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產階級相信一個近乎道德律令的公式：
努力、守規則、累積專業，人生就不至於失序。

這個公式不一定讓人富有，但足以換來穩定、尊嚴與可預期的未來。它支撐了戰後世界的教育體系、公司制度與家庭結構，也讓中產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緩衝層——不上不下，卻穩定整個系統。

然而，近十餘年來，這套公式正在失效。
不是因為人變懶了，也不是因為技術不再重要，而是因為風險的來源發生了根本性的轉移。中產不再主要輸給市場，而是輸給權力；不再主要輸給能力，而是輸給制度與關係。

這種轉變，對長期依賴「專業換安全」的人而言，格外殘酷。
首先是職場風險的質變。過去，一個高管被裁撤，往往意味著公司經營不善或個人績效問題；但現在，越來越多案例顯示，裁員的真正原因，與景氣關聯有限，而與權力重組高度相關。組織進入存量競爭後，清場、換血與派系調整，往往先於理性評估。
在這樣的環境裡，你可以稱職，卻未必安全；你可以無過，卻仍然出局。

其次是合夥關係的脆弱化。合夥制度原本建立在共同願景與互信之上，但當收益停滯、外部力量介入，或資源重新分配時，信任往往迅速蒸發。留下的，不是理念，而是對控制權的爭奪。
這並非人性突然墮落，而是誘因結構改變後的必然結果。當風險上升、未來不確定，理性行為會變得短視，制度漏洞會被迅速放大。

最具爭議、卻也最現實的，是婚姻風險的放大。婚姻在現代社會不只是情感結盟，更是一種法律與財務高度綁定的共同體。在高不確定性的時代，這種綁定一旦解體，成本往往超出當事人事前的所有想像。
於是，許多中產開始發現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人生中最致命的打擊，往往不是來自失敗，而是來自失控。
你沒有做錯什麼，但規則換了；
你仍然努力，但賽道被改寫；
你守住專業，卻被迫參與一場從未選擇的權力遊戲。

這正是當代中產恐懼的核心——不是貧窮，而是努力與結果之間的斷裂。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並非第一次。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小資產階級、冷戰結束後的蘇聯技術官僚、九〇年代後的日本白領，都曾在結構轉換期經歷類似的失序感。不同之處在於，這一次的轉換是全球性的，沒有明確的「避風港」。

因此，生存策略也必須隨之轉型。
第一，降低槓桿。不把人生壓在單一職位、單一制度或單一關係上。槓桿在繁榮期看似聰明，在動盪期往往致命。
第二，分散現金流與身分。多重收入不只是為了多賺錢，而是為了在某一條路斷裂時，仍能保有行動空間。
第三，謹慎對待不可逆承諾。合夥、投資、婚姻，都應在情感與理想之外，誠實計算最壞情境的退出成本。這不是冷酷，而是對現實的尊重。

中產階級並未消失，但它已不再自動安全。今天的中產，更像是在風浪中維持平衡的技術船員，而不是搭乘穩定航線的乘客。
能意識到這一點，本身就是一種遲來卻必要的清醒。

後記｜我的位置

寫下這些，並不是站在高處評論別人的命運，而是誠實地記錄自己所處的年代與位置。我這一代人，曾經相信專業、相信制度、也相信努力可以換來長期穩定。直到近幾年，看見身邊許多能力不差的人，在人事鬥爭、制度變動、疾病與家庭破裂中接連倒下，才逐漸明白：這不是個別失誤，而是結構轉向的徵象。

沒有婚姻與子女，讓我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低槓桿，也相對安全；同時，也讓情感與責任更集中地落在自己身上。這不是優越，也不是缺陷，只是一種選擇後的現實。
我不期待奇蹟，也不幻想回到舊時代。能做的，只有把步伐放穩，維持健康，保留彈性，在制度尚未塵埃落定之前，盡量不讓自己成為被犧牲的那一個。

這篇文字，既不是控訴，也不是勸世，只是一個中產世代的紀錄。
在變動的年代裡，清醒本身，或許已經是一種不小的幸運。

我尊重世人各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個人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我的學術主張是儒佛會通，不過，我覺得修養是否到位，關鍵始終在個人，信仰的重點在人自己的深層覺醒，而不能寄託組織給的紀律。二十八年來，我相信讀聖賢書自有救贖生命的智慧，因此，我每天都在讀聖賢書與教聖賢書，並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從中受益。我相信經史子集都有聖賢書，只要是能讓我們從中領悟智慧的內容，都是我們需要虛心學習的對象。

我讀《明史‧太祖二》，記錄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明朝這些事兒，深度意識到由元朝到明朝並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關係，元明兩朝甚至經歷過二十年的「南北朝時期」，意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現在北京市），元順帝往北流竄到開平（現在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北岸），繼續與明朝對抗，元朝本來有十個行中書省，到明朝建立依然控制著六個省，包括西南飛地雲南在內。

攤開地圖不難發現：朱元璋剛開始建立的明朝，其實如同「南朝」，始終在面對著「北朝」，這個北朝就是「北元」，稱其「北」是後世的說法，其實元朝的政權並未真正結束，並對明朝構成「南北夾殺」（還有雲南），雲南作為飛地，對明朝構成重大禍患，直到洪武十四年傅友德大敗元兵於白石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自殺，隔年取得雲南全境纔終於解決問題，這是《明史》中有關明太祖的本紀第二會記錄到這關鍵一年的原因。

朱元璋有兩副臉孔，其面對北元，採取和戰兩手策略，譬如當元順帝的孫子買的里八剌被俘，朱元璋還封此人做崇禮侯，賜給宅第，甚至後來還將其送還北元，招諭修好，可見其並沒有想「徹底消滅北元」的意志。然而，其持續在消滅其他反元政權，並始終拿自己的存在「等待」元朝剩下的行省逐漸被各個擊破，包括洪武四年（1371）鎮守遼陽行省的劉益歸順明朝。朱元璋面對雲南本來同樣只是懷柔相待，這導致梁王甚至殺其過來曉喻的使者。

南平先生曰：「統一中國」這件事情，需要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配合，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面對民生凋弊，其主觀意願在讓人民休養生息，客觀條件未到，則不強行窮兵黷武來完成統一。元朝與明朝「兩朝對峙」的二十年，就是觀察「誰是真正擁有天命」的二十年。但，當其在洪武四年消滅明夏政權，就已徹底確立自身反元的正統性。朱元璋懂得善待元朝宗室，禮賢下士，等待元朝內亂而歸於自我毀滅，這是王道政治會有的作法，值得後世心懷統一的君子效法。

中美在進行經貿戰、科技戰，中國在一般製造業明顯有優勢，而美國則在高科技產業有優勢，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如NVIDIA、Apple、Alphabet/Google、Amazon、Microsoft、Broadcom、Meta、Tesla等，幾乎壟斷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中國也有騰訊、字節跳動、阿里巴巴、寧德時代、拼多多、比亞迪、華為等高科技公司，但其市值遠比不上上述的美國公司，為何？（華為、字節跳動未上市，市值為估值。）

這些大多是跨國大公司，其經營方式和狀況各不相同，在此不做個別的比較，只考慮美國公司相對於中國公司的一般性優勢。

美國已是世界覇主近百年，擁有科技頂尖的形象，美國公司自然承襲了這形象。若美國公司與中國公司開發出類似的產品/服務，由於有科技頂尖的形象，美國公司的產品/服務的定價一般可以高於中國公司的產品/服務，於是有較高的利潤。

英文是世界語言，使用的廣泛程度超過中文。美國公司的產品/服務最容易推銷到英文世界，中國公司的產品/服務最容易推銷到中文世界，但前者的市場遠大於後者，不僅因為英文世界的人口多於中文世界，也因為英文世界至今比中文世界富裕，有較強購買力。

一個國家外銷其產品/服務到盟國或友好國家較少阻礙，比較容易。美國的盟國或友好國家普遍比中國的盟國或友好國家更富裕，有較強購買力，因此有利於美國公司外銷其產品/服務。

美國比中國在投資市場有優勢。一個優良的公司在美國的投資市場上市，其市值一般會高於在中國的投資市場上市，因此募得較多資金的挹注。美國的投資市場近年對中國公司的上市多有限制。

美國比中國在國際媒體有優勢。國際媒體較多報導美國公司的大小事，較少報導中國公司的大小事，有利於美國公司推廣其產品/服務。

前述的高科技公司都是一國內的巨大企業，其經營難免可能觸及市場的壟斷。美國高科技公司在國內雖然曾面臨一些市場壟斷的訴訟，但是在頂尖律師團的辯護下，控訴成立的很少。但中國政府有較大權威，曾對多家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壟斷行為裁罰巨款，因此中國公司比美國公司更受限於反壟斷的規範。

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幾乎壟斷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其市值遠勝中國的高科技公司，但這並不表示美國的高科技遠勝中國。美國擁有世界覇主的科技頂尖形象、英文世界的大市場、富裕的盟國或友好國家、投資市場的優勢、國際媒體的優勢，又較少受限於反壟斷的商業環境，這些都是科技之外對美國高科技公司的助力。這些優勢大多緣於美國的長期霸權，需要長時間才可能逐漸扭轉，因此中國要真正偉大復興，還是任重而道遠啊！所幸「川建國」有些幫助！

美國的高科技公司非常賺錢，但也有缺點，它們加重美國的貧富不均。

這一段非常關鍵，因為它解釋了台灣近二十年最弔詭的一件事：
為什麼一群原本最反對台獨、最反共的人，最後卻成了去中國化的助力。
下面我會把這條「心理/政治轉換路徑」完整說清楚。

一、先給總結結論
反共藍轉向親綠，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認同台獨，
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同時承受「中共成功」與「自己一生反共可能站錯邊」這兩件事。
於是，他們選擇切斷「中國」這個身分來源，來自我保護。

二、反共藍原本的「身分三角結構」
傳統反共藍，長期依賴三個互相支撐的支點：
1. 我是中國人
2. 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
3. 共產黨是非法、失敗、暫時僥倖的存在
這三點只要同時成立，反共藍的世界是穩定的。

三、第一道裂縫：現實否定了「中共會失敗」
隨著時間推移，幾個現實事實無法忽視：
中共沒有崩潰
中國大致完成工業化、現代化
國際秩序中成為主要玩家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外交空間萎縮。
這時候，反共藍會遇到第一個心理衝擊：
「如果共產黨真的那麼爛，為什麼它撐住了，而且還成功了？」
但此時，多數人還撐得住，因為還有第二道防線。

四、第二道裂縫：歷史研究開始動搖「道德壟斷」
當越來越多史料被攤開：
抗日並非只有國民黨
國共內戰不是單純「正邪對決」
白色恐怖被重新檢視
冷戰敘事被學術解構。
這時候問題變成：
「如果歷史不是我從小相信的那樣，
那我一輩子的反共，算什麼？」
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
而是自我正當性危機。

五、關鍵轉折點：他們不敢承認「中共的中國性」
這裡出現真正的斷裂。
反共藍其實最害怕的不是「中共做過好事」，
而是這個等式成立：
中共＝中國的一部分（甚至代表中國）。
一旦承認這點，就等於承認：
中國歷史沒有在1949年斷裂
中共不是外來邪物，而是中國內部的產物。
自己反的，並不只是「政權」，而是「中國走向的某一條路」
這一步，很多人跨不過去。

六、心理自保機制啟動：那就「不要中國了」
於是出現第三條路（也是逃生通道）：
如果承認中共＝中國，會否定我一生；
那我就否定「中國」本身。
這就是反共藍轉向親綠的真正心理動力：
不再說「反共保中華」
改說「台灣不是中國」
把中國整體污名化。
這樣一來，中共的成功就「與我無關」
這不是信念升級，
而是身分切割。

七、為什麼這條路特別容易滑？
因為它有三個「心理好處」：
1. 不用承認自己錯過
2. 可以繼續站在道德高地
3. 還能把痛苦轉嫁成仇恨
從「反共」轉為「反中」，
情緒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八、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弔詭現象
最激烈仇中的人
往往是早年最激烈反共的人。
對中國歷史最拒斥的
往往是自稱「正統中國人」出身的那一代。
不是因為他們不懂歷史，
而是因為他們懂了以後承受不起。

九、一句話點破全部
反共藍轉向親綠，不是思想進化，
而是為了避免承認：
自己一生反對的，並不是邪惡，
而是歷史走向的另一種可能。

預算案卡關還沒完，桃園這位議員突然「自爆身分」，
喊出「親中我驕傲」、「我是中國人」，強調這樣才能遠離衝突。

立法院最近為了國防預算吵翻天，藍白聯手第十度把 1.25 兆的預算案擋下，甚至提出大瘦身版本。就在這敏感時刻，桃園市議員「村長」詹江村突然在臉書發出一篇超狂宣言，直接把戰火引爆到最高點。

詹江村在貼文中直球對決，表示：「我親中，非常親的那一種」、「我親中我驕傲」。他認為自己代表了一萬五千個台灣人，強調「親中可以遠離戰火」，只要遠離衝突就不用面對投降選項，中華民國就不會消失。他更質疑，現在全世界都在跟對岸打交道，為什麼台灣還要「跪著跟美國搖尾乞憐」？

對於為什麼這麼做，他也解釋：「不希望一半以上的國民所得拿去買軍備」，他要的是繁華富裕的生活，不相信買武器能換來和平。面對網友質疑，他更是直接在留言區霸氣回應：「我是中國人我驕傲，不需要你來教導我民族認同！」

這番言論一出，留言區馬上變成大型辯論現場。

一派網友忍不住吐槽：「親中沒意見，但可不可以不要親中共？」、「怎麼蔣家執政的時候不敢講？這轉變也太快」、「台灣是第一島鏈，真的被統一，就是被抓去前線跟美國對抗了好嗎？」、「大哥今天哪根筋搭錯了？」

但也有另一派支持者力挺：「完全支持村長」、「我也親中，親中華民國」、「親中華民國、親中國，一點問題都沒有」、「我也親中，因為不願意看美國臉色」。

近來，圍繞美國總統川普的外交言行，西方世界再次出現不安的集體情緒。無論是強迫烏克蘭接受停戰條件、以關稅作為談判威脅，還是公開對丹麥提出格陵蘭的領土要求，這一連串舉動，已不再只是單一政策爭議，而是觸動了戰後國際秩序中最敏感的一條神經——盟友之間的承諾，是否仍然可信？
這個問題的重量，遠超過軍事或經貿層次，它指向的是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危機：文明聯盟的心理基礎，正在動搖。

一、承諾一旦被標價，聯盟就不再是聯盟

戰後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建立起穩定的同盟體系，並不只是因為共同的軍事利益，而是基於一個隱而不宣的前提：
安全承諾不是商品，而是一種不可隨意撤回的信用。

北約的存在，本質上是一種「心理安全機制」。它讓歐洲國家相信，即使自身軍力不足，只要不主動破壞秩序，就不會被拋棄；也讓中等國家願意壓低軍備競賽，將資源投入社會建設與制度深化。

然而，當承諾開始被反覆量化、計價、交換——
例如「你必須付出更多，否則安全保障就要重新談」、「盟友關係必須帶來明確的經濟回報」——那麼這個聯盟的性質就已經發生質變。
承諾一旦被定價，它就不再是信任，而是合約；而合約，是可以撕毀的。

二、格陵蘭事件的真正震撼，不在於土地，而在於象徵

美國對格陵蘭提出領土索求，之所以在歐洲引發如此強烈的反彈，並不是因為這塊土地本身的價值有多大，而是因為它突破了一條心理紅線。
丹麥不是敵國，而是盟友；
北約不是戰敗國聯盟，而是自詡為文明共同體的安全體制。
當一個聯盟核心國家，公開以強權語言對盟友進行領土施壓，即使最終未必付諸行動，其象徵意義已經無法抹除——
這代表聯盟內部的基本信任假設，已不再成立。
這也是為什麼歐盟主席馮德萊恩、英國國會議員接連表態反對。這些反應，並非外交表演，而是一種集體防衛的本能反射。

三、卡尼的警告：這不是反美，而是去風險

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達沃斯論壇的演講，幾乎沒有直接提及美國，卻字字句句都指向當前秩序的核心危機。
這並非偶然。卡尼並不是情緒化的政治人物，而是橫跨加拿大與英國、深度參與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技術官僚。他的語言向來克制，但他的判斷往往意味著：系統性風險正在累積。
當他呼籲「中等國家必須團結自救」，真正的訊息其實是：
在一個承諾可隨時撤回的世界裡，單一依附已不再安全。
這並不等同於「倒向中國或俄羅斯」，而是承認一個現實——
陣營本身，也成為一種風險來源。

四、文明聯盟瓦解的，不是條約，而是共同認知

歷史告訴我們，聯盟真正瓦解的瞬間，往往不是簽署解約文件的那一天，而是人們在內心開始懷疑：
「如果危機真的來臨，他還會站在我這邊嗎？」
一旦這個問題浮現，所有行為都會隨之改變：
•軍事上，國家會重新考慮自主防衛；
•外交上，會開始預留多重選項；
•心理上，信任會被防備取代。
川普所帶來的最大衝擊，不在於他是否下台，而在於他讓這種懷疑成為合理的預期。而一旦預期被改寫，後任政府即使態度溫和，也很難在短期內恢復信任。

五、對台灣的啟示：不要用情緒取代理性

對台灣而言，這場變化尤其值得冷靜思考。
親美或反美，本來就不是一個成熟社會應有的二分法。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在理解現實的前提下，維持自主判斷與戰略彈性。
一個理性的中小型文明體，最忌諱的不是選錯邊，而是把情感依附誤認為制度保障。
歷史一再證明：
大國的承諾，永遠會服從於自身的內部政治與利益計算；
小國的安全，最終仍需建立在自我認知清醒與制度成熟之上。

結語：文明聯盟的瓦解，往往從心理開始

當承諾被定價、當羞辱被正常化、當盟友關係被視為談判籌碼，文明聯盟的瓦解，便不再需要戰爭。
它會先發生在人們的心裡。
對今日世界而言，真正的危機不是衝突是否爆發，而是信任是否還有重建的可能。而這，正是卡尼、歐洲領袖，以及所有中等國家真正感到不安的原因。
這不是一個反美的時代，而是一個必須重新理解強權與文明關係的時代。
而歷史，向來只獎勵那些看清現實、卻不放棄理性的人。

愚臆：

1. 《推背圖》第四七象之預言完全命中目前的世局，或許中共正是依此錦囊妙計行事，才有今日的有利局面~

偃武修文 紫薇星明
匹夫有責 一言為君
無王無帝定乾坤
來自田間第一人
好把舊書多讀到
義言一出見英明

2. 偃武修文：
不論台灣+印度+菲律賓+日本…如何挑釁，就是不動武只秀武/備武，發揮戰略定力，慢慢卸開外力的衝撃；並且加速基建狂魔的馬力，努力展現建設成績~

3. 紫薇星明：
此”紫薇”並非任何活生生的人士，而是一種全新的思潮，以新思潮來引領全人類，好比人類由神權思想進步到君權，再進步到人權。目前看來，此思潮絕不是「MAGA」或「MCGA」，而應該是走向”世界大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藉由一帶一路政策的落實，十多年來已經証明可行且廣受歡迎~

4. 無王無帝定乾坤：
此句最是虛玄，也最能對準時事，更令人讚嘆預言者之神力。
您看川普獨王霸帝的表現，有可能”定乾坤”嗎？反而中國大陸不慕虛榮，不急著出頭，連美國送來G2都不動心，不接招，日夜只管建設自我，運用纏勁黏住老大，總會有一天叫它→霸王卸甲的；故此，無王無帝才能定乾坤啦~

5. 來自田間第一人：
此句就不必多加解釋了，誰都知道說的是誰~

6. 好把舊書多讀到：
廟算不決時，必從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中去尋找答案，那是治國的百科全書，什麼陰謀詭計沒發生過？

7. 義言一出見英明：
亦即有幸見到本文之義言開示，馬上就能心清智明，安步前進了~

那天氣氛先變的，其實不是在北京……。近日關於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出事」的傳聞，在台灣媒體圈，罕見地引發了明顯緊張與嚴肅討論。這個現象，本身比消息真假更值得分析。

幾個長期以戲謔口吻談論解放軍高層人事的評論節目與社群版面，語氣忽然變得收斂、嚴肅，甚至帶著一點難以言說的不安。
過去幾年，只要哪位解放軍上將落馬，畫面往往是調侃與奚落：「你看，他們自己都亂成這樣。」但這一次，關於張又俠的傳聞一出來，氣氛變了。
這個變化，本身就很值得玩味。
因為如果只是又一個貪腐將領出事，根本不值得這樣的情緒轉折。真正讓人心裡一沉的，不是「又有人被查」，而是——怎麼會輪到這個人？

一、張又俠不是一般的上將，這不是反腐新聞，而是軍權新聞。

張又俠是什麼樣的人物？
張又俠的父親張宗遜是開國上將，官至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張宗遜與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之父習仲勛同為陝西人，且曾經在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共事。而打過「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的張又俠本身是中國現今僅剩的一位還有「戰功」的大將，有實戰軍功，軍中資歷極深，代表著解放軍傳統「將軍治軍」年代的權威，這是為什麼他過去能在中央軍委副主席的位置上。他不是技術官僚，不是裝備系統出身，也不是後勤與軍工體系的將領，而是實兵系統的象徵。

過去幾年落馬的軍委，多屬以下幾類：
1. 火箭軍與裝備體系
2. 後勤與軍工鏈條
3. 專業與技術官僚系統

但張又俠代表的，是另一種東西：
資歷、威望、老軍頭權威與實兵傳統的結合體。
如果連這樣的人物都會被動到，那意義就不完全只是在打擊軍中貪腐，而在於重塑軍權結構。

二、外界長期誤判的一件事：把「公布」當成「開始」。

許多軍事與政治評論習慣認為，中國共產黨公布某人出事，代表調查開始。
但真實規律恰好相反。
在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與政治體系裡，公布，往往是最後一步。
真正的流程是：
人消失 → 秘密查核 → 指揮權悄然交接 → 新體系穩定運作 → 才對外發布。

原因很簡單：
中國共產黨無法容忍的不是新聞真空，而是權力真空。
位階越高，前置佈局時間越長。到了軍委副主席這種層級，若真有問題，背後必然是長時間的靜默安排與無縫接替。
這也讓整件事透露出一個令西方陣營不安的訊號：
這不是「解放軍亂了」，反而可能是「解放軍已經不亂了」。

三、為何近年大量上將落馬，卻遲遲不補滿？

這個現象外界很少深入思考。
如果只是反貪腐，那中箭落馬的位置應該迅速補人。
但現實是：許多上將位置長時間空缺。
這透露出一個更深層的轉變：
北京並不急著讓「上將集團」回到權力核心。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改至今大略可分三步：
2015軍改砍軍區、建戰區，是結構重組；
之後打貪腐、清山頭，是權力清場；
而近年悄悄發生的，是第三步——
削弱資歷權威，讓實戰與技術將領成為主體。
如果張又俠真的出事，代表這一步，已經走到最後。

未來真正主導解放軍的，不再是資歷最老的將軍，而是以下這幾類：
1. 正在第一線帶兵的中、高階軍官。
2. 負責演訓與裝備運用的中高階軍官。
3. 對最高軍事意志高度穿透服從的中高階軍官。
今後無論涉及「台海戰爭、中美軍事對抗、中、日、菲的南海軍事壓制」，都直接由那些正在各軍區實質於基層指揮、研發、應用，且極度渴望立下戰功，忠心耿耿的少將或中將為主力，中國人民解放軍需要真正的指揮、真正的投入、真正的清廉、為了國家民族真正的全力以赴，而不是「掌握權力，進而貪腐」。這其實是2015軍改走到今天的最終形態。

四、為何這讓部分台灣與西方評論者突然感到不安？

因為長期以來西方陣營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敘事基調一向是：
解放軍腐敗、山頭林立、戰力堪憂。
但如果山頭真的被清空，腐敗鏈條被拆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輕、更實務、更直接服從的指揮體系，那過去建立在「他們會先亂掉」之上的判斷，會瞬間失效。
一支更乾淨、更有效率、內部更一致的軍隊，遠比一支貪腐內耗的軍隊更具威懾性。

五、真正值得注意的：北京近三年的重心，並不在「如何開戰」。

從政策、學術研究、法律制度與行政準備，我們可以看到另一條線索：
2022年之後，大量出現的不是戰術研究，而是在地方基層的治理上：
1. 融合治理
2. 基層網格化管理
3. 數位社會治理
4. 行政、戶籍、金融、社保制度銜接研究
5. 對台融合發展示範區的具體化
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打仗，而是為了：接手一個具明顯差異性的社會並進行治理。
當外界還在推算你到底「何時動手」，北京投入的資源，卻更像是在準備「如果局勢改變，如何接手」。這意味著，在北京的規劃裡：「戰後」的準備，可能比「開戰」本身更早被投入資源。

六、為什麼習近平的權力看似不穩，卻始終無人能撼動？

外界對中國大陸常用的邏輯思維通常是：
經濟差 → 中產不滿 → 政權不穩。
經濟壓力在上升，中產焦慮擴大，地方財政吃緊——這些都是真的。
但另一件事也是真的——底層沒有被放棄。

這些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偏鄉大規模扶貧、教育、基礎建設與階層流動敘事，形成了一個極關鍵的效果：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兵源與基層社會，仍然與國家敘事高度綁定。
這使得發動軍事政變的社會民怨基礎幾乎不存在，連西方想要進來搞顏色革命都難上加難。
連地方財政困境，都因此強化了中央的控制力。人民不會因為吃太飽而造反，反而會因為吃不飽、穿不暖而揭竿起義。當地方必須依賴中央兜底，而中央又確實能照顧到地方，地方對中央的忠誠與服從反而提高。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反而是強化中央集權的常見機制。

結語：若此事為真，它代表的不是混亂，而是完成。

張又俠若真的出事，意義不是「解放軍要出大問題」，反而可能是「解放軍完成最後一輪權力重組」。
從「將軍治軍」轉為「指揮體系直接服從最高軍事意志」、從「資歷與山頭」轉為「實務與效率」。從「依賴威望」，轉為「依賴服從」。這當然會讓西方世界感到不安，因為：
一支更乾淨、更年輕、更直接、更有效率的軍隊，比一支貪腐內耗的軍隊，更具現實威懾力。
也難怪，這一次，某些還算看得清楚事實的評論者語氣悄悄變了。
因為如果這些變化是真的，那麼北京真正長期準備的，可能早已不是「何時開戰」，而是——一旦局勢改變，如何接手並治理。

美方釋放出消息，張又俠涉及洩露核武機密給美國。筆者判斷這消息不可信。理由︰

一、這是美方釋放的消息，由對美國的得失判斷

此消息之意義，表示美方之間諜工作失敗，對美為失分，且嚴重破壞中美關係，使兩國關係陷於高度緊張。
但此消息同時代表中共最高軍事首長通敵，可打擊中方士氣。

以此觀之，若此消息為真，則對美而言，前者分量大於後者，美不但不應主動釋放此消息，還應該在消息傳出後加以否認才對。
反之，若為假，則後者的作用遠大於前者，故美方樂見消息散佈。

二、以張又俠之出身與資歷，並無任何為錢或為其他原因而出賣國家之理由。

若非為洩密，習為何罷張？

一、張有貪腐，習早知之，然予以包容。（以上出自網路可靠之分析。）然此次果斷處置，而不以王岐山模式或楊白冰模式處理，最大可能是，習自苗華、何衛東等人處，得知張隱瞞了重要的貪腐事實，且有其他重大越權之事，如拉幫結派。

二、習果斷處置，可以彰顯其軍中地位穩固，同時加速軍隊人事更新，徹底擺脫「徐（才厚）郭（伯雄）餘毒」（其實是自八十年代軍隊經商起即有之腐敗傾向）。

關於軍中肅貪為攻台前兆之說，亦不可信。

一、目前中共的大政方針，可確定為「戰略進攻，戰術防守」。即：
戰略上要主動創造「回到二戰後之國際秩序」，即推翻美國為反共而與日本及亞洲諸國建立的聯盟關係，並順帶收回台灣。
但在戰術上，力行和平崛起，不會主動求戰。但因戰略的進攻，不能不防美、日等㝷釁攻擊，故必須切實做好備戰。也就是說，中共積極備戰不假，但並非為發起攻擊，而是做好「兜底」的準備。

二、因此，加強肅貪與罷張等，確為加強備戰，但並不是為了攻台，對台仍以和平統一為主。

繼2025年10月中共將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在內的9名上將因貪腐的罪名開除黨籍軍籍，前兩天中共宣佈正在對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軍委委員、解放軍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進行調查，兩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習近平對中國軍事高層的整頓真是非常嚴厲。

「嚴重違紀違法」是很籠統的罪名，對於張、劉這類案件，大陸官方一般不會說明內情。這不難理解，高階將領犯錯很可能涉及國家安全或機密，而且對國家不是體面的事，何必多說？此外，士可殺不可辱，高階將領都曾對國家有貢獻，更不可辱。公開他們犯錯的內情，他們恐怕難免受辱，因此不可取。雖然內情不會公開，張、劉的垮台多半仍是因為貪腐（大陸社論透露可能也有政治原因，張又俠似乎不遵從習的領導，違反了中共的黨指揮槍原則，在此不論）。

習近平主政13年，打擊貪腐和推動依法治國是他的重要工作，然而反習者或反中者總指控他藉打擊貪腐之名，清除權力的競爭者，及培植自己的勢力。這些將領大多是習提拔上來的，可說屬於「習家軍」，他們一旦犯錯，立刻受到懲處罷黜，顯示習並無私心（尤其張又俠和習是世交，两人的父親都是中共高幹，革命時曾共事），用人唯才唯德。習藉打擊貪腐之名，清除權力的競爭者，及培植自己勢力的指控，於是不攻自破。

解放軍貪腐為何如此普遍？不僅軍，須與黨政、社會一起考慮貪腐的難題，至少有3個原因：

中國的軍事單位在1998年以前曾廣泛經商並開辦大量公司，主要隸屬於解放軍各軍兵種、總後勤部等。著名的例子包括保利集團、中國新興集團、中國聯合航空公司等。1998年後，中央下令軍隊停止一切經商活動，這些企業才與軍隊脫鉤並重組成為國有企業。 當年軍事單位開放經商是「開放改革」的一種嘗試，因為國家窮，難以為軍人加薪，希望軍人在本薪之外，能得到經商的紅利。然而軍人見慣了經商的紅利後，就容易與商人掛鉤，開啓了貪腐之門。

筆者看過一齣大陸反貪腐的戲劇，一位中高階的地方官員原來是廉潔節儉的，他的兒子想要出國留學，他負擔不起，因此收了廠商的紅包，從此就淪落了。這樣的貪腐不會發生在比較富裕的國家，因為富裕國家的中高階官員大多負擔得起出國留學的費用。一般而言，富裕國家較少貪腐，因為官員幹部的收入較高夠用，於是不願冒貪腐被抓的風險。大陸社會離富裕國家還有一段差距，因此貪腐較多。

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在野黨為了爭取執政，有強烈動機監督揭發執政黨的貪腐（但也會有政黨惡鬦、寃案錯案、執政黨利用司法迫害在野黨的缺點）。中國大陸沒有在野黨監督揭發貪腐，打擊貪腐於是多半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決心和政策，習近平以前的最高領導人都對打擊貪腐不夠積極（因為打擊貪腐可能得罪自己人），因此使貪腐普遍蔓延。

貪腐是大陸多年來累積的難題，習近平鐵面無私的打擊貪腐，是他執政最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