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1942年4月21日，時任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兼救護總隊長林可勝將軍與史迪威見面後，奉指示離開彬烏倫（舊譯為：眉繆、梅苗／Maymyo）西行……但因為曼德勒、密支那先後遭日軍佔領，在無路可歸的情況下，林可勝將軍毅然決定轉入野人山，先去印度再回國。但野人山山路崎嶇，寸步難行，一天走不了 8、9 里，在山中經過26天，最後還帶出遠征軍傷兵400餘人脫險。之後林可勝將軍也特別請美軍空投5大箱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給還受困於野人山的杜聿明部。

抗戰勝利後，林可勝為軍醫署長，於1947年在上海江灣合併德日制的軍醫學校、後再與英美制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同時也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軍醫學校合併、改制後之首任任國防醫學院院長～林可勝將軍】

參見──何邦立：《重返滇西戰場祭國殤》（傳記文學／2023.10／737），p105～106。

【第一次遠征軍戰役時後送傷患的擔架隊】

1942年6月中旬，已撤退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38師孫立人師長來拜訪早一步撤到印度、時任中國遠征軍軍醫監衛生總視察林可勝將軍，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將軍用英文向林可勝將軍（林將軍在新加坡長大並留學英國，因此中文並不流利）表示：這次國外參戰是失策的，上了美國人的當。英國軍隊退出香港，放棄新加坡；仰光失守後，軍心煥散，毫無鬥志，我的部隊常被要去支援，等到擊退日軍，派人聯繫時，發現英軍早已撤向印度無影無蹤了。

參見──《林可勝追思論文錄（1897～1969）之【林可勝滇緬歷險記】》（梁序穆暨許織雲基金會印行），p395～39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總參謀長、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美國援華租借物資監督等職的史迪威將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駐華部隊主要為海軍與海軍陸戰隊，陸軍的人數並不多，因此與海軍部相比，陸軍部對於中國的認知具有一定的時空侷限性，即偏重於北洋時期的華北地區。後來在陸軍部擔任高階軍官的馬歇爾、史迪威、馬格魯等人，基本均於北洋時期在北京使館服役或在華北學習過語言，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觀察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印象也主要源於這一時期。

然而，此時美國陸軍部面對的卻是崛起於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軍隊的基本情況與作戰能力如何，陸軍部的高級軍官們並沒有很直接的認識，而需要做進一步考察。在此之前，他們只能參照自己以往的負面經驗做出判斷。（註七）這也為後來的「史迪威事件」埋下伏筆。

不同於陸軍對中國事務的無知與冷漠，受到曾擔任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司令的海軍上將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擔任艦隊司令時的階級為少將）的影響，美國海軍不但公開支持國民政府，時任海軍部長的弗蘭克•諾克斯（William Franklin Knox，1874～1944）與海軍駐華武官的詹姆斯‧馬歇爾‧麥克休（James Marshall McHugh，1899～1966，美國海軍官校1922年班）則費盡心思與蔣中正建立密切聯繫。（註八）而這也是美國海軍率先派人到中國與戴笠所轄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合作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中美合作所）」的原因之一。

曾任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時的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將軍。早在1932年2月，在一次名為「陸海軍聯合演習4（Army／Navy Grand Joint Exercise 4）」的實兵演習中，擔任攻擊方的亞納爾以無線電靜默的方式，親率兩艘航空母艦──萊克辛頓號（CV-2,USS Lexington）、薩拉托加號（CV-3,USS Saratoga）和與3艘驅逐艦前往珍珠港，亞納爾希望透過演習來證明夏威夷當時的防禦措施是無法抵擋來自空中的攻擊。

在暴風雨的掩護下，2月7日（星期日）清晨，從亞納爾率領航空母艦上先後起飛了152架艦載機，負責第一波攻擊的是──波音F-4B，雖然這只是一架慢速的雙翼戰鬥機，但裝載在戰機上的機槍可以對設置於港口的營區和停在地面的飛機發動掃射攻擊。第二波攻擊則由洛克希德•馬丁BM-1俯衝轟炸機接手，這些轟炸機以麵粉袋製作的假炸彈向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進行模擬投彈攻擊，它們成功「摧毀」了停泊於港口的戰艦和各式船隻。

整個演習過程就像10年後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那樣。攻擊機隊先癱瘓了幾座位於港口附近的機場，隨後則是轉而攻擊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與船舶。在遭到攻擊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架屬於防禦方的戰鬥機能夠成功起飛來攻擊敵人。最後海軍的兵棋推演裁判宣布這次攻擊完全成功，有了這個演習經驗，讓一直關注日本情勢的亞納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要小心日本人利用這種方式來攻擊夏威夷。

當年《紐約時報》詳實報導了這次演習的過程與結果，文中指出即使經過24小時，夏威夷守軍仍無法正確找到攻擊艦隊所在的正確位置。美國情報部門雖然知道日本人詳細記錄與報導了這次演習的整個過程。但諷刺的是，美國海軍卻投票否決了對海軍戰術的重新評估。裁判的報告中甚至沒有提到亞納爾在這次演習中所獲得的成功經驗。相反，他們在檢討報中寫道：「在面對強大的防禦航空力量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對歐胡島（Oahu，又譯為瓦胡島，或被稱為「聚集之島」，是夏威夷群島中面積第三大的島嶼，但卻是長個夏威夷群島中最繁榮、人口最多的島嶼）發動空襲，而不使攻擊（敵方）航空母艦遭受物質損失和隨之而來的攻擊機群巨大損失的危險，這是值得懷疑的。」總之，珍珠港的防務並沒有因為這次的實兵演習而有所提升，結果在1941年，讓日本人能以相同的方式成功偷襲珍珠港。1942年2月，美國亞洲艦隊在菲律賓群島遭到日本重創，之後殘餘艦隻被併入西南太平洋的艦隊中，1943年3月美國將西南太平洋的艦隊改編為第七艦隊（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註九）

附註：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九）參見──英文《維基百科》之【Harry E. Yarnel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_Yarnell）。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稅警總團」的全名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根據初創時期擔任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將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二十期工兵科畢業）之子──張子勤於《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中所寫的專文《崢嶸歲月話稅警》中的介紹，「稅警總團」成立的緣由是因為民國初期中國鹽匪猖獗，導致每年鹽稅損失慘重，由於當時鹽稅大部分必須作為償還「庚子賠償」之用，因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商量，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留給中國，之後利用這筆錢成立一支專為查緝私梟與看守鹽場的稅警武力，如此不但可以保證稅款的徵收順利，自然會加速中國還款的速度。

後經史汀生同意後，由美國先行出資，成立了稅警總團，由於最初之任務為護鹽，因此在許多國外的文獻中，稅警總團也被稱為──鹽師。而稅警總團的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屬於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稅警總團是在1930年在上海由財政部所屬鹽務緝私營、緝私大隊仿照美國財稅武裝組織改編而成，整個稅警總團是依照當時陸軍編制而成立的，下轄三個團，初期兵力約13,000人，由財政部鹽務局稅警官佐教練所（上海）所長姚觀順將軍（畢業於諾維奇大學，也翻譯成－－那威治陸軍大學、威爾猛軍校）協助建立並兼任顧問。西點軍校畢業的溫應星將軍（Ying-Hsing Wen，1887～1968，西點軍校1909年畢業，同一期的中國學生還有陳挺甲，這兩人是中國最早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溫應星將軍為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將軍之父）擔任中將總團長，溫將軍在1951年以中將官階退伍後赴美定居，1968年過世後，校方特准其葬於西點軍校校園內。西點軍校為紀念溫將軍，特設「溫應星將軍紀念獎」（Lt. General Ying Hsing Wen Award），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外語系畢業生。首屆獎項由當年24歲應屆中文系畢業生Miriam Bottrell於2010年獲得；副團長王賡將軍（1895～1942，其前妻陸小曼有民國四大美女之稱號），1918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畢業時為全班第二名（全級137名學生）。第一團團長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趙君邁將軍，日後孫立人將軍就是由趙將軍之推薦才得以進入稅警總團（之前在中央黨務學校【後來的政治大學】擔任第一期學生中隊隊長和教官）；第二團團長為──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古鼎華將軍；第三團團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校的張遠南將軍（宋子文妻弟）。（外籍）總顧問為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德軍山地師師長的史坦里少將（有些翻譯寫為：史坦因或施坦因），另有德國與美國籍顧問各四人（也有記錄指出──這八名顧問均為德國人），其中的德籍顧問均由國府第三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將軍安排而來。1932年增加一個團的編制－－第四團，由時任稅警總團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孫立人兼任團長。另外中校參謀何世禮（畢業於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勒希爾砲兵學校及法國方丁布魯砲兵專門學校）、山砲營長賈幼慧（美國史丹佛砲兵學院）、迫砲營長周雁賓（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工兵營長王之（威爾猛軍校／即維奇大學（Norwich University之ROTC班次1928年班、西點軍校1932年班）等，但整體而言，進入稅警總團服務的軍官仍然是以保定軍校、各地講武學堂及黃埔軍校出身為多。

史坦里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15～20人的小部隊（小組），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82公釐迫擊砲、短距離的無線通訊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是在一戰末期才逐漸發展成功）等，一但佔據有利地形後，各小組就可以獨立作戰，還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即使面對連、營等大部隊之敵，仍足以應付。

「稅警總團」之後陸續增加了四、五、六等三個團，若再加上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炮營、炮兵營、通訊營等七個營。全盛時期總兵力有三萬餘人，也是國內第一個擁有英製──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的部隊。

【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由於直屬財政部，因此「稅警總團」的待遇比一般部隊要高很多，以1930年的薪餉為例，編階中將的總團長月薪大洋400元，少將月薪大洋320元，上校月薪大洋240元（也有紀錄為180元），中校月薪大洋170元，少校月薪大洋135元，上尉月薪大洋80元，中尉月薪大洋60元，少尉月薪大洋42元，准尉月薪大洋32元，上士月薪大洋20元，中士月薪大洋16元，下士月薪大洋14元，上等兵月薪大洋12元，一等兵月薪大洋11元，士兵伙食津貼每月4.5元，士官長的加給每月20元。總團長每月特支費高達10,000元（大洋）、團長則為2,000元、營長1,000元。同時期，一桌上好的酒席約需花費大洋20元、白米100斤約5元（1斤約0.5公斤）、一般幫傭月薪約大洋7～10元，因此「稅警總團」的薪資是相當優渥的。

王賡在1931年時接任稅警總團第二任總團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稅警團被暫編為第88師獨立旅，王賡任旅長。據1932年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當時王賡隨身帶有國軍戰線配置圖和許多機密文件，這些自然被日軍沒收，因此王賡在脫險後，國民政府就以洩漏軍機為由將其逮捕入獄，史稱「王賡事件」（Ken Wang Incident）。雖然事情真偽尚未釐清，但當時輿論對「王賡獻地圖」之說已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整起事件一直到1935年才獲得正式平反，之後王賡奉命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昆明辦事處長處長。1937年王賡在香港再婚，之後生一子一女。子名王興安，1949年後留滯大陸不知所蹤，女名王盛宏，後隨姑姑來臺，1963年畢業於台大護理系。

王賡於1942年被派為軍事代表團團員赴美，由熊式輝任團長，同行的還有徐培根等人。但不幸的是在赴美途中路經開羅，王賡的腎疾復發，只好滯留在開羅治療，一個多月後病情惡化，病逝於開羅皇家醫院，時年46歲。盟軍將其安葬在開羅的英軍公墓裡。此時子女尚幼，就由胞妹王淑敏及妹夫游彌堅接回並撫養成人（王淑敏在1931年嫁與游彌堅為繼室，游彌堅後來任臺北市市長）。

有關「一二八事變」時，王賡誤入日軍憲兵區遭到逮捕與洩漏軍事機密要圖一事，據當時擔任王賡重要幕僚的莫雄（1891～1980）的說法，根本沒有這回事，而莫雄在王賡出事後，便立即奉命接任稅警總團長一職。

◆稅警總團建成時下轄5個團，加總團直屬部隊，總兵力相當於6個團。團的編制相當龐大，每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1挺，6個班編成1個排，3個排編成1連，每連共計252人，相當於當時中央軍甲級正規軍兩個連。1個營轄4個連，另配82公釐迫擊砲兩門。每團統轄3個營，另配特種兵連7個連，每1個團戰鬥兵員共5,000餘人。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砲營、砲兵營、通訊營等7個營。整個總團擁有兵力3萬餘人。孫立人將軍是在1932年加入稅警總團。同年10月，孫立人調任稅警總團新組建的第4分團團長駐清東。民國26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時，稅警總團與第25師合編為第八軍，由黃杰任軍長。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分別於10月1日和2日，先後到達上海，隨即投入戰場，不過卻是被分割使用。稅警總團主要參加薀藻浜與蘇州河戰鬥，日軍登陸金山衛後，又承擔了掩護國軍撤退的任務。淞滬戰役後，稅警團的元氣大傷，餘部被編為第40師。

之後宋子文要求傷癒的孫立人設法招回失散的官兵。之後宋子文將「稅警總團」改名為：「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任務改成查緝走私之部隊，如此可以避免遭到其他部隊給瓜分、併吞。最初練兵地點是借用湖南長沙嶽麓山的清華大學農學院，之後再因日軍進逼，財政部再將教練所遷至貴州都勻。之後部分部隊改編成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參加征緬戰役。在貴州都勻期間，原有的德籍顧問已經奉納粹政府之命返回德國，只有史坦因上尉仍堅持留在中國擔任顧問，負責教導射擊和實地戰鬥教練。部分未編入遠征軍的緝私署官兵約14,000餘人，由財政部於1941年7月改編為場警，歸鹽務機關管轄指揮，專責緝私、保產、護稅、警衛等，迄1945年緝私署裁撤，原場警更名「鹽警」，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即由「鹽警」撤來臺灣之後改編而成。

參見──

（Ⅰ）張子勤：《崢嶸歲月話稅警》（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

（Ⅱ）陳降任：《美軍校畢業首位華裔～守護國父忠貞不渝～華僑將軍姚觀順際遇坎坷埋骨異域》（中外雜誌／2007年10月號）。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孫立人】（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7%AB%8B%E4%BA%BA）。

（Ⅳ）維基《中文百科》之【王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B3%A1）。

（Ⅴ）王之：《王之回憶錄（王淡如將軍）》（雄峰出版社） 。

畢業於空軍官校第24期、有韓國國父之稱的金九先生（1876～1949）次子、前韓國空軍參謀長（等同國軍之空軍總司令）、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金信先生（1922～2016）在他的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透露，八二三砲戰的起因，竟是蔣中正貼身幕僚的太太到香港遊玩時無意中透露訊息給潛伏當地的共諜，進而導致中共強烈轟炸金門，想要利用砲擊來炸死蔣中正。

金信在《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撤退來臺之後，兩岸之間是屬於極度緊張的敵對關係，中共派出的間諜幾乎是全面監控臺灣。當時中共發現，臺灣官夫人經常到香港遊玩與購物，這就成為共諜竊取情報的目標，有次蔣中正重要的貼身幕僚太太到香港玩，無意中透露：「老公要到金門出差」；依照這個訊息，中共獲得情報，蔣中正將在8月23日到達金門，因此採取瘋狂砲轟方式，想要轟死蔣中正，不幸中大幸的是，蔣中正一到金門臨時有急事，就馬上搭飛機離開金門回到臺北總統府，僥倖逃過一劫……這類的洩密事情還包括了蔣緯國將軍的元配石靜宜女士，因此觸怒了蔣中正，最後遭到「賜死」的命運！

但當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辦室少校作戰連絡官的傅克毅將軍（畢業於陸軍官校第21期）所口述的《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憶往～傅克毅訪談錄》一文中則有完全不一樣的說法，傅克毅將軍說──蔣中正總統是在民國47年8月20日蒞臨金門。總統偕蔣經國副秘書長先赴馬祖，再乘陽字號軍艦於清晨抵達金門，一行人先赴駐紮於烈嶼（即小金門）的第9師視察，返回金門後再至古寧頭等地視察，晚18時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會餐完畢，蔣總統便立即搭乘陽字號至馬公後駛返回臺北。傅將軍所說的時間、過程與金信的敘述完全不一樣。

另外從美國已解密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8.23～9.5日），中共一共發射了127,973發砲彈，而國軍總反擊量僅27,381發，最糟糕的是其中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而在砲戰進行當中，許多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則利用各種通訊方法向中共報告目標，甚至以機槍曳光彈射擊指示方位，導致國軍死傷慘重。

【民國47年，國防部長俞大維至金門視察，由張國英將軍陪侍，右一為時任作戰聯絡官的傅克毅少校。】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

正值中華民國陸軍官校99週年校慶前夕，為你介紹黃埔軍校最悲壯的一期畢業生：黃埔軍校第十一期，他們沒有畢業典禮，才剛畢業就全數投入戰場，全期畢業生在三個月之內犧牲殆盡，全數陣亡於沙場。

黃埔軍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一期校址設立在南京市，在民國23年9月入學，但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的轟炸機開始濫炸南京城，軍校學生的起居訓練受到影響，被迫遷到郊區的靈谷寺上課。

沒有畢業典禮的第十一期軍校生

民國26年8月27日的夜晚，黃埔軍校第十一期的學生接獲統帥部緊急命令，要求他們提前畢業，立即奔赴上海抗日前線作戰，這1,269名頭戴德式頭盔、德式裝備的最年輕黃埔生，由於臨時太倉促畢業，所以沒有畢業的慶功晚宴，也沒有父母及家人出席畢業典禮，大家悲壯的全副武裝準備次日凌晨從南京下關車站啟程到上海前線抗戰。

蔣中正向畢業生送別

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特別從江西趕回火車站與這群畢業生送別，蔣校長說：「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就靠你們這一屆了，要為中華民國抗日，要為國家犧牲，抗日是一件好事情，是我們的責任，不要退縮，以後的中國人會以你們這一屆黃埔畢業生為榮。」

第十一期的黃埔畢業生聽到蔣中正校長的講話，個個慷慨激昂，同學們相互擁抱道別，彼此有了男子漢的約定，他們相約在抗戰勝利凱旋回到南京之日，再好好相聚，重新舉辦風光的畢業典禮，為抗戰勝利痛飲一杯酒。

在陸軍軍旗引導下，大家各自歸建搭上各節車廂，畢業生到了上海後各自分開，升任基層部隊大家所謂最「菜」的少尉，做底層的軍官，也就是領導士兵拚殺最前線，所以他們是犧牲最慘重的期別，戰爭的慘烈早已超出我們的想像。

淞滬會戰又稱血肉磨坊

淞滬會戰爆發，國軍投入了七十多個師，約七十萬兵力，無奈敵我力量的懸殊，國軍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在會戰中國軍傷亡人數達三十萬人之眾，淞滬會戰被稱為「血肉磨坊」，因為每天國軍有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3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個小時就全師陣亡。

淞滬會戰的國軍部隊，師長全是黃埔第一期，旅長、團長為黃埔第三期、第四期，營長、連長是黃埔第五、六期居多，黃埔第十一期都是底層帶兵的基層軍官，所以許多黃埔十一期剛下部隊報到後，立即接替火線上傷亡的排長職務，有的在連長、排長傷亡殆盡，甚至馬上接替連長職務指揮，指揮到士兵所剩無幾，直到以身殉國為止。最可嘆的是，很多黃埔第十一期剛下部隊後，軍銜胸章都來不及發，就壯烈犧牲了，連姓名都還沒造冊。

黃埔第十一期犧牲殆盡

黃埔第十一期是所有期別中犧牲最慘烈的期別，個個視死如歸，活下來的真的很少很少，有位倖存的黃埔第十一期呂傳鏞爺爺說：「我畢業那班能活下來的幾乎沒有，我是因為被派調回去搬兵增援，不然我也可能死掉了，想起來很可憐，就是靠這些人堅強抗日，才有中國抗戰的勝利。」

黃埔第十一期這群最稚嫩的官校畢業生，在上海淞滬戰場各奔東西，他們說好的凱旋之日重新再辦畢業典禮，這個約定只能爽約了，因為他們再也不能相見，淞滬會戰這三個多月這第十一期馬革裹屍，他們的青春身影陸續消失，離開這個他們才20初歲的人世間。

讓我們向黃埔軍校第十一期致敬！
這就是黃埔精神：犧牲、團結、負責。
犧牲自己青春，
團結奔赴前線，
負責保家衛國。

參考資料：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大是文化，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