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為何一蹶不振 | 謝芷生

自經國先生於1988年初,未留下隻言片語即溘然長逝後,臺灣社會,尤其是國民黨內部,頓失領導中心。

筆者早年曾寫過一篇拙文《人的權威,與法的權威》,認為一個社會要和諧穩定,人人能安居樂業,必須要有一個眾人信服,共守的權威。在無法建立起法的權威前,則必需以人的權威代之。也就是必須或實行法治,或實行人治。一個社會沒有權威,必然陷入弱肉強食,混亂不堪的局面,是不可思議的。

經國先生在蔣老先生精心呵護培育下,在臺灣社會中樹立了威信,成為人民樂意擁護愛戴的對象。在經國先生執掌大權期間,臺灣長期實行的,是一種介於人治與法治之間的制度,在二者交互運用下,使臺灣獲得了安定進步。臺灣過去的這套制度,不是純由人的主觀意識設定的,而是在客觀的環境與條件下自然形成的。

蔣老先生於1975年去世後,即由經國先生接任國民黨黨魁,而由嚴家淦暫任臺灣最高領導人,以為緩衝。嚴家淦於1978年5月20日辭職後,再由時任行政院院長,兼國民黨黨主席的經國先生接掌大位。從此經國先生遂從形式到實質,都取得了臺灣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位子。其實以經國先生的魄力與才幹,當時在臺灣確也難找到更適合的人選,一則中國人傳統「父死子繼」的觀念,在一般人心中難以根除;一則經國先生本人的才幹與魄力亦足可當此重任。經國先生周圍的人曾調侃地說,經國先生什麼都好,就是不該生為蔣老先生的兒子。這當然只是為了平息外界對封建式「父死子繼」的不滿情緒。

受孫中山先生「以俄為師」的教導,早年國民黨在國家機器運作上、形式上亦仿效中共,奉行以黨領政、領軍的制度。若以國情及當時的實際處境而言,此一設計與實踐對臺灣的穩定與發展都是有利的。臺灣在兩蔣時代,尤其經國先生主政期間,社會得以安定,經濟得以發展,甚至一度位居「亞洲四小龍」之冠,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由於國民黨退守臺灣後,在兩岸對峙的嚴峻形勢下,在防衛上急需美國的支持,不得不處處聽命美國,依附美國,以致墮入了長期受美國轄制、操縱的不利處境。為了討好美國,在施政上不得不謹小慎微,儘量遷就美國人的口味與尺度,而不能完全依照臺灣的實際狀況,做大刀闊斧地改造與開創,否則必受美國的干擾與掣肘。尤其在涉及兩岸的問題上,美國更是看管嚴厲,不得越雷池一步。美國的兩岸政策,是希望兩岸永遠保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狀態,因為這最有利於美國遏制中國,維護其世界霸權的地位。

大約在1966或67年夏,筆者在台大念研究所時,曾利用暑假參加過國際資助的經合會暑期實習工作。首次見識到了,臺灣特工與美國CIA派駐臺灣經合會人員激烈的鬥爭。真是驚心動魄,歎為觀止。從此認識到了,原來臺灣受美國操控監控得如此之深、之嚴。國民黨為了討好美國,適應美國人的口味與尺度,不得不一方面堅持與大陸對峙,一方面又向黨外反對勢力妥協、讓步。

目前國民黨處處以選舉勝利為目標的戰略,表現得「不統不獨,亦統亦獨」的做法,使臺灣選民如墮五里霧中,無所適從。因此寧可把選票投給了立場清晰的民進黨,即使他們對民進黨的台獨立場未必同意,甚至充滿疑慮。一個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承認的政黨,已非正常民主政治定義下的反對黨了,還有妥協合作的空間嗎? 若經國先生在世,會容忍這種情況出現嗎?

國民黨欲重獲人民信賴,首先必須在一中立場上,與民進黨區隔,表現出自己的理想與主張,以供選民選擇。其次對遏制大陸崛起的美國,不能再言聽計從,應當要有中國人的骨氣與立場。        

經國先生為我平反 | 杜敏君

許劍虹
您敢在經國先生時代這樣說嗎?

杜敏君
您是媒體人,而且是有風骨的媒體人,受我尊敬的媒體人,所以新帳號才加您進來。
但是您這話差矣!您的想法,經國先生是不講是非的殺人劊子手嗎?或是面善心惡的假道仙嗎?
都不是。在我心中,經國先生是正義懍然的親切、自然、大方、毫不做作的鄰居伯伯。

我被文大總教官公報私仇。竟因我拒絕上部頒軍訓課本的反共八股內容,自編馬克思理論講義授課,這才能讓學生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老總竟然在我的安全資料記我黑資料,說我思想有問題。
是主任看不慣而告訴我真相,在那個戒嚴時期,是什麼後果?您應該知道。
老總竟然未經本人同意,建議軍訓處將我下調事少、錢多、離家近的專科學校。
系主任、副校長均出面慰留,仍堅持調我。

當初考教官的目的是為了教育的志向,婉謝各級長官的提拔,我堅持退役從教,長官強烈慰留,我不得不以教官為跳板,從未看重自己的名利。
因此於春節期間親至教育部申訴,未料官官相護,仍將我下調專科。
基於軍人的服從武德,我先行報到,然後每月一信,向軍訓處、教育部、國防部總政戰部申訴,這些單位均互踢皮球。軍訓處承辦主管非常困擾,不斷安撫。我不為所動,相信中華民國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絕對不會越級報告,而是層層上報,最後只好向總統府申訴。當時是三月份,經國先生正忙著總統選舉事務,不到一個月便傳來好消息。我平反回輔大,第二學年度的軍訓課程整個重新修訂,匪黨理論批判改為認識敵人,並由輔大擔任教材編輯。編輯小組修訂內容為馬克思理論之簡介,本人並擔任課程示範。
並奉新處長之命至政戰學校大專教官班擔任課程示範講座,並至專科學校演講。

我並未被經國先生拉到馬場町吃花生米呀!
如果是蔡氏倭奴集團,就很難說了!

PS:
由個人的經歷讓大家知道一個領導者的風格。除了有他個人的人格特質,影響最深的還是教育環境。
共產黨出身的領導人物都有共同的特質:
親民、深入基層、清廉、沒有官僚、外柔內剛、具領導魅力。
國民黨教育下的領導人物的共同特質:
官僚、虛偽、勢利、貪腐、搞派系、好鬥、變形蟲、牆頭草、欺善怕惡。

先父於抗戰期間,潛伏於淪陷區。久了亦受到共黨領導特質很大的影響,從他的行誼中感受到父親受部屬敬重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官僚氣息,視部屬如己出,公私分明,絕不容許貪瀆。執行公事毫不苟且,私下相處和藹可親,談吐風趣幽默,獅面佛心。
我們子女都很敬愛爸爸,在學業上他從來不給壓力,反而在他身教重於言教之下,讓我們個個都成為品學兼優的模範生,連傳三代。

台灣社會的演變 | 杜敏君

民國三十八年在我八歲的時候,與家人隨政府來台,住在台北華西街的公家宿舍,就讀龍山國小二年級,對當時的教育方式很難適應,絕大部份老師都採取體罰式管教方法,且花招百出,以鉛筆夾於指縫中用力握手,學生疼痛得流出淚水尚不敢哭出聲來,以頭頂著盛滿半桶水的水桶並且兩腿半蹲灣,繞著操場蛙跳,同學相互打耳光等等,不一而足,其懲罰方式已近虐待的程度,但學生只得默默承受,絕不敢吭聲,否則會引來老師更嚴厲的懲罰。而受懲罰的原因往往並非個人違犯校規,僅是受到班上頑皮同學的牽連,因為查不出違規者,老師便執行團體懲罰,無辜受罰的學生,敢怒而不敢言。

台灣的小學有一項與大陸極不同的規定,便是髮禁,男生必須以剃鬍刀將腦袋刮得光亮可照,頭髮完全失去保護腦袋的作用,一場升旗典禮下來,每班幾乎有近十位學生因被曬昏或中暑而為同學抬到樹陰底下,此種髮禁極不合理與欠人道。完全是日據時代所留傳下來的惡制。而當時自大陸來台的外省籍小朋友,因為不適應剃光頭與打赤腳,不知受了多少無理的懲罰,到最後仍抵不過現實環境的壓力而低頭,變成了光頭赤腳的台灣仔。此種髮禁直到民國七十年代方才開放,台灣的社會也漸趨民主。

在台灣光復早期,受到二二八事變之影響,外省籍學生受到本省籍學生相當的排斥,常有同學質問「為何政府大官都是你們外省人?」當時幼小的我,根本無法回答這項問題,等年齡稍長,方了解民主政治與政府結構的道理。當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時,台灣的菁英中,很少有政治方面的人才,日本據台時期,根本禁止台灣人就讀大學政治系,台灣人均往醫學發展而很少涉獵政治,因此政府官員很少台灣人。

政府是從大陸遷台,絕未對台灣同胞有所歧視,政府官員的升遷退撫,有它一定的管道與制度,政務官與事務官均須經過選舉或考選晉用或退休,如此達到新陳代謝的目標,而非一蹴可及。
當時政府遷台,政府官員以外省人佔絕大多數,只要政府人事晉用制度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若干年後政府之官員,必定以台灣人居大多數,因為政府所在地的台灣,以台灣省籍的人數最多,這是必定的趨勢,這也證明身在自己政府與外國殖民政府最大的不同點。

試看台灣給日本統治了五十年,台灣社會仍一貧如洗,人民生活民不聊生,而東京即使在戰爭中,仍繁榮異常,而台灣人卻無法成為政府要員,也未發現台灣人成為日本皇軍的大佐軍官,更遑論將軍了。可是政府治理台灣五十年,使台灣經濟成為世界奇葩並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外匯存底一度攀升至世界第一位,至今連總統與府院首長幾乎清一色是台灣人,就算是外省人的官員亦須將「我是台灣人」,掛在嘴邊,方可保住位置,能說政府是外來政權嗎?當年蔣介石若有歧視台灣人或具省籍情結,台灣會有今日的發展嗎?今日軍事將領中大多均為本省人,連軍事重位的參謀總長都是台灣人,而且在軍中根本沒有省籍情節的存在,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保國衛民,可知省籍情節都是一群居心叵測的政客在刻意挑撥分化,意圖達到個人攫奪權位之目的。

試問在蔣公時代,有限制台灣學生投考軍事院校嗎?有禁止台灣學生選讀政法學系嗎,他難道不怕國家大權落入台灣人手中嗎?此乃蔣公毫無省籍情節,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總統誰幹都是一樣,又何須分彼此呢?反而「本土化」的口號是蔣經國先生首先喊出來的,同樣是「本土化」的口號,發自蔣經國與李登輝的口中,其含意及格調卻大異其趣而完全不同了。

先後二位蔣總統對台灣的貢獻實非筆者寸管所能舉盡,蔣公將中華民國政府機關與國會及文卷檔案全數遷台,以使中央政府法統延續,始可立足於世界國家之林,獲世界八十餘國之承認,均在中華民國復興基地派有駐華使節,並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馬歇爾發表對華白皮書後原已放棄對國民黨政府之支持,由於蔣公之自立自強,得道多助,德不孤必有鄰,美國方捐棄成見,而回頭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與我國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並以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阻止中共之侵犯,否則台灣早已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與大陸同胞一樣要走過四十餘年的悲苦命運。

蔣公將北京故宮博物院之國寶遷至台北外雙溪,並建故宮博物館,保存了珍貴的中華文物,否則將毀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連大陸的學者教授亦額手稱慶,紛至台北故宮研究考察,並希望能巡迴大陸展出,此乃蔣公對中華文化不可磨滅之貢獻。

三十八年政府遷台適逢通貨膨脹,老台幣大幅貶值,蔣公令俞鴻鈞與蔣經國臨危受命,將中央銀行約三分之二的黃金及銀元運來台灣,悉數歸為國庫,以黃金為準備金發行新台幣,一塊錢新台幣調換四萬元舊台幣,頓時穩定了台灣的經濟波動與安定了浮動不安的人心。時過境遷,台獨份子竟然昧著良心,謂蔣公搜刮台灣人民的資產以一塊錢新台幣換取台灣人民辛苦賺得的血汗錢四萬元,未逢其時的後代小輩又那裡知道,當時的幣值買一枝鉛筆就得萬餘元,而新台幣只要二分錢便可買一根枝仔冰,人民是健忘的,很少有人站出來為蔣公辯解,令人深感疑惑的是連國民黨的李主席於下台後,在著作中亦提到這段往事,竟亦稱係外來政權搜刮人民的資產,實在有欠厚道。

試看友邦的菲律賓總統馬可仕與越南流亡總統阮文紹,哪位不是將龐大的國家資產與眾多的隨員攜往國外而過他奢侈浮華的寓公生活?而先後兩位蔣總統,將國家資產涓滴歸公,至死仍兩袖清風的安息在這塊土地上,經國夫人蔣方良竟然因為欠缺旅費而不得返鄉探親,一代全力為台灣打拼的偉人,就因為是外省人,連其眷屬亦落得如此淒涼晚景,又是情何以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