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

解決台海問題最重要、最深層、最核心、最實質的：

不是主權。
因為血液、皮膚、歷史、文化、老祖宗以及近代幾百年中華民族奮爭、現代近百年兩大陣營對立的血淚情仇共同鑄就一個鐵的事實，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是不容置疑的。否認這一點的，為國人、華人、華友所不容，絕無好下場。

不是國體。
翻開兩岸各持的法與則，哪一篇寫的是官的國家、黨派的國家；哪一家不唱的人民為大、復興為大；哪一方不主張國家強盛、國民安康？
兩岸有大同。

不是制度。
近代百年，中華民族奮鬥復興期也。
兩岸同源、支流有異，然一江春水向東流，方向未必不同、目的未必相異、現在正在趨同耳。
誠如宋楚瑜曾言：“經過60年的不斷衝突和曲曲折折，最後兩岸都走回同樣一條路，那就是要照顧農工，以民為本，在經濟上走向均富，在政治上走向廉能政治，在社會上追求公平正義，在世界上追求大同的理想，這不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最後都在追求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安康、社會的和諧、政治的民主。共創兩岸雙贏，實現中華民族的再復興，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和理想。”

不是民主。
當年毛澤東以民主為旗擊敗蔣介石。
如今臺灣有人以民主之名推拒統一。
實際上“民主”不是台海問題的本質成因。
兩岸的“民主”、“制度”沒有天壤的差距。
民主在當今中國，公婆各理，一時半會尿不到一壺。
而統一時不我待。
在海峽中點，統獨對決、中美對抗，復興事大，急要的不是“扯”民主。

不是國號。
民國，人民共和國，字面幾近相同，取的均是共和制。
當年在“民”定義上的差異（其間有或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誤讀）隨著歲月流逝似乎已經沒多少意義。
兩岸實在不應該、沒必要在統一進程中，為民或人民兩個同義各表的用語扯皮內耗。

不是憲法與法統。
台海之隔源於國共兩大陣營的政治分歧。
四九年，內戰出現階段性結果，勝利方形成人民共和國的法統，失利方敗守臺灣、憑險對立、堅持所謂民國的法統。
中國政治兩極的分歧並未消失。
如今要實施、實現和平統一，當然應當從內戰的源頭也即當年國共為什麼分、如何在鬥、有沒有教訓可取著手分析，進而探求各自需如何變、今天該怎樣和。
怎麼能政治談判還是一個神仙才曉得的未知數時，就先爭起了嫡庶、論起了對錯、慮起了輸贏、扯起了大小。
法統問題的解決自在和談過程之中、應是和平統一之果，不應擋談判大門之前。

解決臺灣問題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是“不同政治面如何相處”。
千百年裡，從政權私有出發形成的“天無二日、黨同伐異、成王敗寇、你死我活、針鋒相對、不共戴天、斬草除根”等等，無不浸染著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
如何認識多樣性的大千世界，如何對待自己不合意的東東，如何觀察別人的主義，如何堅守自以為是的真理，如何鬥爭明裡暗裡的敵人。
如何處贏，如何守輸。
百來年，我們的前輩、我們自己、或許我們的後人打了、或許還要打多少糊塗仗。

當年國共真該那樣鬥？
當今兩岸究竟怎樣和？

構建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思想信仰、不同黨派團體在一個國家內共存、共和、良性發展也即政治共和的思想理論基礎、社會意識氛圍、政治遊戲規則，才是緊要、急要。
先坐下來吧，一個中國的桌子容得下各種色啥樣民！

台事，焦點、關鍵在統獨。
反獨促統，唯此唯大。

民主，是個好東西；
民主，常常變了味；
民主，能成拒統牌？ 　

海峽中間，統獨事急，我不談民主，莫濫扯民主。

民主，當然是正確方向。
然而民主在有的人心裡，完等於“自己”做主，完等於且只能是自己的方式。
於是，其民主與“袁世凱”的專制危害同樣。

美國、日本，有人以民主劃陣線、拉圈子，捧臺灣為“明燈”，臺灣有人便暈了頭，不知天高地厚，要扯世界民主全球陣營，要拉幫結夥，對抗中共，阻擋中華復興，自願、自費充當遏華馬前卒。
其實美國這些政客，在意的決非“民主價值”而是“美國第一”。
臺灣，棋子而已、最終必為棄子。

一直以來，島內有人將公民直接選舉最高領導人當成民主的唯一形式，並以此自傲、以此鄙夷大陸、甚至當成拒絕統一的盾牌、攻擊大陸的長劍。
當年，蔡英文從香港反送中事件中撿到槍，在反共、去中、借殼獨的路上撒歡兒衝。

遺憾的是，經過兩蔣反共教育，經過李、陳、蔡、及有反共情緒的馬英九沿襲台獨教科書的多年洗腦，島內不少民眾對兩岸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差異嚴重誇大，對統一的未來心存恐懼，對陸人的誠懇善意尚存疑慮，而大陸、我共、當政、公知，在理論、思想、宣傳、溝通、解釋、駁謬、打假、正本、撥亂、反正諸多方面做得遠遠不夠，以致綠獨身批民主外衣、手持民主利器、打出對抗中共的旗幟，即成助選神器。而國民黨，儘管被霸道的蔡英文專制、欺侮、追打得命若遊絲，然其不少老舊政客，為了選票，竟然在香港事件上，不顧事實、不問緣由、放棄基本的法律常識，跟著蔡氏起哄大陸、攻擊中共、潑汙一國兩制。

情況顯示，“民主”，在島內這個惡爭爛鬥死磕的政治茶壺中，已經嚴重異化變質，它甚至已經成為了“台獨者進攻大陸之矛、滯統者遮掩不拒統之盾、良善者麻木迷魂之湯、主統卻又怯懦無為者良心難安自慰與解脫之辭”。
在民主與統一關係問題上，必需揭偽、打假、撥亂、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