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日人稱沖繩，是一群島。

已經退位的明仁天皇，在擔任太子的時期，曾經在美國片面將琉球主權歸還日本後，到琉球弔祭二戰時的犧牲者，明仁遭到琉球居民的抗議，甚至丟擲莫洛托夫雞尾酒。

琉球人的憤怒，不完全是主張獨立，而是對於日本發動戰爭，將琉球帶進了如地獄般的毀滅境地，表達了深沉的憤怒與悲痛。
當時的昭和天皇是發動戰爭的主犯，但在同盟國政治考慮下，沒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可是昭和天皇自知理虧，不敢去琉球，指派了明仁太子去，太子就成了代罪羔羊。

美國為了其自身的戰略利益，長期占領琉球，即使舊金山和約完成了，仍然不肯歸還琉球給日本，到了尼克森總統時期，才經過談判歸還，希望交換日本在紡織品出口問題上讓步。

美國在琉球有龐大駐軍，還有儲存大量核彈頭，日本本土因為反核政策，不允許儲放核武，琉球也是美國侵略越南的重要基地。
美國長期駐軍琉球，提供許多當地人的工作機會，幫傭、洗衣服、打雜，但美軍素質差，經常酒後駕車撞死人，或者強暴琉球民女，搶劫偷竊時有所聞，這對琉球人根本就不是新聞。

琉球人多年來都是反對美軍駐軍，這種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來挑撥，這是琉球人長久以來的態度，而且也的確是無可退讓的堅持，這也是日本政府為何要跟美國談判，要把基地遷移。

西方媒體總是用自以為是的觀點評論其他國家的問題，譬如英國媒體說北京試圖透過宣傳滲透琉球。其實是美軍過去戰爭期間在琉球造成的傷害，以及後來駐軍多年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造成了琉球人不滿美軍，這早發生在北京加強宣傳力道之前。若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北京想要造謠也不可能，琉球人幾代人都是這樣對過去的歷史悲痛傳遞下來。

更何況，美國極力拉攏日本，施壓日本增加軍事支出，分擔美軍在亞洲的防務壓力，這些做法都會帶來琉球的負面影響。一旦戰爭發生，第一個倒楣的，就是琉球，而不是日本本土。

琉球本來就不太信任日本政府，不然你看選出來的琉球知事，有哪一個是日本政府喜歡的人？他們也不是親中，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與生存，因為過去的戰爭教訓告訴他們，日本是刻意犧牲他們，保全了本土，他們才不要當野心政客的棋子。

琉球人有這樣的自覺，同樣被人當棋子的台灣，會有這樣的自覺嗎？還是跟著吹笛人，一起跳進大海呢？

我是外省第二代，從小就聽父母講抗戰時的經歷，不過這幾十年，台灣已經愈來愈少提到抗戰。《正義之戰》（[1]）是台灣少見的討論抗日戰爭的書，不強調戰爭的過程，主要講述中國大陸在戰後對抗戰歷史的態度和作為，也及於外國對中國抗戰的看法。兩岸和西方對中國抗戰的看法各不相同，並隨時間和政治而改變，令人感慨。

現在的世界秩序是二次大戰後期，戰勝國美國、英國、蘇聯/俄羅斯，尤其美國，共同協商決定的，因此二戰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義之戰，成為國際的共識，而戰勝國在戰爭中的貢獻具有正義和道德的光環。

大概由於美國的霸權和廣泛宣傳（例如拍了不少電影），西方人普遍認為，二次大戰的亞洲部份主要是美日的太平洋海戰，而幾乎完全忽略中國戰場的艱苦抗日戰爭。這從作者2013年出版的《 Forgotten Ally（被遺忘的盟友）》（[2]）的書名可見一斑。中國的貢獻被忽略，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在抗戰後迅速的失敗，也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貧弱，以及後來在意識形態不同和中美競爭下，美國不願提高中共的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幾乎完全關注於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因此完全忽略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意義。1980年代，在胡喬木的推動下，中共轉變為鼓勵研究抗日戰爭的歷史，開始肯定國民黨將士對抗戰的貢獻，並且建立了在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983年開始籌備，1985年落成）和在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1984年開始籌備，1987年落成），但是到1987年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開放的氛圍轉為比較謹慎。

1990年代以來，大陸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逐漸升溫，還出版了一本專注於這主題的新期刊《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創刊），「一邊收錄抗戰研究文獻，一邊以學術方式幫黨國當時高舉的民族主義背書」。21世紀之後，抗戰研究不僅肯定國軍對抗戰的貢獻，也可以探討過去的禁忌人物蔣介石的功過，給予一些正面評價。習近平主政後也很重視抗戰研究，既向國際展現中國在二戰的貢獻，以獲得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也推動兩岸合作研究抗戰，以利於兩岸融合。

台灣對抗戰研究一向持開放態度，但並不鼓勵。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時期雖有一些紀念抗戰的活動但是絕不張揚，以避免日本的抗議及損害「聯日反共」國策。等到政黨輪替之後，抗戰的歷史和紀念就更逐漸消聲匿跡於媒體和中學教材，而成為綠營「去中國化」的一部份，有些綠營人士甚至痛心於抗日戰爭使台灣回歸中華民國！

作者對台灣友善而對中共則否，大約是西方人的普遍心態。未來大約會是西方人一起紀念二戰而中俄一起紀念二戰的两個世界！

[1] 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天下文化，2023。（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2020）

[2] Rana Mitter《被遺忘的盟友》天下文化 ，2021。（ Forgotten Ally: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2013）

國家與企業的成長仰賴領導者的眼光和心態，經營心態讓中國成長與壯大，管理心態讓美國與台灣走入沒落，且看數據：
「財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2024年前十個月的出口年增率，電子及資通產品為19.6%，紡織品0.9%，礦產品-7,8%，至於塑橡膠及製品，化學品，基本金屬及製品，機械等全都是負數，因此出口大好，股市上升，產業卻是冷清。」
這裡有三個結論：「股市上升，出口大好，傳產帶衰」，朋友們認為這是什麼評論？

因為電子及資通產品出口成長19.6%，所以出口大好？若問這出口成長是哪幾家帶動的，或許會發現並非全體一片，那怎能是出口大好呢？
股市上升，除了交易稅增收，外幣撈走多少好處？外匯及台幣貶值虧損多少？
傳產一片衰退，領導者包括政府的無能佔重要因素，政府盲從美國抵禦中國，美其名為抗中保台，一方面將產品銷往中國，一方面抵制進口中國產品，不但助長劣貨走私敗壞形象，還抹殺了互惠互利，經營與管理心態對比，見證智愚。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的汽車正由燃油轉向電動，美國特斯拉是典型大廠，卻有75%供應商出自台灣，其電動車馬達是台灣富田電機做的，所以運輸工具業負14.6%的出口成長敗在哪裡？況且，全球第一大自行車品牌是台灣捷安特，第二大是台灣美利達，也影響負成長？

其實大陸電動車已後來居上，產量、生產成本、售價與市場已超越特斯拉，美國是世界汽車最大市場，因為資本主義不使電動車取代燃油汽車及油品，致使電動車難暢銷，美國人抗拒潮流怎能領導世界？

假如兩岸合作電動車，全面配置充電站，增產馬達，大力發展周邊事業，這將帶來多大生意給多少人就業機會？台灣大力發展太陽能光電，大陸是世界製造及使用光電最多地區，沒合作發展談綠電只為淘金。再看大陸有那麼多先進科技，我們不知引進反跟著美國抵制，這算哪門子智慧？

想來想去都是政府之過，它只顧做美國走狗或殖民地，破壞投資環境和產業發展，怎能領導企業和經濟成長，國家資金只短期用於操作金融，不投資改善現狀和發展，執政盡的是什麼責任？

很多美國人換到《小紅書》之後，開始質疑過去他們腦海中的中國印象，實際上都是被西方媒體所灌輸，或者加以扭曲。其實，西方媒體的扭曲固然是有，但是這些老美過去所擁有的中國印象也不完全是錯的，只是被一定程度的誇張，或者說被刻意放大了。

其實，大概從宋代之後，中國各地的多元發展格局就更顯突出。長三角地區，因為手工業發達，物產豐富，人文薈萃，再加上與世界市場連結，所以基本上一枝獨秀，逐漸拉開了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明朝中晚期之後，珠江三角洲的經濟也日趨繁榮，在清代成為與世界接軌的門戶，同樣領先其他地區。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沿海各地逐漸門戶打開，各個港口、租界，都有大量的外國資本進入，跟廣大的內地的差距也就越來越大。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也是率先從珠三角地區開始，後來再擴大到長三角以及其他沿海各地，而這種南北差距的存在到今天還非常明顯。

所以，在廣大的中國之內的各個區域都有不一樣的面貌，其中包括經濟、產業、社會、民族、宗教信仰、教育文化等等不同面向。所以您Google一下就知道，輸入關鍵字：上海的街道、甘肅的農村、福建的山區、桂林的山水、東北的工廠…通通都可以看到各種風景。一個中國，幾個世界。所以，你可以說一個貧困落後的寧夏農村就是中國，你也可以指光彩動人的大上海就是中國，而這就是一個廣大的國家會呈現出來的差距。美國，又何嘗不是這樣？紐約街道與五大湖鐵鏽帶衰弱的小鎮，不也是非常大的差距？

故你可以拿中國的任何印象，然後告訴別人說：這就是中國。觀察的距離不同，形成的刻板印象當然也就不同；你被餵食的資訊不同，在你腦海中所形成的觀感也就不同。這些老美過去被餵食的資訊，大部分都是來自於主流媒體，比如說CNN、BBC，當然也就會形成這樣的印象。這些主流媒體，主要就是用片面的資訊來取代整體的概念，才會讓今天這些美國人這麼驚訝。

網路媒體的威力就在這裡，它給了我們比較大的選擇空間，資訊的屏蔽比較不容易。但是，這也告訴我們：對於資訊的選取，如果有任何的錯誤，那麼自己就要負責。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杜正勝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專長於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社會史。他去年出版《中國是怎麼形成的》（[1]），大部份內容是基於古代歷史，最後歸結到今日中國。書中提到的歷史事實是客觀無疑的，但是對歷史事實的解讀卻是主觀偏頗的。台獨反中者總把歷史中國解讀為惡質的，然後加諸今日中國！

書中把過去一萬年的中國歷史分為三期，原始社會、城邦時代、編戶齊民，大致對應到上古多元文化期、五帝三代封建期、秦朝開始的朝代郡縣期。這樣的分期應屬合理，掌握了主要的社會狀況，但是當然有少數例外，譬如在編戶齊民期，有些新獲得的領土可能尚未（或許不適合）實施戶籍制度。

在編戶齊民期，作者強調，實施編戶齊民的地區才算是中國的領土，未實施編戶齊民的地區只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雖然古代國家的掌控力不比現代，國家的疆域較難清楚界定，作者卻是刻意限縮古代中國的疆域。若照作者的說法，歐洲國家在近代以前幾乎都未編戶齊民，就都沒有領土了！

中國的形成當然與異民族的中國化或漢化很有關。書中強調：「中國政權的本質，力所及之地就要征服，要治理，還要改造（成為中國人）。」卻不提異民族的大規模漢化更發生在異民族統治（部份）中國地區的時候，包括周朝時中國地區有很多異民族的邦國、五胡亂華和南北朝的286年、五代十國的54年、金朝和元朝的242年、清朝的268年。大部份時間，中國的武力都比不上北方的遊牧民族，「征服、治理、改造」實在說不上是中國政權的本質。

書中完全不提相當明顯的事實：始於西周初期（約公元前一千年）的儒家思想是形成龐大中國的主要原因，因為儒家思想幾乎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基督教也有普世性，卻晚了約一千年），又有益於社會穩定和和諧。當時中國周邊的異民族多半沒有文字，即使有也很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因此逐漸融入漢族或中國人。（參見《商、周交替，文明躍進》《中國自古主張同化異族，何錯之有？》）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大多為了利於統治也自稱黃帝的後裔），有助於其融合成為中國人。作者指控，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的說法是神話式的虛構。筆者同意作者的指控，但要補充，這是非常善意和智慧的虛構，使得不同的民族間少了很多歧視和對抗，而勝利者也會比較善待失敗者。

書中以很多篇幅介紹中國的「天下中心、天朝上國、四夷來朝」心態和作風，並批評其為虛榮心而無益國家。筆者同意作者的批評，但否定他把這心態和作風加諸現代中國。現代中國協助很多國家發展基礎建設，如一帶一路，都對双方的實際經濟有益（雖然偶有損失），而絕非中國浪擲虛榮心也。

杜院士很有學問，但可惜他台獨反中的意識形態歪曲了他的中國觀！

[1] 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一卷文化，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