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冒大不韙，藉此版將心裡話跟「中華民國派」抒發：

1. 劉家昌的「中華民國頌」改成「中國頌」或「中華頌」不是更為適切嗎？
2. 資深報人黃年的「杯子理論」，萬言論述「台灣是水，中華民國是杯；杯在水在，杯破水覆。」我本人越看越糊塗，有欲蓋彌彰、治絲益棼之疑。北京和台獨也許反駁，中國大陸是水還是杯？1949年中華民國玩完了，大陸又怎麼樣了？覆了嗎？
3. 當年老蔣總統和國民政府及百萬軍民遷台，跟明末鄭成功率軍民來台延續南明政權香火，有何不同？明鄭沒有外國勢力相助，而中華民國有，僅此差別不是嗎？
4. 位處邊陲，面積廣袤，文化、歷史、語言、文字自成一體系的西藏，他的長期政治、宗教領袖達賴率眾出走，寄居印度、尼泊爾各地成立政府，舉世同情、支助，達賴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美國對藏民也有特殊待遇，通過移民法接納他們。但是，跟著達賴的藏民，這輩子活著要回到故鄉是何等的艱難與不可能，他們要求的只是自治，應該就是所謂的「一國兩制」，但是共產黨在西藏搞得好好的，這些當年出走的想回來，應該是聽聽北京提出的條件能不能接受，而不是自己提出要求而要北京接受吧。
5. 港民動則幾十萬、百萬上街和平、暴力雙管齊下示威，港府讓步了嗎？港民聲嘶力竭提出的五大訴求還有美、英等外國勢力在旁敲邊鼓，港府只答應一條不是嗎？其實那一條也是另有考量才答應的，並不是屈服於港民的群眾示威行動。
6. 「中華民國派」最啟人疑竇，最令中國同胞和政府困惑的是，你們愛「中國」嗎？
7. 現在台獨的「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施行「去中國化」，要稀釋、扭曲，甚至割斷「中華民國」跟中國的血脈關係，甚至憑藉外力處處與對岸「中國」過不去， 耍小動作。聯合國世衛組織早已公告，並要求不得以國名、地名甚至人名、動物名來給疫情、病毒取名，對岸十四億同胞跟他的政府也憤慨表示不能接受此歧視性名稱，但全世界只有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跟媒體，就偏偏以「武漢病毒」代替「冠狀病毒」來大肆傳播訊息。
8. 「中華民國派」，您在哪裡？您愛中國較多，還是愛已扭曲變質，回不了頭的中華民國較多？我陷入沉思。

立委李慶華在國會殿堂，問擔任阿扁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長的唐飛，「你是不是中國人？」我相信全國的觀眾都豎耳聆聽，預期這位江蘇出生的空軍一級上將可能的回答。唐幾秒鐘的猶豫後，囁囁嚅嚅的回：「我是中華民國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跟國籍身份有關的新名詞。當時我瞪著眼、張著嘴，驚訝極了，好一陣才回過神來。

第二次是聽國民黨青壯派的洪孟楷，也在電視上坦然而自然地說出這個「中華民國人」的名詞。最近，新當選的國民黨江主席和洪前主席的兩人見面談話，江說了一句軟綿綿的「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後半句有點模糊，也有點猶豫，不是很乾脆，但還是能聽清楚。

在東吳大學曾擔任學生會會長的周士恒學長 (我是當年他任命的總幹事) 在我的版上提出「末代中國知識分子」。我不明就裡問他何意？他的說法令我陷入沉思，無言以對。「我們所認識的、抽象的、被教育的、也就是說被培養出情感的中國！在我們消失後，不就沒有了嗎！所以是『末代中國』的知識份子！」

二蔣時代，提到中國與祖國，義正詞嚴的認為是中華民國。每到十月旗海飄揚，普天同慶，四海歸心，全球華僑如倦鳥歸巢般的飛回自由祖國，與我們分享中華民國的榮景。當大會國歌聲起，全場民眾肅立致敬，宏亮的歌聲響徹雲霄，感動的淚水含滿眼眶。

如今榮景不在，何故？是中共所逼嗎？外交友邦斷到不忍卒睹，也是中共打壓？
全球的瘟疫也是「中國」武漢病毒造成，我們不是中國人，所以與我們無關？
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共的罪過！中共成了我們的替死鬼，這顆棋子還真好用啊！
為什麼二蔣時代與現在的人民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呢？
國人有深切檢討嗎？
以色列受到周邊阿拉伯異教徒國家的包圍，處境比我們更艱危，他們不是傲然挺立嗎？

自辱然後人辱，自尊然後人尊。自己都內爭不斷，相互撻伐、殘害，自己不站起來，仰賴虎視眈眈的狼犬虎豹的保護求生存，反而與自己的骨肉同胞砲口相對，狐假虎威，怎能不亡？
自己都不承認中華民國了，反而怪大陸打壓中華民國？自己都以身為中國人為恥，竟以日本為祖國，還要怪大陸同胞歧視我們，合邏輯嗎？合理嗎？

我在民國72年便為文在中華日報文化版刊出《注意正名》。
當時發現有媒體公然稱國家為「台灣」，就怕久而久之成為風氣，但是人微言輕，未起效用，今天果然約定俗成，不只積重難返，已被日殖竊國政權刻意操縱成獨立台灣國。

現在熱愛中國的大陸同胞看見祖國的台灣深入險境，能不出手嗎？如果讓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而視而不見，將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永揹歷史罵名。

許劍虹：
您敢在經國先生時代這樣說嗎？

杜敏君：
您是媒體人，而且是有風骨的媒體人，受我尊敬的媒體人，所以新帳號才加您進來。
但是您這話差矣！您的想法，經國先生是不講是非的殺人劊子手嗎？或是面善心惡的假道仙嗎？
都不是。在我心中，經國先生是正義懍然的親切、自然、大方、毫不做作的鄰居伯伯。

我被文大總教官公報私仇。竟因我拒絕上部頒軍訓課本的反共八股內容，自編馬克思理論講義授課，這才能讓學生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老總竟然在我的安全資料記我黑資料，說我思想有問題。
是主任看不慣而告訴我真相，在那個戒嚴時期，是什麼後果？您應該知道。
老總竟然未經本人同意，建議軍訓處將我下調事少、錢多、離家近的專科學校。
系主任、副校長均出面慰留，仍堅持調我。

當初考教官的目的是為了教育的志向，婉謝各級長官的提拔，我堅持退役從教，長官強烈慰留，我不得不以教官為跳板，從未看重自己的名利。
因此於春節期間親至教育部申訴，未料官官相護，仍將我下調專科。
基於軍人的服從武德，我先行報到，然後每月一信，向軍訓處、教育部、國防部總政戰部申訴，這些單位均互踢皮球。軍訓處承辦主管非常困擾，不斷安撫。我不為所動，相信中華民國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絕對不會越級報告，而是層層上報，最後只好向總統府申訴。當時是三月份，經國先生正忙著總統選舉事務，不到一個月便傳來好消息。我平反回輔大，第二學年度的軍訓課程整個重新修訂，匪黨理論批判改為認識敵人，並由輔大擔任教材編輯。編輯小組修訂內容為馬克思理論之簡介，本人並擔任課程示範。
並奉新處長之命至政戰學校大專教官班擔任課程示範講座，並至專科學校演講。

我並未被經國先生拉到馬場町吃花生米呀！
如果是蔡氏倭奴集團，就很難說了！

PS：
由個人的經歷讓大家知道一個領導者的風格。除了有他個人的人格特質，影響最深的還是教育環境。
共產黨出身的領導人物都有共同的特質：
親民、深入基層、清廉、沒有官僚、外柔內剛、具領導魅力。
國民黨教育下的領導人物的共同特質：
官僚、虛偽、勢利、貪腐、搞派系、好鬥、變形蟲、牆頭草、欺善怕惡。

先父於抗戰期間，潛伏於淪陷區。久了亦受到共黨領導特質很大的影響，從他的行誼中感受到父親受部屬敬重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官僚氣息，視部屬如己出，公私分明，絕不容許貪瀆。執行公事毫不苟且，私下相處和藹可親，談吐風趣幽默，獅面佛心。
我們子女都很敬愛爸爸，在學業上他從來不給壓力，反而在他身教重於言教之下，讓我們個個都成為品學兼優的模範生，連傳三代。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歐洲民粹政黨的得勢，都標示了近年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興起的一個顯然的原因是對全球化的抗拒。Tom Nichols出版《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 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提出另外一種根據心理學的解釋：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導致一般大眾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於是民主變成民粹(民主與民粹的關係，參見《民主離不開民粹》)。

人們若能中立客觀，就會很好溝通，較易實施民主。可惜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而很少能中立客觀。書中列舉三種偏誤：

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能力欠缺的人常有一種虛幻的自我優越感，錯誤地認為自己比真實情況更加優秀。簡言之即：庸人容易因欠缺自知之明而自我膨脹。社會心理學家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在1999年透過對人們閱讀、駕駛、下棋、打網球等各種技能的實驗研究，首次觀測到此認知偏誤。他們將其歸咎於元認知(Metacognition)上的缺陷，能力欠缺的人無法認識到自身的無能，不能準確評估自身的能力。(他們的研究證實了中國俗語「滿瓶水不會響，半瓶水響叮噹」！)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人們有一種傾向會去留意跟他們成見相符的資訊，接納能強化他們固有看法的事實，而忽略對他們固有看法不利或構成威脅的資訊，藉以支持自己已有的看法。當人們選擇性地收集或回憶信息時，又或帶有偏見地解讀信息時，他們便展現了確認偏誤。看來不合理的迷信、醫療偏方、陰謀論等等能夠廣泛流傳，都因為很多人有確認偏誤。確認偏誤也使人們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很難改變。

平等偏誤(Equality Bias)：群體對話時，能力較差者比預期的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而能力較強者較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原因大致是大家都想保持融洽的關係，能力較差者想要獲得尊重和參與感，而能力較強者不希望因為自己怎麼說怎麼對，而導致別人對他產生疏離感。這樣的群體對話讓大家都很愉快，卻可能不利於決策的品質。

上述三種偏誤可被視為堅持己見、自以為是的「基因」。一般大眾具有這些基因，加以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使大眾有人人能力平等的錯覺；而充塞大量隨手可得資訊的現代媒體和網路，以及多在討好學生的商品化高等教育(參見《高等教育：美國竟與台灣相似地崩壞》)，都使無知大眾大大地自我膨脹。所有這些於是導致，一般大眾自以為是而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也導致民主變成民粹。

選舉民主本就無法排除民粹，心理學又告訴我們民主很容易走向民粹，難怪民主制度近年是百病叢生了。

前幾日，新科立委范雲主張文化部應拍攝台灣抗疫紀錄片，向世界宣達台灣抗疫的成功，同一時間也通過了171萬元的拍片標案。（中國時報）

台灣不要太早自我膨漲，能不能謙虛一點，記住2003年SARS的教訓。SARS在大陸爆發的時候，台灣從政府到民間囂張通天、幸災樂禍，除了羞辱大陸生活衛生醫療落後，叫囂SARS應該改名「中國肺炎」，並且無知的誇口，以台灣的醫療水準一定可以做到三零政策，零入境、零確診、零死亡。結果：

大陸 確診 5327 死亡 349 死亡率 6.6%
台灣 確診  346 死亡  37 死亡率 10.7%

以台灣有利簡單的小島防疫環境，死亡人數是大陸的11％，死亡率10.7%比大陸的6.6%高出4.1％，而且全島手忙腳亂，醫院、醫師及病人互相攻擊叫罵，全民恐慌。大陸面對未知病毒、複雜環境，舉國動員，醫師用命，民心一致，很快抑制了疫情，獲得WHO的好評。

目前台灣仍然是處於有利簡單的小島防疫環境，新冠肺炎就醫、隔離、監控30000多人，確診195人，死亡2人。已經造成台灣醫療資源沉重的負擔，而台灣繼續面臨歐美回來的數以萬計的留學生，昨天指揮中心陳時中宣佈放寬回家自行隔離的條件，減輕防疫醫療系統的負擔，明顯表示了醫療資源不足，防疫缺口擴大的危機，防疫作戰前途未卜。這個時候就迫不及待的，花納稅人的錢，拍攝自我膨漲吹噓的台灣抗疫紀錄片，向世界宣達，台灣對可憐的SARS的教訓如此健忘，真是悲哀。

范雲江蘇人，社會民主黨的創黨人，去年放棄了社會民主黨，投靠民進黨，換得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新官急於表現，外省人更要大義滅親的大力的反中反華，才能得到台獨民進黨的青睞。不久前范雲建議要切斷中國大陸的影音串流平台，也就是說將來大陸的微信、抖音、阿里巴巴平台、騰訊平台……在台灣都不能使用。這些完全不是台灣的問題，台灣的立法委員變成反中反華不著邊際的主力，十分可怕。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起初肆虐中國大陸，現在大陸的疫情已受到控制，而歐美的疫情正進入高峰，嚴重程度明顯超過先前的大陸。大陸對抗疫情優於歐美，有些人簡單的歸因於大陸的極權體制，似乎頗為不屑。然而不論大陸是否極權，中立客觀地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對於全球抗疫無疑是有益的。而且重大的疫情足以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參見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因此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甚至有助於未來的世界文明。

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不僅因為政治制度，也由於文化差異。歐美文化非常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現代中國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相當程度接受了歐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然而並沒有達到歐美的程度，而仍保有較強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有益於抗疫：

其一，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大約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中國人則覺得以戴口罩的一點點束縛，換得較低的感染風險很值得。其二，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而仍有相當集體主義的中國社會對民眾有較大影響力，因此較能促使民眾接受政府的呼籲而避免群聚活動。其三，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歐美，人們彼此互助比較屬於個案；但在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們彼此互助則是通案，因此中國能迅速集中全國的資源和醫療人力，投入支援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而成功抗疫。

抗疫除了要民眾同心協力，也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執行大量的管制、監督、救助、供應等工作，如管制進出、監督隔離者、救助染病者、供應生活必需品等等。這大量的抗疫相關工作遠遠超出一般政府的職能，而需要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從抗疫至今的表現看，歐美的民主制度並不擅長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即使歐美有充分的支援民主的公民社會，諸如慈善團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等等。

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正是中國黨政合一制度的長處。歐美政黨的主要甚至唯一功能是選舉，中國政黨的主要功能則是協助政府治國。近九千萬的共產黨員平常只有少部份擔任公職，而未擔任公職者大多可以成為抗疫時的額外動員和組織力量，加上原就有的基層社區組織、維穩組織等等，因此中國能夠達成抗疫所需的軟、硬封城(參見《大陸封城抗疫 對不對？》)，而歐美雖然也聲稱要封城抗疫，卻成效有限。

歐美的新冠肺炎疫情比中國大陸遲了大約兩個月，照理應該有較充分的抗疫準備，然而歐美的疫情卻比中國更嚴重。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是因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仍頗有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使民眾更能團結互助抗疫，而中國的黨政合一制度具備了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

政治制度須與文化相適應，因此中國的政治不能學歐美，而歐美的政治也不能學中國，看來歐美仍會被疫情荼毒一段時間。

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會向國會提交《國別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是關於美國以外國家和地區的年度人權狀況報告，在報告中常對其他國家，多半是非美國盟友的國家(如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和指責。

美國這樣做，是自以為達到人權的高標準，而從人權的制高點俯瞰世界。然而美國自身的人權狀況如何？真足以做世界表率嗎？人權的涵義廣泛，每個人的觀點可能不同，筆者僅以親身體驗來看美國的人權狀況。

我的親身體驗主要在四十年前留學美國的期間，雖然時間有些久遠，美國在這方面並無改變，我的體驗仍適用於今日。我就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因為加州公車網不發達，我很快學會開車，並準備買部舊車上下學。這時同樣來自台灣的學長就熱心地忠告我：「你開車要特別小心公路上的巡邏警車和警察。聖地牙哥非常靠近美、墨邊界，警方的巡邏車有時候會在公路上跟車，並以警鈴和警燈叫停車輛，然後臨車檢查是否有走私貨(毒)品或偷渡的墨西哥人，警察都是荷槍實彈的，你必須聽清楚他們的話語，按照指令『緩慢地』做動作，千萬不能讓警察以為你有任何可疑的反抗動作，他們就可能開槍打死你。」

學長的忠告讓我心裡發毛，後來偶而又讀到白人警察誤殺無辜黑人的新聞，更覺得害怕，所幸我開車只被巡邏警車叫停過一兩次，雖然緊張得手心冒汗，我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而沒有出事，然而這四十年前曾有的恐懼卻一直記在腦海裡。對比之下，我居住台灣六十年，近年每年去大陸旅遊一兩趟，都從未有這樣的恐懼感覺(即使面對警察)。人權應該讓人免於恐懼，以此角度看，美國的人權狀況比不上台灣和大陸！

美國的巡邏警察讓人心生恐懼，也偶而會誤殺好人，因為美國幾乎沒有槍枝管制。巡邏警察面對陌生人，怕他很可能藏有槍枝，也會心生恐懼，於是稍有風吹草動就貿然開火，因此誤殺好人。不僅警察會誤殺好人，美國每年平均約有13000人死於槍擊(不包含自殺)，卻始終無法制定嚴格的槍枝管制法律。若能實施嚴格的槍枝管制，必能大幅減少槍擊死亡人數，美國卻堅特擁槍的自由，這樣不重視生命權，何來人權？

筆者是一個普通人，想過自由自在、沒有恐懼的平凡生活，在台灣和大陸我都過得不錯，然而在美國，面對巡邏警車和警察，我卻多少會心生恐懼。美國常談一些人權、自由的高調，我卻覺得生命權和免於恐懼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不知道別人對美國生活有何感受，就我的個人體驗，台灣和大陸都比美國更符合人權的普世價值。

江啟臣才剛當選國民黨黨主席，就公開聲稱：「我還沒當主席前已經提案，把公民參政權年齡下修，選舉權下修到18歲，被選舉下修到20歲，這是國際潮流。」國民黨過去對降低投票年齡頗有保留，新主席立刻要改弦易轍，贊成嗎？藍營裡支持和反對的聲音似乎都不少。

支持降低投票年齡的檯面上理由是：「這是國際潮流…網路世代很多年輕朋友有意見想表達，不希望他們在體制外，如果讓他們派代表到體制內反映，對台灣民主是深化、優化，新世代聲音進國會，這是好事。」

反對降低投票年齡的理由很傳統，大約就是：不到20歲的年輕人多半還沒獨立生活，還不夠成熟，對政治、社會等各種議題還不夠了解，他/她們的投票多半無助於政府形成正確的決策及選出適當的各級領導人。

先說結論：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齡限制定在憲法裡，因此降低投票年齡必須修憲，而修憲案除了要在立院通過，最後還要全民複決投票。若全民複決「是否降低投票年齡」，我傾向投反對票；另一方面，我完全支持江啓臣在立院提案降低投票年齡。(顯然矛盾嘛！請聽我解釋)

歐美國家的投票年齡幾乎都是18歲，這確是國際潮流。然而好的潮流該順應，不好的潮流不必順應。歐美的民主制度近年遭遇很多挫折，包括民粹主義盛行、政治效率低落、英國意外脫離歐盟、川普總統破壞美國的三權分立等等，很多政治學者因此著書立說，指出當前民主制度的許多弊病，並尋求解救之道。歐美民主制度遭遇的挫折與降低投票年齡是否有關無法斷言，但是歐美民主制度遭遇挫折是事實，台灣沒理由順應遭遇挫折的潮流。

筆者反對降低投票年齡，因為台灣年輕人普遍比歐美年輕人晚成熟、晚獨立。台灣人一般覺得上大學是必須的(現在也總有大學可上)，父母有義務儘量供子女念大學，而歐美人多半覺得念完高中是必須的，父母沒有義務非要供子女念大學。因此在歐美18歲高中畢業就被視為成人，而在台灣幾歲算是成人很難說，父母習慣照顧子女到比較大，讓子女在念大學以前，幾乎只管讀書、考試而不問世務，因此台灣年輕人普遍比歐美年輕人晚成熟、晚獨立，而且晚開始接觸學校之外的社會。台灣年輕人與歐美年輕人有這樣的差異，台灣的投票年齡限制比歐美稍高很合理。

我反對降低投票年齡，但是江啓臣與我不同，也跟一般人不同，他是國民黨黨主席，他最要考慮的是替國民黨爭取選票。國民黨現在很不受年輕人青睞，當務之急在於爭取年輕人的支持。年輕人普遍贊成降低投票年齡，國民黨要爭取年輕人，非要順應年輕人的願望不可，因此江主席主張及提案降低投票年齡，與年輕人站在一起，是完全正確的，而且要廣為宣傳，讓年輕人知道國民黨的改變。

其實降低投票年齡必須修憲，而修憲的門檻非常高，即使國民黨在立院全力支持降低投票年齡的修憲案，修憲案多半仍無法通過最後的全民複決。因此國民黨儘管去爭取年輕人，不必操心投票年齡降低的後果，選舉民主就是比賽誰比較會不負責任地騙選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