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8月底，台灣總督府制定了其所謂的「保甲條例」；這是一個往後雖然我台人一再要求廢止，但它卻一直與日人無關卻長期苛虐我台人的制度。

此制早在1897年桂總督時代，為了鎮壓我島民，就曾在我島動盪的雲林地區開始本有的聯庄保家規約；此時，總督府則正式頒佈了嚴格連坐的「保甲條例」。

在名義上，他故意與我國傳統講究「保境安民」之「保甲制度」混淆，卻自稱是「參酌舊慣，設保甲制度，用以維持地方治安」；但其實，一如在前述的兩年國籍自由選擇期間內，前及的「法院」，竟然並不受理我台人對日人所提出的控訴，其理由是該法院是僅專為台灣住民而設，所以，名為「法院」卻並不能受理我台人對於日本帝國臣民之控訴案件；該「法院」實非我們所習知的「法院」；該「保甲制度」實也不同我固有的保甲制，例如，稅賦上，竟也由保甲強制執行其沉重的稅歛，例如，1900年，兒玉與後藤主持的揚文會的皇民頌詞中，所描述的──

「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但亦為不識國家政治大體之言，舊政府時代負擔無疑為輕，經費亦六、七萬即足，而在新政府則需二千萬以上，然舊政府時，收稅與兵備以外，一無為人民所設施者，因之無須多額經費之理由。即是。」〈「台灣抗日運動史」，第四冊，頁1108。〉

由公佈該條例之後，後藤長官就曾在一次東京的記者會上公開所表示的：「…自在制定新法有名的王安石以來，支那的官吏和儒者就議論頗多，且有許多書籍，其中雖然有嘗試實施者，但並沒有完全實施。…既然民間熟知『保甲』這個名稱，何不利用呢？只要多費時日，實施決不難。這就是當時採用保甲制度的理由。」〈「台灣抗日運動史」，第二冊，海峽學術出版社，頁316。〉，更可見其蹊蹺。

事實上，稍微下功夫探究，日本學者也曾指出，「日本德川時代的『五人組』制度，即與『保甲制度』相當類似」〈「五人組制度論」，穗積陳重著，東京，1921；轉引自「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王泰升著，聯經初版，頁97。〉；可知道該一頒行的條例，實在乃是後藤在「魚目混珠」而已。

不幸的是，這日式保甲制度實在是極為苛虐的制度，日本學者曾自述該日式制度之惡質，指為統治者的毒爪：

「領主方面也利用這種結合作為繳納租稅的連帶責任團體，在刑罰上也讓一鄉一村負擔連帶責任。…在饑荒等痛苦時期，只因孩子偷了別人的糧食而一家全部被處死，像這樣嚴重刑罰的事例，也有被記錄下來，由此可看出共同生活體的嚴格處。」〈「為什麼日本的治安那麼好」，上村千一郎著，福祿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行，頁128。〉

其中該制度除了負責向被日本儒家稱為「無知而可愛」「三時皆無餘暇…唯盡勞苦以納於上」的農民繳納租稅外，該日式制度最沉重的是無償的工役負擔，那是我們前面曾提及的德川封建體制的保甲制傳承，也是日本史書所曾指出的：

「課役，種類繁多：如宮殿、城池、橋、路及堤防的築造和修建，驛馬等等，徵收所需費用──或繳米金，或使役人民，總稱『課役』。農民還有的負擔，是『助鄉役』。它指在驛站補充的人馬，由附近各村負擔。…經常的稱『定鄉役』，臨時的稱『大助鄉』…德川家康對農民的統治方針：『不可餓死』，在這裡赤裸裸地表現出來。」〈「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頁149。其多次農民暴動的詳情，可見於該書頁268~274。〉

於是，在我們島上則除了被我台先民描述為「…人民直接叫苦者，乃保甲費也，保甲費分為經常、臨時之二種，經常費則一保一個年，約徵收百圓內外，執行保甲事務上所必要之費，係受地方長官之認可而徵收之。其他保甲之雜費，則臨時費者，依員警之指揮，隨時徵收，常比經常費更加徵收四、五倍，此所謂不明之費用，…其不得當也明矣。」〈「保甲制度論」，黃呈聰著，刊於「台灣青年」，第二卷第三號，1921.3.26，頁10~11，14。〉

保甲費每保每年百元的負擔外，更有高達保甲費四、五倍的臨時保甲費之負擔；更加上，上述德川幕府對於其農民的「課役」，也極沉重地落在我先民身上；我先民的回憶中，可見到很多這類的描述──這些都是日式保甲制度的「魚目混珠」的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法令制度上，保正與甲長，雖都屬於無薪的榮譽職；其實，法規之外，除了保正與甲長有免除其前述的沉重工役特權外，日警會就收取的保甲費中提出定額給予保正與甲長，且他們對於違規的保甲民有鞭打的權力；對於保甲民違法時，保甲長有出庭向法官說明嫌疑人素行的地位。

因此，這真是個毒辣地深入控制我島台民，日人家庭卻可以豁免這包含著沉重的稅負與工役的日式保甲制度；要直到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6月，才因戰爭破壞下，地方警力與人力兩皆不足、難以繼續苛虐進行而不得不廢止。

這也是為我島民在日殖之下五十年，為何其生命統計的平均死亡年齡，以1908年為最高，即27.2歲，那年是全島鐵路通車之年，從此宰制剝削居高不下，以至於我島民的平均死亡年齡一路盤旋向下，雖到1939年，號稱產業進步，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之年，我島平均死亡年齡卻只能在23歲上下徘徊。。。真是無限的悲哀。。。

在台灣，“皇民”指的是日本天皇的子民。

日本統治台灣50年，最後的9年還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那麼台灣人就都算是皇民嗎？
很顯然並不是，因為日本人給“皇民”訂下了標準。

其次，根據日本人的資料，1944年台灣學習過日語的人，佔全部台灣人的71%，那麼這些台灣人都是皇民嗎？
很顯然也不是，因為條件不夠充分。
就好比現今至少95%以上台灣人學習過英語，但我們可以說這些人都是“美民”嗎？

可稱作皇民的有以下三類人：

第一類是具有明顯皇民身份的“國語家庭”成員，他們全家人使用日語溝通，同時過上“日式生活”，包括祭拜天照大神、穿和服，居所廢棄傳統，改裝為日式廳堂….。正因此，他們會獲得殖民地政府頒發的一張證書、一枚獎章和一個門標。
在當時，多數的“國語家庭”，原本就具有較優的社會經濟地位，受過較高的教育。“皇民化”之後，這些人更是受到總督府給予特殊的攏絡，日本化入腦較深，通常會比較認同日本。
據統計，1942年4月，“國語家庭”有9604戶，77679人，佔台灣人599萬的1.3%。

第二類是改採日式姓名的人。
1940年，總督府頒布更改姓名法；
1943年底，全臺灣廢棄自己原有姓名，改用日式姓名的有17526戶，126211人，佔當時台灣人的2%。

第三類人是台籍日本兵。
日據後期，日本人在台灣徵兵20.7萬，後來戰死或失蹤3萬多人，尚存約17萬人，佔台灣人的2.8%。
這些人多數來自普通或較窮苦的家庭，並未獲頒證書、獎章，但家門上貼有一張“榮譽之家”的門條，也可算是皇民。這些人由於受過軍隊教育，也比較認同日本。

此外，在皇民化運動當中，完成小學或中學教育的青年，或深或淺都會受到皇民化的影響。
這樣的青年有多少呢？
1932年，台灣年滿6歲到14歲的就學學童，男童20.3萬人，女童7.4萬人，加起來27.7萬人。這些人在“二二八”發生時，年齡到達21~29歲。

上述幾類人，在日本總督府統計資料中，雖各有精確的數字，但身份重覆計入的顯然為數不少，由此可見，所謂的皇民與受皇民化影響的青年，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

有些人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因素是皇民作亂，其實並不符合邏輯推理，也缺少直接證據。（參見《“二二八事件”是反中愛日本的皇民作亂？》）

情理上“皇民”應是“天皇”的子民，但是在日本政府眼中，在日本法律上，“皇民”並非日本人，不享有同等待遇。

我先說結論，這又是個倒果為因的說法。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說法如果能夠成立，必須先確切的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 具體指出有哪些皇民帶頭指揮作亂，或參與幕後策畫？
又有哪些台籍日本兵和皇民化青年參與了暴力衝突和打殺？
而他們的作為在事件中，有沒有佔據主導性的地位？

2. “二二八”若是反中皇民策動的復辟事件，為什麼事件發生之前，在皇民群體間毫無任何動靜？而事件發生後，也未見皇民們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既然是以奪回政權為目的，絕無可能如此草率的缺少謀劃吧！

事實上，大多數的皇民家境富裕、生活優渥，他們的政治性格內斂柔順，在政權轉換之際，秉持低調行事，唯恐惹禍上身。尤以辜振甫才因謀劃台灣獨立失敗，於1946年遭判刑兩年，其他的皇民見此，哪還敢造反作亂呢？

再說，但凡稍具規模的事變發生，事前都會有跡可循，例如：
“二二八”發生前，台灣出現的三大遊行示威，其中兩次是由中共地下黨員以及左翼人士的學生、社會組織所發動的；
又如，2014年太陽花事件之前，特定政黨、團體在校際間串連，舉辦座談等活動已有大半年以上；
而2016、2019年香港的佔中與反送中事變，也莫不如此；
同時，各個事件前後都有當地強勢媒體帶風向，唯二二八事件前，台灣主流媒體的負責人是官派的，那麼皇民何以著力呢？

3. 如果說，“二二八”是反中皇民作亂，是台獨運動的起源。那為什麼“二二八事件”後，在台灣幾乎全無台獨組織相繼秘密成立？（僅有出走香港的廖文毅等少數幾位人士主張台獨）
反倒是台灣的社會精英大量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事件前只有70幾位黨員，事件後1年間迅速增加到1千多位；
又，1949年~1978年，長達30年的白色恐怖期間，為什麼主張台獨而獲罪的寥寥無幾？而主張統一的，卻有4千多位遭到槍決，萬餘人遭到關押？
再則，為什麼直到1980年代末，歷次民調顯示，主張台獨的從未超過10%？

由此可知，台獨運動的啟蒙，要遲至1970、80年代；而擴散彌漫則是在李登輝執政以後。

“二二八”是具有偶然性、民變性質的事件，有其內因（當年的國府，以及時空環境）；
也有外因的作用（日本的經濟戰擾亂，以及美國人對台灣菁英、士紳的煽動）。

至於什麼“奸匪作亂說”、“皇民作亂說”、“台獨起源說”，都是倒果為因以及事後的主觀詮釋。
二二八事件初起時，有黑道角頭因親弟遭誤斃而聚眾報復，其後是否有退伍而失業的台籍日本兵趁亂發洩鬧事？或許有，但缺乏證據留下至今。
然而，自始至終皇民群體並無組織性的形成主導力量，是可以確定的。

台獨把中華文化完全等同於專制和權威，慶幸台灣在日本現代化的統治和教育下，清除了陳腐的中國封建遺毒。

其實日本自己國內教育的核心精神是〈教育敕語〉，充斥著所謂「克忠克孝、仁愛信義、皇權一系、遵憲守法、恭儉律己」的「皇國之道」，強調「絕對服從的品行」，等於就是青出於藍、紅得發紫的中國封建思想的鞏固版。

日本規定台灣要與日本一樣，把「御真影」（天皇夫婦的玉照）與〈敕語〉共同擺放在學校的「奉安殿或奉安室」。師生早晚要向「御真影」與〈敕語〉行最敬禮，背誦「我們為大日本帝國之臣民，誠心感謝」之類的語錄。

在國定紀念日的儀式中須指派專人（通常是校長）先把〈教育敕語〉與「御真影」高舉過頭表示尊敬，接著必須以捧讀方式宣讀一遍。

即便在戰爭末期台灣受到空襲時，學校首先必須要保護「御真影」、〈教育敕語〉與其他天皇詔敕的謄本，其次才是學生們的安全，即使是小學孩童。

1898年後藤新平任台灣的民政長官，是總督兒玉源太郎倚重的得力助手，對他言聽計從。後藤新平就主張：「對新附民（台灣人）漫然輸入文明，養成動輒議論權利義務之風，會招致不測之弊害。」

日本對台灣人的教育，在表面上是要同化台灣人，但實質上並不想使台灣人成為日本人。而是從兒童開始，透過所謂「修身課」的講授和灌輸，貫徹〈教育敕語〉的旨意和目的，使台灣人成為勤勉服從，「敬拜天皇，義勇奉公」的附庸民。

台獨卻五體投地歌功頌德，感恩日本帶給台灣進步的現代思想。其實台灣所接受的思想只是現代生活上的規矩，僅是表面形式，為了便於日本順利進行殖民統治而已。毫無半點反傳統、反封建，自由民主的現代內涵。

比之中國古代的尊君思想，日本人把天皇當神拜的封建程度可說是強烈到了極點。難怪在「修身課」的奴化洗腦下，會產生認日本為祖宗，在二二八的反華暴亂唯恐後人的許多青年學生和台籍日兵。

總之，台獨為了媚日反華，曲解真相變造歷史不遺餘力，顛倒是非、拜鬼為神，連日本酷烈至毒的封建思想都能美化為現代文明。

奴化思想的本義

日本殖民教育的重點最主要的是灌輸汙衊中國、頌揚日本的價值觀，以馴化台灣人服從和忠愛日本為目的，美其名「同化政策」，國民政府稱之為「奴化教育」。

因此所謂的「奴化思想」，僅是「認為中國人低劣、日本人優秀」的觀念，有了這樣的觀念，就會生出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心理傾向了。本義毫無奴顏卑膝自甘低賤，願為日奴的意思，並非指台灣人生來具有奴性。

因此受過日本教育的程度愈高，其奴化思想自然也愈高。於是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確培養出鄙視中國，崇拜日本的台灣新世代（其中以醫科最多，後來台灣的醫學院都成了培養台獨的溫床）。

後來又加上了皇民化，就產生了認同日本為「新母國」的台灣皇民。如出賣抗日領袖林少貓的蘇雲英－即蘇貞昌祖父的家族…；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完全失根的無知青年，如李登輝、蔡英文的老爸蔡潔生、鄭弘儀的爸爸…。

光復時台灣人大致上可分為兩類，絕大部份是未受奴化影響的人，如4~50歲以上的老一代人與吃番薯籤長大的勞苦大眾，他們深受日本的荼毒是點滴在心頭，歡慶光復的就是他們這類人。

另一類是少數一些「沐幸皇恩」改過姓，吃得好穿得好，通曉日本語文的高級台灣人。二二八之時參與造反的人基本上都是這些奴化、或是皇民化的人。

這些改過姓的皇民，尤其是「國語家庭」，不少已經奴化成性，可謂是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光復後他們利用陳儀百分之百開放的言論自由，捕風捉影批評甚至毀謗政府，與地下共黨在報刊和電台吹打起二二八的前奏曲。

陳儀允諾老蔣調走台灣駐軍後，他們藉著偶發的緝煙誤殺人命的事件，鼓動台灣人起而叛亂，立時受到滿腦子日本偉大，熱衷皇民化的許多青年學生和一些台籍日軍的積極響應，即是所謂的「二二八事變」。

事變之時，就有人在南部電台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激勵群眾反華，這種論調正是日本奴化教育所孕育出來的。

李登輝執政以來，推行去中國化和頌揚日本殖民的歷史課綱，就是在複製奴化教育，鼓吹媚日仇華的思維，傳承奴化思想，再度洗腦台灣人，所謂的「天然獨」於焉而生。

就是現在綠油油的台灣南部，過去卻是國民黨的鐵票區。後來醜化抹黑國民黨的地下電台興起，光復後有了白米飯吃而長大的農民，人在福中不知福，年輕時開始在農田工作，就收聽帶來的電池收音機，等於大半輩子都受地下電台的洗腦。

2002年後出現的電視政論節目如汪笨湖（藝名）大量使用鄉土俚語，以故事性戲劇化的手法標榜「本土意識」，極受中、南部農民的歡迎。於是白天工作聽地下電台，晚上在家看汪笨湖之類的節目，思想就被改造了，相反了。

於是奴化思想在台灣死灰復燃，所有親綠人士對中國的評論，都是醜詞惡評，無所不加。如「中國文化是腐朽的封建餘毒、殘忍腐敗…中國人的自私、中國人的奴性…」。還有極其難聽的，鋪天蓋地遍佈網路。

當然，這樣的批評，中國人自己也所在多有，如魯迅、柏楊…，但這類人還是佔極少數。而綠營則是共同的信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根源就是奴化觀點的傳衍和延伸。

肯定日本的優點≠懷念日本統治

台獨振振有詞地說：「多數老輩台灣人懷念日本殖民統治」，強調這是「對比中日兩國對台灣的統治，所得出的客觀評價，是不能以皇民化、奴化的汙名橫加指控」。

然而日本的統治僅是表面上優於清朝和國民政府而已。那是日本先進的現代化有了建設台灣的能力，至於井然有序的守法風氣，只是不把台灣人當人的嚴刑峻法所高壓出來的。

客觀評價日本的統治比中國有能力、有效率，就是光復後到台灣的大陸人也作如是觀。連陳儀1935年到台灣考察，在其「台灣考察報告」中也持這種看法。但是大陸人會因而崇拜日本，鄙棄中國？

日本殖民除了欺凌歧視，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榨取台灣人，沒有半絲半毫為台灣人的福祉著想。吃番薯籤長大的廣大眾多台灣人，與經過日本殘暴壓制的老一代人，即使他們肯定日本的優點，有幾個會追懷日本統治？

會懷念日本的人，是那些在自己臺灣同胞面前趾高氣揚的「三腳仔」家族，以及受過高等教育嫻熟日本語文，缺乏說寫中文能力的知識份子。光復後他們從高級台灣人跌落雲端，前途茫茫，失意失落痛苦難受。

此外就是被日本教育和軍國主義徹底洗腦，以做日本人為幸為榮。也因為只通曉日本語文，覺得皇民化才能出人頭地，才有光明前途的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了。

至於台獨說：是因為中國的統治比日本的殖民更黑暗、更惡劣，所以台灣人才會懷念日本統治。

其實日本一投降，接收台灣的中國人影子都沒有，這些三腳仔的家族、高級知識份子就心情黯然，難以承受。那些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對失去日本統治，甚至有不少是傷心難過到痛哭流涕。

台奸+漢奸在操控台灣前途

是以，日本殖民半世紀，受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毒害的人，即台獨所謂的「台灣精英」，主要僅是日子過得好，教育程度高，在日本統治下受惠的人，只佔台灣人的極少部份而已。

從二二八與台獨出現後冒出頭的人物和人數來看，其中奴性堅強，死心塌地依附日本，認賊作父的皇民餘孽也僅是這些「台灣精英」的一小部份，以整個台灣的人口來講，這些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更只能算是一小撮。

即使是有強烈皇民心態的青年人也並非多數，積重難返像鄭弘儀爸爸的人更是少數。這從台獨宣揚得轟轟烈烈，其實僅約百人參與的二七部隊，以及人數不多，烏合之眾的其他幾支民軍來看，可以見知的。

台獨的頭號大名嘴鄭弘儀聲稱：慶祝七七抗戰勝利傷害了當過日本兵的其父心情，也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可是，真有多少台籍日軍會像鄭弘儀的皇民爸爸，難過得在家裡哭？遑論代表其他「台灣人民感情」？鄭弘儀根本是在侮辱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再說，二戰日軍又不是征討不義的王師，也不是除暴安良的救世軍，對鄭弘儀的爸爸這類皇民日兵，鑒於他們身不由己的歷史宿命，在日本奴化教育和軍國主義的洗腦下，盲目為虎作倀，固然情有可原。

對他們效忠日本的時代命運，固然應予理解，可是我們對之憐憫同情就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尤其是對這些仍然執迷不悟的舊日皇民日兵，有必要永遠肯定，甚至尊重？

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是日本殖民台灣史的重要篇章，然而台獨對奴化思想所起的作用和皇民化所生的效應完全避而不提。如果指出他們奴化、皇民化，就立刻跳起來痛罵這是「侮辱所有台灣人」。

再以詖辭詭辯，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否認皇民作亂。倒過來以台灣人民抗日、反殖民的歷史主體性詮釋二二八，竊據正義抗暴的制高點。宣稱由此產生台灣人自覺自發的民族意識，以這個台灣意識為基礎建立「台獨史觀」。

於是這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否認了自身的奴化思想和皇民化，在「抗日、反殖民與台灣意識」的美化下，就「臭鴨卵假(假充)皮蛋，番薯籤假魚翅」(台語)，魚目混珠假充台灣意識。上背先人，下騙後人，搖身一變成了台灣民族主義的代表。

這些對日本投降悲痛失望的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又疾聲呼籲台灣人千萬要記住熱情歡迎祖國，迎來的卻是二二八大屠殺的悲慘教訓，咬牙切齒炒作他們自己造業作孽的二二八，煽激台灣人仇恨中國。

簡而言之，日本的皇民化像是一把刀子，割斷了李登輝那一代人的中國情結，促成了暴亂的二二八反華悲劇。皇民餘孽又利用二二八的仇恨作為刀子，割斷後代台灣人的中國情結，不惜將台灣推向更深重的仇華悲劇。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蔡英文運用國家力量的鼓吹下，加上馬英九的縱容，一小撮台奸+漢奸主導台灣政局已歷三十餘年。於是高喊台灣意識作為青雲之路的投機政客和文人日益增多，投身台獨工作的隊伍也日益壯大。

盲信盲從的受騙民眾也就愈來愈廣，在他們心目中，主張台獨、支持台獨就是正義的、神聖的。台獨只要祭出「台灣價值、抗中保台」的符咒，這些民眾就義無反顧，像毫無自主意識的喪屍一樣前撲力挺。

溯源追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媚日仇中的歷史風雲，就是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石川縣的縣廳所在地是金澤市。
八田與一是金澤人，
在台灣做了什麼？怎樣的傷天害理。。。可能得到這樣的報應。。。？

日本人相信怨靈，如貴族平將門之冤，學問之神菅原道貞之冤
台灣人當年在嘉南大圳建設上的怨靈有多少。。。
八田與一啊，這個金澤人。。。與其所出身的，那廣大無知的金澤的、石川縣的人們，如果這大大地震是報應，真是太可憐了。。。

當年，八田在我們島上為了充分宰制我先民
先後在桃園台地與嘉南平原
就是當年曾經發生北埔革命事件與焦吧哖革命事件的兩地區
選定砂質不適合大圳建設的兩地區，開設大圳

建築期間強制運作，土地無償徵收，沒有作物補償，更強制收取五年水租，完工後，日警透過保甲連坐法強制我農民負責所有圳道每天的清淤工作，因而形成「大圳咬人」與「大圳吃人」的慘事。。。也就是我們至今仍然流傳於社會的，那條讓農民深沉哀傷的「透早就出門…為著顧三頓」的『農村曲』。。。

當年報章上曾留下無數的悲慘報導──在「台灣新民報」之新聞頗多，例如，
「組合只懂收水租 那裡管到田無水」〈1930/9/6〉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為對抗嘉南大圳 將組織地主會」〈1930/9/27〉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嘉南大圳水租的繳納成績依然不好」〈1931/2/28〉
「嘉南大圳處置不平，關係地主提出訴願」〈1931/4/11〉
「憤理事者亂暴，大圳議員組懇親會，嘉南大圳前途黯淡」〈1931/6/13〉
……等等。

至今還留下了我島農村地主所怨訴的──
『開工之前，我們就先被徵收五年水租，做為建設烏山頭堰堤的經費，水還沒看到就先繳錢。直到……大圳完工，又得在各地挖小圳，水租仍一直徵收，到那時魚塭送日本人都不夠繳租了。大圳啟用之後，日本……下令凡魚塭地都填起來種稻，本來我家的地都是魚塭地，多少都還有收成，一改成種稻，以前沒有經驗……就歉收，延續好幾年都如此。就這樣又要繳水租，漁塭填成稻田也要花錢請工人……家道逐漸中落。』可參見於「侯吉定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五，中研院近史所，頁385~386。

偉大的大圳完工之後，宣傳很偉大；然而，完工的次年，我島上的平均死亡年齡卻下降到日殖五十年來的最低點21.5歲；既使後來1939年號稱產業進步，我島平均死亡年齡也只有22.7歲；距離1908年的平均死亡年齡27.2歲，低落近4.5歲。。。那是多少人被冤死，我島增加多少冤靈的結果。。。？

我們深刻同情石川縣的無辜死者們，受難者們；建議東京與金澤的當事者，深刻檢討當年那樣讓我島民成為冤靈的政策，鄭重向我悲慘的先民致歉。。。

您的朋友，關心中日友誼，同情日本冤靈的公民教師譽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