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重演，但是會押韻。

當年大清與日本是同一時間開始軍事現代化。1876年公費派遣到英國學習海軍，1880年代開始真正組建新式海軍，到歐洲買船、買槍砲、建立港口、船塢，海軍學校，連艦隊上面都一律使用英語發號司令。兩國都是歐洲的學生，都是大英艦隊的山寨版。但是甲午戰爭，中日的艦隊在黃海決戰，大清北洋海軍的虛有其表、腐敗不堪的實質在戰場上暴露無遺，就算還是有官兵作戰拼命，還是被日本打了個5比0，最後更是在威海全軍覆沒。日本海軍之後獲得甲午賠款又大肆擴充，1905又將世界排名第4的俄羅斯海軍打了個全滅，成為世界海軍強權。

1992年日本足球J聯盟開始試營運，隔年中國的職業足球甲A聯賽開踢。兩國又是同一時間開始以歐洲為師，發展自己的職業俱樂部聯賽。結果，10幾年後日本的足球虎虎生風，在世界盃開始屢屢擊潰歐洲勁旅，2022年世界盃，先大敗德國，又擊破西班牙，公認為世界足球列強；在亞洲更是所向無敵，連更早搞職業聯賽的韓國都承認不敵。今年日本先以7比0在主場全力出擊大破中國，不久前又在客場以3比1輕鬆獲勝。而中國足球則每況愈下，年年舞弊，從上到下腐敗墮落，醜聞不斷。

何以如此？簡單說，日本學的是全套，包括教育、訓練、球場，最重要的是那一套運作的文化，也就是海軍的作風以及足球場上的榮譽精神。背後支撐的是主事者奉獻無私的心，為了百年大計而努力。中國，常常只學個半套，基本上就是交差了事的官僚作風，該買的買了，該找的人找了，接著想的就是如何搞錢、搞好處、搞女人，然後就是收買、舞弊，每下愈況，弄到幾乎無可救藥。1990年職業化之前，中國世界排名40多名，而搞了30多年職業的結果是目前掉到了91名。

管理是成績的關鍵，而管理的關鍵則是信仰與文化。這，是任何項目走向現代化成敗的原因。若官場（管理者）的文化不變，那麼再多的軟硬體加持，也都是無效的。百年滄桑，海軍與足球，都印證了這一點。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

看到很多青暝鳥都說這是假的？中國大陸哪來的犀牛？犀牛不是都在非洲嗎？

其實犀牛在地球上分為4屬5種：非洲大陸上的白犀牛和黑犀牛；亞洲地區則有三種犀牛，分別是體型較大的獨角犀（印度犀牛與瀕臨滅絕的爪哇犀牛）另一種是體型較小，遍體長毛的雙角犀，稱為亞洲毛犀（蘇門答臘犀牛）。中國大陸過去存在著上述三種亞洲犀牛，而影片中的則是屬於雙角犀種的蘇門答臘犀牛。

古代中國大陸有大量犀牛的存在，尤其是在漢朝時期（史料記載）數量更多。從古代中國的犀牛造型工藝品，到現代中國以古時為藍本再加以藝術增進的犀牛造型陶瓷擺設品，都包含着兩種亞洲犀牛：獨角犀和雙角亞洲毛犀的形態造型，證實了中國過去有犀牛的存在。

中國古代的詩詞和民間故事中都有提到犀牛，如：

唐代李商隱《無題》一詩的名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漢書．西域傳下》：｢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三國時魏人如淳註解曰：｢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之所以叫做｢通犀｣，就是傳說這種犀牛的角中有一條白線，從角尖貫通到腦，感應靈敏。

《抱樸子．登涉》中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氣」之異體字）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有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卻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為駭雞犀。｣

上述李商隱在《無題》一詩中就是引用了這個典故，用犀角「心」中的線，比喻兩個人心靈相通。

中國民間故事中的｢望月犀牛｣、神話故事中龍王太子以犀牛為坐騎，《異苑》、《晉書》卷六十七〈溫嶠列傳〉中提到的｢犀照｣，敘述若燃點犀牛角，可目睹靈界神怪異象；而「犀照」一詞後來亦用來比喻洞燭幽微，明察事理之意。而中文詞句中的犀利、犀頂龜文、犀顱玉頰、拔犀擢象、如燃犀燭、束貝含犀、一點靈犀…等。足以說明犀牛在古代中國的地位。

中國古代遍地都有象和犀的存在，可惜因為被古人認為象牙可製工藝品，犀角可作為藥材，有退熱的功效而加以大量捕殺，最終象和犀逃避人類的捕殺不斷從中原往南遷徙移居，最終在雲南的大片熱帶雨林中停留。

習性群居的亞洲象僥倖能夠在雲南森林中生存至今，然而，習性獨居或兩三頭在一起的犀牛，最終因為人類盗獵犀角而在雲南於1957年（有另一說是在1927年）被宣告在中國絕種。不過，土地和周邊鄰國接壤達38萬平方公里的雲南省，還保留著面積非常廣大的熱帶雨林，很多都是人迹罕至的，其中仍存活著一些犀牛也不是没有可能；再加上周邊國家的犀牛越界走入雲南森林仍是時常發生的現象，隨著動物保育觀念與作為的提升，說不定有朝一日，犀牛會在雲南重現。

一般對宋代的刻板印象，經常是積弱不振，在遼、金甚至西夏面前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只能以歲幣求和換取安全。不像漢唐盛世的積極進取，宋代被認為是偏安內向的朝代。但這些是比較表層的看法，以下就國際和國內因素進行分析。

就國際因素而言，一國國力之強弱是相對的比較。在五代十國期間，中國周邊有一些新興的外族如契丹人、黨項人崛起，他們創立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組織，以此加強了草原騎射武力的動員力，綜合國力強於過去的外族。契丹人建立的遼，和女真人建立的金，都擅於接納漢人，吸收其文明成果為己所用，而西夏背後又有遼的支持，因此對宋代國家來說，其實都是不好應付的對手。

僅管如此，宋代國家還是長期擋下了遼和金的進攻，在蒙古南下時擋了蒙古帝國數十年之久，在歐亞各國當中相當少見。如果宋代是「最積弱不振的朝代」，何以偏安南方的東晉、南朝不用揹負這種評價？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後，國祚和領土不比北宋多，受到吐蕃的多次侵擾，也曾經付給回紇歲幣，為什麼沒有人稱之為「積弱不振」？

就國內因素而言，宋代朝廷採取重視文人的國策，但不代表軍事廢弛，只是原先武人的軍事權力一部份轉移到文人身上，宋代不少文人有讀兵書、談軍事的喜好，在軍事科技上也出現火器的發明和使用的創新。實際上兩宋都有財政上的考量，以歲幣節省國防成本，換取國家的長治久安，也達到經濟高度發展的效果。

經過唐宋變革，宋代在耕地面積、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工商業稅收都大於唐代，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高度發達。在科技方面，四大發明有三項出現於宋代，其他有焦炭煉鐵法等科技創新，鐵產量超過了英、法兩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總合。

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廣銘教授評價，宋代是中國歷史在近代以前發展的最高階段，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度。宋代的現代性雛型，包括文人政治、商品經濟、思想文化等，都對後世有一定的啟發，值得深入探討宋代的歷史意義。

汪精衛是一個在中國現代史書寫上很容易被忽略的人物，由於過去相關的研究不夠多，僅以「漢奸」寥寥幾句帶過，容易被部份人士拿來否定抗戰、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因此有必要還原汪精衛本身的思想和經歷，以重新評價汪精衛。

汪精衛（1883—1944），廣東番禺人，日本法政大學畢業，1905年加入同盟會。由於文筆、口才流利，而受到孫中山的重用。1910年企圖以炸彈刺殺攝政王載澧未遂而入獄，在獄中以數千字文批評清廷立憲不徹底，並留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汪精衛因此感動了肅親王耆善，最後被釋放。

民國建立後，汪精衛成為聯俄容共時期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主持召開二全大會。北伐期間作為「左派」的領導人主持武漢國民政府，後在南京國民政府和兩湖地方軍人的壓力下「分共」。寧漢合流後，汪精衛作為「改組派」的領袖，抨擊蔣中正「一黨獨裁」、提倡「民主」。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中正妥協，形成蔣主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汪主政（行政院長）的格局；此後汪精衛逐漸失勢，在五全大會後其改組派退出國民黨核心。

抗戰爆發後，汪精衛起初與蔣中正一起擁護抗戰，曾參與國防最高會議、抗戰建國綱領的擬定。但隨著抗戰時間的拉長，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先後陷落，汪精衛對抗戰前途逐漸失去信心。受到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東亞新秩序」宣傳的鼓動（中日親善、相互提攜、共同防共），於1938年底秘密轉往河內發表《豔電》，響應日本的「東亞新秩序」，日後回到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與重慶分庭抗禮。但日後戰局對日本和汪政權愈加不利，汪精衛也因健康惡化，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

從刺殺攝政王載澧未遂、聯俄容共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到後來響應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汪精衛都有一貫強烈的信念，就是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但他反對歐美帝國主義，是無條件的反，為此可以投效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至於汪精衛的「左派」思想，他是工具性地從民族主義出發，以蘇聯社會主義反對歐美帝國主義，「扶助農工」對他來說只是襯托。汪精衛想在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同時，完整保留傳統文化，聯俄容共和改組派時期的主張看似左，其實已經開始有跟馬克思主義切割的跡象，既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又想要和平漸進實現社會變革，則抗戰爆發後就剩下大東亞共榮圈的路了。

其實汪精衛在反清革命和聯俄容共時，有不少群眾支持。但長年跟蔣中正的私人恩怨，加上對抗戰缺乏信心，於是抗戰爆發一段時間後就到南京另立政權。當他決定投效日本時，實際上是眾叛親離的，跟他到淪陷區的人其實不多。汪精衛想要在自己手上實現一個統一、富強的中國，也被日本阻撓了，日本不讓汪政權派黨政軍人員到華北接收，只想讓汪政權當一個南方政權。

同時，在汪政權統治下，許多黨政人員和「和平建國軍」對日本和汪精衛是陽奉陰違的：表面上響應大東亞共榮圈和「和平運動」，實際上暗地裡跟重慶和延安方面聯絡，提供情報和物資給重慶和延安方面。汪精衛也發現自己的政權，處處受日人控制，日本在淪陷區實行的是掠奪性的殖民地式經濟，這樣的政權根本無法長久。但響應「和平運動」的路已經無法回頭了，汪精衛至死前都堅持自己的選擇。隨著二戰後期戰局對日本愈加不利，汪精衛的「和平反共建國」也終究化為泡影。

二次大戰前後，東亞地區的秩序觀，
是我們的媒體與教科書上，從來不討論的當代史要點。

大戰中日本虛偽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秩序在戰火中消失了，
但是大戰後，大美帝國的新殖民秩序，取代了日本的地位，
那就是戰後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安保條款，
至今美國還在日本有八十幾個軍事基地，
在1970年代初，美國大力把日本扶植起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為大美帝國之下的最高階殖民地。。。亞洲四小龍以下，再分別排開。

這時代，「自力更生」的中國人發動了震動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世界上的青年省思「造反有理」，掀起各先進國家的學潮。

19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可能威脅大美帝國，這個殖民地太不乖了，
《廣場協議》震盪之下，日本失去了尊嚴，充分顯示了其真實的被殖民地位。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人由「造反有理」的深入檢討中，認定了「改革開放」的必要，
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視為工具而充分利用之。

在深入檢討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的大宗師亞當斯密被掩藏與忽視的名作──《道德情操論》，其中強調同情心的重要。。。
該書1979年開始中譯，六年後完稿；經過內部發行，1990年代正式對外發行；至今至少有不同譯本二十多種；估計印行應該達百萬本；2016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印行青少年版專書，將亞當斯密的兩大經典，《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二書與該出版社的世界文學讀物並列。。。

此外，據稱溫家寶先生不僅曾經五次公開向外界推薦該書；並且在2013年還曾經在訪歐期間，攜帶此書而推薦之。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改革開放」，是否由此書之發行可以讓我們想見其一斑？

這才是真實的大戰前後的東亞史實。。。

早上跟一位朋友聊著抗戰。他問「老王，老蔣先生在抗戰時期有沒有差點被日本人幹掉？」說真的，他出過好幾次危險，但是最危險的一次說是被日本人幹掉也可以，但其實是差點死於自己人之手。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會戰到了尾聲，國軍開始組織撤退。當時，老蔣在最後的軍事會議上表示自己與夫人將會是最後一個離開武漢。當天六點，他的Ju52起飛，還有4架戰鬥機護航，目標重慶。

結果，起飛半個多小時，領航員告訴老蔣：飛機的導航系統故障，無線電也壞了。老蔣就告訴他：你只要方向正確就可以了，反正重慶也不遠，到時候再找一下機場。沒有想到，領航員又告訴他：更壞的消息是起飛的時候忘記加油，現在飛機快沒汽油了。

沒辦法，那時候立刻回頭飛回武漢。就在老蔣的飛機抵達武漢機場上空的時候，看到下面的國軍正在跑道上埋置炸藥，也就是老蔣如果再晚回來10分鐘，他的飛機就不用降落了。

加好油，起飛，不到4個小時，日軍就攻佔武漢機場。也就是說，這中間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差錯，他老人家要不然就自殺，要不然就是被日本人活捉。

怎麼樣？夠刺激吧。這就是戰爭，簡單但是殘酷，間不容髮，一瞬間就決定生死。不僅老蔣，他的兩個兒子，親生的那一個被送到贛南敵後，收養的那一個放在潼關前線，而他自己跟老婆則是屢屢驚魂。這一家人，隨時都準備為國犧牲，他們自己應該很清楚。

在互聯網這麼多年，筆者永遠都在告訴所有台灣的同胞們：戰爭一點都不好玩，戰爭不是開玩笑的，把你推向戰爭的人絕對不會是對你有任何一點感情。

過去對鄭和下西洋中止的原因，多半歸咎於皇權為鞏固統治、不思進取，使中國錯失海上發展的歷史機遇。這段論述有很明顯的東方專制主義偏見，認為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有一個專制的大政府，扼殺了各方面的發展，致使其落後於西方。但以上面提到的鄭和下西洋為例，這樣的說法忽略了很多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明中葉韃靼人的進攻，使明朝朝廷必須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在長城防禦。以近代以前農業國家的條件，要同時兼顧陸上防禦和海上的大規模發展有一定的難度，使明朝朝廷不得不暫停船隊航行。
第二個因素，是鄭和下西洋屬於朝貢貿易，對各國厚往薄來、入超過多、虧損連連。
第三個因素，則是建造和修理船隻的木材不夠了。

為什麼木材會不夠呢？中國砍伐木材的歷史很早，隨著人口和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本國木材逐漸不敷使用。煉鐵、冬季取暖、興建建築物等等都需要大量木材，對山地丘陵的濫墾濫伐，剩下能用於船隻的木材相當有限。歐洲海權國家則因人口較少，溫帶海洋性氣候木材豐富，加上殖民美洲獲得大量的森林資源，才得以突破環境制約，是展開航海活動的其中一個條件。中國沒有像歐洲海權國家那樣掠奪殖民地資源，自然受到種種環境制約，在工業革命後被西方列強超越。

森林資源短缺、濫墾濫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問題，到晚清民初人口過剩時特別嚴重，水旱災頻仍，農村經常有大饑荒。國民政府有嘗試人工造林和農村救濟，但成效相當有限。直到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三北（即西北、華北、東北）防護林等工程的啟動，中國森林面積才有顯著的回升。根據NASA衛星資料，在2000–2020年間，中國森林面積增加幅度為世界第一。

隨著其他燃料和能源的開發，中國不再依賴對木材的大量砍伐，不過仍然面臨其他的環境問題。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中一個特徵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目標，需要中國政府和社會一同努力，建設青山綠水的家園。

依據舊約記載，撒旦主動去找夏娃，並誘使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夏娃也使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從此兩人眼睛亮了有了羞恥心，自此中東地區的人們有了上帝與撒旦兩位導師。以此神話故事為基礎的宗教傳播到了歐洲，教徒們總在碰上問題時，尋求導師的幫助，或禱告或尋求神的啟示，只是不知道聖訓到底是來自上帝還是撒旦或者只是牧者的意思，上帝與撒旦持續他倆的鬥爭，直至今日仍然未休。

早於耶穌約六百年的尼泊爾迦毗羅衛國釋迦族悉達多太子，他對於人生的迷惑更多且更深刻，他尋求解惑的方式是去除慾望與靜思(禪定)，沒有導師指示而自覺開悟的悉達多太子，成道後被尊稱為釋迦摩尼佛。

在中國商被周取代，周公制禮作樂，他的目的之一是要去除商代時的凡事問天、求鬼神、占卜、祈禱，而導致的種種媚於奧的鬼神文化，周公奮鬥的目標幾經波折，大約與悉達多太子同時代的孔丘繼承周公之使命，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表達孔子對封建殘餘也不容忍的態度，在先聖後賢的努力下，宗教對中國人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宗教文化區域要小。慈悲為懷的佛教能在中國流傳，就是補上了這個宗教空缺，佛教不會排斥其她宗教的傳播，也不會干涉各個地區傳統風俗，更不會發起聖戰，在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佛教只是起著宗教文化方面的補充作用，而一神教在歐洲則是取代原有的宗教文化，起著主導作用並且以教領政導致黑暗歐洲，直至文藝復興時代。

商代的祭祀求神在周公、孔子等聖賢的努力下，基本上從神州大地消失，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思想才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故事絕對令歐美人詫異與不解，歐、美兩大洲普遍信仰一神教，原罪思想牢不可破，世界就分為禱告尋求聖恩的一神教文化與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東方文化，兩種主要文化在衝激。

蒸汽機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在此之前人類過的最好的生活，就是中國人的自然生活，中國人利用各種自然條件，發現各種自然現象與規律，並充分利用之，例如二十四節氣指導人類工作與生活的步驟，絲綢、瓷器皆是自然條件下，加上中國人的智慧生產出來的，即使是火藥原料也是取之自然，蒙古人善戰，但是火器才是蒙古人攻堅時戰無不勝的利器，對於火藥中國人認為用之戰爭有失天和，所以中國人冀望的是焰火爆竹的喜慶聲，而不是戰場的硝煙味，宋朝一代始終不以發展火器來增強軍事力量就是明證。到了近現代美歐的咄咄逼人，中國要生存也只有跟著造原子彈、運載火箭、衛星、航母，憑中國人的才智，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且多有反超之處，如登陸月球背面。

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是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革命，屬於突破自然條件限制的逆天行為，工業國製造生產能力大突破下，展開了更瘋狂的殖民掠奪、消滅異族行為，彼此爭奪更大利益，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原子彈爆炸結束戰爭，至此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上帝還是撒旦在領導那些教徒。

尋呼機爆炸是以色列人第二次開啟魔盒，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電子產品爆炸數波攻擊，第一波是台灣金阿波羅公司生產的尋呼機(BBCall)爆炸，證據顯示尋呼機內的炸藥是在生產時即安裝進機器內，利用民生用品為武器發動攻擊是突破人類道德底線，是歷史上首次將民生用品作為戰爭武器，不分戰士與平民的集體殺戮。台灣竟然參與行動，這算是某些政客說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嗎？闖下大禍的台灣，目前還是一副無事的樣子。以色列人開啟魔盒，其影響在短期內是看不到了，但肯定很強。

2024年9月25日中國大陸從海南島，用裝載運輸車向北美州方向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並事先向途經國家發出通知，成功發射之後世界鴉雀無聲，除了台灣無人譴責，美國還讚譽中國的事先通知。向美州方向發射導彈，明眼人都知道是衝著誰去，用裝載運輸車發射表示機動性強，發射前敵方無法偵知，事先通知美國，就是不怕美國蒐集各種試射導彈數據，非官方消息，美國發射六枚攔截導彈皆失敗，事實上兩強暗地較勁頗多，美方多半落於下風，不然利劍2024A/B演習，怎麼看不到美方動靜？

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在近期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只有法國宣稱成功，但是沒有公開其詳細過程，俄羅斯最慘，發射時在發射井內就炸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試射給誰看，又因為中國大陸很早就聲明，不會向無核國家發起核彈攻擊，又聲稱中國在各種衝突中，不會尋求以武力解決爭執，所以中國試射州際彈道導彈成功，並沒有激起世界各國不安，反而讓某些狼子野心的國家安分了，俄烏戰爭不至於發展成集團對抗，以阿衝突也不至於擴散。中國的強大，與中國的態度，早已在世界諸多事務中發生很大的影響。不信有造物主的中國人，總是能在亂局衝突中，發揮穩定世界大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