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民為本、公共和傳承與現實
烈火驗真金，天災考文明，西方不亮東方亮。西方無良政客越來越偏執、突顯、膨脹自利、分爭、弱肉強食的叢林哲學與不容異端伐滅異教的獨神信仰、對決習氣，將人、人類進化中的退化、返祖惡性演繹到極致。
中國、東方，官民同心、舉國齊力、共抗疫災，將人、人類發展的正能量正方向、人性之善良、社會之合力充分展示，慮別人、顧大家、合社會，不獨食、求雙贏、和為貴、夢大同，完美詮釋、滿滿彰顯中式和文明。
人類有共性、民族有特點、時代有特色。人類的共性、個性，無論源於“人猿相揖別”的時候、還是 “上帝吹口靈氣”的動作，人之自然、社會，個體、群體，可知、未知，有限、無限，自利、他利諸方面二重性，如影相隨，與人、人類社會始終。性善、性惡，國人爭論兩千年。其實，善惡本在一體。把握二重性鑰匙，雖不至於就有了“古今猶一瞬，芥子納須彌”之如來佛慧眼，卻也或開啟偷窺人類社會紛擾複雜的一扇視窗。人性同然，古今一理，什麼“五階段”劃分、地域區別、文明衝突、種族差異的說辭，猶處九曲河套中只曉南邊有個彎、北邊有個灘，不知西水千里來，忘了水性之趨下。
人作為個體、是活物，即有基本需求，否則，人將不人。人會思想、有欲望，否則就無創新、進步與發展。人又是社會中人，個性集合成共性、促動著共性，共性規範著個性、限制著個性。人與自然（宗教信仰者謂之神）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及其在時空上的座標，分殊出了古往今來、芸芸眾生、大千萬象。有神無神區別，其實有神之神，與無神之必然是那麼相近相同；利己利他（小我大我）對立，然而否定了對立面另一面也只是一句廢話。
西人重個體，推崇自由，突出自我，強調個性，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看似那麼“大”個人、“小”社會、“輕”國家。尤其是911後竟然有西方藝術大家說出這是“人類歷史最富想像力的大作”的逆流背時之語，尤其是有古希臘人，城破邦滅種絕好像也沒能從小國寡民自我中心中走出、沒能團結起來做大做強、成族成國、保種傳文。你以為西人真是、只是自我中心、個人第一、最大？那就大錯特錯。當你去美國看到相當多私宅長年掛國旗、無論何時何地國歌聲中美人無不撫心肅立的景象，當你感受美國教堂萬人默禱無聲之有聲，當你觀察川流不息路口上美國人靜候紅綠燈的安然，你會深切體會、強烈感受、真正認識西方人的集體、社會、國家、紀律、習俗、道德，以及自由人的不自由。中國人，只從自己的教科書或好萊塢大片想像西方世界是膚淺的、危險的。這次疫情中，美國人整體表現出自私自利、各顧各、反科學、將防疫搞得一團糟，緣由無良政客「特沒譜」們的反引導惡示範瞎搗鼓。這是人性惡在美歐的一次大爆發。
中國人重整體，推崇公利，突出共性，強調秩序，和光同塵、自律內斂，看似只是大國家、重社會、輕個人。尤其是近百年，戰亂頻頻，左右交錯、外患內禍，民生憂苦，尤其是與西方最高領導形成機制有差異，你或得出中國只是專制統治的盛席，完全沒有升斗小民呼吸的空間。那你就背離了歷史唯物、陷入了歷史虛無。當我們靜靜地翻翻歷史典籍對“民”的論述、實踐，看看平頭老百姓進入或影響（無論造反、還是科舉、軍功、農事、一技之長）國家、社會公權力的演變與程度，翻翻《舊約》上動輒滅、殺的字眼，比比西方中世紀宗教戰爭、迫害異端的黑暗、看看直至近代尚盛行的奴隸制的頑固，中國人的“民本”或者說“人文”，無論想或做，並不比西方遲與差。
再深點想想，西方國興國滅演進史上多由民族征戰殺戮，而鮮有從民間而起之成大事者。似乎依稀可見：公權力在中國，有一條從神權、君權神授、經君相分權、科舉選拔向平民大眾渡讓放權、間以平民革命輪流坐莊的線索；文化觀念上則有天心、民意合一，君、民一體，君舟民水，民為邦本，乃至誅“獨夫”等等。這或正是公權力從神有、私有到民有的過程。此過程在西方，明顯緩於中國。中世紀其尚在神權下的“黑暗時代”，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前，西方怕只有或主要是部族、民族爭鬥，基本沒有平民奪權、成功甚至掌權的先例。 按此思索，民權、民主，並非當下一些專家所論為西方文明之特有。至少其不該獨佔話語權。
從中國文化、文明自身挖掘、闡釋共和（遠不止共和制）、民主（民天、民本）、憲政（法制），對建構中國復興、崛起之旗幟、語境，似乎有大意義。
共和，緣由自然
神造亞當、合以夏娃。赤子墜地、不能獨存。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亞馬遜蝴蝶扇翅膀，或引德克薩斯龍捲風。福島大地震，溫州人的確真搶鹽。兩百年前西方炭排放，現在馬爾地夫要開水下內閣會。沙斯毒不認貧富，原子彈拉近強弱。地球不過一個村，人類真是共同體。造物主把人與人普遍聯繫在一起。魯賓遜漂流只是個故事，葛郞台自私子女都會嫌棄，各顧各久了就沒得朋友，損人利己、與眾為敵、最終自損自毀。友人、利眾、共和，是一種必然。
共和，緣自人性
聖經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吹了口生氣造人；佛陀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穆斯林兄弟對造人的認識與基督徒小異大同；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成堯舜。翻盡古今中外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政治主張，鄉風民俗習慣，幾乎沒有不勸人趨仁向善者，幾乎沒有不痛恨自私為惡者、幾乎沒有不希冀和平共贏者。共和，是人間正道。
共和，見之於典籍
史前三皇五帝選賢任能、傳賢不傳親的美談充溢著天下為公的理念，歷代聖君豪強訪賢于深山、問計於野老、鄉約里酒、三顧茅盧的記載，透出權力向民間開放的資訊。中國有正規歷史記錄的共和元年即稱為“召周共和”。中國最具活力、最讓人榮耀的年代正是君臣和、將相和、朝野和的時候。共和，是國人久遠的期盼。
共和，是近代百年革命歷史的回聲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但，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党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其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共和，是治療執政團隊“方向路線病”的良藥
筆者幼年及高中前的學生時代，有兩個驚心動魄的詞彙：階級鬥爭、路線鬥爭。
劉文學的故事，個案或實，但放大了的效應卻是人們相互間普遍懷疑、側目而視，有成分包袱、政治瑕疵乃至生活習慣有點異樣者，成了被時時提防、敲打、管制，隨時拿來“觸及靈魂”的階級另類。
十一次路線鬥爭順口溜的史實或真，然實際的作用是全黨全民把一切雞毛蒜皮都與道路、命運相連，只能在大是大非中選邊，總要在正確錯誤上表態，總是在變色復辟警訊裡驚心。其後果，多色彩的生活成了單一色的政治，人民共和的國度裡只剩下人們鬥爭。
改革開放以後，平反舊案、取消成分、宣佈知識份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雖然遠遠不夠），再到刻意拉私營業主入共產黨、進權力圈（雖然有點怪怪），階級、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偏差似乎有所改善，社會總體趨向平靜祥和（近年貪腐黑惡引發的社會對立危機另論）。但在政治領域也即所謂路線鬥爭問題上，官們似乎有點諱莫如深、思維定式依舊、潛規則利器不變、檯面下暗戰依然。
中國人似乎一直沒有處理好不同政治面如何相處的問題。
皇帝時代，權力姓私，政治自然圍繞皇帝、皇族以及由此形成的綱常運作；自然是朝堂、廟堂、密室、肉食者謀、庶民不得與聞的家事私事；自然重順逆、正反之大防；自然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你死我活。
現代社會，天下為公。權力天然民有，政治自當開放，爭鬥本應平和，運作應該規範。然而，從蔣時期“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四一二”，到毛時代“輿論一律”、“全面專政”、“不准亂說亂動”。其共同點均為“以極端手段（不是相容、互競、轉化、溶解而是消滅）對待不同政治尤其是對立面”。
儘管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雄文，但是，只要把對立面打成敵人，一切美妙、溫柔、溫暖的條款即變為冰冷的桎梏；也產生過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願景，然而卻吝于或怯於說出“和諧政治”或“政治和諧”；本意或反腐、反貪、改革、改進，卻總是心繫紫禁城，直瞅中南海，絕食、逼宮、打倒、推翻、革命，最終將事情搞成反面；許多領導“核心”，庇貪、容黑、縱腐、忍讓無理上訪、跪拜不良媒體，幾無執政客起碼的作為與威嚴，卻偏偏容不得不同意見，視相異者（許多甚至是潛在的或臆想的）為寇仇，時時提防、千方百計算計收拾對手；十多年來，權力越來越向“班長”集中，“上面”越來越不容“下面”說話，民主生活完全流於形式，政治協商基本成了廢話笑話，各種議會絕少討論、爭論，唯只執行貫徹，執政團隊內部的民主生態越來越差；許多地方，黨和政府變成了一把手個人，維護核心等同于無條件服從班長。
許多時候，服從真理讓位給服從“老大”；不少市縣鄉書記（本應是常委會、全委會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記錄者）早成了無所不管、無所不能、說一不二的封彊大吏或山高皇帝遠的土皇帝；銀幕螢幕沒完沒了演繹著宮廷戲，整個官場充斥著“小順子”、李蓮英式的“喳”聲；現代化的社會裡竟然重複、喧囂著“功高震主”、“犯上”、“野心”、“忤逆”之類百年前的詞彙。
最要命的，是“神經過敏”，動輒上綱上線：班子出現紛爭往往不講是非不行辯論，總是護上責下，硬生生地維護一致；幾個小年輕稍有創意做點事情，總有人驚風火扯、貫之為“模式”，列其為路線，非得把同宗同師、大同小異搞成水火不相容；人民對現實中的（腐敗、黑惡、不公、虛偽）有意見，拿同樣是共產黨過去好過的東西做比較本也自然，而該對腐敗加劇負責任、該有則改之、聞者足戒者，卻不尋思這樣熱、那樣熱的深層內因，只是簡單一句“復辟”文革的指控嚇唬老百姓、反制異見者，就像當年罵“清朝餘孽”、“蔣匪殘餘”、“資本主義復辟”一樣，斬釘截鐵、冰冷森嚴、讓人窒息。
也好笑的，是自盲、自聾、自閉、自欺症。完全無視“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至理名言，回避社會矛盾，掩飾官場鬥爭，營造一團和氣；否認“不同政治面”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滿心思只有“消滅”而沒有“相處”可言，根本不思想不同政治面相處及鬥爭的規則建設，其結果，在清一色、一個調、大吉大順表像下，怯於公爭、勇於私鬥；沒有明爭，只有暗鬥；明規則無用、潛規則方行；想的與說的相反，說的與做的迴異，檯面與台下背離；入黨為私、結黨營私、公器私用，組織往往成了個人“進步”的墊腳石與代人受過挨駡的出氣筒。民主、現代已經百年，人們仍舊唱著“黨同伐異、不問是非，成王敗寇、不擇手段，你死我活、不講寬容”的“春秋無義戰”式的封建老歌。
正確對待不同政治面，正確看待政治鬥爭，構建現代、科學、理性的政治活動規範、實行、實現不同政治面政治共和，是實行、實現國號中“人民共和”的本質要求與核心、前提性內容，也是執政團隊現代、成熟、信心、底氣的標誌。
共和，為治腐敗、防異化提供動因與保障
當今，中國執政團隊面臨最大、最急、最危的形勢與考驗，
不是美國重返亞太的咄咄逼人，
不是日本購買釣魚島軍國主義復活的囂張，
不是菲律賓阿基諾在黃岩島小丑跳樑，
不是達賴在世間孤魂野鬼般流竄，
不是汶川、沙斯天災，不是金融風暴人禍，
而是執政團隊自身的深度腐敗與異化。
四一二後的共產黨人是弱小孤危的，因為理想正義而星火燎原；
抗戰時期的延安是貧瘠荒涼的，因為清新活力而成為國人尋夢的時尚；
四六年解放軍小米加步槍是低劣的，因為蔣團隊的腐敗不堪而摧枯拉朽；
三年困難時期大饑餓是難過的，百姓因幹部也有“浮腫”而忍耐；
計劃時代的短缺，砸宗祠靈牌的荒唐，下鄉下崗失業的無奈，平墳掘墓刮宮引產的背性，運動嚴打平亂時的嚴苛，因為情勢所然、因為官民同樣、因為希望尚存，老百姓不理解也執行、不情願仍犧牲，心苦痛不怨言；
即便經歷大躍進的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大反復，國人可能歸罪執政團隊的個別人、個別階段，對領導力量整體仍然崇敬愛戴，絕未離棄，對公權力體系信任服從、絕少罵言。
然而，不幸的是近十多年來，異化，似乎讓一切好的東東變了味道，腐敗，讓“偉大光榮正確”為鼠竊狗偸之徒背盡了駡名。公權的公信度降低得嚇人，人們對官們的懷疑、蔑視、對立、憤懣達到了前所未有、驚人的程度，廟堂、坊間甚至出現“不反腐亡國、反腐敗亡黨”的斷言。（關於亡黨說我是不苟同的，這或許可以反映出當前腐敗的普遍性與深重度，但腐敗的只是當今執政團隊，豈是黨的整體、豈能代表黨。反腐，才是、只能是真共產黨的回歸）
在反腐上有兩個危險極端
一是縱容，認為腐敗“天然”、“都有”、“無大害”甚至“有功”，反腐惡化環境、影響發展，於是要求人們“容忍適度腐敗”。更有甚者，將反腐與發展對立、反腐與改革對立，將社會上因痛惡腐敗而出現“憶毛”風潮簡單指稱為“復辟文革”，胡攪蠻纏式的問“要改革還是要文革”？反腐無方、不力或者根本就無意，反異己（怕還不能算政治異己）、對付不同觀點者倒是駕輕就熟、驚風火扯！
二是激進，認為官們全部敗完了，所有衙門腐透了，體制是腐敗的根源，因而要推倒重來；認為反腐就是一切，反腐就該不擇手段；這種情緒隨著“打黒者曝黒”的失望絕望而加劇，會將社會引向逾法、對抗、甚至革命。
這兩個極端都不是中國之福。前者不明白中國是共和國度，少數官員腐敗異化、長期侵犯大多數的利益，不是共和是獨佔，必然引發多數人鬥爭、乃至掀翻“人吃人”的宴席。後者不明白，任何良善的願望、任何神聖的事業，不以社會穩定、人們共和為目的、作考慮，行檢驗，都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甚至禍國殃民。
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對待腐敗的“急”與“緩”，或將是中國政治的重頭戲，理清共和理念、思路，構建共和政治規則，讓“對立”的兩造可以坐下來、慢慢說，行文鬥、棄武鬥、遵守遊戲規則玩，是避免這兩種極端惡爭死鬥、再釀鬧劇、悲劇、人禍的急要。
回歸國號中的共和，才是正道
四九年的先賢們，是誠心誠意搞人民共和的。人民共和是共和國的旗幟，精髓。四九年後，國人最大的歷史誤區，是從人民共和，搞成了人民專政。一詞之差，成為幾十年極左政治的源頭，至今仍在影響中國政治的進步。
專政，儘管以人民的名義，都不及共和（哪怕沒以人民做定語）更能表述建國先賢的思路，更能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
任何專政，無論個人、一黨、還是所謂人民，都背離了歷史的主潮流。
沒有人民共和（政治共和）思想的人民專政，會因對人民定義的偏差走向極端政治、如文革，也會因為掌權者異化而蛻變為少數權貴對大多數人民專政。而後者，正是人民對當今貪腐日盛，公義日削，政譽日差，風氣日劣強烈不滿、不安、擔心、憤懣之所在。
世人都說民主好，就是鬥爭停不了， 鬥到白刃見紅時，誰停誰就死呱了
世人都曉自由好，就是利益忘不了，成則為王敗為寇，鬥輸一切都沒了。
世人都誇憲政好，就是行動忘掉了，真理裝在電筒裡，臨到自己特殊了。
沒有共和的理念（出發點、目的地、硬約束、試金石、檢驗標準），一心只想中南海、紫禁城，以奪取最高權力為目標，一切漂亮口號都是虛假，都是哄人。其結果還是惡鬥。最後，民主、憲政、革命、改革，都可能異化為無良政客的樂園、普羅大眾的屠場。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群，在憲法架構下共和，也即政治共和，才是當今最急最要。
回到共和國中的共和二字，中國的絕大多數問題會迎刃而解。
共和，一國兩制的思想原點與最佳詮釋，是兩岸均可仰望的共同旗幟。(此節專章論述）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