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范疇今早在聯合報發表《「兩極化」是低級社會的象徵》。對於此文，筆者有深為認同的部份，也有頗不贊成的部份，因而在此說說我的見解。

范先生的文章大致有兩個重點。其一，「台灣這三十年來越來越多元化，各種價值並存，但是一到了選舉年，就會突然由多元化變成兩極化，顯示台灣這些年來引以為傲的「多元化」，實際上是非常膚淺的。」筆者很認同這部份，並且要進一步說，台灣每兩年就有一年是選舉年(分別選舉總統/立委和縣市長/縣市議員)，因此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朝向兩極化，這是台灣的多元化相當膚淺的主要原因。

范先生文章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批評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並且說「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原教旨主義和獨裁、極權、集權都是一家人，可說是四者一家親」。而台灣要多元化，才能對抗大陸的原教旨主義。筆者很難同意這部份。范先生沒在文中明確定義何謂原教旨主義，我也不想糾纏於此定義，寧願探討該文的主題－多元化。

大陸不多元化嗎？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制度無疑綜合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多元化嗎？旅居海外的張博樹教授在2015年出版《改變中國：六四以來中國的政治思潮》，詳細闡述六四後二十六年來中國思想界有代表性的九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毛左派、中共黨內民主派、憲政社會主義論、儒學治國論、新民主主義和新國家主義。大陸有這麼多不同的政治思潮，不多元化嗎？隨便打開大陸電視，看到不少少數民族的表演者，以及介紹少數民族的節目，看來遠比少數民族在全人口中的占比要高，這不是多元化嗎？

多元化的概念很簡單，但是要具體判定不容易。就上述三點比較台灣和大陸，台灣不如大陸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不像大陸有那麼多政治思潮，也不像大陸有那麼多少數民族的表演空間，大陸似乎比台灣更多元化吧！大陸既然有多元化，根據范先生「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可以反證大陸不是原教旨主義，也與獨裁、極權、集權不是一家親囉。

范先生看來很重視多元化，而反對兩極化。可惜他本身就陷於兩極化裡，他完全肯定多黨政治，而完全否定中共的一黨專政。如他文中所述，台灣的政黨鬥爭導致兩極化和膚淺的多元化。多黨政治呈現這樣的缺點，范先生怎能完全肯定它？如上述，大陸並非不多元化，范先生怎能完全否定一黨專政？更別提大陸四十年來各方面的快速進步。

中共的一黨專政不是沒有缺點，但哪個政治制度沒有缺點？像范先生這樣極端化的反共思想難免促進政治的兩極化，實無益於台灣的多元化。

 

筆者很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多年來時常閱讀講述大陸的書籍，每年也至少造訪、旅遊大陸一、兩趟，因而獲得親身的體驗。中國逐漸崛起，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自然隨時間而改變，而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多少有些改變。然而，台灣眼中的大陸與西方世界眼中的大陸始終有不小的差距。

大陸的政治體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早年西方世界完全不相信「中國模式」能夠成功，2001年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是這一心態的代表作。章所聲稱的「中國崩潰論」從來沒有多少理論根據，其基礎只是對西方民主的信仰，以及認為大陸的政治體制類似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黨體制，卻沒考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體制與蘇聯和前東歐是大為不同的。

隨著大陸的持續成長進步，以及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例如「阿拉伯之春」)，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有很大的改變。以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為例，他在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福山在2014年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將其前書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第三要素「國家治理能力」，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以此三要素檢視中國和美國，中國民主與法治弱於美國，但國家治理能力強於美國。

西方世界已經大多接受「中國模式」是自由民主制之外的另一條可行之路，但難免部份學者仍心有不甘。例如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在2011年之前接近10%，到2012-2014之間迅速跌落到7%，知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於是出版《中國的未來》，認為中國若繼續其「硬威權主義」將逐漸停滯失敗。有趣的是近年沈教授卻公開聲稱他並不主張「中國崩潰論」。大陸近年「反腐」有成，而經濟成長穩定在6.5%以上，仍優於大部份國家，大概讓沈教授改變了主張。

西方世界近年逐漸肯定「中國模式」，台灣在多數領域都接受西方思維，卻獨否定「中國模式」。本文前面提到的書籍在台灣都有譯本，但是台灣書市卻充斥著更多、更顯眼的反共、反中書籍，這些書籍的作者或為台獨支持者，或為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其著作明顯不夠嚴謹，在西方世界是難以出版的，卻在台灣書市頗能占有一席之地。台灣過去長期的反共宣傳滋養了這些反共、反中書籍，而這些反共、反中書籍又滋養了反共、反中的台灣年輕一代。

西方世界會隨時間和現狀改變它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台灣卻仍執迷於它過去的認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反共急先鋒！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真理終將勝出，台灣未來終將肯定「中國模式」。然而現在世界各國多積極與大陸合作共同發展，台灣卻背道而馳，台灣錯過這次機遇，未來還有多少前途呢？

台灣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選舉。很多人把選舉和民主綁在一起，認為有選舉就是民主，不選舉就是不民主。就這麼簡單嗎？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是一概念和理想，而選舉則是一實際行動，選舉行動能實現民主的理想嗎？或者選舉能實現民主到什麼程度？

選舉能實現人民作主到什麼程度？是一般性的問題，不容易回答，讓我們先看兩個極端的狀況。完美的選舉：假設選民對每個候選人都完全了解，每個選民於是能憑其理性判斷，投票給他覺得最適任的候選人，最後不論誰當選，每個選民都實現了他的意志，充分實現了人民作主。完全失敗的選舉：假設選民對每個候選人都完全不了解，例如既無候選人簡介，選民過去也從未認識或聽說過任一候選人，每個選民於是無從選擇，只能不投票或隨機投票給任一候選人，這樣的選舉顯然完全沒有實現人民作主。

真實世界的選舉顯然落在上述兩極端狀況之間，若完美的選舉得分是1，而完全失敗的選舉得分是0，真實世界的選舉一般得分是多少？較靠近0，還是1？當然不同的選舉案例得分很可能不一樣。

筆者所經歷過最小範圍的選舉大約是我所住台北市一個里的里長選舉。最近一次里長選舉有候選人4人，合格選民7千多人，作為選民，我只稍微認識4位候選人其中之一(曾承包我家的小型修繕工程)。因為里長是相當低階的幹部，沒有媒體會報導里長選舉和候選人的新聞，因此我對候選人的了解僅止於選舉公報上簡短的候選人簡介，而大部份選民應該和我類似，這樣的選舉看起來很接近上述完全失敗的選舉，難怪最後投票率只有33%。

大型選舉當然比里長選舉受到媒體關注得多，媒體報導幾乎是大型選舉的決勝關鍵，但是媒體能否讓選民真正了解候選人則頗令人存疑。候選人若過去有明顯劣跡，媒體一定大肆報導，讓選民周知，是媒體的底線功能，卻很少發生，因為過去有明顯劣跡者很少會投入大型選舉。

除了上述的底線功能之外，媒體能做的主要是公佈及評論候選人的各種發言(包含政見)，以台灣為例，台灣的媒體多半或偏藍或偏綠，其報導的中立性和可信度早已被人質疑，選民如何能憑媒體了解候選人？另一方面，候選人的發言都想要討好選民及爭取選票，真能顯示他是否適任他所競選的職務嗎？蔡政府上台以來，其政策常被媒體戲稱為「髮夾彎」，意謂現在很多政策是過去政見的大轉彎，這樣候選人的發言和政見有多少意義？總之，媒體的報導和候選人的發言看來都不足以讓選民了解候選人的施政能力。

台灣大型選舉的經驗顯示，很多當選人，包括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總統等，在選前和剛當選時民調都極高，當選就任相當時間以後，民調就大幅走低，當然是施政不佳所致，卻正顯示選民在選舉時無法認清候選人的真正施政能力。大型選舉看來並不接近上述完美的選舉，甚至是較接近完全失敗的選舉，選舉式民主距離由人民做主的理想其實是相當遙遠的。

選舉式民主距離民主的理想其實相當遙遠，有些國家實行選舉式民主就自詡是民主典範，實在是自吹自擂，而有些人認為有選舉就是民主，不選舉就是不民主，實在是頭腦過分簡單了。

昨天民進黨召開選對會，確定以徵召方式推出自己的台北市長候選人，不再與現任市長柯文哲合作。喧騰好久的自提或禮讓決定總算塵埃落定，我們小老百姓終於不必再受媒體在此問題上的疲勞轟炸了！不過民進黨還沒決定要徵召誰，選舉新聞仍然沒完沒了！

民進黨為何最終決定不禮讓柯？原因當然很多。柯文哲為了自己的聲望，對民進黨中央的政策多所批評，包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一例一休」、教育部「拔管」案等等，柯都沒有一句好話，當然讓綠營支持者火大。然而不禮讓的最主要原因無疑是柯的「兩岸一家親」說法，背離了民進黨的「台獨」、「反中」基本信仰。蔡英文總統要柯確認「台灣價值」，就是希望柯收回「兩岸一家親」，並且確認與民進黨相同的台獨、反中意識形態，柯文哲迴避不做，民進黨只好和柯分道揚鑣了。當年民進黨與柯合作，是因為柯自稱並且呈現「深綠」，現在柯「不藍不綠」，甚至有點「紅」，柯、綠自然不能再合作了。

台灣長期藍、綠意識形態對抗，令很多人厭惡，柯文哲於是號稱「白色力量」、「超越藍綠」。柯沒有意識形態嗎？柯從政時間短，沒有政黨，說話又沒有一致性，似乎看不出他的意識形態。然而細看柯的過去言行，他的意識形態，簡單說，就是不接受「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識」，但主張「兩岸一家親」。不接受「一中」和主張「兩岸一家親」雖然彼此有些予盾，但是多數人反正不會深究，而卻足以區別於藍、綠的意識形態。柯文哲聲稱超越藍綠，不講意識形態，其實還是難免意識形態，年底的台北市長選舉看來將是藍、綠、白的意識形態之爭。這很正常，選民大多搞不清候選人的能力、政績如何，就只能投票給意識形態相同、自己看來順眼的候選人。

柯文哲為何不多讓步點，例如明確收回「兩岸一家親」，以獲得民進黨的禮讓？若如此，柯和「白色力量」永遠是綠營的附庸，本身不能成氣候(「白色力量」甚至可能溶入綠營而瓦解)，即使柯成功連任市長，未來不太可能更上層樓。反之，柯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掌握「白色力量」，則不論市長選舉勝敗，他繼續能保有其政治能量和資本，仍有逐鹿天下的機會。另一方面，柯文哲獨樹一幟(與民進黨不同的幟)，卻要民進黨支持他，對民進黨等於是養虎為患，民進黨怎能接受？民進黨只好忍痛與柯絕交了。

柯、綠絕交，三方鼎立，無疑是丁守中和藍營的大利多。柯文哲上次市長選舉的大勝，讓藍營餘悸猶存，原來對丁不抱多少希望，現在局勢大變，與上次市長選舉的格局完全不同，丁看來頗有勝望，藍營的氣勢猛然起來了，不僅在台北市，也擴及於其他縣市。三方競爭，結果很難預測。選舉本身對國家雖然少有助益，旁觀三方競選廝殺還是很過癮的！大家就看戲吧。

 

從去年底開始，台灣就充斥大量選舉活動和新聞，政治人物此起彼落宣佈參選縣、市長或縣、市議員，而藍、綠兩大黨則在各地逐漸展開黨內初選和初選民調的競爭，現在黨內初選逐漸完成，正式的競選活動將更如火如荼地展開，一直要熱鬧到11月底，選出縣、市長和縣、市議員為止。

台灣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和立委、中央級別的選舉，也每四年舉行一次縣市長和縣市議員、地方級別的選舉，而兩種級別的選舉交錯開來舉行，於是每兩年就有一次大規模選舉。每次大規模選舉從政黨內部逐步初選，到最後正式投票，歷時約需一年。每兩年選一次，歷時約一年，台灣大約一半的時間都在選舉。不僅選舉歷時長，台灣每個政黨的主要工作就是選舉，即使不在選舉期間，從臉書就能感受到，每個政黨天天都在拓展人脈，為政治人物開發未來的選票。

大陸也有選舉，主要包括基層選舉和各級人大代表選舉，大陸的選舉影響層面小，選舉自然不像台灣熱絡。大陸的共產黨不花工夫選舉，主要在做什麼？

在大陸的書店，我看到許多共產黨的教育訓練書籍，從最基本的如何做一個共產黨黨員，到如何擔任基層黨委(基層黨組織委員)，最高到如何擔任縣委書記(縣的最高領導人)。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治理國家，因此出版許多書籍，來教育及訓練其黨員和各級基層幹部治理國家，至於高層幹部，因為是少數，有另外專門的進修學院，提升他們的治國能力。

大陸約有八千萬共產黨黨員，只有少部份是國家的公務人員，支領國家的薪俸，其他大部份則分佈在民間各行各業。雖然多未支領國家薪俸，共產黨仍相當程度能協助治國。以2008年北京奧運的一則新聞為例，大陸為了防備恐怖份子發動恐怖攻擊行動，動員了千千萬萬的北京「大媽」，深入各個角落擔任偵防的工作。共產黨先動員大媽們裡的共產黨員，透過她們再動員千千萬萬的一般大媽，顯示共產黨的基層教育訓練是頗有成效的。

除了教育訓練，大陸以競爭提升治國能力，中央訂出績效指標讓各省競爭，只有績效領先的省領導人才有機會升職；同樣地，省訂出績效指標讓各縣、市競爭，只有績效領先的縣、市領導人才有機會升職。

大陸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治理國家，台灣政黨的主要工作卻是選舉。這大概是必然的，在台灣，若選不贏，就不能執政，談治理國家不是白搭？因此選舉遠比治國重要，每個政黨都是選舉第一，治國政策則是隨口胡吹的，難怪上台執政之後，常一無是處。治理國家不容易，需要有專業，「中國模式」致力於治國專業，而類似台灣的西方民主國家則致力於選舉專業，術業有專攻，因此各有所長，大陸治理國家似乎越來越好，而西方民主國家越來越擅長選舉，選到變成民粹了！

前言：因「拔管」引發的臺大「新五四運動」，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竟然要求國民黨不要介入，再睽之退休軍警公教反對「年金改革」行動，國民黨高層也是毫無作為，這些無疑的都是國民黨脫離群眾的表現。睽之歷史，國民黨脫離群眾之事例俯拾皆是。

清黨是國民黨第一次遠離工農大眾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經李大釗介紹在桂林會晤了孫中山，馬林向孫中山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建議，主要兩條：一是改組中國國民黨，這個政黨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二是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那就要建立自己的軍官學校。馬林說的聯合各界人民，就是要建立統一戰線，聯合所有可以聯合的人，共同為中國復興而奮鬥，工農大眾則是黨的群眾基礎；這兩條建議孫中山都樂意採納，國民黨的改組與建立軍官學校排上日程了。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Joffe)，發表「孫越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政策。6月，俄國軍事顧問抵達廣州，8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俄國黨、政、軍情況，蔣介石將蘇俄之行，考察、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寫成《遊俄報告書》送交孫中山，覺得滿意的孫中山，更堅定了以俄為師的聯俄決心，10月6日鮑羅廷抵達廣州，任俄共駐廣州代表，孫中山委任他為中國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參加並且促進中國國民黨早日完成改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黨內順利改組完成。同年6月16日黃埔軍校成立，蘇聯派出炮兵、工程兵、步兵、裝甲兵、空軍、無線電通訊、軍械保養等各兵科專家與軍事顧問，先後曾達三百餘人，並聘請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周恩來為政治部副主任，10月8日蘇聯「沃羅夫斯基」號輪船運來8000枝俄式長槍，每枝槍配備500發子彈，這是援助黃埔軍校的首批武器，之後至蔣介石清黨為止，陸續有大批蘇聯軍火運抵黃埔軍校，憑此軍火1925年2月得以東征陳炯明，獲勝後於兩廣建立國民政府，往後再次東征與接續北伐，都是依靠蘇聯提供的這些槍桿。

1925年孫中山逝世，遺囑謂「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實指蘇聯而非美、英、法等國)，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接受總理遺囑和一大所定政綱，重申「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主張。中國國民黨繼續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1926年6月9日由黃埔師生為主幹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蘇聯軍事顧問隨軍行動，共產黨也動員農民與工人協助國民革命軍北伐，北伐軍短短9個月迅速攻占中國南部地方，勢力範圍自兩廣擴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1927年春攻克南京並接收上海(已被工人起義佔領)。

國民黨的北伐，被孫傳芳罵為賣國赤孽，孫傳芳認為這是國民黨勾結外國勢力造反奪權，當時的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各地軍閥互相攻伐兼併，對於帝國主義非分要求只有曲從讓步，軍閥的存在對國家統一構成嚴重障礙，遑論驅逐帝國主義。孫中山聯俄、聯共之舉，可以達到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符合當時中國迫切需要，事實上當時世界各強國，也只有蘇聯對中國是友善的，也是世界上唯一主動宣佈放棄一切在華特權的國家。

1927年4月12日北伐未盡全功，蔣介石發動清黨，不僅抓補共產黨黨員，就連國民黨左派也一併清除，蘇聯顧問也逃離廣州，昔日戰友成了新的敵人，共產黨被迫發動南昌起義，開始發展自己的武力，展開二萬五千里長征，先安內後攘外成了蔣介石拒不抗日的理由，坐視東北為日寇佔領(1931年918事變)，直到1936年年底，西安事變之後才結束圍剿共產黨，開啟國共共同對日抗戰的序幕。

清黨最嚴重的影響，就是讓國民黨與基層農工由親密夥伴關係變成上下主從關係，國民黨從此之後再也不能動員基層農工(清黨時大殺工會領導人)，只能以命令去強制徵收徵用，馬林向孫中山建議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與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就此失去群眾徒剩槍桿，這一點可由國民黨募兵困難，一直處在兵員不足的情況下看出， 1944年8月30日因虐兵事件蔣介石當眾杖擊中將兵役署長程澤潤，關押一年後槍斃。

沒有工農大眾的國民黨，有了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一切以領袖意識為主，工農大眾只能接受驅使，屬於隨時都要為領袖意識而犧牲的一群，這種上下從屬關係，就此延續下來，至今未改變，抗戰時花園口決堤，就是因為無法動員工農群眾協助國軍，於是就將黃河決堤企圖以水澤阻滯日軍前進，至於犧牲了無數百姓生命財產則毫無哀矜之慟，內戰後在金三角遺棄許多老兵是另一例子，更可悲的是這些老兵子女來到臺灣讀書，竟然面臨拿不到身分證，也回不了「僑居地」的怪事，相較於民進黨第二次執政，就將因繳不起健保費而被鎖卡者解鎖，更顯示出國民黨對勞苦大眾之冷酷無情。

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在臺灣施行比清黨還要嚴苛的整肅統治，大殺左派人士寧枉不縱，對前皇民份子則是攏絡有加，對「大陸匪幇」展開系列的批評與謾罵，因「年金改革」陳情抗議的人，每一位都受過此類宣傳「洗禮」。

李登輝時期與之後的仇共恨匪教育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辭世，22歲前為日本人的李登輝順利接任總統，直至2000年5月20日卸任，執政長達12年，期間進行另一種方式的仇共教育。

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仇共、恨匪」的宣傳因法律狀況改變，不方便由官方公然為之，而由前皇民份子接手，官方再配合串演，所罵之事擴大到中國之一切，包括文化落後、人民素質低劣等等。

千島湖事件是「仇共、恨匪」的最高潮炒作

1994年3月31日浙江千島湖事件，有24位台灣旅客乘坐「海瑞號」在千島湖觀光，與6名大陸船員及2名導遊，共32人在船艙內被燒死。此事件為單純的大陸強徒殺人越貨，但是在李登輝誘導之下成為兩岸政治性事件，李登輝且以「總統」之尊大罵共產黨「草菅人命」、「土匪」，在李登輝刻意操作下，台獨勢力達到空前高峰，且自此高居不下。

千島湖事件前之閩平漁事件

1990年7月閩平漁5540號漁船，被臺灣海巡指控偷渡而被捕(實際上是進行小額貿易)，臺灣官警將76名大陸漁民，不予遣返也不通報大陸，而是直接在宜蘭澳底，將漁民關進約一米高狹小的七個船底艙內，再用長釘將艙蓋封死，並在艙蓋壓上重物，然後讓船自由漂流。當船飄到福建沿海被發現，搶救時艙內漁民多數已被活活悶死，只有一艙漁民因早已自行突破艙蓋而生還，另一艙只關五人也救活，此案臺灣拒絕懲罰肇事者，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稱：「台灣民眾應理解國軍執行遣返大陸偷渡者的用意和執行任務的辛勞，給予他們所應得到的支持」。

千島湖事件發生至今，當年的國、高中生到今天(2018年)年齡約在36-43歲之間，這些人正是嘲諷那些為年金改革陳情抗議者的「主力」。

國民黨承襲以往作風，冷漠對待陳抗群眾

為年金改革陳情抗議者，自始至今都無法從國民黨高層處獲得任何支援，連精神上的鼓勵都沒有，不要認為這是現任黨主席的個人行為與作風，國民黨高層率皆承襲了自清黨以來的領導人作風，在馬英九擔任總統兼黨主席期間，不也是冷酷無情的對待郭冠英麼？只因為郭冠英的言論，與一天到晚去綠營鞠躬道歉的馬英九作風，格格不入，所以要成就賠不是的馬英九，就只能犧牲鳴警鐘的郭冠英。

面對綠色壓迫、藍色冷漠、經濟剝奪、政治失能，藍營群眾似乎還是不能體悟到，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都已經是過去式了，而且是國民黨親手埋葬了中華民國，即使是2020年國民黨候選人當選總統，那也只有關公廟裡拜曹操了。

藍營群眾應該即日回到孫逸仙路線，做孫逸仙博士的信徒，而不是做蔣介石的孤臣孽子，更何況沒了黨魂，這孤臣孽子還做不成呀。

附：蘇聯支持中國對日抗戰

1937年七月七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八月十三日爆發「淞滬會戰」，情勢遽變之下八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與蘇聯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再次對中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應中國的請求1937年10月22日，首批225架飛機與兩個飛行大隊及工作人員254人抵達中國。到1939年12月，在中國的援華飛行相關人員達到了712人，並幫助中國培訓了1045名飛行員，以及近萬名飛行相關的服務人員，其功絕不亞於後來的美國飛虎隊。

還有大量的軍事顧問團來到中國幫助中國作戰，一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1942年美國開始對華援助，美軍顧問進入中國後，蘇聯顧問受到冷落方回國，結束長達四年多的軍需與顧問支援。

 

一般人似乎熟悉「民主」遠多於「共和」，對民主的討論也比共和多得多。然而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民國」是早年對Republic一字的翻譯，後來則譯為共和國，這可以從中華民國的英譯Republic Of China看出來。

查閱維基百科，世界上的206個國家中，有135個國家的官方名稱中有「共和國」字樣，國家的名稱中有「民主」字樣的卻很少，看來共和應該比民主重要，卻常被一般人忽略了。

民主簡單說就是，國家由全民當家作主。共和的涵義則比較廣、比較模糊，包含全民共同和諧、人人平等自由、權力共有而平衡、資源共享、全民共治共富等，並追求全民成為一個團結的共同體。由以上涵義可以看出，共和是國家的目的，民主雖然也有目的的成份，主要則是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目的比手段重要，因此共和比民主重要。

民主是否能達成共和的目的？不見得，需要很小心。全民當家作主是理想，實際只能做到多數統治，由多數票決定國政，這樣很可能形成「多數專制」的暴政，即占多數的群體以多數優勢，制定有利於本身，而不利於占少數群體的法律，「合法地」壓迫甚至迫害占少數的群體。若存在「多數專制」的暴政，占少數的群體一定不滿、抗爭，造成國家分崩離析甚至內戰，怎麼可能達成共和的目的？

避免「多數專制」的辦法是制定憲法，以保護占少數的群體，包括對個人的保護。憲法的位階高於所有其他法律，若占多數的群體以多數優勢，制定有利於本身，而不利於占少數群體的法律，因而違背了憲法的內容或精神，即屬無效。有了憲法，理論上能避免「多數專制」，但是實際上仍有兩個問題，首先，憲法是否完備？是否涵蓋到各種可能的「多數專制」？其次而更重要的，憲法的解釋仍取決於人，法律是否違憲取決於大法官，若大法官偏袒占多數的群體，仍會發生「多數專制」。這裡牽涉到大法官的選任，大法官的選任似乎只能由多數票決定，不可能有更好的辦法，換句話說，仍可能發生「多數專制」。

「多數專制」的暴政絕不是危言聳聽的空言，而曾在歷史上實際多次發生，例如造成希臘城邦的衰亡、法國大革命的動亂、納粹法西斯的暴行等，是過去政治理論探討的重點，但近年逐漸被淡化淡忘了。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以立院多數強行通過「轉型正義」的相關法案、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案等，都有侵害少數群體國民黨和退休公教人員之虞，但大法官卻閉著眼睛挺執政者，再次見證了「多數專制」之害。

共和是國家的目的，民主是達到共和的手段，因此共和比民主重要。台灣注重民主而忽略共和，導致藍綠對立、人民分化，國家因此很難進步。對比之下，中國大陸重視共和超過民主，例如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並致力於復興注重和諧的儒家文化。

大學自治和政治力退出校園，幾乎是公認的價值，為何蔡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拔管」？這與二十年來台灣學術界的生態是頗有關聯的。

學術研究的目標是追求真理，因此必須客觀中立，不該受特定意識形態的影響。然而人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為了客觀中立，學者進行學術研究和判定學術研究的價值時，應該小心排除個人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是學術界的理想，但是很多學者卻做不到，無論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在學術界，每個學者的成就、學術地位的升貶和研究計畫的通過等，都取決於同儕學者的互相評判，而學界大老更有極大的影響力。當學者以個人的意識形態介入學者和學術研究的評判，學術評判不再公正，造成賞罰不公，長期將嚴重傷害學術界的水準。

台灣藍、綠意識形態的對立嚴重，不少學者也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而尤以親綠學者為烈。意識形態強烈的學者常以意識形態介入學術評判，傾向提攜意識形態相同的學者，而排擠意識形態不同的學者，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筆者認識一位擁有中國歷史博士學位的台灣人，他幾年前至今一直在大陸的大學任教，問他為何？他無奈地回說，他在台灣政治不正確，不太可能找到大學教職，只好流落異鄉。其實這位博士並未參加具體政治活動，最多就是有時候在網路發表一點絕不激烈的個人政治觀點而已。意識形態影響人文社會學科比較大，影響自然學科理應比較小。即使如此，我曾聽到生技領域教授說，絕不願顯露個人的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否則怕會觸怒某些學界大老，影響其主要研究計畫的通過。

看清台灣學術界的生態，不難明瞭蔡政府為何非要「拔管」不可。台大校長地位崇高、影響力大，若由親綠學者擔任，不僅能以其崇高地位替綠營幫腔，更能提攜意識形態相同的親綠學者，而排擠親藍學者。學者很有發言權，擴大親綠學者的陣容對於擴充綠營的版圖有大功效，因此蔡政府非要「拔管」不可，「拔管」之後再安插親綠學者擔任台大校長嘛。

台灣藍、綠的黨同伐異早已進入學術界，令人難過，但大體上都是個人行為，學者以其意識形態介入學術評判，是個人的「自由心證」，旁人和法律都不可能管。所幸因為是個人行為，各大學各學術領域黨同伐異的嚴重程度各有不同，還能勉強期盼學者自律自清。然而蔡政府「拔管」是政治力、公權力的粗暴介入大學，影響當然遠大於屬於個人行為的黨同伐異，既有寒蟬效應，使親藍學者不敢及不願參加校長遴選；也有鼓舞效應，使親綠學者更加傾向以意識形態黨同伐異。這些都將嚴重傷害學術界，讓學術界萬劫不復。

學術界不以意識形態黨同伐異，是高標；而大學自治和政治力退出校園，是低標。台灣的學術界已經達不到高標，現在竟要落入低標以下，我身為知識份子，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真希望台灣沒有政黨、沒有政務官，而以常任文官治國，這樣學術界不會以意識形態黨同伐異，才是學術界的理想啊。

 

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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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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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　2017.2.13

 

 

本系列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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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8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二）　2018.2.19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三）　2018.3.17

 

發表日期：2018.3.17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可從下列幾個面向來分析：

(一) 認同錯亂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讓全中國人歡欣鼓舞，但對台籍人士而言，除了深具漢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情懷的仕紳之外，其他台灣人的感受，就比較複雜了。

在接收初期，一般台灣人民對分離了50年的祖國之政權，或許因為陌生自然心存疑慮；而皇民、漢奸們呢，當然是以抗拒甚至敵視的態度來看待國民政府；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從小就被殖民政府灌輸「皇國」教育的台民同胞們，他們長大之後，甚至成為台籍日本兵，遠赴南洋為所效忠的天皇打仗。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傳來，對他們而言，宛如晴天霹靂。當「天皇御音」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還如喪考妣般跪地痛哭。這種因殖民統治50年造成認同錯亂的一群人，是埋藏在「二二八民變」群眾中的地雷與炸彈，掀起暴亂、製造慘劇的首要份子。

(二) 社會階層架構的異常

日本殖民的50年間，台灣的中、小學及職技教育體系雖然普及，但其目的在提高勞動素質，予台籍人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稀少。「台北帝大」是全台唯一一所大學，其中95%都是日本人，台人僅佔5%。此外，殖民政府禁止台人研讀政治、法律等科系，故台籍菁英所學，均以醫學、商業等領域的專業為主。

台灣地處大陸邊陲，清代的移民以底層社會勞苦群眾為骨幹，常民文化是主流。日據的50年間，台灣社會遭日本高壓統治，有意識地壓制台民精神文化，清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之故，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民心」，處於一種異常狀態——除了日本統治階層與皇民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屈服於日人高壓統治的下層勞苦農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維繫中道價值與精神文明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崩陷了。

(三) 「鱸鰻、狗鯊」與日本浪人

佔台灣人口多數的基層民眾，除了保留移民墾拓時期的草莽遺風之外，當中有一小部份人，又耳濡目染日本的浪人文化與習性，最終產生一撮結合中、日惡劣文化的壞份子。我童年時期，還經常從我母親口中聽到一個形容這類人士的生動名詞「鱸鰻、狗鯊」（註一）。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政府將一批原先在日本集中管束的約4000多位甲級流氓釋放，遣送回台。這些人與前述的「鱸鰻、狗鯊」、部分認同錯亂的台籍日本兵、滯台日本浪人，以及潛伏伺機而動的共產黨（註二），四者合流形成「二二八事件」禍亂全台暴民的主體結構。

倘若不是這幾類本具犯罪組織雛形的暴民趁亂起事，一樁偶發的民、警糾紛，何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鼓動暴亂，並率眾砸毀學校、醫院……等完全無辜的機關和人員？

(四) 日人長期教育台灣人民鄙視中國

在日本殖民者血腥高壓統治的50年當中，一方面塑造了台灣人民「畏懼嚴刑峻法」的屈從人格；另一方面，因日本人對中國人長期的詆毀與醜化，加上甫掙脫帝制桎梏、現代化較晚的國府公務員，其工作態度與效率，確實不如日本殖民統治官僚。

因此，兩相對照之下，遭洗腦的台灣人，面對光復後來台、不以威壓方式統治的內地公務員和警察，漸生藐視；許多皇民份子，更產生「復辟」之妄想。整體而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懦弱、怕死，不能打仗，故而相信，這場武力叛亂會成功的。

實際上，當時來台的國府公務員，是一批素質高、有理想性的菁英，對於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滿是憐憫之情。而通過抗日戰爭血戰的淬煉，出生入死的國軍是不屈不撓、能戰敢戰的。這些都與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給台民的偏見和形象，有很大的差異。

以上，是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是國民政府要面對處理的種種難題。雙方存在的這些問題以及相互期待的落差，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釀成毀滅性災難的溫床。

 

四、日產糾紛才是引爆全面性民變的關鍵因素

瞭解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現狀，大致可以體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沒有更大的內在動力，未必會發生這場大規模的不幸事件。因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大動力，除了價值信念之外，就是利益了。「二二八」固因查緝私煙過程執法不當，引發鬥毆騷亂，但要釀成延燒全台民變，龐大的日產利益糾紛與爭奪，才是重要的內在動力！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所有北緯16度以北日本佔領區上的一切物資，盡由國民政府接收。因此，為了處理臺灣地區原屬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的財產，國民政府成立了「日產接收委員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屬於日本政府的所有財產，一律規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2. 屬於日本私人財產，一律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之目的，第一是為了公平；第二在於「藉此收縮通貨，抵償物債以平抑物價，減輕一般人的負擔」（註三）。所謂的「日產標售」，是指被沒收的日產；對於原先台人財產中產權清楚者，並無影響。而標售的日產當中，凡公務員居住的房屋，由公署收買後，仍租與原住職員居住；多餘的，再移交市府出售或出租。

依據日產接收管理委員會的實施細則規定「原住戶可以優先購買日產，並享有百分之二十的優惠」，也就是說，得以用八折價格優先承購日人留下來的房產。倘若「原住戶無力購買必須遷出者，則可申請修繕補償」。由此看來，整個日產標售相關法令，可謂十足通情達理，並兼顧弱勢人民的處境。那麼，為什麼還會產生糾紛呢？

我們都知道，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原屬戰敗國日本在臺灣的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投降日之後都歸中華民國所有，應移交國民政府接收。因此，陳儀規定「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買賣合約有效，8月15日之後的買賣無效」。而就在日本投降直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這段期間，有長達兩個月的空窗期。許多原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兩個月的空窗期，遭各地皇民份子與地痞無賴迅速強佔。強佔之後，他們再偽造買賣契約，企圖申請過戶，當然未獲國民政府核准。

其實，就算1945年8月15之前的買賣契約，很多也是偽造的。因為戰爭末期，盟軍轟炸四起，房屋毀在旦夕，此時逃命都來不及，誰還會進行房地產買賣？但無論如何，政府僅針對8月15日之後的契約不予核准。這些強佔日產並偽造文書的漢奸、無賴，遂與國民政府百般糾纏。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抵制與抗拒仍持續進行中。

二二八民變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大稻埕地區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被沒收，雙方復因言語不通產生爭執和誤解，拉扯之中，員警傅學通以槍托打傷了林江邁。旁觀者群情激憤，在眾人鼓譟之下開始圍毆傅員，最後發展成暴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1.旁觀者何以能迅速聚集？在一陣鼓譟之後，暴民不僅開始動手圍毆、追打員警，尚且沿路盤查、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甚至強姦凌辱外省婦女同胞。他們更占領新公園，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二二八公園」，攻下廣播電臺之後，開始對全台進行廣播「放送」，鼓動全省大規模暴亂。

2.暴民具有組織與動員能力，不但快速攻下各地警局與軍事要塞，還攻擊學校、醫院、臺電……等機構。如果說僅是仇恨外省人的話，很多學校根本連一個外省人也沒有，仍難逃遭暴民打砸、燒殺。何況，在暴民瘋狂砍殺外省人的過程中，就連嬰幼童都不放過。當時很多倖免於難的外省人，都是受到一般見義勇為的臺灣人之營救庇護。如果真的是「官逼民反」所造成，或是國府外省人真的未善待臺灣人，何以暴民之外的多數台灣人，在緊急危難關頭，多願意冒險伸出援手保護外省人？

因此，暴民集團根本就不能代表整個台灣人！

依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暴民成員當中，除了滯臺的日本浪人之外，還有國族認同錯亂的臺籍日本兵，以及原本就存在社會底層，遊手好閒或失業遊民等「鱸鰻、狗鯊」；再來，就是那些強佔日產的漢奸與無賴群體了。就是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迅速聚集作亂，才形成遍及全省的民變。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的威信和顏面盡失。又因戰後臺灣社會受創過鉅，政府對於日產過戶的審查，更難堅持原先的合情合理原則，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意放水了。

經過了70多年，當年強佔日產的漢奸、無賴，無人追究；如今，國民政府反成了遭人誣賴的對象，遭有心人說成是「『接收大員』手腳不乾淨，強佔臺灣人的財產」！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當時，根本沒有「接收大員」這款人物。整個「日產接收委員會」的事務官，固然是國民政府所派，但掌握實際權力的委員，都是臺籍仕紳與政要，若真有甚麼假公濟私的行為，也輪不到沒有實權的事務官吧？做賊的喊捉賊，以致最後捉賊的事務官和國民政府遭誣賴為賊，應該是整個日產糾紛與二二八事件當中，最令人氣結的事了！

看了這些事實，大家會覺得吃驚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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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在商業發達、經濟貿易活動熱絡、人口密集的城鎮社區環境當中，有從事正當且利潤豐厚行業的人家，有靠專業技藝和技術謀生的人家，有靠勞力吃人頭路、賺辛苦錢的本分人家，也有以賭場、妓女戶、嗎啡館……等不良行當營生的人家。在這塊資源豐沛的沃土上，當然也會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或無業遊民之輩藏身、寄生其間，伺機伏擊身邊過往者，或偷盜、勒索、打劫財物，或尋覓幸運的翻身機會，或純粹窮極無聊找刺激……等等。自然形成一個黑白混合、龍蛇雜處的複雜生態系統。

在我母親的娘家台北大龍峒社區，鄰里親族口中的「鱸鰻狗鯊」一語，就是專指寄生、藏身台北城鎮社區的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又心術不正者。這類人的習性與喜歡藏身的環境，簡直和「鱸鰻狗鯊」相同。

鱸鰻、狗鯊的習性和棲息地生態環境——

鱸鰻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動物，什麼環境都可以活得下去。鰻苗來自深海，一邊沿溪流上溯，一邊尋找砂泥河床深潭棲地獵食與生長。牠們生性隱密，幼鰻白天經常全身躲藏在溪底泥沙中，只露出頭部呼吸。成長後，則喜歡躲藏於石堆、洞窟、深潭之中，定點伏擊獵食魚類、蝦、蟹；到了夜晚出遊覓食，神出鬼沒的習性給人許多想像空間。鱸鰻的皮膚亦有輔助呼吸的功能，能夠離開水面短暫活動。

狗鯊體型雖小，仍屬兇猛肉食性魚類。肉少味道又差，是一種低級的食用魚，故台灣有「貪俗買狗鯊」的諺語。主要棲息在沿海礁、沙混合，且海藻叢生的海床，行動緩慢。有隱居的習性，常藏身礁石灘和岩縫中，以底棲無脊椎動物及小魚為食。性情兇猛，靠嗅覺找食物，會欺侮魚伴。狗鯊的生命力十分頑強，脫水2-3個小時都不會死亡。

註　二：參見拙作　2017.2.13〈「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一文

註　三：陳儀於民國36年2月24日上午八時，在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國父紀念週會」中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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