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那本書上開篇就說：「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老馬不知怎地，黑格爾並沒說過什麼偉大的歷史都出現兩次這個有些犯蠢的話，他作為青年黑格爾派勉為其難的一份子，卻顯然不是在恭維這位哲學史上不可搖撼的宗師。

但老馬的重點是後面，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他舉的例就是1789的法國大革命是真革命，1848的二月革命就只是突襲。拿破崙是英雄，他的姪子(路易．波拿巴，即拿破崙三世)卻是個騙子。

用老馬的邏輯，蔣中正的專制若是真恐怖，蔡英文的獨裁就只能是個紙老虎。

歷史的條件只在特定的時空下具備，當它消失了就不能複製相同的歷史。當年的蔣公是打勝了二戰的五星上將，所以他可以有無上的威懾的力量；但蔡英文從來沒有什麼彪炳的功勳，她縱使想要陳設出一個獨裁，裝出可怖的臉孔嚇唬人，卻將發現這個獨裁一下子就崩塌了。

那句老馬莫名所以炮製出來的「偉大的歷史事變總發生兩次」論，卻可能真的出現在台灣海峽，康熙克服了那一道艱險的黑水溝，命施琅率軍擊敗了鄭克塽的水師；如今對岸也在模擬著這個歷史，一步步部署，以讓它無誤地復現。

畢竟，老馬雖是共產黨的精神鼻祖，但這一句恥笑路易．波拿巴(拿破崙三世)的嘲諷，卻不能讓它成真！

張博樹教授在2015年出版《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政治思潮》，描述及評論中國大陸在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當代九種主要政治思潮。這本書是他去國赴美不久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授課教材的結晶。既是思潮，表示各有不少支持者，因此不會快速改變。以下以最簡潔的文字摘述這些政治主張：

自由主義，指歐美國家所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及相關的政治思想。

新權威主義，贊成民主化的未來目標，但認為改革要「先經濟，後政治」，並強調改革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權威來推進。

新左派，類似於歐美的新左派，對資本主義持批判立場；歐美的新左派對政府多所批評，中國的新左派卻對政府和政治體制少有批評。

毛左派，支持毛澤東，贊成文化大革命；主張以毛澤東晚年的辦法解決當今中國的各種問題。

中共黨內民主派，中共黨內贊成歐美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些人，大多是離退休官員、學者。

憲政社會主義，主張憲政、法治、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方面比較分歧，有些人跟自由主義相近，有些人卻贊成現有的黨國體制並替其建立新論述。

儒學治國論，主張以儒學改造政治結構，實施王道政治。例如，設立由儒家重要學者組成的「通儒院」，成為議會之一。

回到新民主主義，主要是一些紅二代的主張，贊成實施過渡性的資本主義，但要遏制權貴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是中共在延安時代的政策。

新國家主義，強調中國在世界上應該擁有新的地位和使命，即逐漸取代美國，重構全球秩序，成為新的世界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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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樹教授是自由主義者，堅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極力反對大陸的現行體制。除了自由主義和中共黨內民主派，張教授對上述的各種思潮和主張者，都提出相當嚴厲的批判，甚至譴責某些思潮主張者是放棄理想而向中共權力靠攏。

張教授著述時，自由民主制度雖然還不到近年的崩壞待救，已經顯露不少弊病(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張教授全面肯定自由民主制度，而抨擊大陸的現行體制和各種思潮。筆者要問：您是否放棄理想而向美國權力靠攏？

反共者總批評大陸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張教授的書恰顯示大陸頗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若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怎可能有這麼多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想眾多，每個國家都有其官方或主流的政治思想，但允許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政治思想流傳，就是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啊。

張教授對大陸有許多的政治思潮持否定態度，認為是「中國知識界的分裂」。筆者卻認為是好事，是多元化。政治思想眾多，沒有單一思想或主義能面面俱到，讓所有的人滿意，因此施政者可有一主流政治思想，但仍需博採眾議，在多元思想中求取平衡和諧。大陸同時有左、右派思潮互相質疑問難，因此能中道而行，正是其優勢。

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東歐民主化。當時是西方民主的顛峰時代，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認為西方民主就是政治制度無可取代的最終形式(參見《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

本世紀初，如日中天的西方民主開始出現走下坡的跡象，部份政治學者觀察到，很多實行民主的國家，尤其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發展不順利，而形成所謂的民主退潮現象(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

2008年美國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並導致2010年的歐洲債務危機。金融和債務危機造成歐美的多年經濟不振，逐漸激發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等的興起，重創了西方民主制度，到2016年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而達於高峰。此時幾乎所有的政治學者都有共識：西方民主面臨了嚴重危機，而需要尋求拯救之道。

歐美國家還來不及改進其民主制度，今年的COVID-19疫情更曝露了西方民主的弱點和無能。迅猛的疫情最初起於中國大陸，一兩個月後才蔓延到歐美。中國雖然猝不及防，卻在4個月內控制住疫情；對比之下，歐洲和美國多了一兩個月時間認識疫病及準備抗疫，卻對疫情束手無策，至今已各造成千萬人染疫及超過25萬人喪命。實行民主的歐美國家的抗疫表現遠比不上「不民主」的中國，它們真需要改進其民主制度，才能對抗未來總有可能發生的未知疫病。

西方民主面臨嚴重危機，絕不是筆者信口開河，而是很多政治學者各自的觀察研究，他們各自尋求拯救之道，而出版了不少相關書籍。本文末列舉了一些我所研讀過的書籍及讀書心得，供有興趣者查閱(這些書尚未涵蓋到今年的疫情和抗疫)。

政治學者所提的諸多方案能拯救西方民主嗎？未可知也。川普總統在任4年，有很多損害美國民主制度的言行，他的連任失敗應該有助於美式民主的復原；不過川普在這次大選獲得七千多萬普選票，顯示民粹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等的勢力依然龐大(歐洲的情況也差不多)，因此分裂的美國並不容易達成政治和解，而民主制度的運作仍不易順暢高效。

政治改革涉及政治勢力和利益的重分配，從來都不容易；而民主政治的改革更涉及千萬民眾的心態、意識形態的改變，是短期難有成效的。拜登身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新領袖，是任重而道遠，且看他未來如何拯救美國和西方民主吧。

Jason Brennan《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Against Democracy, 2016)－參見《學者反對普選民主》

David Van Reybrouck《反對選舉》(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 2016) －參見《抽簽是民主 選舉是寡頭政治》

Bill Emmott《西方的命運：維繫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該何去何從？》(The Fate of the West：The Battle to Save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Political Idea, 2017)－參見《西方的命運將如何？》

Pankaj Mishra 《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Age of Anger：A History of the Present，2017) －參見《現代性導致憤怒時代－中國有優勢》

Marc Hetherington,  Jonathan Weiler《極端政治的誕生：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派世界觀的嚴重對立》(Prius or Pickup？: 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 2018)－參見《世界觀導致美國大分裂》

David Runciman《民主會怎麼結束》(How Democracy Ends, 2018)－參見《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競爭態勢的演變》

Steven Levitsky,  Daniel Ziblatt《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歷史所揭示的我們的未來》(How Democracies Die: What History Reveals About Our Future, 2018)－參見《民主國家如何死亡？美國是否例外？》

R. Rajan《第三支柱：在國家與市場外，維持社會穩定的第三股力量》(The Third Pillar：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 2019)－參見《社群主義能拯救西方民主？》

Larry Diamond《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2019)－參見《民主的危機與反擊》

蔡英文及其相當一批民進黨政客，似乎以獨為業，實則以獨謀權、謀利、謀私。

「獨不了，就是獨不了。」陳水扁的無奈，他們早就心知肚明。對喜樂島聯盟區隔，對「務實台獨工作者」賴清德的打壓，對華航改名瘋狂的降溫，對傻冒癡呆獨蔡易餘去統去中修例提案的急踩刹車，無一不顯示，他們充滿了機巧權變，隨時留著溜之大吉的後門。

蔡們，走的是借殼獨、漸進獨的路線。 其內心儘管獨，但其頭頂上仍以民國為帽子、嘴巴上還是和平、對話為幌子，正式文告上還在宣示民國憲法、兩岸條例為遮掩，在臺灣之前加「中華民國」為前置。

如果情況對獨有利，其「中華民國臺灣」或許就是「民國」等於「臺灣」，對岸「大陸」，便是「中國」。

如果情勢對獨不利，其「中華民國臺灣」或就釋義為大小於關係，即中華民國內的臺灣。

若情勢吃緊，到了要命關頭，蔡英文招架不住，或許來一句「中華民國大陸」，就比馬英九、吳敦義「各自表述中國」更接近北京的說法或意思。如此，蔡英文們，就像香港四亂首之陳方安生、李卓人等近來洗白港獨、紛紛跳船一樣洗去獨疑，擠進中間，立即佔據以前國民黨絕對優勢掌控的兩岸關係操作空間。

而此時，國民黨內一群忘了辛亥先賢、失去黨魂民氣者，不知今夕何夕、昧於兩岸大勢者，缺乏胸襟睿智，卻偏偏自作聰明者的江啟臣們，為了選票，竟欲冷棄共識、逃離一中、拋棄反獨、絕口避統。如此，不僅立馬失去兩岸和平交住的優勢、利基，並且，其去藍就綠當跟班，自亂陣腳之軍，能克敵麼？自傷根脈之木，可活多久？

江啟臣，假聰明，笨算計，不改弦更張、緊急回正軌，將置國民黨入絕境，死無葬身地。

關掉中天該作何解？有人說是走上獨裁政治，但這不精準。我以為，它真正的意涵是：台灣再度戒嚴了。亦即，蔣經國解嚴，蔡英文戒嚴。

我們只經歷了短暫的三十年的類民主時期，就再度回到了漫長的戒嚴。那三十年裡有李登輝、陳水扁與馬英九。最民主的時期是馬英九的八年，唯一的一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時代，占領國會無罪、占領行政院有罪無罪猶在糾纏。

當年解嚴有兩個指標，解除黨禁與報禁。而蔡英文都恢復了。蔡英文先恢復了黨禁。她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將反對黨戴上緊箍咒，讓它萎縮為一個難以行動的侏儒。其餘小黨則都是戲劇黨、裝飾黨，無關宏旨，因為，即便原來的戒嚴亦有青年黨、民社黨。

過了四年，她恢復了報禁。關中天是向各類媒體進行要脅，若不噤聲將同遭厄運，從此，眾聲皆瘖。

但蔡英文的戒嚴是真戒嚴。兩蔣的戒嚴關心民瘼，一斤豬肉漲了，皆大事也，政府設基金去保證價格；衛生紙被哄抬，閣揆要派員偵緝囤積。蔡英文的戒嚴卻殘民以逞，讓毒豬戕害人民身體。

早初的戒嚴，只有警備總部是搜捕機構，如今的戒嚴，促轉會、黨產會等東、西、內廠，還有錦衣衛一應俱全，以及網路上遍布的眼線斥候。最重要的是，她有連納粹都未必有的狂熱民粹，是新戒嚴體制最強捍的鐵衛部隊。

戒嚴了，晚上小心火燭，當心隔牆有耳。保重！

美國名校教授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繼2012年出版《Why Nations Fail》(中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去年再合著《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中譯：自由的窄廊)。兩本書有一貫的脈絡，而同樣誤讀中國大陸。

《Why Nations Fail》主張，廣納的(inclus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extract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簡單說，廣納的政經制度是自由、法治、開放的；反之，則屬於榨取的政經制度。(參見《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

前書把「自由」與國家的成功互為聯結，《自由的窄廊》則探討自由的條件，一國的人民如何能達到自由？自由，意謂個人不受他人(包括國家、雇主、大企業等等)力量的宰制，因此不會生活在恐懼之中，也能夠選擇及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兩位作者主張：國家機器要強，才能實現現代國家所需的龐雜功能；而社會也要強，如社會有動員能力，才能制衡強大的國家機器，這樣人民的自由才有保障，而國家才會成功、富裕。自由必須國家機器和社會的力量達到適度的平衡，這很不容易，因此被稱為「自由的窄廊」。民主制度若實行得好，可以讓國家居於自由窄廊之內。自由窄廊很窄，因此窄廊外的國家不容易進入窄廊，而窄廊內的國家可能掉出窄廊。書中列舉了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許多實例，包括在窄廊之外、在窄廊之內、從窄廊之外進入窄廊、從窄廊之內掉出窄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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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窄廊》的最大敗筆在於誤讀中國大陸。「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切都可以出售，包括靠近黑板的前排座位和班長的位置。」「在北京的另一所菁英中學裡，家長每捐獻4800美元，學生的成績就會額外多得一分。…」大陸龐大，筆者不敢說絕無上述的事情，但是若有，必定是極少數的例外。大陸的教育體系若真如此敗壞，怎可能產生華為、騰迅、大疆、阿里巴巴等世界級企業的大量優秀工程師？兩位作者竟相信顯然不合理的例外資訊，真是缺乏判斷力。

書中略述了中國自古至今的王朝專制歷史，結論是今日的中國仍有專制遺風，受共產黨的宰制而不自由。兩位作者顯然不知道，中國古代雖然專制卻管得不多，多數人蠻自由的，因此流傳「天高皇帝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現在的大陸其實與台灣差不多一樣自由，人們在開放的市場找工作，大多與共產黨無關，工作若表現好晉升快，若表現不好晉升慢，工作之餘，每年常會出外或出國旅遊幾趟。這樣怎是不自由？

中國大陸的國家機器力量強大，超過其社會力量，但是大陸仍維持自由繁榮，因此成為推翻《自由的窄廊》理論的反例。兩位作者傾向「唯力量論」，認為國家機器的力量若超過其社會力量，則必侵犯人民的自由，而主導國家機器的菁英必侵占他人的利益，造成國家的失敗。然而有力量未必就會爭權奪利，大陸近年愈來愈遵行法治，使國家機器尊重人民的自由，而政治菁英不能貪瀆枉法、謀求私利。國家機器和社會的力量何須非彼此平衡不可？

如果兩位大教授的目標是為美國宣傳，他們的書是大致成功的；如果他們的目標是讓讀者了解世界，他們的書是失敗的，美國讀者會低估中國，對美國不利。

台灣幾乎人人都知道《國父遺囑》，也稱為《總理遺囑》，卻很少人知道中山先生還有另一份遺囑，《致蘇俄遺書》，因為國民黨從來不提這份遺囑，而民進黨當然更不會提。

中山先生病逝於1925年3月12日。2月24日，病重的孫中山授意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以英文起草《致蘇俄遺書》(另一說是孫中山以英語口述，由鮑羅廷、宋子文、孫科、陳友仁等人記錄完成)，孫中山及在場者於3月11日簽字。這份遺囑當時在中國僅有少數人知悉，在蘇聯刊發時出現幾種不同的俄文譯本。其中文翻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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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

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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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把共產國際當作兄弟，難怪在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裡，他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他把民族主義視為國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了民族主義之後，國際主義也是可貴的。

孫先生以有趣的彩票故事，說明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廣州有一個挑夫，平時愛買彩票，並習慣將彩票藏於自己扛活用的竹扁擔裡；某一開獎之日，他猛然發現自己所買彩票中了百萬大獎，頓時欣喜若狂，覺得自己再也不用幹力氣活謀生了，得意忘形之際居然將扁擔扔進了江裡—當然，那中了百萬大獎的彩票也隨著扁擔一道沉入江底了。孫先生說：那張彩票如同國際主義，那條扁擔則如同民族主義；前者固然寶貴，但後者恰恰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拋卻後者，前者亦不可得。

川普雖然仍在負隅頑抗，他的敗選去職應該已成定局。在四年任期裡，川普執行了不少迥異於前任總統的政策，其中最顯著的是他開啟了美國對中國的公開對抗，包括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政治對抗等等。在此川普去職的前夕，讓我們總結他所主導的美、中對抗的得失成敗。

2018年初川普啟動了對中的貿易戰，目標是縮減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當年7月開始，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部份商品課徵高額關稅，此後美國陸續多次對從中國進口的部份商品課徵高額關稅，到2019年底，美國的高額關稅幾乎已經涵蓋從中國進口的約5500億美元的所有商品。基於對等報復的原則，中國也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課徵報復性關稅，不過美國輸入中國遠少於中國輸入美國，因此這部份對双方的影響都不大。今年初美、中双方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中國承諾大幅增加進口美國商品，以交換美國適度降低其對中的高關稅。

美、中貿易大戰的初步結果是：2019年，價值4185億美元的中國產品輸入美國，及1227億美元的美國產品輸入中國，因此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2958億美元，比2018年的3230億美元減少了8.5%。因為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總值占中國GDP約3.4%，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減少影響GDP約 -0.289%(8.5%*3.4%)。檢視中、美的GDP增長率，中國2018和2019的GDP增長率分別是6.6%和6.1%，似乎確有受到貿易戰的負面影響；然而美國2018和2019的GDP增長率分別是2.9%和2.3%，其減幅比中國還稍高，貿易戰看來未必有利美國。(今年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遠大於貿易戰，因此經濟數據中將難以看出貿易戰的影響。)

川普也啟動了對中國的科技戰，最受矚目的是對華為5G的禁用和停止供應高階晶片。美國以傾國之力圍堵華為，當然讓華為非常艱難，但是美國晶片廠商停止供貨華為，本身也受損，其受損較輕微是因為華為的損害被分攤到多家晶片廠商；總和來看，美國未必有利。科技戰才剛開始，其影響勢必長遠而仍極不明朗，可以確定的是，它逼迫中國更傾向自立研發，使未來的科技競爭更激烈。

川普的最大失敗在於他的抗疫無能和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損害。Covid-19疫情蔓延到美國，約比中國晚了兩個月，川普卻毫無防備；等到疫情在美國開始擴散，他不遵從疫病專家的指導，而隨意發表不符科學的防疫言論，並帶頭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離，造成醫療水準領先世界的美國確診染疫近千萬人，死亡超過23萬人。世人都清楚看見中國的抗疫行動完勝美國。

川普經常謊話連篇，抨擊不合己意的媒體，批評不合己意的司法人員和判決，並且幾乎不掩飾他白人至上主義的傾向，造成本已兩黨對立的美國社會更加分裂，而黑白衝突更加嚴重，加以這次大選他一再攻擊郵寄選票有弊，在在都損害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美國民主這樣亂七八糟，似乎比不上中國穩定的黨政合一制度！

美國過去的一大優勢是它擁有許多價值觀相近的盟國，並對一些國際組織頗有影響力。川普在任四年，對部份盟國掀起貿易戰，逼迫部份盟國分攤更多駐軍費用，都傷害美國和盟國的同盟關係。另一方面，在川普主導下，美國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等重要的國際組織和協定。這些都導致美國的國際影響力減弱，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相對上升。

總之，川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並未對中國造成顯著損害；然而他抗疫失敗，損害美國民主制度，減損美國的國際影響力，都對中國大為有利。難怪大陸人戲稱川普為「川建國」，還蠻有道理的。

陳之藩一篇我當學生時選入國文課本的散文《哲學家皇帝》，一直留在我的腦中不曾遺忘。

他對他寫作當時即1950年代的美國，留下一幅彷彿牧歌般的畫像。他在放工之後躺在一處靜湖之畔，作了一些思考。他可能感到了美國人工作流露的神色自若，覺知了某種獨立、勇敢與自尊的價值深藏於美國人民的心中，讓他想起了柏拉圖的「哲王思想」，認定美國的孩子都像是哲人心中的哲學家帝王。因為希臘哲人的教誨就是：「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他覺得這個教誨歐洲都不曾做到，美國的小夥子卻做到了。

然而他一個轉念，認為這些美國孩子還是缺了些什麼？原來是人文素養、是教育，他發現美國的年輕人雖然勤奮自立，卻連報紙都不看。而哲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具備雄偉的抱負與遠大的眼光，它必須靠教育砥礪出來。於是他引了那句傑佛遜的名言：「民主，並不是一群會投票的驢」，並下了結論，民主需要的是投票者一個個都受過哲學家皇帝的訓練。解開了困惑，陳之藩的視線重新回到環繞著他的山光水色，但卻有了豁然開朗的喜色。

1950年代正是美國走上世界頂峰，成為超級帝國的時刻，對於陳之藩這樣一位外來的旅居者而言，美國社會的一切，從人的談吐到都市的繁華，一定都給了他許多震撼與驚嘆，但他還是藉一個簡單的思索，看出了美國深層的病徵。

他的這一篇文章寫完的數年之後，一本名著《美國的反智傳統》出版了，似乎巧合地印證了陳之藩的觀察。很可能是源自於過於素樸以及簡化的福音宣揚，以及對於陳腐的菁英統治階層的強烈反抗，衍生了美國社會持久不衰的反智主義。

正在走向矌日廢時的訴訟的這次大選，可以說就是鄉村區域的反智群體，與城市菁英階層的一次對決。凡是川普的紅區，都在鄉村、至少是郊區，就算是由藍色勝出的州，其郊野也皆是一片紅潮。

川普就是一位典型、甚而是誇張的反智人物，於是他會說出新冠到了四月就會消失、加州大火不需多懼，天氣一定會變涼的反智語言。最重要的是，新冠不是他的錯，而全是中國的錯，這種賴皮卸責的荒誕說辭，他的粉絲全信了。甚至於，他的染疫與三天康復，也猶似一場神蹟，不只是他，他的老婆、發言人，全都在投票日現身了，他們全都健康如昔，一再地反證新冠不足為懼。

這個反智社會的人口，可以從為川普傾巢而出，終而打破百年投票人數紀錄，讓他從該輸卻不輸的德州與佛州復活，從而可以打一場足以讓民主毀滅的系列官司，一覽無遺。

這個民主曾經讓人欽羨，一個既有鄉村與靈魂音樂，又有太空總署與諾獎得主的美國，就像是人類最美好的歸所。但這次大選讓人看到它的千瘡百孔。並為美國退出歷史舞台寫好劇本，揭開了華麗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