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筆者認為要評價老蔣總統，必須言之有據。幾乎看完了他全部的日記，以及大量使用他的相關檔案來撰寫學術論文，我應該有資格對他做出評價。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也公開多次肯定，長期反對他的一些地方軍人，包括張發奎、白崇禧等人也在回憶錄中給予肯定），在中國最危險的時候堅強地領導這個落後而且分裂的國家，挺過了侵略者的打擊，贏得最後的勝利。為了東北與新疆，1945年，他只好忍痛在與史達林談判中放棄已經被蘇聯實質上佔領20年以上的外蒙古。但是，他的11段線南中國海海域劃分，為中國贏得了370萬平方公里的藍色疆土。抗戰勝利，中國收回了台灣、澎湖與東北，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抗戰時期的中國民族地位明顯提升。不但是世界抵抗侵略的主要戰場，中國人民與軍隊付出重大犧牲，而且也參與了聯合國的創建，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領袖國家之一。這個，是鴉片戰爭之後淪為次殖民地的中國所無法想像的。

與共產黨的鬥爭最終失敗，原因非常複雜，當然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充滿結構性的問題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他自己也有許多觀念上與做法上的局限，再加上幾個關鍵的事件處理不好，用人不當，最終讓這位領導中國抗戰的領袖失去了中國大陸。

但是，他帶領下的台灣在這80年的時間中，卻得到了中國4千年來所未有的民主、繁榮、進步，在他執政的期間不但將大陸上10幾所優秀的大學、大批的學者與技術人員，以及部分的中央研究院成功遷入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寶物也成為台灣的鎮國神器。而修復與擴建水利設施、給予婦女公平的人權、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建立國民義務教育以及擴張高等教育，奠定了今天台灣的生存以及面貌。這一段發展經驗，對未來兩岸來說都是非常可貴的。

積善人家慶有餘，他在台灣與海外子孫昌盛，或許是老天爺給他的一種回報吧。旁邊這位美少女，是他的曾孫女，他的子孫們大多相貌堂堂。

我們沒有必要去偏愛哪一個政治人物，但是刻意的抹黑，不能根據事實來說話，那對一般民眾來說叫做愚蠢，對學術研究者來說就是邪惡。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現在談到蔣中正，最常談的是「要不要繼承蔣中正遺志反共？」要了解蔣中正反共的意識形態和特有的革命道路，大家可以看看《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1]），這本書讓我對蔣中正大為改觀。其實考證蔣中正的思想變化，他早年非常的左傾，但他受到戴季陶的影響後，開始產生變化。

在戴季陶的影響下，蔣中正認為，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雖然有壓迫人民，然而品性卑劣的問題也普遍存在於工人和農民之中。所以社會問題的解方不應該是階級鬥爭，而是國民黨作為超然於各階級之上的政黨領導各階級，再由社會上的支配階級（地主、資本家）扶助農工，因此提倡以中國固有的仁愛（民生哲學）取代階級鬥爭。

蔣中正也認為，即使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言，當時中國經濟還相當落後，尚未出現像歐美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大規模的階級分化和對立，中國的社會問題是「患寡而非患不均」，因此在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後，應當全力進行和平漸進的生產力建設而非階級鬥爭，日後才有談社會主義的可能。

因此，蔣中正在台面上擁護「聯俄容共」政策的同時，私下跟中共的歧見愈來愈深，意識型態和革命領導權的衝突，促使蔣中正發動「四一二清黨」，國共兩黨於此分道揚鑣。

不過時隔多年，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擱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力發展生產力；同時大力復興傳統中華文化，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政權一樣，愈到後期愈中國。這些都跟蔣中正時代的中共相去甚遠，蔣中正時代的此種反共理由已不復存在。唯一剩下的反共理由就是「西方和台灣是自由民主，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邏輯。

但西方和台灣民主發展到今天，陷入了金權政治和民粹主義的死循環。少數富人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壟斷了權力、財富，當經濟危機爆發時，既有的議會民主體制無法解決，不滿的群眾倒向極端民族主義，加劇國內社會衝突和地緣政治風險。從蔣中正時代開始，台灣就把自己宣揚成「亞洲自由民主的燈塔」，但台灣民主發展到今天，反而在其他人看來已經是反面教材了，一直選舉、一直大罷免，什麼有建設性的事也沒做出來。

許多無視時空背景變化，要別人拘泥於蔣中正反共觀念的人，他們很多人都沒有真正理解蔣中正反共思想的根源，或是別有意圖加以曲解。有些人自己不喜歡蔣中正，卻消費蔣中正，偽裝成支持蔣中正的「反共正藍」，藉以對別人進行情緒勒索，這種人很顯然是配合民進黨的認知作戰，無須認真當一回事。許多自認為是「藍營」的人被賴清德的「擁蔣反共」冷戰思維牽著走，走到中華民族復興和世界多極化的對立面，實屬不智。

重要的是，要如何實事求是地處理蔣中正的歷史遺產。蔣中正領導抗戰勝利、在大陸和台灣建立經濟基礎（如資源委員會等）有功，但派系鬥爭、官僚貪腐、社會不公、經濟落後等問題拖垮了蔣中正國民政府，蔣中正日記在1949、1950年對這些問題也有深刻的反省。新時代的中國，一方面要在抗戰勝利和經濟建設的基礎上砥礪前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蔣中正時代的特權現象，如土豪劣紳、權貴資本、官僚資本，的捲土重來，真正建設一個統一、民主、富強、公正的三民主義/社會主義新中國。

無謂的、不明事理的「反共」徒然消耗社會成本，實事求是地繼承和改造蔣中正的歷史遺產，造福兩岸人民、振興中華民族、促進世界大同，才是正道。

[1] 施純純《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

今天是蔣中正逝世五十週年。蔣中正自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國民革命，日後成為國民黨最主要的軍政負責人，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並領導東征、北伐、剿共、抗戰、勘亂一系列重大戰役。（註一）蔣中正繼承孫中山的領導地位，領導國民黨與中共的毛澤東競逐全國執政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歷來各界對蔣中正的評價褒貶不一，今天的文章試圖簡短地對其重新評價。

蔣中正從事十年建設以作為抗戰準備，並領導全國軍民持久抗戰，使中國擺脫次殖民地，收復東北、台澎，並成為世界大國。（註二）然而，蔣中正國民政府體制能力有限，有許多地方鞭長莫及，社會經濟問題叢生，其「半集中主義」的組織力被中共「全面集中主義」的高強度動員能力所擊潰（註三），在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註四）的號召下轟然垮台。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蔣中正檢討在大陸上各方面的失敗，在台灣勵精圖治、加強三民主義建設，以與中共進行制度競爭，包括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加工出口區、各項基礎建設（西螺大橋、中橫公路、石門水庫等20多座水庫等）。同時，蔣中正在台灣也補述了民生主義的育、樂部份，並實踐於台灣的教育、文化建設。這些措施為蔣經國時代的經濟成長奠定了基礎。（註五）在此蔣中正時代作為後發展國家現代化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示作用。

至於蔣中正的反共意識型態，另見下文<蔣中正與反共>。

（註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建國、北伐、剿共、抗日、勘亂>

（註二）<革命文獻>

（註三）李懷印，<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

（註四）這三個名詞被同時並列，最早出自於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註五）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

早期很多紀錄都稱「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原「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之前身，但劉鳳翰教授在他所寫的：《蔣中正學習陸軍經過》一文中則指出，這是遭到毛思誠（1873～1940，蔣中正的早期啟蒙老師和機要秘書）誤導所致。

因為──「毛思誠在民國15年（1926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談到『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即『保定軍官學堂』是也。以至於後人多以此為本，跟著錯記下去，也就是說──『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的前身』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兩校除皆在保定（府）外，並無任何實質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直隸總督駐保定，使得許多現代新式軍事學堂都設在保定，比如──北洋行營將弁學堂、 練官營、參謀學堂、測繪學堂、北洋新軍速成學堂、北洋陸軍師範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軍官學堂（即陸軍大學前身）……等。

保定軍校的設立是在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陸軍部為了培養陸軍基層軍官，在1912年6月，決定將前清陸軍兵官學堂改為陸軍軍官學校，1912年7月3日，陸軍部將校址移至保定原陸軍速成學堂內，這就是後來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500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橫跨雲林、嘉義、臺南三地。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不過在荷據到清代，此地屬於「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在1823年以後，歷經四次曾文溪改道而陸續淤塞擴大的新沖積平原（新生的荒瘠地）。就因樣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但當時人口密度不高，間歇性的耕作，或許還能勉強讓一家溫飽，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

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林野調查」更有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

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此地被總督府相中，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4萬日圓興建完成──位於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北幹線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另於濁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水口，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合計幹線總長1,600公里，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使嘉南平原水田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稻米、甘蔗、雜糧的年產量高達8.3萬噸，至少60萬農民因此受惠。

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只能改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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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汗漫書屋）。

參見──何義麟：《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五南出版社）。

參見──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營造業百年史》（遠流出版社），p58～59。

參見──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台南縣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