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本期社會運動問題。
二、關於台灣民眾黨與1930年鴉片新許可問題
一〉值得觀察的新形勢
台灣民眾黨成立於1927年；其前，1926年，舊文協總理林獻堂與大地主資本家欲藉農商省出身的上山總督之友善 ，共同開辦大東信託以謀其出路，致已有五年歷史的舊台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左翼控制新文協，該黨由文協右翼分裂出來，是屬於中間偏右、主張統一戰線全面政經改革的新政團。
該黨的主要指導者是舊文協的蔣渭水醫師，其黨綱中就有「嚴禁鴉片」一項，因而，對於當局該新特許案，理應反對；該黨成立於林氏歐遊期間，蔣雖仍虛總理之位以待，但林返台後僅接受顧問一職。不過，蔣所主導的黨務，在1928年的工農勞動界中，卻有頗為欣欣向榮的氣勢。
來到1929年，屬林系的蔡培火另與黨內地主階級跨黨地結成了主張專注於爭取自治權利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蔣反對當時該盟的跨黨形式。於是黨與盟間出現了爭取黨員的局面。林是民眾黨顧問，也是身擁鴉片煙牌的名紳，這樣的社會形勢應該是過去所沒有的。
鴉片本是毒物，人人知之，但日人卻仍許其作為當年我島的社交形式，故舊日地主階層雖屬該黨而有該牌照者102人，甚至也有在此次新特許中，申請牌照者241多人 ，自然該黨真實的反對鴉片的力量也有限；但是蔣醫師在全台各地的醫界同仁，卻根據專業認知而主張戒絕，成為我島民間主要的反對反毒力量。
二〉社會教育上看反對新特許運動
社會教育上，此次事件確實有其重要性；因為它不僅使得該黨的聲名大起，並且他揭發了官方其實是顢頇的，故其雖嚴密宰制，該黨仍能把我島民的不幸處境向國際社會提出，讓我們島民對於自身的能力無須妄自菲薄。
不過，就我們研究者應該也要懂得深入檢討，應該由「檢討過去，策勵將來」上看，該次事件讓我們充分感受到時代的複雜性，如果不是當年我島的社會運動已經呈現分裂的狀態，因而該一蓬勃的反對運動，不只是並沒有能充分維持其戰果；甚至促成了後來該黨被日警強制的解散與該事件的主事者蔣渭水醫師竟意外的病死──有懷疑為被日人毒死者 。
如果當年與當局較親近的林獻堂與蔡培火、彭華英一派，當官方在該黨壓力下表現出推動戒毒的作為時，林、蔡等人能本著我島民共同的福祉而出面感謝當局的「從善如流」，甚至發動地主資產家捐輸經費來幫助當時財政艱困的官方維持各地戒毒床位經費的負擔；從而使得我島當時那一波由蔣渭水醫師的同學杜聰明〈杜是林獻堂的女婿〉主持的更生院戒毒體制能夠長期維持下去；就當年我島上的癮者數量，在日警長期深入宰制下，幾年內應該絕不難一掃而空，豈不美哉。可惜當年我島社會運動已經趨於分裂，未能及時進行此類大運作了。
三〉對於該反對運動的檢討──
一》日警之可能操作
另方面，我們也難免要遺憾當年右翼內部似乎被當局操弄了一幕找戰犯的甩鍋悲劇，那是當局深深受困於民間反對力量的批判時，官方的媒體竟然刊出了一篇我島文化人連橫為官方立場辯護的文章；連氏本是民間歷史文化講座要角，當時的右翼內部，沒有關注如何為我島民共同福祉而努力，卻出現了對於連的強烈撻伐，類似今日之槍口對內找戰犯，最後儘管撻伐中還有異議者，但仍造成將連逐出社團的結果。
很遺憾的，我們沒有看到連氏自身片言隻字的辯護或說明；而其後人提供的資料中，也只是強調連並沒有發表過類似該文中的觀點；不過，我們由史料中除了知道在文協的講座裡，連是唯一一位長期講座台灣文史的一位講者，本在抗日陣營中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同時，我們應該也要指出在官方媒體上，過去連從來未曾被授予可以對政事評頭論足、指點江山的地位。因而，我們應該有理由合理地懷疑，該文的出處，應該追究。
相對的，我們深入研究當年當局的宰制作風，不僅及於前述的典範教師洪禮修辭職事件中所強調的「不可深入講解」的「低智」與「從順」的教育，往後的宰制更發展為日警對於所有公開活動的發言都進行的腳本宰制，如連常為講演人，在日警手中應該有著許多他過去提出的腳本。當日警感到焦頭爛額時，是否就不難出「拼湊」的下策，但連氏在其宰制下就很難自解了？
至於，連因此而被林獻堂強力攻擊，雖有社員為連提異議，連仍因而退出了櫟社，不久後，長期在抗日陣營出力的連就離開了我島。這是關於當年該事件中的一個值得考察官方是否操作分化的問題。當年我島右翼未能及時大運作，是否是可惜的？而如果我們追索在連氏的「台灣通史」中，發現連的外舅沈家，是我島當年與霧峰林家曾為樟腦而有衝突的新興工商業的名人 ；甚至同年前後，在北台還發生了鬧上法庭與報紙的大東信託竟然致使新竹第一家族接近破產的不幸之事 。
另外，我們在1936~37年楊若愚的日記中讀到日警竟然為了霧峰林家早年在地方上的形象並非完美的問題，而一再深入關注的 ；那麼我們是否對於連氏被驅逐出櫟社之事，應該更增加了當局操作分化的可能性？
二》對於官方作為的若干檢討
關於本事件之能夠受到各方充分的重視，顯然與此事件竟然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關注為重要的條件；這就涉及到如何台灣民眾黨能夠在我島上把國際電報打出去，讓世界能注意到我島的悲慘現況。在當年日警的嚴密宰制之下，這是一很重大的突破；也是對威壓當局很大的羞辱。
1.關於蔣松輝的「感化」問題
我們的研究，完全沒有責怪蔣松輝的意思。當時的情況是廣東革命青年團的張月澄發現了台北電報局在下午交班時有管制鬆懈的情況；然後派出了蔣渭水的兒子，當年就讀台北一中三年級的蔣松輝在那個交班的時刻，去發那封重要的電報；那個電報，不僅讓東京知道了總督府在「社會教化運動」中的如此惡行，國際社會都注意到當局的過去種種的美言，其實只是文宣。那是我島一重要的自求解放的重大時刻；據稱，當年國聯派衛生專家來台處理之事。蔣松輝至今津津樂道：「把總督府的嘴鬚剃得光光！」
看來，蔣松輝不知道，其父蔣醫師、我島的偉大鬥士可能因此而在一年之後，將踏入其生命極大的威脅裡。也不知道自身早就落入當局的「感化」設計之中；那是如蔣回憶所及──他於1926年春天由宜蘭公學校轉入台北市日新公學校六年級。當時蔣遇到的上村老師，初見面時竟就對他說：「你父親是在大稻埕開業的名醫，可是近年來不務正業，全力投入社會運動，以致無暇照顧子女。身為教師的我，有義務來管教你。」 ……是如此地惡補整整一年，1927年，他才考入台北一中。據其稱該校當時是一沒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的學校 ，因而，入學以來，同學間從來沒有不平等、台籍生不會有被欺負的感受。
如果所言皆實，我們可以想見這是社會教育上，關於前述「感化」的又一頗成功的例子。雖然他對於自身當年那通讓日本當局大傷腦筋的電報感到得意，但是成年後仍然娶了日女為妻。
2.關於蔣渭水醫師的「政治病」問題
然而，最最後，對於鴉片特許問題中，還有一個可能很有意義的問題，那是蔣渭水醫師何以堅決反對該次網羅行動的問題？只是為了醫師的專業使得它難以容忍鴉片對於我先民的侵害嗎？關於嚴禁鴉片確實被寫進了該黨的主張中，但如前述，當年其黨員中不乏原本擁有鴉片牌照者，如他長期尊重的林獻堂就是，甚至還有多人參與了該申請活動，為何他會特別堅持？
我們追索蔣醫師過去的形跡，曾在1925年的一次與其日籍恩師的對談中，對於恩師詢問何以入學以來，總看他那樣熱衷於政治，蔣沒有正面回答，只說是自己大約是患了政治病 ；事實上真有那樣的疾病嗎，顯然沒有；應該是有著某些特殊刻骨銘心的經驗吧；可能是連一般親友也不知道的故事？
作為研究者，我們記起了蔣醫師早年在故鄉時曾經留下一段青少年軼事；原來，他的父親是一位算命仙，他的啟蒙師是當地的一位秀才，這位秀才的岳父，是退休的知縣，也是當地一齋堂的負責人；在蔣進入醫學校之前，他曾經頗長期擔任當地齋堂的乩童──似乎就像戰後我島南著名的大企業家吳修齊，自述當年在11~15歲期間，曾經長期在鄉間擔任乩童工作相似 。
只是蔣醫師那時，正當我們前述的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他若是沒有真實親身的那段經歷，應該也聽過齋堂中人提起那類很難不讓年輕人動容、義烈感憤的抗告文字；甚至他極可能真實地親見斷癮者與其家屬群眾來齋堂謝恩與還願的種種。那些每每讓他情不自禁感觸的禁忌啊，他要如何描述自己所患上的竟是如此的政治病呢。如果他心頭有這個大病，竟然因此事件而被偵知，是否當年他被毒死的可能性，怕真的就很高了。
這個時代，是個悲劇性的時代，執政者對我先民堅持低智且從順他律的「近代教育」，以玩弄擺佈我先民於其手掌宰制之下。據稱，因此日本學者甚至也有如此抱怨者──「在台灣沒有選舉權，為了使台灣人沒有權利意識，也連帶犧牲在台日人的權利，盡可能維持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的無知。……」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