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 | 郭譽申

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是因為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科學革命一般被認為始於16世紀,比工業革命早約兩百年。科學革命對工業革命既有思想啟蒙作用,後來科學成果被用於工業,更強化了工業的影響,使工業化成為人類社會的革命性改變。科學革命影響重大,為何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在此科學指自然科學,並包括數學。

稍涉獵科學史就知道,科學革命時期開始了科學發現的大爆發,在此以前的幾千年,科學的進步非常緩慢,只是零零星星的偶而出現在世界各地。怎會如此?世界一定有某些重大改變才導致科學革命的出現。中世紀後期開始(12-3世紀),歐洲逐漸出現許多大學,部份大學有科學課程,經過三、四百年的科研努力,終於產生了科學革命的大突破。

中世紀歐洲的大學最主要的課程是天主教神學(每個大學生必須修習神學),有些大學僅教授神學,但有些大學也教授一些其他學問,如科學。雖然科學不如神學受到重視,大學裡的科學教授像神學教授一樣,可以一輩子以研究、教授科學為生。隨著大學的增加及科學教授的增多,科學教授於是會以研究成果彼此競爭;一個科學教授若有重要的科研發現,立刻會聲名大噪。當時雖然科學還少有應用,科研競爭就好像現代的運動競賽一樣,驅使科學教授全力以赴,也使更多大學增加科學課程。這樣的科研環境是大學出現以前不曾有過的。

中世紀時中國的經濟狀況優於歐洲,因此宋朝時就出現很多書院,早於歐洲的大學。然而中國自漢朝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所有的書院都只研究、講授儒學相關的學問,而不涉科學,自然不可能導向科學革命。

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因為部份歐洲的大學自始就有科學課程,而中國的書院普遍沒有科學課程。為什麼會這樣?有些人認為,歐洲大學有科學課程的主因是承襲了古希臘的科學傳統。筆者卻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歐洲是小國林立,自然比較多元化,因此有些大學有科學課程,而有些大學沒有;然而中國很早就大一統,獨尊儒術,因此所有的書院同樣都沒有科學課程。若歐洲像中國一樣大一統,歐洲也可能會獨尊神學、罷黜科學,因為古代的科學成果(包括古希臘科學)幾乎都是無法證實的臆測(並且被現代科學證明是錯誤的),誰知道幾百年後科學研究可以有許多重大突破!

中國科學的落後也因為明末到清朝雖然逐漸接觸到西學,但是龐大陳舊的國家和人民要從不重視科學改變為重視科學,非常遲緩,非要等到五四運動之後全民才逐漸改變態度。

中國科學曾經大幅落後,讓部份中國人對科學沒有自信,擔心中國搞不好科學,尤其是基礎科學,即使中國的應用科技已經大致追上世界水準。回顧科學革命的關鍵在大學以及人們對科學的重視,現在後者不成問題,因此中國只要辦好大學就可以了。近年中國大學的水準已頗有提升,是可喜的現象。

對「為何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 | 郭譽申」的一則回應

  1. 在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一書序言中,表示該天文學研究的目的在指出宇宙的均衡、有序、和諧,以彰顯上帝的榮耀(有些人懷疑這個序言究竟是不是哥白尼本人的意思。懷疑者猜測可能是他的學生為迎合當時教會的立場而做此陳述。不過,這本書是哥白尼畢生的研究心血,他的學生應該不會違背他本人的心意寫些違心之論。何況,哥白尼本人是神父,曾經在教會擔任幹部,甚至曾經成為主教候選人。還有人批評他“自以為是受到了上帝的啟迪”,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不是他本人真實的想法。再者,有些主教還曾經鼓勵他早點出版這本書。表示當時教會還沒有形成明確反對他的天文學觀點的立場。換言之,他也沒有必要為了迎合教會立場寫出違心之論。

    哥白尼本人對天文現象的好奇心,顯然是最重要的研究驅力。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也幫助推動持續、立場堅定的研究。(他的獨身生活,可能也幫助他得以完成相關的研究)

    一位哥白尼天文學說的粉絲布魯諾,後來因為大力宣揚地動說,被教會火刑處決。這個悲劇或許可以看成是基督教會阻礙科學發展的證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布魯諾本人也是基督教教士。他的狂熱信念帶有宗教意味。

    重要的是,相對而言,中國似乎不曾進行關於天文學體系的爭辯(清初教士湯若望改曆法帶起的天文爭議應該視為例外情況)。中國似乎一直沒有地“球"的概念,直到受了西學的影響。中國人過於務實的思想傾向限制了這種思辨與研究。

  2. 傳統中國社會裡的人際關係基本上是上下權威關係,一直缺少平等關係下的互動模式。思想受到權威關係的限制而流於僵滯。此外,過於看重人際實務,對抽象原理性的思考欠缺興趣,限制了科學的可能發展。

  3. 對我來說,傳統中國社會的發展、演變,受到傳統人際關係模式的影響非常深遠。而典型的傳統人際關係模式是上下權威關係,很少平等的關係,也缺少可參考的平等互動模式(新認識的人彼此要敘年齒,以便分出長幼之序,否則彼此很難互動)。上下權威關係限制人的自由思考,也限制了可能的思想進步空間,包括科學發展也同樣受到限制。

    上下權威關係的傳統人際模式,很可能也成為近代中國民主化的重要阻力。簡單說,人際之間不能平等互動,就很難真正走向民主化。在上位的人期待他人服從,如果不服從就會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相對地,在下者也很默會地願意服從,叫他違抗在上位者的意志,他會由衷覺得不安。如此,如果實行民主制度倒讓人覺得行事礙手礙腳。

    傳統人際關係模式對於民主化的影響應該還不僅於此。專制制度除了藉著這種關係模式而得以有效運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專制制度幾乎是難以取代的政治制度選擇。因為理性溝通模式難以建立,所以民主化幾乎必然導致混亂。而理性溝通模式之所以難以建立,恰又因為這種上下權威關係的傳統人際模式。

    想想看,在柏拉圖的對話錄裡,是幾位思想家在平等對話,各自展開自己的思想,而逐步推出最合理的問題答案。但是,論語的對話模式卻大不同。論語的對話模式是生問師答。老師代表權威知識之源,很少被質疑,更幾乎不可能最後被否定。這種對話模式,反映了上述的人際關係模式,而也無形中壓抑了理性溝通模式的可能開展。最後,也限制了文明進步的可能。

  4. 我大體接受郭教授上述的見解:傳統時期大一統專制國家不利於科學發展。但是,我覺得關於原因的討論恐怕不宜止於此。這裡的答案很可能只是答案的一部分,也許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希臘文明的影響仍然值得被注意。此外,下面想再補充兩方面的可能影響因素。一則涉及傳統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模式,一則涉及基督教文化的作用。兩者應該互相有關聯,但是並非完全重疊。
    對我來說,傳統中國社會的發展、演變,受到傳統人際關係模式的影響非常深遠。而典型的傳統人際關係模式是“上下權威關係”,很少平等的關係,也缺少可參考的平等互動模式(新認識的人彼此要敘年齒,以便分出長幼之序,否則彼此很難互動)。上下權威關係限制人的自由思考,也限制了可能的思想進步空間,包括科學發展也同樣受到限制。
    上下權威關係的傳統人際模式,很可能也成為近代中國民主化的重要阻力。簡單說,人際之間不能平等互動,就很難真正走向民主化。在上位的人期待他人服從,如果不服從就會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相對地,在下者也很默會地願意服從,叫他違抗在上位者的意志,他會由衷覺得不安。如此,如果實行民主制度倒讓人覺得行事礙手礙腳。
    傳統人際關係模式對於民主化的影響應該還不僅於此。專制制度除了藉著這種關係模式而得以有效運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專制制度幾乎是難以取代的政治制度選擇。因為理性溝通模式難以建立,所以民主化幾乎必然導致混亂。而理性溝通模式之所以難以建立,恰又因為這種上下權威關係的傳統人際模式。
    按照前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秦暉的看法,秦以後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大體都是“秦制”:陽儒陰法路數的專制統治模式。按照我的想法,秦制得以延續二千年,更深層的理由就是上述的上下權威關係的傳統人際模式。當然,專制體制很可能讓這種人際關係模式更鞏固,乃至被強化。但是,這種人際關係模式終究是先在的因。
    想想看,在柏拉圖的對話錄裡,是幾位思想家在平等對話,各自展開自己的思想,而逐步推出最合理的問題答案。但是,論語的對話模式卻大不同。論語的對話模式是生問師答。老師代表權威知識之源,很少被質疑,更幾乎不可能最後被否定。這種對話模式,反映了上述的人際關係模式,而也無形中壓抑了理性溝通模式的可能開展。最後,也限制了文明進步的可能。
    至於基督教對於西方科學發展的影響為何?郭教授似乎暗示說基督教對科學發展的影響是負面的,主要是一種阻力。幸虧近代西方小國林立,故基督教難以全面壓制科學的發展。
    對此,我看法有異。基督教確實可能在某些方面對科學發展產生了阻礙作用,但是,這並不是全部的故事劇本。基督教在某些方面也對科學發展起到積極作用。而且,這種積極作用還可能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首先,我認為宗教信仰讓人擺脫一種自然的務實生活態度。大體上,我認為傳統中國文化就偏向重視實務面,對於和現實社會缺少明顯、切近關係的事物就缺乏興趣。而這種過度的務實態度可能對科學研究產生阻礙作用。科學或許對科技發展有利。但是,未必一開始就如此,往往是科學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後,才能幫助科技發展。初期的科學研究,可能顯得不務實,而易遭人冷落。總之,中國人可能過於看重人際實務,對抽象原理性的思考欠缺興趣,從而限制了科學的可能發展。
    我們且看看16世紀哥白尼的天文學研究的歷史。他幾乎耗了畢生心血研究天文學,但是,很難看到他從這個研究中得到什麼好處,至少在他在世時是如此。他的“天體運行論”一書出版,就在他彌留將逝世的一刻。而且,書出以後,其實讀者也非常有限。也就是說,他的天文學研究並沒有為他帶來什麼名與利。那麼,他又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心血來做這些研究呢?
    在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一書序言中,表示該天文學研究的目的在指出宇宙的均衡、有序、和諧,以彰顯上帝的榮耀。如果他的研究動機確實如此,這是一種宗教動機。至少,宗教倫理可能是驅動他研究的原因之一。與信仰內容對話,這是許多信徒的重要心理活動。而這種活動卻也可能是科學之所以得以開展的理由。也許這種理由並不那麼普遍,但是,重要性卻還是不能被低估,尤其在科學革命的開端。哥白尼本人對天文現象的好奇心,也許才是最重要的研究驅力。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也幫助推動持續、立場堅定的研究。此外,他因為宗教而維持終身獨身生活,這可能也幫助他得以完成相關的研究。
    有些人懷疑哥白尼書裡的序言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懷疑者猜測可能是他的學生為迎合當時教會的立場而做此陳述。不過,這本書是哥白尼畢生的研究心血,他的學生應該不會違背他本人的心意寫些違心之論。何況,哥白尼本人是神父,曾經在教會擔任幹部,甚至曾經成為主教候選人。還有人批評他“自以為是受到了上帝的啟迪”,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不是他本人真實的想法。再者,有些主教還曾經鼓勵他早點出版這本書。表示當時教會還沒有形成明確反對他的天文學觀點的立場。換言之,他也沒有必要為了迎合教會立場寫出違心之論。
    一位接續哥白尼天文學說發展的意大利教士布魯諾,後來因為大力宣揚“異端”天文學說,而被教會火刑處決。這個悲劇或許可以看成是基督教會阻礙科學發展的證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布魯諾本人也是基督教教士。他的狂熱信念其實也帶有宗教意味。值得順帶一提的是,在基督教歷史中,不乏一些教士基於其信仰提出了一些關於人與世界的見解,卻被判定為異端,並且遭受嚴厲懲罰。
    我們與其說基督教阻礙了科學(暨其他學科)的發展,或許更適合的說法是,基督教的教義激發了相關議題的爭議,也激發了後續的知識進步。我這麼說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強詞奪理?不妨對照著中國方面的發展情況來看,大家就可能會有不同的感想。
    相對於西方在古希臘時代就有“地心說”的宇宙觀,古代中國對於宇宙的認識顯然是模糊的。中國似乎一直沒有地“球"的概念,直到受了西學的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國似乎不曾進行關於天文學體系的爭辯。基本上似乎根本就沒有天文學這種討論領域,所以也就沒有什麼爭辯可言。直到明末清初,西方教士湯若望來到中國,並且協助修改曆法(時憲曆),才帶起較激烈的天文學爭議。而且,很明顯,湯若望是屬於被傳統派壓迫的一方,差點遭處死。
    總的來說,中國人過於務實的思想傾向造成一種淺碟的眼光,限制了科學思辨與研究,特別是限制或阻礙了可能的創新思維。基督教則讓淺碟眼光有機會被拉遠、拉高,帶來思想上的突破可能。
    西方科學革命為什麼率先發生,原因當然複雜,此處只是扼要略舉,還有待繼續闡明。我比較在意的是,此刻的中國大陸似乎對於中國大陸此刻的科技進步高度自豪,頗有睥睨西方的姿態。這可不是什麼好心態,對長遠的發展可能帶來負面影響。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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