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主義-簡介與感想 | 郭譽申

世界各國的貧富不均問題嚴重,應該是社會主義發揮所長的時候。社會主義流派眾多,現在歐美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主義」。當代重要的左派學者,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Erik Wright在其最後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9) 裡,以非常淺顯的文字介紹民主社會主義,及如何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以降低資本主義在國家社會的比重。

作者先界定資本主義的特色是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前者表示市場交易只受到國家最低限度的規範管制,而後者表示資本主義帶有一種特殊的階級結構,即區別擁有資本和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及擔任員工而提供勞力的勞動階級。

作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點在三方面: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這些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平等/公平的涵義:「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民主/自由的涵義:「在完全民主的社會裡,所有人對於有意義地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平等的取得管道。」「社群/團結表達了人應當互相合作的原則,不僅是因為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也是因為他們真心關注別人的福祉,並且認為自己有這麼做的道德義務。」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方法包括拆解資本主義 (漸進式取代資本主義機制)、馴服資本主義 (消除資本主義的傷害)、抵抗資本主義 (抗爭活動) 和逃離資本主義 (如建立非資本主義社區),但不包括全面推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元件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與團結經濟、資本主義公司的民主化、把銀行轉變為公用事業及非市場經濟組織 (如國家供應的商品與服務、同儕合作生產、知識共享) 等等。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難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強大菁英分子所把持。」要克服國家的難題就需要深化民主,以稀釋國家機制的資本主義性質。


歐洲國家一直有一些左派政黨,其政綱接近民主社會主義。不過即使這些左派政黨曾獲得執政權,它們多半無法大幅度地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等過些年,右派政黨班師回朝,國家於是又回到更多資本主義,歐洲國家就這樣在左右間擺盪,但是其主軸仍多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北歐的一些國家是少數例外,比較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指出 (上述的民主/自由涵義),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充分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管道遠勝勞動階級。台灣一向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藍、綠兩大黨都是偏袒資產階級的右派政黨),可嘆台灣的勞動階級大眾卻沾沾自喜於手中一點點無效的民主權力,真是很好騙啊!

歐洲國家雖有左派政黨,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多不得勢,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如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菁英分子所把持。其二,民主社會主義有經濟效率的難題,左派政黨執政一般比不上右派政黨執政善於治理經濟。北歐國家較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它們人口少 (不超過千萬),較容易克服這兩方面的難題。

社會主義是崇高的理想,然而民主社會主義看來只適用於小型國家,中國大陸這樣的龐大國家,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來是適度的妥協,能兼顧理想和效率。

回顧國共的主義競爭 | 郭譽申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百年,讓我特別思考,百年前的一小撮人為何終能打敗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黨,中國國民黨?原因當然很多,本文專注於國共兩黨的主義競爭。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而共產黨主張馬克思社會主義。

先回顧一些歷史。中山先生最早建立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被視為國民黨的前身組織,成立於1894年。1905年興中會與其他幾個革命團體聯合組成同盟會。同盟會的共同目標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由於來自不同革命團體,成員們的政治理念頗有差異,算不上有共同的主義。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同盟會又與其他幾個團體聯合成立國民黨。

孫中山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三民主義,最早出現於1905年他所寫的《民報》發刊詞中,後來他在一些演講裡曾概略介紹三民主義,但完整的三民主義則遲至1924年1月到8月間,孫中山在廣州高等師範學院的16次演講才詳盡發表,並被記錄成書,成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社會主義早已在歐洲流傳多年,1917年俄羅斯布爾什維克「10月革命」成功,更增加其號召力。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在其前後幾年被稱為「新文化運動」,馬克思社會主義就在那段時間被引進中國。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頗受俄國革命成功的鼓舞。

國共的一個顯著差異在於,共產黨自始就以馬克思社會主義為其政治思想和追求目標,而國民黨起初只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並沒有清晰一致的政治思想。國民黨的建立比共產黨早27年,但是國民黨的奉行(完整版)三民主義幾乎還稍晚於共產黨的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

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演講的民生主義第一講裡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因此民生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是很接近的。然而在實行上,蔣介石的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那麼搞工運、農運和蘇區的土地改革,使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不如共產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蔣到台灣後實行土地改革,才重建三民主義的理想性)

國民黨的前三十年,少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其三民主義思想不早於共產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而且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又不如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使國民黨在主義競爭上居於劣勢,很多知識分子因此傾向共產黨。

國民黨內派系林立,經常分裂,至少部份原因在於政治理念不一致,沒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對比之下,共產黨黨內也曾有激烈競爭甚至鬥爭,卻少有分裂,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有共同的社會主義追求。此外,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想性使很多信仰者願意為之拋頭顱、灑熱血,讓當年弱小的共產黨能夠奮力撐過被國民黨到處追殺、朝不保夕的艱苦歲月,才有後來的反敗為勝。

民主競爭不允許濫用言論自由的革命叛亂 | 徐百川

西方民主國家允許換黨執政,可是他們的政黨價值觀相同,不同的是有的比較保守、有的比較自由多元,政黨相互輪替如同一個人的左手換到右手。沒有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會容許與他們的價值觀不同的政治思想,濫用言論自由煽動民眾推翻政府,請問在美國可以推翻政府建立共產政權嗎?

而我們中國的慕洋犬都是披著民主外衣,濫用言論自由對政府徹底批判和全盤否定,在搞敵我對立的革命叛亂。尤其是美國的法輪功和民運人士,以及台灣攻擊兩蔣政府的皇民台獨,更是肆無忌憚地剪接真相以偏概全,加工加料渲染誇張,甚至竄改史實、散播虛假新聞。

這些慕洋犬與漢奸濫用言論自由攻擊過去兩蔣和現在中共,都是要求開放毫無禁忌,言者無罪的批評自由。他們濫用言論自由己經超出了民主政治的底線,到了西方民主國家都不容許的程度,卻還宣稱這就是自由民主的價值,人民應有的基本人權。他們若不是眼高手低,脫離實際的天真理想主義者,就是崇洋媚外、認賊作父的漢奸心態。在民主神聖、民主至上的正義旗幟下,做了背叛自己文化與民族的賣國賊還有光榮感!

然而民主政治真的是「普世價值」?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嗎?孫中山民主革命以後,中國即時就陷入「民主無主,共和不和」的政治亂象,於是就有袁世凱想做拿破崙,後來蔣介石想做希特勒(二戰前),兩人都是面對國家分崩離析而意圖力挽狂瀾。再看看世界上落後國家民主化之後,幾乎都是國家動盪不安,經濟欲振乏力,甚至凋敝。可見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和基礎,民主是會禍國殃民的。

即使是西方,在1970年代左右全面民主化之後,榮景維持不到半世紀,結果財閥操控民主、討好選民寅吃卯糧亂開支票、政黨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以及行政效率低下,民主的弊病都已顯露出來。時至今日,歐美經濟疲弱,「貧窮從門口走進來,〈普世價值〉就從窗口飛出去了」,民主失靈了,右翼抬頭民粹興起,民主的神話破滅了!「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再爛的民主也比獨裁好」,這是不知道中國的「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政治思想,只知道西方君權和貴族剝削統治的邱吉爾的井蛙之見。

中國的菁英政治是從獨尊儒術的漢朝開始,自此以後繁榮昌盛,領先世界一千幾百餘年,除了天災和外患造成短暫的亂世之外,治世是常態。西方是靠著科學才領先中國,工業革命的生產力加上帝國主義的掠奪使得他們富強繁榮,西方的先進與民主無關,反而倒是富強繁榮使他們的社會穩定,而能夠順利轉入民主化。

表面上看來,民主與專制相互矛盾,難以融合,但是我們中國的儒家專制有以民為本、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獨特政治理念,與民主、自由、人權完全相通。宋朝人張載還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和理想,西方的「普世價值」會比我們更高尚嗎?

就是毛澤東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所搞的極權專制,也是出自西方傳來的馬列洋貨,與中國傳統文化無關。柏楊貶斥自己中華文化是腐臭的醬缸,以及大陸在上世紀80~90年代所謂「拋棄黃河文化,迎接西方藍色的海洋文明」的《河殤》論調,都是見樹不見林,倒果為因的膚淺之見。

現在的國家體制、社會結構、人民素質與古代完全不同,「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那種年代已成歷史。過去的私天下帝王專制和現代主義至上的獨裁極權也已成了前車之鑑,近來又有了發抒民眾心聲的網路平台,人民的思想受箝制,命運被主宰的局面不可能再現。

是到了從「民主萬歲,專制萬惡」的迷夢中驚醒的時候了!我們的眼界與認知不能停留在100年前無知、幼稚,盲目崇奉西方,膜拜民主的五四運動的時代。既然儒家的政治理想與西方的「普世價值」所追求的目標一致,我們為何不能兼取兩者之長,合為一體?西方的憲政、議會、行政中立、司法獨立、…等等民主政治的優點,也都可以與儒家政治融合起來,制衡獨裁,避免人亡政息。

時至今日,西方民主只顧相互爭利爭權的缺陷已經暴露無遺,是到了重新檢視和評估我們中國與西方文化的時候了,擺脫對西方的文化崇拜,致力儒家政治的現代化,綜合出一種更能適應實際的新體制,才是我們政治發展的新方向。

民主自由是拿來「驕傲」用的嗎? | Henry Hall

年初美國出現國會暴亂,但美國高官仍不忘罵中國,說中國連和平示威的權利也沒有。而美國至少保障人民和平示威抗議的權利。

中國大陸真的沒有和平示威的權利嗎?那十幾年前說,每年有上萬起的「群體事件」是指什麼?群體出遊嗎?現在這些群體事件怎麼不見了?被鎮壓了嗎?不是,因為導致群體事件的原因減少了。

是的,政治性的示威,想要改朝換代,在中國沒有。但非政治性的示威遊行,還是有的。而今減少,是因為「必要性」沒有了。反過來看,法國「黃背心」鬧不停,美國種族問題解決不了,你有示威的權利又怎麼樣?問題一樣不解決啊!解決問題才是真的,不是嗎?

世界上,沒有什麼問題是獨立的政治性問題。政治,本來就是用來解決所有的人群社會問題的。如果這些問題都能解決,政治本身就不是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政治才成了問題。而政治問題要解決,比如搞個輪流做莊的選舉制等等,最終目的還是要解決非政治的所有大大小小人群社會的問題。因為,這些才是根本,這些才是政治存在的目的。

現在,說我們的政治非常好,有民主投票、言論自由,但這個政治卻不能解決真正的社會問題,請問這樣的「好」政治,這樣的「民主自由」有什麼用?就好像有人宣稱找到了最好的烹調方法,環保節能無油煙,但做出來的菜難以下嚥,請問這「最好的烹調」有什麼用?拿來向誰炫耀?

台灣的民主就是這樣,選出來的總統一個比一個爛,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不解決,從四小龍之首掉到四小龍之末,老齡化、少子化、經濟下滑及一大堆衍生問題都無能為力,請問這令人驕傲的民主自由有什麼用?

反觀大陸,為了不讓「政治」成為問題,所以努力解決一些可能導致政治問題的實質問題;實質問題解決了,政治上的反對聲浪自然也就低了。也許這個制度還不是最好,但怎麼改,慢慢再談。至少不必把解決實際問題的希望寄託在先解決政治問題上面。

美國也台灣化了(美國學我們,真值得驕傲)。美國的民主自由這麼好,但一百多年了,也解決不了種族歧視問題。然後,其他問題(如經濟分配不公)現在也開始解決不了了。於是,就算民主還在,示威遊行仍然自由,但又怎麼樣?除了拿來炫耀,還有什麼價值?若一直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你又能再炫耀多久呢?

最後,再重申,「政治」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一個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政治制度,本身再怎麼高大上,都是沒有用的。

執政為民 | 謝芷生

許多人小時候都曾有過,長大後要當最高領導人的夢想,尤其是男孩子。或許在孩子心目中,世上沒有比當「大總統」更了不起的事了。當國家處於較貧窮落後階段,人們努力的重心,在追求物質生活的改善,甚至等而下之,只求獲得溫飽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們不容易接觸到比當「大總統」更偉大高尚的精神境界。父母和學校也往往無閒情,教導孩子們立下更遠大的人生目標。

然而也有些人,把追求成為萬人之上的領袖,作為終生奮鬥的目標。社會中這樣野心勃勃的人過多,就會帶來不安,甚或動亂了。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秦末的劉邦與項羽就是這樣的人物。據歷史記載,劉邦與項羽都曾見過秦始皇出巡時的霸氣場面。前者歎曰:「大丈夫當如是也」。後者則曰:「彼可取而代之」。他們都是不甘雌伏,要出人頭地的人。中國民間有句俗語稱:「寧為蛇頭,莫為龍尾」。就是鼓勵人,必須出人頭地,要做領袖,甚至一方之霸。這種思想一旦深入人心,成為個人處世為人的信念後,國家社會將傾軋不斷,國無寧日矣。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的後期,正值中國軍閥割據,內戰連年,國家四分五裂,人民流離失所,哀鴻遍野。有感於眼前的景象,乃語重心長地向國人,尤其是青年提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導。然而有多少人真能把他的話聽進去呢?他晚年為了國家的統一,四處奔走,欲說服手中握有政權與兵權者,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停止內戰,放棄對峙,走向統一。終至積勞成疾,於1925年3月12日在當時的北平逝世。臨終前仍不斷念叨著,國人應「和平奮鬥救中國」。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囑,成為激勵國人,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奮鬥的精神支柱。

遵從中山先生的遺教,「執政為民」是中共立下的執政理念,目標是為了「實現人民的願望,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它是2000年2月江澤民任總書記時,在提到「三個代表」時提及的。同時提及的還有「立黨為公」四字。放在一起猶如一句座右銘。不論是孫中山先生「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導,或中共「執政為民」的理念,都是對公務人員,也就是當官的人訓勉激勵之詞。然而有多少人真能聽進去,並願身體力行呢?

今日台獨分子在臺灣挾洋自重,堅拒統一,難道沒有受傳統「寧為蛇頭,莫為龍尾」思想的影響嗎?臺灣面積僅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四面環海,形同孤島。今日民生經濟雖尚可自足,主要歸功於兩蔣時代打下的基礎。其中半導體產業的建立,更受惠于經國先生及其幕僚們的眼光與開創。而至今仍能維持臺灣經濟繁榮,則應拜對大陸貿易所獲大量順差所賜。但台獨分子卻似乎忽略了這些關鍵性因素,夜郎自大,以為可以脫離大陸而長期生存發展下去。

在第一線拓展對大陸貿易的台商,基於親身經歷,深知維繫與大陸經貿關係的重要,力勸當局應珍惜兩岸關係,因為此乃臺灣兩千三百萬人生計之所繫。無奈台獨分子絲毫沒有執政為民的理念,公然摒棄維繫兩岸關係的「九二共識」,甚至連大陸主動提供的新冠疫苗亦拒之門外,寧置廣大臺灣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於不顧。如此倒行逆施令人髮指,希望臺灣人民能明辨善惡忠奸,下次選舉時,能選出一個願「執政為民」的政黨來。

「第四次國家革命」是靈丹妙葯? | 郭譽申

《第四次國家革命》(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被收錄於《一次讀懂政治學經典》(50 Politics Classics),其作者是J. Micklethwaite和A. Wooldridge,曾分別擔任著名刊物《經濟學人》的總編輯和執行總編輯,全書的主旨在於指出,世界上絕大部份的國家都遭遇政治和經濟困境,需要再一次,第四次,的國家制度再造。

書中先以四位代表性人物回顧了過去三次半的國家革命,稱為三次半,因為第四次只成功了一半,終於半途而廢。

霍布斯(Thomas Hobbes)代表十七世紀起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彌爾(John Stuart Mill)代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逐漸擁抱自由主義、自由貿易和不干預的小政府,韋伯(Beatrice Webb)代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福利國家建設,政府逐漸變得越來越龐大,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代表1980年代英國柴契爾夫人和美國雷根總統反對大政府的改革,但只成功了一半,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去職之後,各國政府重新回到膨脹的軌道。

兩位作者歸納出西方國家政府膨脹、失能的七個原因:落伍一個世紀、鮑莫爾病(政府提供的服務多是勞力密集工作,難以用機器取代,以提高生產力)、歐爾森法則(追求特定目標的利益團體容易組織起來,追求大眾共同利益的團體則很難組成)、過度積極的政府、模糊的數學(政府的財務)、給有錢人更多補助、政治癱瘓與黨派僵局。

兩位作者雖然對新加坡和中國的自由民主不足顯示不滿,但是認為它們的國家治理模式在許多方面優於許多西方國家,是對西方世界的強勁挑戰。

除了少數北歐小國的治理極為優異、可為典範,書中指出多數西方國家政府膨脹、失能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失靈。兩位作者大聲疾呼:「第四次革命要振興自由的精神,方法是更加強調個體權利,而非社會權利。它也要振興民主的精神,方法是減輕政府的負擔。」


兩位作者以其《經濟學人》總編輯身份,長期觀察國際政治和經濟,他們對西方世界國家治理的缺失自然瞭如指掌,使本書的資料充實,所歸納出西方國家的弊病相當精準,然而他們認為振興自由民主精神和強調個體權利,就能夠重造國家機器則頗令人存疑。

自由民主和個體權利一直是西方的核心價值,強調得還不夠嗎?若自由主義和個體權利是關鍵,西方國家的民主根本沒理由失靈。相反地,自由主義強調個體權利,恐怕正是民主失靈的主要原因。自由主義鼓勵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有錢人和有能力者自能贊助政客,助其尋求政府補助,而多數沒能力者自然支持無限度的福利國家以利其身,而政客也樂意配合,以換選票,都造成政府越來越膨脹失能。這正符合孟子所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民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西方國家若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國家再造恐怕很難成功。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其「中國模式」雖然還不完美,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強勁挑戰者,像本書作者這樣的有識之士都不敢忽視中國模式,台灣多數人卻還抱殘守缺,自以為台灣的民主制度遠勝大陸,真如井底之蛙,所見者小啊。

2020年中國公知集體翻車 | 盛嘉麟

中國公知一直在危害中國

他們以污衊中國的方式瓦解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集體信心。

幸而菩薩有眼,2020年世界發生的事,讓中國公知集體翻車。

分享這段影片 2020,中国公知集体覆灭之年

我記得文中提到的德國人在青島建築的地下污水道,每兩公尺就藏有備用零件,公知以德國人的認真,污衊中國人的劣質。

原來根本沒這回事,全是捏造。

我記得文中提到當中國生產了世界最多的原子筆,卻要進口筆尖的鋼珠,公知以此污滅中國人的科技落後結果。

迫於公知輿論壓力,中國一家工廠研製出了筆尖的鋼珠,立即取代了原來的日本筆尖鋼珠工廠,獨佔全球。

原來這只是一項技術及利益都微不足道的產品,獨佔全球並無意義,都是公知誇大,藉以打擊中國人的自信心。

譬如抗議中國的空氣污染,公知柴靜說她肚裡的嬰兒已經檢查出肺部腫瘤,她不甘心,自製影片,呼喊抗議北京霧霾。

其實當時中國正在艱苦的對抗空氣污染及北京霧霾的狀況,這都不是一蹴可成的事,需要時間,公知不给時間,極盡羞辱。

原來柴靜的嬰兒肺部腫瘤毫無其事,全是造假,柴靜製片的背後有人出錢,支持反華公知,柴靜早已決定移民美國。

其他產業,諸如飛機發動機,建造航空母艦,太空載重火箭…..在中國研發追趕的艱辛過程中,公知天天恥笑中國,瓦解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集體信心。

這些產業都追上西方以後,公知們又發現中國在芯片產業的「製造過程」長期外包台積電,現在被美國制裁,使中國芯片產業受創。

於是公知們轉移陣地,直指中國人無法製造芯片,以各式各樣的說法來瓦解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集體信心。

譬如疫災期間,「方方日記」原來已經翻譯成英文德文在歐美上市,羞辱中國,大發橫財,結果疫情的意外發展使得「方方日記」零銷路下架。

在歐美上市發財不成,公知方方仍然留在國內,任職作家協會,領薪水過活,中國並沒有處理她,因為後來武漢的成功,不值得處理方方。

中國最大的不幸就是漢奸特別多,漢奸公知永遠不缺題材來打擊中國,瓦解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集體信心。

幸而菩薩有眼,2020年世界發生的事,讓中國公知集體翻車。

公知在中國呼風喚雨的歲月已經過去了,中國年輕一代強大的民族自信已經不易再被公知欺騙撼動。

請看公知汙衊中國寫的詩, 是不是可恥可笑

        青岛德系下水道,英国地铁皆看报
  日本公民有素质,最美风景台湾找
  华人游客尽丢人,民族劣根甩不掉
  朝鲜封闭学不得,半岛南边是代表
  发达国家不阅兵,中国崩溃是迟早

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的展望 | Friedrich Wang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可以確定會有以下幾件事情發生,而且影響深遠。

首先,會大力宣揚與持續地鞏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以及現今的領導。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共的領導目前在大陸還是非常穩固而且也獲得大部分的民眾所支持。就算對目前體制不滿意的一些知識分子,也不會公開去反對中共,一方面是不敢,二方面也是不會得到什麼共鳴。簡言之,中共目前的統治地位還是處在歷史的相對高點上。

其次對於習近平的核心領導也會繼續加以抬高。去掉一些枝枝節節,習近平的領導對內、對外就是兩大塊。對內的部分,持續進行扶貧工作。已經在前一段時間宣布全國所有的特別貧困地區基本脫貧,這一點應該會在今年大力宣傳,並且營造一個高潮為他的第三任期作為開端。對外的部分就是以「一帶一路」為主的國際合作與區域統合。中國在印度洋的「海上珍珠鏈」已經接近完成,隨著RECP的開啟,更將鞏固中國的國際地位。

其實,一個新的兩極世界確定已經到來。美國以及歐洲在新冠肺炎所造成的打擊之下,這1-2年經濟受到重創,如果中國能夠持續復甦,並且在未來十年保持平均6%以上的成長,在習近平第四任期之內,中國肯定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重新回到歷史上所長期擁有的領先地位。

以上述兩點為基礎,我們可以把眼光放遠一點。習近平2022的第三任期會到2027,如果他的身體狀況沒有問題,這段時間也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變數,那他可能還會再有一個第四任期(屆時習的年紀比現在的拜登還年輕一點),所以他有可能會做到2032。習近平時代很可能是除了毛澤東之外,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當政最久的時期。雖然,新的挑戰當然會不斷出現,美國在國際間對中國的打壓與圍堵不會真正減少。但是這些都很難動搖未來中國仍處在上升的趨勢,因為中國社會本身就有一個極大的穩定力量,這是數千年的文化使然,也與前面所說的目前中共的領導處於高點有關。

最後就是台灣要如何面對?民進黨基本上現在已經懶得跟人民多說一句話了,就像當年日本殖民者一樣,台灣人能做的就是俯首聽命。而且他們自認在島內已經是所向無敵,所以當然可以為所欲為,追求自己家族的利益。對他們來說抱住美國(或許還有日本)的大腿,然後繼續犧牲台灣人民的利益將會是未來不斷上演的劇碼。但是,這一點也不能夠改變台灣籌碼越來越少的事實。今年被民進黨大力宣揚的所謂經濟成長主要就是來自大陸市場,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習近平的使命感不減。或許,他的第四任期,就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點。

共和,調和政治小鮮的鹽 | 天人合一

中國有古老的文化傳承、不絕的歷史連續、浩瀚的思想結晶。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開創國人無限遐思、自由想像、活力創造的先河。民本、仁善、兼愛、禮智、義勇、廉恥、誠信、至公、大同、和合等等,構成煌煌文明的主光譜。

而焚書坑儒、罷黜百家、文字獄、白色恐怖、萬里山河一片紅、一切向錢看、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按藍綠站隊認是非、因觀念有異而台獨、為反對中共而獨台,以制度藉口而拒統,則成為太陽的黑子斑、春天的倒春寒。認識極端的危害、防範極端重演,是當代思想者的責任。

國人說,天生一人必有一路。善男信女眾生平等。基督徒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類,生而平等性、命運共同性、危機災禍公共性,決定人類共有、共用、共治、共榮。

自然無限、認識有限,以有限囊括無限,建立包羅萬象、什麼都管用、放之四海、適之每個人而皆準的思想體系,似乎幼稚。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到了哪個山唱哪樣歌、量體裁衣、看菜吃飯、因病施藥、在自己研究領域發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實事求是,才是正道。

眾人遊山、視角不一、風景有異。
瞎子摸象、個別為真、概全即假。
條條大道通羅馬,世間從來無獨路。

個人(包括團體)認知的片面性,人類認知的有限性,階級、政黨認知的局限性,真理顯露的階段性,歷史演進的複雜性,都告誡我們:

政治、思想、文化上機械、僵化、單一、絕對、極端,是錯誤、有害的。
思想應當無禁區,探索應當無止境,異見不該被禁絕。
不同的觀點、意見、主義,除了鬥爭、還有調和。
調和與鬥爭,均是共存的一種方式,無所謂主次之分別。
共產黨不僅持「鬥爭哲學」、同樣持「和合哲學」。

治大國,若烹小鮮。在中國強盛、中華復興這鍋湯裡,離不開下里巴人的青菜蘿蔔,也需要陽春白雪的猛料鮮活,還要有調和百味、有之不奇、取之不貴、缺之不可的食鹽。這,或就是主張調和各種主義的共和主義。

共和之於其它主義,
不是破壞,而是成全;
不是取代,而是補缺;
不是隔絕,而是溝通;
不是獨行,而是共進。

其意在
以建設性糾正破壞性,
以寬容性消解對立性,
以整體性彌補片面性,
以前瞻性避免短視性。

以善意看待立論者的動機,懷尊敬吸取別人的精華,持遺憾揚棄對立面的迷誤。人們或許發現:

人世間,
思想,原本沒有妖邪;
主義,從來都怕絕對;
對立,或許並非必然;
人禍,往往緣由遺憾(獨斷、主觀)。

世間事,
大同小異、殊途同歸;
人之鬥,似是而非、自誤自損也。

中國的九大政治思潮 | 郭譽申

張博樹教授在2015年出版《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政治思潮》,描述及評論中國大陸在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當代九種主要政治思潮。這本書是他去國赴美不久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授課教材的結晶。既是思潮,表示各有不少支持者,因此不會快速改變。以下以最簡潔的文字摘述這些政治主張:

自由主義,指歐美國家所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及相關的政治思想。

新權威主義,贊成民主化的未來目標,但認為改革要「先經濟,後政治」,並強調改革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權威來推進。

新左派,類似於歐美的新左派,對資本主義持批判立場;歐美的新左派對政府多所批評,中國的新左派卻對政府和政治體制少有批評。

毛左派,支持毛澤東,贊成文化大革命;主張以毛澤東晚年的辦法解決當今中國的各種問題。

中共黨內民主派,中共黨內贊成歐美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些人,大多是離退休官員、學者。

憲政社會主義,主張憲政、法治、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方面比較分歧,有些人跟自由主義相近,有些人卻贊成現有的黨國體制並替其建立新論述。

儒學治國論,主張以儒學改造政治結構,實施王道政治。例如,設立由儒家重要學者組成的「通儒院」,成為議會之一。

回到新民主主義,主要是一些紅二代的主張,贊成實施過渡性的資本主義,但要遏制權貴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是中共在延安時代的政策。

新國家主義,強調中國在世界上應該擁有新的地位和使命,即逐漸取代美國,重構全球秩序,成為新的世界引領者。


張博樹教授是自由主義者,堅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極力反對大陸的現行體制。除了自由主義和中共黨內民主派,張教授對上述的各種思潮和主張者,都提出相當嚴厲的批判,甚至譴責某些思潮主張者是放棄理想而向中共權力靠攏。

張教授著述時,自由民主制度雖然還不到近年的崩壞待救,已經顯露不少弊病(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張教授全面肯定自由民主制度,而抨擊大陸的現行體制和各種思潮。筆者要問:您是否放棄理想而向美國權力靠攏?

反共者總批評大陸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張教授的書恰顯示大陸頗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若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怎可能有這麼多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想眾多,每個國家都有其官方或主流的政治思想,但允許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政治思想流傳,就是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啊。

張教授對大陸有許多的政治思潮持否定態度,認為是「中國知識界的分裂」。筆者卻認為是好事,是多元化。政治思想眾多,沒有單一思想或主義能面面俱到,讓所有的人滿意,因此施政者可有一主流政治思想,但仍需博採眾議,在多元思想中求取平衡和諧。大陸同時有左、右派思潮互相質疑問難,因此能中道而行,正是其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