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牟宗三，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的老一輩學人，基本都是反共的。他們為什麼反共？胡適，很明顯，他主張英美式的民主，與親俄的中共水火不容。牟宗三，明顯是反對胡適的，但他也反共。但所謂新儒家學人，未必全都反共，如梁漱溟，牟的老師熊十力等，都不反共。那麼，牟（以及唐、錢、徐等）為什麼反共？

一九四九年前後，知識分子在去留之際的選擇，真是一門大學問。政治上左、右派（或說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英美與蘇聯）不同陣營，選擇自然很明顯。但作為中間派，比如新儒家，自我定位並不在這左右兩邊上，那麼他們是如何選擇的？就很值得探究。

熊、梁自有其對共產黨的判斷，姑不論。錢穆反共，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原因。他不能接受共產黨以俄為師；從思想到制度，完全跟從蘇聯的那一套。錢也反胡適，對英美無好感，但至少這個環境中還有自由，可以不崇美。（相對的，在共黨之下，則無不崇俄的自由。）牟先生呢？除了可能與錢同樣的原因之外，還有來自哲學上的認識。牟的好友唐君毅先生說過，共產黨以階級性取代普遍的人性，這是最不能接受的。錢、牟都不會反對此說。但牟先生更強調的，是共產黨以平等之名鼓動人性中「見不得別人好」的劣根性（這裡的人性當然不是嚴格意義的），形成了作為綱領性質的「階級鬥爭」觀念，且不斷突出、強化，這點是牟最反感的，也認為這是共產黨之「意底牢結」（ideology）之魔性最核心的特徵。

歷史已經為他們的選擇作出了裁判。錢、牟、唐等人的見識與選擇，比起梁、熊、陳（寅恪），顯然是正確的多。但若回到當初，他們誰也不會料到，之後在中國大陸會上演如此的戲碼。毛澤東把「階級鬥爭」發揮到極致，其所顯現的恐怖效應，使得牟先生等人的反共如同先知一般，成了能「預見未來」的睿智。可以說，是毛澤東在其絕對極左信仰下的賣力演出，印證了唐、牟、錢等海外新儒家反對「階級鬥爭」是多麼具有先見之明。

以上所要強調的是，牟宗三等人的反共，關鍵並不在於中共民主與否，而在於中共尊奉的馬列主義中的階級畫分，尤其是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事實上，牟先生在上課或演講中，雖也同情那些在大陸上被批鬥的文化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師友），但也不忘嘲諷他們當年受中共之迷惑，熱中於「民主」，為之搖旗吶喊，結果是自取其辱。牟在大陸時期（49年之前）就反對共黨「新民主主義」，認為區分「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是極其荒謬的。他認為他的一些師友們居然看不明此點，以致受了中共的蠱惑，結果就是上了大當；無怪乎會遭到毛的羞辱。換言之，牟認為，那些心中只有民主而不能肯定人性之普遍性與文化之獨特性的人，雖貴為大學教授，但都是見識太差，沒有真學問。

牟當然不反對民主，但他既反毛，也反對提倡民主最力的胡適。在牟看來，毛的民主在於虛偽，因為民主與階級性根本不相容。胡的民主則在於無根，因為胡的民主要抹去人性中的文化之體，一樣也是不切實際。所以牟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自由」，認為民主要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上去開展而出，才能立於有文化之根的人性之上。

以上所說十分粗略，但這並不重要，只要大體不差即可。因為本文的論述重點在於，牟之反共，並不在於共產黨之不民主，而在於共產黨之階級畫分與階級鬥爭的主張。

何以說牟並不在乎民主與否？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在台灣，一樣是不民主的。所以，以民主為由而反共者，在台灣或海外，一樣會對國民黨蔣氏政權表示異見；如胡適、雷震等。即與牟學術路線較為接近的張君勱，因為對蔣之獨裁懷有不滿，而終身未到台灣。同樣對蔣之獨裁不滿並一度與牟為同調的學者勞思光，在離開台灣之後，亦不再親蒞此土，直到解嚴之後。而牟的好友徐復觀先生，多有文章批評蔣之不民主，而牟則無。如果牟與張、勞一樣在乎民主與否，則他大可以留在香港，而不必回到台灣。而在事實上，牟不但常住台灣，並曾受國民黨之邀而在其機關內演講。且一直到台灣解嚴之後，牟氏亦未對蔣在台之「不民主」有所批評，即便只是在口頭上的；且牟氏晚年，亦未曾對台灣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撰文表示支持（可與勞思光、余英時作對比），一如他在大陸時期十分冷靜地看待時髦學者對民主的熱捧。可見在牟氏心中，民主與否，根本不是他評價一個政權的核心關懷。

以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牟先生反共不假，但他反共是在反什麼？主要是在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之說。

曾與朋友討論，如果牟先生今天健在，他還會反共嗎？牟先生在世之時，大陸已改革開放，鄧小平明確宣佈不再提「階級鬥爭」的口號；但此時牟先生仍然是反共的，即便大陸邀請，他仍拒絕赴陸。而此時之大陸，雖然沒有毛時代的階級鬥爭，但仍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可見「階級畫分」仍然根深柢固。之後又有八九年的民運，一度有開倒車的跡象。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陸正式進入改革開放的快車道，而此時距離牟先生之離世，只有三年的時間。

直到牟先生去世五年之後，公元2000年，江澤民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一個以工農階級為主的無產階級政黨，轉變為一個全民政黨。2004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寫入了中共黨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此時距牟先生逝世已將近十年了。

以事實而論，今天的中國大陸，「階級鬥爭」確實已從各級政府的文件中與各級學校的教材之中消失了。現實上，也看不到制度性的階級區分與差別待遇。今天之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政治主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已完全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了。國家建設、人民生活水平皆與牟先生在世時不可同日而語。想想牟先生當年對國民黨政權的接受程度，再對照今日的共黨政權，您覺得牟先生還會反共嗎？

牟先生的一些香港弟子（可以李瑞全教授為代表），一直以「牟先生反共」為名，認為《鵝湖月刊》應該反共。我認為這個主張是極其荒謬的，不像是一個哲學學者所應有的見識。牟先生反共，是看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反嗎？是反共黨之名，還是反共黨之實？是反馬克斯思想中的不合理的部分，還是凡馬克斯思想都要反？若說牟先生支持民主，那請問牟先生為何不支持胡適？而今天香港民主派與台灣民進黨所謂的民主，是接近胡適的民主呢？還是接近牟先生「開出說」的民主？作為一個自詡為牟氏弟子的人，如果連這些問題都不能區分，我認為他是沒有資格講述牟先生之學問的。

最為可笑的是，牟先生因為反共，終身拒絕進入大陸。而牟氏的反共弟子們，則毫不避諱地到大陸接受學校黨委書紀的招待，公款旅遊吃喝，然後大言要繼承牟氏的反共。與牟先生言行如一相對照，簡直是不知羞恥為何物。有弟子後學若此，牟門群英真該鳴鼓而攻之。

今天（11.8）麗文到馬場町公園出席五〇年代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舉辦的秋祭慰靈。馬場町公園在陳水扁市長任內動工、在馬英九市長任內完成，跨越了民進黨、國民黨執政時期，最後在九〇年代，才終於可以放下過去的恩怨情仇。

提起台灣解嚴前的悲情歷史，大家一定想到二二八，在二二八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清鄉運動和白色恐怖。包括二二八事件在內，真正的歷史背景不外乎當年的國共內戰，以及東西陣營對峙的大環境。台灣因此歷經了長年的戒嚴，直到九〇年代，我們終於可以讓血淚的歷史，從佈滿灰塵的暗河裡重見天日。這一段和解的過程，可說是篳路藍縷、舉步維艱，斷斷續續直到今天。

2005年麗文接受連戰主席的邀請加入國民黨，當年麗文辦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前夕2月27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一樓大廳舉辦紀念並宣誓進行和解融冰的重要活動。當天，親身參與二七部隊小隊長的陳明忠老先生，他在二二八事變之後，也因為白色恐怖坐了大半輩子的政治黑牢。

我親自邀請陳明忠老先生，告訴他國民黨的誠意和決心，陳老先生也在那一天將手中的和平之鑰親自交到連主席手中。他告訴連主席，「我今天來國民黨中央黨部，不是來討公道，而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個台灣人身上。」他不希望下一代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要如同他一樣用生命和青春作為代價，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陳老先生也向連主席說，歷史悲劇的根源是國共內戰，結束兩岸敵對，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連主席也當場宣誓，派江副主席前往中國大陸，隨後便有了連主席的和平之旅。

陳老先生後來告訴我，他的老友們都對他不能諒解，因為和國民黨有著不共戴天之仇，但陳老先生卻告訴那些和他一樣坐穿黑牢的政治受難者朋友們說，坐牢「心甘情願，求仁得仁」，因為不是冤假錯案，而是有著不同的政治信仰，所以被國民黨抓，他沒​​有一句怨言。但是他希望未來的年輕人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的過程當中，不需要再付出如此沉痛的代價，他更希望看到兩岸的和解與和平、不再自相殘殺。

馬英九主席上任之後，麗文擔任文傳會主委及發言人，馬主席也在中央黨部的大樓外面做了非常大的巨幅看板，紀念李友邦先生及張七郎先生等人。從連主席到馬主席，中國國民黨堅定的邁開真正的轉型正義，促進兩岸和解、還原歷史真相，為政治受難者平反的這一條我們必須走的路。

所以麗文剛就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就收到主辦單位的邀請，我今天必須來參加秋祭。雖然在台灣現在的政治環境、媒體環境之下，毫不意外的，這兩天有人刻意誤導、扭曲了這場活動的莊嚴性。麗文也已強調，從一開始主辦單位給我的邀請函內容中，就沒有出現過「吳石」這兩個字，且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每一年的秋祭也從未以吳石等人為主要祭悼的對象。

麗文念台大法律系的時候，就參與學生運動，大家也知道，我曾經為了黃華的台獨案在台大校門口絕食抗議。當時施明德主席剛從牢裡放出來沒多久，就到台大校門口來看麗文，他沉默無語、兩行眼淚，默默的站了有十分鐘之久。然後他說，他坐了三十年的牢，就是不希望看到台灣的年輕人要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信仰承擔任何的代價。

中華民國憲法賦予我們言論自由的權利，而麗文也一直是民主自由價值的信仰者。伏爾泰說「我雖不認同你的主張，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當年念台大的時候，麗文捍衛台灣人民主張台獨的自由，也曾經和施明德主席走上街頭要求廢除刑法100條。

麗文加入中國國民黨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促成國共和解、為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平反，因為我相信，政府是為了人民而存在，每個人都擁有做夢的權利、擁有追逐理想的自由，在台澎金馬的這片土地上，每一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政治信仰付出青春和生命這般沉重的代價，這是台灣民主轉型之後，帶給所有人民最基本的權利。

在民主轉型之後超過三十年的今天，我們再次看到執政當局用國安的理由，任意把國民驅逐出境，只因為她是陸配；還將不同意識形態的國民視為「雜質」。威權的幽靈、箝制言論自由的幽靈，再次籠罩在台灣的上空。所以，今年史無前例的，我們看到不同政治光譜的公民團體、學者專家，共同發表聲明，捍衛台灣的自由、人權。因為這是台灣的底線，也是大家的最大公約數，更是在一個民主自由的體制下，不分統獨藍綠、所有人民都應該要享有的言論自由，也是作為一個「人」最起碼的尊嚴。

麗文受到啟發，今年也發起成立「黨外在野大聯盟」，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來自四面八方不同政治光譜的意見領袖都願意聚在一起，相信大家內心的焦慮、以及對台灣的感情都是一樣的，所以面對當權者的重大的打壓，我們才能勇敢的再次站出來。

今年是孫中山國民黨總理孫文先生逝世的100週年。當年麗文選擇加入學生運動的時候，曾經問過自己，如果有一天被抓走了、要坐牢、要砍頭怎麼辦？我也曾經自問，有沒有辦法像當年國父當年帶領革命的那些青年，敢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還好麗文生在當代，從18歲開始參加學生運動，我們不用坐牢、不用被槍斃。所以，身為幸運的一代，我們更不能瞻前顧後、憂讒畏譏。即便在現在的台灣，要堅守事實真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講真話都需要很大的勇氣。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堅定的與真相和真理站在一起！

今天出席秋祭的各位，在場很多受難者家屬，有些像陳明忠老先生為自己的理念奮鬥，也有很多是冤假錯案，過去政府已經開始著手平反、賠償，但是我們必須牢記歷史帶給我們的教訓。今天的秋祭是超越一切的意識形態，我們為捍衛人的根本尊嚴，捍衛每個人思想的自由、說話的自由，追尋政治信仰的自由。

感謝每一位先賢先烈，曾經付出生命，用鮮血澆灌這片土地，才長出了民主的花朵。我們會繼續的保護、澆灌，讓民主自由的樹苗長成大樹，庇蔭一代又一代的人民。

最後，再一次的向所有白色恐怖受難者致敬，也向所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表達誠摯的慰問。希望未來台灣不會再有任何一個人為自己的政治信仰犧牲，也不會再有「政治受難者」出現，我們可以真正自由的擁抱所有的信仰。

眾所周知，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都是秉持周恩來時期所制定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其中，「不干涉他國內政」就是最重要的一條。此五原則，基本上可以顯示一堂堂大國的正派作風，即便在數十年前，反共的徐復觀先生，對此也是十分肯定的。

然而，此一「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做法，近來開始受到些許質疑，包括金燦榮教授在內，都說此一原則是否該考慮有所修定。原因很簡單，你不干涉他國內政，但與你競爭並且還想處處打壓你的另一大國（美國），卻頻頻干涉他國內政。試想，一個與中國親善的某國政黨，其國內的反對黨，因為反對接近中國，就可以得到美國的各種支援，而與中國友好的政黨，卻從中國這裡得不到直接的支持。如此一來，莫說選舉可能選不過，甚至都有被政變的風險。這樣的情況漸次出現，於是，各國政黨見風轉舵，明知世界大勢此消彼長，但在現實利益的驅動下，還是寧願親近美國。如此發展下來，客觀的效果可以預見︰這不但為美國的霸權續命，同時也為中國的崛起橫生阻礙。

那麼，中國是否要改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基本原則呢？若改，則中國與美國有何區別？不是又要重蹈帝國霸權的覆轍？不改，則眼睜睜看著友好的國家（甚至是鄰國）倒向美國，而多年的經貿往來與投資，不但是為人作嫁，付諸東流；甚至成了他國對付中國的籌碼，豈不是甚為不值？

要知道，全世界多數國家都採行了西式民主制，即︰政黨競爭與選民投票。在這種政治格局下，等於天然地「歡迎」強國介入。試想，如果你對手政黨可以從某強國得到或明或暗的資助，且能藉此而得到國際輿論的支持，那麼，這「政黨政治」的「公平競爭」還有公平性可言嗎？你為了不吃虧，是不是也只能巴結這個超級大國，政策上向他傾斜，以換得他給你的「公平對待」？這就是為何台灣藍綠兩黨都要爭相巴結美國的原因。台灣如此，其他各國又能好到那裡？

理論上，民主政治是最忌諱外國干預的。美國大選，一個「通俄門」就吵得不可開交。而中國在各國以華語教學為目的的「孔子學院」，只因為教材涉及對中國國情與國家進步情況的介紹，就被西方各國冠以「干涉內政」的大帽子，被強迫關門。可見西方各國對「外國干預」是如何地敏感、如何地嚴防死守。但反國來，西方各國卻又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頻頻干預他國內政，誘使或迫使他國採取「普世價值」的西式民主政體，其結果，就是讓各國在政黨競爭的格局下，自然地敞開大門，主動歡迎西方強國的干預。這使得西方的干預簡直不費吹灰之力，甚至是難以推辭的「大國的負担」。（於此，我們可以明白，何以西方人那麼熱衷在世界各國推動民主投票制度了吧！後進國的多黨民主制，天然有利於西方強國。這一層窗戶紙，實在應該大力加以戳破。）

然而，不管有沒有道理，世界已經被西方塑造了；世界的現實就是這樣。那麼，做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若堅持原則，不就是要吃啞吧虧？也難怪有人按捺不住，認為該適度修正「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否則，各國的親中政黨勢必要輸給親美政黨，中國在國際外交上將極為被動，極難與美國競爭。

對這個問題，我們若深入思考，應思索中國崛起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只是以中國替代美國，而全世界受到霸權宰制的格局不變，只不過霸主由美國換成了中國，這難道是我們想要的？我想絕對不是。這不但不符合中國數千年來的「王道」思想，也完全不是百多年來中國革命的初衷。

大家應該還記得，1974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擲地有聲的演講︰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當然，如果在「干涉他國內政」上，只是採取如同美國一樣的手段，那距離「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還有一段距離，但卻已是在走向霸權的道路上了。若果如此，如何能向世界人民自證自己是不同於美國、不追求霸權的？如何向世界人民證明自己是真心實意願意與世界人民一道實現共同富裕，彼此尊重，互不干涉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眼前之利與千秋大義，不可不慎。

那麼，中國就只好坐視美國霸權的擴張，坐視美國在世界各國的插手、干預，甚至是圍堵中國？那當然也不是。我們對待美國，還是要「敢於鬥爭」的。但鬥爭的目的，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至少不是最高原則），而是勇於揭露、批判美國（及其附庸國）打者「普世價值」的旗號卻行干預他國內政之實。換言之，對於美國，我們仍然應該抱持「治病救人」的心態進行鬥爭，而非與其同病，只為熬死對方。

必須相信，世界人民的眼睛還是雪亮的，雖然多數時候他們都如「讓子彈飛」中所說的︰「老百姓都在看，誰贏他們幫誰」；但這無害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事實。歷史總是辯證地展開，所有的心懷鬼胎，機關算盡，最後總難免「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失誤。唯正道不誤人，雖然長路漫漫，但堅持到底就必見成效。

此次韓國的APEC首腦之會，中國重申樂於與美國㩦手並進，共同造福世界，無意與美國爭高下。我非常佩服中國政府與領導人能守住核心原則，沒有被美國帶偏。美國要維持自己一家獨大，以各種手段打壓中國；這很容易激起中國的報復心態，一不小心，就把「走自己的路，建設好自己的國家」轉變為「與美國一爭高下」，甚或是「卡死美國的脖子，置美國於死地。」後者固然能令人一吐怨氣，興奮於一時，但其實是個陷阱，會讓中國變成另一個美國，走上錯誤的發展道路。

中國不想取代美國，要改變的是美國以霸權操控世界的模式。換言之，中國的崛起必須是為世界帶來新的模式、新的氣象。這應該是屬於王道的社會主義，其中既有中國的老傳統，也有中國對近世新思想的融會貫通。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國要走的道路，重點在於弘揚正道，而非以某種道術取得自己最強大的地位。事實上，以中國之體量，如果世界上有一公平的上帝將所有的資源做公平的分配，中國自然就是一等一的強國。中國不必捨正道來圖強，中國只要走正道，自然就是最強大的國家。而我們的最終目的，也不在於一國獨強，而在於一個真正公平、和諧、共同富裕、文化共享且互相尊重的全球社會。以今之科技能力，這個新世界已該來到了，唯人類的意識形態跟不上，還囿於狹隘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小圈圈之中，以致於無法誕生出真正有效、有益的「全球治理」。中國文化中的王道思想與天下觀，最無種族與宗教的偏見，是最適合新時代之需求的。就看中國人有沒有足夠的文化自覺與自信，發揚老祖宗留下的精神瑰寶，為世界開啟一新的局面。

羅振宇的《文明之旅》看了73集，一集不落，只有這集我有點不同意見。

你真的想穿越到宋朝吗？｜罗振宇《文明之旅》之1073
（羅胖到底說了什麼？沒空的話，可以從第28分鐘開始看。）

一、古代的自由，不是被剝奪，而是還沒出現。我們現代人以為人類天生愛自由，這是不對的，這第一不符會馬克思的勞動社會進化觀（雖然我並不全信馬克思），第二不符合傳統中國的人性論。這是工業社會之後才有的觀念。所以，古人並沒有自由被奪的痛苦，因為自由還沒出生。

第二、人不是靠自由才能活下去，而是靠「意義」才能活下去。對現代人來說，自由是意義的載體（或說媒介），沒有自由，就不能創造意義。但古人不是。對古人來說，謀生就是創造意義的載體，謀生（勞動）本身就可以創造意義，給人以生活的滿足感。（但現代人反而不行，因為現代人沒有非要謀生不可的真實感。）

第三、古代生活，是否真的像此集中所描述的那樣「集體化」或半奴隸化？我有點保留。比如，村莊口有人看著你是否下田。我就不信。因為不需要人看著，人都自動會下田，否則，誰養你，誰給你吃的？年輕人不懂事？自有家長看著。四歲的小孩就開始不吃閒飯了，有的是活要你做。

簡單說，自由度是隨生產力而是逐步增加的，這我同意。但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在一般生活上就被奪了自由，這種敘述我認為不對。那時的人，只有在為國家「服勞役」（幾乎沒有工資）時才有被剝奪感，才是正確的。而一般生活上的「不自由」，是環境決定的，不自知的，也不需要皇權來剝奪。

第四、中國自古就有隱士之風。隱士，就是不受皇權管轄之人。那就是一種自由的象徵，但隱士的生活其實比一般人更苦。（到今天還是這樣，聽說終南山還有幾千「隱士」，但多數受不了苦而又不隱了。）隱士對社會史的研究來說或許不重要，但對思想史的研究則十分重要，因為隱士啟發了中國式的自由觀念。（老莊式的自由，不同於今天工業革命之後社會政治人權式的自由。）這個話題太大，就不展開了。

中美正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展開又一輪經貿談判。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僅次於新加坡最富裕的國家，但是台灣關於馬來西亞的書籍和媒體報導卻不多。《街頭的共同體》（[1]）探討馬來西亞的政治與族群關係，展示這個多族群國家的族群難題，能讓我們對馬來西亞有重點式的了解。

馬來西亞的人口約3千4百萬，有三個主要族群：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馬來人是最大的族群，但占比不到60%。各族群有自己的語言，族群內還有不同的方言，官方語言是馬來語和英語。族群間有不小的隔閡，譬如：在首都吉隆坡有馬來人區、華人區和印度人區，雖然不是明確的劃分，人們大多在自己所屬族群的區域內活動；人們的朋友大多與自己屬於同一族群。

「在英殖民時代，殖民政府提出一套『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在經濟層面上，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則被鼓勵投入到不同的產業領域中。這種依族群分工的經濟政策降低各族群之間的互動機會，擴大族群之間的隔閡。」「華人藉由錫礦、橡膠、製造業、商業等方式掌握了整個半島的經濟優勢，而馬來人則被限制在農村、種植園中，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馬來西亞1957年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建國，因此其政治制度類似英國。馬來人是最大族群，卻是經濟弱勢，因此「馬來人至上」一直是重要的政治訴求。馬來西亞長期由以巫統政黨為首的國民陣線執政，直到2018年才首次出現政黨輪替。在這之前可概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為自獨立建國到1969年發生「513事件」，族群衝突達於頂點。
第二階段是從1970年到2003年，可說是馬哈迪的時代（雖然他1981年才成為首相，2003年退下），他加強威權管制，強調「馬來人至上」政策，卻有效提升經濟。
第三階段是從2003年到2018年首次出現政黨輪替，國民陣線終於失去長期執政的地位，而由希望聯盟上台執政。這時期「馬來人至上」的政治訴求比較淡化。

淨選盟大集會是馬來西亞的一場社會運動，在2007、2011、2012、2015、2016共舉行了五次示威遊行和集會活動，主要成員來自各個公民組織，主要宗旨為推動選舉制度的改革（因此有助於2018年政黨輪替）。淨選盟的參與者來自各個族群，每次集會各個族群的參與者比例雖然各不相同，都有相當數量。作者因此研究淨選盟大集會對族群間隔閡的影響。

作者研究的主要結論是，這樣的社會運動現場能夠有效消除族群間隔閡，但是對於建立長期穩定的跨族群人際關係幫助並不大。族群隔閡仍然是馬來西亞難解的政治議題，實行選舉民主多年似乎幫助並不大。

[1] 馮垂華《街頭的共同體：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裡的國家與族群》季風帶文化，2024。

昨天看到趙少康亂扣紅帽子的發言正與賴清德、沈伯洋相互唱和，因此與一些朋友發起緊急聯署聲明，呼籲全民站出來驅散冷戰戒嚴的反共幽靈，拒絕回到戒嚴時代！
相關新聞報導連結：
憂趙少康合謀綠營推「新戒嚴」！黨主席投票前學者急連署：大罷免完又紅色獵巫

【緊急連署聲明說明】
近日我們看到趙少康不斷針對國民黨主席選舉發表中共介選的言論，不無過度臆測或滑坡推論的邏輯謬誤，詎料，賴清德、沈伯洋也隨聲附和，強調要加強「國安十法」的修法工作，讓人擔憂台灣是否會在雙方合謀下重新進入某種新戒嚴體制。我們因此在極短的一天時間內發出這封有48位學者、社運工作者與民眾參加連署的聲明，希望全民站出來驅散冷戰戒嚴的反共幽靈，拒絕回到戒嚴時代！

驅散冷戰戒嚴的反共幽靈！
——台灣各界人士緊急連署聲明

台灣島上的天空目前正布滿肅殺的烏雲，今夕何夕？讓人擔憂全民抓匪諜的時代是否又要降臨？

近日，由於國民黨主席選舉激烈競爭，引發國民黨「政治金童」趙少康跳出來高調批判有境外勢力介入選舉，這番反共、獵巫的言論立即得到民進黨賴清德、沈伯洋的高度配合，賴清德除了呼應趙少康「中共介選」的說法，並呼籲朝野政黨，為了守護台灣的民主，建構更強大的國安防火牆，應團結一致支持「國安十法」的修法。戰鬥藍的趙少康竟然也與黑熊部隊的沈伯洋合流，同日分別喊出針對黨主席選舉進行修法，這些做法都在營造一種境外敵對勢力介入台灣政治與選舉的氛圍。這種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尋找代罪羔羊、整肅異己的做法，不就是戒嚴時代統治當局處理政爭與對待政治對手的慣用手法嗎？

近年來，民進黨建構的「抗中保台」論述所營造的政治氛圍，一度讓台灣多數人民感到恐慌而被迫緘默，但隨著今年三月以來許多知識分子與社運人士站出來反對賴清德的國安十七項措施，批判民進黨政府對亞亞案的政治迫害，終於引起廣大民眾的共鳴，愈來愈多人站出來對民進黨塑造的「綠色恐怖」表達不滿，這股憤怒的聲浪終於在今年七、八月的反惡罷運動中展現出來，讓民進黨遭遇大罷免大失敗的挫折。當我們正慶幸台灣社會終於擺脫「反共倚美」的扭曲環境時，沒想到一股反共的紅色獵巫政治運動再度襲來。

根據媒體最新民調指出，台灣民眾的「疑美」心理創下史上新高，連民眾都看得清楚，美國才是「介入台灣」最大的黑手，不然何以藍綠總統候選人都得要赴美「面試」？如今，面對這股闇黑逆流，唯有尊重多數民意，拒絕美國黑手「介選」，維護台灣主體與尊嚴，才是當前台灣政治的最大時代課題。

我們無意介入任何政黨黨內選舉的事務，但我們許多人都曾經歷過戒嚴時代，深知當時一切以反共為名的政治監控與迫害，對於台灣民主法治及人權保障造成多大的破壞。當執政者以國安為名，人人都可能被懷疑是匪諜的時候，人民的自由安全如何得到保障？我們不希望這樣的時代再度降臨台灣。

2025年，是台灣人民快速覺醒的關鍵時刻，這顯然是「反共親美」的趙少康們、賴清德們所不樂見的，他們在做最後的反撲，重新塑造法西斯氛圍。同胞們，讓我們一起站出來捍衛我們的民主與自由，對抗新形式的法西斯，拒絕回到戒嚴時代！我們也想向國民黨喊話，內戰的對立壁壘思維，已經不合時宜，透過追求兩岸和解，擁抱真正屬於兩岸人民的和平，才是國民黨眼前的最大任務！

緊急聲明發起人：
吳俊宏(政治受難者)、林子文(秋鬥總指揮)、陳美霞(成功大學公衛所特聘教授)、黃德北(世新大學社發所退休教授)。

緊急聲明連署人：
王娟萍(勞動黨副主席)、史學勤(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家屬)、卡維波(中央大學哲學所退休教授)、何春蕤(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退休教授)、呂欽文(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李展平(作家)、阮幼婷(自主工聯會長)、吳永毅(南藝大音像所退休教授)、吳哲良(清華大學厚德書院導師)、卓淑惠(釣魚台教育協會秘書長)、林保淳(師範大學國文系退休教授)、周成功(陽明交通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兼任教授)、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退休教授)、許文忠(暨南大學國企系副教授)、許孟祥(勞動人權協會副秘書長)、區桂芝(高中國文教師)、郭耀中(台灣和平實踐研究工作室執行長)、陳光興(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退休教授)、陳復(佛光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陳慈立(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陳德亮(自主工聯前會長)、陳蕙娟(一般民眾)、張鈞凱（原鄉人文化工作室執行長）、曾文聖(牧師)、傅琪貽(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教授)、傅鴻達(桃園市愛鄉協會理事長)、黃志翔(影視工作者)、黃志耀(冬山鄉農會前總幹事)、詹澈(農民運動組織工作者)、楊寧蓀(中研院生農中心退休研究員)、劉芳萍(勞資爭議調解員)、劉梅君(政治大學勞工所退休教授)、潘忠政(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召集人)、潘朝陽(師範大學東亞學系退休教授)、盧思岳(台灣社造聯盟榮譽理事長)、錢永祥(中研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員)、鍾俊陞(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顏幸達(社區藥師)、顏坤泉(左翼聯盟召集人)、羅萱(釣魚台教育協會專員)、羅曉南(世新大學新聞系退休教授)、蘇哲安(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教授)、關曉榮(南藝大音像所退休教授)。

「台灣民族主義」可說是台獨的思想基礎。台灣民族主義萌芽於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後來受到發動戰爭的日本國家主義的壓制；光復後，台灣民族主義又受到國民黨戒嚴體制的壓制；直到解除戒嚴後，台灣民族主義在一些傾向台獨的政黨的推動下逐漸壯大。台灣民族主義還有前途嗎？

民族主義的涵義相當廣泛，有不同的解讀。不過台灣民族主義比較簡單，首要是區別台灣人與中國人。有些主張台獨者於是聲稱，台灣人的祖先大多曾與台灣原住民通婚，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因此台灣人擁有南島語族的血緣，甚至也屬於南島語族，與長居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大不同。

即使台獨支持者恐怕也很難接受這觀點，因為不管台灣人是否擁有南島語族的血緣，台灣人與大陸人的語言、文字、宗教、習俗、文化等都很相似，但與南島語族卻非常不同。台灣人硬要跟南島語族攀親戚是貽笑大方啊！

台灣史教授吳密察（[1]）主張台灣史的書寫應該基於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應該與十九世紀的歷史書寫不同。它不是『回頭緬懷過去之榮光』，而是『展望未來彼此共榮』的民族主義歷史書寫，它應該是『功能論』的、『條件論』的，而不是『血統論』的、『本質論』的。」所以吳教授等於承認就『血統』或『本質』而言，台灣人與大陸人屬於同一民族，也反對上述的台灣人跟南島語族攀親戚。

台灣有何『功能』或『條件』優於大陸而足以造就台灣民族主義？[1] 寫成於1999年，當時台灣確實在多方面優於大陸，然而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分庭抗禮的G2之一，台灣憑什麼自認優於大陸？

台灣的人均GDP是大陸的两倍多，表示台灣的經濟狀況仍比大陸好得多。這是因為大陸經濟的不均衡，沿海地區的經濟狀況已經可比台灣，但內陸地區天然環境較差，難以參與世界貿易，因此其經濟發展較遲緩。不過大陸近年仍維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內陸地區的經濟改善只是需要一些時間。

蘇聯解體後的1990年代，西方民主曾被視為政治制度的典範，然而時至今日，隨著民主的退潮（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和中國的崛起，西方民主的光環已經不再，台灣不再能自詡其政治制度優於大陸，尤其綠藍白三黨的持續惡鬥，造成台灣內部的嚴重分裂，使台灣民族主義更無法成長。

民族主義是一種感情，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是彼此競爭的感情。在中國大陸崛起以前，台灣民族主義曾頗有增長，但隨著中國愈來愈富強文明，而台灣近年卻受到美國的威壓佔便宜，中國民族主義勢必愈來愈強過台灣民族主義（譬如館長的轉向、國民黨內的親中聲音升高），將使後者逐漸無以為繼了。

 [1] 吳密察 <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戰略> 日本台灣學會報，1999.5。收錄於《台灣史是什麼？》大家出版 ，2025。

台灣當局現在除了躲在「自由民主同盟」的口號底下，再無招無法了。

自由民主是美西方的思想殖民，是害人的舶來品。一個簡單數人頭，比較數目大小的方法，不可能是解決任何問題的萬靈丹。相反的，就歷來各地的顏色革命而言，民主更可能是造成各種問題的亂源。

從民主同盟到「民主鳳梨」，民主在台灣已淪為鴉片口號與卸責擋箭牌，只求空洞形式而不講實質內涵。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民主，別人不民主。老蔣遺言堅守民主陣容，以對照中共獨裁。結果民進黨說蔣獨裁，民進黨才是民主。結果雜誌把蔡某穿上了慈禧裝，賴某成了清德宗。到底啥是民主？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而非眾人管理的事。大陸的民主是「以民為主」的民本思想，不是由民作主的自以為程序正義。選舉體制與威權體制都能做到以民為主，也都能不以民為主。事在人為，而不在體制。中國領導階層對於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有更加深沉的使命感。選舉體制由於政黨輪替造成政策斷層，難以維繫這種使命感，所以很難做得比中共更好。記得蔡某講的嗎？2024以後不關我的事。

烏克蘭選出的領導階層高舉「自由民主同盟」先鋒大旗，致使170餘萬菁英進入鬼域，千萬人顛沛流離，土地陷於外敵，賠款於盟友，國家破敗，禍遺三代，正是不以民為主的榜樣。烏克蘭已經報廢，美西方正在尋找下一個不以民為主的「自由民主同盟」先鋒。

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就告訴我，我們的政府是民國三十八年從大陸遷到台灣的。那時的我並不懂「遷台」這兩個字背後有多深的歷史哀傷，只知道父親說話時神情凝重，像是在守護一段不能遺忘的記憶。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中華民國」不僅是一個政治名稱，更是一種歷史血脈的延續，是文化與信念的寄託。

從二〇一六年政黨輪替以來，我始終以「中華民國的遺民」自居。那不是懷舊，而是一種堅守——堅守一個源自辛亥革命的理想，一個從南京到重慶、從廣州到台北延續下來的國家。那時的我仍相信，台灣雖然風雨飄搖，但至少還有一絲正統的火光，在民主與自由的名義下延續著華夏的文明命脈。

然而，二〇一九年的「私菸案」如同一面照妖鏡，讓我第一次清楚看見台灣政治背後那股冰冷的權力運作。那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的象徵——表面上是廉政與透明的口號，實際上卻是深層政府與外來勢力的交錯操控。這個「深層政府」不在島內，它的影子遠在太平洋彼岸。當美國以「盟友」之名干預台灣的政治、媒體與經濟議程時，我終於明白，所謂的「民主樣板」不過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幻術。

就在這時，我看見了另一個現實——中國大陸的飛速發展。無論在科技、經濟、基建或國際地位上，大陸的崛起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那不是口號，而是歷史的力量在推進。當對岸的高鐵連結千城萬里，當「神舟」與「嫦娥」穿越蒼穹，而台灣仍陷於內耗與選舉戲碼中，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們究竟在守護什麼？

曾幾何時，「遺民」這個身分帶著高貴的悲劇色彩。它象徵一種文化的孤獨與信仰的純粹。但當現實的洪流滾滾而來，我們若仍以「遺民」自居，是否就等於拒絕歷史的召喚？當民族的主體性正在重建，當中華文明以嶄新姿態重登世界舞台，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在意識形態的幻境中踟躕？

我開始意識到，真正的「忠誠」不是對符號的守護，而是對歷史方向的認同。當「中華民國」的法統已在歷史長河中完成了它的階段使命，當兩岸命運的裂口愈來愈難以遮掩，或許我們應該問自己：這七十多年的分裂，究竟還要延續多久？

從父親口中的「民國三十八年」到今日的「二〇二五年」，整整七十七年。時間不會停下腳步，歷史也不會等待誰。與其被動懷舊，不如主動覺醒。覺醒於歷史的真相，覺醒於民族的整體命運。

我不再只是「遺民」，而是一個在歷史中覺醒的中國人。當幻象散去，當謊言破滅，唯有回歸現實與真相，才是對先人最深的告慰。

歷史正在轉動，未來的方向其實早已清晰：中華民族終將重新團聚，而那一刻，不是亡國，而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