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說結論，這又是個倒果為因的說法。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說法如果能夠成立，必須先確切的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 具體指出有哪些皇民帶頭指揮作亂，或參與幕後策畫？
又有哪些台籍日本兵和皇民化青年參與了暴力衝突和打殺？
而他們的作為在事件中，有沒有佔據主導性的地位？

2. “二二八”若是反中皇民策動的復辟事件，為什麼事件發生之前，在皇民群體間毫無任何動靜？而事件發生後，也未見皇民們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既然是以奪回政權為目的，絕無可能如此草率的缺少謀劃吧！

事實上，大多數的皇民家境富裕、生活優渥，他們的政治性格內斂柔順，在政權轉換之際，秉持低調行事，唯恐惹禍上身。尤以辜振甫才因謀劃台灣獨立失敗，於1946年遭判刑兩年，其他的皇民見此，哪還敢造反作亂呢？

再說，但凡稍具規模的事變發生，事前都會有跡可循，例如：
“二二八”發生前，台灣出現的三大遊行示威，其中兩次是由中共地下黨員以及左翼人士的學生、社會組織所發動的；
又如，2014年太陽花事件之前，特定政黨、團體在校際間串連，舉辦座談等活動已有大半年以上；
而2016、2019年香港的佔中與反送中事變，也莫不如此；
同時，各個事件前後都有當地強勢媒體帶風向，唯二二八事件前，台灣主流媒體的負責人是官派的，那麼皇民何以著力呢？

3. 如果說，“二二八”是反中皇民作亂，是台獨運動的起源。那為什麼“二二八事件”後，在台灣幾乎全無台獨組織相繼秘密成立？（僅有出走香港的廖文毅等少數幾位人士主張台獨）
反倒是台灣的社會精英大量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事件前只有70幾位黨員，事件後1年間迅速增加到1千多位；
又，1949年~1978年，長達30年的白色恐怖期間，為什麼主張台獨而獲罪的寥寥無幾？而主張統一的，卻有4千多位遭到槍決，萬餘人遭到關押？
再則，為什麼直到1980年代末，歷次民調顯示，主張台獨的從未超過10%？

由此可知，台獨運動的啟蒙，要遲至1970、80年代；而擴散彌漫則是在李登輝執政以後。

“二二八”是具有偶然性、民變性質的事件，有其內因（當年的國府，以及時空環境）；
也有外因的作用（日本的經濟戰擾亂，以及美國人對台灣菁英、士紳的煽動）。

至於什麼“奸匪作亂說”、“皇民作亂說”、“台獨起源說”，都是倒果為因以及事後的主觀詮釋。
二二八事件初起時，有黑道角頭因親弟遭誤斃而聚眾報復，其後是否有退伍而失業的台籍日本兵趁亂發洩鬧事？或許有，但缺乏證據留下至今。
然而，自始至終皇民群體並無組織性的形成主導力量，是可以確定的。

奴化思想的本義

日本殖民教育的重點最主要的是灌輸汙衊中國、頌揚日本的價值觀，以馴化台灣人服從和忠愛日本為目的，美其名「同化政策」，國民政府稱之為「奴化教育」。

因此所謂的「奴化思想」，僅是「認為中國人低劣、日本人優秀」的觀念，有了這樣的觀念，就會生出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心理傾向了。本義毫無奴顏卑膝自甘低賤，願為日奴的意思，並非指台灣人生來具有奴性。

因此受過日本教育的程度愈高，其奴化思想自然也愈高。於是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確培養出鄙視中國，崇拜日本的台灣新世代（其中以醫科最多，後來台灣的醫學院都成了培養台獨的溫床）。

後來又加上了皇民化，就產生了認同日本為「新母國」的台灣皇民。如出賣抗日領袖林少貓的蘇雲英－即蘇貞昌祖父的家族…；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完全失根的無知青年，如李登輝、蔡英文的老爸蔡潔生、鄭弘儀的爸爸…。

光復時台灣人大致上可分為兩類，絕大部份是未受奴化影響的人，如4~50歲以上的老一代人與吃番薯籤長大的勞苦大眾，他們深受日本的荼毒是點滴在心頭，歡慶光復的就是他們這類人。

另一類是少數一些「沐幸皇恩」改過姓，吃得好穿得好，通曉日本語文的高級台灣人。二二八之時參與造反的人基本上都是這些奴化、或是皇民化的人。

這些改過姓的皇民，尤其是「國語家庭」，不少已經奴化成性，可謂是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光復後他們利用陳儀百分之百開放的言論自由，捕風捉影批評甚至毀謗政府，與地下共黨在報刊和電台吹打起二二八的前奏曲。

陳儀允諾老蔣調走台灣駐軍後，他們藉著偶發的緝煙誤殺人命的事件，鼓動台灣人起而叛亂，立時受到滿腦子日本偉大，熱衷皇民化的許多青年學生和一些台籍日軍的積極響應，即是所謂的「二二八事變」。

事變之時，就有人在南部電台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激勵群眾反華，這種論調正是日本奴化教育所孕育出來的。

李登輝執政以來，推行去中國化和頌揚日本殖民的歷史課綱，就是在複製奴化教育，鼓吹媚日仇華的思維，傳承奴化思想，再度洗腦台灣人，所謂的「天然獨」於焉而生。

就是現在綠油油的台灣南部，過去卻是國民黨的鐵票區。後來醜化抹黑國民黨的地下電台興起，光復後有了白米飯吃而長大的農民，人在福中不知福，年輕時開始在農田工作，就收聽帶來的電池收音機，等於大半輩子都受地下電台的洗腦。

2002年後出現的電視政論節目如汪笨湖（藝名）大量使用鄉土俚語，以故事性戲劇化的手法標榜「本土意識」，極受中、南部農民的歡迎。於是白天工作聽地下電台，晚上在家看汪笨湖之類的節目，思想就被改造了，相反了。

於是奴化思想在台灣死灰復燃，所有親綠人士對中國的評論，都是醜詞惡評，無所不加。如「中國文化是腐朽的封建餘毒、殘忍腐敗…中國人的自私、中國人的奴性…」。還有極其難聽的，鋪天蓋地遍佈網路。

當然，這樣的批評，中國人自己也所在多有，如魯迅、柏楊…，但這類人還是佔極少數。而綠營則是共同的信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根源就是奴化觀點的傳衍和延伸。

肯定日本的優點≠懷念日本統治

台獨振振有詞地說：「多數老輩台灣人懷念日本殖民統治」，強調這是「對比中日兩國對台灣的統治，所得出的客觀評價，是不能以皇民化、奴化的汙名橫加指控」。

然而日本的統治僅是表面上優於清朝和國民政府而已。那是日本先進的現代化有了建設台灣的能力，至於井然有序的守法風氣，只是不把台灣人當人的嚴刑峻法所高壓出來的。

客觀評價日本的統治比中國有能力、有效率，就是光復後到台灣的大陸人也作如是觀。連陳儀1935年到台灣考察，在其「台灣考察報告」中也持這種看法。但是大陸人會因而崇拜日本，鄙棄中國？

日本殖民除了欺凌歧視，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榨取台灣人，沒有半絲半毫為台灣人的福祉著想。吃番薯籤長大的廣大眾多台灣人，與經過日本殘暴壓制的老一代人，即使他們肯定日本的優點，有幾個會追懷日本統治？

會懷念日本的人，是那些在自己臺灣同胞面前趾高氣揚的「三腳仔」家族，以及受過高等教育嫻熟日本語文，缺乏說寫中文能力的知識份子。光復後他們從高級台灣人跌落雲端，前途茫茫，失意失落痛苦難受。

此外就是被日本教育和軍國主義徹底洗腦，以做日本人為幸為榮。也因為只通曉日本語文，覺得皇民化才能出人頭地，才有光明前途的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了。

至於台獨說：是因為中國的統治比日本的殖民更黑暗、更惡劣，所以台灣人才會懷念日本統治。

其實日本一投降，接收台灣的中國人影子都沒有，這些三腳仔的家族、高級知識份子就心情黯然，難以承受。那些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對失去日本統治，甚至有不少是傷心難過到痛哭流涕。

台奸+漢奸在操控台灣前途

是以，日本殖民半世紀，受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毒害的人，即台獨所謂的「台灣精英」，主要僅是日子過得好，教育程度高，在日本統治下受惠的人，只佔台灣人的極少部份而已。

從二二八與台獨出現後冒出頭的人物和人數來看，其中奴性堅強，死心塌地依附日本，認賊作父的皇民餘孽也僅是這些「台灣精英」的一小部份，以整個台灣的人口來講，這些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更只能算是一小撮。

即使是有強烈皇民心態的青年人也並非多數，積重難返像鄭弘儀爸爸的人更是少數。這從台獨宣揚得轟轟烈烈，其實僅約百人參與的二七部隊，以及人數不多，烏合之眾的其他幾支民軍來看，可以見知的。

台獨的頭號大名嘴鄭弘儀聲稱：慶祝七七抗戰勝利傷害了當過日本兵的其父心情，也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可是，真有多少台籍日軍會像鄭弘儀的皇民爸爸，難過得在家裡哭？遑論代表其他「台灣人民感情」？鄭弘儀根本是在侮辱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再說，二戰日軍又不是征討不義的王師，也不是除暴安良的救世軍，對鄭弘儀的爸爸這類皇民日兵，鑒於他們身不由己的歷史宿命，在日本奴化教育和軍國主義的洗腦下，盲目為虎作倀，固然情有可原。

對他們效忠日本的時代命運，固然應予理解，可是我們對之憐憫同情就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尤其是對這些仍然執迷不悟的舊日皇民日兵，有必要永遠肯定，甚至尊重？

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是日本殖民台灣史的重要篇章，然而台獨對奴化思想所起的作用和皇民化所生的效應完全避而不提。如果指出他們奴化、皇民化，就立刻跳起來痛罵這是「侮辱所有台灣人」。

再以詖辭詭辯，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否認皇民作亂。倒過來以台灣人民抗日、反殖民的歷史主體性詮釋二二八，竊據正義抗暴的制高點。宣稱由此產生台灣人自覺自發的民族意識，以這個台灣意識為基礎建立「台獨史觀」。

於是這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否認了自身的奴化思想和皇民化，在「抗日、反殖民與台灣意識」的美化下，就「臭鴨卵假(假充)皮蛋，番薯籤假魚翅」(台語)，魚目混珠假充台灣意識。上背先人，下騙後人，搖身一變成了台灣民族主義的代表。

這些對日本投降悲痛失望的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又疾聲呼籲台灣人千萬要記住熱情歡迎祖國，迎來的卻是二二八大屠殺的悲慘教訓，咬牙切齒炒作他們自己造業作孽的二二八，煽激台灣人仇恨中國。

簡而言之，日本的皇民化像是一把刀子，割斷了李登輝那一代人的中國情結，促成了暴亂的二二八反華悲劇。皇民餘孽又利用二二八的仇恨作為刀子，割斷後代台灣人的中國情結，不惜將台灣推向更深重的仇華悲劇。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蔡英文運用國家力量的鼓吹下，加上馬英九的縱容，一小撮台奸+漢奸主導台灣政局已歷三十餘年。於是高喊台灣意識作為青雲之路的投機政客和文人日益增多，投身台獨工作的隊伍也日益壯大。

盲信盲從的受騙民眾也就愈來愈廣，在他們心目中，主張台獨、支持台獨就是正義的、神聖的。台獨只要祭出「台灣價值、抗中保台」的符咒，這些民眾就義無反顧，像毫無自主意識的喪屍一樣前撲力挺。

溯源追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媚日仇中的歷史風雲，就是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溯源追始，是日本基於奴化教育的皇民化割斷了當時青少年的中國情，促成了二二八的悲劇，台獨就在二二八找到了仇恨中國的著力點，繼續割斷台灣人在兩蔣統治下恢復的中國情。從皇民化的角度來看，台獨聲稱的「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點」，其實一點都沒錯。

於是台獨就隱瞞歷史、竄改歷史了。否則承認了皇民作亂，台獨怎麼能夠站上「官逼民反」「起義抗暴」的道德制高點？怎麼能夠利用他們那套滿紙荒唐言，墳頭鬼唱的二二八假歷史欺騙民眾，奪得政權、鞏固政權。

藍營的二二八研究者提及皇民化大都缺乏明晰有力的論述，而且大都認為只是二二八原因的一部份，或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人是皇民化。

確切分明地直指年輕人的皇民化是二二八主因，據我所知僅有已故的劉添財（筆名阿修伯），以及伍思文和郭冠英，還有一位是一生都懷抱民主的真正理想，正直不阿，對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持著批判態度的石文傑先生。

1950年9月才出生的歷史老師石文傑，回顧他父親生前的口述，客觀真實的對二二八之後官兵在他家鄉兩週的真實事蹟，與百姓相處和諧和平的經過，反映一個受日本教育有日本意識卻無皇民意識的小雜貨商，純天然的詮釋二二八的歷史。

台獨詮釋二二八所引用民間傳言，千篇一律都是控訴官方的種種不公不義、殘暴不仁。然而石文傑先生的尊翁在二二八的親身經歷有完全相反的對比，因此其父的經歷有著極其重要的平衡和矯正的價值和意義。石文傑先生所聞的其父口述如下：

21師兩個營來到竹山我的母校瑞竹國小紮營，做短暫停留，村民由於害怕都躲進竹林裡。我父親石炳琳，當時三十出頭，在村裡開了全村最大的雜貨店，心想自己既未參與各種反政府活動，加上是福是禍也躲不掉，就留下來保護店舖，未加躲藏。

據先父生前口述，當時有兩位軍官模樣的軍人荷槍實彈前來敲門，說要買香煙飲料，父親嚇到顫抖幾乎說不出話來。因為彼此言語不通，只好用筆談，竟然還掏錢出來購買，後來甚至三人改在騎樓互相勸煙，彼此大剌剌的抽起香煙來，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

村人老遠望到這一場景，才放下心防，紛紛走下山來，回家去。後來這些軍隊也一再透過（台籍）警察向大家保證平安沒事，果然前前後後約兩星期秋毫無犯，軍紀嚴明，一切如常，也讓謠言不攻自破。

石文傑的尊翁與其村人的親身經歷，也印證了21師的賈尚誼營長的說詞應該屬實，他說他這個營走遍大半個台灣一直到八月多戰備結束，沒有發過一槍，他沒有看過一個死人。

而且事實上國軍21師三月九日登陸後，除了分出部份軍力圍剿二七部隊的戰事外，自北而南一路上暴民聞風逃逸，軍隊毫無動用武力的必要，可說是行軍遊台灣而已。

石文傑先生還提到一名參與暴亂的青年謝炎山，二二八時謝約20歲出頭，從日軍遺留的彈藥庫運送軍火支援台中的民兵，為此服刑三年多，台獨平反二二八後他受訪時說：

「國民黨來台後，台灣人很快就灰心絕望，蓄勢待發起義，從南洋歸來的部份台籍日本兵並開始聯結密商，各地都被分配任務，必要時如何襲擊軍營，如何炸橋毀路。但沒有想到一起小小緝菸意外，提早引燃社會怒火。」

但是二二八並非全民皆反，謝炎山卻無中生有，說是所有台灣人的灰心和怒火響應了二二八。他這段話正只是坐實了台籍日軍不甘心回歸中國的皇民心態，他們先前的佈局反華促使了二二八小事擴大，惡性爆發而已。

棄中、反中、仇中的皇民化就是二二八的真正本質，中共以「官逼民反」「階級矛盾」來解釋二二八是兜不攏的，認清在光復時，台灣中上年紀的人與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有著截然相反的差距，就是看透二二八、認清台獨的解析鑰匙。

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所謂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中共見不及此，以致於失焦與誤判，嚴重誤導了中共的對台政策，有如與影子搏鬥，白費力氣一事無成，居然還不知道失敗的原因是什麽？

台獨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台灣人就完完全全成了正義抗暴招致屠殺的悲慘受害人，藉以煽起台灣人的悲情受害感。

於是聲稱「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人巨大的創傷，是台灣人民心中永遠的痛，二二八是台灣告別中國的分水嶺」。「二二八“台灣魂”喚起台灣民族覺醒，紀念歷史教訓，避免二二八浩劫重演，唯有獨立建國」，為台獨意識製造理論根據。

並且誇張渲染「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以日本奴化教育遺留的觀點，惡魔化中國，宣揚「中國文化劣質論」，具有反民主、反人權的殘暴民族性。

從而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鼓動台灣人唾棄仇恨中國，生出支持台獨的精神動力。台獨正就是靠著炒作二二八而風生水起，打下江山。

因此要反擊台獨、消滅台獨，就要先釐清二二八的是非，也就是要釐清二二八是「官逼民反」還是「皇民作亂」這個老話題。這當中的關鍵在於日本殖民五十年後，台灣人到底有沒有被皇民化。若是有皇民化，難道不可能是二二八暴亂的原因？

皇民化的議題至今仍然眾說紛紜難有定論，就是因為把當時的台灣人若不是一律看作是皇民化的日奴漢奸，就是一律看作是熱愛祖國的忠誠同胞。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

光復時年齡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經歷，思想和心態是由不同的歷史圖案所刻印出來的，在國家認同上有著認知的差異。

如果不能察覺出這種認知差異，把台灣人看作國家意識都相同的單一群體，就會造成認識上的迷障，以至於看不出皇民化的全相。

原本國民政府在檢討二二八之後，就清清楚楚指出皇民化僅是受日本奴化教育長大的台灣青年，並不是泛指整體台灣人。二戰爆發後，台灣青年大多熱烈擁抱皇民化，這也是確確著著的歷史事實。

光復時一般年輕人在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民族自卑感下，視皇民化為浴火重生轉為「優秀的」日本人的天大幸運機會，是日本救贖台灣人的再生之德。他們的心態和心聲我在先前的文章中有多方論證，茲簡述概要和重點，並再加強舉證敬供大家參考和評斷。

〈皇民文學〉中最著名的小說《道》，是改名高山凡石的陳火泉（1908-1999）在1943年所發表，提出的一條透過心靈修煉，達到「皇民煉成」的脫胎換骨之路。他主張：「本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二戰初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使得當時青年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陳火泉的小說《道》更加風靡了年青人，狂熱地投入「皇民煉成」，死心塌地想做日本人。

人的思想意識也有慣性，若非心中有所悟澈，是不會很快地轉變過來的。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許多皇民青年奴性未泯，至死不渝。光復三、四十年後在台灣街頭，還會看見頭戴日本陸軍或海軍帽的老人，有的趾高氣昂招搖過市，有的踽踽獨行似乎在感傷日本戰敗。1989年日本天皇裕仁駕崩的時候，已經70歲左右的那代皇民青年，還有人關在自己房內哭祭。

2004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有不少當過日本兵的老人穿戴著過去的日本軍服軍帽，在台中為陳水扁成立後援會，會中多數人還以日本話發言。

認為不必把台灣先人的抗日美化為「義舉」，肯定辜顯榮歡迎日軍佔據台灣，主張台灣加入美國的第51州，「五一俱樂部」的發起人周威霖說：「今天在台灣的街頭仍有老一輩的台灣人頭戴日本軍帽，高唱日本帝國軍歌，我們必須對他們的認同、情感及偏好給予尊重。」

台獨的大名嘴鄭弘儀就說過：「我爸爸是讀日本小學，當日本海軍，我爸爸是日本人」。還說：「你們紀念光復，我爸爸在家裡難過」，「現在你們這些人來到台灣，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想過我爸爸的感受嗎」？

最具代表性的，2021年97歲的楊馥成、85歲的許華杞和92歲的林余立，向日本法院提出訴訟，聲稱在二戰後他們不應喪失日本國籍，請求日本政府承認三人擁有日本國籍。

據報導，在辯論中，曾在日本陸軍服役的楊馥成聲稱：「在台灣，有很多希望回歸（日本）國籍的人，…」「我無時無刻都沒有忘記自己是個日本人，最後想作為日本人死去。」

追根溯源，日本穩固統治台灣後，作日本人是身不由己，無可選擇的宿命，只有認同日本一途。這些青年並非沒有民族氣節，只是受到時代的播弄和擺佈，在歷史的洪流狂瀾中難以自覺的盲從者，接受皇民化，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然而事到如今史實昭然，日本殖民的兇惡殘暴呈現無遺，但是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卻依然對日本心醉神迷，陷於感性積累的奴性死結而不知自解，崇拜到了喪失自身台灣人的骨氣和尊嚴的地步，就令人齒冷了。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花了兩天讀完李筱峰教授編著的《唐山看台灣》（[1]），這書屬於由國立編譯館主編的〈青少年台灣文庫〉，是一系列寫給青少年的歷史讀本的第五種。全書不含兩篇序、延伸閱讀書目及圖片資料來源，僅有147頁。本書篇幅精簡，文字淺顯，以夾敘夾論的方式，頗適合青少年閱讀，一般沒有史學訓練的讀者也能很輕鬆讀，作為歷史教材是很成功的。

從書名便很容易了解，書中內容主要是由大陸的知識分子、記者，在228事件前後寫的，關於台灣的印象及對228事件的觀察與評論。編著者以這些文字來向青少年說一段228事件前後的故事，目的是讓青少年了解228的部分面貌。

為何都選用大陸人寫的文字來看228事件呢？這應該是編者別有用心的規劃，因為編者並沒有告訴讀者，這些文字絕大部分是由中國共產黨員、共黨的機關報以及左派文人所撰寫的。

回顧228事件當時的時局，也就是臺灣光復後一年四個月，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正在為百廢待舉的臺灣焦頭爛額的時刻。陳儀何以焦頭爛額呢？這與日人投降前破壞臺灣的電力設施、工廠設備、大量印製日幣且運到臺灣，搶購米糧及其他可用物資運回日本，陳儀等同接收了一個空殼子的臺灣，卻要讓600萬臺胞能安居樂業，不焦頭爛額才怪！

臺灣光復初期的社會，在兩岸分隔五十年後，無論文化、思想都有很大差異，且國民政府從大陸派來得接收人員又良莠不齊，貪汙、徇私、處處顯出優越感，以致與臺灣同胞產生嚴重矛盾，這些內部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難題。

這時大陸則正是勝利復原的重建期，卻又陷入國共內戰。共產黨當然對國民政府的種種作為，見縫插針地誇大其弊，斷無一句肯定之詞的可能。了解了228事件前後的時局，就不難明瞭大陸共產黨員來臺參訪後，以及事後根據道聽塗說所撰述的文章，何以一面倒地批判國民黨中央政權與陳儀的措施，且多以與內地和日據時代治理做對比？其目的就是挑起臺胞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厚植其與國民黨鬥爭的本錢。

編者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撰寫本書，甚至延伸閱讀書目，均為共產黨人、左派及臺獨學者的著作，其目的就是要讓心靈仍是一張白紙的青少年，腦海裡種下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殖民迫害臺灣同胞者的醜惡印象。

照說編著者李筱峰，是大學歷史教授，理該秉持學術中立的原則，儘量以客觀的方式編寫教材，卻放棄學者公正立場，昧著學術良知，為執政者服務（當時陳水扁執政），令人感到遺憾！

[1] 李筱峰《唐山看台灣：228事件前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證》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二二八事件是一樁悲劇；其所由來，當然是有人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希望現況能夠有改變；對於任何一個社會，本來都難免有這樣的份子存在；然而，如何改變與向哪一個方向轉變，才是合理的轉變，卻不是容易判斷的。

我們島上過去並不缺乏暴亂，清代那所謂的「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之說，並非完全捏造的描述；其所以那樣，應該就是由於難以判斷如何轉變，僅僅知道自己與同伴想「造反」是不夠的。

直到日本殖民時代，當局自許為「進步」，但對於這類強烈的不滿，並沒有能提供合理的處理，相反的，卻由於宰制工具的進步與其宰制手段的細膩，例如，槍砲對付冷兵器；全島鐵路民間利用者少，從此更利於威壓；以及利用教師、學者強調工程建設的成果，他們絕對不會公告我們島嶼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產業進步中，竟逐漸盤旋下降。於是真能「感化」一些受了當局低智教育的所謂「近代教育」的皇民。

但現實社會的不公不義，我島民平均死亡年齡由1908年的27.2歲，至1926年，盤旋下探到24.3歲，據稱，在1926年11月，官方曾有如此的紀錄──
「內地有886位本島留學生，相當活躍於東京台灣人留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活動。」〈「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頁425〉

後來的資料不足，但就所知，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尋求大我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上述的社會主義傾向，在社會中應該是不會消失的；只要似乎有了適當的機會，難免自行由地下鑽出。

一〉台共的因素

在當年的左翼社會主義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建黨於1928年的台灣共產黨；但是早在1927年，文協分裂時，新文協早就是我島社運中的重要左翼，同時，更早成立的農民組合，由於處境艱難而向日本勞動農民黨取經，而受到日本左翼的影響；台共，其生雖晚，但是因其擁有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組織以及經費的支持，還有在各國鬥爭的經驗，可說在現實中具有相當的優勢。

但是，它的遺憾是從來的主體性不足；這主體性不足可能來自殖民教育的塑造，例如，都市公學校與鄉村公學校相較於日本學校的低智情況，如何能完整地扶持起一個，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有著主體判斷能力的個人？

此外，在1928年成立時，並沒有獲得主體的肯認，在當年國際共產主義中，竟然只被允許成立「民族支部」，隸屬於日共之下。我們相對言之，即使蘇共的認知難以改變，台共實在應該充分表達日、台之間過去曾有百萬人消失的血仇；就像當年愛爾蘭成立最早的共黨組織時，由於英國對愛爾蘭間長期的苛虐，使得當年恩格斯就同意了愛爾蘭共黨獨立於英國共黨之外。

此外，正由於台共的主體性不足，在1934年竟然發生跟隨日共中央委員在獄中公開認錯的事件。不過，如前所述，「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二戰期間，雖然該黨曾經接近銷聲匿跡，但是二戰後，當社會有了似乎適合實現自身理想的土壤與氣候時，他們確實會活動起來。

例如，我們在林獻堂日記中，看到社會主義者楊逵的如此消息──
「楊貴、李喬松十時來訪，並持『解放委員會』之宣傳單示余，余勸其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唯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1945.8.23〉

在台共楊克煌的回憶錄中則可看到如下的回憶──
「1945年8月16日，當謝雪紅和我在頭汴坑的山裡獲悉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我們立即決定離開山裡，於8月18日出來台中…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8月25日前後，我們起草了一個『告台灣青年書』…9月15日，第一架美國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來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其中有一個張大佐，即張士德。…回台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聽說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竟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我的回憶」，楊克煌著，楊渡節錄，收入「激動1945」，巴札赫，頁127、131。〉

這是過去的台共人士，在戰後，台灣光復初期的情況；它們由於心中的理念不死，社會的問題仍然存在，在大變局之前，自然會有各自關切的表現。然而，大約沒有人會想到這個變局遠比他們所想像的大變局，可能還要巨大；以至於直到今天。

二〉中共的因素

雖然台共在當年屬於日共下的民族支部，但是台共的成立是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雖然組織與任務分工完成，實際出席者僅七、八人；不僅是在祖國的國土上，並且當時由於日共正處於受法西斯「三一五事件」強力打壓的低谷，無法兼顧，故其成立大會上列席的上級指導，也是中共的要員彭榮；而組黨後於1928年4月18日曾召開第一次委員會，出席者更僅有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與謝氏阿女〈即謝雪紅〉四人，決定了組織幹部名單；而後更創立十天而已，其組織名單就被日警取得，要角被捕。

至1929年，日共因再受「四一六大檢舉」，難有活動，台共與日共聯繫完全被切斷，台共不能不透過中共的台胞黨員，求助於中共；因而，雖然中共與台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很受中共中央的影響。〈「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蘇新著，收入「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著，時報，頁128~129〉

不過，由教育的觀點上看，日本殖民下的教育，根本缺乏主體性的智育與群育，其自行號稱的「近代化教育」，我島民族運動溫和的領導人林獻堂就拒絕讓其子弟接受該殖民教育；雖然該種教育當年在田總督口中自稱「對於教育，現在已不再有日人台人與番人的差別，完全撤銷種族之畛域，成為本島教育界未曾有之革新。」；甚至那也就是美國那位柯爾所重視的「對於日本半世紀的統治下所得的進步」之一。

但是當年台共在其對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卻直指其為「奴化教育」──
「學校教導什麼內容呢？都是一些像『天皇萬歲！』、『日本是世界一等強國！』、『中國人卑賤粗陋！』，以及『當一個日本臣民就是當一個文明人！』等奴化教育的內容。最壞的是學校不讓學生說母語，也不讓學生閱讀報紙，甚至連反動的報紙都不可以閱讀。在讀完老師指定的書後，學生通常都會指定交出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如果報告中被發現有反抗的思想，學生可能會被立即退學…」〈「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中研院台史所，頁440。〉

它可能確實高度滯礙了我島民智育與德育的發展。因而，中共的來台，對於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應該確實有相當的影響。當年中共滲透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沒有充分的資料；但是在前述關於柯爾的大作中的描述應該值得注意──那是東京澀谷事件後，這位曾有軍職，當時也是美國文官的他，五、六年前曾經在島上任高校教師，當時他注意到了青年學生的情況──

「中國大陸上的新現象─職業學生騷動份子─出現在台灣島上，令人回想到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國佬，滾回去』的運動都是由這些職業學生所帶領的。現在他們來到台灣，穿著單調的藍布旗袍的中國女子開始在教室、校園及公共場所、街道及公園內發表下層人民翻身的演說…他們鼓動台灣學生與他們的大陸『弟兄們』合作來把外國人趕出中國國境。」〈該書，頁232〉

看來在美國有意掀起國共內戰的時局中，所有苦於抗戰艱困的人民是有可能以這些學生為其喉舌的；當時整個中國裡，他們是最有閒，最有知識，也最有正義感的。這應該是當時國共以統一戰線相互對立之後，國府雖然一度獲得美國霸權的支持，但是最後卻因美國逼迫國府簽訂絕不平等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947.11. 4.〉，自曝其貪婪面目〈連國府史書「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都直批之〉，以致國府當時不能不失盡民心的主因。

而我島二二八的悲劇，似乎在三月六日以前，還似乎有望能獲得美方的支持；三月六日之後，島上的民軍似乎就只能接受當時欠缺實力的台共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領導，他們雖然可說絕對蔑視國府軍，但是面對裝備齊全的國府軍，已是絕對難有勝算，只能以悲劇退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