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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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下列視頻所言非虛，只要貫穿整個革命黨的革命宗旨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他們真的是要為國家復興發動革命嗎？《開誠公告十八省豪傑書》也點明日本的企圖，利用革命黨分化中國內部，最後達到日本佔領東北的目的。

“反清复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辛亥革命早期的思想…

日本為什麼會對中國的滿漢矛盾這麼了解，因為明朝滅亡後，大批朱明的皇親國戚都逃到日本去，在理學上開啟了朱熹理學在日本的傳播，在文化上讓日本人覺得自己是理學和心學的繼承人，這也解釋他們認為侵略中國為什麼是在振興中國。

在甲午戰爭之前雖然沒有派遣的留學生，但中日之間一直有往來，日本也一直在收集中國的各種情報。日本傳統戰略就是佔領朝鮮半島，要佔領朝鮮半島就必須提防大陸政權對朝鮮半島的軍事援助，所以他們很早以前就在調查中朝的關係與實力，並在朝鮮半島上散布「合邦」的思想，這也是為什麼大院君與明成皇后有黨爭的原因。

革命思想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發展起來的，這時間點剛好就是清朝在1896年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學習，這批留學生就在日本接受了革命反滿的思潮。《十月圍城》中胡軍演的閻孝國是滿族將軍，拜師李玉堂，李玉堂是留日的留學生，1900年返回中國，然後推動反滿革命。但歷史事實是，當年送去日本的留學生中，滿漢學子都有，日本人在教授這種思想時，就造成了當時滿漢兩派人的對立，光是在日本這兩派人就已經打起來好幾次，這也是日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滿清讓國以後，全國各地的屠滿事件，西安、荊州、武漢、南京、京口（我家，駐防編制1500人，連同家屬約五六千人，最後只剩下幾百人）、杭州、福州、廣州等等各地的屠殺滿人，這都是在革命黨人保證保護各地滿人安全，絕不清算的合約之下，立即翻臉毀約的事件。所以我一再主張孫中山是民族恐怖份子，而革命黨沒有一個好東西。

我個人情感上，少年時期曾經崇拜過孫中山，我曾謀劃過在各大學裡籌組社團發揚三民主義，積極推動中國統一，以孫中山後繼者自居。但了解這段歷史後，我便痛恨孫中山。然而理性上我是支持民生主義的，即便我怎麼唾罵他是國賊，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他依然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功臣。可話又說回來，儒家思想本來就有著強烈社會主義的精神，特別是在天下觀與大同思想上，所以孫中山有功，也只是助推之功。

杜正勝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專長於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社會史。他去年出版《中國是怎麼形成的》（[1]），大部份內容是基於古代歷史，最後歸結到今日中國。書中提到的歷史事實是客觀無疑的，但是對歷史事實的解讀卻是主觀偏頗的。台獨反中者總把歷史中國解讀為惡質的，然後加諸今日中國！

書中把過去一萬年的中國歷史分為三期，原始社會、城邦時代、編戶齊民，大致對應到上古多元文化期、五帝三代封建期、秦朝開始的朝代郡縣期。這樣的分期應屬合理，掌握了主要的社會狀況，但是當然有少數例外，譬如在編戶齊民期，有些新獲得的領土可能尚未（或許不適合）實施戶籍制度。

在編戶齊民期，作者強調，實施編戶齊民的地區才算是中國的領土，未實施編戶齊民的地區只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雖然古代國家的掌控力不比現代，國家的疆域較難清楚界定，作者卻是刻意限縮古代中國的疆域。若照作者的說法，歐洲國家在近代以前幾乎都未編戶齊民，就都沒有領土了！

中國的形成當然與異民族的中國化或漢化很有關。書中強調：「中國政權的本質，力所及之地就要征服，要治理，還要改造（成為中國人）。」卻不提異民族的大規模漢化更發生在異民族統治（部份）中國地區的時候，包括周朝時中國地區有很多異民族的邦國、五胡亂華和南北朝的286年、五代十國的54年、金朝和元朝的242年、清朝的268年。大部份時間，中國的武力都比不上北方的遊牧民族，「征服、治理、改造」實在說不上是中國政權的本質。

書中完全不提相當明顯的事實：始於西周初期（約公元前一千年）的儒家思想是形成龐大中國的主要原因，因為儒家思想幾乎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基督教也有普世性，卻晚了約一千年），又有益於社會穩定和和諧。當時中國周邊的異民族多半沒有文字，即使有也很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因此逐漸融入漢族或中國人。（參見《商、周交替，文明躍進》《中國自古主張同化異族，何錯之有？》）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大多為了利於統治也自稱黃帝的後裔），有助於其融合成為中國人。作者指控，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的說法是神話式的虛構。筆者同意作者的指控，但要補充，這是非常善意和智慧的虛構，使得不同的民族間少了很多歧視和對抗，而勝利者也會比較善待失敗者。

書中以很多篇幅介紹中國的「天下中心、天朝上國、四夷來朝」心態和作風，並批評其為虛榮心而無益國家。筆者同意作者的批評，但否定他把這心態和作風加諸現代中國。現代中國協助很多國家發展基礎建設，如一帶一路，都對双方的實際經濟有益（雖然偶有損失），而絕非中國浪擲虛榮心也。

杜院士很有學問，但可惜他台獨反中的意識形態歪曲了他的中國觀！

[1] 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一卷文化，2023。

第一，孫將軍的身高經常被寫為185公分，但實際上約175公分上下（麥帥考據的身高約180~183公分，因此看兩人合照即可比較孫將軍的實際身高）……

第二，查遍外國戰史紀錄，仁安羌之戰（其規模稱不上戰役）均無特別紀錄，即使連號稱非常喜歡孫立人的史迪威將軍，在他那本對蔣中正充滿酸言酸語的日記中（實際只是一個塗鴉記事本），也只有短短幾句話而已……

第三，仁安羌之戰，是因為英軍失去戰鬥意志～即不戰而逃所意外產生的一場接觸戰，基本上它破壞了遠征軍在平滿納的戰略佈局，最後導致全線動搖而兵敗緬甸，雖然這與孫將軍無關，但沒有必要把這場接觸戰捧上天……

第四，英國人的確頒獎給參戰有功的遠征軍官兵，除了孫將軍外，還有負責指揮的第113團的劉放吾將軍……，但英國人在戰史上並未對仁安羌之戰重新有任何修正作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是英軍不戰而逃（說出來太丟臉），同時英軍在撤離的過程中，並沒有和參戰的遠征軍碰到面，沒有碰到面，自然也不會出現如新38師所稱：英軍喊～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的畫面……

第五，孫將軍當年被停職後，政府的確停發了孫將軍原本的薪餉，但改發了生活補助費，至於夠不夠是另一個問題，薪餉重新發放是到民國67年才開始，也就是沒有一毛錢都不發的事（請參閱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第六，仁安羌之戰（要稱戰役也無妨），在當時的環境下，政府有不得不屈從孫立人假造戰功的無奈，因為遠征軍當年主要參戰的兩個軍（不算最後入緬、臨時編成的第66軍）是抗戰四年時僅剩的兩支戰術預備隊，其中第5軍還是唯一的裝甲部隊，而緬甸的佈防也關係到國府僅剩的西南領土的存亡大事，因此為避免打擊民心士氣，當年所有大後方的新聞報導就只能跟著孫立人的偽報而偽報了。我們只要看看俄烏戰爭就知道，俄烏戰爭至今才打兩年多，還是整個歐洲一起幫忙打的，就已經讓烏克蘭民心潰散，中華民國當年幾乎是獨立面對日本人的侵略，要是沒有一點刺激，請問這仗要怎麼繼續打下去……

戰爭英雄其實是一大串悲劇的綜合，在戰時隱含了有很多無奈，但戰後就必須褪開這些神話而讓真實歷史說話……

每年12月13日，是大陸官定的［國家公祭日］（因為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國軍防線殺進首都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中國政府都會在南京市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公祭廣場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現場除了有響徹雲霄的防空警報外，（奉命）來參加紀念儀式的人還會在現場脫帽默哀，向當年無辜被屠殺的南京同胞默哀……

但讓人好奇的的是，在這儀式的背後，現階段的大陸同胞真的知道什麼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嗎？如果真的知道，那……現在的大陸（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讓人看了難過（其實是侮辱抗日英雄）的抗日神劇……他們可以手撕日軍、步槍打飛機、人騎魚雷炸日艦……更別提那些在基層官兵都普遍吃不飽穿不暖的慘況下，還能悠閒的～喝紅酒、嫌咖啡糖加太多、咬著高級雪茄，身穿高級布料軍裝的國軍軍官……看了這些亂七八糟的神劇，我反而開始有點同情那些來中國戰場受苦受難的日軍……也懷疑，為什麼日本人能在遍佈神人的中國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

同樣的，在臺灣的我們也未必比大陸朋友多知道一點什麼是抗日戰爭……就比如很多朋友喜歡談的緬甸仁安羌大捷，沒人探究整個戰役形成的過程……更沒有人去思考～為什麼一個不到千人兵力的遠征軍步兵團可以打敗（號稱）一個師團的日本甲級步兵師團，不但救出7,000多名（一樣是號稱）被困的英軍（英緬印籍軍人混合編制）與收復緬甸最大的產油區後，不但沒有趁勝追擊，還必須跟著英軍一起往北撤離（其實是逃難），最後還兵敗緬北野人山，造成幾萬名官兵的死傷……

其實在很多人為偽造的歷史中，所謂抗戰歷史，已經變成一段如過年101大樓的煙火秀一樣，時間到了就出來（吆喝一下）……至於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教訓，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咱們除了嘆氣，能說什麼……

歷史不會重演，但是會押韻。

當年大清與日本是同一時間開始軍事現代化。1876年公費派遣到英國學習海軍，1880年代開始真正組建新式海軍，到歐洲買船、買槍砲、建立港口、船塢，海軍學校，連艦隊上面都一律使用英語發號司令。兩國都是歐洲的學生，都是大英艦隊的山寨版。但是甲午戰爭，中日的艦隊在黃海決戰，大清北洋海軍的虛有其表、腐敗不堪的實質在戰場上暴露無遺，就算還是有官兵作戰拼命，還是被日本打了個5比0，最後更是在威海全軍覆沒。日本海軍之後獲得甲午賠款又大肆擴充，1905又將世界排名第4的俄羅斯海軍打了個全滅，成為世界海軍強權。

1992年日本足球J聯盟開始試營運，隔年中國的職業足球甲A聯賽開踢。兩國又是同一時間開始以歐洲為師，發展自己的職業俱樂部聯賽。結果，10幾年後日本的足球虎虎生風，在世界盃開始屢屢擊潰歐洲勁旅，2022年世界盃，先大敗德國，又擊破西班牙，公認為世界足球列強；在亞洲更是所向無敵，連更早搞職業聯賽的韓國都承認不敵。今年日本先以7比0在主場全力出擊大破中國，不久前又在客場以3比1輕鬆獲勝。而中國足球則每況愈下，年年舞弊，從上到下腐敗墮落，醜聞不斷。

何以如此？簡單說，日本學的是全套，包括教育、訓練、球場，最重要的是那一套運作的文化，也就是海軍的作風以及足球場上的榮譽精神。背後支撐的是主事者奉獻無私的心，為了百年大計而努力。中國，常常只學個半套，基本上就是交差了事的官僚作風，該買的買了，該找的人找了，接著想的就是如何搞錢、搞好處、搞女人，然後就是收買、舞弊，每下愈況，弄到幾乎無可救藥。1990年職業化之前，中國世界排名40多名，而搞了30多年職業的結果是目前掉到了91名。

管理是成績的關鍵，而管理的關鍵則是信仰與文化。這，是任何項目走向現代化成敗的原因。若官場（管理者）的文化不變，那麼再多的軟硬體加持，也都是無效的。百年滄桑，海軍與足球，都印證了這一點。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