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哲：

我來自大陸，忠於自己的內心，我要講一下真實的感受。我們從來沒有否認過中華民國和他的歷史地位，以及他為民族所作出的犧牲。就像我們從來沒否認過唐、宋、元、明、清一樣，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朝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朝。我們尊重他也平視他。

有個血淋淋的現實就是成王敗寇，輸了就是輸了，失去了統治權，也就意味著失去所有權，也代表一個朝代的覆滅，難道非要趕盡殺絕才算是滅朝嗎？此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殘餘政權架構的流亡政府也不為過。很多台灣同胞生長在中國民國的旗幟下，可能完全不認同這個說法，可是主權只有一個，現在誰才是真正的代表中國走向世界強國之列？這就是現實！

杜敏君：

成王敗寇是霸道的說法。
您大部份的內容我同意，但是說「難道非要趕盡殺絕才是滅朝嗎？」
這點我不敢茍同，歷史上少康中興、勾踐復國、田單的以寡擊眾，最近的例子就是國軍五次圍剿，將毛澤東逼到延安窯洞，不是反敗為勝，中共今日能統治了除千分之3.6的中國，而無法統一台灣嗎？

在兩蔣時代，整軍經武，勵精圖治，延續中華文化，毋忘在莒，決心建設台灣為中國的模範省，為大陸同胞及海外僑胞的心所嚮往的自由祖國，只要中華民國的旗幟飄揚一天，中國就是分治，而且中華民國政權光復大陸，名正言順，中共從未統治過台灣省，出師無名。

可是現在兩岸局勢變化，自李登輝搞兩國論，蔡英文搞台灣國，自毀長城，已叛離中國，毀滅了中華民國，且投靠了日本，李登輝的日本祖國論，更是叛國的鐵證，兩岸已無和平協議的合理性，統一中國的責任自然落在中共政權的肩膀上。
如果錯過時機，等日本恢復了殖民台灣的時候，再來收復台灣，將面臨中、日第三次血戰，台灣即將淪為砲火的戰場。

第一張照片是在香港暴亂背後，煽動、組織、保護暴徒的妖孽
他們都甘為英國人卻不幸長了個中國臉
他們和美國總統、副總統、國會領袖、反華智庫、情治人員等公然往來密切
他們壟斷香港的媒體、司法、國際往來，包庇暴徒，打擊香港警察、香港政府
這些人寧给英國，寧给美國，也不给中國

有估計佔30％的香港人是崇洋媚外的反華族群
他們都甘為英國人，卻不幸長了個中國臉
他們高舉星條旗、米字旗對抗中國，你以為是笑話，他們非常認真
這些人寧受英國殖民統治也不要做中國人，港人治港

附上1989年30年前的天安門事件
崇洋媚外的學生高舉自己製造的紐約自由女神像對抗中國
如今30年後祖國強大復興，美國的醜陋嘴臉暴露無遺
中國境內的民族自信、民族尊嚴已經普遍崛起
西方不再是圭臬，不再是普世價值，中國走上更好的道路

但是在香港社會、台灣社會，崇敬美國、英國、日本，拜膜西方列強，反中反華、藐中辱華的族群繼續維持強大的百分比，這是華人的不幸，華人甘為洋奴漢奸的劣根性，深入香港社會、台灣社會的基因

我呼籲中國大陸要嚴肅認真的處理香港問題、台灣問題
不要迷信血濃於水，兩岸一家親，民族大義
不要迷信懷柔施惠，討好協助，將心比心
要認真對待香港人、台灣人，不要假定大家都是中國人
友好中國的香港人、台灣人，相同對待視為同胞
仇恨中國的香港人、台灣人，公事公辦不要手軟
對於香港、台灣領導反中反華的政治領袖、社會名流，開始列入叛國戰犯的名單，昭告世界，公開通緝，繩之以法

就記憶所及，香港和台灣都曾發生不少群眾示威抗議事件，然而這次香港的「反送中」卻相當獨特，已經持續街頭抗爭快三個月，而仍無解決跡象；對比之下，台灣鬧得最兇的「太陽花學運」只持續了24天就「圓滿」落幕。這當然因為香港和台灣處理群眾抗爭有很大的差異。

簡單說，處理抗爭事件常有法治和政治的衝突，香港傾向遵守法治、忽略政治，而台灣多採取政治解決、忽略法治。群眾集結示威抗議時通常很激動而容易有違法行為，例如未依法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未獲得主管機關核准、示威抗議超出被核准的集會或遊行範圍、示威抗議阻擋正常交通、群眾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等等。台灣的處理方式是，只要示威抗議未造成嚴重破壞，警方多半對上述違法行為視而不見，最多只是現場攝影蒐證，以備事後提出控訴(法庭事後多半輕判，因此群眾不怕警方的現場攝影蒐證)。對比之下，香港的處理方式是警方依法在現場阻止示威抗議者的違法行為，包括攝影蒐證(法庭事後可能重判，因此部份群眾蒙面)和驅散違法的群眾。香港的作法雖然符合法治，卻造成大量警民衝突，使示威抗議長期持續不退散。

比較太陽花學運和反送中，可見台灣和香港處理抗爭的大不同。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多日，又攻入行政院，其違法情節遠比反送中嚴重，台灣政府不僅未進行現場驅散，事後更幾乎對所有違法群眾不提告或提告後撤告。台灣的作法完全視法治為無物，難怪民衆對司法非常不信任，卻能快速解決群眾的示威抗議。

反送中群眾向香港政府提出五項訴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收回「暴動」評論、撤銷所有對示威者的告訴、對警方暴力展開獨立調查、以及全面普選。其中最後一項「全面普選」不屬於香港政府職權，不在此議論。第一項的訴求相當奇怪， 顯示群眾對港府毫無信任。香港特首林鄭已經宣示《逃犯條例》壽終正寢，不是比「撤回」更明確？撤回反而可以重提，不是嗎？另外三項訴求都有關司法，簡單說，就是要求正常司法不適用於此次反送中事件。如上述，台灣常視法治為無物，台灣的一些名嘴和政治人物因此都呼籲，香港政府應該接受這些訴求，以解決此次長時間的示威抗議。可是有長期法治傳統的香港很難接受這樣放棄法治的「和稀泥」啊。

台灣的法治虛有其表，例如空有勞基法，但是多數中小企業卻時常違反勞基法，企業員工既很少敢對企業提出違法告訴，而主管單位更傾向息事寧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此背景下，台灣處理群眾抗爭事件更是忽略法治，而採取政治解決，卻能快速解決示威抗議。香港在英國殖民之下，雖無民主，卻有堅實的法治傳統，在此背景下，香港政府很難接受反送中群眾所提出的五項訴求，也就很難解決這次的長期示威抗議。可嘆香港的法治優點反而成了政治缺點！

香港反送中至今，已經大幅度破壞了民眾對政府和司法的信任，美好法治的香港是回不去了。香港恐怕終須學習台灣的枉法及和稀泥！既然多數香港人要求枉法及和稀泥，香港政府就勉強接受其要求吧，民主本來就不管好壞，只管遵從民意，香港的法治無可避免將走向崩壞，破壞法治的責任在於多數香港人，而不在於港府啊。

「八二三砲戰（國際上稱金門砲戰，另共軍還有砲擊馬祖）」（又稱：「第二次台海危機」）在1958年（民國47年）8月23日下午開打，第一波作戰暗語：「颱風」，持續時間15分鐘、第二波作戰暗語：「暴風」……

接連著44天，中共在148平方公里的（150,000,000平方公尺）金門群島發射了將近48萬顆砲彈，平均每平方公尺的土地落彈0.003發（原紀錄為落彈4發／每平方英里落彈逾8,000枚），造成民眾死亡80人、重傷85人、輕傷136人、房屋全毀2,649間、半毀2,397間。反觀國軍在此一戰役中，總共實施反砲擊82次，射擊砲彈128,000餘發。

另當時中共布署於金門沿線──福建石城至廣東汕頭的部隊，計有正規軍──第28、31、41三個軍，砲兵、特種部隊、後勤部隊等，總兵力超過18萬人。

同一時間，國軍駐紮於金門的有──6個步兵師、8個砲兵營、5個高砲營、3個戰車營及各種勤務支援部隊等，總兵力約8.6萬餘人。海軍則編成62特遣隊，由副總司令黎玉璽將軍兼指揮官，負責巡戈臺灣海峽與維護金馬外海的海上安全任務。

台灣長期經歷藍、綠兩黨的惡鬥（最近又加入白，參見《台灣進入真正多黨時代 好不好？》)，讓民眾厭惡，也讓國家不進步。政黨政治導致政黨惡鬥、社會分裂，幾乎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常態，民眾普遍無可奈何而逐漸習以為常。政黨政治是否有改善空間？讓我們回溯政黨政治的起源。

政黨政治是西方民主的核心組成部份，照理應該是偉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心設計。完全不是，近代的民主制度主要始於初建立的美國，當時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極力反對政黨。

美國國父華盛頓在其1797年的總統離職告別演講說教：「政黨的精神就是分散公共服務機構的注意力，弱化公共管理。它煽動社區的人們無理由地妒忌和恐慌，激起群體之間相互仇恨，助長騷亂和造反。它將國門敞開，使他國影響和腐敗入侵。」

華盛頓的繼任者約翰．亞當斯認為：「一個共和國有兩大政黨相互抗衡，双方都在各自領袖的指導下採取一致措施與另一方對抗，對我來說，簡直沒有比這令人更害怕的事了。」

被譽為「憲法之父」的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森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說：「在合眾國憲法的諸多優點中，沒有比打破和制止小集團的暴力更值得發揚的。…小集團的產生原因是無法被消除的，只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及緩解其造成的不良影響。」那個時代的小集團幾乎就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政黨。

第五任總統門羅：「政黨政治很邪惡…單一政黨可能是值得讚美和有效的…如果這個政黨能通行以及強大到包容社會共同利益，那麼就能阻止政黨鬥爭。」

不僅初建立的美國，法國1791年的制憲會議宣佈法令：「任何社團、俱樂部和市民協會不得擁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存在」；由於對政黨的厭惡，德意志公國在1842年實施對政黨的禁令；總地看，遲到20世紀初，在部份國家的議會，政黨仍是不合法的。

回顧民主的發展史，政黨政治不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心設計，只是因為實行大型選舉，而「意外地」形成政黨政治。政治人物為了贏得大型選舉，勢必彼此聯合，也彼此對抗，並鼓動群眾認同其政治理念，於是成為政黨政治。當時的政治家很快就發覺政黨政治會導致政黨鬥爭，有很多禍害，因此曾盡力抗拒。然而各國多年的抗拒終歸無效，西方民主既堅持要大型選舉，就只能接受政黨政治和政黨鬥爭的惡果。這樣的抉擇有得有失，絕不是無上的美好。

對比之下，今天的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制度（請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提供了另一種抉擇，正符合門羅總統：「單一政黨可能是值得讚美和有效的…如果這個政黨能通行以及強大到包容社會共同利益，那麼就能阻止政黨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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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取材自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Adam Przeworski所著 [1]。

[1] Adam Przeworski《民主與自治的局限》商務印書館，2017（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香港從「反送中」開始的動盪已經持續兩個月，最近甚至鬧到國際機場被迫全面關閉，而原來反對的「逃犯送中條例」既已撤消，現在的示威抗議看來轉為針對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的政治體制。香港這樣的長期抗爭會有何得失？未來將(應)如何？中國大陸是否會出動武警或解放軍鎮壓？

香港是彈丸之地，人口約7百萬，其經濟非常仰賴觀光和金融。兩個月的動盪無疑已經損害香港的觀光和零售業，使近期的經濟負成長，若動盪持續下去，可能使香港「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保，就更嚴重了。

「反送中」起初可能是香港自主發生的，但是很多證據顯示，事件發生後美國積極介入支持。以美、中近年的競爭態勢，這很正常，美國當然希望藉香港的動盪削弱中國，最好能把香港的動盪擴散到中國大陸，不過美國的意圖不可能得逞。大陸高速發展40年，近年習近平又反腐成功，有崇高的聲望，面臨中美貿易大戰，大陸內部自然空前團結，支持政府抗美，因此此時的中國是美國和香港反共份子完全無法顛覆的。

香港爭自由民主，影響不了大陸也因為陸、港一向頗有隔閡。很多香港人自視頗高，不太看得起「內地人」(更看不起大陸政權，因此反送中)，內地人自然心中不滿，加以部份香港人叫出「港獨」，更讓內地人唾棄。香港的動盪，很多大陸人不僅不同情，還幸災樂禍，是香港的悲哀，也是香港人必定失敗的根本原因。

香港的動盪不可能擴散到大陸，而香港的經濟總量(GDP)不過是大陸的3%，又因為一國兩制，香港不向中央交稅，因此香港的動盪對於大陸幾乎沒有影響，完全不足為患，換言之，大陸沒有必要出動武警或解放軍鎮壓香港的動亂。另一方面，大陸正與美國貿易戰，目前歐洲作壁上觀，若大陸出動武警或解放軍鎮壓香港，歐洲就可能以大陸侵犯人權為理由，站在美國一方，貿易制裁大陸，這將對大陸很不利。無論如何，香港動盪對大陸既然少有影響，大陸不必心急，就讓香港的動亂自生自滅是上策。大陸當然可以讓武警和解放軍在廣東演習，嚇嚇香港人，但是絕不要真正出手。

香港的動盪讓我想到周星馳電影《唐伯虎點秋香》裡的一段，一個人傷害甚至打死自己，以博取他人的同情！香港人正在傷害自己，他們應該不會像電影裡那麼愚蠢，痛到相當程度就會自行收手的。就像大陸不需要出動武警或解放軍，香港政府也不必強力驅散違法的示威群眾(這違反法治，香港的法治是沒救了)，強力驅散會導致更多示威，就放任示威抗議大幅損害經濟，民眾才會感覺到痛，才會自行收手。

香港爭取自由民主，若要有效，需要到北京去示威抗議。不過香港的反共份子大概不敢也不能去，他們在去北京的路上，恐怕就被痛恨港獨的大陸群眾揍扁了。香港人要爭自由民主，先要接受自己是中國人，也不能跟内地人有隔閡，這是必要的前提。

香港反送中暴亂始於香港政府希望完善「逃犯引渡」法，由於香港集中了最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的貪官污吏、非法奸商，以及歷來反中反華的知識份子（黎智英就是一個）。他們極少部份流亡歐美，大部份沒辦法移民歐美的都聚集在香港，修改「 逃犯引渡」法給這些奸人帶來了長期可能被遣返大陸的隱患。

「逃犯引渡」法和普通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毫無關係，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出來鬧事？當然是有組織有準備有錢拿的結果。是這些奸人集團首先出錢出力，鼓動年輕人掀起「反送中」運動，目的只在阻止修改「逃犯條例」法，使得（台灣、澳門、大陸）剔除在逃犯引渡地區之外。

美國只是看到香港有反中反華的運動，那管什麼原因，當然見縫插針，讓中國動亂難堪，製造麻煩，趁機指責羞辱。台獨民進黨一向樂見一切反中反華的運動，他們支援藏獨達賴喇嘛，支援疆獨熱比婭，支持香港佔中運動，當然也不會放過支持「反送中」運動。所以樂於見到香港「反送中」動亂的是「來自大陸的貪官污吏非法奸商、英國、美國和台灣」，四組人馬。

想不到掀起「反送中」動亂以後，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把這廿年來香港的貧富不均、就業困難、房價高漲、香港經濟衰敗、大陸富裕崛起、上次佔中運動失敗……所有的怨憤不平、心靈創傷、心理障礙通通發洩出來。即使香港政府已經撤消了修改「逃犯引渡」法，暴徒仍然天天鬧、週週鬧，不肯罷休，並且破壞捷運站、飛機場、大罷工、毆打普通市民、大陸觀光客…..愈演愈烈，不惜自殘香港、自殤香港。

這時英國、美國開始擔心一旦香港失控，英國的匯豐銀行、美國的各大銀行、亞洲的金融中心的機構無法運作，金融利益損失巨大。所以英國、美國開始沉默不語，除了國會擠出一點同情關切的鱷魚眼淚，不再支持香港的「反送中」暴亂份子。

目前香港的「反送中」暴亂份子已經失去目標，不知所措，陷入末日瘋狂狀態，一國兩制香港一邊的制度已經失敗，港人治港的承諾也已經失敗，逼使中國重新檢討今後對於香港、台灣的政策。我覺得中國需要檢討1997年以來的對港政策，負起失敗的責任。

1）過於輕忽香港人的殖民地情結、反中反華反共的情結、藐視中國人的優越感情結，這些根深蒂固的情結會一直延續下去，對抗反對任何來自中國的影響力。中國不能以國家意識、民族感情、血濃於水，一廂情願的想法，以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懷柔讓步，就能解決問題。許多香港人已經喪心病狂，舉著米字旗、星條旗、帝國主義的旗幟，意圖顛覆香港特區政府，對這些人說血濃於水是自取其辱。中國對於香港人、台灣人應該嚴肅對待，敵我分明。

2）過於輕忽一國的責任，1997年收復香港之後，只重兩制，港人治港，對於軍事外交、基本教育、基本司法全面放棄，譬如駐港解放軍如同擺飾，竟然平時不准外出，應該保持正常巡邏讓香港人明白祖國的力量。譬如放任美國駐港領事館有1000超額外交官，英國領事館有數百超額外交官，NGO也有大量特工，應該限制正常人數，嚴禁從事煽動暴亂的工作。譬如放任香港基本教育延續殖民地教育，繼續教育反中反華藐華的下一代，應該貫徹中國的基本教育、中國的愛國教材。譬如放任香港法律，迄今大陸與香港沒有罪犯引渡協議，聽任貪官污吏、非法奸商隱匿香港逍遙法外，應該立即開放罪犯引渡，對兩地罪犯繩之以法。譬如除了大陸主要駐港機構掛著國旗，整個香港見不到國旗（據說只有五面），應該立即命令香港各級政府學校普遍升起國旗，讓香港人知道這是中國。

3）過於輕忽對香港的愛國宣傳、政治宣傳、網路宣傳，激勵香港普遍的愛國性緒、國家意識，對抗英國、美國在香港的影響力。本來愛國宣傳、政治宣傳在國共内戰期間是共產黨的最強項，因而擊敗了蔣介石領導的強大軍隊，帶領中國崛起、民族復興，怎麼1997年收回香港以後，中國共產黨變成只會討好恩寵香港的軟腳蝦，軟腳蝦更被香港人、台灣人看不起。（供電、供水、供食物、供觀光客，1998年以國家之力保護香港對抗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香港不繳中央一分錢的稅…….只會討好恩寵香港）

4）由於香港司法仍然保持英國殖民地的體系，習慣性的反中反華藐華，對於歷次香港反中事件的暴亂份子，輕放下不起訴，卻對執法的警察動輒起訴判刑。次次打擊警察執法的士氣，放縱反中的暴亂份子。這次香港警方已經逮捕了上百的暴亂份子，大陸深圳也逮捕了十多名赴港參與暴亂後回鄉的暴亂份子，希望大陸負起國家的責任，嚴厲懲罰暴亂份子，尤其是背後的陰謀領袖。

現在「反送中」暴亂已經延續9週，這次暴亂的規模龐大，領導去中心化，武器服裝配件工具完備，聯絡分配秩序井然，暴亂的地點選擇分散，週日潛伏週末出動，口號標語組織化，使香港政府無談判對象，地點分散難以制壓，今天有2000航管人員及機場人員集體請假，正在癱瘓赤臘角國際機場，處處顯示出是有組織有訓練有裝備有效率的暴亂，意在顛覆香港政府以及中國政府的統治。中國不能掉以輕心。

這篇YouTube評論認為香港暴亂事件是一國兩制實驗的失敗，是香港制度的失敗。浮出了三個証明：

証明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資本主義的巧取豪奪，最終造成貧富懸殊，民心浮動，是社會動盪的溫床。

証明凡是英美帝國主義插手干預的地方，結果必定是製造社會動盪，然後愈演愈烈，最後暴亂失控，社會崩解，當地的居民深受創傷，帝國主義及其爪牙留下爛攤，撒手離去。

証明了中國許多崇尚歐美的慕洋犬知識份子，他們尊敬歐美的制度為普世價值，捧為圭臬，這是失敗又可恥的。香港暴亂，年輕人舉著英國米字旗，自我作賤的現象，証明他們緬懷殖民統治，緬懷被英國奴役管理的社會。1997年以後開始的一國兩制，香港開始了真正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年輕人是失敗的可憐的一群。

台灣和香港如出一轍，規模更大，後二蔣時代的台灣社會，走上
1） 崇尚歐美的價值，實行徹底的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
2） 樂意接受美國、日本的干預，干預代表受寵，帶來榮耀。
3） 台灣除了由崇尚歐美的慕洋犬知識份子主政，而且以叫囂反中反華為選票的來源。

最近幾年台灣藍綠鬥爭，省籍族群撕裂，22K的年輕魯蛇被政客利用，蠢蠢欲動，緬懷日本殖民統治，緬懷被日本奴役管理的社會。為了選舉蔡英文政府公開的利用國家機器打壓異己，把國家資源投入選舉，民進黨政客及其親信公開霸佔政府高位，分贓國家財富，最近的反中反華政策進入了末日瘋狂，步入猶如美國的麥卡錫黑暗時代。

一國兩制原是帶著善意的實驗，香港已經失敗，台灣正在失敗的路上，看來中國大陸的「北京共識」，才是中國人摸石頭過河，摸出來最好的康莊大道。

張玉法老師曾經有一篇文章，就在探討國民政府在大陸兩次錯失了行憲的良機，各種因素反而加劇了戰亂，最後丟了大陸。一次是北伐成功後，一次是抗戰勝利後。這個說法大方向沒錯，但是細究起來，則還是有探討的空間。

北伐在1928年12月31日東北歸順南京宣告成功。但是1929年夏天，中原大戰的前哨戰，寧桂戰爭就已經開始，而後是國民黨各系軍人全面激戰。所以，北伐後的和平根本是曇花一現，在1928年春天加入北伐陣營的閻、馮，以及後來的東北奉張，彼此軍力相當，地盤廣大，必然不甘居於寧蔣之下，戰爭很難避免。地方分離主義，以及長期的割據的傳統，還有各軍頭間的不信任，根本很難就靠著「制憲」一個口號就弭平。

1930年底，中原大戰宣告結束，地方軍人的割據下降，但也沒根絕。蔣此時一方面繼續改良軍隊、購買軍械、修建鐵公路、獎勵投資、發展各級教育…..等等工作。中國的狀況好像改善，但是他與中共間的矛盾卻無法化解，堅持武力剿共。蔣與中共間更不可能妥協。

國民黨還堅持了「黨治」，就是所謂的「訓政」。雖然這個黨治是階段性的，未來宣稱要行憲，與中共的黨治不一樣。國民黨的內爭，對中共的長期作戰，都使得這個黨治還是變成了幾個軍人的統治。國民黨失去了自「五四」以來，在中國還有相當聲望的溫和自由主義者的心。大概要到1935年左右，東北已經丟了幾年，華北局勢也日益危險。這個時候，中國才有了討論憲政的條件，但是日本的侵略已經不會讓這件事有充分的時間。《五五憲草》公布，1937預定要召開國民大會，但是戰火已經全面燃燒了。

蔣介石來台後，自己也反省過，在大陸上太著重於軍事與武力解決問題，忽略了民生和憲政。除非他，以及當時中國的軍事領袖換個腦袋，一邊進行內戰，一邊拉攏溫和的自由派來推動憲政，重要的是願意在北洋時期的土壤下，建立民選的民意機關，允許其他政黨活動與競爭。否則，國民黨想在1930年代完成憲政，是不可能的。

這一點，就是共產黨說的建立「統一戰線」，既聯合又鬥爭。國民黨始終沒有這個政治藝術手段，沒有甚麼章法，所以30年代的憲政也一事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