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曆起源於公元1027年，藏曆紀年和內地的天干、地支紀年基本一致。天干往往與陰陽五行共同表示，其配伍方式如下：

甲為陽木，乙為陰木，

丙為陽火，丁為陰火，

戊為陽土，己為陰土，

庚為陽金，辛為陰金，

壬為陽水，癸為陰水。

這種配伍方式並非虛構，在中醫針灸學上，有實際上的五臟六腑(陰陽五行)生剋應用，且臨床效果非常顯著，屬於古法針灸，藏醫學也將此法收入其中，至今仍然在臨床上使用。

地支則往往與生肖共同表示，配伍方式如下：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生肖：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12地支應用在人體經絡，配以六陰六陽12經脈，發展出子午流注(正法)、靈龜八法(奇法)等，且與陰陽五行(五臟六腑)相關，同樣為針灸學上不可或缺的基礎元素，藏醫學同樣將此收入應用。

天干與地支組合，60一輪，稱為六十甲子，次序與列表如下：

01 甲子      11 甲戌     21 甲申     31 甲午     41 甲辰     51甲寅

02 乙丑     12 乙亥    22 乙酉     32 乙未     42乙巳     52乙卯

03 丙寅     13丙子     23 丙戌     33丙申     43丙午     53丙辰

04丁卯     14丁丑      24 丁亥     34丁酉     44丁未     54丁巳

05戊辰     15戊寅      25 戊子     35戊戌     45戊申     55戊午

06己巳     16己卯      26 己丑     36 己亥    46 己酉    56己未

07庚午     17 庚辰     27庚寅     37 庚子     47 庚戌    57庚申

08辛未     18 辛巳     28 辛卯     38 辛丑    48 辛亥    58辛酉

09壬申     19壬午     29 壬辰     39 壬寅     49 壬子    59壬戌

10癸酉     20癸未     30 癸巳     40 癸卯     50 癸丑    60癸亥

近代中國的一些事件，我們往往會用當年的干支紀年來冠於該事件，例如：甲午戰爭，庚子賠款，戊戌政變，辛亥革命，等等。

漢地所用干支紀年，在藏地稱為繞迥，第一繞迥從公元1027年開始，當時農曆(舊曆)是丁卯年，藏曆稱為陰火兔年，丁為陰火，卯為兔，今年農曆是己亥年，藏曆為土豬年，己為陰土亥為豬，所以藏曆實際上是以干支為基礎，藏曆與舊曆兩者實一非二，只是稱呼不同。

今年藏曆新年與農曆新年同一日，但有時會差一日，有時差一月，差一日是因為經度不同，所依朔望不同而有一日之差，差一月則是置閏月不同而有一月之差。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而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是集體領導。

共產黨從上到下各階層的領導者都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委員會，重要決策須由所有委員議決(多數決)，因此形成集體領導。委員會的召集人通常稱為書記，一般是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者，但議事時，書記與其他委員的權力一樣，只有一票，並且沒有權力撤換其他委員。(大陸的黨政制度請參考《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 很多人認為中共獨裁，缺少制衡。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制衡，綜觀中共歷史，集體領導時常是有效的制衡機制。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第一任的最高領導人是領導創黨的陳獨秀，當時的領導集體包括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1923年共產黨進入與國民黨合作階段，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共產黨受到重創，陳獨秀因此在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而隨即去職。創黨的最高領導人並沒有獨裁的絕對權力。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照理戰時很需要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一直是集體領導，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王明、博古、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此名單多半不完整而有遺漏)都曾進入最高階層的領導圈，但是多數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十年之間，出現這麼多的最高階領導人，可見領導權的競爭和制衡。

1935年「長征」中的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最高領導圈的一員。此後毛的卓越政治和軍事才能逐漸讓同志折服，到1945年，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瀕臨消滅的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順利度過抗日戰爭，隨後擊敗國民黨而奪得政權。共產黨雖然是集體領導，但是毛的功勞太大，人人都信服他，因此毛在世時實際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令人感覺共產黨像是獨裁體制。(以毛的無比功勞和威望，任何政治體制恐怕都不可能制衡他！)

毛澤東去世之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重新發揮功能。華國鋒(1976-1981)、胡耀邦(1981-1987)、趙紫陽(1987-1989)先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威望和見識不足，因此最重要的決策多取決於最有威望的鄧小平。集體領導是多數決，當多數委員都信服鄧，支持鄧的決策，最高領導人必須遵行。這是正確的管理模式，鄧小平年紀太大，不可能掌管日常的黨政事務，由較年輕的最高領導人掌管日常黨政事務，而由鄧掌握國家的大方向，是適當的分工。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開始而有成的。

回顧中共的歷史，集體領導很有競爭性。毛澤東的權力獨攬是不可能再現的例外，而毛之外的最高領導人，都受到不少制衡，很多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其任期，如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毛以前的許多最高層領導人(但幾乎都全身而退，不會為政治競爭而流血)。

政治有競爭和制衡是好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比很多國家的總統受到更多制衡，例如美國總統川普撤換了不少高階閣員，而習近平是無權這樣做的，撤換大陸的高階閣員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行。有些人戲稱習為「習皇帝」，或許是不了解中共的制度，或許是有意的抹黑啊。

摘要： 政權的合法性包括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其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很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

政權需要有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學的基本理論，根據近代政治哲學奠基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政權合法性是政權獲得被統治者認可的程度，也就是回答「統治者憑什麼可以統治被統治者」的問題。當政權的合法性不足時，政權失去統治的正當性，就很可能崩潰。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把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分解為三個理想型：傳統合法性(如父權、封建制度)、魅力合法性(如個人魅力和宗教)和法理合法性(如現代的法律和官僚制度)。

芝加哥大學政治社會學講座教授趙鼎新近年對於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頗有創新，在其《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書中重新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書中並以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成功解釋當代中國的許多事件和現象，呈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政權的合法性可能來自三方面：「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基於一個被大眾廣為接受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統治基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自國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績效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於一套被有能力影響政治過程的群體所廣泛接受的、有法律或者是非成文的習俗保障的程序，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程序合法性。」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其主要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共產主義(即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之後，其主要統治基礎則是績效合法性，這與古代中國很相似，自周朝以來，歷代的統治合法性都取決於「天命」，而天命無常，統治者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另一個例子，當今美國的政權合法性主要在於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選舉民主的程序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恰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上述的馬克斯·韋伯提出人類理性有三種理想型：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論理性。「價值理性背後是精神追求，工具理性背後是世俗追求，但是形式/理論理性所追求的只是形式，即不管一個論證有沒有道理，這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規範。」意識形態合法性恰對應到價值理性，績效合法性對應到工具理性，而程序合法性則對應到形式/理論理性。

上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是完備的，涵蓋了人類所有的追求目標，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精神上和物質上實質的優化，而形式/理論理性追求形式上的優化。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因此也是完備的，涵蓋了過去所提出的各種合法性概念，例如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傳統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都可以歸於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法理合法性類似於程序合法性，但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缺少了績效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即「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這三個維度合法性的綜合，綜合合法性越高，國家越傾向於穩定。國家政權最好不僅依賴某一維度的合法性，擁有多維度的合法性，國家越傾向於穩定。

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

目前的中國大陸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趙鼎新教授因此擔心大陸的高速經濟增長終有盡時，未來當經濟不再高速增長，大陸政權的績效合法性將難以維持，導致其三個維度的合法性都不足，會影響大陸的國家穩定。趙教授的擔心是否可能成真？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擁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現在的大陸缺少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合法性比較不足，這是嚴重的弱點嗎？應該不是。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但是百年的實驗已經證明，單一主義不足以治理國家。當一個國家採行不只一種主義，意識形態的共識自然減弱，而意識形態合法性降低，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不是大陸的特別弱點。每個國家固有的意識形態不同，適合形成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共識也可能不同，像大陸這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是在發展中逐漸建立意識形態共識，暫時較少意識形態共識，是難免的，算不上是多大的弱點。

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

「中國模式」常被視為缺少程序合法性，因為中國大陸不實行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選舉民主。選舉民主為何具有程序合法性？部份原因是人民通過選舉認可統治者及政權，既符合約翰·洛克的政權合法性原理，也讓人民有當家作主、掌控統治者及政權的感覺(實際上多半無法掌控)。僅此原因嗎？當然不只，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一向有很好的實行績效，歐美過去的績效讓人們普遍認同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實行績效是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重要原因，也顯示在選舉民主近年的一些失敗例子，如「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採納了選舉民主，當人民民不聊生時，沒人會相信選舉民主具有任何合法性。

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主因是其過去所產生的績效，這樣的論證同樣適用於任何政權所實行的其他制度或程序。換言之，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好能提升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差則降低其程序合法性。

類似於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也頗能影響其意識形態合法性。中、美就是明顯的實例，中國大陸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大幅減低，不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其施政績效令人不滿所致嗎？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很高的合法性，實大部份源於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最令人稱羡的國家，過去有很好的施政績效。

績效合法性在三者中最重要

趙鼎新教授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這三個維度既是完備的，又是正交的。讓我們可以無遺漏地看清政權合法性的多個面向，是重要的學理貢獻。筆者認同在任一時間點，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不存在任何關聯。但若把時間拉長，三個維度是可以互相影響的，尤其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績效合法性是三者中最重要的。

趙教授擔心大陸目前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而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但似乎是過慮了。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看來很可能成真)，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極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屆時大陸將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很多人在網路上把蔡英文總統罵得很難聽，或者給她取一個諧音而侮辱性的名字。而過去馬英九擔任總統時，也常受到類似的侮辱，當然開罵的是另一批人。很多台灣人認為我們可以公開辱罵總統，而大陸人不可以公開辱罵他們的國家元首，因此我們有自由、人權，而大陸沒自由、人權，並且顯示我們的政治和法治勝過大陸。是這樣嗎？

首先須釐清，侮辱國家元首與質疑、批評國家元首所推出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意指沒有合理的理由，就進行人身攻擊和侮辱，而後者則針對特定的政策，並且提出明確的、不滿政策的理由。

無端侮辱(即誹謗)一般人是有罪的，然而罰則通常很輕。台灣把國家元首比照一般人，國家元首若控告辱罵他/她的人，因為罰則輕，沒有多少嚇阻作用，反而可能招致以大壓小的惡名，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因此沒有意願以法止謗，導致很多台灣人肆無忌憚地公開辱罵總統，並習以為常。造成這種現象的另一原因在於台灣人國家認同的分歧，藍營支持者不認同民進黨籍的台獨總統，而綠營支持者不認同國民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

侮辱國家元首不是好事。國家元首總有不少支持者，他們把國家元首當偶像來崇拜，當國家元首被反對者侮辱時，他們感同身受、非常痛恨，這必然激化國家元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對立。多年來台灣已經嚐到這樣的苦果。

有些國家不把國家元首比照一般人，國家元首就像國旗、國歌，被視為國家的象徵或代表，受到特別的尊重，於是有特定的「侮辱國家元首罪」。中國大陸沒有特定的「侮辱國家元首罪」，但是在一般誹謗罪裡規定「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由人民檢察院提起訴訟，不像侮辱一般人是告訴乃論的(即受辱人必須主動提出控告才有可能成立誹謗罪)，因此對侮辱國家元首者多了實質嚇阻作用。當然侮辱國家元首與質疑、批評國家元首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有罪而後者是無罪的。

台灣人可以侮辱國家元首，大陸人不可以。哪邊的制度較優良？筆者以為對岸的制度較優良。每個國民都應該有愛國心，尊重國家元首和國旗、國歌，都是國民愛國的表現，也能團結所有的國民，而國民團結，國家才能進步。這是大陸迅速崛起的部份原因。台灣人常肆無忌憚地辱罵總統，既顯示藍、綠國家認同的分歧，也擴大藍、綠國家認同的分歧，增加國家內部的裂痕。侮辱國家元首，這點口頭上的自由，所得者極少，而所失者頗多，實在不值得擁有啊。

我們談過很多次中國大陸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並且讚美有加，從未想過參與偉大建設的勞工（多半是農民工），以及受到影響的農家住戶，他們在中國這一波進步發展腳步中的遭遇。

年輕的記錄片作者、攝影及導演張贊波出面談談他的社會正義及深層感觸，張贊波是影藝大學畢業，年輕帥哥，能言善道，值得我們花時間看看這三段影視。

「大路朝天」電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Rh6MfVMI4&t=1829s

訪問作者導演 張贊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3oG9bIKGJc

東海大學「大路朝天」電影座談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N4QeueQSU

我的感想十分複雜：

1. 中國大陸肩負復興中華民族的重任，面臨四面環敵的壓力，快速建設發展，儘快厚植國力是必需的手段。在快速建設的過程中面臨一些障礙、弊端、不公、殘酷….在所難免。過程中的議題需要有張贊波這樣優秀的記錄片製作人來揭發，有益於社會的改善進步。但是以這一點農民工及受到影響農民遭遇的弊端不公，想要挑戰或質疑中國快速建設的國家發展策略，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2. 任何批判中國社會或國家作為的作品、書籍、影片，都立即成為台灣以及西方國家的新寵，雖然台灣及西方國家本身沒有急速建設發展的經驗，但是批評分析起中國卻頭頭是道。張贊波也樂意來到台灣討好台灣的教授，自稱不懂更不關心中國的「一帶一路」，批評大陸的社會科學研究都是歌功頌德遠不如港、台，對中國宏偉的國家發展策略不置一詞。希望他不會落入以譭謗中國取悅洋人、外人、台灣人，換得知名度的窩臼。

3. 張贊波這一類對特殊議題有興趣的記錄片製作人來說，他可能認為對農民工及涉入農民的公平正義是天大的事，重要性遠超過中國的國家發展策略，他忽略了幾億中國人已經濟身富裕的中產階級，幾億中國人已經擺脫貧窮，他忽略了不建立國防、不發展科技、不進入太空，中國怎麽有復興崛起的希望。所以像張贊波、陳光誠、劉曉波、柴靜….之類對單項議題的執着，進而否定整體國家的進步，是非常危險有害無益的。譬如東海大學參與討論的教授，竟然否定都更計畫，認為是危害人民居住的權益，在讚揚為自己理想而奮鬥的人物的時候，竟然舉出鄭南榕及洪仲秋為模範，真是幼稚可笑的教授。

4. 電影中所描述的受到粗暴對待的歐婆婆、老樟樹以及菩薩像，最後政府替歐婆婆蓋了新屋，老樟樹在苗圃等待買主，菩薩像有了新廟，可見沒有張贊波，中國社會、中國政府也在努力改善進步中。沒有柴靜的「穹頂之下」，難道中國社會、中國政府不知道努力改善空污嗎？是不是張贊波、陳光誠、劉曉波、柴靜….之類的人士誇張了他們的見識及判斷。

5. 我提到過的，為了減少佔用民地農地，中國的高速公路、鐵路已經採取高架跨越地面的施工方式，這部電影中的漵懷高速公路所採取的正是全面高架跨越地面，在地面上的施工只是挖深洞做高架的墩基，想不到即使只是挖深洞做橋墩，還是涉及許多民地農地，以及農民工的複雜問題，所以在建設發展的國家巨輪之下，必然輾壓了許多人間的是非糾紛。作者及座談的教授都不懂工程，所以沒有人看到高架跨越地面的進步施工方式。

6. 台灣導演楊佈新拍的記錄片「黑貓中隊」，它沒有張贊波「大路朝天」交織出的深度，「大路朝天」一面有農民工的苦難及農民的哀怨，另一面有高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苦難中帶着驕傲。「黑貓中隊」如果同時也插播大陸那邊的空防部隊如何為了捍衛祖國的領空，付出極大的努力，枕戈待旦、守株待兔的擊落了來犯的美國U2偵察機，將能讓觀眾進入一種複雜糾纏的全面思考，而不要只為替美國人刺探祖國情報的「黑貓中隊」感動涕零。

清朝末年，中國極度衰弱，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衰弱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的國民性普遍有重大缺點，如奴性、不團結、民智低下、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等，因此倡議改造國民性，始於梁啟超，其後胡適、魯迅等都是重要人物。大陸歷史學者張宏杰2016年出版《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簡體書)，講述中國國民性自古至今的演變歷程。此書讓中國人更了解自己的國民性，也有助於改進中國的國民性。

中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專制王朝以前，實行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當時的國民性可以概括為「貴族文化」，貴族長期有特權又富裕，使他們注重勇敢、尊嚴、優雅、榮譽心等高尚的品格。秦、漢之後，一直到隋、唐，主要實行郡縣制，傳統的貴族式微，但是朝廷非常重視門第，世家大族相當程度承襲了貴族文化，當時的國民性可以稱為「士族文化」或半貴族文化。到宋朝，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大行其道，完全突破了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於是迎來融合上層雅文化和下層俗文化的「平民文化」。元朝是極為殘暴的異族統治，隨後的明朝雖然是漢族統治，卻承襲了元朝的許多制度，元、明統治所導致的國民性被作者稱為「流氓文化」。作者認為清朝對社會的控制更勝元、明，因而形成「奴隸文化」的國民性。

作者已出版十多本歷史有關的書籍，文筆非常流暢優質，無庸置疑。他根據史料歸納出不同時代的中國國民性，雖然難免主觀，但簡單明瞭、不失重點，筆者大致都能認同，卻也有一些異議。

從字裡行間可知，作者很痛恨帝王專制制度。他傾向把自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說得一代不如一代，而國民性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不大符合歷史事實。自秦、漢到隋、唐，再到宋朝，雖有起伏，中國的專制制度大致是越來越趨向合理化，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元朝的異族統治是一個大斷層、專制制度的大倒退，因此元朝只維持統治九十年。專制王朝多半因襲前朝，做點小幅改進，因此明朝比元朝好一點，清朝比明朝好一點，但明、清在多方面都比不上宋朝。流氓和奴隸的國民性都是元朝惡政遺留的惡果，明、清不過是無心無力清除改善而已。

作者在書中多處比較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極力推崇民主制度，而貶低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制度當然有很多缺點，但不能說比不上希臘的民主制度，須看時空背景。政治制度不僅要讓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過得好，也要能保衛國家，讓種族綿延。中國的專制制度讓中國人綿延兩千多年，現在人口十三億；對比之下，古希臘人失去自己的國家兩千年，現在希臘人口不過一千萬。(時間久遠，現在的希臘人是否古希臘人後裔，甚至令人存疑。) 現代民主當然比帝王專制好，古代卻不一樣。例如，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還發表著名的《君王論》，支持帝王專制制度。

魯迅和胡適都是以著述和言論，企圖改善中國國民性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魯迅傾向共產黨，而胡適較傾向國民黨，因此魯迅在大陸備受尊崇，而胡適受到冷落。令筆者驚訝地，作者在書中極力推崇胡適，明顯超過魯迅，加以他高度推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等同於推崇現代的西方民主，這不是政治不正確嗎？作者能成為活躍的知名作家，看來大陸對文化、學術是很開明開放的，很多台灣人顯然對此有誤解。

中美貿易戰打打停停快一年，美國採取攻勢，中國大陸採取守勢，但也有一些反擊。貿易戰還在膠著狀態，美、中的全面競爭態勢卻已很明顯，美國總統川普和副總統彭斯的一些公開言論都挑明了這種競爭態勢。貿易戰尚未實質影響台灣社會，卻使反共反中勢力活躍，台獨名嘴、「民運人士」、綠營政客、偏綠的財經專家等，都在各種媒體歡欣鼓舞、唱衰中國，他們宣傳貿易戰美國必然大勝，中國必然大敗，而台灣能從中獲得可觀的利益。

國際貿易是互惠的行為，貿易戰不會有贏家，只是誰損失大一些，誰損失小一些。川普發起貿易戰，一下唱「黑臉」，一下唱「白臉」，邊打邊談，就是希望損人不損己，減少美國的損失，正顯示貿易戰不可能是一方大贏、一方大輸。因此反共反中人士的唱衰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的無稽之談。

貿易戰以來，中國股市跌得比美國股市多，反共反中人士就認定中國輸了、美國贏了。他們忘了：中國股市比美國股市體量小，而中國金融業在經濟總量(GDP)中的占比也比美國金融業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小。換言之，中國股市對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的影響不是那麼大。此外，中國股市已大跌一年，讓各行各業心生警惕而降低融資槓桿，有助於避免系統性危機，並不是壞事。(系統性危機，如2008年金融海嘯和2010年歐債危機，都因產業界過分樂觀，過高的融資槓桿導致。)

反共反中人士唱衰中國的另一理由是中國的高負債。這點是事實，但是不僅中國，美國、歐盟、日本，哪個國家不是高負債？美國若非高負債，怎會發起貿易戰，企圖平衡貿易赤字？怎會中東撤軍？又怎會逼迫盟國多付軍費？歐盟只為了支撐破產的希臘就達到高負債，何況還有其他的「歐豬國家」；而日本就是長期高負債，才會「失落二十年」。高負債是有爆發系統性危機的風險，並且極難預測。比較世界各國，中國雖然高負債，但是長期出超，累積大量外滙和美國債權，看來仍是主要國家裡狀況最好的。

一面發起貿易戰，美國副總統彭斯同時高聲指控，中國人民在共產黨治理之下是不自由的，他企圖以反共之名正當化美國的對抗行為，並削弱中國民眾對其政府的支持。然而美國的真正企圖太明顯，就是要壓制中國的崛起，以保持美國的霸權，中國人哪會看不出來？共產黨領導中國大陸迅速崛起，近年又成功掃除貪腐、從嚴治黨，中國人當然支持自己的政府，對抗霸道的美國。只有原即反共反中的海外勢力才會幫美國搖旗吶喊、唱衰中國，是成不了氣候的。

中美貿易戰影響全世界，讓誰都沒好日子過，結果就是未來兩年的全球經濟景氣預測普遍都調降，中、美、台的經濟都不會好。韓國瑜的「韓流」顯示台灣人要經濟，不要意識形態。反共反中人士，包括一些偏綠的財經專家，卻仍以意識形態看經濟事務，實在是偏執、不理性，會害死台灣人啊！

 

李建堂：
哈哈，對岸就是一黨專政下的民主嘛，中共做到啦！

杜敏君：
不對，差別很大，中共的是民主集中制，中央的權利機關是黨的全代會。民意透過基層的黨組織，逐步向上層黨委會反映，到了中常會作成決議，再頒布下去由黨部基層黨員討論學習，然後動員民衆全力推行。
所以黨的領導不是個人專制，而是中常委的委員共治。如果未能貫徹黨的決策，仍然會受到檢討而被拉下馬來。

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具有民意基礎的，下情可以上達。若有違民意，人民可以上訪。我說的是制度如此，但是執行的是人，若是因為人的因素而有所偏差，共黨是有檢討機制的，會遭受批判，甚至在組織會議中，由被檢討者先行自我批判，如未能虛心檢討，將會被黨紀處分。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由下而上的集中起來，作成決議後貫徹下去。共產黨員是經過組織層層考驗，合格通關後，再加以組訓和思想教育，期間要研讀多少黨的理論著作，要完成多少讀後心得報告，及格後才能成為正式黨員。因此能成為共產黨的一員，本身就是一種榮譽，代表人民的意見，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不瞭解共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站在台灣以個人主體意識的偏差民主觀念來看中共的政治體制，是有誤解的。
所以對年前人大決議習近平任期的延長，是恢復了帝制，認為是皇帝，完全錯誤。

習近平上任後，全力改革，並一日千里的快馬加鞭以科技為基礎，發展國防、經濟並注重民生的提升及兩岸關係的緩解，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亞太經濟區域的共榮，並要面對美、日兩霸的蓄意挑戰，其壓力千百倍於彈丸之地的台灣，看看台灣，搞成什麼樣子，想想大陸崛起的盛況，如果半途而廢，所有建設不是前功盡棄？
所以習近平的延長任期是中共全代會公意的推進，不是習近平的戀棧權位。

而蔡英文兩年來的吃香喝辣，酬庸親密，掏空國庫民財，中飽私囊，如過街老鼠，以帶刀拒馬、鐵網高牆拒絕民意，地方選舉大敗，民調至個位數，仍執意連任。
台灣海峽兩岸誰獨裁？誰民主？能相提並論嗎？只有天淵之別可以形容。

 

共產黨已經領導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有些台灣人卻仍視共產黨為「共匪」，筆者只能感嘆：幾十年的「洗腦」真是有效啊！當年國民黨政府和媒體為了「反共」，把共產黨稱為「共匪」，雖然最近二、三十年不再這樣稱呼，不少台灣人的心中卻仍盤踞著「共匪」陰影，揮之不去。共產黨真是「匪」嗎？讓我們回顧一點歷史。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與民國初年極重要的新文化運動關係密切。維基百科：「新文化運動，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涵蓋了民初在北京發生的一場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運動『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顛覆中國中心主義，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歐洲中心主義。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

陳獨秀是與胡適齊名、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發起者，曾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類似於現在的文學院院長。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催生者，並成為初生的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1921到1927年)。陳獨秀這樣的頂尖文化人怎會是「匪」？(不僅陳獨秀，毛澤東當年也是文化人。) 共產黨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追求社會的普遍平等。雖然如何才是普遍平等，難有定論，更極難達成，社會主義無疑具有博愛的崇高理想，有崇高理想的共產黨怎會是「匪」？

文化人建立的共產黨怎會走向武裝革命？1923年孫中山先生實行「聯俄容共」，歡迎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協助國民黨準備北伐。1925年孫逝世後，國民黨內大致分為支持聯共的左派和反對聯共的右派，而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不斷有衝突。到1927年，當北伐軍克復上海、南京後，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斷然以武力「清黨」，殺害了許多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蔣從此成了國民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而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暴力奪取政權之路。「清黨」之前，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不斷有衝突，誰對誰錯難有定論，但無論如何，共產黨幾乎是被「清黨」逼上「梁山」啊！

雖然共產黨幾乎是被逼上「梁山」，筆者並不站在共產黨一邊(國共的是非複雜難判)，只是指出共產黨不是「匪」，而是有理想的政治組織，就像國民黨、民進黨一樣(可惜各政黨的理想性似乎都越來越少)。國民黨把共產黨稱為「共匪」，共產黨把蔣介石稱為「蔣匪」，就像國民黨和民進黨總把對方抹得烏黑一樣，抹黑永遠是政黨對抗的基本手段。現在台灣民眾逐漸能看穿藍綠兩黨的抹黑手段，也該去除心中的「共匪」陰影，才能心平氣和、不偏不倚地面對中共和大陸啊。

就在川普與習近平簽訂90天貿易戰「停火協議」的同時，12月1日，中國科技龍頭企業華為的首席財務長孟晚舟，也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卻在溫哥華遭到加拿大執法部門的逮捕，理由是美國指控孟違反美國法律向伊朗出口違禁品。目前孟晚舟被重金保釋及受到嚴格監控，而美、加之間正進行孟的引渡法律作業。中國的回應除了動用外交途徑對美、加抗議外，還逮捕了二名在中國大陸的加拿大公民作為報復，也等於是人質，其中一位還是前外交官。

美國未揭露孟晚舟的明確犯罪證據，就算有憑有據，孟被指控的不是觸犯一般民、刑法，而是違反美國法律向伊朗出口違禁品，也就是傷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為了國家安全和利益，美國是不管人權、法治的，這種罪名最常見於指控敵方的間諜，雖然孟晚舟連商業間諜也算不上。以此角度看，中國逮捕加拿大公民作為報復和人質，理所當然，你抓我的人，我當然也抓你的人，你不講究人權、法治和證據，我只好照樣幹。以綁票對綁票，看要不要肉票換肉票？兩個加拿大公民成了美國利益的犧牲品。

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既不符合人權，又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筆者預期中國將會持續增加對加國施壓，若加國執意把孟引渡給美國，加國將須承擔嚴重的後果，例如中國不僅不放人質，還取消某些訂單或禁止國人赴加旅遊等。美國若非要孟晚舟不可，則也會對加國施壓，並可能私下許諾加國一點利益，以彌補加國可能遭受中國報復的損失，但當然彌補不了。加拿大夾在兩個強國之間，兩個都得罪不起，是左右為難，大約不會很快決定是否引渡孟晚舟。

蔡政府實行「親美反中」的政策，總想拉攏美國，對抗中國大陸，該從孟晚舟事件學到教訓。加拿大擔任美國的「馬前卒」，得到什麼好處？兩個加拿大公民成了美國利益的犧牲品。中、美兩強都對加國施壓，加國是有苦說不出啊！加拿大距離中國遙遠，都要承受中國的龐大壓力，台灣就在大陸旁邊，大陸要施壓、整治台灣更容易得多啊！中、美都有核子武器，雖然彼此對抗，都會適可而止，但是對付對方的馬前卒，卻不見得會「打狗看主人」！

華為是極少數在智慧手機和通訊設備都擁有一席之地的企業，近年它的5G通訊技術更是領先全球。華為的技術和行銷都極成功，卻未股票上市，因此外界對華為的營運內情了解不多。雖無證據，美國一直懷疑華為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甚至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

5G通訊是影響層面非常廣的關鍵技術，美國無論如何不願5G通訊技術落入競爭對手的掌控，因此近年美國早已展開打壓華為的行動，包括本身及盟國不購置華為的通訊設備，禁止華為併購一些關鍵科技公司等(華為自己擁有堅強技術，因此美國無法像對付中興通訊那樣對付華為)，美國企圖逮捕孟晚舟不過是企圖削弱華為的眾多手段之一而已。美國總聲稱支持自由競爭的市場，這樣對付華為，算得上自由競爭嗎？所幸華為人才濟濟，美國的多方打壓，加上逮捕孟晚舟，根本傷不了華為，就像貿易戰阻擋不了中國大陸崛起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