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敘利亞和中東的劇變令人特別想起蘇萊曼尼。蘇萊曼尼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部隊的少將指揮官。2020年初他乘坐裝甲休旅車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被美軍的無人機發射數枚飛彈擊中身亡。

當時台灣媒體的報導很簡略，好像他並不重要，筆者閱讀《當代戰略全書》的《後冷戰時代的戰略》（[1]），裡面有一章介紹蘇萊曼尼及其「非常規戰爭戰略」，可見他的重要性。

1957年蘇萊曼尼出生於伊朗東南的一個小鎮，一個相對貧窮的家庭，他從小就夢想要成為為國效力的俠義騎士。1979年，伊朗發生了驚天動地的革命，不得人心的國王巴勒維被推翻，由教士何梅尼領導建立伊斯蘭教什葉派教士統治國家的制度，二十出頭的蘇萊曼尼於是投入何梅尼新成立的伊斯蘭革命衛隊（何梅尼對伊朗常規軍中的一些軍官的忠誠度有疑慮而成立）。

由於美國過去一直支持巴勒維國王，伊朗革命發生的同時，一些憤怒的學生衝入美國大使館（事後獲得伊朗政府的支持），刼持了66名使館人員，長達444天後才獲釋回美國。這事件導致美、伊長期的敵對。

1980年伊拉克海珊的部隊入侵伊朗，開始了長達8年的两伊戰爭，蘇萊曼尼在這場戰爭中很快嶄露頭角。雖然伊朗的國土、人口、經濟總量都有優勢，伊拉克卻獲得西方國家，尤其美國，較多的先進武器供應，最後双方大致打成平手。面對伊拉克較精良的武器裝備，蘇萊曼尼發展出「非常規戰爭戰略」，主要是援助（提供資金、武器、培訓、顧問指導等）伊拉克的反政府什葉派組織和黎巴嫩的真主黨、阿邁勒運動等，一起對抗伊拉克。

為了提高伊朗的非常規戰爭能力，何梅尼在1988年左右成立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部隊，由瓦希迪領導（當時蘇萊曼尼還太年輕），「成為伊朗對外行動的準軍事精銳部隊。其任務包括收集情報、訓練和裝備夥伴部隊，以及在伊朗境外策劃暗殺、爆炸和其他行動。」蘇萊曼尼自1998年起至他2020年過世，一直擔任聖城部隊的指揮官。

蘇萊曼尼領導聖城部隊，完成一些重要貢獻：
1998年遜尼派武裝組織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對伊朗構成嚴重威脅，蘇萊曼尼堅決制止以正規部隊攻打塔利班，使伊朗免於陷入阿富汗的泥淖。
2001年發生911事件，美國隨即攻打塔利班和伊拉克海珊政權，蘇萊曼尼援助及組織很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美民兵，不時偷襲美軍，使美國長期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淖。
敘利亞自2011年爆發西方國家介入的內戰，重要城市阿勒坡在2012年底陷落於反叛軍。蘇萊曼尼率領聖城部隊，聯合黎巴嫩真主黨和很多民兵部隊，在俄羅斯空軍的協助下，終於在2016年奪回阿勒坡。

[1] Hal Brands（編輯）《後冷戰時代的戰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科技變革帶來的全新戰場》商周出版，2024。（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2023）

國軍獲得M1A2T新型戰車，在這表示恭喜與祝福。如果要問坦克裝甲車在現在的戰場到底還有沒有價值？熟悉一點的朋友知道，筆者是有專業知識可以說一下的，但是卻已經不想長篇大論。

在這一次的烏克蘭戰爭當中，雙方的裝甲部隊都蒙受很大的損失，甚至有數字顯示俄羅斯方面損失了超過10,000輛，烏克蘭在西方國家提供最新型的戰甲車之下仍然損失不下於4000輛。但儘管如此，兩邊還是沒有放棄使用戰甲車作戰，或者進行各種戰場任務，故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雙方的裝甲部隊持續活躍在戰場上。

損失這麼慘重的原因，簡單說有兩個。首先，是大量無人載具的使用。輕小、低空、速度快、攻擊精準，使得無人載具成為戰場上非常可怕的殺手。各位稍微去油管找一下就有各種無人載具獵殺坦克，甚至瞬間摧毁一整排的影片。而坦克在地面上的笨重、面對突發狀況時的難以應對，都顯露無遺。其次，單兵反裝甲武器的強化以及普及，使得在犬牙交錯的戰場當中，步兵不再那麼脆弱，只要有良好的掩蔽之下，擊殺坦克也只是幾秒鐘的事情。所以，曾經在戰場上可以形成輾壓性力量的裝甲部隊，似乎已經風光不再，價值開始受到質疑。

那為什麼交戰雙方還是大量使用坦克、裝甲車？因為對於戰場的佔領、控制、對於步兵的運輸、或者各兵種之間的快速反應協調，還是必須在陸地上擁有大量的載具來達成目標。尤其是遼闊的東歐平原，如烏克蘭，這樣的地區作戰還是必須要有裝甲部隊來進行許多任務。說白一點，無人機很厲害，但是無人機沒有辦法幫你佔領一座城市。而步兵在面對各種無人載具的攻擊，實際上比起裝甲兵會更脆弱，仍然需要同步移動的坦克、裝甲車給予掩護、或者進行載運。

在台灣島的防衛作戰當中，主力坦克是否還能發揮重要作用？簡單說，灘頭反登陸作戰，主戰坦克在傳統上是最重要的戰力，但這只是傳統上，未來勢必將面對對岸大量無人載具的攻擊，那麼台灣的主戰坦克還能發揮多少作用？當進入城鎮戰的階段，因為有各種斷垣殘壁可以提供掩護，或許戰甲車輛比較有可能發揮作用，但是前面說過隨著單兵反坦克武器的普及，這種作用恐怕也在降低當中。

簡單說，國軍手上有了這些主力坦克之後，要怎麼進行妥善的戰術規劃與安排，這將是重大的考驗。裝甲部隊過去在陸地上的優勢，可說是三種力量的結合：火力、速度、防護力，而當這三者在現代的智能化、無人化的戰場當中受到很大的限制之下，將這一批裝備發揮最大的作用就考驗國軍高層在戰術思想能否更新。坦克在未來仍然會持續出現在戰場相當一段時間，雖然作用下降，但關鍵還是看人要怎麼用。

每年12月13日，是大陸官定的［國家公祭日］（因為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國軍防線殺進首都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中國政府都會在南京市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公祭廣場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現場除了有響徹雲霄的防空警報外，（奉命）來參加紀念儀式的人還會在現場脫帽默哀，向當年無辜被屠殺的南京同胞默哀……

但讓人好奇的的是，在這儀式的背後，現階段的大陸同胞真的知道什麼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嗎？如果真的知道，那……現在的大陸（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讓人看了難過（其實是侮辱抗日英雄）的抗日神劇……他們可以手撕日軍、步槍打飛機、人騎魚雷炸日艦……更別提那些在基層官兵都普遍吃不飽穿不暖的慘況下，還能悠閒的～喝紅酒、嫌咖啡糖加太多、咬著高級雪茄，身穿高級布料軍裝的國軍軍官……看了這些亂七八糟的神劇，我反而開始有點同情那些來中國戰場受苦受難的日軍……也懷疑，為什麼日本人能在遍佈神人的中國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

同樣的，在臺灣的我們也未必比大陸朋友多知道一點什麼是抗日戰爭……就比如很多朋友喜歡談的緬甸仁安羌大捷，沒人探究整個戰役形成的過程……更沒有人去思考～為什麼一個不到千人兵力的遠征軍步兵團可以打敗（號稱）一個師團的日本甲級步兵師團，不但救出7,000多名（一樣是號稱）被困的英軍（英緬印籍軍人混合編制）與收復緬甸最大的產油區後，不但沒有趁勝追擊，還必須跟著英軍一起往北撤離（其實是逃難），最後還兵敗緬北野人山，造成幾萬名官兵的死傷……

其實在很多人為偽造的歷史中，所謂抗戰歷史，已經變成一段如過年101大樓的煙火秀一樣，時間到了就出來（吆喝一下）……至於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教訓，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咱們除了嘆氣，能說什麼……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

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

美國軍事學院（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即我們俗稱的──「西點軍校（因位於紐約州西點（哈德遜河西岸）而得名）」是在1803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這天宣告正式成立的。最初僅僅是為了給部隊訓練專業的工兵軍官而成立的學校，會創立這個學校就是因為在獨立戰爭時期，由一般百姓或缺乏軍事專業的工程師所設計和建造的防禦工事或砲台，雖然建造的美輪美奐，但卻欠缺作戰的實用功能、同時在選址上也有問題。

西點軍校第一任校長為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侄子喬納森․威廉斯（校長任期為：1802～1812，但1803～1805年由特斯亞任代理校長）。第二任校長為西點軍校第一位畢業生──約瑟夫․斯威夫。約瑟夫․斯威夫一上任就大刀闊斧的改革西點軍校，第一是規定入學條件：學員入校年齡限定在14～20歲間、剛入校的學生必須先接受3個月的野營訓練，好藉此了解部隊基層生活、要求學員要集體整隊用餐…等。而對西點貢獻最大的則為第四任校長──西爾韋納斯․塞耶（Sylvanus Thayer，1785～1872）。

塞耶在1785年出生於美國麻州的布廉特利（Braintree）。1807年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成立於1769年，是美國為英國殖民地時期成立的9所學院之一），同年考入西點軍校，1808年畢業。塞耶參與過1812至1815年的對英戰爭。在戰爭期間，塞耶親眼目睹當時美軍軍中的眾多弊端，不管是──軍官的指揮能力不足、基層官兵的訓練不夠、抗命及大量的逃兵等等，都成為塞耶日後改革美軍軍制的重要目標。

1817年，正奉命在歐洲考察的塞耶少校，接到陸軍部的命令，要他回國出任西點軍校校長。當時西點軍校才成立15週年，但校內學生素質低落，有目不識丁的、有不會說英語的，甚至還有拒絕上課、不接受校方懲處的頑劣之徒。最糟的是前任校長（第三任校長，校長任期為：1814～1817）──奧爾登‧帕特里奇（Alden Partridge，1785～1854）則涉及一件不名譽事件後拒絕下台，甚至還違規逮捕了好幾位密謀迫使他下台的教授。

塞耶擔任西點軍校校長長達16年（1817～1833）。他參考了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別稱「X」，1794年創建，創立之初校名為「中央公共工程學院」）的經驗，將西點改制成為法式的四年制理工綜合大學，也因此讓西點軍校由原本只訓練工程軍官的學校，搖身一變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工程學院。1833年塞耶卸下校長職務時，他在西點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成為美國許多教育機構仿效的對象（美國大學四年制就來自於西點軍校），也讓他贏得了「西點軍校之父」的美譽。

只是塞耶在整頓與處理軍校生越來越多的不良紀律問題時，卻意外養成了西點軍校生不當管教（體罰與凌虐）的傳統，而這也影響了美國所有軍校，比如與西點軍校有相同傳統的維吉尼亞軍校（VMI）…等。使得軍校一年級新生（Plebe，在維吉尼亞軍校稱為：老鼠／rats；在色岱爾軍校則被稱為：門把／Knods），不但成為二年級生（年長者、滿一歲的／yearlings）、三年級（母牛／cows）和四年級生（初生者、老大／firsties）的免費娛樂素材，也是全校退學率最高的一個年級。

另外，塞耶在西點軍校的課程中，加入太多的一般課程，比如──數學、工程學（土木工程較軍事工程為重）、製圖學（技術製圖，但令人驚訝的是，也講求美術製圖）、自然哲學與實驗哲學、天文學、化學、礦物學、法文、歷史、地理、法律、法文等。繁重的課程導致學生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研習軍事專業課程。然而塞耶卻認為，西點軍校學生所擁有的智能與學識足以進一步自修，俾精通包括作戰用戰術之任何科目。塞耶強調，所有軍官在其軍旅生涯中都應不斷地自修。不過有關西點軍軍校畢業生的素質，一直存在許多質疑聲。就像前面提到的，西點軍校生不僅因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負擔過重而苦不堪言，而且還成為老師們教學方法落伍以及老師沒有彈性任用制度的受害者。因為在課堂間，學生不能向老師提出問題或是交換意見與自由討論，當有人試圖在課堂上提出課程論點或是問題時，通常教官會似是而非的回應：「我不是來回答問題的，而是來給你打分數的」對西點軍校學生來說，課堂生活的很大部分只是重複已經記住的內容，而「對大多數畢業生來說，每天的背誦是西點軍校『學術』研究的同義詞」。

1919年，剛從歐洲戰場返回美國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在陸軍參謀長佩頓·馬奇將軍（Peyton C. March，1864～1955）的要求下，回母校接任校長一職。馬奇是西點軍校1888年班畢業生，他對母校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深知它的弊病。因此，他在接見麥克阿瑟時，簡潔而明確的指示：「西點已落後於當代40年了，必須壓制校園霸凌，改革課程大綱，為學校教育注入現代化的活力！」就這樣，39歲的麥克阿瑟當上了西點歷史上最年輕的校長。他曾試圖減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內容，並改而選擇對美國軍官更有用的課程，只是這些努力在1922年他離開西點軍校後就立刻被原有的老舊保守勢力給清除乾淨了，因為接手擔任西點軍校校長是反對改革的萊斯登（Fred Winchester Sladen，1867～1945，畢業於西點軍校1890年班）。

【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

教學品質的低落當然這也與點軍校教師的素質低落與近親繁殖率太高有關係（指西點軍校教師主要來自自己學校的畢業生），以1935年為例，當年西點軍校教師的近親繁殖率高達97％，高於海軍官校的73％與聖母大學的70％。畢業於西點軍校1918年班的Benjamin Abbott Dickson（1897～1976）就直言，「西點軍校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因此他在西點軍校畢業的兩年後，就辭去了軍職，進入MIT（麻省理工學院）就讀，並在那裡獲得了機械工程學位。因為他認為在西點軍校學不到東西，他評論自己「與我同輩中的年輕人相比，在教育學識方面顯然低於標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Benjamin Abbott Dickson在1940年10月，重返現役，轉而從事情報工作，他因準確預測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或稱「亞爾丁戰役」）而聞名。

直到1927年，西點軍校才被美國大學聯合會（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成立於1900年，或稱：美洲大學協會、也有翻譯為：北美大學聯盟）承認、1933年，國會正式批准軍校有權授予畢業學員理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簡稱：B.S.、BS、B.Sc.、BSc）。

參見──

（Ⅰ）奎格瑞․甘迺迪、凱西․尼爾森（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國防部部長辦公室），p111～142。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部國防大學），p69～83。

（Ⅲ）樊高月：《西點軍校──管理奧秘的全方位探索》（稻田出版） ，p245～247、257。

（Ⅳ）中文《維基百科》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Ⅴ）威廉•曼徹斯特（黃瑤譯）：《美國的凱撒大帝：麥克阿瑟（上）》（中信出版社），p137～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