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的貧富不均問題嚴重，應該是社會主義發揮所長的時候。社會主義流派眾多，現在歐美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主義」。當代重要的左派學者，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Erik Wright在其最後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9) 裡，以非常淺顯的文字介紹民主社會主義，及如何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以降低資本主義在國家社會的比重。

作者先界定資本主義的特色是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前者表示市場交易只受到國家最低限度的規範管制，而後者表示資本主義帶有一種特殊的階級結構，即區別擁有資本和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及擔任員工而提供勞力的勞動階級。

作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點在三方面：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這些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平等/公平的涵義：「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民主/自由的涵義：「在完全民主的社會裡，所有人對於有意義地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平等的取得管道。」「社群/團結表達了人應當互相合作的原則，不僅是因為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也是因為他們真心關注別人的福祉，並且認為自己有這麼做的道德義務。」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方法包括拆解資本主義 (漸進式取代資本主義機制)、馴服資本主義 (消除資本主義的傷害)、抵抗資本主義 (抗爭活動) 和逃離資本主義 (如建立非資本主義社區)，但不包括全面推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元件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與團結經濟、資本主義公司的民主化、把銀行轉變為公用事業及非市場經濟組織 (如國家供應的商品與服務、同儕合作生產、知識共享) 等等。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難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強大菁英分子所把持。」要克服國家的難題就需要深化民主，以稀釋國家機制的資本主義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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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一直有一些左派政黨，其政綱接近民主社會主義。不過即使這些左派政黨曾獲得執政權，它們多半無法大幅度地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等過些年，右派政黨班師回朝，國家於是又回到更多資本主義，歐洲國家就這樣在左右間擺盪，但是其主軸仍多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北歐的一些國家是少數例外，比較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指出 (上述的民主/自由涵義)，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充分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管道遠勝勞動階級。台灣一向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藍、綠兩大黨都是偏袒資產階級的右派政黨)，可嘆台灣的勞動階級大眾卻沾沾自喜於手中一點點無效的民主權力，真是很好騙啊！

歐洲國家雖有左派政黨，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多不得勢，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如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菁英分子所把持。其二，民主社會主義有經濟效率的難題，左派政黨執政一般比不上右派政黨執政善於治理經濟。北歐國家較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它們人口少 (不超過千萬)，較容易克服這兩方面的難題。

社會主義是崇高的理想，然而民主社會主義看來只適用於小型國家，中國大陸這樣的龐大國家，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來是適度的妥協，能兼顧理想和效率。

筆者每週四至五都會為讀者寫一篇有關兩岸的拙文。剛好這個星期四是七月一日，碰上了中共建黨百周年紀念，這在大陸是個重要的節日，會舉行一連串的紀念活動。為什麼大陸人民會如此重視這個日子呢？這不僅是因為“逢百”這樣一個重要的數字，而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有著緊密關係。

大陸有首幾乎人人都會唱的歌曲，叫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詞令人不禁進一步想到，若沒有新中國的成立，今日的中國人民會是什麽處境呢？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了西方帝國主義的欺凌壓迫，可謂水深火熱，暗無天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社會主義的引入，改變了中國與中國人民的命運，因此它是有著特殊意義的。如果新中國的成立與否，根本不關中國人民的痛癢，那麼它就與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次的改朝換代，沒有什麼兩樣了，如此則中共的建黨，也就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意義與價值了。

最近筆者一口氣把大陸拍的一部電視連續劇：“覺醒的年代”看完了。原並不想花太多時間去看連續劇，但這部片子看了個頭後，就被吸引住了，要想停止不看，已感欲罷不能。片子敘述的內容，筆者並不陌生。許多還是筆者常在拙文中提起過的，然而仍發現到一些過去並不完全瞭解的史實。筆者必須說，一部歷史片，還帶有政治性，能拍得如此生動感人太難得了。片中的每個角色都演得很好，哪怕是一個小小的配角都很稱職，確實可喜可賀。

這部電視劇介紹了“五四運動”發生，與中共建黨前後的時代背景。許多重要歷史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蔡元培等，即使對來自臺灣的人，也耳熟能詳。尤其鑒於存在於台大與北大間的歷史傳承，使人對當年發生在北大的歷史事蹟，頗感親切。而曾擔任過臺灣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去世後就葬於該院旁邊。在看完整部電視劇後，筆者才發現，自己過去對陳獨秀的認識還是不足的。希望讀者們也能抽時間看看這部電視劇，就當著學習歷史吧，是很值得的。

不論我們的觀點如何，對本片中的歷史人物，只要是參加了新思想的啟蒙者，對中國脫胎換骨的追求者，或為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奮鬥者，不論他們當年的主張有何不同，都是值得後人欽佩的。我們又何忍再對他們評頭論足呢？最可悲的，還是那些對國家民族前途既無感又不關心的人。

筆者對中共與大陸的好感，非自今日始，已有相當時日了，甚至在離開臺灣前就如此了。為什麽會這樣，筆者也說不清楚，或許是出於第六感吧，也為此付出了不少代價，包括對家人的牽連。

筆者有位台大的老同學、好朋友，我們幾乎是同時到德國留學的。他就是胡適的崇拜者、信仰者，對筆者支持大陸的立場很不理解。1973年春筆者與幾位保釣同學同去大陸參訪，令他受到很大刺激與震動。回德後我們曾有過一次長談，他無法說服我，我也無法證明，我的主張是正確的。當時尚處於文革期間，大陸種種確是乏善可陳。他不但是胡適，還是去世多年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崇拜者，他信仰的還是西方民主法治人權的那套理論。後來他回到台大教書，可惜英年早逝。我是多麼希望，他能看到今日大陸取得的成就，尤其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及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他應會同意，我的認識與主張還是正確的，即只有中共與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也有人說，筆者對中共與大陸的認識是偏頗的，把它們理想化了。其實以筆者的年齡，早已過了浪漫幻想的階段了，即使迫切希望國家能儘快富強起來，也不至於用幻想來美化它，以求自我陶醉。我們對中共與大陸的觀察認識，是從實際出發，以動態的方式，不但從縱的方向、也從橫的方向去比較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確認了它所做出的貢獻。

配備北斗導航的聯合收割機在一塊塊麥田裡來回穿梭，只需要十幾分鐘，便完成了一畝小麥收割、分濾麥粒、粉碎秸稈等一系列工序。

28歲的阿地力·沙拉木是一名職業麥客，在他看來“麥客”是一份很酷的工作。仲夏時節，驕陽似火。天山山脈以南的新疆庫車市齊滿鎮的麥田裡，阿地力·沙拉木正在操作手機般大小的北斗導航控制器，設置好聯合收割機作業路徑後，他只需站在一旁觀察機械收割情況。

記者在麥田邊的樹蔭下見到了阿地力·沙拉木。聽說記者來了，他和正在閒聊的麥農們便圍攏過來。“麥收季也是農閒節”，農民們七嘴八舌地談論著，絲毫感受不到麥收的忙碌。

在阿地力·沙拉木的記憶裡，小時候收麥一定是全家齊上陣，每天只能收割1畝地，麥收季更是長達1個多月。以前，每到麥收季節，沿著夏糧從南到北的豐收線，麥客隨處可見，他們追逐小麥成熟的軌跡，一路向北，如候鳥一般。“我小時候用鐮刀割麥子的時候就想，如果以後能像神話故事裡不用人工收麥就好了。”阿地力·沙拉木說，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名拿鐮刀的麥客，整個夏天他幾乎見不到父親的身影。

如今，麥收變得簡單，傳統麥客成為歷史，與此同時，一批掌握高科技的新麥客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新麥客阿地力·沙拉木並沒有從巴扎（維吾爾意為“集市”）上買一把曾經賴以生存的鐮刀，而是在麥田間玩起了“手機”。他說：“通過北斗導航，就能精確收割路徑，省時省力。”

記者在麥田邊看到，配備北斗導航的聯合收割機在一塊塊麥田裡來回穿梭，只需要十幾分鐘，便完成了一畝小麥收割、分濾麥粒、粉碎秸稈等一系列工序。

阿地力·沙拉木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每畝地賺60元的收割費，每天收入2000多元，1個多月的麥收季就能收入7萬多元，這抵得上半台聯合收割機的價錢，“麥客這個職業賺錢得很呢”。

眼下的新疆，北斗導航系統已在小麥收割、滅茬、深鬆耕地、無人機植保等多個領域廣泛應用，使農業的生產質量和效率大大提升，去年，新疆麥收機械化率達到97.48%。

隨著機械收割速度的加快，跨區域作業的阿地力·沙拉木的足跡早已超過了父親當年的收麥半徑。明年，阿地力·沙拉木計劃著更遠的收割半徑——翻過天山，奔赴更大的麥田。

西洋霸權造謠新疆強迫勞動，真是太可笑了!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百年，讓我特別思考，百年前的一小撮人為何終能打敗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黨，中國國民黨？原因當然很多，本文專注於國共兩黨的主義競爭。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而共產黨主張馬克思社會主義。

先回顧一些歷史。中山先生最早建立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被視為國民黨的前身組織，成立於1894年。1905年興中會與其他幾個革命團體聯合組成同盟會。同盟會的共同目標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由於來自不同革命團體，成員們的政治理念頗有差異，算不上有共同的主義。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同盟會又與其他幾個團體聯合成立國民黨。

孫中山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三民主義，最早出現於1905年他所寫的《民報》發刊詞中，後來他在一些演講裡曾概略介紹三民主義，但完整的三民主義則遲至1924年1月到8月間，孫中山在廣州高等師範學院的16次演講才詳盡發表，並被記錄成書，成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社會主義早已在歐洲流傳多年，1917年俄羅斯布爾什維克「10月革命」成功，更增加其號召力。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在其前後幾年被稱為「新文化運動」，馬克思社會主義就在那段時間被引進中國。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頗受俄國革命成功的鼓舞。

國共的一個顯著差異在於，共產黨自始就以馬克思社會主義為其政治思想和追求目標，而國民黨起初只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並沒有清晰一致的政治思想。國民黨的建立比共產黨早27年，但是國民黨的奉行(完整版)三民主義幾乎還稍晚於共產黨的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

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演講的民生主義第一講裡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因此民生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是很接近的。然而在實行上，蔣介石的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那麼搞工運、農運和蘇區的土地改革，使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不如共產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蔣到台灣後實行土地改革，才重建三民主義的理想性)

國民黨的前三十年，少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其三民主義思想不早於共產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而且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又不如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使國民黨在主義競爭上居於劣勢，很多知識分子因此傾向共產黨。

國民黨內派系林立，經常分裂，至少部份原因在於政治理念不一致，沒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對比之下，共產黨黨內也曾有激烈競爭甚至鬥爭，卻少有分裂，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有共同的社會主義追求。此外，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想性使很多信仰者願意為之拋頭顱、灑熱血，讓當年弱小的共產黨能夠奮力撐過被國民黨到處追殺、朝不保夕的艱苦歲月，才有後來的反敗為勝。

1979年7月15日，中國大陸正式批准從廣東、福建兩省開始實行自由經濟，部份開放民間經商，漸漸推廣全國。從完全共產主義制度進入部份資本主義的民間經商，由於缺乏經驗，制度及法律不夠完善，一時社會發生投機倒把，貪污腐敗的現像，引起很大不滿，到了1989年4月15日學生以悼念胡耀邦活動為導火索，出來抗議示威。

【學生反貪腐運動變質為顛覆國家的暴亂】

學生4月中開始示威，抗議貪污腐敗，政府認為是愛國運動，相當寬容，放任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趙紫陽及部份高官甚至去廣場和學生溝通，解釋政府也正在努力匡正社會的經濟混亂。這時美國中情局、台灣、香港政府嗅到機會，認為機不可失，開始煽動、教唆、金援，擴大學生運動。到了5月學生運動變成了顛覆國家的暴亂，學生開始叫囂、破壞，焚燬車輛，並且擴及其他的大城市，上海的學生焚燒了一列火車，政府溝通無效。

夏威夷大學教授成中英六四之前數日，人在北京，也湊熱鬧去宣慰天安門廣場紮營的學生。他跟他們演講，談民主、談自由，談到最後他勸說，各位同學應該適可而止，不要把事鬧得不可收拾。聆聽的學生們立即反駁，「我們就是要把事情鬧得不可收拾，好讓美國出兵」。

六四鎮壓前，政府與學生領袖談判時，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穿著睡衣指著總理李鵬叫罵，溝通無效，僵持不下，學運陷於膠著停滯，美國CBS的電視新聞訪問六四運動領袖柴玲，柴玲哭著對記者說:「看來不流血是激不起更強烈的反抗了」，一場學生運動變質為顛覆國家的暴亂。

【國外的財力物力指導教唆，證據確鑿】

香港、台灣、美國進口的果汁飲料、嶄新的帳篷、西洋歌曲，載歌載舞，一切免費，有如世界級的嘉年華會。要煽起學生運動就要不斷地花錢供吃包住，有娛樂、有活動廁所，六四那個年代，可口可樂非常昂貴，美國大使館每天免費供應，運送大量可口可樂到天安門廣場，準備進行長期暴亂。

拿了美國中情局的錢，學生在暴亂中抬出自由女神像展示美國價值，許多口號標語橫匾採用英文，突顯美國勢力介入。

【利用不實的圖片污衊中國政府】

一個坦克人嘗試阻擋約18輛59式坦克車隊行進，儘管領頭的坦克駕駛幾度試圖轉向繞過，但是仍然遭到攔阻而不得前進。該名男子還爬上坦克砲塔，阻擋坦克隊伍繼續前行，在僵持之際，一名騎單車的男子前來勸說，最後他才被幾名身穿藍色衣服人士帶離現場，事實上坦克人王維林已經安全離開。但是歐美港台媒體口徑一致，神秘坦克人Welin Wang 被坦克當場輾斃，成為悲劇英雄。

歐美港台媒體口徑一致渲染解放軍北京屠城，數萬人被殺，渲染北京大小醫院傷患屍體堆積如山，學生領袖王丹被解放軍刺殺，傷重不治。

【中國政府鎮壓暴亂恢復社會秩序】

這時政府認為這是裡通外國，顛覆國家的暴亂，鄧小平決心動用軍隊、武警、警察鎮壓學生暴亂，恢復社會秩序。

在暴亂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兩個月以後，1989年6月3日晚間起，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装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執行六四清場，對示威集會進行的武力清場行動。

天安門事件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及警察有數百人被害，5,000多人負傷。非軍人有3,000多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學生、醫護人員及群眾。海外報導的死亡人數造謠誇大，美國白宮報導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誇大污衊，製造仇恨。

【黃雀行動協助暴亂的學生領袖逃離中國】

中國政府通緝以王丹、柴玲、吾爾開希、劉剛、周鋒鎖、李錄，熊焱，封從德、張伯笠等為首的21名要犯，這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有的被捕，有的早已通過 CIA的特殊安排逃離中國，逃往美國、法國。其中張伯笠逃往蘇聯，蘇聯表示不願涉入天安門暴亂，讓張伯笠自行回到中國。

美國中情局在香港及中國的特殊管道，以司徒華為首，包括人權人士、西方外交官、商人、走私份子和香港幫會等不同背景之人士超過400人，秘密啟動黃雀行動，從大陸及香港各地秘密掩護在天安門事件中遭到中國政府通緝的的學生領袖逃離中國，前往美國、法國等其他西方國家。

【學運份子逃離中國繼續反華詆毀中國】

柴玲和丈夫封從德先逃到法國，離婚後去美國哈佛大學唸書，取得MBA，與美國人Robert Martin共同創辦一家電腦公司Jenzabar, Inc，擔任總裁，兩人後於2001年結婚。2009年柴玲成為基督徒，並成立“女童之聲”（All Girls Allowed），爭取維護中國婦女兒童的生命和權益。柴玲在美國攻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稱自己曾被迫墮胎四次。

吾爾開希在美國進入哈佛大學無法畢業，最後和一個台灣留學生陳慧玲結婚，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定居臺灣，偶而會在台灣的電視台以名嘴出現，表達對中國酸裡巴幾的攻擊。

王丹在中國被捕，1998年後流亡至美国，進入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博士學位。經常發表反華的言論，從陳水扁的機要費貪污案中發現當時台灣政府每年撥給王丹10萬美元，支持他的反華言論。2010年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客座專家，2015年受聘於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擔任客座助理教授，2014年參與太陽花學運，依附台獨民進黨。2017年失去教職，離開台灣，返回美國。

【天安門暴亂嚴重損傷中國】

除了多數中東及非洲國家表示同情或者支持中國，國際社會對此事件普遍表示譴責，引發了嚴重的國際制裁，停止投資中國，只剩日本繼續投資中國。天安門暴亂也造成政治轉向收緊，放緩了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影響長達三年，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提速，嚴重損傷中國的經濟改革發展。

如果天安門事件成功，中國陷入四分五裂，就如李登輝說的中國八大塊，這是美國港台計劃中的得逞地圖：

【港台繼續追念天安門事件噁心中國】

1989年天安門事件過後，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提改革開放，中國才從創傷中走回經濟發展的正軌，2001年中國加入WTO，擴展了中國對全球的經貿發展，中國國力隨著經濟發展如虎添翼，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就空前。但是在台灣、香港，兩地政府繼續資助海外民運人士進行反中反共的勾當，醜化中國。

台灣的馬英九政府口口聲聲天安門事件必須平反，兩岸才能和平談判，2014年6月4日晚上，台北自由廣場舉辦了主題為「路過天安門，人人坦克人」，以一個虛擬的坦克人烈士，舉行六四25週年紀念晚會。2016年後民進黨執政，去中國化日盛，紀念六四天安門就匿跡了。

這時全世界唯獨香港年年纪念六四天安門，2019年是六四天安門三十週年，為配合反送中運動，參與人士佔滿維園六個足球場及草地，估計有10多萬人。不過警方公佈的數字僅為3.7萬，一直到2020年，香港警方因新冠疫情發佈限聚令，仍有數百市民不理會禁制令，聚集叫囂「香港人建國」、「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並高唱「願榮光歸香港」，事後黎智英和何俊仁等13人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抗議鬧事。這些香港人無非是假藉紀念六四天安門，不斷的鬧事，為西方製造干預中國內政的藉口，年年噁心中國。

【中國政府公佈更多暴力破壞的事實真像】

今年中國政府公佈更多暴力破壞的事實真像，明確定位天安門事件是裡通外國，企圖顛覆國家的暴亂。

根據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的6萬多公務員必須和其他國家一樣，簽署效忠國家的切結書，其中有2000多人拒絕簽名，立即遭到去職處理。同時香港中小學必須開始使用中國標準教科書，香港的6萬多老師，有2000多人拒絕接受中國標準教科書，立即遭到去職處理。

世界各國的敵佔區或殖民地，收回後都應該進行社會清洗，徹底終結殖民地情結，處罰勾串敵國的奸細，二戰後大陸的淪陷區、偽滿州國、韓國、菲律賓莫不如此，所以沒有殖民地情結的問題。

唯獨蔣介石到了台灣，只顧反攻大陸，不做社會清洗，使得日本皇民在台灣繼續坐大，成為反中反華的毒瘤。唯獨香港回歸後，只顧兩制，忘了一國，使得英國順民在香港繼續坐大，成為反中反華的毒瘤。今後《香港國安法》必須徹底執行，社會清洗，亡羊補牢猶未遲也，終結香港反中反華的殖民地情結，在中國的土地上不再容許勾串外國勢力的漢奸。

2021年，香港執行《香港國安法》，勾串外國勢力的反中反華份子，黎智英、黃之鋒、林朗彥、周庭，紛紛入獄，六四紀念活動禁止舉行。香港政府在六月一日拘捕了六四紀念活動的律師鄒幸彤及主辦人李卓人等6人，2021年香港沒有六四紀念活動。從此這場以反中反華為目的，不斷的鬧事，為西方製造干預中國內政的藉口，年年噁心中國的六四紀念活動終於曲終人散。

朱敬一是經濟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並曾擔任不少政府高職。2021年1月20日，他在上報和yahoo！新聞同時發表《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文中點名批評另一位中研院院士、政治學者朱雲漢在為中共搽脂抹粉，形成令人矚目的院士交鋒。

朱敬一院士在經濟學方面的能力和貢獻令人欽佩，但是他這篇文章卻多基於個人的意識形態和成見，而缺乏學術的客觀和嚴謹。

朱敬一院士的意識形態和成見清楚呈現在：『民主國家隔離防疫，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但是中國的防疫，是為了「維穩」。所謂「維穩」，又是一個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其實是維持統治者權力、利益的穩定。』

同樣要防疫，朱院士認為，民主國家的居心是好的，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中國防疫的居心則是壞的，是維持統治者的權力、利益。這樣說有何公正性、客觀性？誰能看透政治人物的內心？政治人物都自稱要提升人民福祉，但也想要維持自己的權力、利益，不是嗎？評斷政治應該看政策內容和執行成效，而不是任意揣度其居心。朱院士不可能不了解這點，只是意識形態和成見太深所致啊。

中國大陸最先使用「維穩」一詞，「維穩」於是被反共反中者汚名化。「維穩」是維持社會穩定。哪個國家不想維持社會穩定？尤其疫情使很多國家都人心惶惶，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此時「維穩」當然有益於人民福祉，怎會是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鍊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

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政策是好是壞，各人觀點可能不同，但是要說多少人死於這些政策根本是無稽之談。除了極少數人被政府處決，或許可歸於政府政策，絕大多數人的死亡都不可能被判定及記錄是否歸因於政府政策，這樣如何能統計出多少人死於政府政策？朱敬一院士隨意指控中共政策造成至少六千萬人民的死亡，只顯示他的意識形態和成見。

其實這三十年間，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大幅提升到接近67歲(如下圖，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因此朱院士的指控更是令人難以相信啊。

中國的效率勝過歐美，而防疫更遠勝歐美。朱敬一院士不得不承認這點，但是堅持效率不重要：『一個組織架構除了「效率」面，還有本質面、目的面等更基本的問題要關照。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所說，「要不要為經濟政策效率而犧牲自由」是個錯誤的問題，因為「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幫助人民實踐自由」；實踐自由是目的，發展經濟其實是手段。』

朱敬一院士的說法真是強辭奪理、不知民間疾苦。像印度那樣貧窮又沒效率的國家，人民(除了少數富人)有何自由可言？2019年，中國國內旅遊人數達60億人次，而入出境旅遊總人數達3億人次，中國人不自由嗎？中國人所擁有的自由與歐美或許有些差異，但是差異實在並不大。

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在八十年代末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資本陣營」已獲得勝利，而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然而2014年，福山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對其先前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上「國家治理能力」。「國家治理能力」或「效率」怎會不重要？朱院士基於意識形態，就是要貶低中共而已。

朱敬一院士是優秀的學者，面對學術問題時他無疑是客觀理性的，然而面對對岸政治時他就被意識形態所左右，與一些偏激反共的網民無異啊！中共執政多年，不可能沒有缺失，不是不能批評，但是批評要公道，不應基於意識形態和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