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大選當前，郭兄追問「誰最適任總統？」「選舉能否選賢與能？」（參見《誰最適任總統？》），是大哉問，令筆者有感，不吐不快。

選賢與能，是誰在選？如同「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是誰在舉？我們追隨西方民主思想的足跡，去思考我們的古訓，有時候會產生誤解或偏差。我們固有的「選賢與能」「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都是指上位者用人的取捨標準，而不是由下位者「推選」「推舉」上位者。與西方民主可謂大相逕庭。歷史上所有的「下推上」都在草莽之中，如陳橋兵變、大澤起義。若在廟堂之上，即便堯舜之治，也是上位者「選」「舉」下位者。是知中國之治，在於治民，而非民治。民治之時，每在亂世。

馬克宏的退休改革，引發了總數十幾輪的百萬抗議潮。但馬克宏是民選執政，法案又經參議院通過，憲法委員會批准，反對派的不信任案既投票失敗，憲法法院更裁定改革合憲，並拒絕就改革計畫進行公投。那百萬抗議潮算什麼？算公民不服從嗎？那不是民主的矛盾嗎？馬克宏說，我選擇了整體利益，不得人心也願接受。令人動容。這裡開釋了兩點：①在關鍵時刻，領導人要帶領大家前進，不能凡事公投，一味跟隨大家前進。②在西方個人主義橫行數百年的土壤上，集體主義終於能夠冒出頭來，不避忌諱的受到優先考量。

那坦雅胡組閣，最高法院竟然反對並阻止某人入閣，這不是司法干涉行政嗎？那我們聽聽法院怎麼說。法院認為某人最近因稅務詐欺有罪定讞，延攬入閣不具合理性。此舉激怒了那坦雅胡政府。法院應該就法論法，考量是否不具合法性，豈可以法律中從未明文規定的「合理性」來否決行政決策。

由於極端正統猶太教的反戰意識，以色列議會考慮賦予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免服兵役的特權。法院也以不具合理性這樣一個過於模糊的概念擋下來。這下可是干涉立法了。非民選的法官權力凌駕民選的政府與國會，已損及以色列民主。

於是那坦雅胡發動司法改革，為限制最高法院權力，尋求廢止法官在撤銷行政、立法者決策時，使用「合理性」這個概念。改革同樣引發大規模抗議，甚至軍人拒絕服役，引發內戰危機。國會最終仍然通過了司改案。

到底國會殿堂算民主，還是街頭抗議算民主？讓那些奉民主為圭臬的民主人士去說吧！我們現在不是談體制，而是談領導人。馬英九面對的大腸花，跟馬克宏與那坦亞胡面對的抗議潮比起來，不過鼻屎大。誰最「不」適任總統？（我傷了大家的心了嗎？我可以說聲對不起，但不會改寫我的推論。郭兄憂時慮事，洞若觀火，仍不知誰最有治國施政能力，如果採除去法呢？）

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三大黨都已決定其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侯友宜和柯文哲。媒體持續公佈三人的民調支持度，雖有起伏，大致都是賴領先，柯其次，而侯殿後。選舉應該要選賢與能，總統大選應該要選出最適任總統者，賴比柯更適任總統，而柯又比侯更適任嗎？

賴、侯是傳統綠、藍兩大黨的總統候選人，他們的民調支持度卻差距很大，顯然因為綠營比藍營團結得多，跟賴、侯誰更適任總統少有關聯。

綠營不是沒有內部矛盾，若賴清德當選總統，必定重用賴派和新潮流的政治人物，而現在主要當權的英派難免有些失落失勢，但是綠營中沒有人公開反對賴。反觀藍營，侯友宜、朱立倫、郭台銘、金溥聰、王金平等等都受到不同藍營支持者的很多批評甚至謾罵，而且「換侯」之聲遲未完全消退。藍營的不團結真是令人嘆為觀止，而這樣的內亂不止，把中間選民都趕走了。然而平心而論，這跟侯是否有能力擔任總統少有關聯，總統的權力極大，總統的政黨幾乎必定會團結於總統之下，因此團結不是問題。

柯文哲的民調領先侯友宜，有時甚至接近賴清德，顯然因為他在媒體和網路上有很大優勢。賴、侯都是傳統的政治人物，言行規矩但不吸引人；對比之下，柯比賴、侯有趣、會表演、會吸引群眾的目光，因此網路聲量遠大於賴、侯，而尤其能博得年輕人的喜愛和支持。這表示柯有治國能力，適任總統嗎？實在看不出來。柯確有群眾魅力，但與治國能力是兩回事吧？

民主制度的理想是選賢與能，因此筆者不大相信政治人物在媒體和網路上的表現或表演，而更重視他們過去的政績。賴、侯、柯三人過去的政績如何？

賴、侯、柯三人的主要政治資歷頗有些相似之處，都曾擔任六都之一的市長，賴是台南市長、侯是新北市長、柯是台北市長。賴比較獨特，還曾擔任行政院長和副總統；不過，賴當行政院長不到一年半，就因2018年底九合一選舉敗選而去職，至於副總統，幾乎是無所事事的閒職，因此賴的這兩個高職經歷可說是乏善可陳。

賴、侯、柯三人都曾擔任直轄市長多年（柯8年、賴7年、侯5年+副市長8年），然而對於一般選民，他們的市長政績似乎無從比較。他們擔任市長時雖然有滿意度的民調，但是市長滿意度民調其實意義不大。因為譬如：台南市民普遍綠油油，他們自然大多偏愛自己人賴清德；柯文哲在藍綠兩大黨夾殺下，其市長的滿意度無法衝高，似乎情有可原；侯友宜的市長民調很高，總統民調卻走低，哪個代表他的施政能力？筆者不才，以能得到的有限資訊，實不知誰最有治國施政能力（也包括未被政黨提名的其他政治人物）。

總統候選人的治國能力應看他們過去的政績，但是賴、柯、侯三人過去的政績卻難以比較、無從比較，選民於是只能根據他們的意識形態以及在媒體和網路上的表現或表演來決定支持誰，即支持自己認同、喜歡的候選人。這不是選賢與能，是選舉民主制度無法克服的難題。

民主，相對應的範疇是什麼？嚴格意義上，是帝主，或者官主。
辛亥革命前，皇帝當家，叫帝主。
辛亥革命後一段時期，軍閥割據混戰，灑向人間都是怨，無法無天為亂世，或可叫官主。
中國革命成功，統一國家底定，政治步入正軌，基本按照一定憲法法律架構選官、行政、司法，無論形式為啥、成熟與否、效果咋樣，兩岸，似乎皆應當叫民主。

西方無良政客，島內二心人士，故意混淆概念，壟斷民主話語，將民主限定在選舉，且又僅僅限定在直接選舉最高領導人一種形式上。
其實，美式、法式，選最高者時，也有不同樣。
其實，俄羅斯、伊朗，一些被美國打成不民主陣營的國家，也經過著美式、西式大致相同的選舉、選爭、甚至選鬧。臺灣島內，更有一個嚇人的詞語叫“割喉”、一個特殊的現象叫1450帶風干政。
其實，美西方無良政客的朋友圈、光榮榜、狐朋狗友們，從來都不是按這些國家的人民是否“當家做主”來作為標準進行選擇取捨，而完全是以美國西方自身的國家利益、甚至美西方政客自身個人私利、個人眼前的選票私利為唯一取捨。

近幾年，特朗普、拜登之亂，島內台獨、獨台之亂，早已將美式、西式、臺式民主的底褲掉光光。
咱大陸人，再無人吃這包藥了。
感謝臺式、美式選鬧、選亂，讓我們清醒不跳坑。

附： 

“民主”，一個被西方文化壟斷操弄搞得嚴重變形的詞語。
“大陸民主化”，西人、台人，自以為是、自戀自傲自慰自語，最後自然自誤的一個臆語。

中式、美式，最根本的分歧、差異、優劣是：美式，私、爭、分，弱肉強食叢林山洞獸惡習；中式，公、讓、合，扶危濟困人類社會“和文明”。

多黨惡爭，幾年折騰，反復翻燒餅，自然全社會虛耗，並且，這種弱肉強食，只會讓人類社會爭戰不休。

而中國、中式，
有一個老祖宗流血拼命鑄就的相對遼闊足以自給自足並與列強周旋的大地盤，
有一種天下為公、民為邦本、和為貴皆兄弟、中庸、辯證、平和的和合文明，
有一套大一統、單一制、選賢任能，現今叫幹部層層歷練選拔的國制、官制。
因而，在這個紛爭不斷的大爭之世、百年難得的變局之中得以自保、發展、復興，且自然驚豔、示範全世界，並引人類進入命運共同體，開萬世之太平。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

前面，我們由如何信賴候選人談起（參見《我們中間選民在乎是非、誠信、司法》），那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是公民教育上很重要的起始點──人人都應該由自身的經驗，對公共事務提出「合理的懷疑」。

換言之，如果我們找不到可信賴的對象，這種被西方國家所強調的完美政治體制，根本就失去了它們在現實社會中合理運作的基礎。空有一個美好的社會願景，舉目四顧竟然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信賴的合作對象；再美好的社會願景，也不可能獲得實現。

我們知道，所謂「政黨」，在民主體制中的重要性，主要就是建立在這個問題上的。因為，政黨在理論上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政治團體；那群具有共同理念的政治人物，可能比較容易合作與彼此相互督促，從而促使社會的更為進步與發展。理想中，它應該成為市場上被信賴的品牌。

但頗為不幸的，事實並非如此，真實的政黨，因其所謂理想性，其檢證困難，自然其組成複雜；而此複雜私心的組成，在複雜的社會中，可能比個人在其社會生活中，還更容易犯錯，難以糾正；因而有人以古中國傳統中那頗為傳神的「尚黑」的觀點來考察它在社會制度上的墮落，其墮落乃一如人之生死，極可能簡直是必然的。

由此，我們乃應該合理地懷疑，西方論述中民主的發展順利，其實不是體制上的優越性，其實是來自同時間西方民主取得了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各種不同的私心在該經濟優勢下都易於各自滿足──只是當年政治經濟的密切聯動關係被西方民主理論有意地忽略，以致於讓讀者誤以為民主體制本身具有特別的優越性，忽略了西方民主的源頭本就高度倚賴奴隸制度中自由人對於社會資產的獨佔。來到當代社會資產自然分配的新環境中，那種民主體制的理想確實是不可能輕易維持的。

看看今天，我們幾十年來我島的經濟優勢已逐漸不再，是否因而，前後兩個執政黨在過去幾十年看來理想的輪替中，前面的藍營讓人感覺無能，後面的綠營讓人感到獨裁，都並沒有能成為我們現實社會中堅實可讓人信賴的品牌。是否正是類似上述我島經濟絕對優勢地位不再的緣故？

我島三十年來，藍綠兩營都自豪的民主時代，還能夠在現實的考驗中運作下去嗎，尤其，在我們被西方重要媒體已描述為當前世界最危險的地區之一的此刻？

很抱歉的，我這個公民教師做出如此這般的坦率描述，竟然忍心讓每一個熱血有抱負的青年，雖有理想主義的火炬，簡直竟是很難有出路似的？──是否讓大家都很遺憾了？然而，對於我們有社會經驗與理性認知的中間選民言，過去的歷史經驗已經讓我們感受到，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之一，這是我們受西方民主宰制的教科書中總是以樂觀高蹈而逃避，但這卻是社會民主體制在社會現實中所必須學習面對與批判的。

許川海兄指出台灣存在滅亡的災禍：戰爭威脅、文化敗壞、人力消逝（參見《台灣的三大災禍》）。筆者部份同意，部份不同意，試申述之。

戰爭

烏克蘭有三條路：親美、親俄、不選邊。後兩者都不會走入戰爭，其實單純親美不反俄，也不會引起戰爭，例如申請加入歐盟，普丁沒有意見。但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北約是「軍事」團體，真正針對的就是普丁。烏克蘭明白告訴普丁，你有沒有當我是敵人無所謂，反正我就當你是敵人。還深怕普丁聽不清楚，烏克蘭乾脆把加入北約寫進憲法。於是普丁翻臉，烽火燎原。

烏克蘭有六分之五的機會避戰，結果選擇走進六分之一的窄門。如果烏克蘭是一個專制國家，人們可以抱怨政府以百姓為芻狗。但烏克蘭經過美國導演的澄色革命而接受了西方民主，政府是人民自己選的，再不爽也只能回家罵鏡子。

台灣不能跟烏克蘭比，因為烏克蘭好歹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台灣不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只是一個沒有國家可以讓祂代表的政府。而聯合國與大部分國際成員都認為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國家：ROC跟PRC都是China，中國。

台灣跟烏克蘭相同的是祂的政府也是人民自己選的，而且這個政府也是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獄無門死要闖，甚至比烏克蘭更有種，到處編織戰爭的導火線，並一一點燃，唯恐火花不炫目。目前戰事未起，好像沒什麼人不爽政府的點火，恐怕覺得爽的人還要多一些。許兄縱有悲天憫人之心，奈何難度無緣之人。

文化

「教育被用來腐化民智」，說明①洗腦是可能的。②洗腦是普遍存在的，不是老共專利。③教育是必要的洗腦，例如新疆學習營。在塑造國民人格與保持相當可塑性之間，如何拿捏分寸是要點。④絕大多數的人都不能免於被洗腦，但每人都相信自己是例外。

「國家財政被濫用濫使，行政組織擴權，良知道德淪喪，失去廉恥，失去愛國心」云云，不好意思，那都是病徵而非病源。病源在民主，王道在選票。民主只管數目多寡，無關是非善惡黑白對錯真假，或是公理正義道德良知廉恥。票多者贏，贏家全拿。他要立法同婚，要吃萊豬瘋牛，要當軍售冤大頭，甚至要愛哪一國，都他說了算。這是我們被洗腦的普世價值，一個未經思辨就全盤接受的廉價又荒謬的規則。既是我們的選擇，歡喜做，甘願受，即使血淵骨海，遑論遊民街友。

人力

人口負成長是短空長多的好事，所有因為人口負成長帶來的不利，都是一時的，並且大部分可以依賴科技進步與全球化交流來解決或減輕。而負成長可以讓我們的子孫平均享有較多的資源，減少激烈的你爭我奪，也讓地球得以喘息。

劉黎兒描述的雖嫌誇張，其實看來也不怎麼樣。學校關門、商店倒閉，可以看作是平衡供需。工程失修、交通停擺，應該只是說說而已，沒那回事的。許多人只能窩在家裡活著等死，這還不算危言聳聽？若因此而鼓勵人口成長，只是飲鴆止渴，把問題擴大並延後罷了。另一方面的消息卻指出，大陸年輕人失業率兩成以上，創新高；印度超越中國成為人口第一大國；全球人口破80億。

我是贊成全球人口負成長的，我知道我的想法很不主流，就像當年中國一胎化惹來全球罵暴沒有人性，我卻是獨排眾議私心按贊的。後來聯合國公開稱許八億人脫貧為人類史上未曾有，應該是平反了一胎化，給那個不可能由民主體制決定的政策還了一個公道。中國一胎化避免了起步惟艱的經濟成長被人口成長吞噬，因此打下了可以立足的基礎，據以騰飛。但印度能夠複製嗎？

1980印度總體GDP是中國的64%。到2001中國加入世貿(WTO)時，已降為中國的28%。儘管印度經濟在21世紀出現快速增長，但到2021更降到中國的17%。人口一步步追上，總體GDP卻一步步落後。四十年來(1980-2020)，中國人口成長1.438倍，印度成長2.001倍。中國人均GDP從印度的73%到545%，相對成長了7.46倍。人口是紅利還是負擔，看執政能力，還要看民情、看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