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歷史上最大的移民群

目前臺灣有23,574,274人口（2018年6月官方統計），原住民為562,395人，佔人口比例2.37%，臺灣除了原住民之外，先祖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移民而來，因此臺灣是屬於中國人的移民社會，其中大規模政治性移民有兩次，即1661年明末清初鄭成功為反清復明率軍民來臺，與1949年國民政府在內戰失利後撤退來臺，兩次政治性移民之外，其他皆為小規模謀生性(逃荒、避難)移民，兩類移民都是為了尋找一條生存之路，而謀生性移民，往往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政治性移民則會隨團體帶來典章制度與大量資產。

鄭成功帶到臺灣的文物與財物，因年代久遠已難考究，國府則帶來了三民主義、故宮國寶、數百萬兩黃金、銀元、外匯等貴重資產，運臺黃金數量迭有爭議，依據周宏濤《蔣公與我》一書記載：「1949年以來運至台灣的純金來源及數量如下：除了自上海分三批運台數量最大，共275餘萬兩之外，另從美國、日本運回再加上原先置於廈門的純金，全部共有375萬5540餘兩」，周宏濤說的數量是坊間各種傳聞中，最值得信任的，國府遷臺帶來黃金與國寶，那些跟隨國府從抗戰勝利起至1961年滇緬第二次撤軍止，有一百二十餘萬人口來到臺灣，這些陸陸續續遷到臺灣的唐山人，他們會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嗎？就讓我們從坊間某些軼聞中略窺一、二吧！

龐大移民帶來金銀財寶

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奉命陪閻院長飛台」，閻院長即當時行政院院長閻錫山，他是由總統李宗仁任命，李宗仁本意是要任命居正，因國民黨內鬥，一票之差未通過立法院人事表決，李宗仁才改任命閻錫山，李宗仁也因為居正任命案未過，與其他諸多掣肘之事而心灰意冷，最後飛美一走了之。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閻錫山寧可減少幾名衛士，也堅持金條非帶不可。」回憶錄中提到黃金數量是兩箱，因過重超過飛機負荷，若是勉強起飛，有飛行安全上的顧慮，在閻錫山減少幾名衛士上飛機後，飛機順利飛往臺灣，一名衛士約有七、八十公斤重，以五或六名衛士來計算，那些黃金當有四百公斤左右。

另一位攜帶大量黃金到臺灣，而為我們知曉的人是張群，1949年12月9日也是閻錫山、陳立夫飛臺灣的同一日，雲南省主席盧漢設計扣押了張群、李彌(第八軍軍長)、余程萬(第26軍軍長)等人，晚10時通電全國率部起義，在五華山升起五星紅旗，諷刺的是張群專程前往雲南，目的就是去「勉勵」盧漢報效黨國的，《異域》一書所述故事就是從此開始，盧漢最後還是念著舊情放了張群，一箱黃金也還給張群，還讓裴存藩(黃埔三期、陸軍中將、立法委員、雲南省黨部主任)陪同張群飛離昆明，李彌、余程萬，隨後也放了，盧漢是要他倆帶著部隊與他一齊起義。

攜帶大量黃金或其他貴重財物來臺灣之事，這是當時許多人都在做的，大家都知道財不露白的道理，但是大量財寶的搬動很難不引人注目，因此這種事情是心照不宣、互不嚷嚷的，兩個例子中，張群是因為被盧漢扣留，而國民黨高官被敵方拘留再釋放，張群可能是唯一的例子，大量黃金隨身之事才會曝光；閻錫山以行政院院長之身分，被陳立夫「奉命陪閻院長飛台」，其實與押解閻錫山到臺灣是同一意思，還被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這個委屈還算小的，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於台北「復行視事」，法理上應代理總統的閻錫山，10日與其內閣總辭，從此永久離開政壇，那兩箱黃金，就隨著歲月逐漸的減輕重量；退到臺灣的高官甚多，大部分與閻錫山一樣，無官可做、無兵可帶，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以賣金條度過晚年，其人數甚多，黃金數量也難以估計。相對於這些投閒置散者，深受蔣介石信任的陳立夫，由於人事傾軋並沒有被委以重任，而是「流放」美國去養雞，直到陳誠過世，方才回到臺灣，「福將」張群則繼續風光終老，這就是那年那人那事。

那年那些「奉命飛台」、「押解到台」的人很多，他們多有特殊身分，「不適宜」留在大陸，怕這些人被共產黨利用，例如昔日的東北少帥…等人，固然他們身不由己，但卻是最有能力持金條、寶物到臺灣的人，少帥帶到臺灣的財物只會比閻錫山多更多，還有許多腰纏萬貫的富豪，自行搭機坐船到臺灣，那年頭不是等閒之輩，還真上不了機船哩，他們的財力可想而知，不然太平輪海難後，也不致因超載而沉沒，其他由政府運送來臺之一般官兵與家眷，帶個幾兩幾十兩黃金來臺灣也是情理之常，以大陳島撤退為例，在美國軍艦掩護下，大陳島撤退是絕不留下一人一物的焦土政策，居民當然是將所有貴重家當能帶就帶走。

因為僑居地排華或動亂，政府也接受許多僑民遷臺，部分僑民安排住在華僑新村，部分僑民散居各地，也有自成聚落者，如中和華新街的緬甸歸僑，這些歸僑都是攜帶龐大財產遷居臺灣。

精英移民填補傳統文化缺口

日據50年間，臺人並未忘本，初期以武力抗拒日本殖民統治，並不遺餘力地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例如：

• 日據時期中國醫學是父子相傳的承襲方式，臺灣中醫藥界至今都有標榜「祖傳祕方」的宣傳，臺灣青草藥店特別盛行，這在大陸與世界各地都是罕見的，原因就是日據期間中藥匱乏，先民不願放棄良好的中國醫藥，才以本地盛產不虞匱乏的青草藥補上藥品缺口，時至今日中西藥早已充分供應，草藥治病之風仍然盛行，成為另類療法，這就是先民為傳承中國醫藥形成的遺風。
• 日據時期禁止台灣百姓學習中國武術，國術館以暗館方式傳授武術與治傷，光復後國術館才得以公開活動，國術館傳授武藝與治療跌打損傷，也是為了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 中國佛教被殖民者禁止，信眾就以帶髮修行方式，繼續傳承中國佛教，因為吃素食就被稱為齋公或齋婆。

國府遷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嗣漢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也跟隨來臺，還有佛教各宗高僧多人來臺，儒、釋、道三教正統齊聚臺灣，還有更多的大陸各界精英來到臺灣，皆是各界翹楚，他們的人文素養、技藝成就豐富了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填補了日據時代所造成的中華傳統文化缺口，這些人憑其深厚底子，得以開宗立派或在各界發揮所長，即使是在基層小人物中，也有「現代武訓」之譽的平民教育家王貫英先生。

臺灣經濟飛躍成長軍公教得以調薪

這些人來到臺灣無田無產，初期多是在政府、軍隊或公營事業內任職，雖然如此乍到臺灣的他們，在財力方面並不會比235萬戶，佔臺灣人口三分之二的佃農家庭(註)差，這個論點可以從早年臺灣社會養女(童養媳)數，人口販賣(雛妓)情形，公娼從業人數，貧戶人數等數據資料中窺見端倪，可知日本據臺時期，日本人與那些皇民奉公士紳階級是如何剝削臺灣民眾。

經過375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成功施行，政府興修水利，農會組織與農業改良單位的努力等等，臺灣貧下佃農收益增加了，負擔反而減少，農民苦盡甘來，而在政府機構任職者，待遇卻始終微薄，為長久計這些人生活自然是要節衣縮食，顯得相對貧困，直到1970年代臺灣經濟好轉，基礎建設明顯不足，蔣經國毅然推動十大建設，1971年8月14日中山高速公路率先開工，1978年10月31日中沙大橋啟用，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在十大建設的推動下經濟更加成長，1976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3.86%，工業成長率24.4%，通貨膨脹率僅2.4%，因經濟好轉政府有能力逐步調整軍公教待遇，至1980年軍公教待遇拉近至民間一般水準，社會呈現一片繁榮景象，此後一段時間臺灣的的確確是處於三民主義治理下的均富社會。

算計政治下的不單純經濟

繼蔣經國之後執政十二年多(1988/1/13-2000/5/20)的李登輝，施政充滿著算計，經濟也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一切夾雜其個人狹隘意識形態行事，例如：

• 強推「南向政策」，目的是要對大陸「戒急用忍」，結果是以台商投資失利血本無歸告終。
• 高速鐵路BOT案招標時，「台灣高鐵團隊」以政府「零出資」為特點而得標，結局卻是政府投資加政府擔保貸款，佔台灣高鐵投資總額61%；台灣高鐵原採德國西門子系統，硬是被李登輝插進日本機電系統，歐洲高鐵聯盟為此提出國際商務仲裁，台灣高鐵被判賠七千三百零四萬美元，失了商譽賠了金錢，還增加施工難度與運作上的不穩定，台灣第一件BOT公共建設就是這麼幹了。
•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於李登輝任內起建並完工，結果是屋外下大雨室內就淹大水，至今不能解決漏水問題。

1993年實施「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組織及員額精簡計畫」，號稱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實際上只是BOT、委外經營及公營事業民營化那一套，結果就是政府開始使用派遣人員，業務外包，引進外勞，之前十大建設完全僱用本地勞工，到了李登輝任內政府各項工程就開始大量僱用外勞；李登輝諸多財經措施，直接間接導致勞工薪資停滯不前，但是許多勞工卻奉其為民主導師，精神領袖。

離譜的意識形態鬥爭

蔡氏政權一上任即推出「前瞻計畫」，計畫是否前瞻？僅從預算分配偏重綠色執政城市就知，前瞻變錢沾綁樁之心毫不掩飾；蔡氏政權向對手施以趕盡殺絕手段，雖嫌小人作風亦屬該輩所為必然之事，但是357年前篳路藍縷開發臺灣的鄭成功，在臺灣有四百五十多座廟宇奉祀，「轉型正義」的鬥爭矛頭怎麼會指向備受尊崇之古人？可見其行事作風較李登輝有過之而無不及。

臺灣居民無論先來後到早已融合在一起了，無法以語言、職業、婚姻、宗教信仰、政治取向(或統獨傾向)、居住地等等去硬性分類了，如軍警公教從業人員，就是「番薯」多過「芋頭」，近年來臺灣也移入主要為婚姻而來之移民，在在顯示臺灣就是一個需要移民來彌補自身不足之社會，新的移民帶來家鄉風俗與異地美食，也填補了基層工作職缺，對社會有很大地穩定作用，還是讓我們感謝並歡迎新住民的到來吧！

註：抗戰勝利日本人遣返後，臺灣本地人口不足600萬，佃農有235萬人，再加上家屬，其人口應超過臺灣人口三分之二，佃農人數參考
http://huang.cc.ntu.edu.tw/pdf/CCA3604.pdf

今年5月18日是雲林草嶺潭崩塌67週年紀念（1951–2018），想起那一次不幸造成74名國軍官兵因公殉職，有的葬身潭底，有的屍骨無存，有的屍首四裂，那更是人間一大悲劇！筆者曾在上海田子坊遇到一位家住徐州的保全人員，提起當年一起被拉夫到台灣的伯伯、叔叔、爺爺大都陸續返鄉探親，唯獨他爺爺始終音訊全無，家人忍不住悲情要問「爺爺為什麼還不回來？！」令人擔心他爺爺會不會是其中一位？

位於南投、雲林、嘉義交界的草嶺潭，因為一次地震形成堰塞湖，當局擬在潭底修築堅固工事，並搭建簡陋工寮，詎料連日的豪大雨，導致於1951年/民國40年5月18日清晨崩塌潰決，１億５千立方公尺之蓄水一時之間喧洩而下，正駐紮潭下的陸軍第七十五軍步兵第十六師工兵營74名清一色外省籍官兵弟兄，一夜之間霎時全數淪為波臣，全營官兵包括連長李柏春等共74人不幸罹難，命喪異鄉（全營僅56人倖免生還），至今仍令人無限悲痛。據當地居民回憶，災後沿著清水溪、濁水溪，水流屍遍佈沿兩岸，而多已面目全非、四肢不全矣。

遭此災變，各界為感懷他們為地方建設及維護民眾生命財產而壯烈犧牲，乃擇嘉義縣梅山鎮梅山公園現址，立碑鐫石，建衣冠塚，以為表彰永誌。1998年/民國87年秋，陸軍總司令湯曜明上將鑑於紀念碑鐫石日久斑剝陳舊，園景荒蕪，特撥款飭駐軍二五七師重修，恢復原貌外，另增列殉難官兵之英名，於鐫石右側，重整花草景觀，使其成為莊嚴肅穆，景色怡然，寓瞻仰追思於休閒遊賞園景，以告慰英靈，永誌不朽。

葬身草嶺潭底的７４名官兵（據筆者探查，清一色全都來自中國大陸浙江、廣東、湖南等省的外省囝，當時政府尚未徵調本省青年入伍當充員兵），他們是：

李柏春上尉、童清心上尉、金霞山中尉、楊萬雲少尉、向舟田少尉、

蕭芝槐准尉、陸  飛准尉、劉宗益准尉、陳定立上士、蔡喜保上士、

吳福根上士、嚴志剛上士、王英俊上士、劉少泉上士、耿心田上士、

段瑞林上士、潘金松上士、張明詩中士、王大成中士、胡登金中士、

黃良得中士、陳根鴻中士、陶  明中士、劉光輝中士、郭長根中士、

張杏松中士、唐成全下士、周炳安下士、沈學明下士、江上喜下士、

陸恆興下士、張冬夢下士、林  忠下士、劉瑞珍上兵、周  宓上兵、

李章全上兵、蔣阿春上兵、陳善慶上兵、黃益民上兵 、戴連珍上兵、

陳  玉上兵、史久和上兵、向德林上兵、盧秀祺上士、彭忠良上士、

李茂生上士、姚炳昌上士、林國珍上士、何清海上士、黃喜生上士、

曾自德中士、張泉發中士、周祖璠中士、方國成中士、戴國英中士、

李金祥中士、張海清下士、沈普生下士、周元福下士、謝瑞盛下士、

呂世榮上兵、朱寶林上兵、李信芳上兵、劉廷功上兵、林阿來一兵、

陳芳信一兵、章阿岳上兵、夏連兆上兵、陳阿富上兵、劉阿日上兵、

龔如根上兵、劉世民上兵、周治平上兵、周裕堂上兵

（抄錄自嘉義梅山公園《草嶺兵工殉難紀念碑英魂名錄》）

由於彼時兩岸關係緊張，音訊隔絕，以致67年來英烈們在大陸的親屬，大都不知自家子弟已命喪黃泉，死於非命，埋骨他鄉甚或屍骨不存，至今思之仍令人不勝悲痛，不能自已。至盼國防部能公佈74名英烈的軍籍籍貫，透過海基、海協兩會管道，安排大陸親屬前來追悼並招魂，以慰死者在天之靈，可能比入祀忠烈祠更有實質意義。

又悉當年開發橫貫公路 ，不幸因公殉難的退除役官兵，亦絕大多數隸屬大陸人士（太魯閣長春祠即祭祀這些英靈），還有當年八二三炮戰時不幸犧牲的國軍弟兄，外省子弟所佔比例甚高，他們多是來台的外省人士（金門太武山軍人公墓墓碑上的籍貫欄可以佐證），這許許多多的外省同胞，將畢生青春年華、寶貴生命，奉獻給寶島台灣，希望今後有情有義的本省人士（筆者為土生土長的本省子弟），不要再糟蹋僅有的人性尊嚴。吾人每年追悼二二八事件不幸遇難志士，秋祭以外省人佔多數的白色恐怖殉難人士，誠不應再撥弄省籍意識，更不應遺忘這一大群曾為台灣付出寶貴鮮血、離鄉背井的外省同胞！

台北市議員梁文傑曾在聯合報、蘋果日報接連為文， 質疑領兩萬元以下退休金的軍公教還是弱勢嗎？在此我要提醒梁議員，這些每月領兩萬元以下的大多是垂垂老矣、行將就木的退伍外省老兵，他們大多鰥寡孤獨、侷促榮民之家，過著風燭殘年，極盡卑微，維持尚存的一息口氣，請不要再撥弄他們。想當年他們個個年輕力壯、英挺瀟灑，為保衛台澎金馬避免淪入共產黨之手 ，他們付出了寶貴青春，犧牲了終身大事，如今年老孤獨鰥寡，靠著點滴尿袋維生，僅有的人性尊嚴， 還要被踐踏，被嘲弄，真是情何以堪？

補註：2015年3月，時值草嶺潭崩蹋64週年前2個月，我特地修函給多年好友雲林縣政府縣長蘇治芬，希望蘇縣長能在事故發生地－該縣古坑鄉草嶺村舉行草嶺潭罹難74名官兵追思會，還透過好友蘇縣長乃兄治灝說項，竟接獲官式十足的覆函，此事遂不了了之。

嘉南大圳完工後(1925年)，當地每甲土地的稻米產量增加了2.1倍。可是台灣人的稻米消費量又是什麼情況呢？

1910年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是130公斤。
1930年代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減少到只剩100公斤。

另外一項數字顯示：嘉南大圳完成後，台灣農民的食米量減少，但甘薯消費量增加了46.5%。
原來台灣的稻米增產，大部份被殖民政府低價收購，供給日本人吃了。

資料來源
1. 1966年日本銀行出版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
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做的"農家經濟調查"

 

臺灣年平均雨量可達2,500毫米以上，是世界平均雨量973毫米的2.5倍，比起地表降雨最豐富的北緯零至十度還多了約30％，屬多雨區。而位於東北季風迎風面的基隆，全年平均下雨日更多達212.6天，年平均雨量高達2,903毫米。

但因為地形條件的關係，尤是高聳的中央山脈縱貫其中，使得臺灣河川大多坡陡水急，年平均降下的900億立方公尺雨水，其中500億立方公尺很快的就隨河川排入四周的大海中，再加上河川受到污染，實際上每人每年可以分配到的水資源只剩下約1,700立方公尺，比起日本人均水資源2,300立方公尺、大陸人均水資源2,127立方公尺，都要低很多，為世界平均值的1／6，使得臺灣成為世界第18位的缺水地區。

而最麻煩的是，全年降雨時間並不平均，超過80％的降雨集中在5至10月間。北中南各地降雨也有極大的差異，再加上人口密度高，土表都被水泥建築與柏油路面所覆蓋，導致雨水無法滲透至地下，結果豐雨期時──遇上颱風和豪大雨、海水滿潮，河水容易因宣洩不及而釀成水患；枯水期（11月至隔年4月）可能面臨無水可用的困境。因此不論就防洪、飲用或是灌溉，各種水利設施的興建就成為島內建設相當重要的關鍵。

荷蘭、明鄭至清代的水利建設

早期由於臺灣原住民沒有文字記載，所以一般現代紀錄臺灣的開拓史，都是以荷蘭人佔領臺灣時期開始計算。荷蘭人是在西元1624年進入臺南。鄭成功則是在西元1662年，攻下荷蘭人位於在臺南安平的熱蘭遮城（即安平古堡），建立臺灣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1683年，鄭克塽歸順清朝，臺灣進入清朝統治時期。隨著幾次的政權更迭，大陸漢人移入臺灣的人數愈來愈多，人一多水利設施的建設就成了統治當局亟待解決的重大民生內政問題。像史書上記錄的──閩客、漳泉、漢番…械鬥，追究其原因，很多都與搶水、搶地有關。

在蔡志展教授所寫的《清代臺灣水利開發研究（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一書中，以現存的地方志及契約等資料，整理出──「荷蘭及明鄭時期臺灣的水利設施有35處，清代共966處」。而臺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張文亮教授在《由水資源看臺灣鄉土中的水土問題》論文中則統計出了下列數據──「全臺灣這3、400年來竟然開鑿了（水利）渠道60,553條，引水渠道長度有41,397公里……留下了129噸的水，供給了60萬公頃的土地灌溉使用」。

當時最著名的水利建設、有「清代三大水利建設（三大埤圳）」稱號，依建造時間先後分別為──彰化的八堡圳、臺北的瑠公圳、高雄的曹公圳。

「八堡圳」的圳頭（引水口）位於今天彰化縣二水鄉（古名為鼻仔頭）。由於引用的是中部濁水溪的水，所以初期被稱為「濁水圳」。是施世榜（1671～1743）在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私人出資興建，於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完工啟用。因屬於施家的私人產業，被改稱為「施厝圳」。「八堡圳」灌溉面積達12,000餘甲地，可灌溉彰化縣全區十三個堡（「堡」為清代的行政區劃分單位）中的──東螺東堡、東螺西堡、武東堡、武西堡、燕霧上堡、燕霧下堡、馬芝堡及線東堡等八堡，所以又被稱為「八堡圳」。

「八堡圳」為清代全臺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所以後人將施世榜尊稱為臺灣水利建設的祖師爺。八堡圳完成後，彰化平原由原本的鹿場搖身一變成為臺灣最大的穀倉，鹿港亦因輸出大批稻米至大陸躍升為僅次於臺南府城的大型港口。

要談「瑠公圳」之前就必須先認識有臺北首圳之稱的「霧裡薛圳」。「霧裡薛圳」又名「內湖陂」或「周七股圳」，因水源取自霧裡薛溪（今景美溪，由當地平埔族霧裡薛社而來）而得名，其圳頭（取水口）在今景美溪橋下方，即今臺北市文山區和興路西側、埤腹抽水站附近，為漢人進入台北盆地後最早有紀錄的水圳工程。「霧裡薛圳」開鑿的時間最早可以推至1724年（雍正二年），在乾隆初年竣工啟用。「霧裡薛圳」一直運作到1915年（大正四年）3月，被日本人納入「瑠公水利組合」才消失。隨著臺北成為臺灣的政經中心，「霧裡薛圳」之圳道幾乎都因為都市建設被填平，目前在臺北市新溫州街與辛亥路的巷弄間，仍殘留了幾小段圳溝，水質依然清澈，是都市水泥叢林中難得一見的世外桃源。

「瑠公圳」為郭錫瑠（1706～1765，字天錫，來自漳州）在1740年（乾隆五年）開始規劃興建，當時稱為──「大坪林合興寮石腔頂圳」。但因為預計設置的圳頭（取水口）位於原住民泰雅族的傳統活動領域，讓引水工程的進度一再延宕，之後因資金耗盡，只能在1753年轉與大坪林庄（今新北市新店區大坪林）的墾首蕭妙興等人合作，蕭妙興以碧潭（舊名獅山邊大潭）和郭錫瑠交換水權，之後繼續雇工開鑿，到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正式完工啟用，這就是後來稱呼的──「大坪林圳」，成為新店文山地區相當重要的灌溉水源。

「大坪林圳」完成啟用之後，有了周轉金的郭錫瑠又重新開始構築「瑠公圳」。但郭錫瑠擔心與「大坪林圳」共用清潭溪（屬新店溪支流）的水源將不足以同時灌溉大坪林庄與大加蚋保（今臺北市市區大部分區域），因此在新店溪（泰雅族稱為：Llyung Mstarnan／德拉難（楠）溪）更上游處重新設了一個新的取水圳頭（註1）。整個「瑠公圳」直到1765年（乾隆三十年）才完工通水，當時稱為「青潭大圳」或「金合川圳」。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時，「瑠公圳」已經構築延伸至錫口（今松山）社尾庄，總灌溉面積約2,300多甲，遍及──台北市松山、信義、大同、萬華、中正、大安、文山等行政區與新北市新店區等，每年可生產的稻米高達138,000多石，不但可以輸往大陸，留在本地的米穀也為臺北人口增長添加了助力。前面提過日本人據台之後，開始重組臺灣各地的水利設施，「霧裡薛圳」及「大坪林圳」通通被納入了「瑠公水利組合」，因郭錫瑠被後世尊稱為「瑠公」，所以今日「瑠公圳」泛指的是清代臺北幾處民間埤圳的統稱。與「霧裡薛圳」、「大坪林圳」的命運相同，「瑠公圳」大部分的圳道幾乎都消失於都市開發當中，留存下來的大多成為臭水溝或下水道，只剩幾小段清澈水圳保留在臺大校園裡供後人憑弔。

【「瑠公圳」、「霧裡薛圳」、「大坪林圳」的水路地形圖，圖片摘自《瑠公大圳》李宗信／玉山社， 2014.11.05】

曹公圳，是鳳山知縣的曹謹（1787～1849，籍貫河南省懷慶府河內縣）在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為解當地旱象之災所下令開鑿的。由於工程分了好幾期，所以現在的曹公圳是由曹公舊圳、曹公新圳、鳳山圳、大寮圳、林園圳等五個水圳灌溉系統所構成，曹公圳引的是高屏溪的水，取水口位於今高雄九曲堂附近。灌溉範圍包括──今高雄市大寮區、林園區、鳳山區、小港區、三民區（包含愛河）、鳥松區、仁武區、左營區、鼓山區。這些水圳陸續完工後，再配合緯度適中的溫熱氣候，讓臺灣一躍成為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英國人馬丁（R.M.Martin）在1847年向英國政府提出的一份有關中國的政治、社會及商務報告中是這麼形容臺灣的：「…臺灣富庶而繁榮，南部有廣大平原…盛產各種水果及糧食，米、糖、菸草、樟腦等物的出產尤豐。（每年）將臺灣的米運到福建及浙江兩省的中國大船，經常達兩百艘之多…」

統計從1684～1894年，整個清朝統治時期，全臺灣總共構築了至少91條大型埤圳（不計各類小型支流埤圳）。在紀錄上最早完工的是──1684年的彰化福馬圳，恆春龍鑾大溝在1894年完工，之後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

【位於臺灣大學校園旁、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的瑠公圳原址紀念碑】

日本人在臺灣的水利建設

清朝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將臺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政治版圖改變之後對臺灣最主要的影響就是－－原本單純的農業水利建設開始轉向（輕）工業與民生兩方面。蓄水量大的水庫因此成為日本在臺灣最重要的水利建設，而主導施工的權力也完全由官方接手。在紀錄上日本人在臺灣建構的第一個水庫是位於高雄仁武、1920年（大正九年）完工的觀音湖水庫。而最有名的則是由八田與一（Hatta Yoichi，1886～1942）設計施工的──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北起虎尾溪，南到鹽水溪，全長約130公里，寬約35公里，總面積約25萬公頃（約24萬2,475甲），可耕地達15萬公頃（14多萬甲）。橫跨雲林、嘉義、台南三區。大多數的耕地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至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早期這裡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農民生活相當困苦。為了解決缺水的困擾，臺灣知縣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能提供附近230甲田地灌溉之用。日本佔據臺灣後，為了配合解決日本本土米穀產量不足的問題（註2），總督府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之後委託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8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3月完工，總共花費5,414萬日圓，才興建完成──位於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北幹線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另於濁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水口，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合計幹線總長1,600公里，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使嘉南平原水田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稻米、甘蔗、雜糧的年產量高達8.3萬噸，至少60萬農民因此受惠。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只能改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

中華民國來臺之後的水利建設

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日本據臺50年的建設，不管是──工業或是農業，在戰爭的末期幾乎都遭到美軍大轟炸的破壞，所有重建工作大多都是在日本投降後由國府接手陸續完成。而在重建的同時，國府也施行了幾項重要的農業政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這些讓原本的貧苦佃農成為耕地的主人，不再受到地主與沉重地租的壓迫，整個社會進入另一個全新的發展境界。

隨著工業的發展超越農業的產值，中華民國快速由原本的農業國家晉身為工業大國。但因為都市化與工業化的關係，許多農田被轉成住宅與工業用地，原有的水圳不是被填平就是變成了排汙的臭水溝，農業生產開始往少數特定地區或偏遠的鄉鎮集中。因為河水污染與禁抽地下水的關係，如何取得長期且穩定的水源供應，興建水庫就成了政府重要的水利建設。截至2017年（民國106年）為止，全臺灣大大小小的水庫總共50座，滿載為20億噸。在正常情況下，每座水庫每年可以循環蓄滿4次，也就是說一年全臺水庫理論上最多可以供應80億噸的水。可惜因為山地濫墾與自然淤積的問題導致水庫嚴重淤積，統計全臺水庫的平均容量只剩下原來的2／3左右──約54億噸左右，而且情況仍持續惡化中。

根據經濟部的資料顯示，目前全臺一年需消耗200億噸的水（包含農業灌溉與工業民生用水，註3），但水庫最多僅能供應約54億噸左右，只占全年需求量的25％。不足的部分就只能依靠抽取地下水和直接從河流取水。但前面提過，臺灣河流水流急短，再加上乾溼季節分明，會不會缺水，幾乎都得看老天爺的臉色。而抽取地下水還有一個嚴重的後遺症──地層下陷，前內政部長、現任臺大教授的李鴻源在《臺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天下文化出版）》中就指出，全臺總共有1,800平方公里，西部平原有超過1／10的土地都因為超抽地下水而陷落於海平面之下，國土流失的問題日益嚴重。李教授也在書中警告，以目前的技術與政府財政負擔，根本沒有辦法透過排沙與清淤的方式來延長或是增加水庫的壽命與容量。最麻煩的是，建新水庫除了所費不貲外，還要面臨環保與居民抗爭等問題。以工程經費高達600億的高雄美濃水庫為例，本來預計於1993年（民國八十二年）7月動工，但在居民的強烈反對下，興建計畫被擱置至今。李鴻源教授因此疾呼──要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一是加強工業與生活汙水的回收再利用──可以轉作為工業或農業用水、二為提高水價，以價制量，讓人們與企業懂得節約用水的重要，才能有效壓低每年不斷成長的用水量。另外，擷取高雄地區充沛且清澈的「伏流水（為流動於河道下方砂礫層水源，註4）」也是增加水源的方法之一，不過增加的幅度還是難以應付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缺水問題。

新時代水利建設面對的氣候挑戰

根據科學家的計算，地球這100年來，平均增溫約攝氏0.7℃，但臺灣都會地區卻因為「熱島效應」的關係，平均溫度上升的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高達攝氏1.4℃。都市裡因綠地不足、再加上密密麻麻的水泥叢林使得臺灣夏季時甚至比位於赤道附近的新加坡還熱。最糟糕的是，因為「溫室效應」造成劇烈的氣候變遷，用水的問題就變的更加複雜。突發性的強降雨（暴雨）與長時間的乾旱，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能逃避的問題。像去年（2017年）6月2日的梅雨鋒面，7個小時內就在北海岸和基隆降下了將近620毫米的暴雨，單單新北市的石門一個小時就下了110毫米的暴雨，分別刷新了新北市21年來及基隆市41年來的梅雨紀錄，而這還只是那波梅雨的開場秀而已。但今年（2018年）的梅雨卻僅下了一兩天，再加上5月氣溫屢破歷史高溫紀錄，使得全臺主要的16個水庫蓄水量嚴重下跌，南部眾多水庫的蓄水量甚至連10％都不到，連全臺容量最大的水庫──曾文水庫（水庫設計容量達7億4,840萬立方公尺）都幾乎乾枯見底。當水利建設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防洪與治水時，如何兼顧環保與生態，恐怕才是我們必須為自己與後代子孫好好深思的重大議題。

附註：

（註1）關於「瑠公圳」的取水口位則有兩個說法，一是碧潭、二是新店溪上游青潭溪口附近。不過不管是那一處，早年這裡均為泰雅族（泰雅爾族）的居住活動的地區。

（註2）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始終未能改善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米騷動（米暴動）」。

（註3）臺灣平均一年農業用水約120億噸（占總消耗量的60％），民生用水是35億噸（占總消耗量的17％），工業用水是30億噸（占總消耗量的15％），保育用水是15億噸（占總消耗量的7.5％）。在定義上，所謂的保育用水指的是──「為河川中維護水系生態環境、水域景觀之基本流量」（資料來源：http://file.wra.gov.tw/wra_ext/deveinfo/html/%E6%B0%B4%E8%B3%87%E6%BA%90%E6%B0%B8%E7%BA%8C/CHN4.htm）

（註4）以高雄地區為例，每日民生用水量的70％、約110萬噸是直接從高屏溪所抽取的，但高屏溪在豐水期（汛期／颱風豪雨）時水的濁度太高，導致自來水廠無法處理因此出現停水的困擾。而高屏溪流域豐沛的清澈伏流水，將可為大高雄地區提供每日至少5至10萬噸的乾淨原水，可以提升汛期高濁度時期自來水的備援能力。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500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橫跨雲林、嘉義、臺南三地。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不過在荷據到清代，此地屬於「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在1823年以後，歷經四次曾文溪改道而陸續淤塞擴大的新沖積平原（新生的荒瘠地）。就因樣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但當時人口密度不高，間歇性的耕作，或許還能勉強讓一家溫飽，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

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林野調查」更有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

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此地被總督府相中，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4萬日圓興建完成──位於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北幹線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另於濁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水口，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合計幹線總長1,600公里，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使嘉南平原水田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稻米、甘蔗、雜糧的年產量高達8.3萬噸，至少60萬農民因此受惠。

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只能改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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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汗漫書屋）。

參見──何義麟：《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五南出版社）。

參見──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營造業百年史》（遠流出版社），p58～59。

參見──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台南縣文化局）。

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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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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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　2017.2.13

 

 

本系列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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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8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二）　2018.2.19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三）　2018.3.17

 

發表日期：2018.3.17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可從下列幾個面向來分析：

(一) 認同錯亂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讓全中國人歡欣鼓舞，但對台籍人士而言，除了深具漢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情懷的仕紳之外，其他台灣人的感受，就比較複雜了。

在接收初期，一般台灣人民對分離了50年的祖國之政權，或許因為陌生自然心存疑慮；而皇民、漢奸們呢，當然是以抗拒甚至敵視的態度來看待國民政府；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從小就被殖民政府灌輸「皇國」教育的台民同胞們，他們長大之後，甚至成為台籍日本兵，遠赴南洋為所效忠的天皇打仗。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傳來，對他們而言，宛如晴天霹靂。當「天皇御音」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還如喪考妣般跪地痛哭。這種因殖民統治50年造成認同錯亂的一群人，是埋藏在「二二八民變」群眾中的地雷與炸彈，掀起暴亂、製造慘劇的首要份子。

(二) 社會階層架構的異常

日本殖民的50年間，台灣的中、小學及職技教育體系雖然普及，但其目的在提高勞動素質，予台籍人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稀少。「台北帝大」是全台唯一一所大學，其中95%都是日本人，台人僅佔5%。此外，殖民政府禁止台人研讀政治、法律等科系，故台籍菁英所學，均以醫學、商業等領域的專業為主。

台灣地處大陸邊陲，清代的移民以底層社會勞苦群眾為骨幹，常民文化是主流。日據的50年間，台灣社會遭日本高壓統治，有意識地壓制台民精神文化，清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之故，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民心」，處於一種異常狀態——除了日本統治階層與皇民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屈服於日人高壓統治的下層勞苦農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維繫中道價值與精神文明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崩陷了。

(三) 「鱸鰻、狗鯊」與日本浪人

佔台灣人口多數的基層民眾，除了保留移民墾拓時期的草莽遺風之外，當中有一小部份人，又耳濡目染日本的浪人文化與習性，最終產生一撮結合中、日惡劣文化的壞份子。我童年時期，還經常從我母親口中聽到一個形容這類人士的生動名詞「鱸鰻、狗鯊」（註一）。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政府將一批原先在日本集中管束的約4000多位甲級流氓釋放，遣送回台。這些人與前述的「鱸鰻、狗鯊」、部分認同錯亂的台籍日本兵、滯台日本浪人，以及潛伏伺機而動的共產黨（註二），四者合流形成「二二八事件」禍亂全台暴民的主體結構。

倘若不是這幾類本具犯罪組織雛形的暴民趁亂起事，一樁偶發的民、警糾紛，何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鼓動暴亂，並率眾砸毀學校、醫院……等完全無辜的機關和人員？

(四) 日人長期教育台灣人民鄙視中國

在日本殖民者血腥高壓統治的50年當中，一方面塑造了台灣人民「畏懼嚴刑峻法」的屈從人格；另一方面，因日本人對中國人長期的詆毀與醜化，加上甫掙脫帝制桎梏、現代化較晚的國府公務員，其工作態度與效率，確實不如日本殖民統治官僚。

因此，兩相對照之下，遭洗腦的台灣人，面對光復後來台、不以威壓方式統治的內地公務員和警察，漸生藐視；許多皇民份子，更產生「復辟」之妄想。整體而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懦弱、怕死，不能打仗，故而相信，這場武力叛亂會成功的。

實際上，當時來台的國府公務員，是一批素質高、有理想性的菁英，對於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滿是憐憫之情。而通過抗日戰爭血戰的淬煉，出生入死的國軍是不屈不撓、能戰敢戰的。這些都與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給台民的偏見和形象，有很大的差異。

以上，是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是國民政府要面對處理的種種難題。雙方存在的這些問題以及相互期待的落差，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釀成毀滅性災難的溫床。

 

四、日產糾紛才是引爆全面性民變的關鍵因素

瞭解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現狀，大致可以體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沒有更大的內在動力，未必會發生這場大規模的不幸事件。因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大動力，除了價值信念之外，就是利益了。「二二八」固因查緝私煙過程執法不當，引發鬥毆騷亂，但要釀成延燒全台民變，龐大的日產利益糾紛與爭奪，才是重要的內在動力！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所有北緯16度以北日本佔領區上的一切物資，盡由國民政府接收。因此，為了處理臺灣地區原屬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的財產，國民政府成立了「日產接收委員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屬於日本政府的所有財產，一律規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2. 屬於日本私人財產，一律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之目的，第一是為了公平；第二在於「藉此收縮通貨，抵償物債以平抑物價，減輕一般人的負擔」（註三）。所謂的「日產標售」，是指被沒收的日產；對於原先台人財產中產權清楚者，並無影響。而標售的日產當中，凡公務員居住的房屋，由公署收買後，仍租與原住職員居住；多餘的，再移交市府出售或出租。

依據日產接收管理委員會的實施細則規定「原住戶可以優先購買日產，並享有百分之二十的優惠」，也就是說，得以用八折價格優先承購日人留下來的房產。倘若「原住戶無力購買必須遷出者，則可申請修繕補償」。由此看來，整個日產標售相關法令，可謂十足通情達理，並兼顧弱勢人民的處境。那麼，為什麼還會產生糾紛呢？

我們都知道，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原屬戰敗國日本在臺灣的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投降日之後都歸中華民國所有，應移交國民政府接收。因此，陳儀規定「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買賣合約有效，8月15日之後的買賣無效」。而就在日本投降直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這段期間，有長達兩個月的空窗期。許多原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兩個月的空窗期，遭各地皇民份子與地痞無賴迅速強佔。強佔之後，他們再偽造買賣契約，企圖申請過戶，當然未獲國民政府核准。

其實，就算1945年8月15之前的買賣契約，很多也是偽造的。因為戰爭末期，盟軍轟炸四起，房屋毀在旦夕，此時逃命都來不及，誰還會進行房地產買賣？但無論如何，政府僅針對8月15日之後的契約不予核准。這些強佔日產並偽造文書的漢奸、無賴，遂與國民政府百般糾纏。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抵制與抗拒仍持續進行中。

二二八民變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大稻埕地區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被沒收，雙方復因言語不通產生爭執和誤解，拉扯之中，員警傅學通以槍托打傷了林江邁。旁觀者群情激憤，在眾人鼓譟之下開始圍毆傅員，最後發展成暴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1.旁觀者何以能迅速聚集？在一陣鼓譟之後，暴民不僅開始動手圍毆、追打員警，尚且沿路盤查、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甚至強姦凌辱外省婦女同胞。他們更占領新公園，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二二八公園」，攻下廣播電臺之後，開始對全台進行廣播「放送」，鼓動全省大規模暴亂。

2.暴民具有組織與動員能力，不但快速攻下各地警局與軍事要塞，還攻擊學校、醫院、臺電……等機構。如果說僅是仇恨外省人的話，很多學校根本連一個外省人也沒有，仍難逃遭暴民打砸、燒殺。何況，在暴民瘋狂砍殺外省人的過程中，就連嬰幼童都不放過。當時很多倖免於難的外省人，都是受到一般見義勇為的臺灣人之營救庇護。如果真的是「官逼民反」所造成，或是國府外省人真的未善待臺灣人，何以暴民之外的多數台灣人，在緊急危難關頭，多願意冒險伸出援手保護外省人？

因此，暴民集團根本就不能代表整個台灣人！

依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暴民成員當中，除了滯臺的日本浪人之外，還有國族認同錯亂的臺籍日本兵，以及原本就存在社會底層，遊手好閒或失業遊民等「鱸鰻、狗鯊」；再來，就是那些強佔日產的漢奸與無賴群體了。就是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迅速聚集作亂，才形成遍及全省的民變。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的威信和顏面盡失。又因戰後臺灣社會受創過鉅，政府對於日產過戶的審查，更難堅持原先的合情合理原則，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意放水了。

經過了70多年，當年強佔日產的漢奸、無賴，無人追究；如今，國民政府反成了遭人誣賴的對象，遭有心人說成是「『接收大員』手腳不乾淨，強佔臺灣人的財產」！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當時，根本沒有「接收大員」這款人物。整個「日產接收委員會」的事務官，固然是國民政府所派，但掌握實際權力的委員，都是臺籍仕紳與政要，若真有甚麼假公濟私的行為，也輪不到沒有實權的事務官吧？做賊的喊捉賊，以致最後捉賊的事務官和國民政府遭誣賴為賊，應該是整個日產糾紛與二二八事件當中，最令人氣結的事了！

看了這些事實，大家會覺得吃驚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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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在商業發達、經濟貿易活動熱絡、人口密集的城鎮社區環境當中，有從事正當且利潤豐厚行業的人家，有靠專業技藝和技術謀生的人家，有靠勞力吃人頭路、賺辛苦錢的本分人家，也有以賭場、妓女戶、嗎啡館……等不良行當營生的人家。在這塊資源豐沛的沃土上，當然也會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或無業遊民之輩藏身、寄生其間，伺機伏擊身邊過往者，或偷盜、勒索、打劫財物，或尋覓幸運的翻身機會，或純粹窮極無聊找刺激……等等。自然形成一個黑白混合、龍蛇雜處的複雜生態系統。

在我母親的娘家台北大龍峒社區，鄰里親族口中的「鱸鰻狗鯊」一語，就是專指寄生、藏身台北城鎮社區的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又心術不正者。這類人的習性與喜歡藏身的環境，簡直和「鱸鰻狗鯊」相同。

鱸鰻、狗鯊的習性和棲息地生態環境——

鱸鰻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動物，什麼環境都可以活得下去。鰻苗來自深海，一邊沿溪流上溯，一邊尋找砂泥河床深潭棲地獵食與生長。牠們生性隱密，幼鰻白天經常全身躲藏在溪底泥沙中，只露出頭部呼吸。成長後，則喜歡躲藏於石堆、洞窟、深潭之中，定點伏擊獵食魚類、蝦、蟹；到了夜晚出遊覓食，神出鬼沒的習性給人許多想像空間。鱸鰻的皮膚亦有輔助呼吸的功能，能夠離開水面短暫活動。

狗鯊體型雖小，仍屬兇猛肉食性魚類。肉少味道又差，是一種低級的食用魚，故台灣有「貪俗買狗鯊」的諺語。主要棲息在沿海礁、沙混合，且海藻叢生的海床，行動緩慢。有隱居的習性，常藏身礁石灘和岩縫中，以底棲無脊椎動物及小魚為食。性情兇猛，靠嗅覺找食物，會欺侮魚伴。狗鯊的生命力十分頑強，脫水2-3個小時都不會死亡。

註　二：參見拙作　2017.2.13〈「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一文

註　三：陳儀於民國36年2月24日上午八時，在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國父紀念週會」中的講話。

 

 

本系列其他文章：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8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二）　2018.2.19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2018.3.28

發表日期：2018.2.19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　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從日本遣返之甲級流氓借端煽動暴亂，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並焚毀其儲存物資。

二、 國府何以諱言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事件」，我有一連串問號埋藏內心多年——如果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上，並不像台獨集團抹黑的那樣不堪的話，何以它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直到民進黨崛起的這30年間，「二二八」才逐漸掀開神秘而敏感的面紗，討論、質疑的音量漸次增大。如果國民黨沒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的話，何以要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我曾將這個疑問，就教於專門研究「二二八」議題的民間史家武之璋老師。武老師指出「國府從未刻意隱瞞相關細節，所有史料都放在國史館中，供人查閱與研究」。不過他也說：「政府之所以不願多談，實因這是一起撕裂族群的不幸事件，有其敏感性。為了社會和諧，所以避諱主動談起。」

「事涉敏感」這個理由或許可算原因之一，但是經過有心人多年的炒作下來，早把國府治臺的形象徹底扭曲破壞，這個論點很難再說服一般人。因此，在爬梳「二二八」事發因素和過程時，我仍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並歸納出另外幾點——

(一) 國府對「有為數不少的臺民同胞認同曾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的日本」此一現象，感到顏面無光

對所有內地的中國人而言，抗日勝利是一件普天同慶的頭等大事，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人會不開心。但對於受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同胞來講，滋味比較複雜。

基層民眾苦於戰後現實生活物資的匱乏，處境艱難。「回歸祖國」到底好不好？很難說得清楚。「養家活口，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只要國民政府能讓他們填飽肚子，把他們當人看，不像日本警察那樣暴虐無道，多數人也樂於接受「臺灣光復」。例如我伯公與外公們，就屬於這一類民眾；對於懷抱漢民族認同的臺籍仕紳，當然欣見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是，那些受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皇民家庭、既得利益者，以及台籍日本兵而言，感受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那麼，相較於內地的萬眾歡騰迎光復的情景，臺灣社會竟然存在那麼一群為數還不在少的「前朝舊貴」，因為「光復」而陷入失落，既失落了過去，也失落於茫然的未來。一個發生在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販賣而起的警民衝突偶發事件，經過「一群失落的圍觀者」之鼓譟和奔相走告，彷彿將這群人內心失落的幽靈召喚出來，他們渲染不安，抗拒「光復」，想走回過去，擁抱「前朝」和說日語的「同胞」。他們失去了「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卻在大稻埕製造、參與了這場民變，唱著不成曲調的片尾曲。這對浴血抗日終獲勝利，並光復了臺灣的國民政府而言，實感顏面無光，將之視為禁忌，不願主動提起，也是人之常情。

(二) 民變與內戰相混，更是有理說不清

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陳儀原有左傾思想，素來極其同情勞工大眾；又基於對台灣人民被日殖民50年的同情，以致誤判情勢，非但遲遲不動用武力平亂，還釋放了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並准許百姓組織處理委員會，做為合法談判代表，由各級民代擔任處委會的當然代表。

▲ 　臺灣地區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領導長官陳儀

陳儀這些善意懷柔之舉，當時卻遭長期處在日殖高壓統治下的臺民視為懦弱，同時也讓暴民誤以為「武力推翻政府」是會成功的。這些都是導致事態擴大蔓延的原因。到了「二二八」後期，陳儀眼看自己的善意換來亂局失控，最終也同亦必須出兵平亂、以軍法審判人犯了（註一）。

陳儀是二二八事變中的關鍵性人物。他的從政經歷中，即有著剛強獨斷的作風，也有任俠尚義的性情，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這樣一位對臺民抱持同情與寬容的長官陳儀，最後的下場是在內地遭到槍決。他被槍決的因素，與「二二八」完全無關，而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因選擇投共，遭到舉發而遭制裁。

國共內戰中，陳儀因投共被槍決了。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更加的有理說不清。為什麼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這場鋪天蓋地、死傷遍野的「內戰」，究竟因何而起，當時應該沒有幾個臺灣人搞得清楚。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來講，如果陳儀是好的「長官」，他為什麼被槍斃？若槍斃陳儀是正確之舉，那就表示陳儀不好！

如此一來，70多年歲月當中，台獨集團對國府當時的處置所進行各種扭曲與醜化，便很難解釋與澄清了。「陳儀被槍斃」這件事，也是謊言可以無限膨脹的重要基礎之一。

事變中，臺共謝雪紅在台中趁亂起事，同樣也使得「台灣民變」與「國共內戰」攪和在一起；「平亂」與「清鄉」性質混淆，同樣也造成國府有理說不清的窘境。因此，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難以言明的關鍵因素。

▲ 　站在毛身後左一的即為台共謝雪紅

(三) 冤枉與錯殺

既然事態擴大了，處理起來不但棘手，也更容易產生冤枉與錯殺。以醫師出身的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為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漢民族主義者。臺灣光復後，更寫信要求三個在偽滿州國行醫的兒子回台，一同參與國民政府、建設台灣。這樣一位民族情感濃厚的台籍客家仕紳，竟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兩個兒子一起遭到槍決！有學者指出，張七郎係因被人挾怨誣陷而遭害。然而，那些陷害他的，就包含了臺籍人士 （註二）。

▲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右一）一家

二二八事變時，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一年半，地方根基薄弱。混亂當中，不論是「平亂」還是「清鄉」，都得仰賴當地人密報。這時，臺籍的富貴菁英自然易因遭忌而被藉機誣陷了。

此外，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倘若有人因受牽連入獄，其家產也可能被地方豪強所侵奪，導致家道中落。今天，這些被奪家產者的後代，不會去追究誰誣陷了他的先人、誰強佔他的祖產？而是將這些老帳，一股腦都算在國民政府頭上。但反過來講，這群人今天若享有富裕的生活，絕不會感激國府保衛台海、興辦各級教育、提供公費留學，或者實施各項建設，讓大家有安定的環境可以經商致富、升學、任教、行醫…，從事各種生涯發展。他們會認為，這都是他們聰明、努力挣來的。

總之，錯殺了不該殺的人，也是讓國府啞巴吃黃蓮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如此，二二八事件中，撇開罪證確鑿者不說，像張七郎這樣真正無辜遭害的人數畢竟有限，許多人實際上是受到「波及」而非「冤枉」。例如吳念真在其電影「多桑」中，就提到她父親因二二八期間為死難者燒紙錢，被中藥行老闆解雇。如此一件事，就可以讓吳大導演將他父親好賭成性的浪蕩一生合理化，透過電影創造悲歌，彷彿一切都是國民黨害的…。這種哭調仔，幾十年間無限流行，成了二二八論述之主調。

然而，這種「只看到人家對不起自己的一面，對於自己所獲得的一切福祉，不但視為理所當然，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被暴民殺害、沒沒無聞死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受難外省人，彷彿從未存在」的現象，就是二二八集體症候群。他們甚至從來沒想過，如果事變的原因，真是為了反抗政府「殘暴統治」的話，為什麼暴民要去砸毀學校跟醫院？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個外省同學都沒有啊（註三）！

接下來，就要剖析二二八發生的時代背景與內外因素了。

(未完待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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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21-23　台北市：風雲時代。

註　二：2009年，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依據相關檔案指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密報，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秘密處決。其中，張文成是來自福建的官派縣長，而林頂立則是台籍人士。

註　三：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4　台北市：風雲時代。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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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 多 桑 》　丁念慈　20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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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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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2018.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