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日前就美國總統川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各國徵收對等關稅發布判決，裁定這項關稅違法。這當然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衡，是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體現。

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民主理論聽起來很不錯，但在此實例上卻是問題重重。對等關稅政策已實施將近一年，導致的物價上漲是回不去的，人民承受的經濟壓力因此幾乎不會減輕；廠商繳付的稅款照理應該退回，這大批退稅的金額不小而工作必定繁重，成為政府的額外負擔；有些廠商因承當不起高關稅的成本而已關門倒閉，要向誰喊寃？此外，對等關稅損害美國與很多盟國的關係，一時絕不容易復原。所以，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遲來的制衡幾乎是無效的制衡。

最可笑又可悲的是，川普根本不甩司法的制衡，存心與司法抗爭到底。他一聽到對等關稅被裁決違法無效，立刻宣佈要對各國另課徵10%暫時性關稅，以取代對等關稅，並在幾小時後改為課徵15%暫時性關稅。川普經常變來變去，「暫時」是多久？說了等於沒說。世人是否要再等一年，等聯邦最高法院再判決這暫時性關稅違法無效？

就政治理論而言，美國的民主制度還算好的，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衡雖然遲到總還存在。很多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司法制衡機制根本形同虛設，譬如台灣近年就是如此，多數大法官成為執政者的走狗，對執政者的政策政令一律贊同放行，對在野黨在立法院通過的法案卻幾乎全部判決違憲。或許不能太怪罪司法人員，執政者確有巨大的權力和資源，足以威脅、利誘司法人員！

西方的民主理論看來很完備，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似乎是很精妙的設計。但實際上，制衡並不容易實現（如台灣），也最好不要發生；制衡一旦發生，國家多半難免衝突、空轉和損害（如美國）。所以制衡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較好的制度應該能挑選出不濫權擴權的領導人，就不需要予以制衡。可惜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有投票選舉一招，沒法保證選出不濫權擴權的領導人。

美國在走下坡，其製造業的空洞化，導致商品進出口的大幅逆差，及政府的大量赤字和債務，已到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川普2.0是大幅度的改革，只是方向或方法令人置疑。換一個人當總統會比較好嗎？恐怕一樣很難做好，因為制衡並不利於改革。

真正的改革難免損害既得利益者，而有巨大的阻力，因此改革者必須擁有強大的權力，才能克服阻力、推動改革。然而民主制度的制衡機制就是要限制執政者的權力，美國總統的權力受到制衡機制的不小限制（主要是司法和國會的在野黨），如何能進行重大的改革？換言之，美國想要改革，以扭轉其國力走弱的趨勢，是困難重重啊！

近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川普時期的關稅政策作出違法裁決。這一事件若僅從「是否需要退還關稅」來理解，未免過於狹隘。事實上，這項判決所觸及的，不僅是經濟政策的合法性，更牽動了美國憲政體制中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之間的微妙平衡。從制度層面來看，這可能是一次具有深遠政治意義的轉折。

首先，關稅權力的核心問題在於憲法定位。根據美國憲法，對外貿易與課稅權本質上屬於國會職權。然而在過去數十年中，國會透過多項法案授權行政部門在特定條件下可以啟動貿易限制措施。川普政府時期，行政部門以國家安全、貿易不公平為理由，大量運用此類授權推動關稅政策。問題在於，這些措施是否超越了國會原始授權範圍？

最高法院此次裁決的核心，正是在重新界定行政權力的邊界。當司法機關明確指出行政行為違法，本質上是在強調：即使總統擁有廣泛政策裁量權，也不能凌駕於國會立法之上。這並非單純的政策否定，而是對三權分立原則的再確認。

從共和黨內部政治結構來看，這項裁決的象徵意義不容忽視。共和黨內長期存在建制派與川普派的分歧。建制派較傾向傳統保守主義與制度穩定，而川普派則主張更強勢、個人化的行政領導。最高法院的判決，客觀上為建制派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支撐點：行政權力不可無限擴張。這或許會鼓舞部分共和黨建制人士在未來的政治布局中更積極表態。

對民主黨而言，此次裁決亦具有戰略價值。民主黨長期強調憲政制衡與制度運作的重要性。最高法院的判決可以被視為對「行政權過度擴張」的一次修正。在未來的選舉攻防中，民主黨可能會將此事件塑造成「法治與制度勝利」的案例，吸引中間選民與制度信仰較強的群體。

若將時間軸拉至即將到來的期中選舉，這項裁決可能會成為重要議題之一。美國選民並非僅關心經濟數字，制度穩定與權力分立同樣影響政治觀感。特別是在過去幾年政治極化加劇的背景下，「是否尊重制度界線」將成為一項重要標準。

川普本人若持續參與選戰，其策略可能會將裁決解讀為司法干預政治，進一步強化其支持者對「體制對抗」的認同。然而這種敘事在核心支持者中或許有效，卻未必能擴大到溫和選民。美國中間選民往往更關心穩定與可預測性，而非高度對立的政治敘事。

更深一層來看，這次事件揭示了美國政治制度的一種自我修正能力。行政權力在特定歷史階段可能膨脹，但司法與立法機制仍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制衡。這種制度韌性，是美國政治體系長期維持運作的重要基礎。

對台灣觀察者而言，此案亦提供一個思考角度：強人政治與制度政治之間的張力，如何在民主體制中被吸納與消化。美國政治近年來呈現高度個人化與情緒化傾向，但司法判決提醒外界，即使政治風格激烈，制度框架仍然存在。

當然，未來發展仍充滿變數。若國會選擇修法重新授權，行政部門可能在法律框架內再次推動類似政策；若政治氣氛持續對立，裁決本身也可能成為選戰攻防工具。但無論如何，這次裁決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節點：它將行政權力的邊界再次放回公共討論中心。

進一步推論，川普若在期中選舉後政治能量減弱，其所謂「跛腳時刻」或許會逐漸浮現。美國政治中的跛腳現象，往往不僅源於任期尾聲，而來自於政治支持度與制度合法性的交織變化。若共和黨內部開始重新調整路線，或民主黨成功塑造制度敘事優勢，這一裁決將成為轉折的起點之一。

總結而言，關稅違法裁決並非單一經濟政策的終結，而是一次制度權力再平衡的顯現。它提醒外界，美國政治即使高度極化，憲政架構仍然發揮作用。對未來美國內政與對外經濟政策的走向，這一事件可能只是序章。在政治浪潮翻湧之際，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不是某一位政治人物的成敗，而是制度能否在衝突中維持運作與修復。這，才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命題。

台灣並不缺醫師從政。自日治時期以來，醫師一直是島嶼社會中最穩定、最被尊崇的菁英群體之一：聯考選拔、專業訓練、社會地位與經濟回報，構成了一條近乎完美的上升通道。然而，歷史經驗也同樣清楚——醫師從政者，真正能在政治上留下長期正面成績的，極為有限；反而在權力場中折戟沉沙、甚至身敗名裂者，屢見不鮮。

這並非偶然，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我之所以願意談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對這個群體並不陌生。筆者曾在台大醫學院教授通識歷史課長達四年，接觸過數百位醫學生；私下也與不少臨床醫師、研究醫師有長期交往。醫師普遍具備高度的智力、優秀的分析與推理能力，這一點無庸置疑。但問題恰恰出在另一個層面：他們往往低估、甚至輕視人文知識與社會科學的複雜性。

醫學菁英的「知識錯覺」

在醫學訓練中，世界被高度技術化、工具化：問題可以被定位、診斷、切除、修補。這種訓練極其有效，也極其成功，卻容易養成一種「知識錯覺」——彷彿只要足夠聰明、邏輯清楚，其他領域的知識都只是程度高低的差別，而非知識類型的差異。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某些醫師政治人物，會反覆流露出對其他學科的不屑。 例如老牌政治評論者沈富雄，長年在媒體上以油滑、嘲諷的語氣自居，其名言「凡是過早放棄數學的人，不值得領高薪」，實際上透露的是一種非常赤裸的價值排序——文史哲、法律、甚至社會科學，在他眼中不構成真正的菁英知識。

而柯文哲，則將這種排序說得更直接、也更粗糙。他曾公開表示：「第一流人才讀醫學，第二流讀理工，第三流讀商業，第四流讀法律，第五流讀文史哲，至於學藝術的，根本不入流。」 這不是失言，而是世界觀的自然流露。

一個過度簡化的宇宙

在這樣的知識結構裡，世界被劃分為可量化、可排序、可淘汰的層級；文明、政治、歷史與文化，只是技術能力的附屬品。於是，他自然無法理解：愛因斯坦不僅寫下〈為什麼需要社會主義〉這篇嚴肅的政治思想論文，還是一位終身演奏小提琴的音樂家；王陽明既是心學宗師，也是能實際統兵、平定叛亂的軍事指揮者；明代名將如孫承宗、袁崇煥、孫傳庭、洪承疇，無一不是進士出身，甚至名列一甲；馬克·布洛克這位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因英勇作戰獲得一等勳章。這些例子共同說明一件事：人類文明的高度，從來不是單一技術菁英可以承載的。

政治不是手術

政治不是解剖學，不是把問題切開、移除就能結束。它涉及的是利益、情感、歷史記憶、組織動員與權力妥協。這正是柯文哲政治生涯的致命盲點。他之所以會在2024年選舉前深信自己能「橫掃藍綠」，正是因為他低估了：
1. 地方派系與組織動員的重量；
2. 國民黨長期累積的制度資本；
3. 政治合作中「讓步」本身也是一種能力，而非屈辱。
即便在國民黨願意讓出副總統、甚至半數內閣席次的情況下，他仍選擇「單挑全世界」。結果是眾所周知的：藍白合破局，40% 選票的對手當選；民眾黨從「有望成為第三勢力」迅速萎縮成八席立委的小黨，而柯本人則深陷舊案風暴，政治生命急轉直下。

不是醫師的錯，而是「醫師文化」的限制

必須強調：這不是所有醫師的問題。台灣也有極為謙遜、理解社會複雜性的醫師公共知識分子。但不可否認，醫師群體長期處於半封閉的高成就文化中，若缺乏真正的知識論訓練，極容易把「聰明」誤認為「全能」。

政治最忌諱的，從來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柯文哲的故事，並非個案，而是一面鏡子，提醒我們：在民主政治中，真正的領導力，來自對他者的理解、對制度的敬畏，以及對自身侷限的自覺。這些，從來不是考試第一名能保證的。

好問題，而且這個詞真的常被用、卻很少被說清楚。
我先給你一個「學術上比較嚴謹、又不靠情緒判斷」的定義，然後再補充怎麼判斷一個政體是不是獨裁。

一、獨裁（dictatorship）的明確定義

獨裁，指的是一種政治體制，其核心特徵是：
最高政治權力長期集中於單一個人或極少數人手中，
且該權力不受實質性的法律制衡、民主監督或可競爭的政治程序所約束。
這句話拆開來，其實只有三個關鍵條件。

二、三個「必要條件」（缺一不可）

1. 權力高度集中
決策權集中在一人（或一個極小核心）
重大政策不需經國會、司法或公民同意
領導人個人意志可以直接轉化為國家行動
不是「強勢領導」而已，而是「沒人能擋」

2. 缺乏有效制衡機制
名義上可能有：
憲法、國會、法院、選舉
但在實質上：
都無法否決或限制最高權力者
只是橡皮圖章或形式存在
關鍵不是「有沒有制度」，而是「制度能不能真的動用來反對領導人」

3. 權力無法透過競爭性程序被和平更替
沒有真正自由、公平、可更換政權的選舉
或即使有選舉，也只是儀式（結果可預期）
在野勢力無法合法取得政權
如果政權「理論上永遠不會輸」，那就是獨裁

三、常見但「不構成定義」的誤解

下面這些常伴隨獨裁，但不是獨裁的定義本身：
有沒有言論審查
有沒有政治迫害
領導人是不是道德敗壞
政策好不好、經濟成不成功

有些獨裁政權在某些時期：
經濟表現很好
社會秩序穩定
官僚體系有效率
但只要三個核心條件成立，仍然是獨裁。

四、學界常用的「一句話判斷法」

政治學裡有一個很實用的判斷句：
如果最高領導人輸掉權力後，必須擔心坐牢、流亡或死亡，
那這個體制幾乎一定是獨裁。
因為這代表：
權力沒有被制度化
政權更替不是常態
法律不是中立的

五、簡短對照（很重要）

問題	民主體制	獨裁體制
誰決定政策？	多元機構	個人或小圈子
能否被否決？	可以	幾乎不行
能否和平下台？	是常態	例外或不可能
法律約束領導人？	實質有效	名義存在

美歐一向以其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自豪，似乎成為世界各地的主要政經模式，但其實有很多例外，如所謂的「特區」。《黑暗資本》（[1]）介紹世界各地的很多特區，書中說全球有超過5400個特區，因此被稱為碎片化的資本主義（英文標題Crack-Up Capitalism）。

『「特區」是被一個國家劃分出來的飛地，不受一般的規範限制。在這些「特區」的範疇內，國家下放一般的徵稅權力，讓投資人高效地自行決定規則。「特區」是準境外的概念，制度上隸屬於母國，但又與母國截然不同。』特區有百百種，比較有名的有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對外貿易區、避稅天堂等等。我們熟悉的香港和新加坡都被視為特區。書中介紹了很多各地的特區（在特區總數中當然是少數），但並不著重其成效如何，大概是各有優劣吧？

有少數人，主要是資本家和一些學者，質疑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模式。這些人認為，美歐的資本主義大多被民主制度所框限和束縛，因此無法達到高效率；他們於是主張極端的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並且要逃離民主制度和政府的規範。這些人被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以區別於一般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有些人更激進一些，就被稱為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他們都主張小政府，甚至無政府，政府的功能/服務盡量交給私人企業，個人因此不繳稅，但付費給提供服務的私人企業。自由意志主義學者可以追溯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1974）、傅利曼（1976）。

一般的國家幾乎都不符合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要求，他們於是常找機會建議各國的執政者，在國內區隔出「特區」，以發展符合他們要求的高效自由市場經濟。

『特區到處都有，但和大力鼓吹者不同調的是，特區看來並沒有創造出脫離國家政體的自由島嶼，反而是國家政體把特區當成達成自身目標的工具。』所以作者的結論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要脫離國家的約束是不實際的，資本主義還是要在國家政體內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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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名意指，黑暗資本和自由經濟似乎構成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威脅。這歪曲了本書的主旨，進入特區的資本未必都黑暗，而書中根本沒有提及，眾多的特區和居少數的自由意志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者是否構成民主社會的威脅。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行不行？還很難說，但沒有政經制度是完美的，包括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此外，書中出現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大多是美國的資本家和學者，他們都堅決反對社會主義主張的工會制度和二次分配等機制，這大約是美國非常貧富不均的部份原因。

[1] Quinn Slobodian《黑暗資本：自由經濟，是如何變成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威脅？》平安文化，2025。（Crack-Up Capitalism: Market Radicals and the Dream of a World Without Democracy, 2023）

世界離不開台灣？那只是台灣人彼此安慰的故事。

在藍綠長期宣傳教育下，台灣社會普遍相信兩件事：
第一，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的公敵；
第二，台灣因為自由民主與半導體，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核心。

但這兩個判斷，都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
對絕大多數國家而言，中國大陸是市場、投資與供應鏈的一部分；
台灣則只是外交上需要「小心處理」的議題。
世界並不存在一個為了民主價值而集體行動的道德聯盟，國際政治只談利益與代價。

半導體確實重要，但這並不等於台灣重要到必須被保護。
大國真正做的不是「守住台灣」，而是「降低對台灣的依賴」──產線外移、供應鏈分散，正說明台灣的價值是功能性的，而非不可取代的。

至於所謂的國際支持，多半只是低成本的政治表態。
訪問不等於承認，法案不等於出兵，聲援不等於共擔風險。
這些行為的目的，是消耗中國、測試底線，卻不必承擔後果；
真正承擔風險的，只有台灣。
台灣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壓力，而是來自內部的集體幻覺：
高估盟友、低估代價，把口號當保證，把價值當護身符。

世界不是因為尊重台灣而靠近台灣，而是因為要對付中國，暫時用得上台灣。
如果台灣社會無法看清這一點，真正把台灣推向危險邊緣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自以為安全的自己

賴政府愈來愈獨裁，是所謂的民主式獨裁。民主式獨裁是如何被納粹合法玩出來的？這是你不可不知的歷史事實。

1932年11月德國國會選舉後，威瑪共和國已長期陷入政局癱瘓。面對內閣頻繁更替與社會動盪，總統興登堡希望建立一個「穩定政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以下稱「小鬍子」）雖被興登堡依憲法任命為德國總理，但其所領導的納粹黨並未取得國會多數。

當時德國國會共584席，納粹黨僅佔約34%（196席）。依《威瑪共和國憲法》，任何憲法層級的法律——包括後來決定德國命運的《授權法》——都必須在至少2/3議員出席，且出席者中2/3投下贊成票的情況下，方能通過。

《授權法》的核心內容，是允許政府在不經國會審議的情況下，自行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等同於讓行政權凌駕立法權之上。這對仍存形式民主的威瑪共和國而言，無異於制度性的自我解除。

反對派仍在，法律還卡著

在1932年的國會中，左翼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第二大黨，佔約20%（121席）；德國共產黨則為第三大黨，佔約17%（100席）。兩黨均明確反對《授權法》。只要這些議員能正常出席並投票，納粹便無法跨過2/3的憲法門檻。

於是，在「合法取得總理職位」之後，小鬍子立刻要求解散國會，並將新一輪選舉定於 1933年3月5日舉行。
然而，他並未打算把勝負完全交給選民。

橫空出世的國會縱火案

1933年2月27日，距離國會改選僅剩七天，德國國會大廈突發大火。納粹政府立即將事件定調為「共產黨策劃的革命行動」，並成功在社會上掀起強烈的反共恐慌。

隔日，政府發布《國會縱火法令》，以「保護國家安全」為名，大幅限縮公民自由，將德國共產黨列為非法政黨，並開始大規模拘捕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大量國會議員因此被關押、逃亡，無法出席即將到來的關鍵表決。
至此，反對派在「法律仍存在」的情況下，已被實質噤聲。

程序魔術：讓被關起來的人「在場但沉默」

小鬍子很清楚，僅靠恐嚇與逮捕仍不足以確保《授權法》通過。因為若大量反對派議員被視為「缺席」，國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可能無法達到憲法規定的2/3法定門檻，導致表決無效。

於是，在表決前一刻，由納粹掌控的國會議長戈林（Hermann Göring）強行更改議事規則，作出一個極具「創意」的程序定義：
凡是被認定為「無正當理由缺席」的議員，一律視為「已出席」，但其投票結果計為「棄權」。
這意味著：
被納粹逮捕、逼迫逃亡的議員，在計算法定人數時「算數」，但在計算贊成或反對票時「不算數」。他們被程序性地假裝坐在議場裡，卻永遠無法發言，也永遠無法反對。
政府先把你關起來，然後在法律程序上假裝你在場；人數因此合規，反對聲音卻被徹底消音。

《授權法》通過，民主只剩外殼

1933年3月5日的選舉中，納粹黨確實獲得43.9%的選票，成為國會最大黨，但仍未取得過半，更遑論2/3多數。
真正讓《授權法》通過的，並非選民的全面授權，而是以下幾項同時發生的結果：
共產黨議員被非法排除
社會民主黨遭到恐嚇與孤立
中間派政黨在壓力與政治交易下妥協
國會程序被徹底扭曲
在形式合法的表決中，《授權法》通過。從此，國會仍然存在，憲法仍然掛在那裡，但立法權已實質死亡。

從總理到元首：事後合法化的最後一步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去世。依威瑪憲法，總統職位應另行處理，但小鬍子卻推動法案，宣布總統職權「暫停」，並與總理職權合併，由其一人兼任，成為國家元首與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這一做法明顯違背威瑪憲法的權力分立精神，但隨後又透過公投「追認」，使其在形式上再次披上民主外衣。
至此，納粹德國正式成形。

結語：不是坦克摧毀民主，而是程序

希特勒確實是透過民主制度上台的，但納粹德國的誕生，並非民主的必然結果，而是民主在恐懼、程序操弄與權力妥協中逐步失衡的產物。
當選舉仍在、法律仍在、議會仍在，但反對者已無法發聲；
當制度的外殼完好無損，內容卻早已被掏空——
民主，便只剩下一具空殼。

不止牟宗三，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的老一輩學人，基本都是反共的。他們為什麼反共？胡適，很明顯，他主張英美式的民主，與親俄的中共水火不容。牟宗三，明顯是反對胡適的，但他也反共。但所謂新儒家學人，未必全都反共，如梁漱溟，牟的老師熊十力等，都不反共。那麼，牟（以及唐、錢、徐等）為什麼反共？

一九四九年前後，知識分子在去留之際的選擇，真是一門大學問。政治上左、右派（或說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英美與蘇聯）不同陣營，選擇自然很明顯。但作為中間派，比如新儒家，自我定位並不在這左右兩邊上，那麼他們是如何選擇的？就很值得探究。

熊、梁自有其對共產黨的判斷，姑不論。錢穆反共，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原因。他不能接受共產黨以俄為師；從思想到制度，完全跟從蘇聯的那一套。錢也反胡適，對英美無好感，但至少這個環境中還有自由，可以不崇美。（相對的，在共黨之下，則無不崇俄的自由。）牟先生呢？除了可能與錢同樣的原因之外，還有來自哲學上的認識。牟的好友唐君毅先生說過，共產黨以階級性取代普遍的人性，這是最不能接受的。錢、牟都不會反對此說。但牟先生更強調的，是共產黨以平等之名鼓動人性中「見不得別人好」的劣根性（這裡的人性當然不是嚴格意義的），形成了作為綱領性質的「階級鬥爭」觀念，且不斷突出、強化，這點是牟最反感的，也認為這是共產黨之「意底牢結」（ideology）之魔性最核心的特徵。

歷史已經為他們的選擇作出了裁判。錢、牟、唐等人的見識與選擇，比起梁、熊、陳（寅恪），顯然是正確的多。但若回到當初，他們誰也不會料到，之後在中國大陸會上演如此的戲碼。毛澤東把「階級鬥爭」發揮到極致，其所顯現的恐怖效應，使得牟先生等人的反共如同先知一般，成了能「預見未來」的睿智。可以說，是毛澤東在其絕對極左信仰下的賣力演出，印證了唐、牟、錢等海外新儒家反對「階級鬥爭」是多麼具有先見之明。

以上所要強調的是，牟宗三等人的反共，關鍵並不在於中共民主與否，而在於中共尊奉的馬列主義中的階級畫分，尤其是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事實上，牟先生在上課或演講中，雖也同情那些在大陸上被批鬥的文化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師友），但也不忘嘲諷他們當年受中共之迷惑，熱中於「民主」，為之搖旗吶喊，結果是自取其辱。牟在大陸時期（49年之前）就反對共黨「新民主主義」，認為區分「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是極其荒謬的。他認為他的一些師友們居然看不明此點，以致受了中共的蠱惑，結果就是上了大當；無怪乎會遭到毛的羞辱。換言之，牟認為，那些心中只有民主而不能肯定人性之普遍性與文化之獨特性的人，雖貴為大學教授，但都是見識太差，沒有真學問。

牟當然不反對民主，但他既反毛，也反對提倡民主最力的胡適。在牟看來，毛的民主在於虛偽，因為民主與階級性根本不相容。胡的民主則在於無根，因為胡的民主要抹去人性中的文化之體，一樣也是不切實際。所以牟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自由」，認為民主要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上去開展而出，才能立於有文化之根的人性之上。

以上所說十分粗略，但這並不重要，只要大體不差即可。因為本文的論述重點在於，牟之反共，並不在於共產黨之不民主，而在於共產黨之階級畫分與階級鬥爭的主張。

何以說牟並不在乎民主與否？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在台灣，一樣是不民主的。所以，以民主為由而反共者，在台灣或海外，一樣會對國民黨蔣氏政權表示異見；如胡適、雷震等。即與牟學術路線較為接近的張君勱，因為對蔣之獨裁懷有不滿，而終身未到台灣。同樣對蔣之獨裁不滿並一度與牟為同調的學者勞思光，在離開台灣之後，亦不再親蒞此土，直到解嚴之後。而牟的好友徐復觀先生，多有文章批評蔣之不民主，而牟則無。如果牟與張、勞一樣在乎民主與否，則他大可以留在香港，而不必回到台灣。而在事實上，牟不但常住台灣，並曾受國民黨之邀而在其機關內演講。且一直到台灣解嚴之後，牟氏亦未對蔣在台之「不民主」有所批評，即便只是在口頭上的；且牟氏晚年，亦未曾對台灣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撰文表示支持（可與勞思光、余英時作對比），一如他在大陸時期十分冷靜地看待時髦學者對民主的熱捧。可見在牟氏心中，民主與否，根本不是他評價一個政權的核心關懷。

以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牟先生反共不假，但他反共是在反什麼？主要是在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之說。

曾與朋友討論，如果牟先生今天健在，他還會反共嗎？牟先生在世之時，大陸已改革開放，鄧小平明確宣佈不再提「階級鬥爭」的口號；但此時牟先生仍然是反共的，即便大陸邀請，他仍拒絕赴陸。而此時之大陸，雖然沒有毛時代的階級鬥爭，但仍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可見「階級畫分」仍然根深柢固。之後又有八九年的民運，一度有開倒車的跡象。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陸正式進入改革開放的快車道，而此時距離牟先生之離世，只有三年的時間。

直到牟先生去世五年之後，公元2000年，江澤民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一個以工農階級為主的無產階級政黨，轉變為一個全民政黨。2004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寫入了中共黨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此時距牟先生逝世已將近十年了。

以事實而論，今天的中國大陸，「階級鬥爭」確實已從各級政府的文件中與各級學校的教材之中消失了。現實上，也看不到制度性的階級區分與差別待遇。今天之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政治主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已完全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了。國家建設、人民生活水平皆與牟先生在世時不可同日而語。想想牟先生當年對國民黨政權的接受程度，再對照今日的共黨政權，您覺得牟先生還會反共嗎？

牟先生的一些香港弟子（可以李瑞全教授為代表），一直以「牟先生反共」為名，認為《鵝湖月刊》應該反共。我認為這個主張是極其荒謬的，不像是一個哲學學者所應有的見識。牟先生反共，是看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反嗎？是反共黨之名，還是反共黨之實？是反馬克斯思想中的不合理的部分，還是凡馬克斯思想都要反？若說牟先生支持民主，那請問牟先生為何不支持胡適？而今天香港民主派與台灣民進黨所謂的民主，是接近胡適的民主呢？還是接近牟先生「開出說」的民主？作為一個自詡為牟氏弟子的人，如果連這些問題都不能區分，我認為他是沒有資格講述牟先生之學問的。

最為可笑的是，牟先生因為反共，終身拒絕進入大陸。而牟氏的反共弟子們，則毫不避諱地到大陸接受學校黨委書紀的招待，公款旅遊吃喝，然後大言要繼承牟氏的反共。與牟先生言行如一相對照，簡直是不知羞恥為何物。有弟子後學若此，牟門群英真該鳴鼓而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