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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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杜正勝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專長於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社會史。他去年出版《中國是怎麼形成的》（[1]），大部份內容是基於古代歷史，最後歸結到今日中國。書中提到的歷史事實是客觀無疑的，但是對歷史事實的解讀卻是主觀偏頗的。台獨反中者總把歷史中國解讀為惡質的，然後加諸今日中國！

書中把過去一萬年的中國歷史分為三期，原始社會、城邦時代、編戶齊民，大致對應到上古多元文化期、五帝三代封建期、秦朝開始的朝代郡縣期。這樣的分期應屬合理，掌握了主要的社會狀況，但是當然有少數例外，譬如在編戶齊民期，有些新獲得的領土可能尚未（或許不適合）實施戶籍制度。

在編戶齊民期，作者強調，實施編戶齊民的地區才算是中國的領土，未實施編戶齊民的地區只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雖然古代國家的掌控力不比現代，國家的疆域較難清楚界定，作者卻是刻意限縮古代中國的疆域。若照作者的說法，歐洲國家在近代以前幾乎都未編戶齊民，就都沒有領土了！

中國的形成當然與異民族的中國化或漢化很有關。書中強調：「中國政權的本質，力所及之地就要征服，要治理，還要改造（成為中國人）。」卻不提異民族的大規模漢化更發生在異民族統治（部份）中國地區的時候，包括周朝時中國地區有很多異民族的邦國、五胡亂華和南北朝的286年、五代十國的54年、金朝和元朝的242年、清朝的268年。大部份時間，中國的武力都比不上北方的遊牧民族，「征服、治理、改造」實在說不上是中國政權的本質。

書中完全不提相當明顯的事實：始於西周初期（約公元前一千年）的儒家思想是形成龐大中國的主要原因，因為儒家思想幾乎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基督教也有普世性，卻晚了約一千年），又有益於社會穩定和和諧。當時中國周邊的異民族多半沒有文字，即使有也很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因此逐漸融入漢族或中國人。（參見《商、周交替，文明躍進》《中國自古主張同化異族，何錯之有？》）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大多為了利於統治也自稱黃帝的後裔），有助於其融合成為中國人。作者指控，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的說法是神話式的虛構。筆者同意作者的指控，但要補充，這是非常善意和智慧的虛構，使得不同的民族間少了很多歧視和對抗，而勝利者也會比較善待失敗者。

書中以很多篇幅介紹中國的「天下中心、天朝上國、四夷來朝」心態和作風，並批評其為虛榮心而無益國家。筆者同意作者的批評，但否定他把這心態和作風加諸現代中國。現代中國協助很多國家發展基礎建設，如一帶一路，都對双方的實際經濟有益（雖然偶有損失），而絕非中國浪擲虛榮心也。

杜院士很有學問，但可惜他台獨反中的意識形態歪曲了他的中國觀！

[1] 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一卷文化，2023。

選舉民主被美歐推崇為普世價值，民主化於是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而這類研究的結論幾乎都是，威權國家應該轉向選舉民主（否則研究恐怕無法發表）。《從經濟發展到民主》（[1]）又是這樣的研究報告，探討一些亞洲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選擇和歷程。

不同於傳統的觀念：比較富裕的國家通常也會比較民主，或威權國家因恐懼迫在眉睫的人民暴動起義而轉向民主，書中主張，威權國家一般是憑藉實力轉向選舉民主，實力包括執政團隊的組織能力、過去的施政表現等等；威權執政者有實力，因此有穩定信心和勝利信心，前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國家仍能穩定發展，後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執政團隊能夠在選舉獲勝而繼續執政；執政者一般是在實力已過顛峰而仍相當強大時轉向民主；執政者可以接收四類訊號，藉以研判本身的實力及是否轉向民主：選舉訊號、抗爭訊號、經濟訊號、地緣政治訊號。

書中觀察了12個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歷史，分為4個群聚：
日本、臺灣、南韓（國家主義群聚）憑藉強大實力成功轉向民主。
印尼、泰國、緬甸（軍國主義群聚）憑藉實力轉向民主，印尼勉強成功，泰國、緬甸不成功，而回歸威權統治。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前英國殖民地群聚）迴避民主。雖有選舉，但執政者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被作者視為不民主。
中國、越南、柬埔寨（社會主義群聚）迴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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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國家可能轉向選舉民主，選舉民主國家也可能轉向威權。一個執政者很可能隨時都在考慮要趨向民主多一點或趨向威權多一點，因此書中的理論架構是合理的，只是太偏重由威權轉向民主，而較忽略由民主轉向威權。其實本世紀以來，由民主趨向威權的國家多於由威權趨向民主的國家（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如臺灣的賴政府也愈趨威權。

學術研究應該客觀中立，但作者顯然非常偏愛選舉民主而反對威權體制。譬如：他把前英國殖民地群聚稱為「痛苦的威權主義」，新加坡、香港都擁有極高的人均GDP，而馬來西亞的人均GDP也居於世界各國的前1/3，怎能稱為「痛苦」？雖然書中承認選舉民主的脆弱性，最後的結語卻是「民主轉型的歷程愈早開始，路途會愈平順。」

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包括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民主或許是普世價值，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施政要遵從主流民意，未必非要選舉不可。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都有可能遵從主流民意來施政，而實現民主的理想，因此威權國家未必非要轉向選舉民主不可。過去的四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和治理優於幾乎所有的選舉民主國家，因此更沒必要轉向選舉民主。

[1] Dan Slater ,  Joseph Wong（黃一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2024。（From Development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Asia, 2022）

大陸現在幾個大城市，的確都出現冬季的流感，這其實每一年都會有。

今年冬天比去年明顯要冷，比如說長江流域的幾個城市，去年都是到1月中旬之後才開始飄雪，今年12月中就飄雪，提早了快一個月。但是現在看到「三明治」這些偉大的媒體，講的好像又是新一波的瘟疫一樣，馬上就會民不聊生，甚至於世界大亂，就覺得有點無言。

要記住一件事：大陸很大，大陸很大，大陸真的很大，跟台灣灣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北京、上海、武漢、杭州等等幾個大城市的確流感非常嚴重，但是在廣西這邊基本上就沒什麼感覺，因為沒有那麼冷，早上大概八度，到了中午就升到18度。廣州也是一個超大城市，但是也沒有明顯的流感疫情出現，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氣候不一樣。所以在北京可能流行的傳染病，到了廣州就不一定。

台灣人現在不學中國地理，這也就算了，但是怎麼連基本的空間與距離概念都沒有了？也對大陸的風土氣候上的南北差異，完完全全沒有任何的理解？流行性感冒這一類的傳染病，基本上跟風土氣候是很有關係的。筆者可以告訴各位，很多台灣人到了廣西這裡之後常常會皮膚出現濕疹的症狀，雖然不會要命，但是在夏天的時候常常覺得非常難受，抓破了也有可能造成感染，但是這個狀況在其他地方就不會出現。何故？就是因為這裡的水土氣候所造成的。

當然，上次新冠肺炎這樣的傳染病是百年難得一見，所以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外。但是例外終歸是例外，不需要這樣莫名其妙的恐慌，或者自己製造恐慌。人，終究是必須要有腦子的。

看到民視報導說，大陸流感死亡率到60%，就覺得很吐血。連新冠肺炎最嚴重的時候死亡率也只有千分之三，現在這樣的一場流感會死亡率60%，真是胡說八道，製造恐慌！抹黑大陸，不遺餘力！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快3年，以色列攻打巴勒斯坦已1年多，又加上攻打黎巴嫩真主黨，而敘利亞內戰最近意外的急遽翻轉，世界真是紛亂不堪。川普上台，或許能夠逐漸制止一些熱戰，但是高關稅經貿戰必定加重，多半比熱戰影響更多國家，因此世界勢必繼續紛亂。在此亂世，各國都不會很好過，但有些國家會更不利（在此僅考慮美、中、歐盟三大經濟體）。

先看美國，世界紛亂的發動者。川普雖然常說謊，他的施政大方向是清楚、合理的，即：
1. 減少國外的消耗，如減少援外、要求盟國分攤較多駐軍費用等；
2. 以降低企業稅負，促進國內經濟；
3. 以提高關稅，增加國庫收入，並促使產業回流美國。
提高關稅本身無法提高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未必能使產業回流美國，而且產業回流需要時間，企業會擔心高關稅的保護政策能否持續。
提高關稅難免會產生通貨膨脹，雖然降低企業稅負可以抵消一部份。
美國两黨對抗、非法移民問題難解、高達36兆美元的國債，難免拖累經濟。
綜合而言，美國的經濟不會太差也不會多好，但是它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盟國和全球的利益，恐怕會讓盟國逐漸離心離德（參見《可預見的川普施政及影響》）。

川普將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再加關稅，不過美國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始於2018年，已經打了6年多，邊際效益勢必遞減（譬如受到最沈重打擊的華為公司已恢復增長），因為中國已有準備，其出口已逐漸分散，對美國的輸出在GDP中的占比已減少。此外，即使美國完全阻止中國電動車的進口，中國電動車仍在世界大行其道。
中國大陸的主要問題在於內需不足，肇因於房地產業崩盤、地方債務龐大和外資大量撤出，而三者又互相加強。不過，約两月前，中國中央政府推出了龐大財政計畫，去化債務（參見《大陸推出龐大財政計畫，經濟將如何？》），已促使二手房市場和國內消費逐漸回溫。中國經濟雖然還不會大幅反彈回升，已經度過最壞的時刻。

世界紛亂，最不利的是歐盟。烏克蘭屬於歐洲，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屬於中東，都鄰近歐盟國家，這些地方的戰火自然對歐盟造成損害，包括：戰火導致難民流入歐盟國家、歐盟需負擔部份的烏克蘭軍經費用、歐盟國家的能源成本高漲、歐盟經貿制裁俄羅斯也損害本身的經濟、民粹和極端的政黨崛起增加政治困難等。這些導致歐盟國家近年通膨高、利率高，而（去除通膨的）實質GDP是負增長。（美國也通膨高、利率高，但因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需求強烈，美國的高通膨、高利率較少損害其經濟。）世界繼續紛亂，歐盟看來還會繼續走下坡，相對於美、中，而領頭的德、法尤其欲振乏力、政局不穩。

第15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珠海航展）上個月12-17日在珠海舉行，吸引將近59萬人參觀，在6天的展覽中，共有來自47個國家和地區的1022家企業參展，其中當然最突顯中國在航空航天和國防領域的尖端技術和最新成果。

珠海航展每兩年舉行一次，這一屆是多年以來最盛大的。筆者相信，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的航空航天技術已經接近世界頂峰，可以向國人交待，也可以讓國人驕傲了；也因為中國開始積極開發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

中國當然已經外銷一些武器裝備，但是並不積極，絕不像美國把軍工業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國目前大多生產技術低、利潤低的消費商品，很需要產業升級，轉向生產技術高、利潤高的產品，而先進的武器裝備就屬於這類高級產品，因此中國開發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將對其經濟頗有裨益。不僅如此，先進武器裝備的開發成本高昂，是國家的不小負擔，將其銷售到國際市場而獲得收益，才能彌補投入的開發成本。其實軍用技術與民用技術時常是相關的，開發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也有助於擴大民用技術的市場。

中、美都在發展先進的武器裝備。美國有一優勢，它一直在參與戰爭，並運用它所發展的武器裝備於真實的戰場，因此能夠憑藉實戰經驗改良其武器裝備。中國卻多年不曾參與戰爭，使得它所發展的武器裝備缺少實戰的測試，因此中國特別需要外銷其武器裝備，以增加多方面的測試和實戰經驗。

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的大賣家一向主要是美國和俄羅斯，尤其前者。最近3年，美、俄的武器裝備大量耗損於俄烏戰場，使它們幾乎來不及補充，自然更無法顧及其他國家的需求，因此正是中國開發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的好時機。由這次珠海航展的盛大，中國似乎有掌握住這好時機。

武器裝備的銷售常與政治有關，譬如富裕國家多與美國交好，大多寧願買美國貨，而不願買功能相似、價格較低的中國貨。這是中國開發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的不利因素。所幸近年富裕國家之外的國家的經濟狀況漸有改善，逐漸有財力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中國不妨以鄉村包圍都市的方式，逐步進入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

銷售武器裝備可能不利於世界和平，但是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一向很大。假使中國不積極進入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就是美國壟斷這市場，有時甚至為了銷售武器裝備而挑起戰爭。中國銷售武器裝備的底線應該是，絕不為了銷售武器裝備而挑起戰爭。

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漁業大國，包括遠海洋捕撈、近海養殖、漁池養殖，
這是目前世界十大漁業大國，第二名到第十名加總也少於中國：
中國 81,500,000
印尼 23,200,000
印度 13,800,000
越南 6,420,471
美國 5,375,386
俄羅斯 4,947,253
日本 4,343,257
菲律賓 4,228,906
秘魯 3,911,898
孟加拉 3,878,324

但是中國想把近海養殖、漁池養殖推廣到遠洋漁業養殖，有這些好處：
1）節省國土，遠洋漁業養殖在10萬噸的養殖船上操作，養殖船在公海航行不佔用國土。
2）養殖船可以隨著氣候，選擇最適合養殖漁類的氣候，包括最好的溫度、陽光，可以移動選擇，比近海養殖、漁池養殖方便。
3）養殖船可以隨時更換最佳最新鮮的海水，比近海養殖、漁池養殖方便。
缺點是10萬噸的養殖船是航空母艦的價錢，遠洋漁業養殖複雜的管理經營需要高度的水準和經驗，普通國家想都不要想。

中國真是太厲害啦。

歷史不會重演，但是會押韻。

當年大清與日本是同一時間開始軍事現代化。1876年公費派遣到英國學習海軍，1880年代開始真正組建新式海軍，到歐洲買船、買槍砲、建立港口、船塢，海軍學校，連艦隊上面都一律使用英語發號司令。兩國都是歐洲的學生，都是大英艦隊的山寨版。但是甲午戰爭，中日的艦隊在黃海決戰，大清北洋海軍的虛有其表、腐敗不堪的實質在戰場上暴露無遺，就算還是有官兵作戰拼命，還是被日本打了個5比0，最後更是在威海全軍覆沒。日本海軍之後獲得甲午賠款又大肆擴充，1905又將世界排名第4的俄羅斯海軍打了個全滅，成為世界海軍強權。

1992年日本足球J聯盟開始試營運，隔年中國的職業足球甲A聯賽開踢。兩國又是同一時間開始以歐洲為師，發展自己的職業俱樂部聯賽。結果，10幾年後日本的足球虎虎生風，在世界盃開始屢屢擊潰歐洲勁旅，2022年世界盃，先大敗德國，又擊破西班牙，公認為世界足球列強；在亞洲更是所向無敵，連更早搞職業聯賽的韓國都承認不敵。今年日本先以7比0在主場全力出擊大破中國，不久前又在客場以3比1輕鬆獲勝。而中國足球則每況愈下，年年舞弊，從上到下腐敗墮落，醜聞不斷。

何以如此？簡單說，日本學的是全套，包括教育、訓練、球場，最重要的是那一套運作的文化，也就是海軍的作風以及足球場上的榮譽精神。背後支撐的是主事者奉獻無私的心，為了百年大計而努力。中國，常常只學個半套，基本上就是交差了事的官僚作風，該買的買了，該找的人找了，接著想的就是如何搞錢、搞好處、搞女人，然後就是收買、舞弊，每下愈況，弄到幾乎無可救藥。1990年職業化之前，中國世界排名40多名，而搞了30多年職業的結果是目前掉到了91名。

管理是成績的關鍵，而管理的關鍵則是信仰與文化。這，是任何項目走向現代化成敗的原因。若官場（管理者）的文化不變，那麼再多的軟硬體加持，也都是無效的。百年滄桑，海軍與足球，都印證了這一點。

Fareed Zakaria是媒體人、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暢銷書作家。他今年出版《Age of Revolutions》，立刻被翻譯成中文書《革命的年代》（[1]）在台灣發行。不過筆者讀後，卻覺得相當失望。

書中所謂的革命，不限於對政權的革命，也涵蓋經濟、科技、地緣政治等各方面的大變動。自17世紀至今，世界上發生許多革命，因此被稱為革命年代。書的內容分為兩部份，過去的革命和現在的革命，各占約一半的篇幅。
過去的革命包含荷蘭建立共和國、英格蘭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和美國的工業化。
現在的革命包含全球化、資訊科技、身分認同與地緣政治等四方面。

藉由回顧過去的革命，書中強調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對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人權、個人自主和世界現代化的貢獻和成功。由過去和現在的革命，作者「看到兩條相互競爭的情節線。其一是自由主義，它代表的是進步、成長、混亂，支持以革命引領進步的觀點；其二則是非自由主義，它代表的是退步、限制、懷舊，支持以革命返回舊秩序的觀點。」即進步和反彈總是同時存在而互相對抗的，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這不僅出現在自由主義 vs 非自由主義，也出現在自由主義內的進步派 vs 保守派。

作者是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的擁護者，雖然承認自由民主制度面臨不少挑戰和困難，他樂觀地認定，只要大家對其保持信心，自由民主制度仍能像過去的革命時一樣成功。他的主要建議是，自由主義內的進步派和保守派應該各退一步，要能實行及接受比較漸進式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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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世界的變動很大，可被視為許多革命，作者的這觀點值得肯定但不算新穎。社會主義與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雖不算非常成功但影響很大，書中幾乎忽略這部份，顯然因為作者袒護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單獨強調其對近代以來世界的貢獻。

書中雖然承認，美國不再是主導世界的單一強權，而現今是多極發展的國際局勢，作者仍對美歐「自我感覺良好」「自以為是」。 譬如：
作者看衰俄羅斯，但美歐大力軍經援助烏克蘭，並經濟制裁俄羅斯，卻打不贏俄烏戰爭，甚至落於下風。
貧富差距大是美國的嚴重問題，造成治安不佳、都市裡遊民多，書中卻著墨不多，僅在討論全球化時稍提及，沒有解決這問題的方案。
作者承認：「自由主義…能將人們從專斷束縛中釋放，但它的弱點是，當舊結構崩潰時無法填補空虛」，造成不同的身分認同，形同文化戰爭。中、俄各自強調其傳統文化，避免人心空虛和文化內戰，正是對自由主義的解方，作者卻予以否定。

[1] Fareed Zakaria《革命的年代：從十七世紀至今的全球化、科技化、地緣政治的衝擊》天下文化，2024。（Age of Revolutions : Progress and Backlash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 2024）

香港47人宣判，基本上也等於宣告2014年香港佔領中環運動開始，整整10年的抗爭、動盪，到此宣告結束，也等於宣告1997年開始的「一國兩制」也逐漸走向終結。《香港國安法》凌駕在《香港基本法》之上，已然確認。

過去筆者也說過，香港在英治時代表面上是法治社會，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聯合體。殖民地官僚、商人、黑社會、以及各種灰白難分的團體實際上統治香港，港英政府高高在上，但實際上在日常事務上不太插手，任其發展，以華制華。這使得，香港的確獲得了社會發展的活力，以及各種創造力，但也讓香港的社會結構更加不合理，階級對立日趨嚴重。對中共統治不滿的固然不少，對上述這種畸形的社會結構感到憤怒的也大有人在，這就是香港矛盾之所在。

這種結構看一件事就知道了：百分之80的人都擠在狹小的港島，而佔整個大香港的7成以上的新界、大嶼山等卻基本上低度或者不開發。香港人窩居的痛苦，明明可以紓解，卻雷打不動，可以想像是誰造成的嗎？那些地產大老，要負最大責任。這種結構，必須要改變。

「一國兩制」的走向結束，對北京而言確實是一個大勝利，但實際上卻是對其政治承諾與國際形象的大傷。若1984《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那請問《中美三公報》是否也是歷史文件？「一國兩制」是中共過去十分自豪的政治設計，用這套方法套用在香港、澳門，未來可以順勢解決台灣問題。現在香港的結局，讓其40多年來的宣傳付諸東流，無法自圓其說。

我們都希望香港永遠繁榮，但是今日這個結局到底是東方之珠黯淡的開始，還是一個新局面的來臨？時間來證明吧。每次筆者看著羅湖以及九龍西站日益增加到深圳消費的香港人，或許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