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談台灣「仇中」情緒的由來及其化解之道 | 卜算子

二二八之於「反中」,是因?因果?

二二八又要到了,在眼下的台灣,紀念二二八,幾乎與「台獨」畫上等號。在台獨的論述裡,二二八與台獨到底是怎樣的關係?二二八之於台獨,是「因」還是「果」?是「二二八本身就是一場台獨的運動,但遭到國民黨無情的鎮壓」呢?還是「二二八只是反抗惡政,但被國民黨無情鎮壓,造成了我台人堅持要獨立之決心」?似乎沒看到過很清楚的論述。但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二二八」給了台獨強大的情緒基礎,就是「台灣人一直被中國人欺負」的悲情。管它是因是果,只要有了這個情緒,就有利於「去中」、「反中」,就有利於往「台獨」邁進。

換言之,二二八對台獨來說,最重要的是,它動員了大家的「反中」之情緒,為台獨提供了強大的情感動力。二二八的事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二二八所造成的情緒動員。現在的問題是,這一股「反中、仇中」的情緒,它真的是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或是另有什麼別的原因,只不過以二二八為一個藉口而已?

對反台獨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找回台灣人的中國情,是要化解台灣人反中、仇中的情緒;那麼,必須了解這股「反中」情緒的由來,才能對症下藥。這當然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馬英九八年總統任內,不斷地為二二八道歉賠罪,就是因為他以為「二二八」是造成台獨情緒的根源,唯有解開二二八的仇,才能化解台獨情緒。不只馬英九,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想,包括很多極力想要澄清二二八事實的人。他們背後的邏輯都是:二二八並非中國人迫害台灣人,不是你們所想的那樣,所以,你們仇中,是完全搞錯了,你們上了民進黨及台灣皇民歪曲歷史的當。這些人或許反對馬英九,那是因為他們認為馬英九的歷史認知錯了;但他們認為要解開二二八這個結,才能化除台灣人的仇中情緒,這個觀點則與馬英九是一致的。

筆者多年來也一直是持此觀點。但近年來,我發現我錯了。事實上,二二八並非台獨情緒的來源,而只是台獨情緒藉以「正當化」的一個理由,一個藉口。準確的說,就是一九四九以來,台灣社會一直有一股對「中國」(以「外省人」為代表)不滿的情緒,而當「二二八」不再是禁忌時,就以此為由,找到了一個渲洩情緒的出口。渲洩之不足,就由「反外來政權」、「反中」一路延申至「台獨」;「台獨」遂成為此一情緒的終極嚮往,或說成為滿足此一情緒之終極幻想。

那麼,這個「反中」情緒是怎麼來的?這就不得不回溯到一九四九年的「外省人」大舉入台。此後的三、四十年,「省籍情結」曾是台灣社會或明或暗的一大問題,(四十歲以上的人應對此印象深刻。)所以,一切還要從一九四九說起。

外省人盤據了社會上層

一九四九年前後,大量的外省人移入台灣。社會學者丁庭宇曾指出,這是一個非常態的移民。移來的人口除了數量大(據一般的說法,當時台灣人口六百萬,外省人移來了二百萬,是在地人的三分之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移民。首先,他移入了一個中央政府。就社會生活來說,它移入了一個本來沒有的「首都生活模式」。也就是說,不是一個社會從上到下各階層常態分佈的、漸次累積的移民,而是社會兩個極端階層一次性的大量的移民:屬於下層的士兵,與屬於社會上層的各界精英,在極短的時間內,一下子擁入了台灣。

跟著蔣介石到台灣來的人,首先當然是國民黨政界高層,然後是公教人員,大量的學術精英,還有怕被共產黨清算的資本家與商人。就人口素質來說,說這些人是大陸上的「精英」並不為過,甚至許多是精英中的精英(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來了三分之一)。這些人來到台灣,首先是要工作、要吃飯;隨著中央政府在台重新建立,這些人就成了「政府高層」,甚至籠罩了政府中層與低層。學界的情況也一樣,幾乎絕大多數的「老師」都是外省人,大學太少,來的教授太多,只好去教中學,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所以造就了建中、中一中、南一中等校的超級名師。李傲的父親李鼎彝先生即其中一員。)工商界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上層的管理者幾乎都是外省人。

這種「中央政府」式的移民,帶來了台灣人所陌生的國家意識形態(反攻復國),而且是伴隨戒嚴舖天蓋地式的來,對台人之心理衝擊,是不難想像的。但我以為,真正比較嚴重的衝擊,是實質性的社會地位、利益的衝擊。首先,這個「中央政府」建立在台灣,確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分,這就令人不舒服了。其次,在一般性的社會職缺上,這就雖然這些「精英」們在台灣沒有龐大的親族,也沒有土地,但因為人數多,加上「淪落異鄉」的漂零之感,使他們透過同鄉會、同學會等關係網,互相照顧,彼此拉拔;於是即便是位階較低又孤身一人看似無依無靠者,亦可比同位階的本省人更有人際關係上的優勢。所以,儘管有數量龐大的無依無靠、孤苦零丁的老外省人(以老兵為主),但看在本省人眼裡,仍然覺得「上層社會為外省人所盤據」,「外省人是特權階級」;類似的印象其來有自,不能說沒有事實的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本省人不滿外省人,歧視外省人,乃致仇恨外省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絕大多數人都把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不滿歸因為「二二八」,我看並不準確。「二二八」只是個單一是事件,其原因是多重的;依常理,不可能在五、六十之後還有濃重之「情結」。即便再加上後來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與「屠殺」好了,真正受害的家庭,放在人口比例中,仍屬極少數。全部的本省人都為那受害的少數人抱不平而憤恨了五、六十年,這樣偉大的「道德情操」,實在是說不通的。(為了硬要「說通」,所以他們要極端強化二二八的凶狠殘酷,把所有台灣人都說成是受害者,其實這都遠遠偏離的事實。)「二二八」之所以鬧騰不休,與其說它造成了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仇恨,無寧倒過來說,它是本省人厭惡外省人情緒的一個藉口,一個「由頭」,一個方便利用、號召、辨識的旗幟,而不是它本身有這樣大的作用。真正造成本省人對外省人厭惡與不滿的,是「外省人盤據社會上層」這樣的結構性因素。

有「個人性」的歧視,沒有「制度性」的歧視

那麼,這些社會上層的外省人,是否有歧視本省人的行為呢?基本上,絕大多數的外省人都是「二二八」發生之後才來到台灣的,他們與本省人之間並沒有結下樑子,更談不上仇恨。屬於情緒上的歧視,確實有,而且可能還不少,但基本上,這可以是一種「看不慣」或是一種「優越感」,主要不是「外省」對「本省」這個因素在作祟,而是「精英」對「庶民」的關係,「城裡人」對「鄉下人」的關係;只不過,十分不巧的,這劃分與省籍劃分是重疊的,所以就被歸類為「外省人」對「本省人」的岐視。事實上,也有許多的本省人對外省人產生優越感,那是因為他們接觸的外省人是屬於另一個極端,即「老兵」這個層級;諸如「拿槍的士兵以為水龍頭裝到牆上就會流出水」之類的故事(其實已被考證為虛構,為外國流入的「梗」),解嚴以後就經常在媒體上流傳,給人一個印象,好像外省人就是老粗,全靠手上那枝槍,以暴力來統治台灣。

言歸正傳,外省人之中,確實有不少人存有看不起台灣人的情緒;但這種情緒要化為行動,比如說,反對兒女與本省人交朋友、反對通婚、反對聘用本省人等等,就要少的多。並不見得是「外省人」的道德情操多麼高尚,而是因為他們很清楚的認識到,「本省人」畢竟是在地人,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更何況本省人佔多數,所以絕無必要得罪本省人。(既然是移入的外省人是「上層精英」,自然不會沒有如此基本的認知能力。)那些趾高氣昂、耀武揚威的外省人,多半都是些成色不足的「二桿子」、「半調子」,構不成主流。

在個人行為上岐視本省人雖然有,但不是很多;最常見的是在人員的聘用與升遷方面,是有一些人會有「人不親土親」的徇私;某些本省人對外省人深惡痛絕,覺得「不公平、被欺負」,往往與他們曾經遇到這樣的經驗有關。但在某些圈子之中,這樣的徇私是微乎其微的。比如說,某些特別照顧學生的大學教授,是完全不分省籍,甚至受到照顧的本省籍青年還要更多些(因為人口比例與社會層級分佈的關係)。以致於解嚴至今的三十年,許多台籍精英與他們的「恩師」政治立場已完全不同,但「恩師」去世,還是不免要寫感謝當年照顧栽培的紀念文章。這樣的情況,在筆者個人所知的範圍中,就有好多起。畢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老師的至樂,是不分省籍的;何況照顧學生本沒有名額的限制,不會有取捨之間的緊張性。

在個人行為上,我們可說,是有一些歧視;但在制度上的歧視,則真的是完全不存在。自李登輝起至今二十多年,台灣某些媒體天天攻擊國民黨,但就是舉不出有任何一條法規是歧視性的。講來講去就是「小學時說台語要罰錢」,但可以舉出公文來證明嗎?政府要推行國語是天經地義,在大陸上也是這樣做啊!更何況「外省人」各有自己的方言,並非都是天生講國語者。「講台語要罰錢」,是某些本省籍老師自動延續日本時代推行「國語」(日語)的作法,而非國民黨政府的行政命令。至於限制黃俊雄布袋戲的播出,只能說是「推行國語」中的一個失策,忽視民意,並非歧視。(如果是歧視,那一開始就不會讓它上電視啊!那時電視台不都在政府手裡嗎?)在念書、考試、就業、當兵、出國、居住、交通、經商……等等所有的國家政策上,都沒有任何的不公或歧視。(阿扁貧戶出身,升學、考試、拿獎學金、當律師…,沒有一樣是受到歧視性不公待遇的。)看到一些媒體常說國民黨不如日本政府,不免覺得悲哀又好笑。日本是殖民政權,在台灣的一切建設,其好處是要拿回日本去的,留在台灣的只是少數。而國民黨及兩蔣政權,再怎麼混蛋、無恥與邪惡,他們也知道除了台灣他們無處可去啊!他們有什麼本錢可以歧視台灣人呢?台灣人「出頭天」至今三十餘年,可有找到兩蔣把台灣的財富移往國外的證據?(倒是阿扁移出去了不少。)若說孔宋家族貪污,貪的也是大陸的錢,並沒有貪到台灣的頭上。

總而言之,台灣的省籍情結,如實而論,並沒有人為刻意的因素,而是歷史的因緣際會造成的。國民黨移入了一個整體性的「上層結構」,而非只是取代日本人成為「統治階級」。殖民統治與被殖民者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國民黨政權之於台灣,顯然並非如此;只不過由於早期的形格勢禁,中央政府中只有少數的「半山」作為點綴。國民黨(外省人)並非殖民台灣,國民黨政府在意義上也遠不同於日本的殖民政府;只因為移入的是「中央政府」規模,是台灣本來所沒有的,所以一定會對台灣的文化與社會造成衝擊。

本省人的委屈抑鬱

時至今日,外省人第一代多已老去,今天社會上的「外省人」,都是台灣生長的第二、三代;這與第八、九代的外省人(也就是本省人)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早年那些結構性的因素也隨之消失,台灣基本上已不存在省籍問題了。然而,當我們再回頭看這段歷史,其所造成的影響與代表的意義,則未能在台灣人(現今生活在台灣的人)之中取得共識。例如,被時代所犧牲的老兵族群與感覺受到壓抑的老一輩本省人,同樣有委屈之感,但對過去這段歷史以及對兩蔣的看法卻迥然不同,這又是為什麼?

其中的差異,就是對歷史的認知與詮釋不同。老兵雖然被國民黨「綁架」而來,但他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來到台灣,他們的生活其實會更慘。尤其在開放探親之後,更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在老本省人的心目中,卻一直覺得如果國民黨不來,他們的日子會好的多。直到今天,一些台獨媒體還是不斷地宣傳此一論調。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國民黨不來台灣,台灣會更好嗎?

如果國民黨不來台灣,那麼,台灣的情況只有下列幾種可能:

  1. 共產黨佔了台灣。產黨佔了台灣,那麼,連不流血的土地改革都不可能了,更不要說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台灣會比今天好?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2. 如果美國搶在共產黨之前佔領了台灣,台灣如某些人所願的成了美國的托管地,那麼,台灣會比今天好嗎?首先,毛澤東可能就難以忍下這口氣;現今的歷史研究已經說明,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之後,毛因為確知蔣不會與美國人扭到一起(因蔣不願聽美國建議放棄金門),因而放鬆了對台的軍事壓力,並稱贊蔣不失為一民族主義者。如果台灣落入外國之手,那麼,就算毛能忍住不打仗,台海也必定出現高強度的軍事對峙,於是,台灣最好的狀況就是成了另一個關島。請問,今天會有人認為關島好過台灣嗎?
  3. 如果讓日本繼續佔領台灣。雖然因為日本戰敗而使這可能性已不存在,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想一下。就算日本不再對台殖民,而給台灣國民待遇,那前述的情況(中共不能忍受)依然相同,台灣的價值仍然只在軍事方面。就算一切天時地利人和都對台灣好的不得了,台灣最多最多就是今天的琉球。那麼,今天台灣引以為傲的一切,如高科技等等,琉球有嗎?今天有台灣人願意與琉球互換嗎?
  4. 如果台灣獨立了,並且受到美、日的卵翼與扶持,讓共產黨打不過來;這也許就是許多獨派心中最好的狀況。若果如此,請問誰來擔任台灣的領導?台灣當時的「精英」,都是地主階級,如何指望他們完成土地改革?(日本人在台五十年,並不進行土地改革;因為他們只要台灣的出產。至於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反而方便日本人的控制。)就算他們都道德高尚不牟私利,放棄田產發展經濟,但治國人才從那裡來?日據五十年,並不為台灣培養人才啊!台灣的底子甚且不如南韓(人口、面積、天然資源、歷史積淀…),而中共又較北韓強大數十百倍,台灣的發展如何能超前韓國?(台灣經濟落後於韓國,是民進黨執政之後的事。)二次大戰後的新興國家多的是,接受美援的國家也多的是,那一個可以比台灣好?台灣若獨立,憑什麼會是例外?

以上任何一種狀況,就算把它的優點極大化,也不能如同國民黨般,為台灣帶來大量的、全方位的高端人才。不是國民政府遷台,胡適、錢穆、吳大猷、錢思亮、梅貽琦、蔣夢麟、張大千、溥心畬、…名單可以列的好長好長,這些文化學術界的「大咖」都不會來台灣,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這些經濟幹材也不會來台灣;不論把台灣交給美、日、或是獨立,都不可能有大量的第一流的學者專家名流來台灣,並且終身供獻於台灣。這些人來了,就「佔位子」來說,當然產生「排擠效應」;但對台灣整體發展而言,毫無疑問的是一項無可取代的超級大利多。

台灣是「幸」還是「不幸」?

在中國文學裡,有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之說;今天我們亦可套用此句:「中國不幸台灣幸」。這中國的「不幸」,姑不論發生在大陸的部分,僅以台灣來說,固然包括第一代外省人的離鄉背井、流離失所;但也包括了老一代本省人的委屈與抑鬱。若說國民黨治下的「白色恐怖」,那並不分本省與外省;坦白說,台灣不論由誰當家,只要身處美國全球反共的第一線,就必然免不了軍事對峙下的人權緊縮與「抓匪諜」的社會氛圍。連隔著一個太平洋的美國都有麥卡錫主義,台灣憑什麼就可以是一派祥和的歌舞昇平?

台灣的這點「不幸」,若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中觀察,其實是「萬幸」。乙未割台之後,台灣固然死了十幾萬人,並受到日本人的壓榨;但無可諱言,日本人也帶來的較為現代化的基礎工、商業與社會管理。這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日據時代,台灣人心向祖國,大陸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台灣文人均可以組社團桴鼓相應;但發生在「祖國」的一切內戰與動亂,則波及不到台灣,這不能不說是又一次幸運。二次大戰,歐亞大陸赤地千里,能幸免者幾稀?但因麥克阿瑟不顧戰略優勢而執意要實踐「我將再來」的諾言,捨台灣而直取菲律賓,所以戰火亦未直接燒到台灣;台灣受到的損失,不但與中國大陸完全不能相比,甚至比日本都要輕微。(日本好歹受到盟軍的狂轟猛炸,也嘗了二顆原子彈。)台灣可說又躲過一次浩劫。國共內戰,中共建國與國民黨來台,這回台灣受到的影響與衝擊是有了,還發生了「二二八」,但比起大陸「千萬人頭落地」的烽火連天與連年政治運動,那也就不算什麼了。更何況前述的大陸籍高端人才的大量來台,對台灣是「短空長多」,使學術、教育、文化、科技…等水平迅速提升,「民至於今受其賜」;這難道還不能說是台灣的「萬幸」?

「悲情史觀」將伊於胡底?

老一代本省人因委屈抑鬱而產生的「悲情史觀」,我們可以理解。但當他們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現今的台灣人還要延用「悲情」觀點,如果不是愚昧、幼稚,那就只能說是居心叵測了。

古巴是美國東南方的一個島,面積是台灣三倍,約為美國的九十分之一(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二百六十六分之一),人口約為美國的三十分之一(台灣是大陸的六十分之一),與美國也是隔著一條一百多公里的海峽,人種也是以歐洲移民為主。請問有沒有人認為,古巴應該領先美國,或至少與美國分庭抗禮呢?先天的地理環境因素,其實就決定了許多事情。台灣能有今天,無寧是非常幸運的;一百多年來,中國大陸的衰敗與連年戰亂,給了台灣獨特的機會。台灣能在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中因禍得福、趨吉避凶,坦白說,真不是我們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我們的運氣使然。我們應該有的是「幸運史觀」「惜福史觀」,而不是「悲情史觀」。悲情史觀可以反映出老一代本省人的抑鬱,但卻不能解釋台灣一百多年來的命運。反之,「幸運史觀」才使我們更清楚的看清自己的位置。即便到了現在,中國大陸逐漸成為正常的國家,但台灣也沒有因為地理的因素而被邊陲化;那是因為大陸選擇了「和平崛起」的戰略,不想在經濟發展之外另生事端,因此對台灣極盡攏絡之能事。換言之,幸運之神又再次眷顧了台灣,台灣好的「運氣」仍然沒有走完;我們如不能如實地了解而因勢利導加以珍惜,反而偏要逆勢操作,恣意妄為,…,則不但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恐怕還要應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話。

正確的歷史觀,可以充分的說明事實,釐清層次,廓清迷霧,使我們可以從紛繁的事件之中超越,看清大局,激發信心,受冤抑的情感也可以釋懷。反之,錯誤的歷史觀,眉目不清,治絲益棼,使人迷於種種矛盾的訊息之中,結果只能偏聽偏信,自陷偏執。

過去數十年來,台灣本土派為了凝聚人心,向國民黨奪權,「悲情史觀」縱然部分地扭曲了歷史,但卻可以充分發揮鼓動情緒、激發力量的效用;可以說,有他的工具性作用。如今,台灣政治、社會格局已翻然丕變,如果還要沿用「悲情史觀」,則不但找不到鬥爭、打倒的對象,也看不到正確的發展方向,徒然使自已深陷自我暗示的悲情之中,怨毒積惡,自誤誤人。

結語

最後,我們總結的看,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數十年間,本省人有厭惡外省人的情緒,可以理解。部分人因此而有了「反中」與「獨立」的想法,我們雖然不能同意,但也可以理解。不同意,是因為若真的在那時就「台獨」成功了,台灣只會更壞,不會更好。但可以理解,則是因為能夠以同理心看待某些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下的情緒反應。然而,那個時代畢竟已經過了。而在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情緒反應,卻賴著不肯過去,這是什麼道理?這就不能不歸結為「人為地挑撥操弄」。操弄的原因,當然還是因為這種「情緒動員」仍是最容易「騙選票」的工具。然而,昧於事實,不能用大格局正確的看待歷史,則必會被歷史所淘汰。十分不幸的,台灣的政治、媒體、乃至教育,仍然「悲情史觀」當道,繼續迷惑我們善良的大眾,以猵狹的觀點愚弄我們的下一代。台灣人還要被這種過時的、無謂的、本不該再存在的情緒給綁架多久呢?事關自己的命運與前送,希望我台灣同胞能夠猛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