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兩岸關係，朋友提出《聯合報》去年的調查，最近十年來，台灣人民有一半希望維持現狀，將近三分之一追求獨立，讓我很是意外。

前文《為台獨算命》，我已表達個人的見識，所以不再重複，但是就「認知與認識」的水平，個人發現，即使學歷高至博士，言論曾在媒體和報刊多次發表，竟然在「知與識」顯示落差，將認知當作認識，堅持己見，雖然口不說台獨，心存台獨。

同樣一篇文章或一件事，多人閱覽，因為立場、見識、經驗和途徑不同，產生不同的解釋和見解，不同的認知和認識。「知」與「識」本就是兩個高低的層次，知不深，識不至，經常讓人只聽一面之詞，道聽塗說一知半解就堅信自己知識淵博，殊不知「識」是多面和深層的見解，光「知」產生不了見識，只見陰不見陽或見陽不見陰，正與反、是與非、善與惡等等都只見或只知一面，難以由知而識，得不到認識，從何了解真理或真相？

心存台獨者常持的論調是反共，對中共的認知就是獨裁壟斷，打壓富豪，不民主不自由等等，若問這些措施的因果，對中國和世界是利是弊，是高明或低級，產生了怎樣結果？台獨者有什麼認識？能再做怎樣的批評和反對？若從經營和管理角度來看，應該怎麼治理中國？是否看到中國因團結而崛起的因果？再從歷史和地理來看，應該怎麼守護中國？是否看出一帶一路追求世界大同的脈絡？做為同文同種的台灣人，應該怎麼借助血緣同榮同富？還要盲目守護台獨做白日夢？

知識份子別自我蒙蔽，要挑戰自我的智慧，知道是非對錯得失和利弊，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怎樣做對自己有利，對國家有益。追求台獨再抗中，只顯示自己無知無識，掛著高學歷高名望，讓他人暗譏弱智！

台灣這裡可能是被刻意壓制，所以我們在媒體上看不太到這樣的消息，現在對岸可說又是一片武力統一的呼聲，就連一些學界的人都發出類似的言論。

最近中國大陸在外交上的勝利，又讓許多人開始歇斯底里。當然，台灣自己也要負很大的責任。未來兩岸到底會怎麼走到怎麼樣的結局？這個誰也說不準，但是如果要終極統一的話，和平統一的路徑有可能嗎？

筆者實話實說，和平統一基本上就是要台灣投降，只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投降。這就要分不同的層次來看，如果讓台灣人自己選擇，肯定不會主動投降，但是有可能在強大的武力壓力之下而被迫投降。其次，就算台灣掌權者有意願投降，那背後的華盛頓會讓台灣這樣做嗎？這裡面就透露出台灣問題的特殊性：起源是中國內戰的問題，但現在已經混合入強大的國際因素。這就是北京到今天都還不動手的主要原因，因為一旦動手就不單只是北京的問題，還包括隨後而來所牽動的國際局勢變化。

台灣人自己會不會抵抗到底？筆者的實話是不會。台灣人面對外來的侵入，基本上都是一旦軍事失利，就會走向投降。最明顯的例子，是當年施琅在澎湖戰役擊敗鄭軍，台灣島上還有完整的當年荷蘭人留下的城堡以及炮台，能戰的部隊至少還有3萬，可是卻選擇了投降。真正在陸地上拼命抵抗的是1895年的乙未戰爭，但是這一次卻不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而是不願意給外族統治，期盼以後再回歸中國。如果我們更宏觀一點來看，1947年的228事變也等於是一次抗拒外來的力量，但是當軍隊一登陸，一切就煙消雲散，過水無痕。

筆者在大陸看著這些主張馬上開打的言論，大多冷眼旁觀。因為他們其中許多並不真的希望所謂的中國統一，而是希望這一仗打下去，最好能夠鎩羽而歸，這樣就可以讓那位老大提前下台。簡單說，許多人還是把戰爭當作工具來利用，動機並不單純。至於京城的那位老大，有沒有可能因此頭腦發熱，因為最近的順風順水而忽略國內的困難繼而發動戰爭？機會應該很小，因為他不斷強調戰略定力，目前看起來也還是保持這個定力，所以應該很清楚可以理解筆者上面所說的。

最後，中國的確是崛起了，而且這個趨勢不可能被扭轉，最多只是可快可慢。但是中國現在想要超越整個西方世界對我們這個星球的主控，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所以現在對中國來說，繼續優化自己，解決國內的各種困難，就像最近持續找國際上的朋友，這些才是聰明的做法。而台灣就在眼前，只要中國不但強大，而且富裕民主，台灣遲早還是會拿回來。

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

解決台海問題最重要、最深層、最核心、最實質的：

不是主權。
因為血液、皮膚、歷史、文化、老祖宗以及近代幾百年中華民族奮爭、現代近百年兩大陣營對立的血淚情仇共同鑄就一個鐵的事實，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是不容置疑的。否認這一點的，為國人、華人、華友所不容，絕無好下場。

不是國體。
翻開兩岸各持的法與則，哪一篇寫的是官的國家、黨派的國家；哪一家不唱的人民為大、復興為大；哪一方不主張國家強盛、國民安康？
兩岸有大同。

不是制度。
近代百年，中華民族奮鬥復興期也。
兩岸同源、支流有異，然一江春水向東流，方向未必不同、目的未必相異、現在正在趨同耳。
誠如宋楚瑜曾言：“經過60年的不斷衝突和曲曲折折，最後兩岸都走回同樣一條路，那就是要照顧農工，以民為本，在經濟上走向均富，在政治上走向廉能政治，在社會上追求公平正義，在世界上追求大同的理想，這不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最後都在追求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安康、社會的和諧、政治的民主。共創兩岸雙贏，實現中華民族的再復興，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和理想。”

不是民主。
當年毛澤東以民主為旗擊敗蔣介石。
如今臺灣有人以民主之名推拒統一。
實際上“民主”不是台海問題的本質成因。
兩岸的“民主”、“制度”沒有天壤的差距。
民主在當今中國，公婆各理，一時半會尿不到一壺。
而統一時不我待。
在海峽中點，統獨對決、中美對抗，復興事大，急要的不是“扯”民主。

不是國號。
民國，人民共和國，字面幾近相同，取的均是共和制。
當年在“民”定義上的差異（其間有或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誤讀）隨著歲月流逝似乎已經沒多少意義。
兩岸實在不應該、沒必要在統一進程中，為民或人民兩個同義各表的用語扯皮內耗。

不是憲法與法統。
台海之隔源於國共兩大陣營的政治分歧。
四九年，內戰出現階段性結果，勝利方形成人民共和國的法統，失利方敗守臺灣、憑險對立、堅持所謂民國的法統。
中國政治兩極的分歧並未消失。
如今要實施、實現和平統一，當然應當從內戰的源頭也即當年國共為什麼分、如何在鬥、有沒有教訓可取著手分析，進而探求各自需如何變、今天該怎樣和。
怎麼能政治談判還是一個神仙才曉得的未知數時，就先爭起了嫡庶、論起了對錯、慮起了輸贏、扯起了大小。
法統問題的解決自在和談過程之中、應是和平統一之果，不應擋談判大門之前。

解決臺灣問題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是“不同政治面如何相處”。
千百年裡，從政權私有出發形成的“天無二日、黨同伐異、成王敗寇、你死我活、針鋒相對、不共戴天、斬草除根”等等，無不浸染著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
如何認識多樣性的大千世界，如何對待自己不合意的東東，如何觀察別人的主義，如何堅守自以為是的真理，如何鬥爭明裡暗裡的敵人。
如何處贏，如何守輸。
百來年，我們的前輩、我們自己、或許我們的後人打了、或許還要打多少糊塗仗。

當年國共真該那樣鬥？
當今兩岸究竟怎樣和？

構建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思想信仰、不同黨派團體在一個國家內共存、共和、良性發展也即政治共和的思想理論基礎、社會意識氛圍、政治遊戲規則，才是緊要、急要。
先坐下來吧，一個中國的桌子容得下各種色啥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