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是否主張共產黨「一黨專政」? | 郭譽申

雖然我以前讀過一些馬克思的生平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但是總覺得不夠全面,中研院陳宜中的近作《馬克思》([1])恰能補充我的不足。雖然也介紹馬克思的經歷,這不是一本人物傳記,而是一部思想傳記,詳述馬克思一生的思想轉變,完全根據他的著作(包括未發表的筆記)認識他的思想,並釐清後人的解讀和添加。

[1] 是講述政治思想的大書(800頁),寫得很好,內容筆者幾乎都贊同,但要在此提出一不同意的意見。作者認為中國、蘇聯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違背馬克思的思想。這甚至是作者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動機:要清楚界定馬克思思想,以否定中、蘇政治是馬克思思想的(部份)實踐。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統治及行使緊急權力的意思),是進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前的過渡階段,卻沒有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作者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被中、蘇解釋為共產黨「一黨專政」,卻沒提出其他的解釋。

私有財產制已有幾千年,逐漸演進出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不僅能掌控經濟權力,幾乎也能掌控國家的政治權力,即使以選舉民主的形式。馬克思不僅指出資本主義的不少缺點(是他的重要學術貢獻),還要以共產制,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共有制,完全取代私有財產制。

馬克思當然知道,要以共產制取代幾千年來的私有財產制有多困難,會遭遇資本家多強烈的抵制和反抗,他因此提出進入共產社會之前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和過渡階段。無論制度如何,國家政權其實永遠掌控於少數人,共產黨「一黨專政」才能有全面革命的強制力,因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來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書中提及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曾批評,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可能濫權,馬克思的回應只是,消滅私有財產和階級後就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而迴避了革命專政可能濫權的問題。這也隱約指向「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作者主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筆者相信是因為他先入為主的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並且自以為在迴護馬克思所致。其實作者不必如此,因為共產黨「一黨專政」自有其優點。

現在資本家幾乎能夠以高科技監控所有人民的生活(參見《監控資本主義:簡介和感想》)。在選舉民主國家,資本家幾乎也能通過選舉掌控政治權力;共產黨「一黨專政」卻能避免資本家掌控政治權力,是對資本家的制衡(中共已經承認資本家對經濟的貢獻,不再主張消滅資產階級,並從革命政黨轉為執政黨),使得權力分配比較平衡,因此可能優於選舉民主制度。(共產黨「一黨專政」當然也有缺點,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

[1] 陳宜中《馬克思:從共和主義到共產主義》聯經出版,2024。

冷戰史的縮影:寮國反共游擊隊 | 陳彥熾

今年國慶晚會領銜主唱國歌的藍玉璋老先生,古寧頭戰役後被編入保密局(後改為情報局)第二期,曾參與寮國反共游擊隊,也曾營救刺殺劉少奇失敗被寮共扣押的情報局人員。

他領導的「符堅第五大隊」,一度對寮共勢力構成挑戰,在中共協助寮共圍剿之下,「符堅第五大隊」損失慘重,符堅部隊也改組為光武部隊繼續抵抗。隨著形勢變化,光武部隊在1975年解散,藍玉璋老先生也結束情報局寮國站站長工作回到台灣。這是一個反共愛國的故事,不過置於更大的世界史背景下,我們能看到更宏觀的歷史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衰落,東南亞要何去何從成為一大課題。美國亟欲取代歐洲和日本勢力退出的權力真空,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共也欲輸出革命,剷除資本主義勢力,解放東南亞。

中南半島作為鄰近華南的戰略要地,國共衝突也擴及於此。中共認為,東南亞如同中國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剷除三座大山,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蔣中正國民黨則從仁愛出發,認為東南亞和中國尚未達到歐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階級鬥爭的條件,主張階級和諧以發展生產力。蔣中正的論述也和1960年代起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合流,認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是背離美國現代化的錯誤道路,反攻大陸和東南亞的反共行動是為了糾正此一錯誤。我們看到的中南半島反共游擊隊歷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當年交戰的游擊隊員雙方,或許不一定明瞭上述理論,然而他們都成為大歷史的一部份。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紅色革命有其理想,然而前途混沌未明。越共在民意支持下,推翻腐敗的南越政權實現統一,而柬共卻以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悲劇收場。參加寮國反共游擊隊的前輩,是帶著這樣的憂心反共的;不過後來的寮國,並未陷入像柬埔寨的失控局面,他們的反共游擊活動最終也結束了。

今天的東南亞,要做的是清算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撫平冷戰左右和族群衝突的傷痕,在和解共生的前提下參與亞洲的整合發展。同樣經歷反殖民主義和冷戰歷史的中華民國,也應思考如何面對歷史遺產,讓兩岸和亞洲攜手前行,開創未來。

(圖為國防部情報局)

共和,是近代百年革命歷史的回聲 | 天人合一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
但,
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

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黨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內亞史觀漠視客觀史料 | Friedrich Wang

最近這幾年很多人主張所謂的內亞史觀,刻意將亞洲內部的遊牧民族加以美化,好像他們是新文明的創造者,還促進歐亞大陸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一定程度上,筆者也不完全否定這個說法,但這恐怕是避重就輕,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種太主觀的看法。

不必長篇大論,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當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統帥旭烈兀在經過慘烈的戰役之後,攻下巴格達,是將這個一千零一夜的繁華城市怎麼處理。其中,皇家圖書館內部典藏從古代西亞到希臘時期的各種珍貴圖書20多萬冊,在歐洲大部分已經失傳,蒙古人是怎麼處理這一座圖書館的。而整個巴格達,又面臨怎樣的浩劫。

而當年突厥人進入印度半島,佔領了玄奘法師所留學的納蘭陀寺。這裡面可以說是古代印度文化的聚集地,玄奘法師在這裡翻譯了數百部古代印度的典籍,並且抄寫帶回了100多部。而這一座寺院圖書館典藏40多萬部圖書,可說是古代印度文化之大成,突厥人又是怎麼處理的,裡面那一些學問僧以及學者又被怎麼處理。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古代印度文化知道的這麼模糊?甚至於很多部分都已經失傳。

上述兩個例子,是不是人類文化莫大的損失?筆者很反感,那一種只為了某些意識形態服務的歷史學。歷史不是不能翻案,但是必須有客觀的史料基礎,以及正確的治史態度,否則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只會讓歷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

台灣地名的由來 | 丁紹傑

台灣曾被叫做「福爾摩沙」?其實不對。「福爾摩沙」一詞音譯自拉丁文及葡萄牙文的「Formosa」,均為「美麗」之意。15世紀以來,自大航海時代開始,葡萄牙人在全球開闢新航線後,世界各地都有「福爾摩沙」的稱呼,包括海灣、海灘、島嶼、山脈、河流、湖泊、城市等。所以「福爾摩沙」是形容詞,不是名詞,更不是地名。

明朝萬曆三十年底(西曆1603年初),福建福州連江人陳第隨沈有容(明朝將領,在澎湖有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追捕倭寇至臺灣安平外海,歸後作〈東番記〉。文中提到「大員」,為福建省府福州語音。其後文獻中的「大圓、台員、台灣」等,都是閩語發言,在17世紀指的就是台灣南部的一個圓形的內海或大潟湖,稱「臺江內海」。目前台南市内的「大灣」及「灣𥚃」(我小時候常去),這兩地就是當時「臺江內海」邊的地名,也是現在台南比較會淹水的地區,學者翁佳音先生也是這樣認為。

清軍入關後,荷清雙方的文書中,「Tayoan、臺灣」應該指的是熱蘭遮城(今台南安平)而「Paccan、北港地方」應該是指今天的臺灣全島。1661年鄭氏攻台之後,鄭成功將「熱蘭遮城」改為他的故鄉地名「安平」。之後「臺灣」逐漸成為台灣𡷊的正式稱呼,其他同音詞(大員、台員、大圓)逐漸消失。

駁斥流行的「歷史相對主義」 | 郭譽孚

記得大約近三十年前,我常上某大媒體的討論空間,表述我對於日據台灣史的認知,曾有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經驗。

那是李扁路線之初,當局在全台各大學院校廣設台史所或台研所之後,那天來到我欄的訪客應該就是上述各所的研究生吧;他們進入我貼出的討論串中,以其貧乏的認知而大談台灣史問題;我游刃有餘一一應答,然後耐心地正想在某一節點開始進行更深、更有力的論述時,其中一訪客突然以領隊樣的語氣丟出「老師不是說過了嗎,歷史是相對的,走吧」的貼文,插入我們的談話,而就如此,那幾位訪客也就隨之忽然一起消失了。
我當時真是悵然若失,甚至於今回憶起來,還會感到若干遺憾。

個人認為,這關於「歷史相對主義」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頗重要的基本問題,往往也是在我們這個號稱「自由開放」的時代中,某些無能而急於建立自身權威的教師對於缺乏人生經驗的學生們耍弄概念下,所製造的一個頗不負責任的惡質情境。

在這個情境中,學生對於人生還缺乏足夠的自信來積極檢證居於權威位置的教師所提出的漂亮論述;於是其歷史相對主義就能很有力,很迅速地在處於叛逆青春期學生的腦海裡,自我疏離地建立了起來。

相對主義對這些教師與學生們言,是拒絕對話,於是「自由開放」中最寶貴的一項功能──假設自由必促成對話,對話促成相對各方在彼此辯證之下,提高各自認知的能力,必能揚棄各自的糟粕而達到認知的更高的境界──但在上述的情況下,這種相對主義對於社會言,完全失去了各方透過對演辯證必可促進社會整體認知進步的重要功能。

這個問題,我認為它實在重要;因為,就我所知,相對主義實在是一種重要、不可輕忽的人生情境,誠如論者早有所謂:
「相對主義幾乎遍及每一個哲學領域。描述性的相對主義的許多版本就涉及到社會科學的一些哲學問題,如對於異族文化或遙遠歷史時代的理解和解釋。……相對主義的話題也蔓延到哲學領域之外;例如,道德相對主義的某些版本甚至威脅到我們關於標準和價值的看法,並通過這一點威脅到許多社會和法律制度。……」

建議研究者對於歷史的重要性應有充分的認知,不可以由於教師或名人曾經似乎雄辯地提出「歷史沒有真相」,而拒絕面對所有可能的真相,那是很虛無的心態。因為,這種強調標準答案的心理,沒有標準答案就拒絕人生的選擇的態度是不切實際的。

由於歷史似乎沒有標準答案,就拒絕探究歷史;然而,原始人類若拒絕透過歷史汲取經驗與教訓,原始的人類就只能繼續茹毛飲血,不可能在他的環境中不斷的進步……換言之,研究歷史疲累了可以休息,但是真不可輕易放棄各種探求真相,竟以相對主義或多元主義,沒有標準答案為理由而放棄探求發展與更為進步的努力。

年輕的朋友們,若是抱持著過分的相對主義或多元主義,對於您們應該自我鍛鍊與砥礪而發展的人生,將一定會造成相當的阻滯與損害,請您們務必深思啊。

方先覺死守衡陽的大陸電影 | Friedrich Wang

大陸的電影「援軍明日抵達」的根據就是這一份大溪檔案中蔣介石所下的手諭:「方軍長 援軍明日必到衡陽城,決不延誤!中正 八月七日 三時」。

凌晨三點,老蔣心急如焚,當時方先覺率領所有重要軍官發出絕命電文,強調準備一死以報黨國,實際上各路援軍都已經解圍失敗,這場戰役即將在守軍苦戰47天之後結束。老蔣這樣寫其實有點心虛,或者說無奈,所以他把「務望固守待援」這幾個字刪掉了。因為他知道,如果他繼續這樣說,那就等於是騙人。刪掉這幾個字,就是說守軍看著辦吧。但是至少,老蔣不是像希特勒那樣,要被包圍在斯大林格勒的包拉斯麾下98,000多德軍全部去死,不准投降的那般殘忍。

中國軍人自古以來的無奈:殺身成仁。這幾乎成為唯一的選擇,儘管已經傷亡慘重,友軍解圍失敗,彈盡糧絕,只要投降就被認為是千古罪過,不可原諒。

這一次第十軍的方軍長決定與日軍談判,提出三個條件:醫療傷兵,妥善埋葬陣亡將士,不可報復屠殺城內百姓。日軍方面完全答應,主要是基於對他的敬重。日本人後來甚至有意放水,讓軍統的救援行動順利進行,把方等人救出回到重慶。其實這是在整個中日戰爭當中,難得的一次雙方展現出人道精神。關於這一點,卻很少被兩岸的研究者提出,更不要說肯定。最後日軍清理戰場,國軍犧牲17,000多,而他們本身損失45000左右,傷員高達80,000。

後來方先覺在八零年代的台北去世。在他生前,每一年參與過這場戰役的中日老兵都會在台北舉行一次聚會,儘管多年過後日本人還是對他非常敬佩。他去世,這些日本人竟然還延續了很多年都到他的墓前致敬。受到敵人如此的敬重,這個,是所有參加過抗戰的軍人當中從沒有過的一種榮耀吧。

一句「援軍明日必到」,裡面有多少的無奈,也說盡了戰爭的殘酷。這部電影竟然在大陸,因為網路上一片爭議,甚至於許多人向廣電總局抗議「不可以幫蔣介石跟他的部下洗白」,因此無法上映。這,又讓人覺得非常淒涼、悲傷。

大陸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 | Friedrich Wang

歷史的垃圾時間,有這個概念存在嗎?這,成為最近大陸的一個風起雲湧的議題,從去年夏季開始在網路上流行,許多新媒體博主相繼討論或者引申。結果,最近終於連續遭到新華網與人民日報的點名批判。

何謂歷史的垃圾時間?來自體育賽場的觀念。就是在比賽中兩邊已經差距過大,就像是籃球到了第四節一方已經領先30分,所以都派上板凳球員,而落後方再怎麼拼命都無法逆轉,敗局已定。又或者棒球賽的後面幾局,有一方領先10幾分,比賽其實已經形同結束。簡單說,人們能做的只有靜待塵埃落定而已。

那麼,到底有沒有歷史的垃圾時間?筆者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黃仁宇先生的巨著《萬曆十五年》所談的就是一個典型的歷史垃圾時間。他在該書的結論中談到,雖然距離大明王朝的滅亡還有將近60年,但是這個王朝的文明已經趨向死亡,無論皇帝、大臣、官僚、將領、學者,到底是奮發、是創新、是保守、是協調、是袖手旁觀,是逃避、是清廉、是貪腐…..都已經無關緊要,沒有任何的生命力,起不了作用,完全一攤死水。只有靜待努爾哈赤白山黑水的興起,子孫入關建立新王朝而已。

其他的朝代也都有類似的情況。北宋在王安石變法失敗,財政與軍事的危機無法解除,黨爭激烈,等於也宣告進入垃圾時間,情況與明朝很類似,故50年後金人攻下汴京。大清王朝也是,1895甲午戰敗,威信盡失,瓜分開始,歷史的垃圾時間開始,往後庚子新政、立憲運動與袁世凱的北洋新軍都無法挽救王朝的墮落,17年後被武昌的槍聲所顛覆。中華民國在七七事變爆發,與日軍全面開戰,將自己的軍事與經濟力量全部在生死存亡的戰役中燃燒殆盡,也等於宣告進入垃圾時間了。

當年思宗勤勉,只能煤山上吊;光緒變法,最後病死瀛台;老蔣將自己的黃埔子弟數十萬犧牲慘重,前仆後繼,也無法逆轉這個垃圾時間。所以,每個時代都給予各朝代機遇,但是在改革失敗,無法從思想到制度、器物等層面力挽狂瀾,將社會階級流動重新激活,那麼垃圾時間就開始了。

節點已過,過了就很難逆轉?歷史的垃圾時間有沒有可能絕處逢生?也不是完全沒有。大家可能感覺這不是與筆者前面的論述相悖?其實也不是。因為,歷史結構主義有其侷限,而人類是活的,永遠不會被結構所侷限。所以,上述的北宋在垃圾時間的清算後,竟然出現了岳飛、韓世忠等等一批良將的奮戰努力,守住6成國土,宋朝僥倖逃走的一個王子在江南重建政治核心,150多年間又創造輝煌的城市文明。1949年,在那幾乎絕望的時刻,古寧頭奇蹟般的勝利,朝鮮戰場石破天驚的爆發,終於讓美國政策大轉彎,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得以絕處逢生,直到今日。歷史是人類的活動紀錄,而人可以有無限的可能。

那為何中共的官媒注意到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話題,而加以點名批判呢?很簡單,這些大陸的論者在以古諷今,被中共的宣傳喉舌給看明白了。

大陸在2018年之後,一方面遭到歐美日韓的聯合抵制、圍堵,二方面本國的經濟遭到疫情重創,導致消費力下降,青年失業率上升,房地產泡沫破滅,使得許多家庭與個人破產,股市一落千丈等等,各種危機似乎湧現?這些都給人一種感覺:改革開放後的繁榮已經到頭,中國沒有過去左右逢源的優勢;更重要的是,共產黨龐大的官僚體系失去革新的可能,只能做做文章,朝令夕改,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民間創造力枯竭,社會氣氛低迷,躺平成為最好的選擇。所以,這種歷史垃圾時間的理論,也開始瀰漫開來。

那今日中國,真的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嗎?筆者認為有端倪,但還沒有,就像是一個人開始鼻塞咳嗽喉嚨痛,但距離肺炎到病入膏肓還遠。中共這幾年也努力激活大陸的產業,所以提出所謂新質生產力的主張,期盼能夠再度創造技術上的革新,帶動整體的升級。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給予歐美日144小時的免簽,都是為了再度加強與世界接軌,讓投資重新進入中國內地。另外,市鎮重劃,加強二三四線小城鎮的建設,重新調查與規劃農村土地利用等等,都試圖將上述的結構性問題加以克服。

但,仍不容易。中共官僚體制的腐敗、臃腫、低效,地方幹部漸漸黑幫化、世襲化,加上生育率快速下降,連帶使得消費力不斷下降,青年不婚、不生、不工作、在家啃老,學術自由受到壓縮,大學逐漸官僚化等等,都預示著如金觀濤先生在其80年代的著作《興盛與危機》一書中所言的無組織力量日益蔓延,終究造成失控,而導致危機發生。這些,都使得今日大陸如履薄冰。

總之,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概念用在今日中國為時尚早,還不能成立。但是,面對上述的難題與挑戰,中共光靠提升生產力,創新產業技術,以及整頓小市鎮、農村就可以扭轉嗎?只有留給時間來回答。這,考驗著中共領導集團的決策眼光與智慧,更是歷史的垃圾時間是不是真的將來臨的關鍵。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本「步兵主兵主義」帶給日軍的傷害|賈忠偉

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

有關史迪威指揮能力的觀點分析|賈忠偉

荷蘭漢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1958~)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一書中對於史迪威是這麼形容的:史迪威的任命令人吃驚。他從來沒有指揮過任何部隊,在利文沃斯(即位於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沒有聽過指揮課,而且在聯合行動中也毫無經驗。他的資歷只是在不那麼有魅力的情報和訓練部門工作過(他的職業生涯一直在情報和訓練等不太光彩[不太光鮮/亮麗]的領域)。

原文:Stilwell was a surprise appointment. He had never been in command of any troops,he had not attended command courses at Leavenworth, and had no experience in combined operations. His career had been in the not particularly glamorous areas of intelligence and training.

而他的資料來自:Barbara W. Tuchman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

但芭芭拉書的中文版是這麼寫的: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22年裁軍的影響,當時還在中國的史迪威就請求參加班寧堡(現名為:摩爾堡)的步兵進修課程,這裡招收250名步兵軍官,分別參加連級培訓課程和高級培訓課程。史迪威提出申請,於是被分配參加高級課程培訓。參加過這類培訓的頂尖畢業生通常都會繼續到位於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陸軍指揮參謀學院參加培訓。在美國,如果一名軍官沒有參加過利文沃斯堡的指參學院的課程,是不太可能擔任高級指揮官的。史迪威在1923~1924年於班寧堡接受完步兵學校的高級培訓課程後,又在1925~1926年去了利文沃斯堡進修指揮參謀課程。利文沃斯堡所灌輸的是根據既定使命、對敵情的分析、行動選擇、解決、決定和計畫來找到「問題解決方案」。在授課、地圖解題以及地形練習中,課程涉及了動員、部隊調遣、行軍、救援、供給、偵察與安全、阻滯作戰、撤退、改變方向、追擊以及其他人們在把戰爭變成一門科學時所孜孜不倦地設計的各種謀略。課程非常難,要取得優異成績的壓力也很大,結果在20世紀20年代引發了一系列自殺事件,以至於後來學校被關閉。

軍官為了學習熬夜到凌晨兩點,這讓軍官的妻子們都感到無聊和躁動不安,不過儘管史迪威稱這是「地獄般的一年」,但他並沒有怎麼拼命。他在這裡年紀偏大,而在西點時年紀偏小。他離開軍校已有20年,覺得一定要爭得最好成績的意義不大。他知道自己能過,這足夠了,其餘都是「瞎鬧」。他只是學完必須學的東西,然後10點鐘就上床睡覺,這讓他的同學們感覺幾乎受到了侮辱。他在班裡學習最刻苦的人之一、1915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的懷特,艾森豪是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的。史迪威畢業時,校長對他的評語是:「有常識和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