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興建捷運時，工程單位在臺北北門站挖出清朝臺灣第一個省長劉銘傳的古蹟，那時就有受過皇民謠言誤導的記者質疑劉銘傳的縱貫鐵路太爛，爬不過林口台地與桃園縣龜山鄉的迴龍大峽谷……著名的考古學家劉益昌教授（目前是成大考古所特聘教授）回答說，日本人造的鐵路也爬不上去啊，最後把路線改成－－繞到鶯歌、樹林，才能繼續往南……
而這類的事情在臺灣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宋亞伯翻譯的《福爾摩沙的呼喚－一位紐西蘭人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嚴格來說，這本書不算翻譯，而是（惡意造謠）……
另外，矢內原忠雄教授所寫《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就因為嚴厲批評當時的臺灣總督府而成為禁書，但戰後有許多臺籍教授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竟然也出現類似宋亞伯的問題，不是漏譯、就是改譯……周憲文教授翻譯的書，雖然不好讀，但沒有偏漏，只是這書不會成為很多臺史系所教授所指定的必讀書籍……原因應該很簡單，因為內容對日本不恭敬、不狗腿……
當年中國駐印軍軍直屬部隊，有一支迫擊砲團（特砲團），這是由化學兵部隊（當年稱為：學兵部隊）所整編而成的戰鬥部隊，這支部隊後來再改編為－－獨立步兵第1團（The 1st Chinese Separate Infantry Regiment）並納入「火星突擊隊」編制內，成為與「麥瑞爾突擊隊」一樣的中美混編的戰鬥部隊。
1945年（民國34年）4月，「火星突擊隊」之475步兵團（團長伊斯特布魯克上校／Ernest Easterbrook，為史迪威的女婿）之一部進駐中國貴陽花溪、124騎兵團（團長湯馬斯˙希維／Thomas J.Heavey上校）之一部進駐昆明，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軍在華作戰司令部所轄的唯一一支地面作戰部隊。
而同年6月，獨立步兵第1團之一部在仰光，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了慶祝盟軍奪回緬甸的勝利閱兵大典。
所謂的命運到底是什麼？筆者認為所謂的命運，就是常常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落到你頭上或者責任要由你來扛，不管願意或不願意。
東漢光武帝劉秀，少年時期在家種田讀書，對江湖的事情完全沒有興趣，甚至被自己的哥哥劉寅嘲笑，認為這個年輕的弟弟在亂世中很難有所作為。劉秀19歲時被送到長安太學，只想當個執金吾（分局長），娶到美麗的陰麗華，這輩子就可以心滿意足。
後來他的哥哥劉寅起兵造反，因為身為漢朝王室後裔，再加上足智多謀，勇敢善戰，所以很快就聲勢浩大，得到南陽地主鄉紳集團的支持。但也因為如此，遭到了更始政權的嫉妒，劉寅慘遭殺害。劉秀反應迅速，立刻表示願意繼續擁護更始，免去殺身之禍，但是也被從此之後放逐到河北地區自生自滅。
劉秀，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原本完全就是在他哥哥身旁當一個小跟班而已，沒有想到突然間巨變發生，他一下子就要扛起領導整個南陽集團繼續完成革命大業的重任。每次一想起哥哥的莫名慘死，自己還要將復興大漢的使命完成，這個書生常常暗自落淚。這，完全不在他的意料之內，現在他必須要扛起來！而他也不辱使命，很快展現出自己的領導風格，在河北地區白手起家，結合當地的世族，再加上一點運氣，屢次化解危機，終於能打出一片天地。最後南下，消滅各路軍隊，中興了漢朝。
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開國皇帝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只有劉秀。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創業帝王，但是重責大任卻突然間落到他的頭上。這，就是命運。
哈，如前述，因為我是一個公民教師，也是一個中間選民，我確實不應該有顏色，我應該要儘量的客觀中立，所以其實曾經執政的藍綠都已成為我批判的對象。
前文提到，我島跟著美國走太久了，在「自由陣營」的名號下，長期被『催眠』或該說是被『欺騙』；看上世紀中，美國使用「冷戰」一詞，我們就跟著用，但是『冷』在何處？對於真正捲入戰爭的國家言，它們面對自身廢墟般的社會，有的應是心中無比的「寒意」吧。為何我們要跟著使用它？到如今，號稱「冷戰」已經結束的三十年之後，仍然執迷不悟？
我想這一篇「疑美論」，就由我們的自省談起。
有一個「很醜陋」的東西，我們怎能把它命名為『美麗、美好、美妙、美滿。。。真善美』，那樣的話，我們的整個認知系統可能遭受到多大的扭曲？
我們的祖先很荒謬，或者真的那一切都是命運的注定；使得我們竟然把一個自己認知不多的國家，命名為「美利堅」，簡稱『美國』；該國所處的地塊本來只稱為「亞美利加」，不是嗎？它們不僅殘酷地蓄奴，並且大批屠殺印地安人，那樣的血腥與苛虐，如何能輕易與「美」相連結──那錯誤的命名，是時候了，我們應該如何糾正？
看哪，雖然它在1900年以來，就是世界上國力最強的國家；但是在1840年代，它就跟隨著鴉片戰爭後英國來到我們的土地上「利益均霑」，一起買賣鴉片圖利。一個英吉利，一個美利堅，是那麼理想的搭檔。看來應該是當年某個漢奸給予它們出的好主意。或者沒有那麼嚴重，只是當年我們「與人為善」的國人，對於認知作戰的無知？
1871年，為了破壞「中日修好條規」可能發展為中日軍事同盟，它們指使其駐日公使破壞中日關係；然後，1874年，就有了美國人李仙得導引發生的「台灣牡丹社事件」，然後，再有「甲午戰爭」後贊同割讓我島的馬關條約。
1905年，由於苛虐對待我們華工，那些為它們修築中央太平洋鐵路與開發西部的國人啊，導致我們中國人最早疑美、反美的覺悟──當年，中國各大口岸，甚至新加坡都掀起了抵制美貨的浪潮，甚至上海有教會學校學生退學者，據稱當時的情況是──
「為期一年餘，美國對華貿易因此減少四成，中國工業生產量提高。廠礦投資增加二倍。使國人了解，抵制外貨為和平反抗外力的有效工具。」
這就是我們應該感謝的美利堅啊！讓我們知道了，中國人「持其志勿暴其氣」的「自立自強」，無須「奴顏屈膝」之道──雖然袁世凱奏，請飭各省禁止抵制美國禁工續約。
然後，也才有了美利堅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而退回庚子賠款設立清華學堂，以及在華設立協和醫院的計畫；還有美國總統宣告優待赴美華商及遊歷者。
無論是由台灣牡丹社事件起，或者是由破壞中日修好條約起，或者是由鼓勵李鴻章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起，或者由前述的抵制美國禁工續約起，我們怎能不對於美國的作為起疑？怎能不將「美國」之名，視為我們國人最早認知作戰上極為無知的重要實例？
更不要說，大家應該知道的，八年抗戰的前半段，美國如何以「中立不介入」為名，拒絕代運，把戰略物資賣給日本；後半段，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才改變其立場；在日本與汪偽推出撤除不平等條約之下，才勉強接受廢除治外法權，但是拒絕全面改約，同時，戰爭末期，竟然未經我同意私自把蘇軍引入我富庶的東北，種下了戰後動亂的根苗。
以致於，不僅日本投降後，對於解決蘇軍撤退的問題上，它竟然建議老蔣自行提案請將我東三省由美、中、英、法、蘇五國共管；對於中、美兩國同盟的關係，戰後竟然逼迫國府簽訂雙方絕對不平等、在國府立法院中被國民黨立委批為「喪權辱國」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不久，更有1949年完全把中國惡質時局甩鍋給國府的「美中關係白皮書」的公布。以至於最後國府不能不來台。
由於美國，國府遷來我島，也由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國府在島上站穩了腳步；但是另一種美國利益，卻也將國府的台灣，轉成「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的台灣」，我們是否感受到自身的真實處境處於危疑之中？感受到另一種認知作戰中不斷變臉的「美利堅」，下一步可能是怎樣猙獰、惡毒的恐怖面貌？
藍綠雙方啊，歷史真相是如此的，過去的血淚斑斑與當前它們的種種恐怖的公開規劃，由「巷戰」「佈雷戰」「每戶一挺AK47步槍」與我們柔美的田園風景與傲嬌的台積電，將很快成為廢墟，我們真的可以視而不見嗎？還是等著那一天之後，我們才要由絲毫不懂得「疑美」的遲鈍者，飛躍成「反美」的衝動份子？
昨天提筆此文，有很深的抑鬱，為我們的島嶼命運擔心；一大早看到網上，大甲鎮瀾宮媽祖起駕的空照圖，密密麻麻的人群啊，他們是否也有所覺悟？或者正是由於此類的覺悟才使得他們如此聚集，他們也感到了當前我們社會共同的危疑，以此作為自救之道？
回首過往──
我們「不疑的」美國，他們哪一次的惡質作為不是掛著民主自由的聖潔口號？不敢「疑美」的我島，教科書上從來不敢描述我們前面提及的種種應該「疑美」的史實，以致於我們島上還有多少年輕人由於缺乏人生經驗，缺乏穿透那些口號迷霧所需的洞察力，甚至看到當前烏克蘭自行淪落為廢墟的悲劇，也不懂得反思自身處於多麼危險的處境。
覺醒啊，起來；覺醒啊，起來；真正地起來，像是對岸當前的中國人。不能僅滿足於小確幸地。。。
早期很多紀錄都稱「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原「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之前身，但劉鳳翰教授在他所寫的：《蔣中正學習陸軍經過》一文中則指出，這是遭到毛思誠（1873～1940，蔣中正的早期啟蒙老師和機要秘書）誤導所致。
因為──「毛思誠在民國15年（1926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談到『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即『保定軍官學堂』是也。以至於後人多以此為本，跟著錯記下去，也就是說──『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的前身』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兩校除皆在保定（府）外，並無任何實質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直隸總督駐保定，使得許多現代新式軍事學堂都設在保定，比如──北洋行營將弁學堂、 練官營、參謀學堂、測繪學堂、北洋新軍速成學堂、北洋陸軍師範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軍官學堂（即陸軍大學前身）……等。
保定軍校的設立是在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陸軍部為了培養陸軍基層軍官，在1912年6月，決定將前清陸軍兵官學堂改為陸軍軍官學校，1912年7月3日，陸軍部將校址移至保定原陸軍速成學堂內，這就是後來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越」，一般人會想到現在的越南或者春秋戰國時代的越國及越王勾踐的歷史。其實「越」的涵義不僅如此，在不同時代不同文本下，代表不同的地域。古代中國（夏、商、周三代）始於華北，「越」代表中國之外、鄰近中國的南方地區，較晚融入中國。[1] 探討「越」或南方地區融入古代中國的歷史，強調「越」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越王勾踐在公元前470年攻滅吳國之後，越國曾經非常強大，但是到公元前333年被楚國所滅。亡國後，很多越國的王公貴族南逃，有些就在南方建立地方勢力或政權。南方的很多族群都與過去的越國有關，於是被稱為「百越」。短暫的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7年）經過一番苦戰，大致征服了「百越」，設立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等四郡。
秦末，很多北方人向南方遷徙，部份「百越」趁機建國，包括南越、閩越、東海（又名東甌）。南越的建立者趙佗是北方人、原秦朝的官吏。閩越、東海的建立者騶無諸、騶搖都是當地的越人。到了強盛的漢朝，這些國都有類似的態度，對漢帝稱臣、稱王，但在自己國內稱帝，如同獨立的國家，幾乎不受漢朝約束。這是作者所指出，越人仍有不同於中國人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南越、閩越、東海就像獨立的國家彼此長期爭鬥，有時還引來漢朝的軍事力量，直到公元前111－前110年全都為漢武帝所滅。南越滅亡前，剛即位的趙興和樛太后計畫向漢朝投降，卻被丞相呂嘉所弒，並號召越人抵抗漢軍但失敗。這些越地併入中國後仍不平靜，東漢初年，公元40至43年間，發生歷時4年的「徵氏姐妹之亂」。呂嘉和徵氏姐妹的對抗漢朝，都呈現越人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古代中國吸引越人逐漸漢化，主要憑藉文化吸引力和血緣傳說。中國古籍一向主張，中國居於世界中央，承繼夏、商、周的先進文明，優於周圍異族的文明，假使異族能夠接受中國文化，就能融入中國，共享中國的先進文明。這是文化的吸引力。《史記》裡記述越王勾踐是夏禹的苗裔，把越人視為華夏的一分支，雖然是不可考的血緣傳說，也有促進越人漢化的功效。
越人的漢化過程不是沒有阻礙，但是考慮到南方地區的廣大多樣，古代中國的向南方開拓發展對比於世界其他地方可謂非常順利，這是由於充分運用了文化吸引力和血緣傳說。令人驚嘆的是這些都發生在2000多年前，成為古代中國獨特的融合劑，促使各族群融合成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漢族。中國的族群融合有益於減少族群間的衝突爭鬥。
[1] Erica Brindley《古代中國與越：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八旗文化，2022。（Ancient China and the Yue: Perceptions and Identities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c. 400 BCE–50 CE, 2015）
【在紀錄上，中華民國駐印軍（遠征軍）的新38師與新22師，曾分別在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與1943年（民國32年）6月14日，各派一個排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印度新德里參加聯合國國旗日日閱兵典禮（遊行）。當時挑選參與閱兵儀式的條件是──身高在170公分以上，年輕體健，能說簡單英語更好。
為什麼會在6月14日舉行閱兵典禮呢？第一，雖然美國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9年8月3日，才正式由美國國會以《63 Stat.492號》聯合議案，將6月14日正式制定為國旗日（Flag Day），但其實早在1916年的5月30日，就已經由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告每年的6月14日是官方的國旗日，到2014年，這節日已經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擴大為「國旗日和全國國旗週」（Flag Day and National Flag Week，2014）；第二，1942年1月1日，有26個國家政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共同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而在羅斯福總（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即小羅斯福）的強力主導下，將美國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並發文（希望）各國要同步慶祝，因此才有了以上兩次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閱兵典禮（遊行）。只是羅斯福總統因病在1945年4月12日過世，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8年才正式宣布設立，為了紀念《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生效三周年，聯合國日因此由原來的6月14日改為10月24日。
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閱兵儀式的是由新38師王東籬少校擔任領隊，馮皓如上尉擔任閱兵排排長，共52位官兵參加。
1943年6月14日的聯合國日，擔任閱兵排長的則是時任新22師第65團團長、身高190公分以上的李定。李將軍隨政府來臺後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註）照片為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的新38師官兵】
【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派出新編第38師一個排的官兵，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盟軍國旗日閱兵典禮2！由於當時僅為一般慶祝遊行典禮，因此沒有後來宣稱的各國閱兵隊伍之比賽排名等活動與紀錄】
【中華民國國史館內收藏的──美國將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之檔案公文，簽署發布者為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註）：參見──《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p276～277、230～231。
1947年1月8日在東北的張麻子溝戰役中，第113團遭東北民主聯軍一縱伏擊，最後導致第113團全軍覆沒，團長王東籬陣亡。
李定將軍，本名定一，湖南永興（郴州市）人。1914年（民國3年）9月5日生，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步科11期、美駐印高級戰術班2期、陸軍參大3期、實踐學社聯戰班及高級兵學研究班等軍事學府。他於抗戰期間，因勇猛善戰，被盟軍譽為「森林戰楷模」、「陣中之虎」。根據《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記載，李將軍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
美國一向吹噓宣傳它的建國神話，《國父的真相》（[1]）算是比較持平的一本書，然而仍然難免為開國元勳們開脫其蓄奴和贊同奴隸制的行為，並且幾乎忽略滅絕印地安原住民的歷史。
列舉了8位開國元勳，[1] 的主要特色是綜合出開國元勳們的共通特性。開國元勳們都是深受啟蒙運動和啟蒙思想影響的「紳士（gentleman）」，紳士都有學養、有品味、有道德，並且不需要受雇於人辛苦的工作，就能有足夠的收入。當時的人一般認為，紳士不需要為生計煩惱，才能全心全意、不偏不倚的投入政治活動。而紳士也認為自己有義務和權利領導眾人，建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國。
開國元勳們都是不需要受雇於人辛苦工作就能有足夠收入的紳士，因此他們大多是蓄奴的莊園主，由奴隸替他們工作以產生收入。這在當時被視為理所當然。
「美國政治人物在知識品質上的下降，以及理念和權力的截然劃分，正是我們必須為民主付出的代價。」「在這樣一個進步、有神恩庇佑、有無數互相孤立但彼此平等的個體的民主世界中，就不再需要革命世代那種在政治和知識上的領導者。這些平凡無名的個體，就如同華盛頓所稱的『掃把』，取代了傑出的政治領袖。」
即使奉行種族主義，美國的開國元勳們的確都很無私、優秀。然而作者指出：「在…民主世界中，就不再需要革命世代那種在政治和知識上的領導者。美國政治人物在知識品質上的下降，…正是我們必須為民主付出的代價。」選舉民主讓無私、優秀的人才多半無法出頭，那選舉民主有什麼好？似乎還不如中國大陸的尚賢制！（參見《比較中國的尚賢制與選舉民主》）
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開國元勳都有學養、有品味、有道德，然而卻是心口不一，內心裡有種族主義，面對外在世界卻可以高唱「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啟蒙思想家心口不一，才發展出現代的人權思想，這真有些滑稽！中國的知識分子講究誠意、正心，無法接受心口不一，是否因此遲遲沒有發展出現代人權思想？
美國現在意識形態的嚴重分裂（參見《美國有多分裂？》）與其長期灌輸的建國神話有些關聯。共和黨/保守派仍堅信完美的建國神話，而民主黨/自由派接受美國建國的不完美，並提出補救措施，卻被共和黨/保守派斥為不愛國。美國當初吹噓宣傳它的建國神話，絕沒想到多年後會結出這意識形態嚴重分裂的惡果。
[1] Gordon S. Wood《國父的真相：建立美國政治典範的元勳，還原他們神壇下的真實面貌》八旗文化，2022。（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 2006）
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
崇禎皇帝，朱由檢。出身在帝王之家，難道就是榮華富貴的人生勝利組嗎？剛好相反。如果我們仔細檢視這位皇帝，就會發現從出生開始、到他的性格、到當上皇帝的種種作為、到最後的結局下場，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悲劇。
四歲母親去世，只好交由其他的宮女與妃子來撫養。當時明朝的後宮，因為歷經了光宗朝的紅丸案，導致氣氛非常的緊張。所以在他眼裡所看到的都是殘酷的宮廷鬥爭，讓這個孩子從小就感受到那緊張、虛假、充滿爾虞我詐、隨時置人於死地的環境。雖然撫養他的幾個女人都還算照顧他，但是這已經讓他的性格變成容易不安、多疑、充滿對人的不信任。
他的哥哥天啟皇帝。當時明朝的狀況已經非常惡劣，財政崩潰，東北戰況吃緊，各地爆發農民造反，可以說內憂外患。天啟愛做木工，幾乎將朝廷大政全部交給魏忠賢，魏重用的黨羽就是我們所說的閹黨。平心而論，魏忠賢用非常殘酷的手段打擊東林黨，實際上並不是他個人的意思，而是秉承了皇帝的意志，執行皇帝的命令。惡劣的君臣關係，以及朝廷內部激烈的黨爭，更使得明朝的政治雪上加霜。崇禎的嫂嫂，張皇后，一向非常討厭魏忠賢，雙方進行好幾年激烈的鬥爭。張皇后曾經一度懷孕，竟然都被魏忠賢逼迫墮胎，就可知這位司禮太監已經囂張到什麼地步，甚至從外面找了一群懷孕的女人，宣稱是天啟的種，等到皇帝死了就準備繼承大位。
他的哥哥23歲就駕崩了。因為快死之前，張皇后力主皇位必須要給已經年長的崇禎，當時是信王，他被召入宮內，在門外坐著等他哥哥叫他進去，但是身邊布滿著魏忠賢的眼線，那種緊張可想而知。太監端飯給他吃，他一口都不敢吃，只敢吃身上帶著老婆，就是後來的周皇后，幫他準備的一小袋燒餅，喝水壺裡自己帶來的水。
他哥哥斷氣，這個17歲的年輕人終於即位，不到一個月就殺掉魏忠賢，清算他的黨羽，東林人士敗部復活。全國上下對崇禎抱有莫大的希望。「唐太宗不過爾爾，朕當為堯舜之君！」這個年輕人曾經有這麼大的抱負，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超越李世民，達到堯舜的聖賢境界，必可以挽回已經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他日夜勤勞，全心全力處理國內外軍國大政。有一次他跟周皇后去探望小時候照顧過他的老太妃，他竟然在皇后與老人家聊天的時候在一旁打瞌睡。為什麼？他老婆說他為了處理軍國大事，已經整整五天沒有闔眼。
這麼勤勞的皇帝，最後竟然亡國？ 但是他對人的懷疑、不信任、關鍵大事的優柔寡斷、錯失時機，並且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導致在憤怒之下做出錯誤的決策，都使得他的這種勤勞，反而對國家造成非常大的傷害。他不願意下結論，永遠要大臣們猜他的意思，一旦發生錯誤，往往就將責任推到大臣身上。在位17年，換了52個首輔，最長的不到一年，最短的只有十幾天，而且其中還不乏被他親手處死的。明明知道國家不可能兩面作戰，必須在東北與國內戰場之間選擇一個暫時妥協，可是他想要這樣做卻不下結論，把所有責任推給奉他的命令去與滿州和談的人。他想要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卻又懷疑那些在最前線為他拼命的將軍。結果，造成和不能和，戰不能戰，兩面都輸，而且是一敗塗地。
被他下令千刀萬剮的袁崇煥、等於被他活活逼死的孫傳庭、被他下令逮捕亂棍打死的楊嗣昌、不願意當主和的罪人而奮戰致死的盧象昇、想要救國卻被冷凍到死的孫承宗、等於被他活活逼到戰敗被俘投降的洪承疇…太多太多都是能幹而且忠誠的文武大臣，本來局面不會太壞，卻因為他的勤勞又不負責任，最後搞到無可救藥。最後兩年整個朝廷上幾乎沒有人說話，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皇帝不喜歡負責任，幫他賣命的都沒有好下場，那誰不是過一天算一天？崇禎生氣，在桌子上用手指沾上茶水寫著「文臣皆可殺！」他已經恨到想把自己的大臣全部殺光，因為這些人不願意對他負責任。
局面壞掉了，打不過了，那至少趕快逃走吧？當年東晉、南宋不是有現成的案例嗎？結果他不願意面對可能會失敗的結局，採用的方法就是什麼也不做。他自己不逃走，也不送一個王子到陪都南京作不時之需。最後的結果就是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跟六個孩子全部一網打盡。當年宋徽宗還有一個兒子康王逃到了南方，最後在江南立足150年。安祿山攻下長安，唐玄宗起碼還讓太子到甘肅即位，後來唐朝起死回生。這些例子都在眼前，他卻什麼都沒做。
北京被攻下的前夕，他賢慧的太太周皇后穿好皇后的官服準備自殺。最後一句話是告訴他「皇上，你就是不聽臣妾的，都忘記我們在南京還有一個家。」這個女人真倒楣，美麗賢慧，但跟了這種皇帝，最後卻落得服毒自殺的下場。而崇禎也只能殺掉自己幾個小孩之後，逃走無門，爬到後面的煤山自我了斷了。
17歲即位，在位17年，死的時候還不到34。他的悲劇一大部分是他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他的勤勞反而加速了他的悲劇。所以這一場悲劇，有大環境的因素，但根本上還是悲劇性格的人自己要負責任。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