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今天是918。這場事變，可說正式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種點燃，日本人稱：「日本吞下滿洲，等於吞下一顆定時炸彈。」

台灣的李雲漢、蔣永敬等老學者認為918使得國府的結構性弱點畢露，種下了日後失去大陸的惡因。中國大陸自2018年後，將這天列為抗日戰爭的起點，這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無爭議。

相關論述很多，筆者只說兩點。918事變的真正起因是滿洲的特殊環境。日俄戰爭，實際上是滿清政府為了驅趕獨佔東北不還的俄國，而與日本、英美結成隱然的同盟，代價是讓日本可以得到東北部分的特權。後來，1908年後日、俄妥協，以北滿鐵路為分界，日、俄等於是瓜分東北。然而，1929年中東路事變，使得蘇、奉武力相鬥，日本最終得利。

其二，東北軍在1931年時大約有軍力20多萬，飛機300架，軍艦20餘艘，是除了中央軍之外最大的一支兵團。但是，因為國內軍閥的不斷混戰，加上張學良念念不忘他們家稱霸中原的美夢，所以1930年將精銳移駐關內，他自己也常居北平，控制大部華北，但卻導致東北空虛。終於，讓日俄戰爭後取得鐵路與駐軍權力的日本關東軍有了可趁之機，一舉發動事變，輕鬆拿下了整個東北。

所以，918的悲劇，一方面是清末不平等條約的遺禍，二方面是民國以來軍閥混戰下的惡果。這告訴我們，國家的貧弱、分裂、不團結、甚至內戰，那付出的代價必然可觀，甚至有亡國的危機。

字數約八千多字，是我跟KIMI的對話記錄，挺好玩的（太長了，在此省略）。討論的主題是關於慈禧太后是否挪用「海軍鉅款」的利息修繕頤和園的事情。

討論過後我才知道，原來將慈禧釘在恥辱柱的原始材料，僅是三則斷簡殘篇的紀錄，完全沒有任何的完整明細，甚至連完整地檔案記錄都沒有，就是三段殘缺破碎的隻字片語。而現在這麼多言詞激昂，大罵慈禧禍國殃民的歷史博主們，我只能說，你們這群狗東西，連基本的求證都做不到，質疑的精神都沒有，活著還不如去死。

另外，從這一點也可以約略得知，當初大肆宣傳滿清有多腐敗、滿清有多顢頇的革命黨文宣，真實性到底有多少？我簡單說吧，所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現在的揚州市轄下，乃至揚州與泰州之間，都沒有任何當初屠城的亂葬崗或者萬人坑。

《揚州十日記》，是曾任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所著，其中明確指出在揚州市掃垢山上處理了幾十萬罹難者，然而不要說疑似屠殺後處理屍體的遺址，那地方就連一般民間的墳墓都沒有幾個，因為那裡風水極差，所以才被稱做「掃垢山」。如果這裡都沒有任何屠城的罹難者遺跡，那麼這場大屠殺的可信度有多少？同樣的「嘉定三屠」也是一樣。

（掃垢山是江蘇省揚州市歷史地名，原名騷狗山，因清順治二年（1645年）史可法抗清戰役後，清軍遺屍叢葬引發野狗聚集而得名，康熙年間因避諱改稱掃垢山。其地處揚州二道河區域，系疏浚護城河積土堆積形成的人工山體，現對應華懋購物中心與萬象匯商業區範圍。）

這些歷史論述，都僅使用有限的孤證，而且都是間接證據，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也不考慮邏輯的合理性。如同我與KIMI討論的內容一樣，慈禧本身的內帑可用度資金或許高達2億兩白銀，如果260萬兩白銀的8％年息都有20多萬兩，那麼2億兩白銀的年息有多少？1600萬兩。慈禧是一個帝國的太后，不是一個暴發戶的老闆娘，他每年有1600萬兩白銀的利息收入，還要去貪汙20萬兩白銀的軍費利息？慈禧腦子有問題啊？不管大清帝國的體面了嗎？這種話術顯然都是要欺騙一般庶民百姓的說法，因為只有庶民百姓才會覺得20萬兩白銀好多錢啊！

滿清貴族都是混蛋！可只要稍微去探討裡面的心理與邏輯問題，就不難發現，現在對於清朝的許多所謂「定論」都是一種主觀臆測，甚至是謊言。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1861年至1865年），在1863年3月，美國國會制訂一項徵兵法案，授權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要求18-40歲的男性青年必須服兵役入伍，但交納300美元稅金（相當現在的3萬美元）的人可以免除兵役義務。

法案通過後，紐約市政當局開始「抓壯丁」，於是，憤怒的市民暴動了，整個紐約市一片混亂。除了紐約，北方陣營中的波士頓、紐澤西、托雷多、俄亥俄、伊利諾、馬薩諸塞等地皆爆發反徵兵暴動，暴亂持續到第四天，美國政府調來的軍警仍然無法平定暴亂，最終這場暴亂還是在波托馬克軍團的殘酷鎮壓之下才落下帷幕。在鎮壓中，紐約市民被殺者超過一千人。

亞伯拉罕·林肯堅定大一統，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者。歐美自古有喜歡神化過去君王的人品道徳和政績的傳統，對總統也不例外，所以上述的紐約徵兵暴動很少流傳，以保持林肯的完美形象。其實很多證據顯示，林肯重視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超過廢除奴隸制。

林肯幸運，不是中國台灣省的領導，不然會有無數台獨和民進黨指責他是屠夫、殺人魔、獨裁者。林肯不僅出動一般軍警，還使用正規部隊，表示這已經不是普通的暴民，必須要重拳出擊，把這些渣渣送去見上帝審判，對台獨和民進黨也需要如此！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說一個冷知識：大家可曉得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中華民國宣戰？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兩個國家打到驚天動地，死傷慘重，但是中國要到珍珠港事變之後才對日本宣戰，而日本更是從來沒有正式對中國宣戰。

老蔣為什麼這麼晚才對日本宣戰？這是直到今天都受到爭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學問在裡面，要不要對日本正式宣戰相關的討論在國民政府當中不斷出現，老蔣自己在日記裡面也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老蔣跟當時大部分國民政府的要員，甚至一些當時的社會菁英，包括胡適、蔣廷黼等人，都不贊成中國率先對日本宣戰，主要的考量點是：如果對日本宣戰，中日兩國就進入國際法當中的戰爭狀態，那麼日本就可以要求西方列強遵守中立原則，不要賣武器以及派遣軍事人員來到中國。當時中國太弱，一旦沒有外來的武器以及軍事技術的指導，這個仗就會打不下去。

簡單講，中國以一個古老落後的農業國去與一個軍事工業強國進行全面戰爭，這本身就是極度悲壯的事情。當時中國的精英都知道憑自己的條件，不太可能打贏戰爭，只能把戰爭拖著，也就是所謂的持久戰，否則中國必敗無疑。這，是很無奈的事情。而等到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向日本正式宣戰，幾乎在同時日本也發動攻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所以英國、荷蘭也對日本宣戰，對中國來說之前的拖延戰術已經有了效果，戰爭的格局已經進化成世界大戰，所以毫不猶豫就對日本正式宣戰。

可是日本又為什麼沒有對中國正式選戰？日本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始終稱在中國投入百萬大軍的作戰為「支那事變」。這個一群軍人所主導的獨裁政府，竟然連承認在中國已經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敢，就可以知道這些軍人是何等的可悲可笑。但，這還不是最精彩的。在七七事變全面戰爭爆發後，緊接著又在上海淞滬地區與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戰略決戰，然後攻佔了中國的首都南京。這些種種的軍事進展，讓日本軍人政府一度對戰況非常樂觀，認為所謂的支那事變即將解決。

當時日本人用的方法就是透過與國民政府早期關係還不錯的德國來進行調解，這個相關的研究已經非常多。結果呢？國民政府是接待了德國大使以及其他的外交官的勸說，但是給了好幾個軟釘子。簡單說，國民政府拒絕投降，也拒絕局部解決。等到南京被佔領，日本的近衛文麿內閣還做了一件蠢事：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也就是說，日本人把所有與重慶方面談判的管道全部關死了。

對日本來說，速戰速決是最有利的，最好能夠逼迫中國簽訂局部和約，比照當年在東北與華北的模式，佔領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就可以暫時結束。結果呢？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日本人竟然自己就把談判大門關上，這種智商真是讓人佩服不已。

但是，等到1939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日本發現不對了。岡村寜次在他的回憶錄當中寫到「在開戰的時候蔣介石擁有3百萬部隊，如今戰爭進行了兩年多了，蔣介石依然擁有3百萬部隊。還從外部繼續得到飛機、汽油、炮彈等等補給。」。簡單說，在岡村看來戰爭已經變成了一團泥沼，日本已經掉入了這個坑裡面難以自拔。所以，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又成了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是，這時候日本的首相已經換成「空前英明」的東條英機。這個陸軍上將除了身兼五相之外，還用了一個他認為非常高明的方法來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不跟蔣介石談，那我們就在佔領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簽訂和約，結束戰爭。而這，就是汪精衛政府粉墨登場的重要由來。自己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跟這個傀儡政府共同宣布戰爭結束。這種腦洞，在人類歷史上堪稱奇蹟！所以一個有趣又弔詭的情況出現了：日本沒有對中國宣戰，但是日本卻跟他自己建立的中國一起宣布「接受指導」，也就是戰爭到此結束。

所以，中國的延後宣戰，以及日本自始至終沒有宣戰，在西方人的眼光看來都是嘖嘖稱奇。各位可以想像：1940年的春天，英、法已經向德國宣戰半年，可是西歐卻還是一片安靜；而中國與日本彼此之間沒有互相宣戰，卻廝殺到血流成河。戰爭，真是人類行為當中最荒謬的一種。

薛岳將軍（1896-1998）的「戰苟」哲學，本質是亂世中融合軍事智慧與政治生存的極致務實主義。以下從戰場策略、政治周旋、人生處世三層面剖析其「苟而能勝」的生存邏輯：

 一、戰場之「苟」：以柔克剛的軍事智慧

1. 「天爐戰法」的消耗哲學
薛岳獨創的「天爐戰法」是其「戰苟」思想的軍事結晶：
核心邏輯：以空間換時間，透過梯次防禦、誘敵深入，在預設決戰區集中優勢兵力圍殲敵軍，避免硬碰硬的消耗。
經典案例：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1942）中，他主動放棄新牆河、汨羅江前沿陣地，將日軍引入長沙盆地（「爐底」），再以第10軍固守長沙城，外圍第4、20、99軍三面合圍，殲敵5.6萬。此役被羅斯福譽為「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
對比反差：與張靈甫（孟良崮硬拼）、孫立人（緬北強攻）等將領相比，薛岳更注重「保存實力」，甚至被譏為「畏戰」，但長沙三戰殲敵11萬的戰績證明其策略的有效性。

2. 避實擊虛的用兵原則
長征圍堵：四年湘江戰役，薛岳指揮八個師三面夾擊紅軍，殲敵過半卻避免正面強攻，以尾隨消耗為主。
內戰保存實力：1947年萊蕪戰役敗於粟裕後，薛岳私下抱怨「中國人打中國人無意義」，隨即被蔣介石撤職，實為主動脫離內戰漩渦。

二、政治之「苟」：權謀夾縫中的生存術

1. 依附強權而不盲從
早期站隊：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薛岳冒死護衛宋慶齡突圍，獲孫中山「智勇雙全」評價，奠定政治資本。
左右搖擺：1927年曾建議中共抓捕蔣介石未果，後鎮壓廣州起義；1930年中原大戰支持桂系反蔣失敗，流亡香港兩年，直至蔣介石「不計前嫌」重新起用。

2. 與蔣氏的微妙關係
表面忠誠：抗戰期間憑藉長沙大捷獲青天白日勳章，被蔣稱為「最得意之作」。
實際疏離：1947年萊蕪戰敗後，蔣當面斥責「會不會打仗」，加之地下黨劉斐挑撥，薛岳徹底失寵。
退台後邊緣化：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等虛職，1993年因付不起房租被銀行起訴，法庭上怒吼「我曾消滅十萬日軍！」引發輿論聲援。

3. 同僚鬥爭中的自保術
樹敵眾多：與陳誠、白崇禧、胡宗南等多有矛盾，但總能找到靠山（如早期依附張發奎、李濟深）。
晚年反李登輝：1990年反對「修憲」觸怒當權者，被停發補貼，卻因輿論壓力免於流落街頭，體現其對民意的精準利用。

三、人生之「苟」：長壽即勝利的終極邏輯

1. 不殉節、不被俘的「善終」
大陸時期：1949年任廣東省主席時直言「此去是送命」，海南島「伯陵防線」潰敗後及時撤退，未如張靈甫般戰死或被俘。
台灣歲月：拒絕參與權力鬥爭，晚年移居嘉義鄉間破屋，以書法「精忠報國」自勉，活至102歲，成為國民黨將領最長壽者。

2. 歷史評價的辯證性
功過交織：抗戰殲敵數可能為國軍將領之最（三次長沙會戰殲敵11萬），但「剛愎自用」性格致豫湘桂戰役潰敗。
符號化命運：大陸影視將其塑造成「長沙戰神」，台灣青年卻不知其名；臨終遺言「寧用奴才，不用人才」，既控訴體制，亦自嘲一生。

 薛岳「戰苟」策略的對比與實踐

 結語：亂世生存的悖論性智慧

薛岳的「戰苟」本質是弱者的強勢生存法則：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黨內傾軋的亂世中，他以「不爭一時之勇，務求長久之存」的邏輯，用軍事上的彈性防禦換取戰略空間，用政治上的靈活站隊規避致命風險。其人生軌跡揭示一個殘酷真相：在崩塌的舊秩序中，「活得久」本身即是對時代的無聲勝利。

漢武帝時代，巫蠱之禍導致太子劉據、皇后衛子夫死亡，牽連到了很多人，造成了巨大的悲劇。漢武帝後來醒悟到自己的問題，建立「思子臺」，還對自己的晚年行為反省寫下〈罪己詔〉。這一係列的事件，並不是一句「漢武帝晚年昏聵」可以概括的，細查漢武帝的一生，早早就有跡可循，巫蠱之禍不過是最後臨界點的爆發。

漢武帝此人與秦始皇非常像，愛出遊，愛找神仙。漢武帝一生有太多與鬼神打交道的經驗，甚至把女兒嫁給一個叫欒大的人，只因這人自稱會法術、能幫助他長生不老。後來他發現被騙，把欒大處殺，也沒改變繼續尋找神仙的想法。漢武帝的一生貫穿著尋找神仙—發現被騙—繼續尋找的輪迴。因為他對那個虛幻的神仙世界至死不渝地相信，被騙多少次都不覺得是錯的，於是才會給巫蠱之禍的罪魁禍首江充可乘之機。

江充知道漢武帝深信神魔世界是真實的，所以陷害太子劉據，在劉據的家裡藏了很多的小木偶。不相信神魔的人不會覺得這是問題，但是相信的人就會十分恐懼。漢武帝就這樣失去了理智，直到把太子逼到反抗、自殺。

不論是帝王還是普通人，都要十分警惕自己心中的魔，尤其是自己最為在意、喜歡的東西。自古以來，腐蝕官員是從這些地方下手，要摧毀一個人的精神也是從這些地方下手，因為喜歡到一定程度，就會成為自己的軟肋，被壞人看出來了，就是漏洞，沒有任何人能免俗，這也是為什麼《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近幾年有一本史學著作《巫蠱之禍與儒生帝國的興起》，裡面的核心觀點大致是：巫蠱之禍導致了朝局的動蕩，官位的空缺，於是儒家士子趁虛而入，成為後來漢朝官員的主要力量。這是從外在的政治架構解讀。從精神的內在理路來說，這是又一次人文精神的復興。

巫蠱之禍是漢武帝過度重視神魔世界釀造的悲劇，其實在漢武帝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之後，漢朝也沒有立刻停止這類的行為，巫蠱之風仍然盛行。全國上下的有識之士一定會反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行為到底對不對？人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敬奉上天？」這一系列的反思一定會讓人意識到：只有重視現實世界，踏實生活，從真實的生活中領悟神聖，才是正道。

從後世儒家典範韓愈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對待神聖的態度。韓愈說：「假如佛祖能夠降給災禍，不是謹守道德的君子所要害怕的，更何況萬萬沒有這樣的道理。而且，『佛』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他的行為像君子呢，還是像小人呢？如果是君子，絕對不會盲目降禍給守道的人；如果是小人，他的身體已經死了，他的魂魄也不會靈驗。天地各路神祇，昭然布列，莊嚴公正，又怎能允許這些鬼魂任意胡為，在天地之間作威作福呢？」

所以，相信天地鬼神莊嚴公正，做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就沒什麼好怕的，也沒什麼好求的，因為孟子還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只要你踏實活出生命的意義，即便肉身死亡，精神都會永存，何必去求肉身的長生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