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1861年至1865年），在1863年3月，美國國會制訂一項徵兵法案，授權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要求18-40歲的男性青年必須服兵役入伍，但交納300美元稅金（相當現在的3萬美元）的人可以免除兵役義務。

法案通過後，紐約市政當局開始「抓壯丁」，於是，憤怒的市民暴動了，整個紐約市一片混亂。除了紐約，北方陣營中的波士頓、紐澤西、托雷多、俄亥俄、伊利諾、馬薩諸塞等地皆爆發反徵兵暴動，暴亂持續到第四天，美國政府調來的軍警仍然無法平定暴亂，最終這場暴亂還是在波托馬克軍團的殘酷鎮壓之下才落下帷幕。在鎮壓中，紐約市民被殺者超過一千人。

亞伯拉罕·林肯堅定大一統，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者。歐美自古有喜歡神化過去君王的人品道徳和政績的傳統，對總統也不例外，所以上述的紐約徵兵暴動很少流傳，以保持林肯的完美形象。其實很多證據顯示，林肯重視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超過廢除奴隸制。

林肯幸運，不是中國台灣省的領導，不然會有無數台獨和民進黨指責他是屠夫、殺人魔、獨裁者。林肯不僅出動一般軍警，還使用正規部隊，表示這已經不是普通的暴民，必須要重拳出擊，把這些渣渣送去見上帝審判，對台獨和民進黨也需要如此！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說一個冷知識：大家可曉得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中華民國宣戰？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兩個國家打到驚天動地，死傷慘重，但是中國要到珍珠港事變之後才對日本宣戰，而日本更是從來沒有正式對中國宣戰。

老蔣為什麼這麼晚才對日本宣戰？這是直到今天都受到爭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學問在裡面，要不要對日本正式宣戰相關的討論在國民政府當中不斷出現，老蔣自己在日記裡面也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老蔣跟當時大部分國民政府的要員，甚至一些當時的社會菁英，包括胡適、蔣廷黼等人，都不贊成中國率先對日本宣戰，主要的考量點是：如果對日本宣戰，中日兩國就進入國際法當中的戰爭狀態，那麼日本就可以要求西方列強遵守中立原則，不要賣武器以及派遣軍事人員來到中國。當時中國太弱，一旦沒有外來的武器以及軍事技術的指導，這個仗就會打不下去。

簡單講，中國以一個古老落後的農業國去與一個軍事工業強國進行全面戰爭，這本身就是極度悲壯的事情。當時中國的精英都知道憑自己的條件，不太可能打贏戰爭，只能把戰爭拖著，也就是所謂的持久戰，否則中國必敗無疑。這，是很無奈的事情。而等到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向日本正式宣戰，幾乎在同時日本也發動攻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所以英國、荷蘭也對日本宣戰，對中國來說之前的拖延戰術已經有了效果，戰爭的格局已經進化成世界大戰，所以毫不猶豫就對日本正式宣戰。

可是日本又為什麼沒有對中國正式選戰？日本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始終稱在中國投入百萬大軍的作戰為「支那事變」。這個一群軍人所主導的獨裁政府，竟然連承認在中國已經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敢，就可以知道這些軍人是何等的可悲可笑。但，這還不是最精彩的。在七七事變全面戰爭爆發後，緊接著又在上海淞滬地區與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戰略決戰，然後攻佔了中國的首都南京。這些種種的軍事進展，讓日本軍人政府一度對戰況非常樂觀，認為所謂的支那事變即將解決。

當時日本人用的方法就是透過與國民政府早期關係還不錯的德國來進行調解，這個相關的研究已經非常多。結果呢？國民政府是接待了德國大使以及其他的外交官的勸說，但是給了好幾個軟釘子。簡單說，國民政府拒絕投降，也拒絕局部解決。等到南京被佔領，日本的近衛文麿內閣還做了一件蠢事：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也就是說，日本人把所有與重慶方面談判的管道全部關死了。

對日本來說，速戰速決是最有利的，最好能夠逼迫中國簽訂局部和約，比照當年在東北與華北的模式，佔領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就可以暫時結束。結果呢？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日本人竟然自己就把談判大門關上，這種智商真是讓人佩服不已。

但是，等到1939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日本發現不對了。岡村寜次在他的回憶錄當中寫到「在開戰的時候蔣介石擁有3百萬部隊，如今戰爭進行了兩年多了，蔣介石依然擁有3百萬部隊。還從外部繼續得到飛機、汽油、炮彈等等補給。」。簡單說，在岡村看來戰爭已經變成了一團泥沼，日本已經掉入了這個坑裡面難以自拔。所以，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又成了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是，這時候日本的首相已經換成「空前英明」的東條英機。這個陸軍上將除了身兼五相之外，還用了一個他認為非常高明的方法來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不跟蔣介石談，那我們就在佔領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簽訂和約，結束戰爭。而這，就是汪精衛政府粉墨登場的重要由來。自己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跟這個傀儡政府共同宣布戰爭結束。這種腦洞，在人類歷史上堪稱奇蹟！所以一個有趣又弔詭的情況出現了：日本沒有對中國宣戰，但是日本卻跟他自己建立的中國一起宣布「接受指導」，也就是戰爭到此結束。

所以，中國的延後宣戰，以及日本自始至終沒有宣戰，在西方人的眼光看來都是嘖嘖稱奇。各位可以想像：1940年的春天，英、法已經向德國宣戰半年，可是西歐卻還是一片安靜；而中國與日本彼此之間沒有互相宣戰，卻廝殺到血流成河。戰爭，真是人類行為當中最荒謬的一種。

剛剛跟一個在科技業做事的以前的學生聊Line。他認為，台灣的傳統製造業原本毛利率就很低，再加上人工成本還在上漲，所以他悲觀地認為恐怕很快會全軍覆沒。他也很感慨，當年選擇留在台灣發展雖不後悔，但是看到台灣現在這樣卻也無言以對。（他是80年次、心智正常的未婚大男孩。所謂的心智正常，是指不是1450或者青鳥，雖然也不算真正藍色。）

E.H. Carr，在他的著作《1919-1939的歐洲》中提出一個重要的看法：其實20世紀到1945年之前，整個世界都處在戰爭或者備戰的狀態，世界大戰並沒有真正停止，1919-39年只能算是20年的戰間期。如果按照Niall Ferguson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要到1953年的板門店停戰協定簽署之後，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也就是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才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但也並非真正的穩定。

筆者過去只會死讀這些書，到如今才看得懂這些人到底想說什麼：其實根本沒有和平，文明社會的常態就是戰爭以及準備戰爭，所以當熱戰暫停的時候，實際上只是在為下一場熱戰做準備。同理，如果按照195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算結束的說法，那麼這70年的和平，實際上也只是在為下一場更慘烈的決戰醞釀或者說做準備而已。

我們看政治的發展，實際上不也是這樣。古代希臘城邦時代的有限民主，實際上只是整個上古文明當中的一朵奇葩，或者說一場奇蹟。實際上，在整個人類上古的重要文明當中，還有第二個這樣的案例嗎？建立穩固強大的專制王權，來集中有效的資源、人力，共同來完成所謂偉大的使命，其實就是古代那些被歌頌的文明帝國的共同特徵，無論這個使命是世俗的或者宗教性的。

實際上，就連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以及後來歐洲議會政治的建立，我們放在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範圍之內，其實都是一個小範圍的偶然。在中國的大清、在印度蒙兀爾王朝、在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在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實際上都是專制權利更加上升，人民的思想自由，甚至身體與財產的保障，都受到不斷地壓縮。而這些大帝國的發展，實際上才是當時地球表面上大多數的「正常現象」。

所以，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按照法蘭西斯福山的說法，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市場經濟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如果對比到今天世界的狀況，那真是讓人覺得唏噓不已，這也難怪福山老先生後來幾次道歉，承認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

在台灣不也是這樣？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台灣就不斷被吹捧為戰後新興民主政體的典範，李登輝被西方人冠上「民主先生」這樣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稱號。一個信仰日本軍國主義，歌頌日本帝國的人，竟然也可以被稱作民主先生，你就可以知道民主這兩個字到底有多麼廉價，或者說有多麼的工具性。

以前，筆者在這裡就說過，民主政治其實非常脆弱，如果你要信手撕破，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1987年到現在也不太久，不過短短38年，在人類歷史上不會超過兩行的記載。如果按照現在台灣政治的發展走向，司法重新變成統治者的服務工具，在野黨就算贏得國會選舉也不可能在國會中通過任何的法案，還要面對掌握所有行政機器與資源的執政黨所發動的罷免，地方上的黨部以及相關的活動人員可以被任意的逮捕，甚至於快速定罪，在野黨主席在沒有任何金流證據的情況下直接被羈押至今。甚至連到對岸去吃一口飯的小生意人、知識分子、技術人員，都因為有對岸的長期居住證件而會遭到取消戶口的處分，更不要說那些嫁來台灣已經幾十年兒女成行的大陸女人，現在要面對的是取消身分證，直接送回原居地，管你是不是台灣人的媽媽。

按照「戰間期」的理論，實際上從1987年到今天的這38年的時間，也不過就是一場「獨裁間期」而已。就像失去戒指的索倫，其實並沒有消散，只是暫時退隱休息一下，等到恢復元氣，找回了魔戒，過去屬於他的時代自然就會回來。

如果在大歷史上看懂了這一點，可能就讓我們感到比較釋然。原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民主，自由主義也不過是一場派對，人類真正喜歡的是權力，而只有把權力發揮到極限，才是人類文明真正最適合的型態。

It looks like NAZI. It smells like NAZI. It is NAZI.
納粹標榜反共，並不真是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那是德國人慣有的傲慢與歧視，納粹真正要幹的事情，是對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進行民族清洗。納粹的標語，永遠是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連結在一起，納粹用反共包裝大屠殺。

台灣的納粹也是差不多的路數，用反共包裝極右派的奪權，準備搞獨裁以及台灣獨立。
台灣的納粹，不停地鼓吹準備戰爭。

如果反共，韓戰幹嘛不打到底，扔兩三顆核彈，北韓不就垮了嗎？
如果反共，美軍就從西德開進東德，一路打進莫斯科啊。
反共只是個託辭啦，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地緣政治，美國無力解決北韓，因為中共不好搞，而歐洲還有蘇聯虎視眈眈，為了朝鮮半島，讓蘇聯在歐洲得利，白人是不會幹的。
同樣，美國若在西德邊界攻擊蘇聯，西歐國家肯定幹聲連連，因為蘇聯一旦反擊，西歐國家第一個倒楣，你們兩個大人吵架，我們這些小國反而是最遭殃的地方。

所以反共喊得很大聲，大家都不會有動作，因為沒有反共這種事情，納粹真的搞軍事侵略共產國家，下場是什麼大家很清楚了，蘇聯內部除了烏克蘭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中亞地區，會因為不滿蘇共，就與納粹合作嗎？有，但不多，因為大家知道自己的國家不能被納粹奪取。

蘇聯瓦解是因為意識形態嗎？當然不是，是這個政權未能與時俱變，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為時已晚，在沒有能夠鞏固個人領導之前，就被葉爾欽這樣的野心家給搞垮了。這一切的過程，北京都是看在眼裡的。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後的混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打來打去，死了多少人呢？

這些共產國家的經歷，北京都看到了，北京又不是傻子，當然落實改革開放的腳步，緊抓政治，穩定了國家社會的秩序，但在市場經濟與人民生活方面，穩定的放開腳步。

中共有意識形態，文革時期的極左虛無，幾乎毀了中國，但在這個制度裡面，還是有呼吸的空間，科學發展與工業發展，並不因為文革而完全停滯，這是大陸特殊的地方，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科技突飛猛進，大陸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那不是高舉紅旗就能辦到，那個是要真正科學務實的態度，才能辦到。

中共與蘇共的差別，就在彈性。赫魯雪夫率先批判史大林，但沒有敢放開腳步改革，因為馬上就出現了匈牙利的問題，只能說時機未到，但從此二戰時代菁英把持政治局，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珂這些人離去後，才輪到戈巴契夫，這時的蘇聯已經元氣盡失了。

中共政治局的領導，要比老大哥蘇聯要更務實多了，這在中共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被老蔣打到沒有路跑了，一場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的命運，不再聽共產國際，自己搞。

彈性、務實，這個是政治生存的要件。

202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1200頁的大書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集結了45位當代戰略學者/專家的48篇文章，加上編者Hal Brands的前言。這本大書翻譯成中文的書名是《當代戰略全書》，拆分為5本書：
1. 戰略的原點（從古至今跨時代）
2. 強權競爭時代的戰略（19世紀和以前）
3. 全球戰爭時代的戰略（两次世界大戰）
4. 两極覇權時代的戰略（美蘇冷戰）
5. 後冷戰時代的戰略

戰略的範疇很廣泛，不僅關於戰爭，也與政治很相關。
國際競爭，力量固然重要，戰略與力量是互補的，兩者兼備當然最好。
戰略雖然有科學的成分，卻始終是不精確的藝術。
歷史提供很多有關戰略的教訓，卻是不完美的老師。

[1] 是第3次出版的戰略大書，與前两次相同，都是基於美國和其民主盟國的立場，第1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43年，主要目標是應對二次大戰；第2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86年，主要目標是應對美蘇冷戰；[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還有較次要的美國的對手，如俄羅斯），因此書中各有文章，討論孫武、毛澤東、習近平的戰略思想。

雖然編者聲稱，[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書中講述中國應對美國和世界的戰略都缺少新意，而探討美國近年應對中國的戰略卻很少。最相關的大約是 [2] 裡的最後一篇<戰略的經濟基礎>，該文強調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並且回顧了戰略家促成，美國自二戰後到1990年代逐漸建立起以美元為基礎，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全球化；卻沒提到，這經濟全球化逐漸造成美國製造業的空洞化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終導致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和中國的經濟實力威脅美國；更沒提到，美國要如何解決這難題。

關於中美競爭的戰略，這本大書令人失望，但書中探討很多戰爭史和相關的戰略思想，卻很有趣。譬如：《孫子兵法》、修昔底德評述的雅典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波利比烏斯評述的羅馬和迦太基的布匿戰爭（[2]）。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可能還有其他共同作者）和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是大約同時代的人物。筆者私心以為，孫武的戰略思想水準要比修、波两人高一層次，因為修、波是對一場戰爭裡的戰略發表評論，而孫武是從多場戰爭中歸納出普遍的戰略原則，因此在2000多年後仍然有用。有些人認為，中國人善長工程技術的最佳化，卻不善長抽象的科學創新。相當抽象、創新的《孫子兵法》應能破除這種迷思。

[1] Hal Brands（Editor）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 Hal Brands（編）《當代戰略全書1．戰略的原點：從早期的思想家到近代的策略家》商周出版，2024。

不要以為是美國人，就一定高明。
你只要想想他們在越南、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搞成什麼鳥樣，你就知道，他們的鬼話最好都別信。

有這個美國人（前國務院資深顧問惠頓）前一陣子，把民進黨政府羞辱了一頓（發表文章〈台灣如何失去川普〉（How Taiwan Lost Trump）），現在又反過來鼓吹民進黨的台獨去中政策，還要台灣開放槍枝管制，台獨政府看到美國人要求台灣開放槍枝管制，大概都會嚇壞了。

這個美國白人蠢蛋，不懂台灣的真實，更不懂兩岸關係，一如許多台灣人不懂美國一樣，就是一廂情願的蠢。
中華民國是孫中山與許多人創立的，你要把孫中山的像拆掉，你這是要民進黨把臉往哪擺。

美國人都是自私的，1973年贖罪日戰爭發生後，以色列轉敗為勝，關鍵就在大膽渡過蘇彝士運河西岸後，準備包圍埃及第三軍，這時，美國人說不可以。
為何美國人不准以色列打勝仗呢？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搞石油禁運，油價飆漲，美國受到威脅，季辛吉跑去跟埃及總統沙達特說，美國不可以受到威脅。這意思是說，你沙達特去跟沙國國王費瑟談談，不要拿石油威脅我，我幫你搞定以色列，你的顏面可以保住。

美國為了自己的能源利益，犧牲了以色列的戰爭利益，好笑吧，季辛吉還是猶太人咧，但他是美國猶太人，美國的利益高於以色列，懂嗎？
美國人的所作所為，都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不是為了你，你別作夢了，人家會在乎你的死活。

台灣如果真的開放槍枝管制，還不知道會是誰打誰咧？這個老美的建議，其實就是納粹的轉換，納粹在1944年之後，老少動員，全部配給武裝，送到東線與蘇聯軍隊作戰，犧牲百姓，只為了納粹魔頭的千年帝國狂想。
有腦子的台灣人，就不要聽這些洋和尚鬼話，更不要以為這個政府會保護你，水災風災都不管你了，戰災會救你嗎？

以色列打了18天的贖罪日戰爭，把整整一年的GDP給打光了，耗費70億美元，這是1973年的物價，僅僅18天就把一年的GDP弄不見了，那還是戰力不強的埃及與敘利亞。
台灣為了民進黨打仗，也可以，請民進黨出錢打。

一直到1980年代，美國的兩位記者才在美國政府塵封已久的檔案當中，將當年731部隊的真實面貌挖掘出來，並且還製作了詳細的電視節目，跑到日本去訪問當年參加731部隊的日方人，當然也採訪許多經歷過731部隊的同盟國戰俘，所以算是相當詳細。當然，後來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的學界對這個問題也有繼續的研究，但是在筆者看來都沒有超過當初的成就。

當然也出了專書，記得應該是1987年台灣的國史館就有翻譯，電視節目也在台灣的公共電視有播出。筆者在讀研究所的時候曾經對這主題做過一個口頭報告，所以翻閱了不少當年這些美國人所整理的資料。許多人，包括這兩位美國記者，都譴責美國政府，為了得到731部隊用人體做殘酷實驗所得到的各種醫學數據與報告，交易讓這些參與這支部隊的日方人員逃過審判，主要默許這件事情的就是當時美軍在亞太地區的統帥，麥克阿瑟。

但是，類似的事情在歐洲也同樣發生。當年納粹德國的許多重要的科學家，包括製造火箭、導彈、化學、物理學、航空工程等，後來都被美國延攬。除了這些我們比較熟悉的部分之外，一般比較不知道的是，也有不少德國的腦神經醫學專家，戰後被美國的醫學界與各種研究機構所延攬，而他們的腦神經醫學成就，就是來自戰俘營當中破壞猶太人的大腦所做的殘酷實驗而來。

我們不必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戰爭，但是要記住無論是戰爭也好，還是上述的這一些殘酷的結果也好，固然推動了科技與醫學的進步，但是這背後所付出的代價確實充滿著血淚。731部隊的存在是一個完全的事實，也是人類文明當中一個永遠值得反省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