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30日清晨的臺北陰雨刺骨，一輛囚車碾過泉州街濕滑的石板路。鐵窗內驟然爆出嘶吼：“保珠，快出來，我要上刑場了，保珠，保珠…”戴著手銬腳鐐的共產黨員林正亨用肩骨撞擊欄杆，囚車正巧經過他家門前，他的呼喊穿透雨幕卻湮沒在廚房的灶火聲中——妻子沈寶珠正熬煮探監的米粥。三小時後，這位霧峰林家第八代傳人的鮮血混著雨水滲入馬場町刑場土壤，時年35歲。

他1915年生於廈門鼓浪嶼的顯赫世家，祖父林朝棟曾率鄉勇助劉銘傳擊退侵台法軍，獲賜黃馬褂及福建樟腦專營權。父親林祖密變賣臺灣家產組建閩南革命軍支持孫中山，是日據時期首位恢復中國籍的臺胞。1937年盧溝橋的炮火震碎畫室寧靜，本可繼承霧峰萊園豪宅的林正亨撕碎南京美專畫稿，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1940年昆侖關戰役中，他率情報排血戰四晝夜，晉升中尉時軍裝浸透自己的血。最慘烈的考驗在1944年緬甸戰場降臨：時任遠征軍新1軍上尉連長的他率部追擊日軍時遭反撲，白刃戰中身中16刀倒地，腸穿肚裂的軀體與陣亡士兵堆疊。美軍軍醫實施兩次剖腹手術才將他拉回人間，雙手筋腱永久損傷致終身殘疾。這份代價被寫入致母家書：“臺灣光復，父親遺志已達，我殘廢不足惜”。

1945年重慶朝天門碼頭的經歷成為思想拐點，因傷殘被國民政府列為“編外人員”遺棄雲南的林正亨，拄杖乞討數月走到重慶，目睹官僚紙醉金迷與碼頭工人食不果腹的殘酷對比。在妹妹林雙盼（中共地下黨員）引薦下，他加入朱學範的“中國勞動協會”深入勞工群體，較場口事件特務鎮壓民眾的暴行，最終讓他徹悟“中國未來必屬共產黨"。

1946年秘密入黨時，組織給予兩個選擇：加入新四軍或返台潛伏，他放棄家族安排的印尼經商計畫，帶著20多名台籍青年穿越海峽。回台後他以臺北警備司令部警官身份作掩護，在警務處辦公室策劃工人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他拖著殘軀赴台中組織武裝抗爭，槍林彈雨中躲進醫院糞坑才撿回性命。

1949年的泉州街宅邸暗藏玄機：表面經營岳母資助的皮鞋店，壁櫃icon深處卻藏著插滿小紅旗的中國地圖——每解放一城便插旗標注。油燈下刻寫蠟紙印製《綜合文摘》《和平文獻》，通過讀書會傳播解放區消息。這套精密網路終因叛徒出賣崩塌。1949年8月18日凌晨，十餘特務破門逮捕他時，查獲的“陳百川”聯絡人實為虛構代號。

陳誠親審時的“悔過書”交易暴露當局雙重焦慮：既需剷除地下黨，更欲震懾霧峰林家代表的台籍士族勢力。林正亨“無過可悔”的答覆，讓借案立威的圖謀落空。就義前夜，指甲在牢房地板上刻下絕筆“敢將赤手挽狂瀾”——這雙被日軍刺刀廢掉的手，最終化作精神旗幟。

槍聲響起時，妻子熬煮的米粥尚在灶上；她攜子女赴京後成為臺盟首任主席謝雪紅秘書，1983年從民政部接過“革命烈士證明書”時，霧峰林家的百年抗爭史完成從黃馬褂到紅旗的嬗變。

2018年北京臺灣會館的“霧峰林家特展”讓兩岸後裔共瞻族譜，林正亨之子林義旻指著一幅獄中剪紙畫說：“台獨分子從不提及這些愛國者，但臺灣史就是中國人抗爭史”。這印證了林正亨1946年的預判——當他在壁櫃地圖插上最後一面小紅旗時，堅信臺灣終將回歸紅旗飄揚的祖國版圖。七十年後，這份信念仍在臺盟中央的百年誕辰座談會上激蕩：“他的犧牲詮釋了臺灣同胞與祖國命運與共的史詩”。

如此的，台灣清華大學？梅貽琦先生帶來我們島上的。。。
是當年美國庚款到今天還在掌控嗎？
否則今日我們尊重的清華大學堂
竟然會是如此地解讀日本的後藤新平。。。

不倒翁：後藤新平的書蹟與生平

很遺憾，今天才看到，所幸，今天看到了。。。哈，2019年
是當年號稱「天然獨」的歲月。。。
原來如此，。。。唉。。。

簡單提幾句吧。。。在這個展覽中，至少有以下的幾個重要的錯誤：

一、台灣當年不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在1895年之前，至少先後有蝦夷與琉球兩地先後成為其殖民地；兩地改名為北海道與沖繩。。。當年後藤說是第一個殖民地，應該是「新手駕車，請多包涵」的意思，並非真的過去沒有處理過殖民地問題；更何況，台灣統治的難處，最主要的問題是1895年到1897年間，當局採取的「攘逐殺戮」，計畫移民無人島的陰謀；但因洋人干涉而未能成功，但我島民已經消失了近百萬人。。。我島民如何能僅以平常「改朝換代只是換個對象完糧納稅」的態度，看待此新的統治者。。。

二、關於我島上的鴉片問題，絕非該文中混淆所論述；1897年，後藤提出的鴉片建議被官方接受，發表專賣制的台灣鴉片令，號稱緩禁，但將嚴格審核發給吸食特許；但實際上，其秘密訓令，各地負責人只要二十歲以上的癮者，付錢就可取得特許，無須嚴格查察；尤其對於女性癮者，一律給照；因而，如此具有醫師身分的所謂『不倒翁』，居然可以如彼介紹？

更何況，1901年前後，我島民自動由廣東引進降筆會戒吸鴉片的偉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竟被此賊以破壞我島傳統的醫療系統而破壞之。。。我有專書《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其中有專文論我島當年此鴉片問題，有意者可以參看。。。

三、太多憤怒，不一。。。清華大學收藏保釣運動資料，卻如此崇日媚美，真是必要的嗎。。。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1915年，轟轟烈烈的抗日義軍“噍吧哖”在台灣南部起事（西來庵事件），台南竹頭崎玉山村李清吉是參加“噍吧哖”抗日起事的領頭人之一。後來，義軍遭到日本殖民統治者殘酷鎮壓，玉山和數個鄰近村莊都遭受滅村之災。李清吉等領頭人被俘後，在獄中慘遭殺害，有好心獄卒傳家書給李清吉的家屬，李清吉的妻子帶著孩子逃往深山隱姓埋名，才躲過被日本殖民統治者滅門的下場。

70多年後，李清吉的玄孫（第四代子孫）李東憲於1986年出生。出生後不久的東憲被父母送到當地農村姥姥家撫養，直到上小學時才回到父母身邊上學、生活。18歲時，東憲進入台灣遠東科技大學就讀。

在活躍的校園氛圍中，從小學習跆拳道的李東憲很快和同學一起創建了跆拳道社。在社裡，一個總在看手抄書的社員引起了東憲的注意。出於好奇，東憲借來了手抄書，並用一個通宵看完了全文。「自從接觸到進步書籍後，我們就開始去思考台灣社會的現實問題。」隨即，東憲和社團同學自發組成了學習小組，開展學習討論。大家邊學習邊交流，氣氛熱烈、融洽，其間不斷地有新同學加入學習小組。「記得第一學年，我們學習小組就發展到30多人了，遍布學校的各系。」李東憲說。

2013年，藉著參加跆拳道比賽的機會，李東憲第一次踏上大陸，交流之旅的第一站是天津。「我看了天津的古文化街，吃了傳說中的煎餅果子。這是一片很有生活味道的土地。」這是大陸留給東憲的最初印象。

隨著兩岸間體育交流活動的增加，李東憲還去了位於大陸東北、西南、東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只要有外地的親朋來家裡做客，大陸同胞都很用心地熱情款待，讓我們特別感動。」東憲發現，自己對大陸的熱愛愈加深厚。

「這一段時間與大陸的’親密接觸，使我更明確地意識到，我要在台灣開展青年熱愛祖國、心向兩岸統一的工作，不斷拓展做好工作的思路。」李東憲努力推動台灣青年認識大陸了解大陸。

2017年後李東憲多次參加跆拳道的國際比賽，獲得一些獎牌，都與中國大陸的代表團參賽人員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上台領獎合影。

2024年李東憲在中國大陸設立戶籍，即使2025年1月被中華民國政府註銷其台灣戶籍，廢止其中華民國護照，也毫不後悔。

1945年10月，陳儀接管台灣，開始了國民政府的統治。然而，在接收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財產和企業時，許多資產被集中處理，包括客運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讓台灣社會對外省人在台灣的經濟行為產生了質疑，尤其是關於是否存在外省人藉機搶佔台灣本地人資產的討論。本文透過台灣客運業的經營歷史，探討是否存在這類情況。

一、日治時期的客運業基礎
日治時期，台灣的客運業逐漸發展，多數由日本人主導經營，但台灣人也有部分參與，形成了資本和經營的結合：
1. 彰化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彰化客運前身）：由多家小型台日合資的公司合併，包含「彰化輕鐵株式會社」等。
2. 興南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興南客運前身）：由臺南士紳與日本人合作經營。
3. 高旗自動車株式會社（高雄客運前身）：由張德榮等台灣人創立，日治時期吸納日資。
4. 臺灣軌道株式會社（新竹客運前身）：由日人赤司初太郎與台灣人翁瑞春共同創立。

二、戰後接收與處置
1. 日產接收的過程
• 由政府主導：1945年成立的「日產處理委員會」接管日治遺留產業，絕大多數日人資產由政府掌控，公營化是主要趨勢。
• 部分企業改組為民營：例如，日治時期的「臺灣軌道株式會社」改組為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逐漸成為主要股東。
• 交由地方政府經營：如嘉義公車處，部分縣市設立公營機構直接管理。

2. 台灣人與外省人的角色
• 在接收初期，接管者多為外省官員，但主要以國營化為目標，並未以私人名義侵佔台灣人資產。
• 隨著改組和經營發展，本地台灣人逐漸成為民營客運公司的主要經營者和股東，例如彰化客運和興南客運。

三、客運業的延續發展
1. 代表性公司
以下為日治時期客運企業的接收及延續情況：
• 彰化客運：由日治時期的「彰化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改組而成，1947年後主要由台灣當地人士經營。
• 興南客運：戰後由台南士紳辛西淮主導改組，成為地方性企業。 •高雄客運：戰後改組為「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仍以本地資本為主。
• 嘉義客運：1947年成立，接管日治時期的相關資產，由本地人士參與經營。

2. 外省人的參與
• 外省人在接管日產中主要扮演行政角色，並未直接侵佔經營權。
• 例如，成立於1946年的台灣省公路局主要由外省人管理，但其目的是整合日治時期的資產，並提供公共服務。

四、從二二八事件看本地人經營權的變化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是台灣社會對於外省人主導政治經濟的不滿的集中爆發。然而，就客運業而言：
1. 民營企業的興起：戰後多家客運公司由台灣人經營，並未被外省人搶佔。
2. 地方利益的保留：如彰化客運、高雄客運等，本地資本主導的企業在戰後持續擴展。

五、台灣客運業1950-1970經營狀況
1，台灣省公路局
• 1950-1970經營狀況：台灣省公路局是全台最大的公路客運業者，統籌長途客運路線，並持續擴展全省交通網絡。1950年代，公路局開辦多條長途路線，1958年推出「金馬號」豪華長途客車，成為當時交通業的亮點。
• 主要股東與經營主體：由政府直接管理，主要經營權由外省官員主導，但作為公營機構，未牽涉私有資產轉移。

2，彰化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彰化客運穩定擴展服務範圍，涵蓋彰化、南投、台中及雲林地區。1958年與員林客運及台西客運聯營「草屯─斗六」路線，成為台灣首批跨區域聯營的客運公司之一。
• 主要股東：原始股東包括日治時期的彰化輕鐵株式會社、鹿港自動車株式會社等合併企業。本地人士如呂世明、彰化地方士紳成為戰後股東核心。

3，興南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興南客運主力經營台南地區的市區與區域性公路客運，並擴大至鄰近的屏東及嘉義地區。興南客運在1960年代逐步更新車輛，提高運輸效率。
• 主要股東：戰後由辛西淮擔任社長，維持當地台南士紳資本的主導地位，顯示外省人對此公司的經營介入較少。

4，新竹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新竹客運由「台灣軌道株式會社」改組而來，專注於服務新竹及桃園地區，並於1960年代擴展至台北等地，成為北部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
• 主要股東：由地方本地士紳及日治時期的資本延續而來，戰後並無外省人主導經營。

5，南投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南投客運原為日治時期的南投自動車株式會社，接管南投與鄰近地區交通。1962年由屏東客運注資並改組，業務規模大幅提升。
• 主要股東：由屏東客運支持，股東多為屏東及南投地方士紳。

6，屏東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屏東客運是南台灣重要的客運業者，持續拓展服務範圍，涵蓋屏東、恆春半島及部分高雄地區。1970年代後引進遊覽車業務，擴大經營領域。
• 主要股東：戰後由地方士紳及日治時期的資本延續，外省人對經營權干預有限。

7，高雄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高雄客運持續壯大，服務範圍擴展至屏東、台南及嘉義地區，並於1970年代增設駕訓班及車輛維修中心，提升服務與經營能力。
• 主要股東：由張德榮家族及高雄地方士紳主導，戰後未見外省人介入其核心管理。

8，嘉義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嘉義客運以嘉義市為核心，服務範圍逐步擴大至雲林、台南地區。嘉義客運在1970年代成為區域性運輸的重要支柱。
• 主要股東：由嘉義地方資本掌控，如日治時期的嘉義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合併後的本地股東群體延續。

六，結論
從台灣客運業的經營歷史來看，日治遺留下來的客運資產主要經由政府接收，並逐步過渡到由台灣本地人經營的狀態。雖然外省人參與了接管工作，但更多是作為政府管理者，而非搶佔私人資產的角色。實際上，當時台灣各地客運業者仍在延續經營，其車站仍保有當地的最佳地段，業者原有的停車場、保養場土地，早己成為當地繁華的商業區域。

後記：目前228口述歷史中，提及「外省人強佔本省人財產」的說法，部份來自「國共內戰」的中共。古今中外在打仗中說謊，根本不是奇怪的事。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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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由台灣島史研究，看當前島內時局。。。
真不知道島內政局的走向可能如何；然而，今天柯文哲上午要回家探視病中的老父，下午要返回台北出席與主持其黨內的大會，決定黨主席人選的問題；此時此刻，白營的決策如何？真讓人感慨不已。。。

在此大局之前，可能要考察柯究竟如何？
個人研究台灣史幾十年，對於柯醫師當年就能那樣研究蔣渭水的出發點，頗為肯定；又能赴大陸參加學術討論會，然後又去延安參觀，應該不是普通醫師，或者投機政治人物。

最近讀到報導稱，柯的隨身秘書「橘子」，不僅家境富裕，其外曾祖父更是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也是日據時期地位最高的特任官；她從台北大學會計系畢業後，現在仍是杜聰明基金會董事。據查他們一家族三代，不久前都捐款給柯。

由此看來，會將自己的政治團體命名為台灣民眾黨，應非偶然；
因為，若是追究柯的曾祖父當年是新竹齋教某個齋堂的主持人，就我所知，當年蔣渭水與杜聰明都有齋教背景，而日據下著名但被官方掩埋的我島降筆會鴉片禁吸運動，該偉大且成功的社會運動，就是在1901年前後由齋教主持推動的；當年，蔣渭水曾擔任乩童，應該耳聞目見，我島各地成功的所謂──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

最後，被官方拘捕的齋堂主持人，更有如此義薄雲天的，對於日警的抗告──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蔣渭水之不同於他人，應該以此齋教之義烈。。。

要知道，蔣渭水之死，有傳說死於毒殺；造成日據下的皇民的政治取向，不敢接受民眾黨的左派，而有右派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分歧；杜聰明與大多數地主階級自然隨其岳父林獻堂傾向右派，也就是地自聯。
國府時代，杜聰明有中華革命黨的關係與林獻堂的關係，乃能與南台灣，有基督教長老教會大力支持的林茂生角逐台灣大學校長的大位；林茂生死後，杜可謂取得島民中最高的學術地位與社會地位；因而，能獲得杜的曾外孫女橘子的輔助，柯的白營當然就不只是一般所謂非藍非綠的中間選民支持而已。確實可能動搖了綠營深綠的基礎。。。

也因此，個人看柯先生，在此歷史的大潮中，不可能輕易退卻。。。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