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工業革命需要激烈的國際競爭與外部資源大量輸入，缺一不可。東方國際競爭嚴重不足，好一些是春秋戰國、遼金宋時期，相互競爭，科技發展並不慢，但沒有外部資源大量輸入，過不了工業的臨界點。英國在百年戰爭裡搶劫法國，也沒有工業革命，大航海後搶劫幾十倍於本土的北美、印度200年，才開啟工業革命，量變導致質變。

西方人為什麼可以在近代超過東方，西方人到底是憑什麼快速反超的？靠春秋戰國式的殘酷競爭，靠美洲、印度充當大補血包與解壓閥。

有個基本的事實：人類科學技術，基本上都是在各種戰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爭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實質是一種競爭關系。

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爆發在中國的問題，清華大學文一教授的回答是，相對於歐洲長期的戰亂，各國努力研發新技術，中國的發展相對穩定，周邊沒有同等級的對手，戰爭發生的頻率相對低的多，也沒有發生大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而中國的科舉制度也不利於科學的發展。

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清華大學文一教授的《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謎》解釋的比較清楚。在歐洲形成國家競爭體系以後，對火藥的研究和使用，以及擁有火藥的數量等直接決定了王室的生死存亡。闡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最大特點不是藝術與科學而是戰爭和軍備競賽，是全球殖民競賽”。達芬奇的才能主要在軍事技術，而不是藝術。

科學一開始是玩票，可以展示智商，但並沒有指導技術去解決現實問題。站在17世紀這個時點，而不是19世紀時點，我們所有人很難判斷，科學到底有沒有用，這是不確定的。東西方的古代人都認為，科學沒啥用。以古代中國人的聰明務實，當然能看出早期科學大多是無關人事、操弄概念、奇技淫巧的東西。需要強調的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具有改天換地的作用，是非常晚生的認知，更多是從結果倒推出的經驗，究其源頭大體受到文藝復興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影響。但在此之前的漫長歷史，就對人類的功利影響來說，與其說“科技就是力量”，不如說“科學沒啥用”。

19世紀的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即電機的原理，當時法拉第請一批上流人士參觀，在法拉第表演他的圓盤發電機時，一位貴婦人問道：“法拉第先生，這東西有什麼作用呢？”法拉第答道：“夫人，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有什麼作用呢？”其實不僅電磁感應，整個科學體系在越過發展奇點之前，對人類進程的影響都微乎其微。

1850年之前，可以這麼說，歐洲人能過好，特別是英國人，最大的因素不是所謂科技進步，是對外戰爭帶來的資源增量，並不是所謂內生式增長，這一點區分尤其重要。否則，1840年，英國為了抹平貿易赤字發動的鴉片戰爭就沒法解釋。1492年之前，歐洲陷入長期通貨緊縮，而通往亞洲的貿易通道被鄂圖曼土耳其控制，本來就缺乏硬通貨，最後西班牙、葡萄牙分別發現美洲金銀和亞洲直航貿易路線，啟動了歐洲的鏈式反應。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征服欲望，有一個關鍵原因是歐洲一直未能形成一個成功穩定的大一統農業文明國家。相反，歐洲一直處於多個中小國家勢均力敵、常年戰爭的狀態，無法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大航海時代就像是一條鯰魚，突破了貨幣和商品對歐洲的雙重束縛。它讓歐洲各國原本內卷的貧窮遊戲變成了貿易路線的爭奪戰。歐洲的連續戰爭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戰爭催生了國家的形成，英國、法國、荷蘭、普魯士等國家不斷投資改進軍事技術，以在戰爭中取得優勢。如果能在戰爭中獲勝，投資在軍事技術上的回報將是巨大的。畢竟，控制全球貿易路線帶來的利潤是顯而易見的。在全球第一個工業棉紡織工業出現之前，商業利潤回收投資的機制並不存在。純粹的個人愛好無法帶來整體性的技術進步。搶劫、戰爭和殖民成為歐美崛起的三個根本原因。後來的技術、科學和制度都是由這些根本原因衍生而來。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征服欲望源於歐洲未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大一統農業文明國家。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爭奪戰和連續不斷的戰爭對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戰爭催生了國家的形成，並促使歐洲國家不斷投資改進軍事技術。這些戰爭和殖民活動成為歐美崛起的基石，為後來的技術、科學和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西方崛起其實最大的貢獻是不斷的戰爭，歐洲從未停歇的爭霸戰爭，推動了軍事裝備的進步，蒸汽機所用的機床最初是用來製造炮管的，這是早期的軍民融合。歐洲技術最大的應用場景可不是民生，是連綿不絕的戰爭，不得不說，戰爭是生存問題，面對生存問題，各國捨得投入資源，從1914年之前的歐洲爭霸戰爭到一戰、二戰以及冷戰，這段時期都是人類科學、技術和工程進步最快的時期。中國新朝代一般休養生息幾十年，人口就暴漲，人力就比較便宜，沒什麼人願意投入資金開發新技術。而且新技術會導致大量人口失業，導致社會危機，甚至大規模起義。

創新的本質是資源的調動。中國以前的王朝奉行的是徹底的自由主義，政府幾乎不支持任何科技的發展。西方在競爭中用政府的力量推行產業政策，實現了大發展。工業革命的本質就是政府主導。近代歐洲分裂又戰爭不斷，這是中國在明清時期無法模擬的場景，這種連續不斷的爭鬥推動了軍事技術、工程的進步，也推動了國內財政稅收、金融國債改革，封建國家走向中央集權國家，這種拉動效應在明清時期的中國根本不存在。需求產生技術，戰爭關乎生存，這是科技進步跳躍式進步的最大推手。西歐因為長年的戰爭，促進了數學物理化學等領域的進步；大航海又因為資本的血腥擴張有了深厚的剩餘價值積累，所謂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黑死病，黑死病幫助金融機構消除了大量債務，海量財富可以支撐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的啟動需要煤和鐵，英國非常幸運煤和鐵很近，能夠以很低的成本結合在一起，啟動工業革命。中國最合適的地方一個是東北，一個是海南島與安南，這兩個地區煤和鐵挨得比較近，但是都遠離中國的經濟中心。英國的崛起真是一個偶然的現像，因為英國的本錢小、槓桿大，居然能找到印度這樣的大血包，不斷滋養英國的工業革命，花小錢居然能讓歐洲大陸不斷的內鬥。日本也一樣，從清末到民國，中國一個巨人居然成為日本的血包，推動日本工業化，還持續了50年。一旦這些條件不存在，日本、英國就剩下本錢小、野心大了。

實際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實力壯大的英國，依靠的依然是殖民地剝削，工業並沒沒有帶來多大財富積累，而當時英國的媒體和社會精英從未提及自由民主，也沒提科學。亨廷頓早就指出，近代西方的真正優勢是有組織的暴力，而不是其他的。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中國的崛起與工業化被英美及其扶持的日寇給打斷了，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由於洋務運動，開始出現中興的局面，同時沙俄臨近中國，在調兵遣將、運送物質等等各方面都優越於其它列強，所以沙俄在中國的勢力是很大的。

英美兩國由於想擺脫弱勢地位，以遏制沙皇俄國一家獨大和中國中興的局面，於是選中了日本大加扶植和培養，以作為其在東方的勢力代理。英美的做法就是：兩國出錢、出武器、出顧問培植日本，日本則是出人力。

日寇維新能夠成功，國際金融資本所起的作用是無比巨大的，日寇明治維新時，一窮二白，國家發展基本依靠舉債，但西方財團憑什麼借錢給一個沒有資源、沒有工業、沒有償債安全保障的農業國家呢？背後的目的是什麼？真正合理的解釋只有是把它當作槍使，借助它來掠奪中國這樣有資源有歷史財富積累的國家，這樣的間接漁利比自己直接動武要高明得多。日寇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是列強掠奪中國的一顆棋子，而日本侍奉大國的本事也很高，如當年派出遣唐使一樣，馬上與英國打得火熱，大量的“遣英使”被派到英國學習。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輔，第一件事就是力排眾議，向英商借款100萬鎊（時值白銀約400～500萬兩），修築東京至橫濱間的鐵路。到甲午時期日本借款約5000萬兩白銀，而整個北洋艦隊的軍艦造價才2000萬兩。對於借入的巨額資本，維新之初的小國窮國日本，是沒有償還擔保的，而且日本的借債主要投入在軍事建設上，非常顯然的，投入的這些巨額資本只有通過戰爭才有收回的可能。而日本要發動戰爭，戰場會選在哪？正因為有了列強和金融資本的扶持，才可能有甲午戰爭國的日本海軍。

中國至甲午戰爭前，清朝政府共借外債45筆，折合庫平銀4626萬餘兩。這些外債戰前已基本還清，從19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債的本息，一般都占財政總支出的3-6%，占海關稅收的12-20%。中國是基本沒有外債不依靠國際金融資本生存的，而清朝政府本身財政緊張，戰前李鴻章要求撥付300萬兩的戰爭經費，實際到位只有18萬兩，相比之下甲午戰爭中，日本募集的公債達11,680萬日元，而各國認購的公債就達到966萬又4900英鎊。（日元與庫平銀比價為1.4：1。日本大藏大臣官房財政經濟調查課編：戰時財政經濟參考資料第一輯，《日清日露兩戰役及世界大戰に於け■我か戰時財政》。）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關鍵就是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這樣的巨款借給日本，等於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已經完全押寶日本勝利，如果日本失敗，這些借款和債券就將全部變成垃圾債券甚至廢紙。國際資本的操作實際上決定了世界列強的態度和中日戰爭的結局，也決定了此後半個世紀中日兩國迥然不同的發展態勢。

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共耗費約8千萬兩白銀，軍費預算高達2億5千萬日元，折銀1億6千萬兩左右，雖然當時日本引進了現代財政金融制度，政府收入已經和30倍的清政府一樣多，但赤字仍然很大，只能向西方貸款和兜售國家債券。（據統計，1893年日本預算收入為8804萬日元，實際財政收入是11377萬日元，相當於7585萬兩白銀。（1兩白銀約1.5日元）同樣是1893年，清朝財政收入為8867萬兩白銀！也就是說，日本實際財政收入只比清朝少了1282萬兩。）此時，誰有錢誰就能贏得戰爭。

整個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主要是以發行國債來籌措軍費。1894年8月，發行第一批國債3000萬日元。1894年11月，再次發行5000萬。但向民間推銷效果很差，最高時每月759萬日元，最少時每月只有17.5萬日元。而戰場上每月軍費開支都在1000萬日元以上。也就是說，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每月都在虧損，投入產出比是負的。對此，日本政府只能一方面動用國庫財政資金，一方面積極動用日本銀行向國外推銷債券。當這些本沒有任何擔保的債券進入歐洲後，本以為會無人問津，結果卻出人意料，債券受到歐洲銀行團的踴躍申購。這8000萬日本國債中，光是英國銀行就認購了一半左右，不光如此英國還準備向日本提供2億日元的低息貸款，雖然後來因戰爭已成定局被日本拒絕，但大英帝國準備為日本募集大概一億日元的軍費確是不爭的事實。

可同時，清政府通過赫德向英格蘭銀行借款600萬英鎊都不可得，這是為什麼？因為在戰爭開始前幾十年，崛起中的沙皇俄國，就已經和歐洲列強矛盾重重。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聯合鄂圖曼，共同向沙俄宣戰。戰爭雖然打贏了，但英法本身卻是慘勝，西歐各國一直心懷怨恨。因此英法列強迫切希望能在亞洲懲罰俄國，他們相中了中國和日本，但列強十分清楚作為東亞最大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地，一旦中國崛起，那簡直比俄國還恐怖，於是沒有任何危害的“蒼蠅肉”日本就成了首選…對此日本也是心領神會，當《日英航海通商條約》即將到期之際，為取得英國支持，日本不顧國內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在新約簽訂時繼續對英國做出巨大讓步，保留了大量不平等內容。日本的妥協自然換取了英國的好感，1894年7月16日，新的《日英新通商航海條約》在倫敦簽訂時，英國外相金伯理勛爵對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清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於是條約簽訂9天後日本海軍偷襲清軍運兵船，甲午戰爭爆發。

對此，英國立即宣布中立，但是維多利亞女王卻在《倫敦公報》上顛倒是非，將日本的不宣而戰稱為“中日乃緣事失和”，可笑李鴻章還雇佣英國船希望日本有所收斂。不僅如此，英國政府還扣押了清政府剛剛購買的“飛霆號”魚雷船，不讓其回國參戰。但另一方面卻公然允許英國商船為日本運輸軍火，發生在甲午戰爭期間的“巴山輪”事件，就是南洋水師查獲的替日本走私軍火的英國輪船。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歐格納卻阻撓中國對這艘貨船的調查，最後居然還強迫清政府賠償”巴山輪”4000英鎊，因為清政府的調查和扣留延誤了該船的運輸期限。為日本運輸軍火的同時，英國還允許日本訂造了兩艘12,000噸鐵甲艦，這種赤裸裸的拉偏架連海關司的赫德都看不下去了，他立即致電倫敦，指出英國為日本建造這兩艘巨艦，“是為與中國爭奪遠東海上霸權”。雖然，這幾艘戰艦同樣無法參加正在進行的甲午戰爭，但是英國人在宣布中立之後對中日兩國的差別對待可見一斑。

甲午戰爭後，英國的狼子野心，自然引起了其他列強的警覺，特別是極為關心遠東局勢的沙俄，深知英國在歐洲扶植德國以後又要在東邊扶植日本，為此沙俄聯合法、德兩國強迫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俄國甚至調動遠東艦隊進行威脅才迫使日本放棄。這個恥辱也堅定了日本投向英國的決心，因此戰後，日本將大部分清朝賠款重新投入英國購買軍艦準備與沙俄交手。

到日俄戰前，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艦包括 6艘戰列艦和8艘裝甲巡洋艦，其中6艘戰列艦均為英國建造；而8艘裝甲巡洋艦中有4艘是英國建造。此外德造八雲號，法造吾妻號，意造春日號、日進號裝甲巡洋艦配備的也都是英國火炮。可即便如此，打敗俄國也有困難，俄國不比清朝，預計軍費開支高達15億日元，這是甲午戰爭的七倍。而當時日本年預算才四千萬日元，相當於動用未來四十年的收入。即便算上甲午戰爭中國給的賠償，但單憑它自己也仍然無法負擔戰爭開銷。

這時，資本的力量又出手了。日俄戰爭期間，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美國的希夫家族、德國的沃伯格家族，連續4次向日本貸款超過10億日元。而與此同時，資本流向俄國的渠道反而被切斷。這明擺著就是：資本已決定讓俄國戰敗。當然，除了剛才說的西歐和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後的矛盾。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俄國長期以來奉行的排猶政策，這引起了猶太世界的不滿。比如剛才說的羅斯柴爾德、希夫和沃伯格家族，他們都是猶太人。

為徹底給日本安心，1902年1月30日，英國日本正式在倫敦簽訂《英日同盟》。其主要內容為：1.共同應對俄國擴張，倘使雙方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受到別國侵略或因內部騷亂造成損失時，任何一方均可采取必要的措施；2.締結國的一方如與他國發生戰爭時，另一方嚴守中立；如締約國一方與兩個以上國家作戰時，另一方應給與軍事援助，媾和時也須與同盟國協商；3.日本承認英國的中國利益，英國也承認日本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接下來就沒懸念了，日俄戰爭期間，英國不僅拒絕開放蘇伊士運河，還拒絕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沿途港口加煤，導致其大敗；說白了，甲午戰爭也好，日俄戰爭也罷，從原則上講只不過是日本打的兩場代理戰爭而已，其背後的真正操縱者即是美、英兩國。當然，這兩場戰爭也是符合日本利益的，正符合了日本植根大陸、擺脫島國地域局限的戰略設想。

眾多歷史學家在研究甲午戰爭時，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對北洋水師和甲午戰爭的失敗扯東道西，卻避而不談最關鍵的美英幫凶。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道：“美利堅和不列顛尼亞是新日本的教父教母。在不到兩代的時間內，除掉悠久的過去外就沒有什麼背景的日本人民，從武士的雙手劍進步到鐵甲艦、來福線大炮、魚雷和馬克沁式機關槍；並且在工業方面發生了類似的革命。日本在英國和美國的指導下從中古到現代的過渡，是迅速而激烈的。中國被超過，而且被擊敗了。世人在1905年看到帝俄不但在海上敗北，而且被運到大陸上去的在滿洲打了幾次大勝仗的卓越的日本軍隊所擊敗，都感到驚愕。日本這時就置身於大強國之列了。日本人看到人們對他們尊敬，自己也覺得驚異。當我們拿我們的古代藝術與文化的美麗產品送給你們的時候，你們輕視我們，嘲笑我們；但是自從我們建立了有精良武器的頭等的海軍和陸軍以來，我們就被當作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了。”

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美英兩國不但給日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貸款，武器、軍艦和戰略物資，同時還派出了大量的軍事顧問和戰地觀察團。甲午戰爭期間，美英兩國不但向日本派出了大批的軍事顧問，還利用各種渠道收集清朝艦隊及中國軍事情報以供日本作戰使用，甚至英國派出7艘戰艦組成所謂的“戰地觀摩團”在兩軍艦隊旁邊“觀戰”，其意圖，一方面給日軍提供中方艦隊情報，一方面萬一日本艦隊失利好即刻實施援手。

眾所周知，甲午戰爭戰敗後，中國向日本賠償白銀兩億三千萬兩。但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這兩億兩三千萬白銀中的一大半由日本償還了美英兩國的戰爭貸款。依據簡體中文版的《簡明日本通史》248頁，甲午戰爭賠款的84.7%被用作軍費，5.5%被用作皇室費用，2.8%作為教育基金，2.8%作為災害准備金。當時整個日本的30萬軍隊及海軍艦隊，基本就是美英兩國貸款武裝起來的。可見在這次戰爭中美英在日本身上是下了大賭注滴，也是得了大便宜滴，所以日本想打敗這次戰爭都不可能，美英不干啊！

甲午戰爭後不足10年即發生的日俄戰爭，從表面看是沙俄與日寇在中國東北利益的爭奪，而實質上是美英兩國戰略構想的實施。也就是說，是美英兩國試圖削弱沙皇俄國勢力的戰略成功。日俄戰爭中，日寇不但得到了英美的大量軍火裝備和貸款，還得到了美英的戰略戰術的援助，其軍事顧問都配置到了日軍的大隊（相當於營級單位）。並且，美英兩國還組成了數個“戰地觀察團”或者“觀摩團”。可見，日俄戰爭也是美英日三國共同上陣對付沙俄，沙俄焉有不敗之理？

所以，北洋水師也好，沙俄陸海軍也好，實質上是在與美英日三國作戰，更確切的說日寇只不過是美英兩國的代理者而已。各位諸君可能會想，美英兩國驅趕了北極熊，卻養肥了日本狼，是不是得不償失呢？一個強大的日寇是不是也會成為美英兩國在華利益的威脅呢？事實上，老奸巨猾的美英兩國已經看透了日寇的致命弱點，彈丸小國，資源匱乏，即便武裝到牙齒，只要離開了他們的支持就會一敗塗地。所以，這是他們不足為慮的。日本也只有綁架在美英的戰車上才能有所發展和崛起，否則也只有死路一條。這個規律已經被二戰、《廣場協議》所證實，無論從政治、軍事，亦或是經濟上，日本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美英為何要扶植日本而不扶植中國呢？美英扶植清朝趕走列強豈不獨享在華利益？如果美英要扶植中國，其他列強能同意嗎？俄德法西奧必然會聯合起來予以干涉。著名的三國干涉還遼，就是俄德法三國聯合起來，逼迫日本還回遼東的一個實例。再說，一個偌大中國一旦扶植起來，能否駕馭得住都是問題，西方以前還一直欺負中國，他們不擔心中國強大後對他們報復？以中國的潛力，是可以成為超級大國的，中國當時雖然比英美列強弱但在世界上也算是列強，但是上千年來遠遠領先世界的物質積累，中國還是世界第一的富國和國土前三、人口第一的大國，隨時具備崛起的實力和物質基礎。對於西方而言，中國不僅是一份太大的蛋糕，還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世界第一的財富（財力），數量充裕的人口（人力），如果再加上工業革命的技術（軍力），最關鍵的是，中國的價值觀與西方太不一樣，一旦中國崛起，結果將是什麼？想想就知道，一個強大的中國，不符合英美的利益，更不符合整個西方的利益，如果各位是列強，你會怎麼想？所以說，他們之所以不扶植中國，而扶植日本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稅警總團」的全名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根據初創時期擔任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將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二十期工兵科畢業）之子──張子勤於《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中所寫的專文《崢嶸歲月話稅警》中的介紹，「稅警總團」成立的緣由是因為民國初期中國鹽匪猖獗，導致每年鹽稅損失慘重，由於當時鹽稅大部分必須作為償還「庚子賠償」之用，因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商量，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留給中國，之後利用這筆錢成立一支專為查緝私梟與看守鹽場的稅警武力，如此不但可以保證稅款的徵收順利，自然會加速中國還款的速度。

後經史汀生同意後，由美國先行出資，成立了稅警總團，由於最初之任務為護鹽，因此在許多國外的文獻中，稅警總團也被稱為──鹽師。而稅警總團的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屬於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稅警總團是在1930年在上海由財政部所屬鹽務緝私營、緝私大隊仿照美國財稅武裝組織改編而成，整個稅警總團是依照當時陸軍編制而成立的，下轄三個團，初期兵力約13,000人，由財政部鹽務局稅警官佐教練所（上海）所長姚觀順將軍（畢業於諾維奇大學，也翻譯成－－那威治陸軍大學、威爾猛軍校）協助建立並兼任顧問。西點軍校畢業的溫應星將軍（Ying-Hsing Wen，1887～1968，西點軍校1909年畢業，同一期的中國學生還有陳挺甲，這兩人是中國最早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溫應星將軍為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將軍之父）擔任中將總團長，溫將軍在1951年以中將官階退伍後赴美定居，1968年過世後，校方特准其葬於西點軍校校園內。西點軍校為紀念溫將軍，特設「溫應星將軍紀念獎」（Lt. General Ying Hsing Wen Award），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外語系畢業生。首屆獎項由當年24歲應屆中文系畢業生Miriam Bottrell於2010年獲得；副團長王賡將軍（1895～1942，其前妻陸小曼有民國四大美女之稱號），1918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畢業時為全班第二名（全級137名學生）。第一團團長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趙君邁將軍，日後孫立人將軍就是由趙將軍之推薦才得以進入稅警總團（之前在中央黨務學校【後來的政治大學】擔任第一期學生中隊隊長和教官）；第二團團長為──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古鼎華將軍；第三團團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校的張遠南將軍（宋子文妻弟）。（外籍）總顧問為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德軍山地師師長的史坦里少將（有些翻譯寫為：史坦因或施坦因），另有德國與美國籍顧問各四人（也有記錄指出──這八名顧問均為德國人），其中的德籍顧問均由國府第三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將軍安排而來。1932年增加一個團的編制－－第四團，由時任稅警總團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孫立人兼任團長。另外中校參謀何世禮（畢業於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勒希爾砲兵學校及法國方丁布魯砲兵專門學校）、山砲營長賈幼慧（美國史丹佛砲兵學院）、迫砲營長周雁賓（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工兵營長王之（威爾猛軍校／即維奇大學（Norwich University之ROTC班次1928年班、西點軍校1932年班）等，但整體而言，進入稅警總團服務的軍官仍然是以保定軍校、各地講武學堂及黃埔軍校出身為多。

史坦里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15～20人的小部隊（小組），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82公釐迫擊砲、短距離的無線通訊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是在一戰末期才逐漸發展成功）等，一但佔據有利地形後，各小組就可以獨立作戰，還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即使面對連、營等大部隊之敵，仍足以應付。

「稅警總團」之後陸續增加了四、五、六等三個團，若再加上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炮營、炮兵營、通訊營等七個營。全盛時期總兵力有三萬餘人，也是國內第一個擁有英製──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的部隊。

【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由於直屬財政部，因此「稅警總團」的待遇比一般部隊要高很多，以1930年的薪餉為例，編階中將的總團長月薪大洋400元，少將月薪大洋320元，上校月薪大洋240元（也有紀錄為180元），中校月薪大洋170元，少校月薪大洋135元，上尉月薪大洋80元，中尉月薪大洋60元，少尉月薪大洋42元，准尉月薪大洋32元，上士月薪大洋20元，中士月薪大洋16元，下士月薪大洋14元，上等兵月薪大洋12元，一等兵月薪大洋11元，士兵伙食津貼每月4.5元，士官長的加給每月20元。總團長每月特支費高達10,000元（大洋）、團長則為2,000元、營長1,000元。同時期，一桌上好的酒席約需花費大洋20元、白米100斤約5元（1斤約0.5公斤）、一般幫傭月薪約大洋7～10元，因此「稅警總團」的薪資是相當優渥的。

王賡在1931年時接任稅警總團第二任總團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稅警團被暫編為第88師獨立旅，王賡任旅長。據1932年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當時王賡隨身帶有國軍戰線配置圖和許多機密文件，這些自然被日軍沒收，因此王賡在脫險後，國民政府就以洩漏軍機為由將其逮捕入獄，史稱「王賡事件」（Ken Wang Incident）。雖然事情真偽尚未釐清，但當時輿論對「王賡獻地圖」之說已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整起事件一直到1935年才獲得正式平反，之後王賡奉命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昆明辦事處長處長。1937年王賡在香港再婚，之後生一子一女。子名王興安，1949年後留滯大陸不知所蹤，女名王盛宏，後隨姑姑來臺，1963年畢業於台大護理系。

王賡於1942年被派為軍事代表團團員赴美，由熊式輝任團長，同行的還有徐培根等人。但不幸的是在赴美途中路經開羅，王賡的腎疾復發，只好滯留在開羅治療，一個多月後病情惡化，病逝於開羅皇家醫院，時年46歲。盟軍將其安葬在開羅的英軍公墓裡。此時子女尚幼，就由胞妹王淑敏及妹夫游彌堅接回並撫養成人（王淑敏在1931年嫁與游彌堅為繼室，游彌堅後來任臺北市市長）。

有關「一二八事變」時，王賡誤入日軍憲兵區遭到逮捕與洩漏軍事機密要圖一事，據當時擔任王賡重要幕僚的莫雄（1891～1980）的說法，根本沒有這回事，而莫雄在王賡出事後，便立即奉命接任稅警總團長一職。

◆稅警總團建成時下轄5個團，加總團直屬部隊，總兵力相當於6個團。團的編制相當龐大，每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1挺，6個班編成1個排，3個排編成1連，每連共計252人，相當於當時中央軍甲級正規軍兩個連。1個營轄4個連，另配82公釐迫擊砲兩門。每團統轄3個營，另配特種兵連7個連，每1個團戰鬥兵員共5,000餘人。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砲營、砲兵營、通訊營等7個營。整個總團擁有兵力3萬餘人。孫立人將軍是在1932年加入稅警總團。同年10月，孫立人調任稅警總團新組建的第4分團團長駐清東。民國26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時，稅警總團與第25師合編為第八軍，由黃杰任軍長。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分別於10月1日和2日，先後到達上海，隨即投入戰場，不過卻是被分割使用。稅警總團主要參加薀藻浜與蘇州河戰鬥，日軍登陸金山衛後，又承擔了掩護國軍撤退的任務。淞滬戰役後，稅警團的元氣大傷，餘部被編為第40師。

之後宋子文要求傷癒的孫立人設法招回失散的官兵。之後宋子文將「稅警總團」改名為：「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任務改成查緝走私之部隊，如此可以避免遭到其他部隊給瓜分、併吞。最初練兵地點是借用湖南長沙嶽麓山的清華大學農學院，之後再因日軍進逼，財政部再將教練所遷至貴州都勻。之後部分部隊改編成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參加征緬戰役。在貴州都勻期間，原有的德籍顧問已經奉納粹政府之命返回德國，只有史坦因上尉仍堅持留在中國擔任顧問，負責教導射擊和實地戰鬥教練。部分未編入遠征軍的緝私署官兵約14,000餘人，由財政部於1941年7月改編為場警，歸鹽務機關管轄指揮，專責緝私、保產、護稅、警衛等，迄1945年緝私署裁撤，原場警更名「鹽警」，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即由「鹽警」撤來臺灣之後改編而成。

參見──

（Ⅰ）張子勤：《崢嶸歲月話稅警》（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

（Ⅱ）陳降任：《美軍校畢業首位華裔～守護國父忠貞不渝～華僑將軍姚觀順際遇坎坷埋骨異域》（中外雜誌／2007年10月號）。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孫立人】（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7%AB%8B%E4%BA%BA）。

（Ⅳ）維基《中文百科》之【王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B3%A1）。

（Ⅴ）王之：《王之回憶錄（王淡如將軍）》（雄峰出版社） 。

畢業於空軍官校第24期、有韓國國父之稱的金九先生（1876～1949）次子、前韓國空軍參謀長（等同國軍之空軍總司令）、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金信先生（1922～2016）在他的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透露，八二三砲戰的起因，竟是蔣中正貼身幕僚的太太到香港遊玩時無意中透露訊息給潛伏當地的共諜，進而導致中共強烈轟炸金門，想要利用砲擊來炸死蔣中正。

金信在《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撤退來臺之後，兩岸之間是屬於極度緊張的敵對關係，中共派出的間諜幾乎是全面監控臺灣。當時中共發現，臺灣官夫人經常到香港遊玩與購物，這就成為共諜竊取情報的目標，有次蔣中正重要的貼身幕僚太太到香港玩，無意中透露：「老公要到金門出差」；依照這個訊息，中共獲得情報，蔣中正將在8月23日到達金門，因此採取瘋狂砲轟方式，想要轟死蔣中正，不幸中大幸的是，蔣中正一到金門臨時有急事，就馬上搭飛機離開金門回到臺北總統府，僥倖逃過一劫……這類的洩密事情還包括了蔣緯國將軍的元配石靜宜女士，因此觸怒了蔣中正，最後遭到「賜死」的命運！

但當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辦室少校作戰連絡官的傅克毅將軍（畢業於陸軍官校第21期）所口述的《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憶往～傅克毅訪談錄》一文中則有完全不一樣的說法，傅克毅將軍說──蔣中正總統是在民國47年8月20日蒞臨金門。總統偕蔣經國副秘書長先赴馬祖，再乘陽字號軍艦於清晨抵達金門，一行人先赴駐紮於烈嶼（即小金門）的第9師視察，返回金門後再至古寧頭等地視察，晚18時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會餐完畢，蔣總統便立即搭乘陽字號至馬公後駛返回臺北。傅將軍所說的時間、過程與金信的敘述完全不一樣。

另外從美國已解密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8.23～9.5日），中共一共發射了127,973發砲彈，而國軍總反擊量僅27,381發，最糟糕的是其中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而在砲戰進行當中，許多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則利用各種通訊方法向中共報告目標，甚至以機槍曳光彈射擊指示方位，導致國軍死傷慘重。

【民國47年，國防部長俞大維至金門視察，由張國英將軍陪侍，右一為時任作戰聯絡官的傅克毅少校。】

孤苦伶仃的朱重八，從皇覺寺的小和尚，歷經「身如蓬逐風」的漂泊，成為濠州紅軍統帥郭子興親兵的朱元璋，率其淮西親信向定遠發展成朝氣澎湃的革命隊伍，渡江取集慶，以為革命根據地。

北有大宋小明王龍鳳政府擋住元兵的南下，但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兩面為敵。朱元璋採用「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戰略，低調地發展到浙東。得到浙東儒士的幫助，逐漸將紅巾軍農民政權兌變為傳統的皇朝政府。西敗陳友諒，東平張士誠，進而南征北伐，完成統一大業，創建以《易經》「大明終始」經義為名的「大明」皇朝。

由於他起自農村，親身感受農民生活貧窮之苦，終身為實現「民安田里」而奮鬥。以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政策，及促成政策執行成功的政治體制和法律規範，創造保證政經體制能正常運轉的安定環境，鞏固大明的國防和建構和平的天下秩序。

明太祖建國的整套制度，展現其立國宏規與治國方略，為歷史上罕見。順治皇帝因此稱贊明太祖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康熙帝更稱贊「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大明皇朝「治隆唐宋」。

為實現理想，明太祖「憂危積心，日勤不怠」。一個做皇帝的人，不僅「平日無優伶暬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娱」，甚至連睡眠時間都不夠，睡也睡不好。傳說他自作的一首詩說得最真切：「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

《明史紀事本末》頌明太祖之功業云：
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于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

的確明代無藩鎮及武臣干政，亦無母后與外戚干政之事。但明太祖禁宦官預政，卻仍重用宦官，雖然他制得住宦官，但是後代皇帝不如他勤政，事多委之宦寺，遂啟後代宦官之干政亂政。而明太祖為反貪腐及箝制武臣，大興獄案，清洗官僚體系，殺人和族誅數萬，人心惶惶，不樂仕進。由左僉都御史嚴德珉故事，可見一斑。嚴德珉因病辭職，「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宣德年間，嚴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講完還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還有明太祖封建諸子以塞王守邊和分鎮，來屏藩皇室，卻意與願違，加以興藍玉案，使元功宿將皆盡；因此，靖難之變，建文帝遂乏良將，以制燕王之師，釀成「建文遜國」及「壬午殉難」的慘史。

總結一生功過，明太祖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的《遺詔》說得最真誠感人：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耑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所改。

尤其值得一提的，歷代雄才大略的君王如秦皇、漢武，均自誇偉大，不捨人生，並作出許多追求長生不死的蠢事，明太祖卻能自謙「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並且說已悟「得萬物自然之理」，能活到七十一歲高齡，「其奚哀念之有？」

尤其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耑志有益於民」，終能「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更是歷代皇帝罕見的。其治國雖然剛猛，屢興大獄，功臣官僚死者無算，亦為歷代罕有，但其意在掃除實現「民安田里」之障礙。孟森先生認為這是明太祖鑑於元末以來吏治敗壞，官吏欺壓百姓，不得已而用重刑整頓吏治。在「民權不張」 的時代，如果「不能使官吏畏法」，官吏便會「既豢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這是「國家豢千萬虎狼以食人」。所以，除非有「真實民權，足以鈐束官吏」，就「不能怨英君誼辟之持法以懾其志也」。

明太祖一生辛勤，其目的是使全國人民早日脫離元末戰亂之苦，而安居樂業于田里，但受時代的局限，當然，他也是為鞏固和永續朱家的大明皇朝而努力。於公於私，明太祖的立國宏規與治國方略，套一句王夫之論秦始皇的名言，這也可謂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公天下、民為本、公共和傳承與現實

烈火驗真金，天災考文明，西方不亮東方亮。西方無良政客越來越偏執、突顯、膨脹自利、分爭、弱肉強食的叢林哲學與不容異端伐滅異教的獨神信仰、對決習氣，將人、人類進化中的退化、返祖惡性演繹到極致。

中國、東方，官民同心、舉國齊力、共抗疫災，將人、人類發展的正能量正方向、人性之善良、社會之合力充分展示，慮別人、顧大家、合社會，不獨食、求雙贏、和為貴、夢大同，完美詮釋、滿滿彰顯中式和文明。

人類有共性、民族有特點、時代有特色。人類的共性、個性，無論源於“人猿相揖別”的時候、還是 “上帝吹口靈氣”的動作，人之自然、社會，個體、群體，可知、未知，有限、無限，自利、他利諸方面二重性，如影相隨，與人、人類社會始終。性善、性惡，國人爭論兩千年。其實，善惡本在一體。把握二重性鑰匙，雖不至於就有了“古今猶一瞬，芥子納須彌”之如來佛慧眼，卻也或開啟偷窺人類社會紛擾複雜的一扇視窗。人性同然，古今一理，什麼“五階段”劃分、地域區別、文明衝突、種族差異的說辭，猶處九曲河套中只曉南邊有個彎、北邊有個灘，不知西水千里來，忘了水性之趨下。

人作為個體、是活物，即有基本需求，否則，人將不人。人會思想、有欲望，否則就無創新、進步與發展。人又是社會中人，個性集合成共性、促動著共性，共性規範著個性、限制著個性。人與自然（宗教信仰者謂之神）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及其在時空上的座標，分殊出了古往今來、芸芸眾生、大千萬象。有神無神區別，其實有神之神，與無神之必然是那麼相近相同；利己利他（小我大我）對立，然而否定了對立面另一面也只是一句廢話。 

西人重個體，推崇自由，突出自我，強調個性，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看似那麼“大”個人、“小”社會、“輕”國家。尤其是911後竟然有西方藝術大家說出這是“人類歷史最富想像力的大作”的逆流背時之語，尤其是有古希臘人，城破邦滅種絕好像也沒能從小國寡民自我中心中走出、沒能團結起來做大做強、成族成國、保種傳文。你以為西人真是、只是自我中心、個人第一、最大？那就大錯特錯。當你去美國看到相當多私宅長年掛國旗、無論何時何地國歌聲中美人無不撫心肅立的景象，當你感受美國教堂萬人默禱無聲之有聲，當你觀察川流不息路口上美國人靜候紅綠燈的安然，你會深切體會、強烈感受、真正認識西方人的集體、社會、國家、紀律、習俗、道德，以及自由人的不自由。中國人，只從自己的教科書或好萊塢大片想像西方世界是膚淺的、危險的。這次疫情中，美國人整體表現出自私自利、各顧各、反科學、將防疫搞得一團糟，緣由無良政客「特沒譜」們的反引導惡示範瞎搗鼓。這是人性惡在美歐的一次大爆發。

中國人重整體，推崇公利，突出共性，強調秩序，和光同塵、自律內斂，看似只是大國家、重社會、輕個人。尤其是近百年，戰亂頻頻，左右交錯、外患內禍，民生憂苦，尤其是與西方最高領導形成機制有差異，你或得出中國只是專制統治的盛席，完全沒有升斗小民呼吸的空間。那你就背離了歷史唯物、陷入了歷史虛無。當我們靜靜地翻翻歷史典籍對“民”的論述、實踐，看看平頭老百姓進入或影響（無論造反、還是科舉、軍功、農事、一技之長）國家、社會公權力的演變與程度，翻翻《舊約》上動輒滅、殺的字眼，比比西方中世紀宗教戰爭、迫害異端的黑暗、看看直至近代尚盛行的奴隸制的頑固，中國人的“民本”或者說“人文”，無論想或做，並不比西方遲與差。

再深點想想，西方國興國滅演進史上多由民族征戰殺戮，而鮮有從民間而起之成大事者。似乎依稀可見：公權力在中國，有一條從神權、君權神授、經君相分權、科舉選拔向平民大眾渡讓放權、間以平民革命輪流坐莊的線索；文化觀念上則有天心、民意合一，君、民一體，君舟民水，民為邦本，乃至誅“獨夫”等等。這或正是公權力從神有、私有到民有的過程。此過程在西方，明顯緩於中國。中世紀其尚在神權下的“黑暗時代”，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前，西方怕只有或主要是部族、民族爭鬥，基本沒有平民奪權、成功甚至掌權的先例。　　按此思索，民權、民主，並非當下一些專家所論為西方文明之特有。至少其不該獨佔話語權。

從中國文化、文明自身挖掘、闡釋共和（遠不止共和制）、民主（民天、民本）、憲政（法制），對建構中國復興、崛起之旗幟、語境，似乎有大意義。

共和，緣由自然

神造亞當、合以夏娃。赤子墜地、不能獨存。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亞馬遜蝴蝶扇翅膀，或引德克薩斯龍捲風。福島大地震，溫州人的確真搶鹽。兩百年前西方炭排放，現在馬爾地夫要開水下內閣會。沙斯毒不認貧富，原子彈拉近強弱。地球不過一個村，人類真是共同體。造物主把人與人普遍聯繫在一起。魯賓遜漂流只是個故事，葛郞台自私子女都會嫌棄，各顧各久了就沒得朋友，損人利己、與眾為敵、最終自損自毀。友人、利眾、共和，是一種必然。

共和，緣自人性

聖經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吹了口生氣造人；佛陀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穆斯林兄弟對造人的認識與基督徒小異大同；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成堯舜。翻盡古今中外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政治主張，鄉風民俗習慣，幾乎沒有不勸人趨仁向善者，幾乎沒有不痛恨自私為惡者、幾乎沒有不希冀和平共贏者。共和，是人間正道。

共和，見之於典籍

史前三皇五帝選賢任能、傳賢不傳親的美談充溢著天下為公的理念，歷代聖君豪強訪賢于深山、問計於野老、鄉約里酒、三顧茅盧的記載，透出權力向民間開放的資訊。中國有正規歷史記錄的共和元年即稱為“召周共和”。中國最具活力、最讓人榮耀的年代正是君臣和、將相和、朝野和的時候。共和，是國人久遠的期盼。

共和，是近代百年革命歷史的回聲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但，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党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其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共和，是治療執政團隊“方向路線病”的良藥

筆者幼年及高中前的學生時代，有兩個驚心動魄的詞彙：階級鬥爭、路線鬥爭。
劉文學的故事，個案或實，但放大了的效應卻是人們相互間普遍懷疑、側目而視，有成分包袱、政治瑕疵乃至生活習慣有點異樣者，成了被時時提防、敲打、管制，隨時拿來“觸及靈魂”的階級另類。
十一次路線鬥爭順口溜的史實或真，然實際的作用是全黨全民把一切雞毛蒜皮都與道路、命運相連，只能在大是大非中選邊，總要在正確錯誤上表態，總是在變色復辟警訊裡驚心。其後果，多色彩的生活成了單一色的政治，人民共和的國度裡只剩下人們鬥爭。

改革開放以後，平反舊案、取消成分、宣佈知識份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雖然遠遠不夠），再到刻意拉私營業主入共產黨、進權力圈（雖然有點怪怪），階級、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偏差似乎有所改善，社會總體趨向平靜祥和（近年貪腐黑惡引發的社會對立危機另論）。但在政治領域也即所謂路線鬥爭問題上，官們似乎有點諱莫如深、思維定式依舊、潛規則利器不變、檯面下暗戰依然。

中國人似乎一直沒有處理好不同政治面如何相處的問題。
皇帝時代，權力姓私，政治自然圍繞皇帝、皇族以及由此形成的綱常運作；自然是朝堂、廟堂、密室、肉食者謀、庶民不得與聞的家事私事；自然重順逆、正反之大防；自然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你死我活。

現代社會，天下為公。權力天然民有，政治自當開放，爭鬥本應平和，運作應該規範。然而，從蔣時期“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四一二”，到毛時代“輿論一律”、“全面專政”、“不准亂說亂動”。其共同點均為“以極端手段（不是相容、互競、轉化、溶解而是消滅）對待不同政治尤其是對立面”。

儘管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雄文，但是，只要把對立面打成敵人，一切美妙、溫柔、溫暖的條款即變為冰冷的桎梏；也產生過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願景，然而卻吝于或怯於說出“和諧政治”或“政治和諧”；本意或反腐、反貪、改革、改進，卻總是心繫紫禁城，直瞅中南海，絕食、逼宮、打倒、推翻、革命，最終將事情搞成反面；許多領導“核心”，庇貪、容黑、縱腐、忍讓無理上訪、跪拜不良媒體，幾無執政客起碼的作為與威嚴，卻偏偏容不得不同意見，視相異者（許多甚至是潛在的或臆想的）為寇仇，時時提防、千方百計算計收拾對手；十多年來，權力越來越向“班長”集中，“上面”越來越不容“下面”說話，民主生活完全流於形式，政治協商基本成了廢話笑話，各種議會絕少討論、爭論，唯只執行貫徹，執政團隊內部的民主生態越來越差；許多地方，黨和政府變成了一把手個人，維護核心等同于無條件服從班長。

許多時候，服從真理讓位給服從“老大”；不少市縣鄉書記（本應是常委會、全委會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記錄者）早成了無所不管、無所不能、說一不二的封彊大吏或山高皇帝遠的土皇帝；銀幕螢幕沒完沒了演繹著宮廷戲，整個官場充斥著“小順子”、李蓮英式的“喳”聲；現代化的社會裡竟然重複、喧囂著“功高震主”、“犯上”、“野心”、“忤逆”之類百年前的詞彙。

最要命的，是“神經過敏”，動輒上綱上線：班子出現紛爭往往不講是非不行辯論，總是護上責下，硬生生地維護一致；幾個小年輕稍有創意做點事情，總有人驚風火扯、貫之為“模式”，列其為路線，非得把同宗同師、大同小異搞成水火不相容；人民對現實中的（腐敗、黑惡、不公、虛偽）有意見，拿同樣是共產黨過去好過的東西做比較本也自然，而該對腐敗加劇負責任、該有則改之、聞者足戒者，卻不尋思這樣熱、那樣熱的深層內因，只是簡單一句“復辟”文革的指控嚇唬老百姓、反制異見者，就像當年罵“清朝餘孽”、“蔣匪殘餘”、“資本主義復辟”一樣，斬釘截鐵、冰冷森嚴、讓人窒息。

也好笑的，是自盲、自聾、自閉、自欺症。完全無視“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至理名言，回避社會矛盾，掩飾官場鬥爭，營造一團和氣；否認“不同政治面”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滿心思只有“消滅”而沒有“相處”可言，根本不思想不同政治面相處及鬥爭的規則建設，其結果，在清一色、一個調、大吉大順表像下，怯於公爭、勇於私鬥；沒有明爭，只有暗鬥；明規則無用、潛規則方行；想的與說的相反，說的與做的迴異，檯面與台下背離；入黨為私、結黨營私、公器私用，組織往往成了個人“進步”的墊腳石與代人受過挨駡的出氣筒。民主、現代已經百年，人們仍舊唱著“黨同伐異、不問是非，成王敗寇、不擇手段，你死我活、不講寬容”的“春秋無義戰”式的封建老歌。

正確對待不同政治面，正確看待政治鬥爭，構建現代、科學、理性的政治活動規範、實行、實現不同政治面政治共和，是實行、實現國號中“人民共和”的本質要求與核心、前提性內容，也是執政團隊現代、成熟、信心、底氣的標誌。

共和，為治腐敗、防異化提供動因與保障

當今，中國執政團隊面臨最大、最急、最危的形勢與考驗，
不是美國重返亞太的咄咄逼人，
不是日本購買釣魚島軍國主義復活的囂張，
不是菲律賓阿基諾在黃岩島小丑跳樑，
不是達賴在世間孤魂野鬼般流竄，
不是汶川、沙斯天災，不是金融風暴人禍，
而是執政團隊自身的深度腐敗與異化。

四一二後的共產黨人是弱小孤危的，因為理想正義而星火燎原；
抗戰時期的延安是貧瘠荒涼的，因為清新活力而成為國人尋夢的時尚；
四六年解放軍小米加步槍是低劣的，因為蔣團隊的腐敗不堪而摧枯拉朽；
三年困難時期大饑餓是難過的，百姓因幹部也有“浮腫”而忍耐；
計劃時代的短缺，砸宗祠靈牌的荒唐，下鄉下崗失業的無奈，平墳掘墓刮宮引產的背性，運動嚴打平亂時的嚴苛，因為情勢所然、因為官民同樣、因為希望尚存，老百姓不理解也執行、不情願仍犧牲，心苦痛不怨言；
即便經歷大躍進的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大反復，國人可能歸罪執政團隊的個別人、個別階段，對領導力量整體仍然崇敬愛戴，絕未離棄，對公權力體系信任服從、絕少罵言。

然而，不幸的是近十多年來，異化，似乎讓一切好的東東變了味道，腐敗，讓“偉大光榮正確”為鼠竊狗偸之徒背盡了駡名。公權的公信度降低得嚇人，人們對官們的懷疑、蔑視、對立、憤懣達到了前所未有、驚人的程度，廟堂、坊間甚至出現“不反腐亡國、反腐敗亡黨”的斷言。（關於亡黨說我是不苟同的，這或許可以反映出當前腐敗的普遍性與深重度，但腐敗的只是當今執政團隊，豈是黨的整體、豈能代表黨。反腐，才是、只能是真共產黨的回歸）

在反腐上有兩個危險極端

一是縱容，認為腐敗“天然”、“都有”、“無大害”甚至“有功”，反腐惡化環境、影響發展，於是要求人們“容忍適度腐敗”。更有甚者，將反腐與發展對立、反腐與改革對立，將社會上因痛惡腐敗而出現“憶毛”風潮簡單指稱為“復辟文革”，胡攪蠻纏式的問“要改革還是要文革”？反腐無方、不力或者根本就無意，反異己（怕還不能算政治異己）、對付不同觀點者倒是駕輕就熟、驚風火扯！

二是激進，認為官們全部敗完了，所有衙門腐透了，體制是腐敗的根源，因而要推倒重來；認為反腐就是一切，反腐就該不擇手段；這種情緒隨著“打黒者曝黒”的失望絕望而加劇，會將社會引向逾法、對抗、甚至革命。

這兩個極端都不是中國之福。前者不明白中國是共和國度，少數官員腐敗異化、長期侵犯大多數的利益，不是共和是獨佔，必然引發多數人鬥爭、乃至掀翻“人吃人”的宴席。後者不明白，任何良善的願望、任何神聖的事業，不以社會穩定、人們共和為目的、作考慮，行檢驗，都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甚至禍國殃民。

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對待腐敗的“急”與“緩”，或將是中國政治的重頭戲，理清共和理念、思路，構建共和政治規則，讓“對立”的兩造可以坐下來、慢慢說，行文鬥、棄武鬥、遵守遊戲規則玩，是避免這兩種極端惡爭死鬥、再釀鬧劇、悲劇、人禍的急要。

回歸國號中的共和，才是正道

四九年的先賢們，是誠心誠意搞人民共和的。人民共和是共和國的旗幟，精髓。四九年後，國人最大的歷史誤區，是從人民共和，搞成了人民專政。一詞之差，成為幾十年極左政治的源頭，至今仍在影響中國政治的進步。

專政，儘管以人民的名義，都不及共和（哪怕沒以人民做定語）更能表述建國先賢的思路，更能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

任何專政，無論個人、一黨、還是所謂人民，都背離了歷史的主潮流。

沒有人民共和（政治共和）思想的人民專政，會因對人民定義的偏差走向極端政治、如文革，也會因為掌權者異化而蛻變為少數權貴對大多數人民專政。而後者，正是人民對當今貪腐日盛，公義日削，政譽日差，風氣日劣強烈不滿、不安、擔心、憤懣之所在。

世人都說民主好，就是鬥爭停不了， 鬥到白刃見紅時，誰停誰就死呱了
世人都曉自由好，就是利益忘不了，成則為王敗為寇，鬥輸一切都沒了。
世人都誇憲政好，就是行動忘掉了，真理裝在電筒裡，臨到自己特殊了。

沒有共和的理念（出發點、目的地、硬約束、試金石、檢驗標準），一心只想中南海、紫禁城，以奪取最高權力為目標，一切漂亮口號都是虛假，都是哄人。其結果還是惡鬥。最後，民主、憲政、革命、改革，都可能異化為無良政客的樂園、普羅大眾的屠場。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群，在憲法架構下共和，也即政治共和，才是當今最急最要。
回到共和國中的共和二字，中國的絕大多數問題會迎刃而解。
共和，一國兩制的思想原點與最佳詮釋，是兩岸均可仰望的共同旗幟。(此節專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