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如果美國在格陵蘭問題上真的選擇越線，那麼對台灣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場具體衝突，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所依賴的國際秩序，是否仍然存在？

台灣長期處於國際政治的灰色地帶，但能夠生存至今，並非因為運氣，而是因為世界仍然存在一套最低限度的「行為邏輯」。強權之間或許競爭激烈，但至少在多數情況下，仍然願意為自己的行動提供正當性敘事。這種敘事本身，就是弱小政治實體最重要的緩衝空間。
一旦這層緩衝消失，局勢將完全不同。

一、台灣最怕的不是選邊，而是失去時間

台灣社會內部常把安全問題簡化為「親美或疑美」的選擇題，但這其實是一種錯置。真正的關鍵不在於站在哪一邊，而在於：是否還有時間與空間，讓台灣持續強化自身條件。
如果國際秩序仍然運作，台灣可以透過經濟、科技、制度與防衛能力的累積，逐步提高自身不可替代性；但若秩序瓦解，時間將成為最稀缺的資源，而不是最重要的盟友。

二、過度浪漫的信任，本身就是風險

在一個規則鬆動的世界裡，對任何單一強權的過度期待，都是危險的。不是因為對方一定會背棄承諾，而是因為對方的承諾本身，可能已不再受到制度約束。
這並不是反美論，而是一種成熟的小國現實主義。台灣必須理解：盟友的支持從來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戰略選擇。當大國重新計算成本時，情感與價值往往會讓位於現實。

三、最重要的戰略能力，是「自我約束」

在國際環境高度不穩定的情況下，台灣最珍貴的資產，不是某一次激烈的表態，而是持續保持理性、不被捲入情緒動員的能力。
過度刺激、過度宣示、過度消耗國際耐心，短期內或許能獲得掌聲，但長期來看，只會壓縮自身的迴旋空間。真正有利於台灣的，是穩定、可預期、讓他國願意為台灣付出風險的形象。

四、拖過這個時代，本身就是勝利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處的階段，更像是一場耐力賽，而不是短跑。世界正在進入權力重組期，而這樣的時代，最忌諱的是誤判節奏。
對台灣而言，最好的戰略，不是成為風暴中心，而是撐過風暴本身。只要秩序沒有完全崩潰，只要台灣仍然存在於國際體系之中，那麼時間，依然站在準備最充分的一方。

結語：不是要贏，而是不要輸錯

當世界不再講規則，真正聰明的政治，不是賭誰會贏，而是避免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情境下，做出不可逆的選擇。
對台灣而言，活下來、站得住、拖得久，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成功。

少年時讀到清末的歷史，對譚嗣同是無比的崇敬。他以世家公子的身份，學兼中西，卻拒絕科舉，又學習武術，有豪俠之風。戊戌政變（1898年9月）前夕，他親訪袁世凱，說皇上希望袁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軟禁慈禧太后。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勸說譚一同出逃但遭他拒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最近重新翻閱一些戊戌變法的記述，其中提到譚嗣同主張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因此被批評為缺少救國的見識，如《早死早好！譚嗣同鼠目寸光 欲“盡賣西藏於英吉利”》）：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二萬萬之欠款」是指甲午戰敗後《馬關條約》對日本的賠款白銀2億兩）

不僅譚嗣同有賣邊疆領土的主張，康有為也類似（因此不是一時的發想而是具體的主張）：

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譚、康的賣地主張即使在當時也不實際，俄羅斯在1867年出售阿拉斯加給美國，僅賣了720萬美元，白銀2億兩的《馬關條約》賠款，當時約等於3600萬到7000萬美元（視乎匯率及計算方式），恐怕是遠多於賣地所得。更別提賣地對民心士氣的打擊，俄羅斯只在阿拉斯加的一小部份建立殖民地幾十年，很多俄人大約不知有這片殖民地，但清朝擁有新疆、西藏、蒙古已經超過140年，人民心中何能割捨？清朝若出賣大片國土，還有何執政正當性？

要救國必先愛國，但救國比愛國困難多了。譚嗣同無疑是深愛國家的烈士，他主張賣出邊疆領土以籌款實行新政，確是不諳國事的書生之見，遠比不上左宗棠自籌和借貸軍費收復新疆（1876-1877）的救國偉業，但是蓋棺論定，譚選擇殺身成仁以喚醒國魂、號召革命，正是當時很適當的救國方式，此後革命更風起雲湧而終於成事，因此何能說譚缺少救國的見識？

在格陵蘭街訪，民衆幾乎都像黃種人。青鳥說：看就知道已被中共滲透了。青鳥也都是黃種人，難道承認自己被中共滲透嗎？

格陵蘭島上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因紐特人就是黃種人。生活在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為什麼長得有點像中國人？這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共享著遠古的亞洲基因記憶。

約1.5萬年前，地球處於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使白令海峽露出陸橋，成為亞洲與美洲之間的重要遷徙通道。當時亞洲東北部的古人群，為了追尋資源逐漸向北遷移，部分人穿越陸橋進入美洲。由於溫暖地帶已被更早抵達的印第安人祖先佔據，這支後來的族群只能繼續北上，最終在嚴寒的北極圈定居，成為因紐特人的祖先。

基因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格陵蘭島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基因，與西伯利亞族群高度相似，而這些族群又與中國北方人群基因重合。此外，因紐特人具有典型的亞洲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常見的嬰兒「蒙古斑」等，都是同源遺傳的痕跡。

在適應極寒環境的過程中，因紐特人演化出矮壯體型、厚脂肪層等特點，但其核心的亞洲人種基礎並未改變。文化上，他們保留的薩滿信仰、狩獵倫理等，也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遙相呼應。

因此，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相似，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同一棵亞洲古族群大樹的不同枝椏，在漫長時空中，各自生長卻始終帶著共同的根源印記。

討論格陵蘭問題，若只停留在美國與丹麥之間的雙邊衝突，其實是低估了這件事情的戰略層級。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美國「能不能拿下格陵蘭」，而是：一旦美國選擇越線，整個歐亞大陸的權力結構會如何變化？又是誰，會在這場制度性斷裂中獲得最大利益？
答案並不難猜，但其後果卻極為深遠。

一、北約一旦失效，誰是第一個戰略贏家？

如果美國對丹麥動武，北約在政治上將立即名存實亡。即使軍事結構暫時存在，但其核心精神──共同防衛與制度信任──將無法修復。這樣的結果，對誰最有利？
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毫無疑問是俄羅斯。

俄羅斯長期以來面對的最大壓力來源，從來不是歐洲單一國家，而是北約所形成的整體戰略框架。一旦北約在內部瓦解，東歐國家將陷入集體安全的不確定狀態，俄羅斯不必開戰，只要「等待」即可。這正是地緣政治中最理想的勝利方式：對手自毀制度，而你無需付出成本。

二、中國將如何看待這場制度鬆動？

對中國而言，這樣的情勢同樣具有高度戰略價值。長期以來，北京在國際政治中所面對的最大障礙，不是軍事實力不足，而是正當性敘事的劣勢。只要現行秩序仍被視為「規則存在」，中國的行動就必須不斷為自己辯護。
但如果美國自己公開否定這套秩序，那麼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處境將大幅改變。因為此時，問題不再是「誰違反規則」，而是「是否還有規則可言」。
這對中國而言，並不意味著立即得勢，而是意味著：戰略耐心將轉化為時間紅利。

三、歐洲的戰略困境：被迫長大，卻準備不足

在這樣的局勢下，歐洲國家將面臨一個極為痛苦的現實：必須為自身安全負起真正責任。馬克宏所謂「北約腦死」的判斷，將從政治語言，變成無可迴避的結構事實。
問題在於，歐洲是否已準備好承擔這樣的角色？答案恐怕並不樂觀。軍事整合不足、政治意志分裂、內部經濟壓力沉重，都使歐洲難以在短期內建立真正有效的集體防衛體系。
在權力真空尚未填補之前，整個歐亞大陸將進入一段高度不穩定的過渡期。

四、對台灣而言，最壞的不是選邊，而是失序

從台灣的視角來看，這樣的情境尤其值得警惕。台灣真正的安全來源，從來不只是某一國的承諾，而是國際秩序仍然存在最低限度的可預期性。
一旦強權不再自我約束，所有處於戰略邊緣的位置都將變得更加危險。不是因為戰爭必然爆發，而是因為每一次判斷，都必須在更少的規則下進行。

結語：最可怕的勝利，是不用出手的勝利

如果美國在格陵蘭問題上選擇越線，那麼真正的勝利者，不會是任何一方的軍隊，而是那些長期等待制度崩解的戰略競爭者。
當秩序自行瓦解時，修正主義國家不需要進攻，只需要保持耐心。
這正是國際政治中最危險、也最沉默的一種勝利。

漢文帝劉恆當了皇帝以後，任命陳平為左丞相，任命周勃為右丞相。漢文帝問周勃幾個問題：「全國一年判決多少案件？國庫的錢和稻穀一年收入有多少？」周勃都不知道，緊張得汗流浹背。這時陳平解圍說：「有專門管理這些事務的官員。」漢文帝說：「什麼事都有具體的官員負責，那你是負責什麼的？」陳平回答：「我的職責是讓下屬的官員能各自發揮他們的專長。」文帝表示贊同。事後，周勃來責備陳平：「您怎麼不教我如何回答問題呢？」陳平笑著說：「您身為宰相，卻不知道宰相職責是什麼？假如皇上問長安城裡有多少盜賊，你也能回答嗎？」周勃自此知道自己的能力距離陳平很遠。

周勃的反應能夠印證我們家鄉的一句俗話：「教的曲兒唱不得」。因為每個人各有其天賦秉性，你強行去教給一個人應對事情的套路，他們自己不知道這些套路背後的原理，那麼他們面對事情根本應付不了。有的孩子要出席一些場合，家長告訴他：如果別人問你一二三，你就回答四五六。可是一旦對方再稍微深究一下一二三的相關問題，這個孩子就完全回答不上來了。

周勃去責怪陳平不教給他回答問題的方法，是因為他只看到了陳平應對自如，卻不了解陳平為什麼能應對。周勃或許下次依葫蘆畫瓢，如此回答，但是文帝再換一個問題，他就不行了。

《傳習錄》記載，陸澄問陽明先生：「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预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随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沒有什麼事是預設好了，答案也準備好了，就等著你拿了答案去應對的，聖人只是修煉好了自己的心，自然可以對事情應變無窮。你看到別人很聰明，什麼情況都應付得了，就以為人家那裡有一套「萬能指南」，只要自己把這本書借來，便也能一樣厲害了，這種想法太簡單了。

有的人就是執著於自己簡單的思維方式和維度，只想找個簡便的方法讓自己脫困，卻不肯花費精神去提升自己的思維維度，不肯去琢磨事情背後的原理。比如有的人去請教人家如何做蛋糕，別人教給他：「首先，你要先選好麵粉，麵粉分為高筋、中筋、低筋……」這個人聽到立馬說：「我不要記這麼難的東西，你只教給我怎麼做蛋糕就行！」想要做好事情，卻只要結果不要過程，這種懶惰的思維會導致他們永遠無法做好事情。思維維度的提升，首要的前提是不能怕麻煩，不能怕痛苦，要把問題不斷往心性的深處去對照、發掘，勇於承擔和磨練，不然就會永遠停留在低維度階段，吃不完這個層面的苦。

近日感冒，看似小病，卻比想像中的嚴重，尤其咳嗽難好。在家休息了近兩週。利用此空閒，看了四十集的「跨過鴨綠江」。

此劇拍的還算不錯，至少比相關的電影好，沒有那麼多的戰爭鏡頭。比較出戲的是外國演員；陸製的主旋律影視作品，裡面少不了要有史達林、杜魯門等等外國要角。找來的演員，多數不會演戲（可能是為了找「形似」的緣故），就是個背稿機器而已。此劇亦不例外，麥帥尤其令人難受。但相對來說，李奇威這個角色卻演得不錯，是唯一稱職的外籍演員。

言歸正傳，此劇幫助我對韓戰有一個比較整體性的了解。尤其發現之前未注意到的一點，原來韓戰中志願軍五次重要的大戰，都在入朝之後的八個月內就打完了。1950年六月韓戰爆發，十月志願軍入朝，到1951的六月，就在三十八度線展開談判了。然而，此一談判卻拖了兩年，只卡在「戰俘遣返」這一個問題上。（當然，史達林不願韓戰結束也是一個原因。史達林一死，談判就達成協議了。）中共要全數遺返，盟軍卻要讓戰俘自由選擇，相持不下，最後還爆發了名垂青史卻也慘絕人寰的上甘嶺戰役，雙方合起來死了上萬人，只因為戰俘遣返無法達協議這個「小問題」。（最後繞了個彎子，透過第三方，還是達到了盟軍要求的「志願遣返」。）

中共遲遲不同意，某個角度看，無非是面子問題。中共也知道，如依志願遣返，則有大量的戰俘不願回到大陸。為什麼？如依我小時候在台灣所接受到的教育，是因為這些軍人是被迫上戰場的，內心都「心向祖國（中華民國）」，仇恨中共。事實當然不是這樣；那時的中共，「暴政」還沒開始，民間聲望正高，打土豪分田地，受害的是地主士紳，受益的正是這群來自農村的士兵，所以他們並不仇恨中共。那為何不願回去大陸？因為他們知道，回去絕沒有好日子過；中共對待被俘過的人，是非常不客氣，甚至是兇狠暴烈的。

這與西方對待戰俘的態度截然相反。戰俘獲釋回國，那是僅次於戰爭英雄的待遇。戰死固然了不起，被俘也仍然算是英雄；就算不全是，至少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恥辱。

中國與西方的不同，純粹只是文化差異嗎？是中共或中國文化比較不人道嗎？我想並不是。核心的原因是，你用「什麼」來打仗。如果你國力不如人，戰場上的火力、武器不如人，全靠「士氣」來打仗，那對「投降」絕對是零容忍，因為那太傷害士氣了。相反的，寧死不屈，力戰而死，那就一定要大加表揚，因為這可以激勵士氣。

老共在朝鮮戰場上，以遠遠不如美國的低劣裝備而能與美國打平手，靠的全是「士氣」。其實不止韓戰，歷史上，凡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者，都是靠「士氣」打仗。不論古今中外，打仗靠士氣，就一定要特別表彰英烈，就一定藐視投降。反之，近代的工業大國，打仗成了技術活，靠武力優勢來打，不再靠玩命，於是性命寶貴，能不死就不死，彈盡援絕被迫投降也不可恥；畢竟所有的戰爭的「技術」手段都用盡了，也算是盡到了軍人的職責，戰死沒有必要，所以被俘歸來仍可視作英雄。

所以，在換俘問題上，美國人可以大大方方地任戰俘自由選擇，中共卻不可以。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美國看來，你既然靠「士氣」贏了我，那我也藉你「士氣」之軟肋來羞辱你，這也是天經地義，一報還一報。對中共來講，也只能是啞吧吃黃蓮，莫可奈何。

只不過，為了這「區區小事」，就能使韓戰多延續了兩年，多死了上萬人。只能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了。

嘉南大圳是曾任朝鮮憲兵司令官陰沉的明石元二郎任台灣總督時建築的；這位被山縣元帥，批判為『可怕的傢伙』的高官；早在1895年隨近衛師團征討台灣時就注意到台灣的資源；1898年，當乃木意圖把台灣出賣給列強時，他隨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南巡中南半島與台灣，提出「台灣意見書」，反對改變對於我島宰制的態度，認為應該「吝惜人權，不輕施與」。

明石初任台灣總督時為1918年，已在噍吧哖事件之後。該一被稱為南部陰謀事件的大案，被起訴者達1957人，事件中被殺的日警與日人達五十多人；而日人之死者，多死於致命的鎗傷，但另外多受竹槍的刺傷，少者二十餘刺傷，多者四十餘刺傷；事件後，我南台先民死傷數難計；但是根據查訪可見我台南廳農業人口，在該年中消失了二十多萬人；許多人家沒有男丁，乃有日警自外地找來男子，裝入麻袋，送往缺丁農戶者。。。

明石要如何繼續宰制此大革命後的社會，八田與一不過是明石總督手下的工具；八田就在這片大地上設計出了嘉南大圳；其中以美好的夢想開始，許給民間供水充足的諾言，引起民間的支持；事實上，水量絕對不足，只能三年輪灌一次；但是此為官方主持（1920年動工、1930年完工），所建設大圳乃成為官方所有的大圳；所有農民由於供水關係自然不能不受官廳擺佈。

而其中最狠毒的是，本區的土質含沙量高，和桃園大圳一樣，都不適合開闢水路；故該大圳完成之後，很容易淤積，時常需要疏濬，形成了我島民所謂「大圳咬人」和「大圳吃人」之類的悲劇。。。記否，我島著名的農村曲。。。淒涼的歌聲。。。

以為嘉南大圳多好，三年供一次水，又常淤積，
還有該區是我島地震頻發的區域，地震也常破壞水渠，需要修護。
就所知，自從該圳建成之後，
南台灣高雄一帶官方也曾提出水利計畫，
但就都被知曉該工程實績的農民們阻止了。

大家不相信嗎？請自行查看1931年前後的「台灣新民報」，其相關之新聞頗多，例如：
「組合只懂收水租 那裡管到田無水」〈1930/9/6〉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為對抗嘉南大圳 將組織地主會」〈1930/9/27〉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嘉南大圳水租的繳納成績依然不好」〈1931/2/28〉
「嘉南大圳處置不平，關係地主提出訴願」〈1931/4/11〉
「憤理事者亂暴，大圳議員組懇親會，嘉南大圳前途黯淡」〈1931/6/13〉
……等等。

與其後的新聞──
「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台灣新民報，1932/3/19。
「對二層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具體化，正在蒐集一切材料，擬先做陳情書提出」，台灣新民報，1932/3/26。
另外，在當年的台灣民眾黨的運動中，就有一項是反對嘉南大圳的提案。台灣民眾黨當年為何要反對呢？請大家一定要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