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史丹福大學教授戴蒙(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首先提出全球已進入民主蕭條期，2013年新聞工作者及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員J. Kurlantzick 出版《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其中文譯本的標題是「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2015年1月「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民主是否正在退潮中？」的疑問，邀請許多民主化研究者為文探討這個問題，雖然論點不一，但總的來說，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正處在一個民主退潮的時代。

多個研究民主的機構，包括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和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等，長期對世界上所有國家評判它們的民主化程度。(筆者不大贊同重視形式、不重實質的選舉民主，但這樣的評判指標大致能衡量選舉民主的實行程度) 根據這些調查和研究，自1974年開始，世界民主化的程度一直進步，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在80年代進到拉丁美洲及東亞，然後進入東歐，促成了蘇聯的瓦解，最後在90年代席捲許多非洲國家。然而到了2006年，民主化的進程卻開始反轉，每年民主化分數衰退的國家要多於增長的國家，也就是說，全球已經處在民主退潮中，特別是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退步現象更加明顯。例如自由之家每年出版一份《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其2018年的標題是「民主面臨危機」(Democracy in Crisis)。

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長期不振，讓人懷疑是經濟衰退導致民主退潮，不過一些深入研究顯示，決定新興民主國家命運的並不是經濟衰退的影響，而是國家治理不善、腐敗和權力濫用、以及極端的不平等等政治因素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政治制度本來就是工具，其目的是帶來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世界銀行(World Bank)強調「良好治理」有6項基本指標，分別是公民表達及問責、政治穩定、政府效能、監管品質、法治和反貪污，民主化只涵蓋到第一項指標，其他指標對於國家和人民至少和民主化一樣重要。假使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不能帶來良好治理，它勢必被人民所拋棄，這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時常遭遇的狀況。

造成民主退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民主品質的退步和「中國模式」的成功。美國一向是世界的民主典範，但是自雷根總統開始，盛行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強調市場萬能、政府無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妥協空間壓縮變小，社會兩極對立日益嚴重，政治僵局出現的頻率愈來愈高，多元政治逐漸被金權政治所取代，終於釀成世界金融危機。民主典範的國家治理這樣不佳，自然使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尋求其他的為政之道，中國模式的成功因此提供了西方民主之外的另一個選擇，相當程度助長了民主的退潮。

民主退潮呈現了許多民主失敗的例子，台灣的民主制度雖然未達全面失敗的程度，卻已呈現很多治理的缺點，讓多數人都不滿意。另一方面，中國模式和西方民主的競賽才剛開始，中國模式已被實證優於不成熟的民主制度，至於成熟的民主制度被認為能夠自我修正改良，同樣地中國模式也一直在改革改進之中，兩者的競賽只能未來走著瞧了。

梁馨月：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如不是建立在毛澤東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婦女解放以及承受巨大外部壓力與制裁也仍然要研製核武，徹底擺脫美俄的控制與依附之上，是不會取得今日之成功的。
這就是毛、蔣之間的不同所在。兩蔣造就台灣經濟的騰飛是暫時性的，因為其向外對美國的依附從在大陸時期到台灣時期都不曾改變，向內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也並未解決而僅僅依靠的是暫時壓制。
否則今日的台灣也不會在大陸經歷過的歷史錯誤明明就擺在面前，卻仍然無法以史為鑒躲過人民內部鬥爭的浩劫。
非常同意先生所說之「大破大立」，蔣公所堅持的三民主義的建國思想並沒有錯，但是沒有大破談何大立呢？

大陸發展至今，一直都在修正中前行，但是說句實在話，關於「大破」的不討好的活都被毛澤東一個人做了，鍋也都他一個人背了。曾經幾次三番的政治革命給一代人帶來了無法磨滅的傷痛，如果憤怒和指責可以宣洩情緒或者可以為自己推卸責任、粉飾太平，那麼大陸上到政府下到人民群眾全都對著毛澤東罵就完事了，浩劫和親身經歷的苦痛都是他造成的！

可是，如果你現在真的能多瞭解大陸人民的心聲以及中央政府的態度，你會真的瞭解，越來越多經歷過並一步步走到今日走向未來的中國人會告訴你：毛澤東是一個偉人，是他帶領中國人民翻身做主人。

無論您是否能接受我的觀點，這都是我想說的心裡話。每次我說這些都得解釋我的外公曾是國民黨抗日將領，沒有撤台也遭遇過政治清算和各種苦難，但是我外公晚年最推崇的人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是好樣的！

杜敏君：
謝謝梁小姐詳細且鞭辟入裡的解說，雖然有少數部分不盡然同意，還是感恩妳的賜教。
自由寶島最大的貢獻是保存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幸好大陸在「批孔揚秦」之後，能急流勇退，改弦易轍，回歸復興了中華文化，台灣卻面臨毀壞中華文化，篡改歷史的大災難，如今連運來的故宮寶物都面臨毀棄的厄運，危機四伏。
大陸根本不必分心統獨問題，只要收復人心，台灣日殖政權的自我摧毀，指日可待。

 

梁馨月：
杜先生，您的年齡完全就是我的長輩。我關注您的主頁已經很久了，你的每一個政見發表我都有仔細的看，也都會點贊表示我的認同，能夠明白您對台灣現政局哀其不爭氣的悲憤。
關於「西式民主」，不用看台灣，即使在美國以及最為成熟的英國，現在都走入了無解的困境。以後會如何發展，能否自我糾錯走出一片新的天地，坦白說全世界的政治家們都還沒什麼好的解決之道，我等小輩就更無什麼見地發表了，只能保持客觀的靜觀其變。畢竟旁觀者清，關注時局的變化還是可以做到的。

對於大陸的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式的管理模式，說實話，我還挺有信心能夠繼續一邊改革一邊保持著走下去的。
因為信任共產黨？並不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的管理模式並不是共產黨的產物，也不是從所謂俄國共產學來的，而是中國三、四千年歷史留下的產物。因為曾經是封建君主專制的產物，所以就是落後並必然被歷史所淘汰的？我私以為不能這樣來看。西方民主制度最長的也無非英國實施了百多年，而中國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制管理卻歷經改朝換代行使了幾千年。
那麼在這幾千年裡，除了拒絕進行工業革命的晚清以外，歷史事實證明，中國一直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其實這是個可以被探討的很大的話題。
無非現在就是中央集權的代表人物不再是古代的皇帝，現在的領導人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的利益而非過去皇室貴族優先，再次才是人民和國家。

這些無需去過多表述，其實我覺得終將統一的兩岸人民都應該去好好思考的反而是將來，我們如何在實現民族、民生主義的基礎上更好的去追求和完善「民權」。
現在的兩岸，台胞把民權限定在了選舉權裡是非常狹義的，而在我眼裡，從國家如何更好行使職能的角度來看，選舉權是最虛無的權利。而大陸呢？說實話，在長久的集權統治下老百姓對民權是麻木的，很少人會思索民權到底是什麼？也很少有人會想我擁有什麼民權了，我又缺失什麼民權了……
只有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在民權上越來越有覺醒有追求，並且努力去行動，我們才會迎來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這不是黨爭，而是一種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啊。

最基本的民權：不受威脅的生存權、吃飽喝暖的權利、取得和維護個人利益的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太多太多了，可能很多台胞覺得我說的這些追求都太低了吧，大陸這都滿足不了？

不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生命不受威脅的生存權放在孫先生提出三民主義的年代就是天大的民權，放在現在炮火紛飛的國家裡也是他們奢求的。國家提供給你的這一切不要覺得理所應當，換句話說，萬一在美國的故意操控下，在蔡的錯誤引導下，將來在台灣爆發了戰爭，到那時再去談這些基本民權就為時已晚了。
要珍惜，不要狹隘的把民權等同選舉，這非常不智。

杜敏君：
梁馨月 ，妳好棒的敘述，足見妳是作了功課的，身在共黨的教育下，對三民主義有這樣的認知，很不簡單，在台灣四十歲以下的人們已不懂何為三民主義了。
妳提到的最精彩的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制已行之有年，就是秦始皇首創，中國廣土眾民，若不實施中央集權、選賢任能，根本無法號令一致，如何統一？如何發展？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最適合中國的政治體制。
所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指這個。
給妳100分。

 

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第四講中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社會生理學家。因為他準確地抓到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問題，階級鬥爭，但卻因此而開錯了藥方，誤把這個問題當作文明邁進的動力。

Friedrich認為，老孫的這個評斷還是很精準的。其實，在整個大範圍內，所謂的左派，都有這個毛病，就是批判性強，也大致準確，卻無法提供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或者說，論述力強，但是執行起來卻難以落實，甚至根本窒礙難行。所以，各種左派中的修正主義就應運而生，成為一個特殊的現象。

但是社會主義真的錯了嗎？福山的文明與歷史的終結，甚至在90年代就判了社會主義死刑。余英時更是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都將在21世紀初徹底死亡。….

然而，2008到今天都還餘震猶存的金融海嘯，也已經等於赦免了社會主義了。全球化帶來的，並不是財富與各種便利，而是更多的區域衝突與劫貧濟富。伊斯蘭世界的動盪，歐洲整合的蹣跚，到美國竟然要去打壓完全照著他所制定的遊戲規則崛起的中國大陸，就知道當初馬克思的預言，很多還是對的，只是發作的晚一點罷了。

不過，Friedrich還是相信市場經濟。美國的打壓中國大陸，實際上是為了它的霸權，並不是反對這個體系下出現的成長。所以，它的打壓不會成功。

 

中國崛起之路，既是步步驚魂也好戲連台。毛澤東完成土地改革，擺平了四野八方、美、俄、印、越的問題，再解決了內部路線之爭，更進一步開創了「第三世界」大戰略，硬是以弱國之勢，在美、俄超級兩強之間打出一個分庭抗禮的局面，讓當年的中國，在西方完全封鎖的艱困情況下，爭取到一個建設的環境，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自主的科研系統，為下階段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鄧小平緊接著推動改革開放，開始全方位的突圍，又為中國全球化領袖地位，建立了盤根錯節的各項條件。習近平再接再厲，以全球化戰略面對西方殖民主義舊勢力的挑戰，不斷現代化，扶貧創富。如今中國後來居上，完成了工業現代化，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科技升級快速，民族復興勢頭銳不可擋。

反觀美國為霸權掙扎，無所不用其極，四處退群要錢，甚至為打壓中國的科技發展，竟然已顧不上形象，採用下三爛手段綁架華為的副董，越來越沒信心與中國平等競爭，中美格局變化驚人。

如今，中國的科技業翹楚華為，正在引領世界快速進入 5G AI 新世紀。不論西方如何打壓做怪，中國都不會停下它快速的脚步，挾其優越效能的「中國治理模式」，中國終將傲視群倫，成為全球化唯一的終極領航員。福山所謂的歷史之終結論，實為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也 。

其實華為之戰跟亞投行之役，如出一轍 ，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殖民難敵中國全球化凌厲的突圍攻勢，古老的殖民經濟思維已經過時，終究要被唾棄，美國要求世界故步自封，跟随美國鎖國，抗拒 5G 更是沒有市場。今日世界各大電信營運商，不顧美國勸阻，與華為合作者比比皆是，中國大有成為引領世界完成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隊。

美國發起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戰，鼓舞了台灣的反共反中勢力(參閱《貿易戰鼓舞反共反中勢力》)，不少親綠的媒體名嘴於是趁機對大陸的新疆政策，如「再教育營」，大肆批評，等於在聲援「疆獨」。這些媒體名嘴大約和筆者一樣，不曾去過新疆，就算曾去旅遊幾天，也看不到多少實況，他們看來不了解新疆和「疆獨」，僅僅根據網路上一些無法證實的訊息就隨意大放厥詞，實在不負責任。

筆者寧願聽聽真正疆獨的說法，因此仔細讀完《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一書 (2016年在台灣出版，維吾爾人稱新疆為東突厥斯坦)。此書寫於約十年前，講述新疆從古至今的歷史，直到十年前當時的狀況。(此書的作者自承堅決主張疆獨，為了避免受到大陸迫害而使用假名。) 此書缺少近年新疆的狀況，是一遺憾，但無論如何是疆獨者的坦白陳述。

1759年新疆地區維吾爾人的和卓汗國被清朝大軍攻滅，新疆進入中國版圖。但是部份維吾爾人一直反抗、追求獨立建國，在民國以前，發生三次重大戰爭，最嚴重的是第三次，1866年阿古伯建立「哲德沙爾國」，到1881年才被左宗棠率大軍剿滅。為了防堵俄、英的勢力逐漸進入新疆，新疆在1884年被設為省。民國之後，部份維吾爾人仍持續反抗、追求獨立，發生多次武裝衝突，包括1933年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受到英、日的支持，被新疆總督盛世才在蘇聯的軍事支援之下剿滅。1944年再次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先受蘇聯支持對抗國民黨，到1949年中共席捲大陸，中、蘇聯手再次消滅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中共建政之後，雖然維吾爾人不曾再在新疆建國，但是海內外疆獨運動不斷，並發生許多恐怖攻擊和暴動事件，使部份疆獨組織被國際公認為恐怖組織。

根據本書，新疆的維吾爾人處境很不好，讀來令人心酸。新疆已經歸屬中國超過250年，部份人一直想要獨立建國，甚至使用暴力恐怖方式，中共則以接近軍管方式因應，成立「新疆農墾建設兵團」，是一種準軍事體系，口號是「一手拿鎬，一手拿槍，保衛邊疆，建設新疆」。在這樣狀況，維吾爾人覺得沒有自由，受到壓迫和迫害，更想要獨立，產生更多恐怖暴力，中共自然更加收緊控制，以保安定，形成惡性循環，維吾爾人的處境自然不會好。

作者列舉一些統計資料，顯示維吾爾人的就業狀況遠遜當地漢族，認為是種族歧視所致。另一方面，作者和多數維吾爾人都非常反對學習漢語漢文，認為會消滅維族語言文化。然而多數新疆企業由外地漢族投資，其生意對象也必定多為外地漢族(維吾爾族僅有約一千萬人口)，維族拒絕漢語漢文，當然不利就業，恐怕不能怪到種族歧視。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使用者少，先天不利，少數民族必須學習双語，才能既有競爭力又保持傳統文化。現在新疆的「再教育營」竭力教導維族漢語文，就是要提高維族的競爭力，以脫離貧困，進而促進漢、維融洽，其用心無疑是好的，維族是否樂意接受，可能各人各不相同吧。

作者以不少篇幅批評漢族民族主義，認為維族歷史比漢族光榮，而漢族民族主義造成種族歧視。其實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光榮感，沒什麼好比較，與種族歧視未必有關。中國大陸有55個少數民族，絕大部份少數民族都不覺得受到漢族歧視而與漢族相處融洽。維族是極少數的例外，因此不能把漢、維的不融洽都歸罪於漢族或中共。

作者反覆強調維族有「民族自決」的權力，但是國際上也非常尊重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獨立或統一從來沒有公認的標準。筆者以為統獨本身不是最高價值，統獨的抉擇應以民族的幸福為依歸。部份維吾爾人追求獨立多年不成功，造成漢、維難以相處，而維族處境困苦，現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富強，而新疆的漢族人口已接近維族，疆獨已越來越不可能實現，維族應該認清現實，放棄獨立立場，與漢族共同發展、共存共榮，才是維族的長遠幸福。

 

這是針對網上一篇轉貼文的批判──

該文可見於──https://kknews.cc/history/2vr94ae.html?fbclid=IwAR0xvARML25pJbKH8keJZIyEa0_Wkjkfgr5yp0oo-V0LTEol4qtoi-aQ1V0

『美國人和庚子賠款：為什麼說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命運？』

「說謊者往往並非說謊，只是他們故意地沒有把全部的真相都說出來」

要理解美國與中國庚子賠款運用的關係，首先要理解鴉片戰爭以來的中美關係；沒有整個歷史地理解，並且和盤托出，就像是西方大哲康德所說的，
「說謊者往往並非說謊，只是他們沒有把全部的真相都說出來」。

藏曆起源於公元1027年，藏曆紀年和內地的天干、地支紀年基本一致。天干往往與陰陽五行共同表示，其配伍方式如下：

甲為陽木，乙為陰木，

丙為陽火，丁為陰火，

戊為陽土，己為陰土，

庚為陽金，辛為陰金，

壬為陽水，癸為陰水。

這種配伍方式並非虛構，在中醫針灸學上，有實際上的五臟六腑(陰陽五行)生剋應用，且臨床效果非常顯著，屬於古法針灸，藏醫學也將此法收入其中，至今仍然在臨床上使用。

地支則往往與生肖共同表示，配伍方式如下：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生肖：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12地支應用在人體經絡，配以六陰六陽12經脈，發展出子午流注(正法)、靈龜八法(奇法)等，且與陰陽五行(五臟六腑)相關，同樣為針灸學上不可或缺的基礎元素，藏醫學同樣將此收入應用。

天干與地支組合，60一輪，稱為六十甲子，次序與列表如下：

01 甲子      11 甲戌     21 甲申     31 甲午     41 甲辰     51甲寅

02 乙丑     12 乙亥    22 乙酉     32 乙未     42乙巳     52乙卯

03 丙寅     13丙子     23 丙戌     33丙申     43丙午     53丙辰

04丁卯     14丁丑      24 丁亥     34丁酉     44丁未     54丁巳

05戊辰     15戊寅      25 戊子     35戊戌     45戊申     55戊午

06己巳     16己卯      26 己丑     36 己亥    46 己酉    56己未

07庚午     17 庚辰     27庚寅     37 庚子     47 庚戌    57庚申

08辛未     18 辛巳     28 辛卯     38 辛丑    48 辛亥    58辛酉

09壬申     19壬午     29 壬辰     39 壬寅     49 壬子    59壬戌

10癸酉     20癸未     30 癸巳     40 癸卯     50 癸丑    60癸亥

近代中國的一些事件，我們往往會用當年的干支紀年來冠於該事件，例如：甲午戰爭，庚子賠款，戊戌政變，辛亥革命，等等。

漢地所用干支紀年，在藏地稱為繞迥，第一繞迥從公元1027年開始，當時農曆(舊曆)是丁卯年，藏曆稱為陰火兔年，丁為陰火，卯為兔，今年農曆是己亥年，藏曆為土豬年，己為陰土亥為豬，所以藏曆實際上是以干支為基礎，藏曆與舊曆兩者實一非二，只是稱呼不同。

今年藏曆新年與農曆新年同一日，但有時會差一日，有時差一月，差一日是因為經度不同，所依朔望不同而有一日之差，差一月則是置閏月不同而有一月之差。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而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是集體領導。

共產黨從上到下各階層的領導者都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委員會，重要決策須由所有委員議決(多數決)，因此形成集體領導。委員會的召集人通常稱為書記，一般是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者，但議事時，書記與其他委員的權力一樣，只有一票，並且沒有權力撤換其他委員。(大陸的黨政制度請參考《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 很多人認為中共獨裁，缺少制衡。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制衡，綜觀中共歷史，集體領導時常是有效的制衡機制。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第一任的最高領導人是領導創黨的陳獨秀，當時的領導集體包括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1923年共產黨進入與國民黨合作階段，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共產黨受到重創，陳獨秀因此在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而隨即去職。創黨的最高領導人並沒有獨裁的絕對權力。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照理戰時很需要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一直是集體領導，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王明、博古、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此名單多半不完整而有遺漏)都曾進入最高階層的領導圈，但是多數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十年之間，出現這麼多的最高階領導人，可見領導權的競爭和制衡。

1935年「長征」中的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最高領導圈的一員。此後毛的卓越政治和軍事才能逐漸讓同志折服，到1945年，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瀕臨消滅的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順利度過抗日戰爭，隨後擊敗國民黨而奪得政權。共產黨雖然是集體領導，但是毛的功勞太大，人人都信服他，因此毛在世時實際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令人感覺共產黨像是獨裁體制。(以毛的無比功勞和威望，任何政治體制恐怕都不可能制衡他！)

毛澤東去世之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重新發揮功能。華國鋒(1976-1981)、胡耀邦(1981-1987)、趙紫陽(1987-1989)先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威望和見識不足，因此最重要的決策多取決於最有威望的鄧小平。集體領導是多數決，當多數委員都信服鄧，支持鄧的決策，最高領導人必須遵行。這是正確的管理模式，鄧小平年紀太大，不可能掌管日常的黨政事務，由較年輕的最高領導人掌管日常黨政事務，而由鄧掌握國家的大方向，是適當的分工。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開始而有成的。

回顧中共的歷史，集體領導很有競爭性。毛澤東的權力獨攬是不可能再現的例外，而毛之外的最高領導人，都受到不少制衡，很多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其任期，如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毛以前的許多最高層領導人(但幾乎都全身而退，不會為政治競爭而流血)。

政治有競爭和制衡是好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比很多國家的總統受到更多制衡，例如美國總統川普撤換了不少高階閣員，而習近平是無權這樣做的，撤換大陸的高階閣員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行。有些人戲稱習為「習皇帝」，或許是不了解中共的制度，或許是有意的抹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