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化思想的本義

日本殖民教育的重點最主要的是灌輸汙衊中國、頌揚日本的價值觀，以馴化台灣人服從和忠愛日本為目的，美其名「同化政策」，國民政府稱之為「奴化教育」。

因此所謂的「奴化思想」，僅是「認為中國人低劣、日本人優秀」的觀念，有了這樣的觀念，就會生出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心理傾向了。本義毫無奴顏卑膝自甘低賤，願為日奴的意思，並非指台灣人生來具有奴性。

因此受過日本教育的程度愈高，其奴化思想自然也愈高。於是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確培養出鄙視中國，崇拜日本的台灣新世代（其中以醫科最多，後來台灣的醫學院都成了培養台獨的溫床）。

後來又加上了皇民化，就產生了認同日本為「新母國」的台灣皇民。如出賣抗日領袖林少貓的蘇雲英－即蘇貞昌祖父的家族…；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完全失根的無知青年，如李登輝、蔡英文的老爸蔡潔生、鄭弘儀的爸爸…。

光復時台灣人大致上可分為兩類，絕大部份是未受奴化影響的人，如4~50歲以上的老一代人與吃番薯籤長大的勞苦大眾，他們深受日本的荼毒是點滴在心頭，歡慶光復的就是他們這類人。

另一類是少數一些「沐幸皇恩」改過姓，吃得好穿得好，通曉日本語文的高級台灣人。二二八之時參與造反的人基本上都是這些奴化、或是皇民化的人。

這些改過姓的皇民，尤其是「國語家庭」，不少已經奴化成性，可謂是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光復後他們利用陳儀百分之百開放的言論自由，捕風捉影批評甚至毀謗政府，與地下共黨在報刊和電台吹打起二二八的前奏曲。

陳儀允諾老蔣調走台灣駐軍後，他們藉著偶發的緝煙誤殺人命的事件，鼓動台灣人起而叛亂，立時受到滿腦子日本偉大，熱衷皇民化的許多青年學生和一些台籍日軍的積極響應，即是所謂的「二二八事變」。

事變之時，就有人在南部電台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激勵群眾反華，這種論調正是日本奴化教育所孕育出來的。

李登輝執政以來，推行去中國化和頌揚日本殖民的歷史課綱，就是在複製奴化教育，鼓吹媚日仇華的思維，傳承奴化思想，再度洗腦台灣人，所謂的「天然獨」於焉而生。

就是現在綠油油的台灣南部，過去卻是國民黨的鐵票區。後來醜化抹黑國民黨的地下電台興起，光復後有了白米飯吃而長大的農民，人在福中不知福，年輕時開始在農田工作，就收聽帶來的電池收音機，等於大半輩子都受地下電台的洗腦。

2002年後出現的電視政論節目如汪笨湖（藝名）大量使用鄉土俚語，以故事性戲劇化的手法標榜「本土意識」，極受中、南部農民的歡迎。於是白天工作聽地下電台，晚上在家看汪笨湖之類的節目，思想就被改造了，相反了。

於是奴化思想在台灣死灰復燃，所有親綠人士對中國的評論，都是醜詞惡評，無所不加。如「中國文化是腐朽的封建餘毒、殘忍腐敗…中國人的自私、中國人的奴性…」。還有極其難聽的，鋪天蓋地遍佈網路。

當然，這樣的批評，中國人自己也所在多有，如魯迅、柏楊…，但這類人還是佔極少數。而綠營則是共同的信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根源就是奴化觀點的傳衍和延伸。

肯定日本的優點≠懷念日本統治

台獨振振有詞地說：「多數老輩台灣人懷念日本殖民統治」，強調這是「對比中日兩國對台灣的統治，所得出的客觀評價，是不能以皇民化、奴化的汙名橫加指控」。

然而日本的統治僅是表面上優於清朝和國民政府而已。那是日本先進的現代化有了建設台灣的能力，至於井然有序的守法風氣，只是不把台灣人當人的嚴刑峻法所高壓出來的。

客觀評價日本的統治比中國有能力、有效率，就是光復後到台灣的大陸人也作如是觀。連陳儀1935年到台灣考察，在其「台灣考察報告」中也持這種看法。但是大陸人會因而崇拜日本，鄙棄中國？

日本殖民除了欺凌歧視，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榨取台灣人，沒有半絲半毫為台灣人的福祉著想。吃番薯籤長大的廣大眾多台灣人，與經過日本殘暴壓制的老一代人，即使他們肯定日本的優點，有幾個會追懷日本統治？

會懷念日本的人，是那些在自己臺灣同胞面前趾高氣揚的「三腳仔」家族，以及受過高等教育嫻熟日本語文，缺乏說寫中文能力的知識份子。光復後他們從高級台灣人跌落雲端，前途茫茫，失意失落痛苦難受。

此外就是被日本教育和軍國主義徹底洗腦，以做日本人為幸為榮。也因為只通曉日本語文，覺得皇民化才能出人頭地，才有光明前途的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了。

至於台獨說：是因為中國的統治比日本的殖民更黑暗、更惡劣，所以台灣人才會懷念日本統治。

其實日本一投降，接收台灣的中國人影子都沒有，這些三腳仔的家族、高級知識份子就心情黯然，難以承受。那些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對失去日本統治，甚至有不少是傷心難過到痛哭流涕。

台奸+漢奸在操控台灣前途

是以，日本殖民半世紀，受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毒害的人，即台獨所謂的「台灣精英」，主要僅是日子過得好，教育程度高，在日本統治下受惠的人，只佔台灣人的極少部份而已。

從二二八與台獨出現後冒出頭的人物和人數來看，其中奴性堅強，死心塌地依附日本，認賊作父的皇民餘孽也僅是這些「台灣精英」的一小部份，以整個台灣的人口來講，這些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更只能算是一小撮。

即使是有強烈皇民心態的青年人也並非多數，積重難返像鄭弘儀爸爸的人更是少數。這從台獨宣揚得轟轟烈烈，其實僅約百人參與的二七部隊，以及人數不多，烏合之眾的其他幾支民軍來看，可以見知的。

台獨的頭號大名嘴鄭弘儀聲稱：慶祝七七抗戰勝利傷害了當過日本兵的其父心情，也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可是，真有多少台籍日軍會像鄭弘儀的皇民爸爸，難過得在家裡哭？遑論代表其他「台灣人民感情」？鄭弘儀根本是在侮辱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再說，二戰日軍又不是征討不義的王師，也不是除暴安良的救世軍，對鄭弘儀的爸爸這類皇民日兵，鑒於他們身不由己的歷史宿命，在日本奴化教育和軍國主義的洗腦下，盲目為虎作倀，固然情有可原。

對他們效忠日本的時代命運，固然應予理解，可是我們對之憐憫同情就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尤其是對這些仍然執迷不悟的舊日皇民日兵，有必要永遠肯定，甚至尊重？

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是日本殖民台灣史的重要篇章，然而台獨對奴化思想所起的作用和皇民化所生的效應完全避而不提。如果指出他們奴化、皇民化，就立刻跳起來痛罵這是「侮辱所有台灣人」。

再以詖辭詭辯，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否認皇民作亂。倒過來以台灣人民抗日、反殖民的歷史主體性詮釋二二八，竊據正義抗暴的制高點。宣稱由此產生台灣人自覺自發的民族意識，以這個台灣意識為基礎建立「台獨史觀」。

於是這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否認了自身的奴化思想和皇民化，在「抗日、反殖民與台灣意識」的美化下，就「臭鴨卵假(假充)皮蛋，番薯籤假魚翅」(台語)，魚目混珠假充台灣意識。上背先人，下騙後人，搖身一變成了台灣民族主義的代表。

這些對日本投降悲痛失望的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又疾聲呼籲台灣人千萬要記住熱情歡迎祖國，迎來的卻是二二八大屠殺的悲慘教訓，咬牙切齒炒作他們自己造業作孽的二二八，煽激台灣人仇恨中國。

簡而言之，日本的皇民化像是一把刀子，割斷了李登輝那一代人的中國情結，促成了暴亂的二二八反華悲劇。皇民餘孽又利用二二八的仇恨作為刀子，割斷後代台灣人的中國情結，不惜將台灣推向更深重的仇華悲劇。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蔡英文運用國家力量的鼓吹下，加上馬英九的縱容，一小撮台奸+漢奸主導台灣政局已歷三十餘年。於是高喊台灣意識作為青雲之路的投機政客和文人日益增多，投身台獨工作的隊伍也日益壯大。

盲信盲從的受騙民眾也就愈來愈廣，在他們心目中，主張台獨、支持台獨就是正義的、神聖的。台獨只要祭出「台灣價值、抗中保台」的符咒，這些民眾就義無反顧，像毫無自主意識的喪屍一樣前撲力挺。

溯源追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媚日仇中的歷史風雲，就是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2023年初台灣重新出版了Edward W. Said的1978年名著《東方主義》（[1]），書中的「東方」主要指中東、阿拉伯地區和伊斯蘭文化。同年10月就在中東發生了以巴衝突，至今已3個多月而仍未停歇，而美國和伊朗的一些盟友都相當程度的捲入，包括造成紅海危機。這當然只是巧合，但是以巴衝突和東方主義確實有些關聯，並對世界影響深遠。

根據 維基百科/東方主義，西方世界把「東方」社會本質化，塑造成為停滯的和不發達的，從而製造了一種可用於研究、描繪和複製的虛假東方文化觀，被Said稱為「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把東方他者化、邊緣化，把東方當成西方的對立面，塑造西方幻想中的東方世界。這被用來突顯西方文化的優越，成就歐洲自己的主體性及文化認同。而這些對東方世界的刻板印象直接或間接地合理化西方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鞏固了西方文化等於優越，東方文化則是低劣的觀念。這讓西方將東方文化和人民視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

東方主義可說是源遠流長，早在中世紀，很多歐洲基督徒都有痛恨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等到文藝復興、科學和工業革命，歐洲領先世界現代化，東方研究成為熱門的學門，而逐漸形成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是歐洲列強殖民世界的指導思想，先最盛行於英、法，後由美國承襲。Said 在 [1] 裡全面考察和批判幾百年來很多學者和政客有關東方的論述，指出其中不少共同點，被稱為東方主義。

英國當年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以及美國長期大力支持以色列，勢必會與人多勢眾的阿拉伯穆斯林衝突，英、美不惜衝突的損耗而這樣做，他們奉行東方主義顯然是一重要因素。不過Said出版 [1] 時大約是東方主義的高峰期，現在美歐民間已不再那麼盛行東方主義（Said出版 [1] 有很大貢獻），因此美歐出現不少反對以色列殘害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抗議，令美國很左右為難。

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2]）顯然受到東方主義的影響。美歐與阿拉伯穆斯林的文明衝突是一種自我實現，美歐基於東方主義把阿拉伯穆斯林視為他者、對立者和威脅，後者就真成為他者、對立者和威脅。多年的以巴衝突更強化双方的對立和文明衝突，看來美歐與阿拉伯穆斯林仍將互相對耗很多很久。

其實不同的文明未必會互相衝突，譬如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就少有衝突。這是中美競爭時中國的一大優勢。

歐美當年的東方研究是一重要的社會科學學門，卻建立起荒謬的東方主義，遺害多年。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精確可靠，吾人對社會科學的論述總要保持一些戒心。

[1] 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立緒文化，2023。（Orientalism, 1978）

[2]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聯經出版，2020。（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祝賀「台灣總統」當選，引起大陸激烈反應，措詞嚴厲，要菲律賓總統多讀書，不要玩火，還召見菲駐中大使表示不滿；在各國祝賀多僅由議會代表、外交部官員行之的當下，菲國最高領導親自祝賀的動作不小；不過，正當外界猜測其政治動機為何的時候，菲外交部隨即恍若無事般地，低眉順眼的發布聲明表示，遵循一個中國政策。

想到前任總統杜特蒂在上任之初，立即親中遠美，不管不顧美菲之間曾有殖民宗主國關係，也一直維持良好邦交，是所謂的傳統盟友，說翻臉就翻臉，中間連個過渡期都沒有。

親疏、順逆，黑臉、白臉之間的轉換，說變就變，如行雲流水，毫無滯礙；很有趣的民族性。

劉杯杯有許多菲籍學生，在菲律賓跑國際教育也有些年了；一直很喜歡菲律賓人的性格，樂天、知命、熱誠、幽默，隨時隨地都笑嘻嘻地；不過，對於菲律賓人隨時能在兩個極端間轉換的民族性，一直不能理解。

舉例而言，菲律賓因為社會治安問題，所以經常看到荷槍實彈的保全人員負責門禁，看似戒備森嚴滴水不漏；可是，對進出公共場所的行人、遊客、市民的檢查卻又鬆弛到不行；說是檢查，安檢人員的檢查棒卻往往畫符似的虛晃一招，根本沒看，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杖一點，也就過了。
看似嚴謹，實則輕忽。

劉杯杯有一年在菲律賓拜訪高中，早早的就看到學生、校警恭候門口，一口一個Sir，一口一個Ma’am的叫，熱情到不行，笑嘻嘻的迎賓，幫掛貝殼項鍊，很是令人受寵若驚；可是進去之後的接待又是冷淡到不行，連杯水都沒有；等到談得略有眉目時，椰子汁就端出來了，還送一罐椰子油。
看似客氣，實則現實。

也曾經在搭計程車時講好了回旅館的價錢是200披索，途中經過收費道路，司機開口要加收45披索，態度堅決；劉杯杯嚴詞拒絕說，你開收費道路又沒先說；正當劉杯杯積極備戰，要面對衝突時，司機卻笑嘻嘻的就此作罷，不再堅持；抵達旅館時，劉杯杯還是把過路費補給他了，順帶老師上身叨唸兩句，不可出爾反爾。
看似堅持，實則妥協。

還有次要從旅館checkout，劉杯杯排在一位日本老太太後面，等了好一陣子；不料，旁邊突然殺出一位菲媽插隊，而櫃檯菲哥竟然也無視排隊人群先服務她，氣得劉杯杯大聲抗議；結果，菲媽轉頭若無其事的說，菲律賓就是這樣子；而就在劉杯杯臉紅脖子粗蓄勢待發時，菲媽又一轉頭，滿臉歉意的說，我事先沒看到你在排隊，真是抱歉，情緒轉換之快令人嘆為觀止，害劉杯杯差點憋出內傷。
看似粗暴，實則溫馴。

有人說，菲律賓天災多，貧富差距大，歷史上備受強權欺凌，所以從小就必須學會逆來順受，甚至以樂觀的心情，幽默的態度面對這所有一切；也因此個性上就出現可以隨時心隨境轉的彈性態度。
也許是吧！

諾魯以聯合國2758號決議及一中原則為由與中華民國斷交，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說，2758號決議沒有決定台灣地位，沒有排除任何國家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也沒有排除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的空間。

AIT主席羅森伯格：2758決議未定台灣地位 對諾魯感到失望

筆者簡評如下：

1. 羅森伯格一個芝麻綠豆官，充其量不過大使等級，決不能定義2758號。必是國務院授意。
2. 國務院講白了就是拜登、布林肯兩個傢伙的壞心眼。此舉可有兩個目的，一是試水溫；二是增加籌碼。
3. 今天作這解釋，明天作那解釋，本來就是美國這種律師國家的作風。如同今天講北約不東擴，明天講那是對蘇聯的承諾，不是對俄羅斯。這種作風依仗的是用拳頭占領話語權、解釋權。（東擴不東擴的約束，哪有什麼對蘇聯不對俄羅斯，那也可以對俄羅斯不對中國，對中國不對日本，對日本不對越南，隨便講一個都可以永遠東擴了。）
4. 要是對這種作風忍讓退縮，試水溫就會得寸進尺，例如北約東擴，最後就會圖窮匕現，不可避免的強強對撞。及早表態，堅決畫出紅線，可以制止進一步的試水溫，避免圖窮匕現。這樣就讓2758號成為籌碼而已。
5. 北約東擴強強對撞在代理人烏克蘭身上，美國希望2758號能引發強強對撞在台灣。如此可以北命韓、日，南邀越、菲，共同長期耗中，如同英、歐耗俄，美國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一旦不濟，也能隨時抽腿，損失銀子而已，死的是別家的孩子，結的是螺旋上升的仇恨。
6. 中共本於兩岸一家親，必不樂見台灣成為代理人。所以會跳過代理人，要撞就直接在關島、夏威夷對撞老美。老美若動到大陸本土，戰火會燒到北美。
7. 只有中共對台徹底失望，相信台獨洗腦成功，兩岸和統已無期待可能性，才會放手讓台灣成為代理人，可憐焦土，從零開始。

近日施明德逝世，輿論對他大加恭維，有稱他為台灣曼德拉者。

施明德當然有不少可取之處，比如他出獄之後，以台獨大老之尊，並不要做官，也不以此求名求利，僅此一點就頗為難能可貴。且他眼見阿扁政權貪腐之離譜，起而領導「紅衫軍」反扁運動，不以台獨同路人而包庇之；在緊要關頭，又能處置得當，不造成政治動亂。收放之間，亦能顯示其政治見識與手段之高明；較之其他所謂的「台獨大老」，其高下判若雲泥。

然而，即便如此，施明德也絕對稱不上是台灣的曼德拉。何以故？因為曼德拉反抗的是南非實施種族歧視政策的白人政府。種族歧視、黑白隔離，這絕對是反人類的罪行；尤其發生在二十世紀，那更是大開人類文明之倒車。所以，曼德拉的反抗行動，以及其出獄之後堅持的黑白友好、反對報復的政策；其志業、其心胸懷抱，絕對是正義的，是值得所有人肯定與稱頌讚揚的。

但同為「反政府」，施明德不過是主張「台獨」而已。台獨與統一，不是對錯或正義與否的問題。換言之，你為了台獨而反政府，或政府為了反台獨而打壓你，都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最終不過是成王敗寇而已。就像太平天國與曾國藩，你能說誰對誰錯？誰是正義誰是不正義？所以，施明德的反政府行動，與曼德拉的反政府，其意義完全不可等量齊觀。（從嚴格的角度說，台獨是錯的，但此牽涉到對於文化、自我、與國家之性質的認識與人生價值自覺問題，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此處姑且順從台灣俗說，採「統獨無對錯，乃認同問題」的立場。）

或以為施明德的貢獻在推動民主，而非台獨。非也！「民主」在台灣，從來只是台獨或其他反國民黨政權者的工具而已。當然，「反國民黨政權」也沒有錯，也沒有不可以，（就跟支持國民黨政府一樣沒有錯，不過是立場問題，或說世界觀、價值觀的問題。）尤其打者民主的旗號來從事反政府活動，在同樣主張「民主」、號稱「堅守民主陣容」的政權之下，更顯得振振有詞，無可非議。但其動機是台獨，是因為武裝台獨之不可能，所以才採取民主反對運動的路線，此亦是無可否認的。（施早年曾讀軍校，目的當然不是要反攻大陸光復國土，而是想要在軍中發展，搞武裝政變，搞反政府的台獨。）

若說施明德堅貞不屈，不論在法庭上、監獄裡都矢志不移，這當然也是不容易且令人尊敬的。但同樣情況的人物還有很多，比如林書揚，思想左傾主張統一，同樣堅貞不屈，矢志不移，坐牢時間比施更久，艱苦備嚐；是不是亦應該同樣受到尊敬與褒揚呢？今厚施而薄林，這當然是現今的政治正確與社會上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而這一現象本身，就顯得很不民主。如果施明德真心把民主更放在台獨之上，或亦會對此感到悲哀吧。

總之，說施明德是台灣曼德拉，就等於是徹底否定解嚴之前的中華民國政府。這完全是錯誤的，不可取。

總統和立委大選揭曉，結果幾乎沒有意外，賴蕭配以40%的得票率勝選，而立委席位則是三黨不過半，藍綠平分秋色，而白成為關鍵少數。這樣的結果可說很正常，而兩大一中三黨競爭的格局確立。

這次大選結果正常，是跟前兩次大選比較。2016大選受太陽花學運和「換柱」的重大影響，國民黨幾乎潰不成軍；2020大選受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重大影響，中間和年輕選民幾乎全部倒向民進黨；因此這兩次大選的結果都很偏離常軌。這次大選的前幾個月沒有發生什麼足以影響大選的重大事件，因此大選結果可謂正常，而三黨的政黨得票率和總統/副總統得票率相當準確地反映了三黨的實力，可作為三黨未來榮枯的基礎資訊。

國民黨的實力應該比其總統/副總統得票率稍高一點。民進黨和民衆黨的總統/副總統得票率（40.05%、26.46%）都比其政黨得票率（36.2%、22.1%）稍高，只有國民黨的總統/副總統得票率（33.49%）比其政黨得票率（34.6%）稍低。這顯然是因為國民黨的大團結來得太遲，無法吸引小黨選民支持侯；而且仍有少數國民黨支持者不接受侯。不過，即使國民黨沒有這點缺失，藍綠差距會拉近，藍還是贏不了。

有些人主張，朱應該為了大選敗選而辭黨主席。筆者不以為然。藍雖然輸掉總統大選，但是這次的表現比上次好多了，藍上次的得票只有綠的67.6%，藍這次的得票達到綠的83.6%；而且藍又大增了14席立委，大致實現立委年輕化，朱的表現雖不完美，是功遠大於過的。

民衆黨的總統/副總統得票率26.46%、政黨得票率22.1%，表現相當好。然而白的區域立委候選人全軍覆滅，顯示白仍很難與藍、綠競爭區域立委和縣市長，是白的發展難題。所幸黃國昌在大選最後階段加入白營，擔任不分區立委，讓民衆黨除了柯，多了一政治明星，也有望使白不再是柯的一人政黨。雖然發展不易，民衆黨不是小藍、小綠，在柯、黃的領導下，不容易泡沫化。因此藍綠白三黨競爭的格局確立。

大選投票前，藍白都主張內閣制，而綠過去也曾主張內閣制；也有些人提出两輪總統投票以保證總統獲得過半選民的支持。這些都需要修憲才行，筆者不相信能夠通過修憲難關，因為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口是心非。

台灣進入三黨長期競爭的格局，由於總統的權力太大，而分享權力又不受信任，任何两黨要合作爭取總統大位都很難成立（參見《藍白合、非綠聯盟有可能嗎？》），因此總統的選票難過半，成為少數總統。於是總統施政難，而三黨的競爭（如這次大選）比兩黨競爭更激烈、更耍嘴皮、內耗更多，我們小老百姓習慣就好！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

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繁花》在大陸紅火。由於一直以來就無追劇之嗜癖，此番照例仍未逐之。但一些片段總是看過的，總覺王家衛對上海，永遠懷著花樣年華那樣的視角，太過織錦、太過繁複、太過幽深、亦太過迷朦。

90年代的上海我算是某種意義上在場的，或說是造訪過吧！1994或95，某夜在上海的一角，三五好友找了一個店，喝孔府宴酒、吃大閘蟹，以及一些別的菜，竟喝得醉了，回飯店路上禁不住出租車的顛簸，搖下車窗往外吐了，一些穢物弄汙了車子，司機用上海話在那罵咧！

當時上海還有很濃的社會主義氛圍，仍然有群出群沒的腳踏車，集體呼嘯過這已不再艷麗的城市街角，人們身上還披著藍色中山裝似的厚襖子。

但它變得很快，到了90年代末，南僑集團的陳飛龍在汾陽路白崇禧故宅開了巴伐利亞式啤酒餐廳寶萊納，那個相對奢靡、有著小資情調的上海，才從人們的記憶復返人間。重新成為真實，但那也是新的上海了。

1998年柯林頓對中國進行國是訪問，就在上海提出了「三不」，三個月後辜振甫也到上海重晤汪道涵，唐樹備說剛剛兩岸已進行了政治對話；顯然，上海仍然是一個政治氣息濃厚的都會，固然和平飯店已開始展露民國時期的租界風華，而新天地也啟動了改造，讓建築師賦予新的時代元素！

那時上海的新的支柱與精神象徵，就該是陸家嘴泥地上蓋起來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彷彿成了上海再次追逐西方的起跑線！

但我應該找不著王家衛用鏡頭勾勒出來的那個具有文學蒙太奇的上海。那時的上海對未來是困惑的，雖早已脫離了文革，但反封建、反帝與反階級貴族的信條是不能更動的，鄧小平雖然已經告訴大家，必須警惕左，但左的思維依舊無所不在。

那麼，花團錦簇似的《繁花》，就當成一個人們意識中的上海，在真實的上海度過的90年代裡，作為或艱難或迷惘的生活中的一絲安慰！

美國公開講了好幾次，要以色列注意平民，不要亂打。但那是跟全世界講的，布林肯去以色列講的是：安啦，沒有給你畫紅線，加油，要槍有槍，要礮有礮。

現在拜登說，不支持台獨，你信嗎？跟那個北約不東擴一樣，這個律師國家什麼話都能講：不東擴是對蘇聯，不是對俄羅斯。明天他也會跟你講，不支持，也不反對呀！其實重點在於你管他支持不支持，干他什麼鳥事！為什麼那麼多人在乎他講了句鳥話。

電影「恐懼的總合」裡，雙方核彈啟動，密碼輸入，再30秒就按鈕發射了。俄共頭子忽然下令退一步，回到待命狀態；千鈞一髮之際，老美總統趕忙下令取消發射。就這樣消除了一場保證相互毀滅。但這是電影。

現實生活中，由於面臨的不是保證相互毀滅，就有那些吃硬不吃軟的人耍狠，你退一步，他剛好打蛇隨棍上，得寸進尺；非得要你一巴掌呼下，他才慌忙跪地認慫。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就是如此。多少年來的讓利惠台，好言軟語，他剛好乘機加把勁的反中去中醜中仇中，然後耀武揚威，大獲全勝，贏得萬民擁戴。忽然有人偷偷告訴他不妙了，人家在摩拳擦掌，秣馬厲兵，搞不好要來真格的。他立馬換一幅嘴臉，賠笑著說，麥安捏，我請吃飯喝珍奶。

兄弟們，安啦！重點不在拜登講了什麼鳥話。俗辣當家，就是和平的保證，沒啥好緊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