些反共人士於是聲稱,中共政權也只會有七十多年的壽命,回顧中國與蘇聯完全不同的經濟、政治發展歷史,這樣的類比完全是無稽之談啊!


媒體應求證民調母體是否被操控 | 馬自恆
台灣的媒體酷愛民調,每當有新民調出爐,總會引來大批電視名嘴的熱情分析。吊詭的是,台灣的民調向來不準,大家也都知道。根據歷史的經驗,主持民調的機構的政治傾向往往是決定民調數據的最大因素。但是今年出爐的各種民調結果,更是令人有霧裡看花的感覺。
首先是一再更改遊戲規則,推遲民調日期的民進黨總統初選,最終以出奇一致的數據,讓蔡英文以大幅度的優勢贏得黨內提名。但是許多賴清德的支持者對這樣的結果表示難以置信。而在2018年以超高人氣當選高雄市長的國民黨總統提名人韓國瑜,在政治環境沒有重大變化下,短短一兩個月中,和蔡英文對比的民調支持度由領先降到落後,落差高達20%左右。而且不論藍綠背景的機構得到的數據都大致相似。不由得令人懷疑是不是賴清德事件的翻版。
最近也有一些學者專家對當下令人意外的民調結果提出解釋,但都像隔靴搔癢。盲點在於大家都想保持中古世紀的騎士風度,不願意質疑皇后的貞操。其實對民調大逆轉的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政府動用國家機器操控了民調的抽樣母體。支持這個大膽指控的依據是我們在皇后寢宮前,看到太多光屁股的漢子進進出出。如果這時還是無動於衷,那就不是貴族騎士,而是用手矇住自己眼睛、耳朵和嘴巴的傻猴仔了。
這些光屁股漢子都是什麼長像?就拿最近的記錄來說:南澳斷橋事件發生後,民意代表要求調閱橋樑檢測報告,政府竟宣稱橋梁檢測資料涉著作權保護無法提供。蔡英文的學歷被懷疑是偽造的,而能夠幫助釐清真相的政大升等資料和相關公文,一夕間都被當成國家最高機密封存。而最近監察院公布了對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開票過程的糾正報告指出:台北市選委會對於為什麼需要好幾個小時才將眾多投開票所的數據輸入電腦的異象提不出任何解釋,也悍然拒絕提供監察院要求提供的非機密文件。這些動作都明白地告訴我們,當今的政府為了保有政權,是不惜非法操控國家機器的。
胡適教導我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要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要想求證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動用了國家機器操控民調母體非常容易。只要找一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調機構,請他們取一份樣本依慣例做民調。然後就同一份樣本,將其中每一個電話號碼隨機更改一個數字,產生一組新樣本,再進行一次民調。當然,被更改過的那組電話樣本可能會偏離原來的抽樣準則,但不會造成統計上太大差異,因為更改每一個電話號碼,對一方有利或不利的機率是相同的。如果發現兩次民調產生巨大差異(例如10%),我們就可以判定政府提供的抽樣母體是被操控了。
面對當下公然違法亂紀的政權,想要撥亂反正,不能寄望媒體和政治人物的智慧和品格,而要靠那一點點不甘做寒蟬的勇氣。
台灣學者的悲劇 | Friedrich Wang
本世紀以前台灣社會迷信學者,好像只要學者講的都對。後來慢慢一些學者不自愛,曲學阿世,把這個群體的名聲搞壞,現在變成只要是學者,群眾就投以不屑以及藐視,好像要這樣做才會抬高自己的身價,形成一種很大的反智氛圍。
Friedrich認為,其實這兩個極端都是很荒謬的。
學者有其專業,也有其局限,他們的發言或主張的可靠度,端看是否符合其專業。學者有一部分因為長期不在社會的中低階層,也會使得其立論和眼光有所偏頗,造成一些盲點和誤判。但是學者有一般人所沒有的長處。因為專業知識的足夠,一個正常、不帶太多主觀意識的學者,可以有一般人沒有的視野和眼光,可以看到問題的深處,並且能發掘出其中可信度不足而必須要加以質疑的部分。
所以學者的意見只是整個社會意見中的一部分,但是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很可惜這30多年來台灣的學者自愛程度每況愈下,甘心為政治勢力或財團的打手走狗的不勝枚舉。幫忙這些勢力欺騙民眾的結果,最後就是把自己的信用也玩壞了。而這也是台灣社會很大的一個悲劇。
這也是一種無奈。自從那一位中研院院長帶頭出來攪和整個社會之後,台灣學者的形象就已經弄壞了。本來應該是藍綠政治勢力後的一種超然的制衡力量,也被徹底的弄死。現在的學者即使想要扮演上述的角色也已經不太可能。
所以學者只能笑罵由人?也不至於。就由自己做起吧,開大門走大路,言所當言,不逃避,不故作清高。我們就由自己做起,不必指望政黨或團體。
中國司法驚人的進步 | 盛嘉麟
王立強的烏龍共諜案意外展現了中國大陸司法驚人的進步。環球網記者27日從福建南平市光澤縣人民法院獨家獲得一份2016年王立強因詐騙罪在該法院接受審判的庭審視頻。視頻中的王立強對於其詐騙12萬元人民幣的事實供認不諱,並稱自己「法律意識淡薄」,「希望法院從輕處理」。最終,王立強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
大陸環球時報獨家揭露「假中國特工王立強,庭審視頻曝光!」
現在全世界都清晰的看到了這段視頻,2016年,福建南平市光澤縣人民法院,這樣一個普通的鄉鎮法院,可以保存所有接受審判案件的庭審視頻,引起世界數位強國的關注,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有這樣的數位能力、經濟能力,中國大陸自從2010年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數位能力、經濟能力。
其次,保存所有審判案件的庭審視頻代表大陸改革司法及進步的決心與基礎,因為保存完整庭審視頻可以提供日後對本案的置疑、挑戰、批評的完整基礎資訊,可以把檢察官、法官、律師在法庭上的言語動作公諸社會,促使司法官員審判案件時必須大公無私。
反觀嚎叫自由民主、法治正義的台灣,能做到這樣嗎?
中美競爭的心態差異 | 郭譽申
美國自從去年3月發起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戰,並伴隨著科技戰。中國被迫應戰,兩強纏鬥至今已經20個月,双方似乎各有損傷,但都承受得起(參見《中美貿易戰 川普「梭哈」了》)。中、美全面競爭的態勢已經形成,大約多年都不會改變,長期競爭的勝負很取決於双方的競爭心態。
面對貿易戰、科技戰,中、美的態度頗為不同。美國極力指控中國有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如盜竊智慧財產權、貼補國營企業出口、迫使投資外商轉移技術等,以正當化其高關稅貿易保護措施;並以國家安全之名,限制及打擊中國的高科技廠商,如華為。面對美國的指控,中國相當低調平和,強調將持續支持貿易全球化和開放政策,例如自去年開始,每年11月舉辦進口博覽會。
美國過去極力主張貿易全球化,並曾從貿易全球化獲益頗多,現在它要改弦更張,總要有個理由,指責中國有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可以正當化它的改變,美國的動作因此完全可以理解。
不過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沒有什麼道理。每個企業都該想方設法保護本身擁有的智財權,並在智財權受到侵犯時向司法機關提出具體控訴,美國籠統地指控中國盜竊智財權是沒有意義的。出口補貼等於以低於成本價輸出,對中國何益?中國即使有出口補貼,也是極少數的暫時權宜手段,這種指控因此是無的放矢。外商在大陸以技術轉移交換投資優惠是合作双方的自願交易行為,對誰較有利取決於双方的智慧判斷,美國以此指責中國,實在荒謬。
美國面對貿易戰、科技戰的心態是無端怪罪中國而不自我檢討,美國其實應該問:美國的工資是否太高?營商環境是否惡化?營商成本是否太高?對比於美國,中國大陸幾乎並不責怪美國,就只埋頭改善自己的營商環境和技術弱點,例如減少企業的稅負、降低關稅及增加進口以降低物價和企業的成本、提高國營企業的效率、提高金融業的效率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加強投資發展半導體技術等。
美國對待華為的方式也顯示它的錯誤心態。華為的5G無線通訊技術領先世界,幾乎是所有專家公認的,這也可以從中國大陸領先世界實行5G的商業佈建獲得確認。美國不承認華為的5G領先地位,卻以國家安全(找不到安全漏洞)、侵犯智財權(技術領先何須盜竊智財權?)之名打壓華為,或許有一時的效果,絕不是治本之道。只有承認自己的落後,才可能迎頭趕上啊。
平心而論,目前美國在大部份高科技仍領先中國,而中國僅在少數高科技,如5G,領先美國(中國另在基礎工程技術優於美國)。面對貿易戰、科技戰,美國的心態是無端怪罪中國而不自我檢討,而中國卻能深自檢討,埋頭改善自己的營商環境和技術弱點,這樣不同的心態將影響兩國高科技的持續進步,恐怕是決定兩國長期競爭勝負的關鍵。
從香港選舉看政治的難處 | 郭譽申
經歷了近半年的反送中動盪之後,香港剛完成了區議會選舉(共452個民選議席),如預期地傾向反中的泛民主派獲得大勝,而親中的建制派輸掉了大部份的議員席位。區議會議員大致類似台灣的縣市議員,是地方的民意代表,一般管不到香港的中央政治事務。然而選舉香港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共1200人)包含區議會選出的議員代表(共117人),因此區議會也有相當的中央影響力。
香港動盪的根源,其實不是反送中條例,而是大陸與西方政治制度的衝突。香港的特區選舉制度採取了許多大陸的選舉制度,而多數香港人要求實行完整的西方選舉制度。我們台灣人很了解西方的選舉制度,在此簡單說明大陸選舉制度的差異。
大陸的選舉制度強調功能別的選舉,即各行各業都有代表,而沒有面對一般大眾的普選。以各級人大代表(類似台灣的立委和縣市議員)為例,各行各業事先分配了代表的人數,然後勞工界選出勞工代表,教育界選出教育界代表等等。因為沒有普選,各級領導人由各級人大代表選舉產生,是間接選舉。
功能別的選舉與普選,何者較佳?理論上,功能別的選舉較佳,其優點包括弱勢群眾,如低階勞工,也能有代表;各行各業的選民比較了解各自領域的候選人,較能選出優秀的當選人;選民比較了解候選人,候選人因此不需要花大錢做宣傳,而選舉比較不會被金錢左右。然而實務上,功能別的選舉未必較佳,因為一個選舉被切割成幾十個不同行業類別的選舉,會增加執行的困難度,較難做到全都公平公正公開。
或許關鍵不在制度優劣?多數人是膚淺的,根本不管制度優劣,就喜歡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超過間接選舉。
西方列強和多數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多數香港人於是堅決要求實行西方的選舉民主。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實行獨特的「中國模式」政治制度,四十年來,其各方面的進步優於所有的民主國家,大陸因此堅持其中國模式。陸、港的不同政治制度偏好,是它們之間難解的結。
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結合了功能別的選舉和不區別功能的選舉,例如區議會選舉不區別行業功能,而立法會選舉包含一些功能別的議席。香港人期望完全捨棄功能別的選舉,而實行全面普選,大陸以其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大概是不可能接受的。香港人是否要繼續暴力抗爭,是自己的選擇,自己要承擔大部份的後果(大陸承擔小部份的後果)。
政治的難處在於嘗試的成本很高,而且選擇了這一條路,就只能接受其後果,而無法知道選擇另一條路的後果會如何,因此永遠可以爭辯。我們台灣人只是旁觀者,請香港人自求多福吧。
人權是普世價值而民主不是 | 郭譽申
歐美常把自由、民主、人權都歸為普世價值,即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如果存在的話,普世價值包含些什麼?都是有爭議的問題。筆者主張,人權包含了自由,是普世價值;但是民主算不上是普世價值。
雖然人們對人權的認知不盡相同,但是對其基本內容還是有大致的共識。根據《維基百科》,人權的基本內容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公正權,而自由權包括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除了基本內容,人權還有進階內容,包括發展權(個人及集體人權)和民族自決權(集體人權,強調民族國家有權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的干涉)。
由人權的基本內容可知,人權包含了自由權。人權要求「把人當人」,是所有人生來就應該擁有的權利,也是人道主義的基礎,因此是普世價值。
聯合國早已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了人權的普世價值,使各國的憲法和一些國際法都以維護和保障人權做為重要目標。然而人權是有些籠統的概念,各國在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之下,難免有些不大相同的解讀。例如宣傳族群之間的衝突歷史是否是言論自由,各國的認定可能不同;如何區別法律保障的宗教和法律禁止的邪教?各國的認定可能不同;維護人權和保障國家安全難免有一些衝突,各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願意犧牲多少對人權的維護,可能各有不同。世界接受人權為普世價值,而尊重各國不同的解讀細節,應該是合理的共識。
民主與人權很不相似。人權雖有所謂的集體人權,主要針對個人,與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沒有人權,人甚至活不下去。對比之下,民主是人與國家的關係,有民主,人不見得活得比較好;沒有民主,人不見得活得比較壞。因此對於個人,人權絕對比民主重要。
人權的維護依靠憲法和各種法律,是相當明確的。民主取決於政治制度及其實踐,卻是不可能達到的模糊理想。現代每個國家都有至少幾百萬人,怎可能人人都作主?就算投票能獲得多數人贊成的民意,國事繁多,怎可能事事投票以符合民意?選舉出的各級領導人很少完全照民意行事,多少會有自己的偏好,就偏離了民主;民意如流水,民意改變了,政府該如何因應才真符合民主?選舉民主只有在選舉時由人民「一日作主」。
民主不僅是達不到的理想,也不是國家的主要目標。國家的主要目標是讓人民過得好,很多實行民主制度的開發中國家卻長期達不到這個目標,讓人質疑民主的效益。
民主對於個人不很重要,不是國家的主要目標,又是達不到的模糊理想,實在不配成為普世價值。美國推崇民主為普世價值,只因為它實行民主制度,於是推崇民主對內能增進人民的自信心和光榮感,而對外有助於其國際形象。美國不僅用民主來美化自己,還用此來品評別的國家及合理化對別國的干涉,而在品評及干涉別國時還常有双重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