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賞台灣的一個老師寫的網路文章：「現在的台灣，很難不讓人感到絕望⋯」
我很能體會去年6月6日晚上，許崑源議長為什麼留下一句「台灣還有是非嗎」，就跳樓輕生了！
那是深沈的絕望！

生活在能投票選總統的台灣，我們真的就擁有民主自由了嗎？
當初反服貿、反黑箱的熱血青年，你們覺得現在的蔡英文哪一件事不黑箱？

論文封存49年，不黑箱嗎？
總統專機私菸案，不黑箱嗎？
疫苗的採購，不黑箱嗎？
去年口罩的買賣，不黑箱嗎？
紓困金怎麼花的，不黑箱嗎？
中天新聞台怎麼被撤下的，不黑箱嗎？

你以為你可以投票就是主人嗎？
不，你只有投票那天還像個主子，其他的時候，就是個奴才！

打疫苗的順位，你排在第幾？
總統府等高官排在第二順位，他們出入有黑頭車，生病立刻有台大醫院可以入住，永遠不用擔心疫情帶來無薪假，甚至失業，但是他們是第二順位！
沒錢小老百姓排不到疫苗，而且還不能質疑為什麼疫苗這麼少，
有錢的老百姓也不能捐疫苗，不能捐呼吸器，否則你就是在「分裂台灣」！
政府叫你做的事，你不能違抗；政府沒叫你做的事，你更不能做！
疫苗，只有政府可以買，
買哪一種隨他高興，多少錢買？不准問！

你以為以前的「萬年國會」是威權，因為政府不受民意監督，那你以為現在你可以選立法委員，就可以監督政府了嗎？
老百姓把票全部倒給同一個政黨，立法院是蔡英文的，她要我們吞萊豬，立法院立馬通過；不管蔡英文要做什麼，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行政院、司法院，全部聽她的號令，想通過什麼就通過什麼。
叫你吃萊豬，你就得吃；叫你打高端，你沒有選擇！
這，沒有比威權時代的「萬年國會」還慘嗎？

可憐的是，我們還自詡為民主國家！
民主，真的是一個好制度！
因為它讓獨裁者名正言順地實施獨裁！

過去是歐美的世紀，民主制度是主流。2019年，Parag Khanna出版 [1]，在書中主張，未來是亞洲的世紀，而亞洲國家多趨向技術官僚統治，以取代或架空民主制度。言在之意，技術官僚統治是優於民主制度的。

Khanna是印度裔美國人，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知名的全球戰略、趨勢觀察家。[1] 出版於新冠疫情之前，當時他即已看好技術官僚統治，當他隨後看到中、美抗疫表現的巨大差異，想必會更肯定(中國)技術官僚統治的優於(美國)民主制度。

書中呈現民主制度的不受肯定：「民主這個詞已愈來愈與一個國家如何運作、以及運作是否良好無關，從墨西哥到意大利，今日的民主國家都是民調呈現人民最不信任和尊重政治人物和民主體制的地方。」

「技術官僚政府是以專家分析和長期計畫為本，而非狹隘、短期的民粹狂想或私人利益。它是英才統治(推選有能力的領導人)和功利主義(尋求最廣大的社會利益)。技術官僚領導人的選擇方法是智商測驗多過於歡迎度競賽。他們是受過廣泛的教育、訓練和經驗豐富的專業者，不只是血統純正的菁英。」

在作者心目中，新加坡是「技術官僚統治的榜樣」，而中國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勸誡下，探索出的模式也是「向技術官僚化演進」。亞洲的三大民主國家，印度、印尼和菲律賓，被視為「從民主畢業到技術官僚統治」，「在意識到民主無法保證國家的成功後，…民主終於對自己感到厭倦，並投票給技術官僚統治。」選出來的莫迪、佐科威和杜特蒂大致都在實行技術官僚統治，而民主制度被架空。

「在亞洲各國，升高的所得、科技普及和世代交替，已經帶來更大的社會和經濟自由；但政治仍然受到相當地控制，因為政權喜歡如此，且大體上人民也喜歡如此。渴望穩定和社會秩序是人類的天性，一如渴望自由。多元化且脆弱的後殖民亞洲國家沒有意願採用美國式民主，因為那將帶來穩定性的風險，而穩定則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民主制度遭遇危機，可說已是歐美的共識。不過，歐美僅對民主制度提出一些改進方案(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幾乎從不認為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Khanna大約是第一位認定及傳播技術官僚統治優於民主制度的美國重量級觀察家。很多美國人難免頗難接受，他因此受到一些人和刊物的嚴厲批評：「鄙視民主和人權」、「欽佩中國和新加坡的威權政府」。

Khanna現在是獨具慧眼，筆者相信，未來他必定會有愈來愈多的追隨者。中國的崛起帶動整個亞洲的發展，讓美歐絕難壓制。

[1] Parag Khanna，《The Future is Asian: Commerce, Conflict &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2019》(亞洲未來式：全面崛起、無限商機，翻轉世界的爆發新勢力)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身分，並且通常有多重的身分。譬如，筆者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兒女的父親，是學者/教授，不是資本家，而是勞動者等等。中文的「身分」一般指生長環境、職業等等帶來的。在此的「身分」是英文identity的翻譯，包含中文「身分」的涵義，但更強調內心的認同，不管從何而來。

有相似身分認同的人常會形成群體，因為有各種不同的身分認同，於是有多種身分認同群體，分別去影響政治，也可能彼此對抗，就形成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簡稱身分政治。著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出版《身分政治》(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2018)，說明身分認同政治的來龍去脈。

身分認同來自於，每個人都有一個内在自我，希望外界世界承認其價值或尊嚴；若不獲得外界世界的承認，就會產生不滿、敵對、憤怒等負面情緒。個人的身分認同也可能擴及一整個群體的身分認同，例如一個民族希望獲得外界世界對它的尊重。在古代，人們的地位差距很大，只有少數人，如貴族，擁有及在乎其尊嚴。到了近代，人類愈來愈趨向平等，於是人人都擁有及在乎其尊嚴，身分認同因此愈來愈重要，並且影響深遠。

歐美在二戰過後，左派推動了一波福利國家的浪潮，但隨後遇到國家發不出那麼多錢，同時因為共產主義的崛起，勞權、共產等概念變得負面而不受歡迎。在那之後，左派政黨就離棄了原本的工人們，也不再討論較困難的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等問題，而著重於比較簡易的身分平權運動—婦女、少數族裔、性少數等，追求這些身分要獲得跟他人平等的尊嚴。

在左派強調身分政治的同時，本來的工人與虔誠的教徒覺得被遺棄了，他們不再獲得人們的認同，而他們的信仰甚至遭到左派的嘲笑與攻擊。這些人思索身上還有哪些身分能夠得到尊嚴與認同，他們就想到了國家而成為愛國主義者，國家越有尊嚴他們就越有尊嚴。他們要維持國家原本的信仰、文化和尊嚴，因此不讓移民進來，也反對被歐盟或跨國組織控制。

右派和左派都玩弄與動員身分認同政治，將社會的不同群體越切越細，由於這些切法很多都是跟人的出生背景有關而無法改變，最終造成左派與右派都極端化而不可能存在妥協的空間，形成民主政治的僵局。

福山認為加強民眾，尤其外來移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認同，可以減緩身分政治的為害。筆者不以為然。只要有選舉，政治人物就會企圖切割人民群眾，以博取選票。而根據身分製造出認同和對立，是博取選票的最便捷方式，就像台灣的藍、綠對立。藍、綠的身分認同不像歐美來自於左右派，主要區別於對中國的感情，但其本質是類似的。要政治人物不以身分認同博取選票，等於要他們不求勝選，是天方夜譚吧！看來歐美，還有台灣，仍會困於身分政治相當長時間。

促轉會公布「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方案」，盼未來能轉型為反省威權的歷史公園，並建議計劃將蔣中正銅像移除。

事實上，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蔣介石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包括西方國家在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是一步到位，就此能夠國泰民安。尤其是經濟和教育落後，媒體不入流的國家，如拉美、非洲、東南亞、中東的國家民主化之後，不是民生凋敝，就是要死不活困頓依舊，更多的是內爭內亂，分崩離析。

中國早就吃過民主的苦頭，經歷過「民主無主，共和不和」，軍閥割據混戰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才擬定了軍政、訓政、憲政，分段進行民主的步驟。

台灣的民主化正就是靠著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加上縣市選舉的民主訓練，所建立出的這些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老蔣在施政上採取建設民主的道路，他的威權統治正發揮了渡過民主亂流的橋樑作用，完全避過了在自由民主轉化上的紛爭動盪。

再從世界上各國的民主發展史來看，民主本來就需要極為長久的時日，至少百年以上的培養和建構。兩蔣在台灣要推行軍政、訓政以轉化到民主憲政，四十年的戒嚴、強人統治算長嗎？因此，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李登輝收割而已。李登輝只不過順水推舟作了民主化的轉變，蔣介石才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評斷政治的是非，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背景和條件，以太平時期正常的自由、民主、人權作標準，評斷國難當頭，百廢待興的蔣介石，就正如以現代的標準來評斷古代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麼英雄就變成了虐殺保育動物的大壞蛋。

台獨的手法是先惡魔化中國、蔣介石、國民黨，然後轉過來二二八暴徒、叛國賊台獨就成了正義的代表，顛倒是非惡人告狀，賊喊捉賊，就叫作「轉型正義」！

美帝終於在今天離開了阿富汗，還給阿富汗人自己的阿富汗。

不論美國扶植的政府是多麼地「民主」，那都是一個殖民體制，只要美帝仍然在這裡，阿富汗人就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他們的國家就是一個被帝國的軍隊直接統治的殖民地。

我看到紐時中文網的一篇文章，斗大的標題是：「告別曾經的喀布爾，告別一個希望的時代」。那是一個阿富汗人用英文寫的文章，在他的認知裡，美帝20年前趕走塔利班時，阿富汗在廢墟中被注入了新生。但這是多麼膚淺的認知呵！

就像溥儀的滿洲國，那時的東北人覺得他們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國家了嗎？在溥儀之前，東北也是過了數十年戰亂頻仍的日子，包括旅順大屠殺，但溥儀的滿洲國並沒有讓東北新生，而是走入了日本關東軍的牢籠裡。

那位作者竟然絲毫沒有意識到，他的希望其實是一座吸食民主鴉片的殖民監獄。他的國家並不屬於他，而是屬於一個意圖在這裡建立地緣陣地、掠奪中亞資源前哨的全球霸主。

許多被美國這樣的殖民者所殖民的人民，其實都被一種淺薄的民主概念所俘虜，他們飄飄然地以為他們恍若也變成了帝國的子民，卻絲毫不覺得他們失去了國家。

但如果阿富汗人曾經為趕走蘇聯而感到驕傲，為什麼他們卻不為趕走了美國而興奮？同樣是收復了國家，但如同那位作者一樣的阿富汗人卻早已被民主的迷夢所灌醉，不但沒有了欣悅，反而傷感了起來。

塔利班被描述為恐怖組織，是西方宣傳機器下刻意的框定。它若不是恐怖份子，美軍要如何入侵呢？就像伊拉克若不是活在胡辛的專制統治之下，不是它擁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美軍如何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

所有的軍事行動，都要預先醜化它試圖消滅的對象，以獲得它的正義性。難道日本侵略中國，不是為了大東亞的共榮嗎？如果滿清不是遍地腥羶、滿街狼犬，那革命黨的革命就是一群神經病的反社會行為。

塔利班也是這樣被妖魔化的。對於塔利班更接近事實的描述應是，一群想要恢復古老伊斯蘭秩序的保守教派人士組成的執政集團，他們不合時宜地推行古蘭經的過時教義，但他們並非恐怖份子。

如果塔利班是恐怖份子，那麼法國大革命的那一群暴民，以及他們支持的羅伯斯庇爾與聖茹斯特的雅各賓黨，就更毫無疑義地是純粹正宗的恐怖份子。塔利班並沒有一天到晚剁去竊盜者的手或對犯姦淫罪的婦女扔石頭，但雅各賓卻一天到晚抓人上斷頭台。

後來的我們歌頌了那一群革命的暴民與恐怖統治者，替他們戴上了民主的冠冕，卻不假思索地將塔利班與恐怖主義作了強行連結。

在這一層意義上，如今在台灣的廟堂上收拾著人民的所謂民主政府，與半個月前逃離喀布爾的那個總統與政府，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唯一的區別是，這裡不需要軍隊，就自甘地做實了一個走狗般的附庸。

這樣的思維慣性都是由「民主」這劑麻醉藥開始的，給你打上了民主的麻藥後，你就任人凌辱也不覺怎麼了！甚至還謳歌了起來，因為你成了主子的寵妾，一種奴性的光榮。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新冠病毒疫情始於2019年底，兩三個月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使歐美先進國家都成了重災區。大家於是只能寄希望於疫苗，現在疫苗已問世使用半年多，全球疫情卻沒有消解的跡象。即使歐美壟斷大部份疫苗而有較高疫苗覆蓋率，其疫情雖曾走緩，但近來又反轉向上了。歐美既富裕又擁有領先的醫療/疫苗技術，然而面對這次疫情卻是一籌莫展，乏善可陳。歐美的先進到哪裡去了？

疫苗對於抗疫雖然重要，卻不是全部。病毒已經一再出現變種，使疫苗的防護率降低，因此戴口罩、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仍然重要。而且有疫苗不表示人人都願意注射疫苗；要迅速地普遍注射疫苗，需要政府有執行力和人民的充分配合。歐美除了擁有疫苗，在其他方面幾乎都不及格，部份民眾甚至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政府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自由。

歐美抗疫的失敗顯然可歸因於歐美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選舉民主的政治制度。首先，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士大多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其次，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其三，疫情當前，政黨和政治人物還在互相算計政治的得失，造成彼此爭功諉過、預算卡關或浪費、以民粹而非科學來抗疫、地方與中央抗疫政策的不一致等等。這些都使抗疫難以成功。

不僅歐美抗疫失敗，世界上大部份地方的抗疫都是失敗的。這至少部份歸因於歐美已經把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作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大部份的國家，使這些國家複製了上述歐美的抗疫弱點。一些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如印度、東南亞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等等，是這次疫情最可憐的苦主，醫療系統崩潰，經濟重挫蕭條，政治動盪不安，而人民染疫死亡者不計其數。

歐美也不是一無是處。疫情雖導致歐美百萬人喪命，卻未動搖其選舉民主政治制度；疫情僅導致部份國家的政黨輪替和小規模示威抗議。不過，這多半因為歐美富裕，發出很多救濟金、紓困金所致，相對貧窮的國家少有這樣的餘裕，因此就很可憐了。

在嚴峻疫情籠罩全球之下，中國大陸幾乎是唯一抗疫成功的國家，凸顯了歐美抗疫的失敗。歐美抗疫失敗可歸因於其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的弱點，顯示自由、民主算不上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不夠好，加上一些大陸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舉國體制予以平衡，才能成為更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相對貧窮的國家尤其需要這些東西。

歐美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選舉，選舉需要公正的呈現民意。然而現代的選舉很容易被不正當地操縱，例如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就受到俄羅斯的暗中干預和操縱。這様的選舉還能呈現真正的民意嗎？還是人民做主嗎？

選舉被不正當地操縱，其來有自。早在美蘇冷戰期間，各國的選舉就時常被美、蘇暗中操縱，美國支持親美、右派的政黨和政治人物，而蘇聯則支持反美、左派的政黨和政治人物。在此親美、反美、右派、左派都是相對的，即美、蘇各自支持較符合自己國家利益者。暗中操縱選舉的執行單位，美國主要是中情局，蘇聯則是格別烏，双方可說是旗鼓相當。譬如，意大利1948年的議會大選、智利1964年和1970年的總統大選、以及西德1972年對總理布蘭特的不信任案投票，是較知名的案例。美國在前兩案例獲勝，而在後兩案例落敗。

操縱選舉失敗的美國有可能以流血政變反敗為勝 (蘇聯大約也有類似作為)。例如，左派的阿葉德在1970年當選智利總統，不久後效忠阿葉德的武裝部隊領導人許奈德將軍就遇襲身亡，襲擊者被證實與中情局有接觸，事後並獲得封口費。在接下來的3年裡，中情局花了數百萬美金以動搖阿葉德政權，1973年智利將軍皮諾切發動軍事政變，成立軍事獨裁政權，阿葉德身亡，皮諾切一直獨裁執政到1989年。

暗中操縱他國選舉的手法大多是可想而知的，包括以金錢資助屬意的政黨或政治人物，直接在選票上動手腳，透過(買通)代理人在媒體上宣傳，發掘私密訊息或製造假訊息以損害敵對方的形象等等。現代的互聯網使金錢資助之外的操縱選舉手法成本降低、更加容易、而且成效更高。因此過去只有美、蘇這樣的強權才有能力操縱其他國家的選舉，現在美國的選舉也能被俄羅斯暗中操縱。

俄羅斯暗中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起因是，總統普丁認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俄國較有利 (普丁與希拉蕊關係惡劣而與川普關係良好)。執行這次祕密任務的主要是俄國網路研究局和一些俄國政府資助的駭客集團，前者在社群媒體上執行宣傳攻勢，後者則駭進美國一些公私機構，竊取可能影響選舉的敏感資訊。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的3個多月前，維基解密公開了一大筆由俄羅斯駭客竊取來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件，內容全都是民主黨內高層偏袒希拉蕊，不利桑德斯(黨內選舉的競爭者)的種種情事。這些電子郵件立刻成為媒體焦點，重創了民主黨和希拉蕊的形象。另一方面，俄國網路研究局在臉書、推特、Instagram等社群媒體上開設了幾千個帳號，發佈了十幾萬貼文，吸引到幾十萬粉絲追蹤，加上購買了幾千則網路廣告，都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

美國過去時常顛覆一些反美政權，互聯網流行後似乎更是得心應手，如製造2010年代初的阿拉伯之春。俄羅斯暗中干預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是一種政治顛覆，可以算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吧！連美國的選舉都能被操縱，還有哪個國家的選舉不能被操縱？外國能夠以網路駭客和社群媒體上的大量帳號操縱選舉，本國的各黨派當然也能照做。選舉如此，民主是名存實亡了。

本文的一些選舉被操縱案例取材自 David Shimer《民主的弱點：民意，如何成為世界強權操弄的政治武器》堡壘文化，2020。(Rigged: America, Russia,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Covert Electoral Interference, 2020)

世界各國的貧富不均問題嚴重，應該是社會主義發揮所長的時候。社會主義流派眾多，現在歐美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主義」。當代重要的左派學者，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Erik Wright在其最後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9) 裡，以非常淺顯的文字介紹民主社會主義，及如何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以降低資本主義在國家社會的比重。

作者先界定資本主義的特色是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前者表示市場交易只受到國家最低限度的規範管制，而後者表示資本主義帶有一種特殊的階級結構，即區別擁有資本和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及擔任員工而提供勞力的勞動階級。

作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點在三方面：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這些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平等/公平的涵義：「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民主/自由的涵義：「在完全民主的社會裡，所有人對於有意義地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平等的取得管道。」「社群/團結表達了人應當互相合作的原則，不僅是因為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也是因為他們真心關注別人的福祉，並且認為自己有這麼做的道德義務。」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方法包括拆解資本主義 (漸進式取代資本主義機制)、馴服資本主義 (消除資本主義的傷害)、抵抗資本主義 (抗爭活動) 和逃離資本主義 (如建立非資本主義社區)，但不包括全面推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元件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與團結經濟、資本主義公司的民主化、把銀行轉變為公用事業及非市場經濟組織 (如國家供應的商品與服務、同儕合作生產、知識共享) 等等。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難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強大菁英分子所把持。」要克服國家的難題就需要深化民主，以稀釋國家機制的資本主義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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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一直有一些左派政黨，其政綱接近民主社會主義。不過即使這些左派政黨曾獲得執政權，它們多半無法大幅度地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等過些年，右派政黨班師回朝，國家於是又回到更多資本主義，歐洲國家就這樣在左右間擺盪，但是其主軸仍多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北歐的一些國家是少數例外，比較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指出 (上述的民主/自由涵義)，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充分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管道遠勝勞動階級。台灣一向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藍、綠兩大黨都是偏袒資產階級的右派政黨)，可嘆台灣的勞動階級大眾卻沾沾自喜於手中一點點無效的民主權力，真是很好騙啊！

歐洲國家雖有左派政黨，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多不得勢，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如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菁英分子所把持。其二，民主社會主義有經濟效率的難題，左派政黨執政一般比不上右派政黨執政善於治理經濟。北歐國家較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它們人口少 (不超過千萬)，較容易克服這兩方面的難題。

社會主義是崇高的理想，然而民主社會主義看來只適用於小型國家，中國大陸這樣的龐大國家，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來是適度的妥協，能兼顧理想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