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預期的，習近平獲得續任中共的總書記（即最高領導人）。由於中國大陸是以黨領政，他明年初無疑會續任國家主席，成為三連任的中國最高領導人。習打破最高領導人僅二連任的前例，因此被反共、反中的批評者譏為「習皇帝」。撇開反共、反中心態，平心而論，習的三連任對中國有何利弊得失？

首先，不必把習的三連任看得太嚴重。批評者顯然忘了，或是故意隱瞞，被視為憲政典範的美國到1951年才修改憲法，禁止總統連任超過兩次，在此之前美國總統都沒有連任限制。而小羅斯福從1933到1945擔任了四任美國總統（第四任就任幾個月就去世），他是「皇帝」嗎？

簡單說，習近平的三連任短期內對中國大陸是必要的、有很大益處，但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

習近平成功實行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嚴控新冠疫情、抵擋美國的貿易戰和科技戰等重要工作，功績顯著。若習兩任就卸任，這些工作都已功德圓滿了嗎？顯然尚未。

大陸原來是反資本主義的，因此「改革開放」其實違反原來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換言之，改革開放的前二三十年都是人治而無法可治的；等改革有了成效和共識之後，才能逐漸跟上立法修法。由於是人治而非法治，改革開放導致廣泛的貪腐，幾乎無可避免。在習上任之前，廣泛的貪腐和黨、政、軍的紀律鬆弛已三十多年，習至今的十年改革雖然卓有成效，然而「三年之艾」不足以治「七年之病」，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等工作顯然仍須繼續進行。

不僅很多國內整頓的工作仍須繼續進行，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美國貿易戰、科技戰等的全面打壓，而且中、美已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對峙。中國發展的勢頭雖然很可觀，要抵擋及突破美國長期霸權勢力的全面圍堵絕不容易。

中國正面臨國內外的極大挑戰，此時的最高領導人極為關鍵。已有執政經驗和崇高威望的習近平的延任看來比更換一位新的最高領導人更有把握應對當前的挑戰。習的三連任就像小羅斯福的三連任，後者為了應對二次世界大戰，而現在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絕不遜於美國當年的面臨二次大戰。

習的三連任使國家主席沒有連任限制，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其一，雖然中共實行「集體領導」，有相當的黨內制衡機制，一個人長期執政容易造成權力過分集中，而缺少制衡。萬一決策錯誤，將難以糾正；萬一違法違紀，將難以法律追訴。其二，國家主席長期執政，有可能因年老而精力不濟、判斷力減低，因而荒廢政務或形成錯誤決策。這些缺失雖然未必會發生，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確實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

習的三連任短期內對中國是必要的、有很大益處，但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或許中國可以仿效美國。美國在小羅斯福打贏二次大戰後的1951年修改憲法，禁止總統連任超過兩屆。等中國突破美國勢力的圍堵，不再受美國的威脅和壓制時，再重新設定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吧。

習近平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並非為了打造極權國家，而是為了防止貪官的全面反撲。

「奪人錢財，有如殺人父母。」要打貪反腐，你能想像貪官的反抗會有多強？十年前，流行一句話︰「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忘了嗎？在貪官遍地的時代，反腐有多難？（如果容易，胡錦濤早就作了。胡這個人也是反貪的。）

習不全面控制，貪官必藉「自由」而大造其謠，把水攪渾，讓你一身髒水，讓你反腐辦不下去。更有甚者，面對反腐，貪官一定唱民主的高調。因為一旦有反對黨，有群眾支持，反腐就反不下去了。請看陳水扁的例子。

而且，就算當不了陳水扁，民主自由也可製造話題，藉枝微末節半真半假的事情上綱上線，以偏概全，悚動視聽，以抹黑反腐，打亂節奏；或勾結外國勢力，節外生枝，造成全國性的輿情洶湧，最後讓你窮於應付，而反腐不得不半途而廢。

總之，反腐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習全面控制，大家都不滿，尤其對靠筆桿謀生的人（學者、新聞、文藝線上的人）更是覺得不便，更反感，我很了解，也很同情。若我生活在大陸，可能也有怨氣。但為了反腐大局，你告訴我，還有別的辦法沒有？（我是想不出來。除非你把貪官都想成好人、想成笨蛋，認為他們會乖乖認罪，俯首就擒。）

有人以為民主化就能反腐，是嗎！菲律賓、印度就沒人想反腐嗎？他們國家就沒有愛國者要出來反腐嗎？反得成嗎？至於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腐不腐？大家心知肚明。

註：我不是反對民主自由，也不是說民主自由的社會沒有辦法反腐，而是說，在中國經過全面性腐敗的情況下，在文革傷痛左右派對立並未消失的情況下，目前的做法有其合理性，推動民主自由要十分謹慎。

台灣藍綠營骨子裡雖然都反共，但有本質上的不同。綠營台獨史觀是歷史虛無塑造的空泛台獨。但藍營，或曰獨台/華獨，卻有刻在骨子裡的階級意識優越感。如果中國人將國共內戰只看作是政爭奪權，而不是根據中國政治文化特質，探索一條不一樣的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將永遠無法正視自己在抗日與國共內戰中的角色定位，也永遠無法佔領包括對抗盎撒霸權的輿論話語道德高地。

藍營的問題其實是延續自民國時期以來，國府地主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買辦角色的外溢。許多隨蔣軍來臺的“外省人”，除了被抓伕，吃不上飯依附軍隊的人外，許多是家底殷實，最起碼也是小資產階級或小地主階級的家庭。不少人對共產黨是又怕又恨，存在不少負面情緒。如果沒法認清自己階級意識的誤區，又無法區分家族成員在土改與文革等政治運動中被清算的真實對象與背景，當然就歸咎於毛主席與共產黨。

事實上，這些有條件的子女隨蔣軍來台，許多父母的觀點是“分散風險”。在未能察覺國、共最後勝出者來說，分散一部分子嗣留下，另一部份依蔣軍是許多家庭的共同特徵，才會有兩岸相隔的時代悲劇。然而，來台者，包括我父母，大多經歷困苦階段。早期蔣軍部隊待遇不好，尤其是中下階級軍公教，配給的房舍也相對簡陋，不比當時本土家庭優渥。當然，一些黨政軍高層與江浙財閥之後除外。

許多久居眷村的老一輩人，明明只是家眷與退休人員，仍習慣稱本省人為“老百姓”。自己又何嘗不是老百姓？這種階級意識，也是延續國府蔣軍的一貫軍閥心態。不思自己如何不得民心，節節敗退，反而以輕佻污衊的態度，仇視中共與親共的無產階級人民是“泥腿子，土八路”，靠坑蒙拐騙奪權的道理是一樣的。

最近發生的李立群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但大陸同胞有資格評斷他嗎？要評斷他，是否也用相同標準對付內地那些懷著民國黃金十年美好記憶，認同右傾路線，甚至資產階級與西方霸權買辦心態，以及改革開放後過得無比滋潤，自視高人一等的前朝遺老遺少呢？

國民黨真這麼壞嗎？壞，非常壞！國民黨某種程度上代表人性的墮落陰暗面，是人性慾望的具體外顯。如果大家爭相和稀泥，對階級鬥爭沒有絲毫敏感度，屆時或現在進行式，中國共產黨會嚴重國民黨化，中國將奢言民族復興，也愧對先烈先賢。

這種反省可不是前朝夢縈、城南舊事，因為會左右對內治理與對外關係是否路線正確，是否把握歷史機遇，是否全心為人民服務、為中華民族服務，會左右國家經營、人民共享國家資產服務的重要決策方針。

共產主義由馬克思在19世紀中葉創立，也稱為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

1917年俄羅斯爆發革命，1922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使馬克思主義的浪濤席捲全球。在二戰期間，蘇聯以死傷慘重的犧牲，奮力擊敗納粹德國的進攻。二戰後，蘇聯領導社會主義集團與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集團對抗，有分庭抗禮之勢。

然而到1980年代，蘇聯卻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在1991年解體，使馬克思主義進入非常黯淡的境地。可是不過20年後，另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其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美國的最大勁敵，於是馬克思主義又翻紅了。

馬克思主義一時爆紅，一時黯淡，現在又翻紅，百多年來是起起伏伏。怎麼會這樣？簡單說，資本主義是基於私有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和經驗，因此雖有不少弊端，卻是容易運作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強調平等、主張公有制，是馬克思和一些思想家近代從無到有的創新，從抽象的思想創新到具體的社會實踐，難免需要經過一些實驗試錯的過程。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人類社會的演進有五個階段：
原始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是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這時的世界不再有階級、國家和政府，公有制獲得高度發展，而社會有極高的生產力，因此人人自由富足。沒有階級、國家和政府，人人自由富足，這些太美好了，跟現在的世界天差地遠，恐怕幾百年、上千年都不可能實現，因此共產主義社會應該只是馬克思心中不可及的烏托邦。

然而蘇聯和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或許是急於求成，也或許誤解了馬克思主義，都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而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例如搞人民公社、集體農場及全面的去私有制等等。這樣的冒進路線等於是揠苗助長，終造成蘇聯的經濟崩潰和解體，以及中國當年的一窮二白。

中國大陸幸運，在經濟崩潰之前及時改弦易轍，實行改革開放，即回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融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能扭轉頹勢而迅速崛起，也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翻紅。

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容易讓人誤解為當下就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因此是不大恰當的名稱。不過這樣的稱呼已行之有年，是不可能改了。筆者寧願稱呼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以紀念悲天憫人、偉大的馬克思(參見《如何評價馬克思？》)。

加拿大籍、任教北京清華大學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教授出版 [1]，從學理上比較中國模式，一種政治尚賢制，與西方的選舉民主制，相當客觀地指出兩者的優缺點和改進方向。

書中首先指出選舉民主的四個弱點：
一、多數派暴政，選民多數派使用其權力壓迫少數派。
二、少數派暴政，少數派，如富人，利用其高於一般人的影響力追求本身利益。
三、選民共同體暴政，非選民，如子孫後代和外國人，的利益被忽略。
四、競爭性個人主義者暴政，民主選舉往往基於個人或政黨實行負面宣傳，會加劇而不是緩解社會衝突。

針對上述弱點，作者提出四個對應的替代選擇：
一、新加坡的賢能政治(以賢能決取代多數決，尊重/融合少數族群)
二、限制資本家
三、以長期執政顧及子孫後代
四、取消黨派政治
中國大陸的政治尚賢制大致綜合了這四項特徵。

政治尚賢制的目標是挑選優秀領導人，書中主張需考慮領導人的四方面：
一、不同情境下的領導力
二、智識(智力和識見)能力
三、社交技能
四、美德
並提出優秀領導人應以政治為志業，選拔機制須認真對待官員的性格特徵，並重視同級評價。作者又指出中國一向有政治尚賢制的傳統，古代的科舉考試就是一種政治尚賢制，著重在官員的智識能力。

貝教授指出政治尚賢制的三大弱點是：
一、腐敗問題
二、僵化問題
三、合法性問題
他並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辦法：
腐敗問題能夠通過獨立的監督機構，提高官員的工資待遇等方式處理。
僵化問題需要執政黨向多樣的社會群體和更多言論自由開放，並根據不同賢能標準選拔不同類別的政治領袖等方式處理。
合法性問題則需要通過民主改革的方式處理，包括某種明確的民眾認可。

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書中探討了結合/調和兩者的一些可能方式，結論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實行尚賢制和在地方層面實行選舉民主，這樣的結合具有可行性，正是中國大陸目前實行的制度。

尚賢制與選舉民主，哪個挑選出的領導人較優秀？書中沒有回答這問題，大概也沒有理論能回答這問題。回顧30年來的政治實踐，中國的領導人率領中國迅速和平崛起，而美國的領導人卻發起大耗國力的反恐行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尚賢制挑選出的領導人看來明顯強過選舉民主選出的領導人！

在歐美的大力鼓吹之下，選舉民主幾乎成了「普世價值」。書中所列選舉民主的弱點其實都是老生長談，在政治學界早有認知，但是在民主的普世價值光環之下，一般人或無知或故意忽略，造就了世人對選舉民主的迷信。(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

貝教授的出書代表政治學界有了另一種聲音，中國模式或政治尚賢制正式成為選舉民主制的競爭者。中國大陸的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中國一直努力改進其尚賢制，選舉民主的支持者卻沈醉於民主的美好，不求改進 (例如固步自封的台灣並未出版此書)，這恐怕最終將決定尚賢制和選舉民主的優劣勝敗。

[1] 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2015)。

在中國大陸，中型以上的企業內部多半都有共產黨的政黨組織。被一些人批評為，中共無所不在的極權控制私有企業。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要探討這問題，應該先撇開中共，考慮企業內若有政黨組織，合法嗎？能做什麼？利弊如何？

企業內有政黨組織是指，一個企業內的部份員工可能同屬於某一政黨，這些同黨的員工以黨的名義組織起來，並推舉出(或許根據黨內資歷)一位或多位領導人，來領導這些同黨的員工，在企業的本職工作之餘，執行政黨的工作，以及這些員工本身在乎的任何事務或活動。

在任何國家，企業內的政黨組織都是合法的，只要這個政黨是合法的。政黨都希望其黨員是有組織的，而不是一盤散沙，企業內的政黨組織提供政黨一種組織黨員的方式，是一般政黨所樂見的，卻未必做得到。譬如，有些政黨的組織原本就很鬆散，根本不知道企業內那些員工是黨員；企業的本職工作已經很繁重，使身為黨員的員工可能沒意願再去執行政黨的工作。

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都由執政者或政府派任，通常自然形成並領導企業內執政黨的黨組織。當執政者政黨輪替時，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一般都會大幅更換，形成企業內新執政黨的黨組織，而前執政黨的企業內黨組織可能繼續存在，但比較消聲匿跡。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由於政黨的競爭，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一般都會優先考慮與執政黨的關係，而經營專業反而是其次的，因此損害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這是台灣國營企業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不需顧及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自然優先考慮其經營專業，因此有益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私有企業與國營企業不同，其經營高層與執政者或政府沒有法定關係。即使其內部有(執)政黨組織，此政黨組織與經營高層沒什麼關係，因此對企業經營沒什麼影響力，最多有一些監督的功能。亦即，當私有企業的作為違法或違反國家政策時，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或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其實個人員工本就可以監督企業，不過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對企業的監督比個人員工更加有力。

批評大陸以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控制私有企業，是惡意的抹黑。私有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沒有任何經營企業的法定權力，如何能控制企業？大陸現在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共產黨沒有權力處置私有企業，最多只能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由執法機關決定企業是否有違失。這樣跟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實是類似的。

大陸的某些私有企業還刻意在企業內部成立共黨組織的部門，以便和政府打交道，可說是企業公關的一部份。

社會主義者必定是無神論者，頭陀(苦行僧)則是嚴格遵守佛教戒律的精進修行者，兩者似乎是無法類比？實則不然，首先兩者皆是無神論者。

正信佛教徒是無神論者，這一點可能會讓許多人覺得驚訝，佛教講緣起性空，當然不會認同有一個憑空出現的神，這個神又憑空創造世界，這絕對不符合緣起法則，探討有神或無神，有如探討宇宙有邊或無邊，時間有無開始與結束，神又是從何時何處先出現？這些都是戲論，探討不出結果的，對現實生活或修行毫無益處，因此頭陀必是無神論者。

有堅定的信仰（一個追求的目標），不虛談不唯心，務實的生活，這是兩者第二個相同處。

清末民初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困境，俄羅斯十月革命啟發了陳獨秀、李大釗、朱德、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投入革命，引領社會主義戰士們投身革命，才有今日新中國。這些革命黨人如同精進的僧侶，自律甚嚴，不追求個人物質享受，這是兩者第三個共同點。

中國僧侶中以大唐三藏法師玄奘最具代表性，西行、東歸，歷經磨難、考驗毫不退縮，其人格與毅力正是典範，紅軍長征差堪比擬。兩者的共同點還有很多很多，歸結成一句話，就是革命志士與苦行僧皆有非凡毅力與信念，有一定的人格條件，不然兩者皆不會成功。

社會主義者能夠革命成功，還必須有一個列寧式政黨引領革命，如同有根器、有頭陀心理特質的出家人也要有僧團的約束與砥礪，就不致放逸而易於成就，僧團與列寧式政黨竟然也有共通之處，這絕非偶然。 

台灣有兩個列寧式政黨，一個是從大陸敗退到台灣的K黨，一個是由岩里政男豢養大的冥黨，雖然都是列寧式政黨，但是此二政黨卻沒有革命志士。以K黨而言，在大陸真能做到「升官發財請走他門，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就不至於退守台灣，到了台灣未能記取教訓，最後還是被冥黨「轉型正義」玩的奄奄一息，他們還是甘之如飴的守著遇雨漏水的茅篷，既不敢起而抗爭，又捨不得那三坪小地盤，一有黨內外選舉，你瞧那熱乎勁，可又看不出他們在臥薪嘗膽，這如何能夠再起？

冥黨玩選舉其手法遠勝對手，看它們玩轉型正義玩的個個腦滿腸肥，將轉型正義過來的公司、基金會，全家族都派上去當董監事、經理人，這種黨會有革命領袖與志士嗎？喊台獨口號只是拿來騙騙傻老百姓，他們要再吃肥一些，準備多弄些盤纏，隨時可以跑路才是最重要的。更何況俄烏戰爭赤裸裸的告訴他們美國是靠不住的，大陸也是軍事強國，美國怎麼可能為了台灣冒世界大戰的風險？假革命份子還是先撈吧！到時再跑吧！千萬不要以為他們有苦行僧般的信念與毅力！

Bill Hayton，英國BBC新聞記者，算得上是中國通、亞洲通，他已經出版了三本有關中國和亞洲的書籍 [1] [2] [3]。本文是筆者讀完[1]後的感想和批判。[1]的中文標題頗不達意，我願建議中文標題：「現代中國從何而來？」也作為本文的主標題。

[1]的主旨很簡單清楚，現代中國從國名「中國」、「中華」，到各種相關的主張，都是清朝末年以來，許多愛國志士受西方影響而建構出來並加以推廣的結果。這些主張包括：中國的多民族要融合成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中國有五千年優異傳統文明，中華民族是創造大一統的偉大民族，中國要有統一的語言－普通話，中國的領土(包括蒙古、西藏、新疆、台灣等等)一點都不能少，中國擁有南海九段線以內所有島和礁的主權，中國要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等等。

上述[1]的主旨，筆者頗為贊同。國家的概念，現代與古代很不同。不僅中國，所有的國家，始於歐洲國家，都在近代從古代國家逐漸演進成現代國家。

然而筆者不贊同，作者從上述主旨輕率推論出，中國的各種主張都是近代民族主義者建構出的，因此沒有道理、沒有根據，是不適當的。[1]於是幾乎成為反中的謗書。其實現代中國的各種主張大多有其歷史淵源和合理性，否則不可能被全民普遍接受。

中國主體的這片土地，雖然曾多次被外來的少數民族統治，但是外來少數民族大多逐漸被數量眾多的在地民族所同化，使得這片土地上的居民始終呈現類似的習俗和文化，並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漢族，其他民族則占比很少。國家的主體是人民，這片土地上的居民少有改變，表示中國一直是一個國家(雖然曾經分裂)，只是歷經了多個政府的更迭。中國文明五千年？看你從何時起算，是沒有意義的爭辯；但是中國文明是唯一不曾間斷、延續至今的古文明，當無疑議。

作者主張，中國過去沒有清楚的國界，直到清末民初時才逐漸界定其領土和國界，但是這些疆界多屬民族主義者的想像而非事實。譬如民初時，蒙古、西藏都處於獨立狀態，不受國民政府的統治，但是民族主義者仍把蒙古、西藏劃入中華民國的領土。簡單說，作者不承認中國的疆域，甚至惡毒的希望裂解中國。

一個國家在衰弱時很容易分裂，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大國。清末民初正是中國最衰弱的時候，當時中國確是分崩離析，但只是暫時的現象，繼承清朝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並致力於承襲清朝的原有疆域，是天經地義的。作者以中國的暫時分崩離析，否定中國疆域的合法性，不過凸顯其無理的反中情結而已。

中國要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被作者視為激起民族主義的衝動，威脅世界和平。曾經輝煌的國家不都想恢復過去的輝煌？川普的競選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拜登的競選口號Build back better (重建美好)，不都是類似的話語？作者是只准美國偉大，不准中國偉大！

[1] The Invention of China  (製造中國：近代中國如何煉成的九個關鍵詞)，2020。

[2]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2014。

[3] Vietnam: Rising Dragon, 2010。

大陸學者王奇生等人對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性質、統治方式、組織狀態都有很精彩的研究，值得我們今天注意。

他們的結論，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的獨裁政黨』，只學到蘇聯共黨的半套功夫，所以不是青出於藍的中國共產黨的對手，故丟了大陸。此說有理，國民黨組織鬆散，且地域主義瀰漫，當然不是歷經過幾次整風運動，對於組織與領導絕對效忠的中共的對手。

但是這些學者卻有意無意忽略了一件事：孫中山的遺訓是要施行民主憲政，一黨訓政只是階段性任務，國民黨慢慢放出政權而不是死抓著不放。國民黨在各個階段中有各種不同的口號或者任務信條，但是完成民主憲政這一句卻永遠存在，基本沒有改變過。所以，國民黨是逐漸由一個準列寧政黨走向民主開放式的政黨，過程中或有曲折，但是大方向卻沒有改變過。

所以，國民黨對地方勢力比較可以容忍，黨內各派系也可以有較大的活動空間，一定程度上內部的言論以及路線的討論也可以開放，而不是類似中共的內部鬥爭那樣非要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不可。這種情況，若遇到了革命性格堅強，鬥爭手段殘酷的對手，如中共、民進黨，那自然完全不是對手；因為習慣妥協，但一妥協就敗退，一敗退就止不了，最後就是散落一地。

當年小蔣來台主持黨務改造，一度將國民黨又朝列寧政黨方向前進，變成一台效率很高的機器，將軍隊、黨務、特務三者完美結合，穩定控制台灣。但是美麗島事件之後，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又逐漸朝民主憲政的方向邁進。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在最為關鍵的轉型期，小蔣卻所託非人，把權力給了一心毀掉國民黨的李登輝，而後面幾個領導人，如連戰、馬英九等，都是庸才而已，沒有勇氣、能力與決心去撥亂反正，甚至本身就是私心自用。最後，就是整個黨走向一敗塗地。

命運吧，只能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