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是一樁悲劇；其所由來，當然是有人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希望現況能夠有改變；對於任何一個社會，本來都難免有這樣的份子存在；然而，如何改變與向哪一個方向轉變，才是合理的轉變，卻不是容易判斷的。

我們島上過去並不缺乏暴亂，清代那所謂的「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之說，並非完全捏造的描述；其所以那樣，應該就是由於難以判斷如何轉變，僅僅知道自己與同伴想「造反」是不夠的。

直到日本殖民時代，當局自許為「進步」，但對於這類強烈的不滿，並沒有能提供合理的處理，相反的，卻由於宰制工具的進步與其宰制手段的細膩，例如，槍砲對付冷兵器；全島鐵路民間利用者少，從此更利於威壓；以及利用教師、學者強調工程建設的成果，他們絕對不會公告我們島嶼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產業進步中，竟逐漸盤旋下降。於是真能「感化」一些受了當局低智教育的所謂「近代教育」的皇民。

但現實社會的不公不義，我島民平均死亡年齡由1908年的27.2歲，至1926年，盤旋下探到24.3歲，據稱，在1926年11月，官方曾有如此的紀錄──
「內地有886位本島留學生，相當活躍於東京台灣人留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活動。」〈「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頁425〉

後來的資料不足，但就所知，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尋求大我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上述的社會主義傾向，在社會中應該是不會消失的；只要似乎有了適當的機會，難免自行由地下鑽出。

一〉台共的因素

在當年的左翼社會主義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建黨於1928年的台灣共產黨；但是早在1927年，文協分裂時，新文協早就是我島社運中的重要左翼，同時，更早成立的農民組合，由於處境艱難而向日本勞動農民黨取經，而受到日本左翼的影響；台共，其生雖晚，但是因其擁有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組織以及經費的支持，還有在各國鬥爭的經驗，可說在現實中具有相當的優勢。

但是，它的遺憾是從來的主體性不足；這主體性不足可能來自殖民教育的塑造，例如，都市公學校與鄉村公學校相較於日本學校的低智情況，如何能完整地扶持起一個，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有著主體判斷能力的個人？

此外，在1928年成立時，並沒有獲得主體的肯認，在當年國際共產主義中，竟然只被允許成立「民族支部」，隸屬於日共之下。我們相對言之，即使蘇共的認知難以改變，台共實在應該充分表達日、台之間過去曾有百萬人消失的血仇；就像當年愛爾蘭成立最早的共黨組織時，由於英國對愛爾蘭間長期的苛虐，使得當年恩格斯就同意了愛爾蘭共黨獨立於英國共黨之外。

此外，正由於台共的主體性不足，在1934年竟然發生跟隨日共中央委員在獄中公開認錯的事件。不過，如前所述，「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二戰期間，雖然該黨曾經接近銷聲匿跡，但是二戰後，當社會有了似乎適合實現自身理想的土壤與氣候時，他們確實會活動起來。

例如，我們在林獻堂日記中，看到社會主義者楊逵的如此消息──
「楊貴、李喬松十時來訪，並持『解放委員會』之宣傳單示余，余勸其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唯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1945.8.23〉

在台共楊克煌的回憶錄中則可看到如下的回憶──
「1945年8月16日，當謝雪紅和我在頭汴坑的山裡獲悉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我們立即決定離開山裡，於8月18日出來台中…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8月25日前後，我們起草了一個『告台灣青年書』…9月15日，第一架美國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來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其中有一個張大佐，即張士德。…回台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聽說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竟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我的回憶」，楊克煌著，楊渡節錄，收入「激動1945」，巴札赫，頁127、131。〉

這是過去的台共人士，在戰後，台灣光復初期的情況；它們由於心中的理念不死，社會的問題仍然存在，在大變局之前，自然會有各自關切的表現。然而，大約沒有人會想到這個變局遠比他們所想像的大變局，可能還要巨大；以至於直到今天。

二〉中共的因素

雖然台共在當年屬於日共下的民族支部，但是台共的成立是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雖然組織與任務分工完成，實際出席者僅七、八人；不僅是在祖國的國土上，並且當時由於日共正處於受法西斯「三一五事件」強力打壓的低谷，無法兼顧，故其成立大會上列席的上級指導，也是中共的要員彭榮；而組黨後於1928年4月18日曾召開第一次委員會，出席者更僅有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與謝氏阿女〈即謝雪紅〉四人，決定了組織幹部名單；而後更創立十天而已，其組織名單就被日警取得，要角被捕。

至1929年，日共因再受「四一六大檢舉」，難有活動，台共與日共聯繫完全被切斷，台共不能不透過中共的台胞黨員，求助於中共；因而，雖然中共與台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很受中共中央的影響。〈「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蘇新著，收入「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著，時報，頁128~129〉

不過，由教育的觀點上看，日本殖民下的教育，根本缺乏主體性的智育與群育，其自行號稱的「近代化教育」，我島民族運動溫和的領導人林獻堂就拒絕讓其子弟接受該殖民教育；雖然該種教育當年在田總督口中自稱「對於教育，現在已不再有日人台人與番人的差別，完全撤銷種族之畛域，成為本島教育界未曾有之革新。」；甚至那也就是美國那位柯爾所重視的「對於日本半世紀的統治下所得的進步」之一。

但是當年台共在其對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卻直指其為「奴化教育」──
「學校教導什麼內容呢？都是一些像『天皇萬歲！』、『日本是世界一等強國！』、『中國人卑賤粗陋！』，以及『當一個日本臣民就是當一個文明人！』等奴化教育的內容。最壞的是學校不讓學生說母語，也不讓學生閱讀報紙，甚至連反動的報紙都不可以閱讀。在讀完老師指定的書後，學生通常都會指定交出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如果報告中被發現有反抗的思想，學生可能會被立即退學…」〈「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中研院台史所，頁440。〉

它可能確實高度滯礙了我島民智育與德育的發展。因而，中共的來台，對於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應該確實有相當的影響。當年中共滲透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沒有充分的資料；但是在前述關於柯爾的大作中的描述應該值得注意──那是東京澀谷事件後，這位曾有軍職，當時也是美國文官的他，五、六年前曾經在島上任高校教師，當時他注意到了青年學生的情況──

「中國大陸上的新現象─職業學生騷動份子─出現在台灣島上，令人回想到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國佬，滾回去』的運動都是由這些職業學生所帶領的。現在他們來到台灣，穿著單調的藍布旗袍的中國女子開始在教室、校園及公共場所、街道及公園內發表下層人民翻身的演說…他們鼓動台灣學生與他們的大陸『弟兄們』合作來把外國人趕出中國國境。」〈該書，頁232〉

看來在美國有意掀起國共內戰的時局中，所有苦於抗戰艱困的人民是有可能以這些學生為其喉舌的；當時整個中國裡，他們是最有閒，最有知識，也最有正義感的。這應該是當時國共以統一戰線相互對立之後，國府雖然一度獲得美國霸權的支持，但是最後卻因美國逼迫國府簽訂絕不平等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947.11. 4.〉，自曝其貪婪面目〈連國府史書「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都直批之〉，以致國府當時不能不失盡民心的主因。

而我島二二八的悲劇，似乎在三月六日以前，還似乎有望能獲得美方的支持；三月六日之後，島上的民軍似乎就只能接受當時欠缺實力的台共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領導，他們雖然可說絕對蔑視國府軍，但是面對裝備齊全的國府軍，已是絕對難有勝算，只能以悲劇退場了。

駁斥否認台灣人有奴化思想的人，最突兀的就是寫了《亞細亞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三本自傳體小說，享譽台灣，被台獨尊奉為「鐵血詩人」，其實是雙面人的吳濁流（本名吳建田1900-1976）。

吳濁流從4至13歲與祖父一同生活，雖然深受祖父悉心教導的漢學影響，但是年少的他對中國文化的體會能有多少？至多只是籠統的一般概念而已。吳對漢學有深透學習和運用能力的，僅是漢詩。

由於漢詩乃是日本與台灣清朝遺民的文化菁英共用的文字用語，因此日本當局於治台初期便特地保留甚至鼓勵漢詩寫作，以收籠絡人心之效。這也就提高了吳濁流對漢詩的興趣，未必就是他基於愛好中華文化而主動學習漢詩。

吳17歲考進師範部（後改稱「台北師範學校」），同窗趙雅祐之父是以重振詩風為志，南社創辦人之一的趙雲石。對漢詩有興趣的吳濁流就常與自幼受漢詩薰陶的趙雅祐相切磋，學到了更清晰的創作規則，奠定了吳的作詩能力。

1937年日軍侵華，吳濁流38歲任教第17年，愛好漢詩的「栗社」為了慶祝詩社成立十週年暨皇軍入城南京，舉辦以「祝皇軍南京入城」為題的詩作。

已是漢詩能手，也是「栗社」成員的吳濁流以筆名饒畊的作品是：「忠勇無雙帝國兵，護城破後又南京。六街旗鼓提燈隊，老幼歡呼萬歲聲。」

這首字字閃亮著奴化光輝的皇民詩，引自：王幼華 《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護城破後：日軍攻破上海淞滬保衛戰。

再從吳濁流一生的著作中所呈現的思想成分來看，他是臣服日本的優越性，反日立場主要是不滿日本的歧視政策而已。

即使批判日本，吳大致上是以間接迂迴的方式來陳述。如在《亞細亞的孤兒》中，對日本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戰爭的殘暴，是藉由一位有良心、有正義的日本人佐藤強力譴責來表達，以淡化日本的罪惡形象。

小說《陳大人》卻用自己台灣人陳英慶來代表日本警察任意欺壓百姓，行使權力的浮濫。二戰時日本在台灣的「總動員獻金」，在《亞》書中也以鄉公所的秘書台灣人東先生出面對民眾曉以「忠良國民」應盡的大義，然後惡行惡狀強徵獻金。

除了「祝皇軍南京入城」這首奴化精神沸騰，赤裸裸忠誠洋溢的「皇民詩」，還有他從南京返台後至1943年寫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幾乎都是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可見吳濁流的中國情懷並非如他在日後所強調的那樣濃烈，對原鄉祖國一直魂牽夢縈，而是被醜化中國、美化日本的奴化思想腐蝕殆盡。

很顯然地對他來說，現實中衰敗落後的中國早已取代了漢唐盛世的輝煌歷史，祖國已是可割可棄了。只是由於祖父堅強的漢族意識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難以愧對先人有辱家風，老著臉皮皇民化。

「功狗」一條

日本殖民教育以學習日語為首要重點；其次是「社會教育」，內中除了德育之外，主要還是灌輸日本精神和皇國意識的「修身課」，也就是奴化思想；最後是「實業教育」，以農業為主的一般現代知識。

然而擔任教職幾達21年的吳濁流，對修身課及其奴化的影響和作用，在其所有的著作中完全避而不談，彷彿他當老師所教的材料僅是日語和普通知識，與學校中灌輸忠愛日本、唾棄中國的修身課完全不相干。

台灣兒童從公學校畢業要考上中學，「修身課」的課文必然是考試的重點。影射吳自己生平和思想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提到：「台灣人公學校畢業後，想再繼續接受中等教育之機會備受限制。…因此造成深知內幕的台籍教師，對熱心於輔導學生升學的太明有所嘲諷」。

「熱心於輔導學生升學」，不應該嗎？嘲諷什麼？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吳濁流為了輔導學生升學，必然盡心盡力奉行日本教育的方針，包括宣揚「修身課」的日本國民意識。

當時大多台籍教師不是師範畢業的，觀點與太明有落差。太明與他們爭辯，結果被譏笑是「大國民（日本走狗）」，諷刺他是奴化教育的走狗和幫兇。

在吳的教職生涯中，雖然，雖然他自稱三度因為得罪日本上司被貶至偏遠地區任教。可是在他任職的四個學校中，在規模頗小的五湖公學校擔任主任訓導，在新竹郡最大的一所關西公學校任首席訓導，可見他還是極為受到重用的。

皇民詩二年多後，1940年底在新竹郡的學校運動會上，吳與監管教育的日本視學（督學）為了女教師參與賽跑之事發生口角，被視學敲頭暴打以及惡言羞辱。於是他上報新竹州知事(縣級首長)、投書媒體〈興南新聞〉，再尋求台籍州會的協議會員引見內務部長，使此事更加擴大，力主日本視學須對他親自道歉。

顯然他在教學界算得上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才搞得出這些大動作。這是他一生中除了兩次曾對教育做出「建言」式的批評之外，是他反日的唯一激烈表現。

他在《無花果》中記述道：「我終於發現到以職位為賭注來爭鬥，必可獲勝」，可見他自覺盡忠教職頗有貢獻，必獲日人的珍重愛惜，對他道歉慰留。

然而請傷假後等了六個月僵持無解，沒有獲得一言半句的賠罪，螳臂擋車自討沒趣。吳自覺顏面盡失難以唾面自乾，憤而辭職，結束了他近21年的教職。

在他的短篇小說《功狗》描寫一位全力獻身教學工作的洪宏東，自認對日本可謂矢忠矢勤，戮力奉公，為教育躹躬盡粹奉獻了20年。原想可以平步青雲，名利雙收，怎知在染病後，由於是代用教員竟然得到免職的命令，落得一無所有的下場。

對照吳濁流的教師生涯，看來小說《功狗》的寫作靈感和材料，是出自他的自身經驗，自哀自憐的寫照吧？

無病呻吟的《亞細亞孤兒》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就開始佈局侵華，就開始利用台灣人做通譯和間諜，所謂「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台灣人的名聲就開始玷汙了。尤其是堂而皇之招募台灣人為日本效力的傀儡滿州國，以及日本包庇縱容台灣流氓莠民從事非法行業和作惡的閩南地區，使台灣人的漢奸惡名在大陸不脛而走。

日本侵華後更有大量的台籍日軍到大陸作戰，有許多台灣人赴大陸在日本和汪精衛的政治機關和商業會社工作。以常情而論，這些現象看在大陸人眼裡，能不防範到大陸的台灣人有可能會做間諜工作的嫌疑？

這只是在戰時的特殊情況下，臺灣人在大陸難以避免的尷尬窘境，以致於須要隱瞞自己是台灣人身份，這是不難理解和諒解的。有幾個台灣人會像吳濁流這樣想不開，耿耿於懷？而且，如果大陸人懷疑台人個個是間諜，那為什麼參加抗戰在國民政府工作的「半山」卻受到重用？何況吳濁流到大陸是拿了朋友的介紹信向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求職，不成後又進入日本官營的〈大陸新報〉工作，這就使他很難摘下漢奸的帽子。

他會受到大陸人，甚至是心向祖國在大陸的自己台灣人，也就是「半山」懷疑他是間諜，不正常嗎？不合理嗎？再說他經過抗議日本督學而受到欺凌的大風波，在台灣大家都知道他必然心生怨恨，兩個月左右後就赴大陸謀生，這在別人看來就是負氣出走，日本人怎麼不會懷疑他可能反叛日本投向中國？因此他在南京和返台之後，會遭到日本憲警的監視和跟蹤，不正常嗎？不合理嗎？

並且，大陸人懷疑台灣人是間諜，這僅是日本侵華期間才出現的暫時性現象。而日本即使進行了皇民化，台灣皇民的國民權益與日本人仍然是有差等，日本對台灣人的欺壓歧視乃是一貫性的政策。

然而吳濁流的思維與眾不同，別具隻眼把在中國發生的暫時性現象與日本一貫性的歧視政策等同並論，只從他個人的特殊際遇自哀自憐，聲稱台灣人都不被中日兩方所接納，無病呻吟編造出《亞細亞孤兒》的痛苦哀鳴。

其實抗戰時在大陸的台灣人，會像吳濁流這樣既受大陸人不信任，又被日本人監視的遭遇能有多少人？有幾個人會有這種「孤兒」感受？吳卻以偏概全一概而論，膚淺地把「孤兒意識」投射為台灣人共有的集體命運。

更可笑的是，這麼令人感傷難過的「孤兒意識」，竟是由一個讚頌日軍「忠勇無雙」，宣稱台灣人「旗鼓遊行歡呼萬歲」恭賀日本攻下上海和南京的奴化小丑所提出。

自己在日本戰敗後缺乏運用中國的語文能力被邊緣化，於是從日本時代精通日本語文的高級台灣人一下子淪為廢材人渣，失落痛苦無比，就把所有台灣人都包裝成可憐無辜的形象，發表《亞細亞的孤兒》懇求憐憫。

遠征軍制定會戰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平滿納佈置一個口袋陷阱，將日軍主力引入並進行圍殲作戰，如果平滿納會戰能按照計劃進行，遠征軍就不會發生後來倉促退入野人山的悲劇…甚至英軍如果能守住馬圭與東敦枝的右翼，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仁安羌戰役…即使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平滿納會戰失敗，也不會出現後來一路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緬甸情勢我認為不會那麼悲慘。

【圖片摘自──呂牧昀、袁梅芳：《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青森文化），p69。】

（一）如何將日軍引入平滿納

◆遠征軍紀錄：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由廖耀湘率領新22師，他們利用斯瓦至平滿納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的口袋設伏區。

◆日軍紀錄：

新編第22師及裝甲兵團，位於我第55師團之正面，在利用各村落逐次進行抵抗，並向平滿納（賓文那）方向後退中。

第五軍之右翼依託在英印緬軍，左翼依託在第六，作為緬甸北部防禦之中堅，企圖堅守沿平滿納（賓文那）──曼德勒道路之地區，鑑於平滿納（賓文那）附近之戰略價值，將力求長期確保。（根據空中偵察，發現平滿那南側之線及該地西方高地上有陣地）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2。

（二）右翼英軍在平滿納的表現

◆遠征軍紀錄：

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一帶的英、緬軍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後撤，再加上原有駐於曼德勒的預備隊──新38師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中南半島最大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平滿納地區中國遠征軍的右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英軍紀錄：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納會戰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5月撤入印度。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日軍紀錄：

（一）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二）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三）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三）遠征軍放棄平滿納會戰之後的戰局變化

◆遠征軍紀錄：

在危急時刻，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ａ）繼續平滿納會戰，努力擊破敵軍一路，以解危局；（ｂ）徹底脫出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因為電話不通，於是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飄背通知羅卓英。史迪威與羅卓英思考再三，原則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種方案。可是在具體戰術上，他們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東北的方案，而是決定將防線放在平滿納稍北一點的梅提拉（Meiktila，位於緬甸中部城鎮）一線，繼續準備曼德勒會戰。但這個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對。他認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是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佈於長達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麼在平滿納打下去，要麼退守東枝、眉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擊破」。相持不下，又時間緊迫，最終杜聿明還是服從了羅卓英。4月18日凌晨，羅卓英正式下令放棄平滿納會戰，4月20日，平滿納陷落。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中正、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Ⅲ）《（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502。

◆日軍紀錄：

兩翼部隊──右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43聯隊基幹）、左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12聯隊基幹）於18日夜再接近敵人，翌19日拂曉，右翼隊擊破西南都附近之敵後繼續進入平滿納北側，而左翼隊亦大致到達該線，但此時，平滿納市區已無大部隊存在，乃於同日15：30完成市區之掃蕩工作。

師當面之敵，據判斷為第96師之第286團，第278團及新編第22師之一部。

該敵無意堅守平滿納，經小戰鬥後撤退，但之後遇到從西唐河東岸北進之第18師團，在吉洞干附近遭受更大之打擊。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5～496。

（四）結論：

3月31日杜聿明擬定命令，決定將第五軍分為──「阻擊、 固守、機動」三兵團，分別以新22師、第96師、第200師擔任「以阻擊兵團逐次阻擊消耗敵人後，以固守兵團吸引於平滿納附近，待其膠著以機動兵團轉取攻勢，將敵夾擊包圍於平滿納附近而殲滅之」。4月7日，史迪威在遠征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向蔣提交平滿納會戰計畫，並獲批准。10日，由羅卓英正式予以發佈。其作戰設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滿納的隘路預設縱深陣地，逐次抵抗優勢敵人的攻擊；在誘敵深入我陣地內尚未立足時，兩側埋伏部隊配合正面部隊一舉反擊消滅敵人。計畫明確應在4月15日前結束作戰。平滿納會戰進行了十多日，單從局部的戰鬥看，遠征軍作戰是積極的，也達到了遲滯敵人的效果，但從全域戰略看，平滿納會戰未達到擊垮敵人的目的，且最後由於西線英緬軍的後撤（4月17日）及東線防線（伊洛瓦底江防線）的瓦解而不得不隨之撤退，遠征軍的戰略目標再次受挫。

另外如文中所述，唯一的預備隊、原駐於曼德勒的新38師被史迪威抽調至仁安羌，在沒有補充兵力的支援下，平滿納戰役只能被迫放棄。而最為悲慘的是──之後一連串的倉促後退導致的野人山悲劇。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 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早年興建捷運時，工程單位在臺北北門站挖出清朝臺灣第一個省長劉銘傳的古蹟，那時就有受過皇民謠言誤導的記者質疑劉銘傳的縱貫鐵路太爛，爬不過林口台地與桃園縣龜山鄉的迴龍大峽谷……著名的考古學家劉益昌教授（目前是成大考古所特聘教授）回答說，日本人造的鐵路也爬不上去啊，最後把路線改成－－繞到鶯歌、樹林，才能繼續往南……

而這類的事情在臺灣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宋亞伯翻譯的《福爾摩沙的呼喚－一位紐西蘭人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嚴格來說，這本書不算翻譯，而是（惡意造謠）……

另外，矢內原忠雄教授所寫《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就因為嚴厲批評當時的臺灣總督府而成為禁書，但戰後有許多臺籍教授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竟然也出現類似宋亞伯的問題，不是漏譯、就是改譯……周憲文教授翻譯的書，雖然不好讀，但沒有偏漏，只是這書不會成為很多臺史系所教授所指定的必讀書籍……原因應該很簡單，因為內容對日本不恭敬、不狗腿……

2023/4/27蔡丁貴教授在FB的貼文：

勇敢的「台灣國」理事長陳峻涵先生，今天拿著一隻玩具槍（我猜），走入蔣介石臭頭廟，一面拿槍射擊（沒有槍響），一面喊著：「拆除銅像，轉型正義」。他還沒有跑近銅像旁邊，就被保全與替代役圍住，壓制在地上。在被拖離現場途中，仍然喊著：「殺人魔王、拆除銅像、轉型正義！」在現場圍觀民眾觀光客大約有100人。在此，公開對陳峻涵理事長及台灣國的夥伴進行這一場非暴力抗爭行動的策劃與勇氣表示敬佩。我年紀大了，膽量變小了，行動變慢了！
勇敢！勇敢！真勇敢！
敬佩！敬佩！再敬佩！
轉型正義，拆除銅像，永不放棄！

2023/4/27我與蔡丁貴教授的對談如下：

丁：歷史要多元全面的了解。

蔡：台灣奴隸要了解自己被奴隸的歷史。

丁：你若覺得仍是奴隸，這樣你的言論，屬於「心不平，理不正」。

蔡：我是已經覺醒的台灣奴隸。奴隸要反抗是天經地義。

丁：這樣我邀請你，我們二人公開辯論，你敢接受嗎？

蔡：蔣介石是228大屠殺的元凶，有需要再辯論嗎？

丁：當然，你應該換位思考，換成你，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會如何？白色恐怖下，你該知道有多少共黨在台灣，請蔡先生不妨指出，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有多少是造假，先由李友邦開始。

蔡：認罪悔改才是正途。人自以為必要的邪惡，只是一塊公開的遮羞布。

丁：2021/02/24 今天是南海路二二八紀念館開館十周年慶，馬英九參加早上紀念活動，下午前館長廖繼斌先生以「二二八協會」的名義借該館舉行二二八座談會，希望促成藍綠對話。結果下午只有張亞中、張若彤、錢達、鍾情、武之璋等藍營學者發表談話，綠營受邀學者都沒參加。真相越理越清，為何不參加？是理虧？還是心虚？讓人想起，「2017年绿營蔡丁貴教授，欣然接受「二二八真相」辯論挑戰，結果時至今日，仍避不見面。」

蔡：只需要更多真相，公佈機密檔案，不需要辯論。真相自己會說話！

丁：你都深深的認為及認定，還需要什麼更多真相資料，現有的公開檔案就夠多了，你是教授，我只是學士，我們就把真相，辯清楚。

蔡：現在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蔣介石是228大屠殺的元凶。因為你們不接受這樣的事實，應該公佈現在隱藏的機密文件，可以讓你們無話可說。

丁：蔡教授，前段你說：「只需要更多真相，公佈機密檔案，不需要辯論。真相自己會說話！」，現在你又說「現在已經有足夠的証據顯示蔣介石是228大屠殺的元凶。因為你們不接受這樣的事情，應該公佈現在隱藏的機密文件，可以讓你們無話可說。」你這不是前後矛盾，如果真相資料不全，你不該任意推論（亂講話），如果你認為你有把握，這樣快來跟我辯論，我們打賭10萬元，由旁觀者無記名投票。

蔡：現在的證據對我來說已經足以證明蔣介石是元凶，你們需要更多的機密資料才能認罪悔改。

丁：這樣資料足夠了，快同意跟我辯論。

台獨教授蔡丁貴，不再回應了～

【在紀錄上，中華民國駐印軍（遠征軍）的新38師與新22師，曾分別在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與1943年（民國32年）6月14日，各派一個排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印度新德里參加聯合國國旗日日閱兵典禮（遊行）。當時挑選參與閱兵儀式的條件是──身高在170公分以上，年輕體健，能說簡單英語更好。

為什麼會在6月14日舉行閱兵典禮呢？第一，雖然美國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9年8月3日，才正式由美國國會以《63 Stat.492號》聯合議案，將6月14日正式制定為國旗日（Flag Day），但其實早在1916年的5月30日，就已經由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告每年的6月14日是官方的國旗日，到2014年，這節日已經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擴大為「國旗日和全國國旗週」（Flag Day and National Flag Week，2014）；第二，1942年1月1日，有26個國家政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共同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而在羅斯福總（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即小羅斯福）的強力主導下，將美國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並發文（希望）各國要同步慶祝，因此才有了以上兩次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閱兵典禮（遊行）。只是羅斯福總統因病在1945年4月12日過世，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8年才正式宣布設立，為了紀念《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生效三周年，聯合國日因此由原來的6月14日改為10月24日。

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閱兵儀式的是由新38師王東籬少校擔任領隊，馮皓如上尉擔任閱兵排排長，共52位官兵參加。

1943年6月14日的聯合國日，擔任閱兵排長的則是時任新22師第65團團長、身高190公分以上的李定。李將軍隨政府來臺後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註）照片為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的新38師官兵】

【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派出新編第38師一個排的官兵，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盟軍國旗日閱兵典禮2！由於當時僅為一般慶祝遊行典禮，因此沒有後來宣稱的各國閱兵隊伍之比賽排名等活動與紀錄】

【中華民國國史館內收藏的──美國將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之檔案公文，簽署發布者為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註）：參見──《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p276～277、230～231。

1947年1月8日在東北的張麻子溝戰役中，第113團遭東北民主聯軍一縱伏擊，最後導致第113團全軍覆沒，團長王東籬陣亡。

李定將軍，本名定一，湖南永興（郴州市）人。1914年（民國3年）9月5日生，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步科11期、美駐印高級戰術班2期、陸軍參大3期、實踐學社聯戰班及高級兵學研究班等軍事學府。他於抗戰期間，因勇猛善戰，被盟軍譽為「森林戰楷模」、「陣中之虎」。根據《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記載，李將軍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