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局現在除了躲在「自由民主同盟」的口號底下，再無招無法了。

自由民主是美西方的思想殖民，是害人的舶來品。一個簡單數人頭，比較數目大小的方法，不可能是解決任何問題的萬靈丹。相反的，就歷來各地的顏色革命而言，民主更可能是造成各種問題的亂源。

從民主同盟到「民主鳳梨」，民主在台灣已淪為鴉片口號與卸責擋箭牌，只求空洞形式而不講實質內涵。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民主，別人不民主。老蔣遺言堅守民主陣容，以對照中共獨裁。結果民進黨說蔣獨裁，民進黨才是民主。結果雜誌把蔡某穿上了慈禧裝，賴某成了清德宗。到底啥是民主？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而非眾人管理的事。大陸的民主是「以民為主」的民本思想，不是由民作主的自以為程序正義。選舉體制與威權體制都能做到以民為主，也都能不以民為主。事在人為，而不在體制。中國領導階層對於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有更加深沉的使命感。選舉體制由於政黨輪替造成政策斷層，難以維繫這種使命感，所以很難做得比中共更好。記得蔡某講的嗎？2024以後不關我的事。

烏克蘭選出的領導階層高舉「自由民主同盟」先鋒大旗，致使170餘萬菁英進入鬼域，千萬人顛沛流離，土地陷於外敵，賠款於盟友，國家破敗，禍遺三代，正是不以民為主的榜樣。烏克蘭已經報廢，美西方正在尋找下一個不以民為主的「自由民主同盟」先鋒。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所說的，消滅私有財產，指的是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即所謂的資本。馬克思認為雇傭勞動創造出來的是資本，而資本是靠著剝削雇傭勞動而增值的財產。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所以馬克思主張，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例如，土地作為一種資本，它的增值並不是依靠地主的努力得來，而是靠著商業集聚得來的，這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社會的力量，此時這增值的利益應該由全民共享，而不是由私人資本家佔有。

那麼，如何將資本變成公共的、而不使資本家所獨佔？將資本收歸國有，並將生產資料公有化，由政府進行合理的分配，此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理念。那麼又是誰以哪個身分階級去分配為合理？當然是以社會為多數的工農無產階級去分配較為合理。因此，共產黨宣言有一句話：『工人革命的第一步，無產階級要上升至統治階級，為自己掙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此即無產階級專政，工人農民等無產階級領導政府。

無產階級的意思是指沒有生產工具，受雇於資產階級，以工人、農民為代表。而工人農民為社會組成的絕大多數，工人農民受益即代表社會多數人受益。因此，政府若要以多數人民利益為優先，則必須是無產階級代表工人農民進入政府。如若是資產階級進入政府，則可能修改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法律，犧牲工農等多數人民的利益，例如：名下有多筆土地資產的立法委員，會去修改不利於他們擁有多筆土地的法律嗎？再看美國為何無法禁止槍枝？因為資本家成立的全國步槍協會透過利益輸送，已能成功干擾國會立法禁槍的功用，全國步槍協會雖然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代表不了全體人民的利益。

因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將生產資料公有化，將生產資料集中於政府管理，並將生產資料合理分配於人民使用。這必須是以多數工農無產階級利益為優先，所以必須是以工農領導的政府，如若再次讓資產階級領導政府，生產資料的分配是否會以無產階級的福祉為優先，還是以資本家財團的利益為優先？這是人民應該考量到的問題。

要達成共產主義的理想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接受西方多黨制的社會民主主義，而另一種方式則是馬克斯列寧倡導的一黨制的民主集中制。但是，我認為接受多黨制的社會主義者容易與資產階級妥協，不易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黨應該是各種工農會的統一思想行動的集合體，以共產黨執政，其他民主黨派參政，則較可能達成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黨執政，則代表工農無產階級執政，即代表以多數人民利益為優先的政府執政。

在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機器後，將進行生產資料公有化，並進行合理的分配。如何進行合理的分配？這才是共產主義社會改造最難的課題，即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須經過各種領域的專家規劃安排，這不是非專家就能進行的討論。但我們仍能試想一下，在實施土地公有化（生產資料公有化）之後，政府加強對土地的管理和控制，政府為唯一的大地主，農民向政府承租土地耕種，政府可以要求農民種植何種作物以符合政府的需求，而政府可以保證農民的收益，雙方可以達到雙贏的局面，不似放任市場自由，農民因某作物利潤高而搶種，最後因為供過於求而棄收，造成浪費。

計畫經濟雖然可以確保國家戰略物資，但卻不可避免的喪失市場靈活性。中共中央在幾經實驗性的波折後，重新採用陳雲在1957年提出『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領域，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的主體，按照市場的變化自由生產則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掌握的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則是補充，此即中共現行的混合式經濟。

以上，是我目前對於中共現行的政治組織制度上的大略理解。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網路上不少人討論中共的思想管控，認為這幾年越來越嚴，因此對老習迭有不滿。

我覺得首先應該澄清一點︰中共並沒有「箝制思想」，即沒有人因思想而入罪，但確實有限制言論自由。有人因發表「不當言論」而失掉工作，或有些言論無處可以發表，這使很多人不能一吐為快，因而感到鬱悶。對中共的這種做法，要不要「同情地理解」？就看你對中共及中國的處境了解有多深。

我的看法︰因為從五七反右到文革的「史無前例」，這一連串的衝擊對中國社會（尤其學術界）的傷害太大了，既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又是相互牽扯敵我難分，成為一筆爛賬，難以廓清事實，更難以療傷止痛。目前採取的辦法，就是讓時間來淡化它，不刻意去面對、去談論。因為如果開放討論，很多人心中的冤抑憤恨將被重新點燃，則各派人馬永遠爭吵不休，且有可能帶來另一場社會動蕩。所以，有心人應當會注意到，在一些領域，中共不止封殺右派言論，也封殺左派言論。其宗旨就是「不爭論」。因為一旦「言論自由」，勢必掀開瘡疤，對社會影響、經濟發展不但有害，甚且有「不可控」的危險。

至於不涉及那段歷史的言論，為什麼也有緊縮的趨向？（就是言論市場全面收緊，但最近又稍有放寬。）我認為這與「打貪反腐」有密切關係。

打貪反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絕大多數的人都低估了它的難度。想想看，反貪腐若是玩真的，就至少動了數千萬人的蛋糕，而且這數千萬人，多數都是有一點社會影響力的。你想他們會樂意嗎？但又不能公開反對，怎麼辦？只有一招最好用︰「把水攪渾」。如何攪法？就是傳佈各種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消息啊！所謂的「惑亂人心」，讓你反腐反不下去。看看歷史上的反腐運動都遭遇了什麼樣的困難？有多少是半途而廢，狼狽收場的？就可思過半矣。（我雖然不研究歷史，但是我知道一些歷史故事，也愛看歷史小說，用心看就會懂的。）更何況在十多年前，大陸的貪腐之風空前嚴重，還記得「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這句話嗎？若要認真反腐，那更是空前的困難。

為了將反腐「進行到底」，只好嚴控言論市場。但如此一來，又傷及知識份子、文藝人士、新聞工作者等等這一群體的利益；因為這些搖筆桿的人，是最需要自由的。如今自由受限，肯定是一肚子怨氣，於是出現各種「陰陽怪氣」。這群人本是中共要團結的對象，結果搞到了對立面，這對中共很不利，中共會不知道嗎？但有什麼辦法？凡事得有個取捨，如果反腐是第一優先，那這群人的利益就不能不讓一讓。但這樣的結果，又會給反腐工作（以及其他政務）的推動增加阻力，成為一個弔詭的現象。這真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我並不是說中共做得就一定對，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如果現在由我執政，我可能也必須要繼續這樣做，只是在做法上，會更求細緻一些，以求得平穩過渡，讓時間去解決問題。（以中共這個龐然大物來說，要更細緻一些，就不知道要開多少的會，花多少的錢，而收效還不一定。更何況，站在中共的立場，有些話又不好明說，與我們旁觀者不同。）因此，從這點來說，我是對大陸執政黨的困難，的確抱以「同情地理解」。當然，我對大陸學者文人的「陰陽怪氣」，同樣也抱有「同情地理解」。

我也希望海外的文人學者，能更加的「旁觀者清」，在深入的認識之後，從而有更多的「同情地理解」；若能進一步來個「理論創新」，提出更為切實合理的建國良方，那當然就更好了。要知道，這些問題都不是所謂的「民主選舉」可以解決的。如果只會說些民主自由的八股，一味地偏聽偏信，義憤填膺，就不免所見未周，有失公允了。

翻看歷史，真的讓人感到會心一笑。

1944年6月，宋子文以特使身分前往華府，與美方商議中美繼續在擊敗日本的作戰上努力，並且爭取美國給予更多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但是，此時中美雙方卡在史迪威問題上，因為此時緬北的反攻正在進行，而中國面對日軍的一號攻勢節節敗退，老史也要求國府將部分國軍指揮權交出來給他。而軍隊指揮權，是老蔣絕對不可能放的，所以與史迪威的關係到了決裂邊緣。

羅斯福見到宋之後就發出靈魂拷問「為何英軍可以接受艾森豪的指揮，澳紐軍可以接受麥克阿瑟的指揮，而中國軍隊不能接受史迪威的指揮？」這一問，真是讓宋子文傻眼，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說一堆不關痛癢的場面話來化解尷尬。後來，蔣與史真的完全鬧翻，與美國的關係也陷入最低潮，加上中國戰場大敗，對後來局勢產生重大影響。老蔣在日記中寫過，絕對不允許外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他也公開告訴羅斯福與馬歇爾「中國可以當美國的朋友，但是絕不為奴隸！」所以，軍隊指揮權事關國家尊嚴與主權，絕對不可能退讓。

不久之後，歷史又重演。1957年，赫魯雪夫對毛澤東提出兩個要求，因為他認為已經開始協助中國建立重工業以及核能裝備。其一在中國境內建立長波雷達站；其二是建立中蘇聯合艦隊進駐旅順，指揮權實質歸蘇。但是他很意外，老毛先生赫然拒絕。而這，造成中蘇產生裂痕，終於在1960年初徹底翻臉。

老毛說，長波雷達站必然交給蘇聯軍方操作，而聯合艦隊與進駐旅順實際上與當年沙皇強租旅大（旅順和大連）沒有兩樣。而新中國「不允許土地上駐留任何外國的軍事基地」，而中國海軍必須中國人自己指揮。赫魯雪夫非常生氣「北約國家都允許美國駐軍，我們的軍隊與東歐的兄弟也能合作，而與中國竟然這一點小事都做不到？」在他看來，中國接受蘇聯的援助以及技術轉移是必須要配合來牽制美國，否則這些援助沒有意義。

毛與蔣，其實都是堅強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看來，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史就是一段屈辱的歷史，而復興民族是他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奮鬥目標。羅斯福的抱怨或者赫魯雪夫的惱怒，根本原因都是在於他們難以體會近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民族主義。這些外國領袖當然還是帶著上對下的眼光看待中國，雖然他們可能自認為沒有惡意，是在推動雙方的共同利益。

洋人，到今日能夠理解中國人這種情緒與追求嗎？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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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