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完結篇)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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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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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可從下列幾個面向來分析:

(一) 認同錯亂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讓全中國人歡欣鼓舞,但對台籍人士而言,除了深具漢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情懷的仕紳之外,其他台灣人的感受,就比較複雜了。

在接收初期,一般台灣人民對分離了50年的祖國之政權,或許因為陌生自然心存疑慮;而皇民、漢奸們呢,當然是以抗拒甚至敵視的態度來看待國民政府;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從小就被殖民政府灌輸「皇國」教育的台民同胞們,他們長大之後,甚至成為台籍日本兵,遠赴南洋為所效忠的天皇打仗。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傳來,對他們而言,宛如晴天霹靂。當「天皇御音」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還如喪考妣般跪地痛哭。這種因殖民統治50年造成認同錯亂的一群人,是埋藏在「二二八民變」群眾中的地雷與炸彈,掀起暴亂、製造慘劇的首要份子。

(二) 社會階層架構的異常

日本殖民的50年間,台灣的中、小學及職技教育體系雖然普及,但其目的在提高勞動素質,予台籍人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稀少。「台北帝大」是全台唯一一所大學,其中95%都是日本人,台人僅佔5%。此外,殖民政府禁止台人研讀政治、法律等科系,故台籍菁英所學,均以醫學、商業等領域的專業為主。

台灣地處大陸邊陲,清代的移民以底層社會勞苦群眾為骨幹,常民文化是主流。日據的50年間,台灣社會遭日本高壓統治,有意識地壓制台民精神文化,清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之故,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民心」,處於一種異常狀態——除了日本統治階層與皇民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屈服於日人高壓統治的下層勞苦農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維繫中道價值與精神文明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崩陷了。

(三) 「鱸鰻、狗鯊」與日本浪人

佔台灣人口多數的基層民眾,除了保留移民墾拓時期的草莽遺風之外,當中有一小部份人,又耳濡目染日本的浪人文化與習性,最終產生一撮結合中、日惡劣文化的壞份子。我童年時期,還經常從我母親口中聽到一個形容這類人士的生動名詞「鱸鰻、狗鯊」(註一)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政府將一批原先在日本集中管束的約4000多位甲級流氓釋放,遣送回台。這些人與前述的「鱸鰻、狗鯊」、部分認同錯亂的台籍日本兵、滯台日本浪人,以及潛伏伺機而動的共產黨(註二),四者合流形成「二二八事件」禍亂全台暴民的主體結構。

倘若不是這幾類本具犯罪組織雛形的暴民趁亂起事,一樁偶發的民、警糾紛,何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鼓動暴亂,並率眾砸毀學校、醫院……等完全無辜的機關和人員?

(四) 日人長期教育台灣人民鄙視中國

在日本殖民者血腥高壓統治的50年當中,一方面塑造了台灣人民「畏懼嚴刑峻法」的屈從人格;另一方面,因日本人對中國人長期的詆毀與醜化,加上甫掙脫帝制桎梏、現代化較晚的國府公務員,其工作態度與效率,確實不如日本殖民統治官僚。

因此,兩相對照之下,遭洗腦的台灣人,面對光復後來台、不以威壓方式統治的內地公務員和警察,漸生藐視;許多皇民份子,更產生「復辟」之妄想。整體而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懦弱、怕死,不能打仗,故而相信,這場武力叛亂會成功的。

實際上,當時來台的國府公務員,是一批素質高、有理想性的菁英,對於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滿是憐憫之情。而通過抗日戰爭血戰的淬煉,出生入死的國軍是不屈不撓、能戰敢戰的。這些都與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給台民的偏見和形象,有很大的差異。

以上,是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是國民政府要面對處理的種種難題。雙方存在的這些問題以及相互期待的落差,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釀成毀滅性災難的溫床。

 

四、日產糾紛才是引爆全面性民變的關鍵因素

瞭解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現狀,大致可以體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沒有更大的內在動力,未必會發生這場大規模的不幸事件。因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大動力,除了價值信念之外,就是利益了。「二二八」固因查緝私煙過程執法不當,引發鬥毆騷亂,但要釀成延燒全台民變,龐大的日產利益糾紛與爭奪,才是重要的內在動力!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所有北緯16度以北日本佔領區上的一切物資,盡由國民政府接收。因此,為了處理臺灣地區原屬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的財產,國民政府成立了「日產接收委員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屬於日本政府的所有財產,一律規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2. 屬於日本私人財產,一律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之目的,第一是為了公平;第二在於「藉此收縮通貨,抵償物債以平抑物價,減輕一般人的負擔」(註三)。所謂的「日產標售」,是指被沒收的日產;對於原先台人財產中產權清楚者,並無影響。而標售的日產當中,凡公務員居住的房屋,由公署收買後,仍租與原住職員居住;多餘的,再移交市府出售或出租。

依據日產接收管理委員會的實施細則規定「原住戶可以優先購買日產,並享有百分之二十的優惠」,也就是說,得以用八折價格優先承購日人留下來的房產。倘若「原住戶無力購買必須遷出者,則可申請修繕補償」。由此看來,整個日產標售相關法令,可謂十足通情達理,並兼顧弱勢人民的處境。那麼,為什麼還會產生糾紛呢?

我們都知道,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原屬戰敗國日本在臺灣的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投降日之後都歸中華民國所有,應移交國民政府接收。因此,陳儀規定「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買賣合約有效,8月15日之後的買賣無效」。而就在日本投降直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這段期間,有長達兩個月的空窗期。許多原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兩個月的空窗期,遭各地皇民份子與地痞無賴迅速強佔。強佔之後,他們再偽造買賣契約,企圖申請過戶,當然未獲國民政府核准。

其實,就算1945年8月15之前的買賣契約,很多也是偽造的。因為戰爭末期,盟軍轟炸四起,房屋毀在旦夕,此時逃命都來不及,誰還會進行房地產買賣?但無論如何,政府僅針對8月15日之後的契約不予核准。這些強佔日產並偽造文書的漢奸、無賴,遂與國民政府百般糾纏。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抵制與抗拒仍持續進行中。

二二八民變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大稻埕地區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被沒收,雙方復因言語不通產生爭執和誤解,拉扯之中,員警傅學通以槍托打傷了林江邁。旁觀者群情激憤,在眾人鼓譟之下開始圍毆傅員,最後發展成暴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1.旁觀者何以能迅速聚集?在一陣鼓譟之後,暴民不僅開始動手圍毆、追打員警,尚且沿路盤查、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甚至強姦凌辱外省婦女同胞。他們更占領新公園,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二二八公園」,攻下廣播電臺之後,開始對全台進行廣播「放送」,鼓動全省大規模暴亂。

2.暴民具有組織與動員能力,不但快速攻下各地警局與軍事要塞,還攻擊學校、醫院、臺電……等機構。如果說僅是仇恨外省人的話,很多學校根本連一個外省人也沒有,仍難逃遭暴民打砸、燒殺。何況,在暴民瘋狂砍殺外省人的過程中,就連嬰幼童都不放過。當時很多倖免於難的外省人,都是受到一般見義勇為的臺灣人之營救庇護。如果真的是「官逼民反」所造成,或是國府外省人真的未善待臺灣人,何以暴民之外的多數台灣人,在緊急危難關頭,多願意冒險伸出援手保護外省人?

因此,暴民集團根本就不能代表整個台灣人!

依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暴民成員當中,除了滯臺的日本浪人之外,還有國族認同錯亂的臺籍日本兵,以及原本就存在社會底層,遊手好閒或失業遊民等「鱸鰻、狗鯊」;再來,就是那些強佔日產的漢奸與無賴群體了。就是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迅速聚集作亂,才形成遍及全省的民變。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的威信和顏面盡失。又因戰後臺灣社會受創過鉅,政府對於日產過戶的審查,更難堅持原先的合情合理原則,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意放水了。

經過了70多年,當年強佔日產的漢奸、無賴,無人追究;如今,國民政府反成了遭人誣賴的對象,遭有心人說成是「『接收大員』手腳不乾淨,強佔臺灣人的財產」!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當時,根本沒有「接收大員」這款人物。整個「日產接收委員會」的事務官,固然是國民政府所派,但掌握實際權力的委員,都是臺籍仕紳與政要,若真有甚麼假公濟私的行為,也輪不到沒有實權的事務官吧?做賊的喊捉賊,以致最後捉賊的事務官和國民政府遭誣賴為賊,應該是整個日產糾紛與二二八事件當中,最令人氣結的事了!

看了這些事實,大家會覺得吃驚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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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在商業發達、經濟貿易活動熱絡、人口密集的城鎮社區環境當中,有從事正當且利潤豐厚行業的人家,有靠專業技藝和技術謀生的人家,有靠勞力吃人頭路、賺辛苦錢的本分人家,也有以賭場、妓女戶、嗎啡館……等不良行當營生的人家。在這塊資源豐沛的沃土上,當然也會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或無業遊民之輩藏身、寄生其間,伺機伏擊身邊過往者,或偷盜、勒索、打劫財物,或尋覓幸運的翻身機會,或純粹窮極無聊找刺激……等等。自然形成一個黑白混合、龍蛇雜處的複雜生態系統。

在我母親的娘家台北大龍峒社區,鄰里親族口中的「鱸鰻狗鯊」一語,就是專指寄生、藏身台北城鎮社區的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又心術不正者。這類人的習性與喜歡藏身的環境,簡直和「鱸鰻狗鯊」相同。

鱸鰻、狗鯊的習性和棲息地生態環境——

鱸鰻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動物,什麼環境都可以活得下去。鰻苗來自深海,一邊沿溪流上溯,一邊尋找砂泥河床深潭棲地獵食與生長。牠們生性隱密,幼鰻白天經常全身躲藏在溪底泥沙中,只露出頭部呼吸。成長後,則喜歡躲藏於石堆、洞窟、深潭之中,定點伏擊獵食魚類、蝦、蟹;到了夜晚出遊覓食,神出鬼沒的習性給人許多想像空間。鱸鰻的皮膚亦有輔助呼吸的功能,能夠離開水面短暫活動。

狗鯊體型雖小,仍屬兇猛肉食性魚類。肉少味道又差,是一種低級的食用魚,故台灣有「貪俗買狗鯊」的諺語。主要棲息在沿海礁、沙混合,且海藻叢生的海床,行動緩慢。有隱居的習性,常藏身礁石灘和岩縫中,以底棲無脊椎動物及小魚為食。性情兇猛,靠嗅覺找食物,會欺侮魚伴。狗鯊的生命力十分頑強,脫水2-3個小時都不會死亡。

註 二:參見拙作 2017.2.13〈「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一文

註 三:陳儀於民國36年2月24日上午八時,在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國父紀念週會」中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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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從日本遣返之甲級流氓借端煽動暴亂,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並焚毀其儲存物資。

二、 國府何以諱言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事件」,我有一連串問號埋藏內心多年——如果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上,並不像台獨集團抹黑的那樣不堪的話,何以它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直到民進黨崛起的這30年間,「二二八」才逐漸掀開神秘而敏感的面紗,討論、質疑的音量漸次增大。如果國民黨沒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的話,何以要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我曾將這個疑問,就教於專門研究「二二八」議題的民間史家武之璋老師。武老師指出「國府從未刻意隱瞞相關細節,所有史料都放在國史館中,供人查閱與研究」。不過他也說:「政府之所以不願多談,實因這是一起撕裂族群的不幸事件,有其敏感性。為了社會和諧,所以避諱主動談起。」

「事涉敏感」這個理由或許可算原因之一,但是經過有心人多年的炒作下來,早把國府治臺的形象徹底扭曲破壞,這個論點很難再說服一般人。因此,在爬梳「二二八」事發因素和過程時,我仍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並歸納出另外幾點——

(一) 國府對「有為數不少的臺民同胞認同曾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的日本」此一現象,感到顏面無光

對所有內地的中國人而言,抗日勝利是一件普天同慶的頭等大事,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人會不開心。但對於受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同胞來講,滋味比較複雜。

基層民眾苦於戰後現實生活物資的匱乏,處境艱難。「回歸祖國」到底好不好?很難說得清楚。「養家活口,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只要國民政府能讓他們填飽肚子,把他們當人看,不像日本警察那樣暴虐無道,多數人也樂於接受「臺灣光復」。例如我伯公與外公們,就屬於這一類民眾;對於懷抱漢民族認同的臺籍仕紳,當然欣見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是,那些受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皇民家庭、既得利益者,以及台籍日本兵而言,感受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那麼,相較於內地的萬眾歡騰迎光復的情景,臺灣社會竟然存在那麼一群為數還不在少的「前朝舊貴」,因為「光復」而陷入失落,既失落了過去,也失落於茫然的未來。一個發生在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販賣而起的警民衝突偶發事件,經過「一群失落的圍觀者」之鼓譟和奔相走告,彷彿將這群人內心失落的幽靈召喚出來,他們渲染不安,抗拒「光復」,想走回過去,擁抱「前朝」和說日語的「同胞」。他們失去了「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卻在大稻埕製造、參與了這場民變,唱著不成曲調的片尾曲。這對浴血抗日終獲勝利,並光復了臺灣的國民政府而言,實感顏面無光,將之視為禁忌,不願主動提起,也是人之常情。

(二) 民變與內戰相混,更是有理說不清

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陳儀原有左傾思想,素來極其同情勞工大眾;又基於對台灣人民被日殖民50年的同情,以致誤判情勢,非但遲遲不動用武力平亂,還釋放了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並准許百姓組織處理委員會,做為合法談判代表,由各級民代擔任處委會的當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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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領導長官陳儀

陳儀這些善意懷柔之舉,當時卻遭長期處在日殖高壓統治下的臺民視為懦弱,同時也讓暴民誤以為「武力推翻政府」是會成功的。這些都是導致事態擴大蔓延的原因。到了「二二八」後期,陳儀眼看自己的善意換來亂局失控,最終也同亦必須出兵平亂、以軍法審判人犯了(註一)

陳儀是二二八事變中的關鍵性人物。他的從政經歷中,即有著剛強獨斷的作風,也有任俠尚義的性情,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這樣一位對臺民抱持同情與寬容的長官陳儀,最後的下場是在內地遭到槍決。他被槍決的因素,與「二二八」完全無關,而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因選擇投共,遭到舉發而遭制裁。

國共內戰中,陳儀因投共被槍決了。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更加的有理說不清。為什麼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這場鋪天蓋地、死傷遍野的「內戰」,究竟因何而起,當時應該沒有幾個臺灣人搞得清楚。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來講,如果陳儀是好的「長官」,他為什麼被槍斃?若槍斃陳儀是正確之舉,那就表示陳儀不好!

如此一來,70多年歲月當中,台獨集團對國府當時的處置所進行各種扭曲與醜化,便很難解釋與澄清了。「陳儀被槍斃」這件事,也是謊言可以無限膨脹的重要基礎之一。

事變中,臺共謝雪紅在台中趁亂起事,同樣也使得「台灣民變」與「國共內戰」攪和在一起;「平亂」與「清鄉」性質混淆,同樣也造成國府有理說不清的窘境。因此,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難以言明的關鍵因素。

謝雪紅

 站在毛身後左一的即為台共謝雪紅

(三) 冤枉與錯殺

既然事態擴大了,處理起來不但棘手,也更容易產生冤枉與錯殺。以醫師出身的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為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漢民族主義者。臺灣光復後,更寫信要求三個在偽滿州國行醫的兒子回台,一同參與國民政府、建設台灣。這樣一位民族情感濃厚的台籍客家仕紳,竟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兩個兒子一起遭到槍決!有學者指出,張七郎係因被人挾怨誣陷而遭害。然而,那些陷害他的,就包含了臺籍人士 (註二)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右一)一家

二二八事變時,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一年半,地方根基薄弱。混亂當中,不論是「平亂」還是「清鄉」,都得仰賴當地人密報。這時,臺籍的富貴菁英自然易因遭忌而被藉機誣陷了。

此外,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倘若有人因受牽連入獄,其家產也可能被地方豪強所侵奪,導致家道中落。今天,這些被奪家產者的後代,不會去追究誰誣陷了他的先人、誰強佔他的祖產?而是將這些老帳,一股腦都算在國民政府頭上。但反過來講,這群人今天若享有富裕的生活,絕不會感激國府保衛台海、興辦各級教育、提供公費留學,或者實施各項建設,讓大家有安定的環境可以經商致富、升學、任教、行醫…,從事各種生涯發展。他們會認為,這都是他們聰明、努力挣來的。

總之,錯殺了不該殺的人,也是讓國府啞巴吃黃蓮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如此,二二八事件中,撇開罪證確鑿者不說,像張七郎這樣真正無辜遭害的人數畢竟有限,許多人實際上是受到「波及」而非「冤枉」。例如吳念真在其電影「多桑」中,就提到她父親因二二八期間為死難者燒紙錢,被中藥行老闆解雇。如此一件事,就可以讓吳大導演將他父親好賭成性的浪蕩一生合理化,透過電影創造悲歌,彷彿一切都是國民黨害的…。這種哭調仔,幾十年間無限流行,成了二二八論述之主調。

然而,這種「只看到人家對不起自己的一面,對於自己所獲得的一切福祉,不但視為理所當然,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被暴民殺害、沒沒無聞死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受難外省人,彷彿從未存在」的現象,就是二二八集體症候群。他們甚至從來沒想過,如果事變的原因,真是為了反抗政府「殘暴統治」的話,為什麼暴民要去砸毀學校跟醫院?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個外省同學都沒有啊(註三)

接下來,就要剖析二二八發生的時代背景與內外因素了。

(未完待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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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21-23 台北市:風雲時代。

註 二:2009年,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依據相關檔案指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密報,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秘密處決。其中,張文成是來自福建的官派縣長,而林頂立則是台籍人士。

註 三: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4 台北市:風雲時代。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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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其他文章:

「五四運動」核心精神的啟示 | 丁念慈

發布日期:2018.4.30
關鍵詞:五四運動 大學自治 管中閔

五四運動

 九十九年前的「五四」,學生、勞工和各行各業的愛國志士舉著抗議的標語旗幟,一起走上街頭,高喊「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是他們奮起的精神力量!

前幾天,有朋友傳信息給我,說:「『五四』快到了。我覺得『五四』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雖然從表面上看來,其目的是政治性的,但是深層意義則象徵中國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成為走出舊社會巢臼的一股強大動力,一波波向周邊擴散,其影響範圍涵蓋了政治、文化、科學……等領域。真正的民國味,是從『五四』開始的。」

「五四運動」是一場發生在99年前(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的愛國運動。導火線肇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註一),當時列強間私相授受,未經與曾經出力、同為戰勝國的我國政府協商,就將戰敗國德國在我山東的特權,逕自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的北洋政府未積極捍衛國家權益,引爆國人高度不滿,各界愛國人士憤而走上街頭遊行抗議。

整個「五四運動」的重要訴求和核心精神,其實可以用「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八個字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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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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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年前的「五四」,學生、勞工和各行各業的愛國志士舉著抗議的標語旗幟,一起走上街頭的一些歷史鏡頭。

國人一般認知的「五四運動」,屬於廣義的「五四」。也就是指自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註二)起,到1926年北伐之間,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反省,他們極力推崇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做為國家社會振衰起蔽必須師法的標的,這是一場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

事實上,192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當時也受到中國大陸內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日本本土自由民主運動的啟發。在一群臺籍仕紳與知識分子(如林獻堂先生、蔣渭水先生)的倡導鼓吹之下,出現了一連串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其中包含了爭取臺人政治權利的運動,如1918~1920年的「六三法撤廢運動」、1921 ~1934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註三),還有啟迪民智的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可以說,是一場台灣人民自我覺醒的啟蒙運動。

然而,不論是內地的五四運動,還是台灣的新文化運動,終因左派勢力混入而變質,最後以失敗告終。

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核心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民族之自由、平等」。而這個夢想與願望,卻是透過了八年浴血抗日戰爭,全中國犧牲約2,500萬條寶貴的性命以及難以計數的種種珍貴資源,才得以實現;又因抗戰勝利,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林獻堂、蔣渭水…等台灣啟蒙先賢畢生奮鬥的目標,總算得以落實!

一百多年來,國人共同奮鬥的目標,概略分為「民族的自由」、「民權的平等」與「民生的安康」三大類。而「民族的自由」可說是後二者的基礎,倘若沒有民族之自由平等,民權與民生終將如「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已。

1937年7月17日,盧溝橋事變第11天,時任我中華民國最高領導的蔣中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最後頭」演說,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表明對日軍挑釁的退讓底線。由此直到1945年,對日抗戰及二戰贏得最終勝利,我中華民族千千萬萬人毀家抒難,山河泣血,才從帝國主義列強殖民瓜分的悲慘處境中,終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得了民族的自由平等。

這當中,我中華民國雖曾領導抗日與加入二戰盟國勝利,為民族的自由平等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內戰失利,退守台澎金馬生聚教訓。唯此後卻須仰賴美國強權的支持,方得偏安一隅。時移境遷加上歷史機遇的選擇,我中華民國和國內主要政黨如今竟成了美、日強權所操控的棋子,數十年生聚教訓得之不易的民權、民生成果,也幾乎盡付東流。

 1945年,傅斯年50歲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1946年9月6日,傅將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交給先前在美國辦外交的候任校長胡適;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敦聘出任台大校長,1月20日,傅自大陸抵台,從代理校長杜聰明(1948年12月7日開始代理)手中接任台大校長;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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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前,一場由台大前校長傅斯年擔任學生總指揮的「五四運動」(註四),喚起全國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如今在「五四運動」紀念日前夕,法西斯極權的蔡政府竟傾全黨、全國之力,公然干預台大遴選委員會依大學自治法選出的管中閔院士上任校長,在眾目睽睽之下肆無忌憚地演出醜陋的「卡管、拔管事件」。許多愛國志士與團體已經醞釀在5月4日這一天,到台大校園傅鐘之下進行抗議。

 台大前校長傅斯年逝後,埋骨台大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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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新五四運動」似乎箭在弦上!

思想起99年前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八字真言,我猛然一驚「所謂的『國賊』,其背後必定是『強權』勢力」。國賊一方面倚仗強權撐腰,以謀己私;另一方面也為強權擔任代言人角色,滿足強權的利益。二者實狼狽為奸!沒有強權操弄,國賊豈能囂張?沒有國賊為其張目,強權豈能穩操勝劵?而「拔管」這種破壞大學自主的事件,實在只是國賊與強權體系下,必然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當中之一樁事件而已!其背後勢力所主導的整個陰謀,必然會導致台灣社會陷入國家安全的系統危機。

這就是99年前「五四運動」給我的啟示!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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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巴黎和會
此巴黎和會,指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會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1月,勝利的協約國集團為了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於是召開巴黎和會。

這個和會因為戰敗國和中立國均未獲邀請參加,所以這是勝利國舉行的和會;而勝利國又有大小之分別,它又是個大國操縱的和會。由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大衛•勞萊•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主導和會的進行。

和會上簽訂了處置戰敗國德國的凡爾賽和約,同時還分別同德國的盟國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等國簽訂了一系列和約。這些和約和凡爾賽和約一起構成了凡爾賽體系,確立了一次大戰後由美國、英國、法國等主要戰勝國主導的國際政治格局。會議通過領土分配及賠款等措施重塑現實政治格局,遏制德國等戰敗國及蘇維埃俄國等共產國家,但與此同時通過籌組一個國際聯盟來企圖建立理想的國際外交規範。

參加巴黎和會的各國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權代表70人。和會及後續的活動先後完成對各戰敗國的和約,其中對德和約的凡爾賽條約是最為重要的條約,對日後的國際關係有著深遠影響。

詳請參閱《維基百科》巴黎和會

註 二: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

日本帝國主義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機,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政府「絕對保密,盡速答覆」。此後日本帝國主義以威脅利誘的手段,歷時五個月交涉,企圖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這些條款稱中日「二十一條」,後經中日協商,袁世凱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中日民四條約》」。

但須注意的是,「二十一條」不能等同於《中日民四條約》。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被廢除部分條款。隨後條約內容不斷被改寫,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後徹底廢除。

詳請參閱《百度百科》詞條「二十一條」

註 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非暴力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林獻堂為代表的知識份子、民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士紳發起、組織了這場運動,為爭取臺灣民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基本的政治權力進行的努力。

詳請參閱《百度百科》詞條「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註 四:五四運動學生領袖
五四運動中,自發產生了兩位影響最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和羅家倫。這兩人當時都是國立北京大學的在讀學生,經歷了這一場運動後,兩人的名字,幾乎舉國皆知,享有巨大的聲望。要是投身政界,可以說,這兩人都有著很高的起點,然而,他們二人卻最終都選擇了學術為主的道路,並辛苦耕耘一生,為現代學術在中國的開枝散葉做出了巨大貢獻。

傅斯年領軍學界,他的主要貢獻,如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工作、抗戰勝利後代理北大校長等等,餘蔭至今猶存。羅家倫是期間與傅斯年齊名的學生領袖,他親筆起草五四運動中唯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五四運動」這個詞也是他最早提出並沿用至今。羅家倫受到當時中央政府大佬們的器重,年僅31歲就得以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雖在任僅一年多點,但頗有建樹,至今仍是清華大學校史上最被人稱道的兩位校長之一(另一位是梅貽琦)。

請參閱《維基百科》新文化運動詞條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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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五四運動!抗議教部拔管 校園抗爭遍地開花 聯合報 記者馮靖惠 2018.4.29

● 【清華 429 宣言】呼籲民進黨內的台大人,勿忘「自由之愛」的初衷、積極為母校發聲 徐子捷 報橘 2018.4.30

● 受不了吳茂昆 全教總發起「不接受、不忍受、不配合」運動 中時 林志成 2018.4.29

● 教育部拔管 國立大學校長們終於說話了 聯合報 記者陳宛茜 2018.4.28

當代台灣史一瞥。。。反年金改革問題? | 郭譽孚

我們的社會,竟然也是如此地『敘利亞化』了?

真是悲哀啊

我們能說什麼呢?

⋯⋯更多

老吳

4小時 · 

昨下午在立院聲援八百壯士指揮部,所謂聲援就是用聲音支持.三點後開始有了小衝撞.因客戶急召,我不得不離開現場.
今早看了youtube–關鍵時刻,真TMD的,主持人及來賓好像在背頌民進黨給的講稿.以下比對是我在現場親睹和電視節目中說的差異–

1.節目說退軍把警察包圍並堵住了台大兒童醫院….我看到的是..大批警察從兒童醫院正門出來要反包圍退軍,因為退軍人數不少,警察出不來,藉由記者的鏡頭,抹黑退軍把警局包圍,堵住了兒童醫院.


2.節目說:退軍看到記者就打,破壞攝影機,避免被舉證.我看到的是–白目記者有目的的向退軍訪問:內容極盡羞辱–為了幾千元而勞師動眾,反政府.引起社會動蕩
老兵雖然老了,志節仍在.一怒就拉了記者.接下來可能就開始做假.


3.兒童醫院正對面是立院大門口,我在13:00看到了戰鬥服裝的涼山兄弟,海龍兄弟,沒錯就是要攻占立院.八百指揮部主持人一再的呼籲–警察向後轉,我們不希望有衝突,不要有人受傷…如果有執勤過當請錄影.
結果的看到的是…很多警察把老兵當成殺父奪妻的仇人,繼而引發警方有人受傷,今天警政署聲明的…謊言,剪接的片斷.


想升官發財的現役軍警,–看看你們的學長,今日為何要抗爭.如果~你們有是非,有正義,莫再當不正義政府的爪牙.

從選舉投票看~美好的日據(治)時期|賈忠偉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日本明治天皇在東京新落成的宮殿中,盛大舉行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佈大典。當時由擔任內大臣的三條實美將《憲法》呈給明治天皇,後天皇賜敇語後,再將《憲法》交給新政府第二任總理大臣黑田清隆(出自薩摩),至此日本成為東亞第一個擁有憲法的君主立憲國家。
憲法頒佈後,1890年7月1日,日本舉行了首屆的「眾議院議員」。當時規定--必須年滿25周歲以上、在選舉名冊制定前一年內繳納直接國稅(土地、營業及所得稅)15日元(不低於現今的30萬日圓/2011年)以上或所得税三年以上者之「男子」才有選舉權,總計當時全日本有選舉權的人數約有46萬人,部份貧窮的鄉鎮如──北海道、沖繩則是完全沒人擁有投票權;而作為候選人的條件則是──須年滿30歲的男子,同時繳納2,000日元的保證金,且若不能得到法定的票數,將沒收保證金。以當時的幣值與平均收入來推算,2,000日元是一筆天文數字(不低於現今的4,000萬日圓/2011年),選區原則上採用小選區制,依人口數/每12萬人得選出一名議員,議員定額為300人。
也就是說,當時日本的選舉制度具有嚴格的「財富排他性」和「性別歧視」,紀錄顯示:當時實際擁有選舉權的人數只占日本總人數(約3,300萬人)的1.1%左右(選民總數約為45萬人)。也就是所謂選舉,其實是有錢有勢人才玩的起的遊戲。

之後日本有關選舉的條件慢慢放寬,到1925年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1926)組閣後,才取消了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財產(納稅)規定與限制,但女性依舊沒有投票權,而且選舉也僅僅局限於眾議院(下議院)議員的選舉,參議院(上議院/貴族院)議員則由天皇直接任命。為了防止社會及共產主義者進入政壇,加藤內閣在公布新選舉法時,也公布了治安維持法。不過即使選舉條件大幅放寬,總選舉人占全國人口的比率也不過達到20.8%而已,選舉人總數為1,240萬人。

投票

【這是描寫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7月1日,《大日本帝國憲法》公佈後,日本舉行第一次投票時投票所的場景】

同一個時期的臺灣,總督府也分別在1920及1939年,舉行了兩次「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

與日本本土相同,在這場號稱臺灣首次的「民主選舉」中,一樣是有很多限制的,而且更不公平:例如應選的議員名額當中──只有一半開放民選,另一半則必須改由官派;此外,臺灣女性跟日本本土的女性一樣沒有投票權,也就是說──投票是男性專屬的權利,而想擁有投票權,除了必須年滿25歲、戶籍必須有居住滿6個月以上的限制外,還得有年繳稅金5圓以上之證明。

據統計,當時全臺灣400多萬的人口中,符合上述規定的選民只有28,000多人。最糟的是,由於選舉人資格門檻過高,有些地區的人口比例與有選舉權的人比例不同,例如臺中市的臺灣人口與當地日本人口比例為5:1,但有選舉權的日本人卻有2,000多人,臺灣人卻只有1,800多人,明顯不公平。

根據大陸學者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中華書局》中的記載(p466~468),日本投降時,在臺灣的日軍(日俘)與日僑(包含政府官員與家屬、琉球人)總共有:489,573人、臺灣人則大約有660萬人左右。

清大「王水凶殺案」啟示錄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5

關鍵詞:時評 蔣公銅像 蔣公陵寢遭潑漆

 

震驚社會的清華大學「王水凶殺案」,發生於民國87年,當時,我已經畢業。但對母校發生如此慘案極感震驚,十分關切這起案件的偵辦進展以及案情始末之相關報導。由於曾經做過鉅細靡遺的研究,因而若干關鍵情節至今記憶猶新。

這整起事件當中,固然有很多值得社會省思之處,但有件事因與案情並無直接關連,不涉法律責任,一般人不會太在意,所以也容易被刻意忽略或放過究責。在此,特別提出來一談。

博士班學長曾x泰交往的對象,除了檯面上的正牌女友之外,又周旋於命案中的兩位女主角間。在此過程,獵食成性的曾x泰再勾搭上系所女助理,與之調笑、搞曖昧。兩位第三者女主角發現第四女主角出現之後,醋勁大發,竟然「同一陣線」,聯手毆打「新興情敵」系所助理。

令人驚訝的是——系上師長竟未慎重其事,僅針對這群學生在頂樓喝啤酒一事,予以訓誡了事。對顯然嚴重許多的情節「輕輕放過」,或界定為敏感的「隱私」,自行迴避,未做進一步輔導。

從媒體報導閱聽到這則訊息當時,我相當震驚,且不以為然!喝酒放縱固然不好,在未損害他人的範圍內,仍屬「私德」。但是因情愛產生糾紛,乃至出手毆打學校職員,此舉已然觸法。系所辦公室未及時制止,亦未追究責任!老師竟也避重就輕,未深入輔導。事情的輕重本末顛倒錯置,顯示當代人的價值觀錯謬以及對罪惡的姑息,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步!最後釀出大禍,這當中不能說沒有因果關連。

在這群教授眼裡,系所助理的「人權」,或許相對較不值錢,遭研究生侮辱,算她倒楣罷了。最後釀出大禍來了,有學生死、有學生坐牢,有人終生視婚姻為畏途。這群老師高興了嗎?他們在法律上固然無責可究,但在法律之外的「行政」以及法律之上的「道德」面向,難道也無責可問嗎?

同理,整個國家遭政客以意識形態操弄,已然產生分裂,社會衝突層出不窮。甚至國家、民族偉人蔣公,都面臨鞭屍式的毀損侮辱。國民黨噤聲、檢調司法系統不積極作為,難道整個社會也認為活該、不重要嗎?!

近年從校園、公園紀念碑蔣公銅像遭潑漆、砍頭事件,一路發展到這次一批欲揚名立萬的激進青年學子闖入慈湖蔣公陵寢,肆無忌憚地潑漆羞辱。這是典型的「破窗效應」(註)!那下一步、下一起事件又會是什麼?!

如今,二二八紀念碑遭報復潑漆了,有歐巴桑錯愕地嘆道"怎麼會這樣?!"但是請想一想,這與清大「王水凶殺案」當中,「別人不是人,只有他們是人」的邏輯與價值觀不是相同的嗎?「二二八事件」殺害外省人的暴徒後代,竟能領取有關國家賠償!這是什麼社會?什麼價值?大家若再沈默不語,就休怪大禍隨時臨頭了!!!

藉由對清大「王水凶殺案」關鍵情節的回憶和澄清,我必須再次提醒社會:對蔣公銅像被砍頭、陵寢被潑漆……等等撕裂社會暴行的姑息,已經造成國家進一步分裂與暴戾之氣的瀰漫。當鄉愿們有一天也成為受害者時,就不要哭兮兮來靠妖了!

 

註:破窗效應是犯罪學的一個理論,該理論由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及喬治·凱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認為如果放任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存在,會誘使人們爭相仿效,甚至變本加厲。

以一幢有少許破窗的建築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將會有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戶。最終他們甚至會闖入建築內,如果發現無人居住,也許就在那裡定居或者縱火。又或想像一條人行道有些許紙屑,如果無人清理,不久後就會有更多垃圾,最終人們會視若理所當然地將垃圾順手丟棄在地上。因此破窗理論強調著力打擊輕微罪行有助減少更嚴重罪案,應該以“零容忍”的態度面對罪案。

科喬治與二二八事變 |賈忠偉

柯喬治(George H.Kerr,1911~1993;中文名為:葛超智)。柯在二戰末期為美國海軍撰寫佔領臺灣島之計劃;戰後則是一直大力鼓吹臺灣「託管論」與「民族自決」,被視為現代臺獨理論的始祖。為了確認臺灣獨立的正確性,他在《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中提出了一段最具爭議的理論就是──「臺灣民族混合論」:「臺灣人並非中國人,乃是印尼人、馬來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之混合種」。而他也曾經對外宣稱,在民國35年(1946年)4月間,他和手下的情報員摩根(Morgan)在臺灣進行過一次「民意測驗(調查)」,結果顯示:當時臺灣人對國民黨的印象很差。之後他還將這個調查結果拿給──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與美國的《紐約時報》來對外宣傳說:「假如臺灣舉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沒有人選擇中國」。所以在「二二八事變」中他甚至建議美國政府出兵佔領臺灣,因此被陳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而在民國36年(1947年)3月17日先被調回南京的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但因為其在臺灣的所有作為並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時任美國駐華代理大使白德華(Butterworth)在當年4月15日轉給美國國務的備忘錄的附註中就不客氣的指出:「或許他(指柯喬治)的論調較高,但評論與措辭過於武斷與刺耳」、「目前陳儀政府繼續在臺灣執政,似乎也就越來越難有冷靜、公正的評論」!這份報告最後導致柯喬治在5月份被送回美國,不久就被革職而失去公職身分。
但返回美國之後的柯喬治並未改變個人對於臺灣的看法,之後隨著國共內戰的局勢日趨明朗(國府即將被逐出大陸),柯喬治還在美國主張要將臺灣納入美國的軍管之中,之後再由美國人扶植臺灣人──如林獻堂、楊肇家、廖文毅…等人成立親美的傀儡政府。
2007年,曾擔任美國最高駐臺官員的卜睿哲教授(Richard Bush),就表示《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這本書──不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尤其書中對於「二二八事變」的描述,柯的立場並不夠客觀。卜睿哲甚至公開批評柯喬治撰文時,涉嫌「為邪惡而負面的惡性循環煽風點火(fueling a vicious negative spiral)」
(資料來自──朱浤源教授專文《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George Kerr編撰Formosa Betrayed時的內心世界》)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2.19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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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爆發地點——天馬茶房(左圖)門口,原建築物現已拆除改建如右圖。

一、 前 言

  近幾十年來,隨著民進黨與台獨勢力崛起,「二二八」也變成一個沒完沒了的政治操作,以及無限膨脹的歷史謊言。

  打著「正義」的旗號,高喊「揭發真相」、「加害者的後代應該永遠不停地道歉」…的這群人,真的願意坦然面對、釐清真相嗎?真的願意弭平仇恨、促進和解嗎?當然不會!他們正是藉由不斷扭曲歷史、加碼謊言、擴大族群鬥爭的手段,才能如願攫取各種政治利益和社會資源,並成功洗腦下一代。將好好一個寶島台灣以及兩群歷史機遇雖未盡相同、命運卻同樣坎坷的同胞,硬生生撕裂為對立的兩群人——一群是自青春年少就為國族存亡九死一生奮戰,再從唐山天南地北過海來台灣,枕戈待旦的大時代難民及其後代;另一群則是剛被前面那群人從異族殖民統治解放出來的台民同胞,其中一部分台民轉眼就成為製造謊言、煽動暴亂者,惡意加害那群解放他們的大陸同胞,並蒙騙、鼓動眾多台民參與暴動。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71周年。為什麼說它是「沒完沒了的政治操作」呢?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本是查緝販賣私菸引發的警民衝突,之後演變成大規模民變,台共謝雪紅再趁亂於台中起事,意圖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顛覆國民政府。事態一發不可收拾,最終蔓延全台,各地暴民四出獵殺「外省人」,風聲鶴唳。這整起事件的處理過程有哪些違失?本是值得詳加檢討,做為後事之師的。但幾十年下來,經有心人持續炒作,仇恨並未因政府一一落實發放賠償金、建紀念館、官方道歉……等弭平傷痕的施政作為,而有任何緩解跡象,對立反而不斷遭激化、擴大。這不是政治操作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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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南榕基金會副會長李勝雄

  這套政治炒作模式,先是每年二二八紀念日前後,主辦策劃的團體會邀請所謂的「受難者家屬」出來,對著媒體和攝影機哭訴一次;在見證、評論這起歷史事件的相關論述方面,逐年增加不實情節,受害人數也不斷膨脹;2017年2月11日,鄭南榕基金會舉辦「破除言論禁忌-鄭南榕X二二八」特展開幕式上,副會長李勝雄呼籲228事件的加害者趕快出來道歉,甚至說:「台灣比較寬厚,沒有報復活動,但加害者的下一代如果知道他的父執輩是加害者,要出來說明情況,最少要道歉。…」(註一)而另一位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致詞時,則說:「一個人的歷史如果被改變,就會敵我不分,就會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朋友,一個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朋友的人,他的身邊就會永遠充滿敵人,一個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敵人,他的身邊都是敵人,民主一定被消滅,他就一定會被殲滅。」(同註一)這段話話的弦外之音為何?!

鄭南榕基金會特展開幕式,林宗正牧師致詞

 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

  在這個扭曲歷史的論述過程,蔣公先遭汙衊為「二二八元凶」,再因國民黨懦弱、無遠見和睿智的領導階層,只想以模糊是非來息事寧人,甚至有意無意地附和「二二八事件」炒作者的部分說法,為其謬誤背書來懷柔示好(註二)。因此,蔣公為「二二八元凶」的罪名,在完全沒有史實證據之下,於焉成立。

  接著,幾位台獨極端分子開始逞英雄,冒險破壞蔣公銅像,當政的國民黨和地方行政主官(管)一味體察上意,予以姑息縱容。禁忌打破又創下「政治正確,犯法無罪」的惡例之後,類此行徑無疑受到鼓勵而形成「破窗效應」,誘使人們爭相仿效,變本加厲。蔣公不僅成了國民黨懦弱、無能的領導者之代罪羔羊,更因此坐實了「二二八元凶」的罪名。

  等到民進黨完全執政、大權在握之後,更藉「轉型正義」之名,欲強行拆除中正紀念堂。…事情發展到這裡,還沒完結呢!「二二八事件」當時,因殺人害命遭懲治的暴徒,其後代也領到了「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賠償金!整個「二二八事件」無限上綱,成了台獨集團的提款機。

  不過,民進黨與台獨集團還是不放心。因為揭示真相的歷史文獻始終存在,只要有心,想拆穿謊言並非難事。於是,民進黨使出殺手鐧——綠委陳其邁以「正義」之名,擬提案修法,凡扭曲或粉飾二二八歷史真相或「羞辱受難者人性尊嚴」之人,將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註三)。所幸臺灣的中道良心力量尚未完全崩潰,如此大開民主倒車的「文字獄」條款,終究未能通過。

  因此,本人將善用這最後一丁點的言論自由,深入解析「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因素。一則,透過各種史料的比對研究,重建那個時空環境真實的社會現況和一般民眾的處境,對「二二八事件」或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二則,以史為鑑,深切反省如何避免重蹈歷史悲劇之道。

  唯有從各種角度釐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才能還原客觀的史實,讓無恥政客無從炒作。而共同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族群,才能從仇恨中解脫出來,走上療傷止痛的路途。

( 未完待續 )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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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詳請參見

1. 2017.2.11 風傳媒 / 陳耀宗 二二八將滿70年 鄭南榕基金會呼籲加害者下一代勇敢站出來

2. 2017.2.21 新頭殼newtalk | 林朝億 長老教會發表228呼籲函 掃除全國蔣介石銅像

註 二:相關新聞參見

1. 2017.2.28 聯合報 / 記者王寓中 綠喊去蔣…馬談228「蔣中正當然有責任」

2. 2017.2.27 關鍵評論網 The News Lens 馬英九:二二八事件,蔣中正「當然有責任」

註 三:相關新聞參見 2016.2.25  中時電子報 綠擬修法228有不同見解要罰 廖元豪:醜化與清算工具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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