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這把蔣介石之劍就交給你了……」美國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日前對外簡報目前的中東戰況時，突然在發言最後提到：「你們將會看到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和幾天裡，我們將對這些人『放蔣出馬』（Unleash Chiang）。各位會確實感受到這些打擊的範圍和強度有所變化。」

蔣介石代表強硬火爆的軍人和軍事行動，盧比歐的言下之意，是預告美軍將針對伊朗加強攻擊強度，以完成美軍摧毀伊朗飛彈防線和反擊能力的軍事目的。當年的『放蔣出馬』是支援敗逃台灣的蔣介石進行再武裝，向中國大陸發動反攻。

其實這種事情從來不存在。國民黨因為內戰失敗，潰逃台灣，美國當時只希望與中共發展關係，並不在乎台北的國府，就讓台北自生自滅。

杜魯門政府認為台灣的利益，不值得投入美軍資源。
韓戰，改變了這個想法，但杜魯門害怕蔣會衝過台海，把戰爭規模擴大，所以第七艦隊是要維持台海中立，不是保護台灣，主要還是防止蔣打大陸。

艾森豪當選總統後，覺得不讓蔣打大陸，好像是美國保護中共，觀感不好，所以取消這個限制。

韓戰期間，中情局與台灣的保密局以及宋美齡合作，發展對大陸沿海的突擊行動，但是當時西方公司運來台灣的物資，一年半了，也最多是5000噸，其中60%的物資，是西方公司自己要用的，跟蔣無關，提供給外島打游擊用的，只有40%，而且是最初運來的量，後來就越給越少。

美國從來都是抓緊蔣的鎖鏈，沒有放開過，即使是艾森豪，也沒有支持蔣反攻大陸，八二三砲戰，空軍要炸射大陸的砲台，幫金門解圍，美國人說不可以，這樣你有懂嗎？

甘迺迪總統也不准台灣反攻大陸，但給了台灣幾架運輸機，讓台灣訓練些空降人員，搞小規模的敵後游擊戰，蔣經國想搞炬光計畫，美國說不可以，就沒搞頭了。

等到尼克森上來，這一切都更加不可能了。
所以不存在放老蔣出馬咬人的情況。

今年，我們迎來了國民革命軍北伐100周年。百年前，黃埔子弟整裝出征，縱橫南北，統一分裂的中國；那場歷史性的軍事與政治行動，不僅改變了當時中國的政局，也為全民族的現代化探索奠定了基礎。

近日，因賈永婕身世而引發的歷史討論，再次提醒台灣社會：對北洋政府及民國初年的歷史認識，仍存在不少斷層。長久以來，「北洋政府」被簡化為軍閥混戰、黑暗腐敗的象徵，但歷史從未只有單一版本。北洋政府雖然政局動盪，但也孕育了中國最早的憲政嘗試、國會運作、新聞自由及思想開放，為後來的現代國家制度與政治文化提供了寶貴經驗。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在這段歷史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性與進步性。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達成「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這一合作不僅是革命力量的整合，更是全民族對抗地方軍閥、追求統一與現代化的實際步驟。國共兩黨共同建立黃埔軍校、推行軍隊黨化與政治教育，不僅強化了國民革命軍的組織力，也培養了後來抗戰與建國的儲備人才。可以說，這段合作為中國抵禦外侮、實現民族自強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北伐的成功，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完成的：它不只是軍事行動，更是一次全民族追求統一、政治現代化與社會進步的歷史性嘗試。北洋政府的憲政探索、國會運作，國共合作的政治整合，都是後來抗戰勝利與新中國建立的重要準備。理解這一歷程，我們才能看到歷史的複雜性：沒有簡單的黑與白，只有多元力量互動下的歷史脈絡。

今年的賈永婕事件，反而成為台灣社會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化、理解北洋政府多面性以及國共合作歷史意義的契機。它提醒我們，歷史教育不是選擇性地記憶，而是要直面真實、承認複雜、從中汲取智慧。

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歷史，認清多元而進步的歷程，才能在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保持定力。北伐百年、北洋憲政、國共合作，構成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核心經驗，也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回望過去，汲取力量，展望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與科技的崛起，更是歷史自覺、文化承接與民族凝聚力的綜合實現。百年北伐的精神、國共合作的進步性，仍將激勵我們邁向民族復興的光明彼岸。

坊間對於臺灣光復來臺接收的軍隊，流行著一種說法：軍人衣服破破爛爛、腳上穿草鞋、扁擔挑著鍋碗瓢盆，像乞丐一樣。連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也如是描述。真實情況真如傳說嗎？

民國34年10月17日奉命來臺接收的70軍，軍長是10月15日剛由副軍長陞任的陳頤鼎，而不是原來的陳孔達，但陳翠蓮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卻誤為陳孔達。

陳頤鼎的夫人丁志凡隨行來臺，並在臺灣住了一年多，她在100歲時接受訪問說：為了讓臺灣老百姓有好印象，首批部隊在登陸基隆之前，都奉軍長命令換上了新衣服與新膠鞋。這也就是我們現在Youtube上看到美軍拍的紀錄片的樣貌。但後續抵達的部隊是屬於後勤的炊事兵、勤務兵，均未更換新衣服，而顯得軍容渙散、衣衫襤褸，但這是在經過8年抗戰，國家又貧窮所致。關於這點70軍107師319團的副營長向正泉生前跟他的公子向興華說得更為詳細。

據向興華接受採訪說：70軍裡有500多位不在正規編制內的代馬輸卒（按，挑夫、雜役。可參考張拓蕪的《代馬輸卒手記》)，所以臺灣老百姓看到的軍人，確實有衣衫襤褸的現象。現在看到的70軍登陸的紀錄片是向興華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出來的紀錄片。

在南部登陸的62軍是美式裝備，軍容整齊、紀律嚴明。但，人們對於特殊的現象記憶最深刻，且在傳述的過程中被刻意的放大，所以有了乞丐兵的說法。

70軍在來臺接收前有過幾場重要的戰役，是屬於能打仗的部隊，但在過程中折損及逃跑的也不少，故來臺後便整編為70師，並在臺灣徵兵，光復初期臺灣也深陷戰爭的後遺症中，老百姓生活極困苦，在看了70軍優渥的徵兵條件下，約有7000-13000名臺灣人應徵。

民國35年70軍奉命調回大陸，投入國共戰爭。這些志願或被強徵的臺灣兵，有些人是復原的日本兵，現在成為國軍，他們投入戰場後，幾乎被殲滅，據說有2000多人被俘成為共軍，又拿著槍打國軍。中共建政後，這些被俘的臺籍國軍，在文革時期遭受迫害，一直到四人幫倒台才稍緩解。

我採訪過出生於中壢過嶺大岳流芳三合院（許信良也出生於此）的許學漒先生的公子許應時先生。據應時先生說，其父也是70軍，後來滯留在大陸，某次參加臺聯會辦的旅遊，在飯店大廳偶遇臺灣旅遊團，便上前寒暄，沒想到團員中竟然有一位是他兒時的玩伴，於是便與臺灣親屬聯繫上。學漒先生於1991年返臺定居，70軍在臺的同袍組織了聯誼會，定期都會聚會，不過第一代幾乎已經凋零了。

因為時代與局勢的變化，70軍留下許多傳奇的故事，很值得再深挖。

資料來源：民間史料數位平台https://www.19371949.org.tw/archives/3319、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和檔案管理局基隆港登陸紀錄片https://catalog.archives.gov/id/79974、遠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56119、許應時先生訪談錄

讀《明史‧恭閔帝》本紀第四，深感朱元璋殺盡功臣，同時間卻大封宗室（尤其是自己兒子）做藩王，同意其各擁私人軍隊，再立朱允炆做皇太孫，本來朱元璋的如意算盤是讓宗室藩王能做朱允炆的屏障，沒想到卻替其種下尾大不掉的禍根，當朱允炆覺得事態嚴重想要「削藩」，卻因欠缺政治經驗，作法毫不細緻，大張旗鼓打草驚蛇，引發各藩王唇亡齒寒的效應，反而讓燕王朱棣先發制人。

當朱棣出兵「靖難」時，已經沒有幾位具備豐富軍事經驗的老將能輔佐朱允炆，倖存的老將耿炳文只因堅守城池不出而被撤換，卻任用被朱棣嘲笑是「趙括第二」（該人讓戰國時期的趙國在長平戰役中幾乎滅國）的李景隆出征，李景隆統領五十萬兵馬卻屢戰屢敗，最終在朱棣兵臨南京都城時投降，朱允炆則在大火中「不知所終」。從術數角度來觀察，當真應驗其名字「炆」，全部文治大業付諸於大火。

朱允炆很像其父親朱標，是個飽讀聖賢書的理想主義者。他由衷相信的大臣只有三人：齊泰、黃子澄與方孝孺，這三人全都是儒者，不具有軍事經驗，卻替朱允炆的軍事部署出謀畫策，當決策圈太過狹窄，很容易就會出現訊息偏差，帶來重大的戰略失誤。朱允炆統治明朝四年，其「詔行寬政」，讓諸衛軍全家都在伍的人免除一人回鄉，或其單丁者放為民，囚犯人數減至洪武時期的三成左右。

朱允炆減輕江南重賦，針對蘇州與松江兩府進行稅制改革，避免區域賦稅失衡。這不禁令我有此想像：朱允炆有意調整明朝的立朝路線，改採更寬大懷柔的態度來治國，可惜最終無此因緣大破與大立。明太祖設立的《皇明祖訓》禁止設立丞相，使得朱允炆雖然倚重前面三人管理朝政，讓其實際行使丞相職權，卻因六部沒有統轄與協調的機構，當明朝發生緊急事變，嚴重耽誤決策的效率。

南平先生曰：朱允炆因四叔朱棣的靖難，始終忙於戡亂疏於治國，使得其本來想偃武修文的理想無法貫徹實施。朱元璋愛屋及烏，基於對長子朱標的情感而讓孫子朱允炆繼位，但朱允炆二十一歲即位，畢竟過於年輕，生命毫無歷練，同樣重視儒家思想，朱標能服四弟，允炆卻不能服四叔，這與李景隆無能於治軍是同樣道理，帶兵不能看著兵法帶，治國不能看著儒書治，靈活運用纔能自如。

現在有些人會說：「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國！」他們還打比方：「英國殖民印度，英國會變成印度的朝代嗎？」這種歪論如何破解？

我們反問：英國統治印度時，會說自己是繼承了印度古代阿育王的法統嗎？會說自己是印度文明的繼承者嗎？當然不會！但是元朝和清朝都自稱「中國」，自認繼承中華王朝的正統。

中原的核心吸引力在哪？就在那套以漢字為載體、周朝奠基的「天命觀」和「天下體系」！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原，核心目標就是爭奪這個「中國正統」，因為只有掌握了它，統治才有最高合法性！看看元、清自己是怎麼說的：

元朝忽必烈，1271年頒佈《建國號詔》，開宗明義：「紹百王而紀統」，我們繼承的是三皇五帝秦漢隋唐這些中華帝王的正統！對外國文書，比如《奉書日本國王》、《詔諭直送使通好日本》，都自稱「中國」。就連最後元順帝被朱元璋趕回草原，他老人家還覺得自己是「中國的元朝皇帝」呢！

清朝更不用說，從順治到乾隆，個個都強調繼承三皇五帝道統，修帝王廟把歷代皇帝（包括元朝皇帝）供起來。康熙在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時，用拉丁文自稱「中國皇帝」（Sinarum Imperatoris），不是「大清皇帝」；用滿文簽約不稱「大清子民」而直接稱呼為「中國人」。雍正親自寫《大義覺迷錄》，苦口婆心論證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在於繼承文化道統和實現疆域大一統。乾隆更是直接宣告：「中華統緒，絕不斷線！」

他們持續用漢文、開科舉、尊孔孟，中華文明的血脈何曾斷過？

如今更有歪論稱，「清朝並非中國，只有清國」。更是無知至極。皇帝條約如前所述，就連清朝小說《紅樓夢》第五十二回，談及外國人會寫詩，寶玉、寶釵等人也道：「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可見明清時期，以「中國人」區隔「外國人」習以為常。

《中日修好條規》簽約時，日方不同意清朝在條約中自稱「中國」。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中國代表則力爭：「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元清非中國」這種論調哪來的？根源是政治目的！日本在侵華前，特別是20世紀初到二戰期間，為了合理化侵略東北滿蒙，系統性地拋出「滿蒙非中國論」、「元清非中國論」，或稱「征服王朝論」，就是要從歷史和法理上切割中國！當今有些人大肆宣揚此論，不是蠢被忽悠，就是抱持噁心中國的不良居心。觀史當洞燭其奸，勿為讕言所惑。

這陣子藏南議題很熱門，主要在於去年（2025）五月七日印巴空戰，巴基斯坦因大陸當局的支援，使用體系化作戰擊落印度六架戰機後，大陸當局民政部接著於五月十一日發佈第五批藏南地名標準化名單（第580號），共有二十七個地名，包括十五座山峰、四個山口、兩條河流、一座湖泊和五個居民點。

這是繼西元二０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公佈第一批共六個藏南地名（第404號）、西元二０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佈第二批共十五個藏南地名（第520號）、西元二０二三年四月二日公佈第三批共十一個藏南地名（第548號）與西元二０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公佈第四批共三十個藏南地名後，民政部已公布合計八十九個藏南地名，藉由行政措施來強化藏南地區實屬中國領土。

藏南地區（圖中的東段部份）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面積共有九萬平方公里，其中印度控制六點九萬平方公里，將其設置成「阿魯納查邦」，這點素來不被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承認。然而，藏南議題的出現來自英屬印度外務秘書麥克馬洪（McMahon），他曾在民國三年（1914）主持西姆拉會議，將西藏南部的領土劃給印度和緬甸，這就是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由其與西藏噶廈（當時的西藏政府）所授權的夏扎班覺多吉秘密換文，商議如果英國可促使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准許「西藏獨立」，噶廈將認可麥克馬洪線對藏南的割讓，這就是《西姆拉條約》。然而，當時的袁世凱大總統電令其政府不承認《西姆拉條約》，使得麥克馬洪線只是西藏噶廈片面跟英國草簽的喪權辱國條約，對中國而言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藏南除指西藏南部外，還有「西藏的江南」這一美稱，因這裡年降雨量超過兩千毫米，實屬西藏唯一能大面積種植水稻的地區，森林覆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水資源蘊藏量占全國百分之十五。這裡地勢北高南低，控制藏南意謂著中國可居高臨下俯瞰印度平原，使得掌握藏南將卡住西南的咽喉。印度對藏南的控制，其實是英國殖民的繼續扭曲性發展。自民國四十年（1951）韓戰爆發，大陸當局忙著抗美援朝的時刻，印度派兵佔領藏南，並通過移民政策，逐漸將高達百萬印度人遷居藏南，徹底改變當地人口結構，並在藏南修建隧道與公路，更部署軍隊駐紮於此。西元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爆發中印邊境戰爭，解放軍曾佔領藏南大部分區域，但據說因後勤補給困難，後來再撤退回麥克馬洪線內。

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是，西元二００八年六月四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承認《西姆拉條約》的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並表示「阿魯納查邦的達旺領土」（意即山南市在藏南的錯那市）屬於印度。徵諸民國二十七年（1938）英屬印度政府到達旺收稅，噶廈政府向英國駐拉薩使團強烈抗議，可見當年包括噶廈在內都不承認自己失去藏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基於其流亡政府想獲得印度與美國的支持，竟然不惜出賣中國利益。美國則自中印邊境戰爭後，基於弱化中國的態度，從甘迺迪總統開始，不只將麥克馬洪線視為中印合法邊界線，並將其視作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北部界線，西元二０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參議院更通過決議，重申美國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印邊界線，這是將藏南視作「第二個臺灣」來對待。

然而，大陸當局並未對此縮手。麥克馬洪線往南五公里，西藏隆子縣扎日鄉的扎日溝，這片谷地面積有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大陸當局花四年時間，耗資八千二百六十六萬元人民幣建築出美輪美奐的珞瓦新村，這裡每棟藏族樣貌的房屋都有兩層樓半，目前有九十八戶，合計三百餘位藏民，標誌中國實控線歷史性跨過麥克馬洪線，向前進五公里，距離印度設立的馬加據點有十公里。印度長期的高壓統治激起藏南民眾的強烈反抗，西元2025年五月四日，藏南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甚至有民眾持五星紅旗與印軍對峙，高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回家！」更具戲劇性的事件是：西元2024年10月11日，印度錫克教領袖潘農（Gurpatwant Singh Pannun）公開支持藏南回歸中國，呼籲中國軍隊奪取「阿魯納查邦」。

話說回來，如果大陸當局真收復藏南，該如何解決上百萬印度人已經長期移居藏南的事實？其實，如同藏族本身同樣是依循西洋民族主義角度做出對種族的概稱，藏南有八十二種不同部族，光是信仰藏傳佛教的門巴族、舍度苯族、珞巴族與康巴族，都是廣義的藏族（或藏人），只就珞巴族來說，裡面就有阿迪人、尼興人、米星人、塔根人、阿帕塔尼人、米濟人、崩如人、布瑞人、布貢人、魯蘇人與義都人這十一種支族，在我研究種族與族群而給出的定義中，其實前面這些人的血緣不見得相同，但語言都屬於漢藏語系，重點在基於相同的文化脈絡（尤其是宗教信仰相同），這些人只是「被理解成同種族」的不同族群而已。其實，藏人這些族群跟在臺灣的漢人有不同族群一樣，都只是內部差異。

臺灣不只漢人內有不同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還有不同種族如原住民族，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的義理來看，意即按照「中華本質論」來面對其內外差異，從「內聖」與「外王」的角度尊重差異並相容於一爐，濟弱扶傾，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任何族群與種族的差異都不是問題，反而能呈現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產生的多元文化。面對藏南已經長期移居的印度人，何嘗不可採取這種政策來面對呢？如果這些印度人未來不願意離開藏南，不論其信仰基督教或印度教，都可合而視作「印度族」來平等對待，但重點在大陸當局能意識到「中華本質論」並不是「中華現象論」，意即談中華文化不見得要從器物層面來推廣，更應該著重闡發儒釋道共同指向的自性，如此表面的文化差異就不再是問題。

此劇評兼論藝術創作與史實辯證。

一、歷史背景的再詮釋：從戲劇張力到文化隱喻

《太平年》以「納土歸宋」為核心事件，卻將時間軸從宋太宗（978年）移至宋太祖（960-976年）時期，此舉雖有戲劇衝突強化之嫌，卻意外揭露了五代十國末期至北宋初年「統一合法性」的複雜性。劇中錢弘俶（白宇 飾）與趙匡胤（朱亞文 飾）的雙雄對峙，實則是「武力征伐」與「仁政安民」的價值辯證——趙匡胤代表中原正統的「天命所歸」，錢弘俶則象徵江南文明的「以柔克剛」。這種敘事策略，將歷史事件提升至文明選擇的層次，與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隱性呼應。

二、劇情亮點：考據級的歷史肌理與戲劇化改編的平衡

1. 制度復原的細節：劇中對「納土歸宋」過程的呈現，參照了《宋史·錢俶傳》中「獻十三州、八十六縣」的記載，並細緻刻畫了吳越國「獻土」儀式中的禮器陳設（如秘色瓷、海浪紋玉佩），暗喻文化歸屬的象徵意義。

2. 人物塑造的突破：錢弘俶從「漁賬子」到君主的蛻變，被賦予「少年天真的滅國者」與「中年悲憫的獻土者」雙重弧光。劇中他目睹契丹屠城後的「血淚抉擇」，既符合史實中吳越國「保境安民」的治理邏輯，又透過戲劇強化「人性超越權力」的主題。

3. 技術賦能的沉浸感：8K攝影還原了雷峰塔青苔、汴京虹橋的木紋肌理，甚至戰場血跡的氧化層次，讓歷史「可觸可感」。這種「考古級視覺呈現」，使觀眾在審美體驗中無意識接受史實熏陶。

三、文化意義：宋代的「現代性」基因與當代啟示

1. 理學思想的視覺化：劇中錢弘俶「捨名節保百姓」的抉擇，呼應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觀。此處將抽象哲學轉譯為「以民為本」的戲劇衝突，揭示了儒家思想如何內化為中國政治傳統的基因。

2. 城市文明的雛形：汴京的「早市燈籠」與臨安的「絲竹畫舫」，不僅是經濟繁榮的寫照，更隱喻市場經濟體制的文化根源。劇中錢弘俶推動的「博易務」商業改革，可視為「一帶一路」的歷史預言。

3. 和平統一的全球話語：「納土歸宋」被提升為「和合代替征伐」的東方智慧，與當今國際關係中「非零和博弈」理念形成互文。這種改編雖有「以今度古」之嫌，卻成功賦予歷史事件現代意義。

四、爭議與反思：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辯證

1. 時間錯位的雙刃劍：將「納土歸宋」置於宋太祖時期，雖強化了趙匡胤「仁君」形象，卻弱化了錢弘俶在宋太宗時期「自請獻土」的歷史主動性。此舉可能誤導觀眾對「統一過程」的認知，需透過史實補充說明。

2. 人物扁平化的風險：為凸顯戲劇衝突，劇中將趙匡胤塑造成「治國者的清醒」，略去其「杯酒釋兵權」的權謀本質。這種「去複雜化」處理，雖有利於觀眾理解，卻犧牲了歷史人物的多維性。

3. 文化符號的過度渲染：劇中大量使用「草木染」服飾與「唐風建築」，雖強化了時代質感，卻可能將「宋代審美」固化為單一圖騰。實際上，五代至北宋的藝術風格具有顯著流變性，此處的「復原」更接近創作者的審美偏好。

五、總結：一場值得讚賞的「歷史冒險」

《太平年》的價值不在於史實復刻，而在於其文化考古學野心——它將「納土歸宋」轉譯為「中華文明如何選擇和平共融」的精神圖騰。從錢弘俶的「良田不可毀」到今日「一帶一路」的共榮理念，劇中隱含的「以柔克剛」智慧，正是中國文化基因的核心密碼。儘管存在時間線爭議，但其對「大一統」內涵的現代詮釋，仍為歷史劇創作樹立了新標杆。

評論摘要：

「《太平年》：一場跨越千年的『太平』對話」
五代十國的烽火與北宋的盛世，如何鑄就今日中國的「大一統」基因？
白宇飾演的吳越王錢弘俶，面對「兵戈」與「民心」的抉擇，揭開「納土歸宋」背後的文明智慧。
8K畫面重現秘色瓷紋理、汴京虹橋盛景，歷史細節考據堪稱「穿越級」震撼！
程朱理學如何影響現代價值觀？看「以民為本」如何從古貫今。

註：史實補充

納土歸宋真實時間：978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錢弘俶上表獻土，吳越國滅亡。
趙匡胤與錢弘俶關係：趙匡胤逝世於976年，未親歷納土歸宋；劇中雙雄對話屬藝術虛構。
（本文評論基於《宋史》《吳越備史》及劇組公開資料，部分觀點參考學者田浩《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型》）

民國52(1963)年，陝西省寶雞市賈村塬的村民在土崖上勞作時，意外刨出了一件布滿綠鏽的銅器。起初，它被當作普通容器用來盛放糧食，後來甚至以30元人民幣賣到了廢品回收站。幸運的是，寶雞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廢品站中慧眼識珠，驚訝地發現這竟是一件造型古樸的無價之寶！經過清理研究，民國54(1965)年確認這是西周早期的青銅酒器，成為當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然而，它最驚世的價值還要等到十年後。民國64(1975)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在器物底部發現了鏽跡掩蓋下的秘密——122字的珍貴銘文。其中，赫然出現了「中國」二字！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實物證據。這件被命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也因此從鎮館之寶升華為名副其實的「鎮國之寶」。

時光倒流三千年。剛剛繼位五年的周成王姬誦，在叔父周公的輔佐下勵精圖治。為了實現父王周武王鞏固江山的遺志，他們在距離當時王都鎬京（今西安附近）三百多公里外的洛邑（今洛陽）營建新都，作為統御四方的中心。

同宗貴族「何」為了紀念父輩功業和新王的偉績，將這段歷史和周王的訓誡鐫刻在青銅尊上：武王滅商後，告祭於天，「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宅茲中國」——居住在這天下C位。我要居住在這天下的中心，由此統治民眾。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中國」的意涵遠非一成不變。隨著朝代更迭，這個詞彙不斷被賦予新的生命。它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的狹義概念，逐漸衍生出更為核心的「文化中心」的含義，並成為歷代王朝宣示正統性的標誌。直到明清時期，「中國」作為國名的使用在官方文書中日益頻繁。

從《尚書》《詩經》到何尊銘文，「中國」名號源於西周已無可置疑。但其內涵，早在先秦時期就經歷了深刻的演變。最初的「中國」，主要指以新都洛邑為核心的「王畿」「京師」之地，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政治地理中心。

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原本分封的諸侯國日益強大。有趣的是，這些諸侯國，無論地處中原還是邊緣（如楚、秦、燕），都開始自認或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搶著領中國籍。

因此「中國」一詞次數出現最多的概念，是指「諸夏列邦這個總體及活動的全部區域」。在秦漢以前，中國這個意涵已經擴展為列國全境的稱號。與現代民族國家明確劃界不同，當時區分「中國」與「四夷」的核心標準，並非絕對的疆界或血統，而是文化。

大家都是周天子分封的諸侯，那誰更有資格說是中國？答案是看誰有文化。好比，誰會背《詩經》《周禮》，誰就可以拿到中國身分證。

文化高的諸侯國，往往帶有一種優越感，視邊緣地帶為蠻夷，不承認外圍的諸夏國家為中國。南宋洪邁就指出，春秋初年，吳、越、楚、秦、燕等國常被視為蠻戎，不被核心諸夏完全認可。楚武王甚至曾公開說「我蠻夷也」。

先秦典籍中，不乏諸侯自稱蠻夷或指責他國為蠻夷的記載。於是，後世有些搞不清楚狀況的、或者是惡意的人，就開始翻找這些斷簡殘篇，斷章取義地說「你看它不是中國，秦朝不是中國，秦朝是外來政權，中國被外來政權統治就滅亡了」。這種講法，就是神經病發作的邏輯。

文化的高低並非絕對，因此「中國」所涵蓋的成員也非固定不變。邊緣的諸侯國隨著疆域擴展和文化提升（吸收中原禮樂文明），逐漸被接納為「諸夏」的核心成員，也逐漸成為「中國」的指涉範圍。整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地域範圍和文化圈層顯著擴大的時代。使用「中國」一詞時所流露的，是相對於「四夷」的文化自信與自豪感。齊、晉等老牌強國固然自詡為「中國」正統，但也會吐槽「你們吳、楚都是南夷好嗎？」，不過奮力提升文化的吳、楚等後起之秀最終也融入了這個文化圈。最終，「中國」成為了諸夏國家在民族地理及文化認同上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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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扯「中國」是1949年以後存在，古代無中國的、扯元清非中國的，多是無知或者別有居心的台獨人士。
以上文章摘錄自今年侯漢廷預計出版的新書《以中華之名：從文明與歷史，找回台灣人的脊梁》第一章。

我尊重世人各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個人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我的學術主張是儒佛會通，不過，我覺得修養是否到位，關鍵始終在個人，信仰的重點在人自己的深層覺醒，而不能寄託組織給的紀律。二十八年來，我相信讀聖賢書自有救贖生命的智慧，因此，我每天都在讀聖賢書與教聖賢書，並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從中受益。我相信經史子集都有聖賢書，只要是能讓我們從中領悟智慧的內容，都是我們需要虛心學習的對象。

我讀《明史‧太祖二》，記錄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明朝這些事兒，深度意識到由元朝到明朝並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關係，元明兩朝甚至經歷過二十年的「南北朝時期」，意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現在北京市），元順帝往北流竄到開平（現在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北岸），繼續與明朝對抗，元朝本來有十個行中書省，到明朝建立依然控制著六個省，包括西南飛地雲南在內。

攤開地圖不難發現：朱元璋剛開始建立的明朝，其實如同「南朝」，始終在面對著「北朝」，這個北朝就是「北元」，稱其「北」是後世的說法，其實元朝的政權並未真正結束，並對明朝構成「南北夾殺」（還有雲南），雲南作為飛地，對明朝構成重大禍患，直到洪武十四年傅友德大敗元兵於白石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自殺，隔年取得雲南全境纔終於解決問題，這是《明史》中有關明太祖的本紀第二會記錄到這關鍵一年的原因。

朱元璋有兩副臉孔，其面對北元，採取和戰兩手策略，譬如當元順帝的孫子買的里八剌被俘，朱元璋還封此人做崇禮侯，賜給宅第，甚至後來還將其送還北元，招諭修好，可見其並沒有想「徹底消滅北元」的意志。然而，其持續在消滅其他反元政權，並始終拿自己的存在「等待」元朝剩下的行省逐漸被各個擊破，包括洪武四年（1371）鎮守遼陽行省的劉益歸順明朝。朱元璋面對雲南本來同樣只是懷柔相待，這導致梁王甚至殺其過來曉喻的使者。

南平先生曰：「統一中國」這件事情，需要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配合，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面對民生凋弊，其主觀意願在讓人民休養生息，客觀條件未到，則不強行窮兵黷武來完成統一。元朝與明朝「兩朝對峙」的二十年，就是觀察「誰是真正擁有天命」的二十年。但，當其在洪武四年消滅明夏政權，就已徹底確立自身反元的正統性。朱元璋懂得善待元朝宗室，禮賢下士，等待元朝內亂而歸於自我毀滅，這是王道政治會有的作法，值得後世心懷統一的君子效法。

西安事變並非偶然的「逼蔣抗日」道德事件，而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並試圖清算東北軍與西北軍將領所引發的政治爆炸。其核心邏輯在於「退路被關閉後的被迫行動」，而蘇聯的干預，則在關鍵時刻避免了局勢的全面失控。

這一歷史教訓深刻揭示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蘊含的高度風險——它不僅無法帶來穩定，反而會不斷累積不確定性，最終將事件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一、西安事變的核心真相：蔣介石的「清算倒數」與張、楊的「生存抉擇」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張學良、楊虎城在政治生命與軍事權力即將被剝奪的絕境下，為阻止既定清算程序而採取的極端手段。根據史料，1936年12月，蔣介石對張、楊已提出「二選一」方案：要麼全力剿共，要麼被調離西北，蔣已作出如下決定：
人事清算：透過《大公報》密囑發布消息，擬以蔣鼎文取代張學良之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職務（1936年12月9日密囑）；
軍事接管：調動中央軍（蔣鼎文、衛立煌等部）全面接管西北，並計畫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往福建、安徽等地，實質上解除其對原有根據地的控制。

上述措施並非「風聲」或「試探」，而是已進入執行倒數的實際決策。對張學良、楊虎城而言，其含義十分清楚：
若服從「剿共」命令，將繼續淪為剿共工具，並逐步失去對部隊的實質控制；
若拒絕「剿共」，則勢必被解除兵權、調離根據地，最終遭到中央軍清算。

正如周恩來所言：「蔣介石準備以蔣鼎文代替張學良，這樣就逼出來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本人亦明確表示：「我不能出賣我的部下，我要搶先一步回答他（蔣介石）。」因此，12月12日的兵諫行動，其本質並非奪權或叛亂，而是張、楊在生存退路被封死的情況下，為阻止清算、保留抗日力量而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

二、蘇聯的「踩煞車」：避免全面內戰的關鍵外部因素

西安事變之所以未演變為全面內戰，並非因為國民政府制度成熟，而是源於蘇聯的強力干預。當時蘇聯的核心戰略目標是「聯蔣抗日」，以避免日本與蔣介石結盟，從而使蘇聯陷入腹背受敵的局面。因此，蘇聯對西安事變持明確反對立場：
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將西安事變定性為「叛變」，批評其「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
史達林親自草擬電報，要求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理由在於「打倒蔣介石將引發內戰，有利於日本」；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孔祥熙明確表示「蘇聯政府與事變無關」，並向中共施壓，要求其停止支持張、楊。

蘇聯的干預，本質上是基於自身戰略利益，強行阻止中國內戰擴大。正如部分學者所指出的：「若沒有蘇聯的『踩煞車』，西安事變極可能演變為全面內戰，中國的抗日進程亦將因此遭到嚴重破壞。」

三、歷史教訓：拖延聯合抗日的「慢性逼迫」與「失控風險」

西安事變所揭示的核心教訓，在於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帶來的結構性危險。蔣介石的「拖延聯合抗日」政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1. 政治層面：堅持「剿共優先」，拒絕與中共和其他抗日力量合作，導致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持續激化；
2. 軍事層面：試圖透過「調虎離山」之策，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離西北，削弱其抗日實力；
3. 人事層面：以密囑方式解除張、楊兵權，實質上將抗日將領推入「要麼反抗、要麼滅亡」的絕境。

這種「拖延」，並非中性策略，而是將問題懸置、同時累積壓力的過程：
對張、楊而言，「承諾不兌現」（停止剿共、聯合抗日），但「壓力不消失」（仍被迫進攻紅軍），使其完全看不到可預期的未來；
對抗日力量而言，「動員持續」，卻「退路被關閉」，最終導致「行動提前發生」，即兵諫。
正如材料所指出的：「拖延意味著問題被懸置，但動員持續；承諾不兌現，但壓力不消失；關鍵角色被要求『顧全大局』，卻看不到任何可預見的未來。這不是治理，而是慢性逼迫。」

四、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西安事變的歷史邏輯，清楚展現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深遠後果：
對被統治者而言：拖延不斷累積不確定性，迫使其採取極端行動（張、楊的兵諫，本質上是「再等就會被犧牲」的理性選擇）；
對統治者而言：拖延將導致退路被關閉，最終失去對事件節奏與方式的掌控權（蔣介石因此失去選擇時間與手段的主導權，甚至一度命懸一線）；
對國家整體而言：拖延將大幅提高失控風險，極可能引發全面內戰或更嚴重的災難（若非蘇聯介入，西安事變的走向恐難以收拾）。

因此，西安事變留給後世的最冷酷教訓在於：
拖延並非謹慎，而是一場將未來主導權主動交付給突發事件的賭博。
歷史沒有義務在下一次重演時再次給出煞車手。
而這樣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總結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的政策，將張學良、楊虎城逼入生存絕境後所引發的極端行動。蘇聯的干預，避免了全面內戰的爆發，但這種「幸運」並非歷史常態。歷史反覆證明：凡是拖延重大政治問題者，最終只會累積不確定性，並將局勢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西安事變的核心警示正在於此：
問題若不被正視與及時處理，終將以更劇烈、更失控的方式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