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全世界的民主燈塔真是當之無愧，包括美國在內，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國中有國，兩個相互矛盾，彼此否定，國家意識不同的藍、綠陣營能夠持續民主互鬥，相安共存。如果是美國的話，又是一場南北戰爭了！

這個奇妙的民主怪象，完全是藍營無力捍衛自己中華民國的憲法，任由綠營踐踏憲法主張台獨，一個侵門踏戶，一個容忍退讓所造成。假設哪一天台獨正名制憲，消滅了中華民國，台灣還會有反台獨的言論自由？到時依台灣國的憲法，反台獨就是叛國罪，通通抓進大牢裡去了，綠色恐怖名正言順就公然實行了。這從過去到現在，民進黨一直自居是民意的唯一代表，不讓民進黨作主就是反民主反台灣而為所欲為的霸道作風，就可以斷言了。

民主只是台獨掛羊頭賣狗肉的奪權工具，這從當初為了追求自由民主理念而投身反對運動，那些民進黨的創黨人士全都退黨，就可以看得出來。其中有一位費希平更是直指：「民進黨…有法西斯之霸道作風；此與本人一貫主張推行民主政治之目標，背道而馳…」。台獨在兩蔣時代拼死拼活地爭取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並不是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和精神，他們爭取言論自由是為了利用言論來煽動台灣人的反華情緒，再藉著政黨政治透過民主選舉，爭取佔大多數的台灣人的選票支持台獨。

現在台獨對台灣的民主價值沾沾自喜，把自由民主的光環套在自己頭上，自我貼金是他們從最初的黨外運動的流血抗爭，喚起公民覺醒的了不起的成就。事實上蔣介石雖然獨裁，卻在施政上採取軍政、訓政、憲政朝向建設民主的道路，台灣在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為台灣立下了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台獨多年的奮鬥僅是加快了點自由民主化的步伐，讓李登輝順水推舟作了民主轉變的決定而已，說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台獨收割，也不為過。蔣介石實質上就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台獨心目中毫無民主的理念和價值，「改造人民的國家認同，形成無法忽視的民意力量，作為台獨建國的基礎」，才是台獨的宗旨和目標，民主僅是過渡的橋樑。等到「台灣意識的燦爛之花，在民主政治上結出了豐碩之果」，達到了終極的建國目的，必然過河拆橋，民主就完完全全由台獨作主了。因為台獨意識是靠虛構的謊言支撐起來的，甚麼「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日本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建國後還能夠允許「反動份子」享有自由民主揭穿這些謊言，破壞台灣國的安全和穩定？甚至會像北韓一樣，牢牢控制人民思想都有可能。

台獨的民主奮鬥僅是搶奪意識型態的壟斷和主導權，這與過去共產黨揮舞民主的大旗推翻蔣介石的手法完全一致，與共產黨是一丘之貉，民主只是包裝的外衣，美麗而虛幻的彩虹泡影，毫無真正民主的意義。從他們操弄媒體以掌控民意，就知道他們毫無民主的理念和精神，台獨臭美的「台灣民主價值」僅僅只是台獨價值。如同過去共產黨專制取代國民黨專制，將來也是台獨專制取代國民黨專制而已，而且都是變本加厲。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台灣光復時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已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做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事件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的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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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日本當局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台一如」(日本內地與台灣一樣)、「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註2：
以前台灣稱大陸是唐山，是以光復之後台灣稱呼大陸人為「阿山」，現在改稱「阿陸」。

註3：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而且主要是日本那一派系的共產黨，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

綠營為了貶低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總極力美化過去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把台灣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大半歸功於日本殖民台灣時所打下的基礎。好像日本特別善待台灣，優於其他殖民者對待其殖民地。是這樣嗎？

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如何？經濟問題複雜而專業，一般人不易看穿綠營對台灣殖民地經濟的美化，所幸中研院經濟學者瞿宛文在其新書《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中，以一張圖清楚呈現了台灣經濟從日據時期到光復後工業化的梗概。

上圖呈現了1897年至1970年在台灣總出口中，米與糖所占的比例。自1900年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逐漸穩定，糖的出口就穩定攀升，1910年之後，糖的出口占比達到60%以上，而米與糖的占比和達到70%以上。後因為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米與糖的占比和稍有下降，但仍超過55%，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光復初期，米與糖的占比和又超過70%，直到1955年之後，台灣快速工業化，米與糖在總出口中的占比於是逐年下降，到1970年，台灣幾乎不再出口米與糖了。

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台灣出口大量的米與糖(日據時期出口到日本，光復初期銷售到中國大陸)，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有關殖民的研究早已確認，殖民者普遍主導及利用殖民地提供殖民者或西方市場上所需要的自然資源，包括能源、礦產和農產品等，就是所謂的大宗商品。殖民地因此普遍很依賴大宗商品市場，成為殖民地經濟的典型特徵。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的台灣出口大量農產品，完全符合這樣的特徵，也確證了日本殖民台灣所實行的「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

殖民地經濟很依賴大宗商品市場，絕不是好事。由於氣候變化、市場供需狀況的改變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宗商品的價格常有較大波動。當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走低時，就很可能嚴重損害殖民地的經濟和民生，甚至導致社會和政治動盪。這種現象在今日的中東和拉丁美洲仍常發生，一些國家雖早已從其殖民母國獨立，但是仍持續其殖民地經濟模式，當某些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走低，就很可能造成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

從台灣歷年的出口數據，可以清楚看出日本殖民台灣就是實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使台灣形成典型的殖民地經濟，與其他殖民者對待其殖民地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日本就像其他殖民者一樣，也會為了本身利益，偶而對其殖民地做些好事或建設，台灣人實在沒理由因此而刻意美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應該慶幸台灣光復後不久，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就迅速工業化，讓台灣脫離了殖民地經濟，而很多中東和拉丁美洲國家至今都做不到呢！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Iris Young在1990年出版《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她過世後的2011年該書再版，並在2017年被翻譯成中文《正義與差異政治》(商周出版)。Young是女性主義者，也非常關心所有的弱勢群體，她主張政治學需要考慮社會上的差異，即特別考慮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包括女性、有色人種、老人、身心障礙者、男女同志等等。這本書是差異政治學的經典之作。

福利資本主義一方面支持自由主義，以發揮個人在自由競爭市場的最大潛力；另一方面承認自由競爭太不利於弱勢群體，而主張利益(如所得、財產等)的重分配，即國家制度要把強勢群體所獲得的部份利益適度地轉移給弱勢群體，才符合正義原則。

Young不滿於福利資本主義的分配範式，認為分配範式太著重於物質財貨的分配，而忽略或不適用於勞動分工、發展機會、權威、榮譽等非物質財貨的分配。弱勢群體不僅居於物質財貨分配的不利地位，更受到主流社會的支配和壓迫，因此需要探究弱勢群體受到支配和壓迫的制度性脈絡。她列舉了五種弱勢群體受到的壓迫：剝削、邊緣化、無能、文化帝國主義和暴力；一個弱勢群體或弱勢的個人可能同時受到多種類型的壓迫，要能消除(至少減少)這些壓迫才是正義。

自由主義強調獨立、具有理性的個人。社群/共同體主義認為個人的思想、行為多半被社會或社群所形塑，應該要追求一個國家成為共同體，並擁有共同善。Young的社會群體(social group)觀念，讓國家共同體裡包含社會群體，社會群體裡再包含個人，比自由主義和社群/共同體主義更符合現實。

Young在書中列舉了一些弱勢群體受到壓迫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包括傳統的身體度量、勞動分工、績效評估等。法律上雖然已禁止歧視，讓人們有意識地接受弱勢群體，但是人們卻仍時常無意識地嫌惡弱勢群體。她呼籲人們認可社會群體的分化，並在公共領域接受弱勢群體的代表，以完善參與式民主及消除對弱勢群體的壓迫。最後，她認為現代大都市具有多樣化、沒有排除的分化、魅惑力和公共性，可以成為社會群體共處共治的理想環境(社群/共同體主義者多半反對大都市造成的分化)。

Young對弱勢群體的關心和支持，令人敬佩；她基於社會群體的政治思想是超越了自由主義和社群/共同體主義；她對現代大都市的預言大致應驗，美國的大都市是比都市以外地區更能接受多樣化的社會群體(卻造成大都市與其他地區的分化，前者多支持民主黨，而後者多支持共和黨)。不過學術理論與社會實踐難免有很大落差，例如，Young的差異政治學雖已三十年，顯然仍沒能解決美國嚴重的種族問題(參見《分裂的美國虛有其表》)。

筆者過去一直有個疑問：從膚色就能看出來，美國有很多純白人(雖然近年白人占比減少)，而中南美洲卻很少純白人，白人多與黑人、印地安原住民混血了。美國與中南美洲的殖民歷史其實非常相似，都是歐洲白人入侵印地安人的地盤，又從非洲買來黑奴作為勞動力。多年來，為何美國白人少與黑人、印地安人混血？而殖民中南美洲的白人多與黑人、印地安人混血？

宇山貞榮所著的《從民族解讀世界史》解答了我的疑問。美國白人少與黑人、印地安人混血，有兩個主要原因：清教徒的嚴格戒律和白人優越主義。

殖民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冒險遠渡重洋的主要目的是要追求豐厚的經濟利益。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不同，十七、八世紀大量移民北美的英國白人大多是因貧困和宗教衝突，而在英國待不下去的新教清教徒，他們「來到美洲新天地，想與神一同開創全新生活，對他們來說，宗教上的戒律是相當大的心靈支柱。清教徒們甚至把戒律視為首要價值，因而產生出極端的理想主義，經常排除異端分子與異類。」霍桑的著名小說《紅字》就「寫實地闡述了清教徒對於戒律的激進態度與矛盾。」由於宗教的狂熱和戒律，清教徒們自然非常排斥與異類的黑人、印地安人通婚。

美國的白人優越主義大約在十九世紀末逐漸興起，主要原因是當時的美國越來越富強，而優生學正流行。「優生學的發祥地是在英國，而在美國發揚光大。」那時的優生學的很多論述雖然已被後世證明缺乏科學根據，當時卻是影響深遠。例如達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在1911年出版《與優生學相關的遺傳》，成為各大學的教科書。書中「以白種人在智慧與文化上擁有最優秀的基因為前提，進而闡述道，為了要保持白種人優良的基因，不應該與其他人種混血。」不僅達文波特，當時「美國大多數的生物學者也都主張從優生學的立場來看，為了要排除劣等人種，必須要避免基因受到『污染』才行。」因此美國白人很少與有色人種通婚。

前有清教徒的嚴格戒律，後有白人優越主義，導致美國白人少與黑人、印地安人混血。這似乎不是好事。白人與黑人、有色種族的隔閡長期難以打破，即使法律上各種族一律平等，白人優越主義所導致的種族歧視問題始終揮之不去，而三不五時就發生白人警察「誤殺」無罪黑人的事件，使種族問題更加難解。至於川普擔任總統，不僅不能緩解種族問題，似乎還更激化種族問題。種族問題看來是美國的阿基里斯之踵啊。

— 韓國瑜戴口罩 連勝文支持「我OK 你先領」

連勝文，您錯了，戴不戴口罩與政治無關，但是與防疫絕對有關，您說得很對，您不是醫療專業，但是心理學總讀過，人的防衛心理與自身免疫力有絕對關係。

今天造成口罩亂象是誰？
蘇大院長一副高傲霸氣的態度，為何不在宣布對策前，向專業的衛生署主管請教防疫措施該如何做？
結果憑一己的想法，每天一對策，讓人民無所適從。
如今看來，是倒著走了。
先是要求必須戴口罩，未戴者要罰款。
最後又要身體健康的不要戴。
標準在哪裡？何種人算是健康？強壯的人就保證病毒不會侵入嗎？

這種愚民政策足證民進黨是一群膿包，只會選舉，不會治國。
拿政治當萬靈丹，會害死人民。
政策前後矛盾，幸好病毒不是在台灣發生，否則……

要人民不要囤積，不要搶購，結果呢？囤積的出現了，只是沒入就結案了嗎？那些沒入的口罩要公開物流去向啊！如果只是堆積在倉庫，更是荒唐，是否要讓大眾知道？
未先暸解口罩存量，就要人民放心，口罩供不應求，就鼓勵人民少戴。

奇怪的是，為何連署罷韓的公民社團就有整箱的口罩？為何就可捐給香港數以萬計的口罩？他們的命比我們值錢？為何遠方的火災地區就可捐助口罩？最後就壓制談論口罩的聲浪，這是什麼政府？

防疫不分黨派，我們有在野黨嗎？不循正常管道建議無能執政黨如何做，反而順著執政黨的政策乘順風車，那要在野黨何用？
乾脆台灣早日宣布獨立成台灣國，並由蔡氏亡國總統永續黨國專政，不要浪費國家資源搞選舉了。

本文的標題摘錄自政治學的開山祖師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一般講述民主的歷史，都說民主源於古希臘的城邦(如雅典)，很推崇亞里士多德記錄及研究各城邦的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然而現代人多半把民主等同於選舉，講述民主者於是很少再提及亞里士多德的箴言「抽簽是民主，選舉是寡頭政治」，使這句箴言幾乎被遺忘了。David Van Reybrouck所著《反對選舉》(作者為比利時人，原著為法文)是一例外，書中主張在現代的民主制度裡導入抽簽，以回歸真正的民主，並克服選舉的諸多弊病。

為什麼亞里士多德說「選舉是寡頭政治」？因為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太容易影響選舉，他們幾乎要誰當選誰就能當選，少有例外；這少數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或其代理人，通過選舉長期掌控政治，就成為寡頭政治。看台灣選立委、縣市長要花幾千萬，選總統至少花幾億；而檯面上主要的政治人物多是老面孔，幾乎形成一個「領導」階級。我輩不得不佩服亞里士多德兩千多年前的智慧。

為什麼「抽簽是民主」？雅典政府裡很多職位的任期都很短，通常是一年，職位出缺時，以抽簽方式從所有公民中隨機抽出一人任職(近年擔任過公職者不參與抽簽)。這樣雅典公民都有同等機會擔任公職，也很有機會擔任公職(雅典公民不過幾萬人)，幾乎實現每個公民都是被統治者，也是統治者，因此是民主。現代國家人口眾多，不可能每個公民都擔任公職，但抽簽保證人人有同等機會參與政治，因此是民主。

現行的民主制度是代議式民主，是間接民主。人民選舉出代表，來代替人民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可能關心個人利益超過他/她所代表人民的利益。導入抽簽，讓人民有機會直接參與政治，可以彌補代議式間接民主的不足。

20世紀後期興起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譯作審議民主)，是一種新型的民主理論範式，是政治學者對傳統選舉民主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弊端的反思。協商民主強調在多元社會背景下，以公共利益為目標，通過公民的普遍參與，就決策和立法等公共事務達成共識。公民的普遍參與通常以抽簽隨機抽出公民來實現，可能加上電視或網路播放討論協商的過程，讓更多人參與。

作者在書中建議議會要有兩類的議員，以選舉產生的和以抽簽從自願者中隨機抽出來的。後者不需顧慮選舉，也不需有黨派支持，因此少有黨派立場。議員初就任可以接受教育訓練，而其背後可以有專家支援，因此其能力不成問題。

書中還描繪了以抽簽為基礎的民主藍圖，包含議程設置委員會、利益討論組、評審委員會、政策陪審團、規則委員會及監督委員會，形成相互監督制衡的完整體系(如下二圖)。

這本小書只有不到兩百頁，卻涵蓋了許多企圖改進選舉民主的前沿研究，其中少部份已在歐美部份地方試行。選舉民主確已呈現不少缺失或弱點(參見《民主的危機與反擊》)，筆者樂見這些改進企圖的實現，但是阻力絕不小，抽簽挑出來的庶民難免損害現存的、選舉出身的政治人物目前所享受的光環和利益，後者怎會樂意接受？政治改革從來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