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我同情余英時 | 張輝

余英時好大的口氣,不愧為中國史學泰斗,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率。但「我到哪裡 哪裡就是中國」卻是個大膽卻真實的話術。是每個中國人在海外都可以說出口,而令周遭的外國人接受的現象。

余大師反共,連帶反現代中國,對他及許多海外類似的中國人而言,是極為正常的,這也是人性,看看他所批判的中國政府和社會現象即知,他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兩蔣時國民黨人及美國共和黨右派如出一轍,甚至跟我們的李前總統及達賴都能相濡以沫,思想交流,結為莫逆。

這種人在美國待久了,在西方靠著中國的學問,由一批學者、名流、政客捧著,批判中國而博得盛名,也是好事一樁。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他不平叫屈,非常的同情他,他汙衊了孕育他給他滋養奶水的母親,而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無法回頭,更談不上有勇氣後悔。

報載:一九七八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

中國大陸翻天覆地改革開放至今的那一段三十多年光陰,余英時錯過了,或故意忽視了,也許太執著於自己的判斷,也許他無法回頭檢討自己。

他在中國人心目中(包括我)成為近代海外中國人以西方/美國價值,批判母國而獲美國青睞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

他傷了母親的心,或許,他早已不認這個母親了。

他和西藏達賴的歷史評價應該在同一個層次,是褒是貶?吾不予評論矣!

藉由東奧,綠營掀起兩岸的民族主義對抗 | 郭譽申

東京奧運是一場體育盛事,不過台灣的綠營顯然不僅把它當作體育盛事而已,而是藉機激發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蔡總統對運動員的支持言語總強調台灣的國家意涵。綠媒(大部份台媒都是綠媒)和親綠網民反覆強調運動員在奧運奪牌沒有國旗,不能唱國歌的悲情,並歸咎於中國大陸的打壓。而部份運動員在奪牌後的發言若符合台灣民族主義,則被放大傳播(參見《「麟洋配」奪金獻給台灣國?》)。

東奧也激起對岸的民族主義。起初大陸網民只是歡欣鼓舞於其運動員的奪得很多獎牌,但是當他們聽到讀到很多綠媒和親綠網民的台獨和台灣民族主義發言,他們就匯流成為反台獨的民族主義者。小S碰巧在此時把台灣的東奧運動員稱為「國手」,觸犯了「台灣為國家」的對岸紅線,因此被大陸網民討伐。據說小S可能會為此丟失幾千萬的廣告代言(也可能綠媒故意誇大)。

奧會所遵循的哲學被稱為奧林匹克主義,其「主要目標是讓體育運動為人類的和諧發展服務,以促成維護人類尊嚴的和平社會。」然而理想與現實總有差距,以國家為單位的體育賽事本質上就容易助長民族主義,更何況綠營還刻意的操弄。無論如何,蔡政府藉東奧激發台灣民族主義,立刻有不小的收穫。東奧的愛台灣熱潮至少讓民眾暫時忘掉,政府買不到疫苗,民間買的疫苗尚未到貨,以及政府似乎要逼迫民眾注射國產疫苗的焦慮;加上蔡總統對台灣運動員的文青語言支持,應該頗能提高她原來走低的民調支持度。

民族主義永遠是互相對抗的。綠營既然藉東奧激發台灣民族主義,對岸自然也掀起反台獨的中國民族主義予以對抗。小S被大陸網民討伐,可算是無妄之災,她一向傾向藍營,至少不是死硬台獨,她說「國手」,意指中華民國代表隊選手,應該並無台灣國的台獨意涵,但是部份激動的大陸民族主義網民可不管這些。小S事件本來是件沒人注意的小事,但是綠營和綠媒趁機誇大渲染,就成功升高了台灣的民族主義情緒。小S事件充分顯示民族主義對抗的不理性和高度衝突。

藉由東奧,綠營掀起了兩岸的民族主義對抗。目前看來,蔡政府收穫頗豐,既轉移了島內的施政缺失焦點,又推升了台灣民族主義,對於綠營持續執政頗有助益。然而就長期看,台灣消受得了大陸被挑起的中國民族主義嗎?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是台灣的二十多倍,軍事力量也遠勝台灣,而兩岸的實力差距還在擴大。綠營只管眼前的政治利益,卻不管台灣的長遠前途啊!

北京政權一向期盼兩岸能夠和平統一,然而愈來愈尖銳的民族主義對抗,使這樣的期盼愈來愈成為泡影,也使對岸民間的武力統一呼聲愈來愈大。當對岸最終不得不使用武力,台灣民族主義可救不了台灣,台灣人屆時才後悔,就太遲了。

疫苗的國際競爭 | Friedrich Wang

目前全世界已經進入使用階段的疫苗,據說包括了中、美、英、德、俄、印等國的生技公司或者醫療單位所研發的,至少已經有17種品牌。就像一般的市場機制,這些目前評價高低不一的疫苗,可能會隨著本身的效能,以及各國自己內部的考量而逐漸有一些會被汰換。筆者認為這個時間大概頂多在一年左右,不會太久。相信未來大概全世界通行的疫苗不會超過10種,甚至於更少。

這一場疫苗大戰其實也就是國家力量的展現,而且分出勝負的關鍵還是在於本國的影響力。簡單說,應該還是那一些與政府關係深厚的大藥廠可以勝出。所以台湾到底是應該買,還是自己搞疫苗?其實答案已經很清楚。

國際上大藥廠的財力都非常驚人。美國的四大藥廠中的第四名,營業額都比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還要高,每一年可以花在研發上的經費比台灣中研院的經費還要多好幾倍。請問我們自己搞的疫苗就算有效果,以後有可能跟這些大藥廠的東西競爭嗎?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淹沒在藥品市場的競爭之中。

這是很現實的事情。全世界的藥品市場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商機,而且藥品問題也關係到國家安全甚至於整體戰略的安排,真是只有財力雄厚的大財團或者國家才有可能玩得下去。日本就是一個例子,當年日本政府在六零年代開始投入大量的資源與民間一同發展自己的製藥產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今天日本的藥廠在全世界的藥品市場當中比起美國、歐洲依然只是小咖,很難相提並論。

我們就等著看,台灣自己搞出來的疫苗壽命不會超過兩年,最後大家主要打的還是進口貨。

「麟洋配」奪金獻給台灣國? | 黃國樑

現在的教育果然將年輕人徹底洗腦了。麟洋配奪金,恭喜他們,但李洋卻說,我台灣人我驕傲,將榮耀獻給我的國家──台灣。王齊麟則說,讓世界看見台灣。

李洋還是金門人哩!嚴格說,他是福建人,不是台灣人。何況,台灣這個國家迄今尚未誕生!作為金門人,他的兩岸觀竟然跟台灣島內人一模一樣,頗令人意外。

中華台北那一面會旗裡是一枚中華民國國徽,升旗時的那一首國旗歌,唱的是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的中國,更是炎黃世胄、東亞稱雄的中國。

奧運的初衷是藉體育競技取代伐兵、偃息戰爭,但將金牌賦予台獨意涵、崇奉分裂精神,卻無異鼓吹戰爭。

戰爭沒有規則,不是先得兩次21分就贏了,戰爭是一種瘋狂的暴力,被它橫掃過的地方,不是妻離子散,即是家破人亡,不但不能跪地慶賀奪金,反可能是伏地身首異處。何必將一塊金牌與政治意識形態做如此強烈的內在連結?

如果大陸隊贏了也說終於宰了那隻台獨兔崽子,此地人又做何感想?擊敗大陸隊後,發出獻給台灣這個國家的感言,我是開了眼界,第一次看到運動員渾身都是政治細胞!

中華民國當然處境艱難,1971年後從中國唯一代表的身分,跌到孤魂野鬼似的地位,國旗不能在奧運飄揚是許多人的遺憾,但這是一場仍未結束的內戰帶來的難題,而不是膚淺的台灣被刻意打壓的表象;兩岸問題的癥結,從來就不是台灣的身分問題,而是中國歸向何處的問題!

但此錯不在李洋或王齊麟,而是民進黨長年進行教育洗腦,以及兩岸形勢的本質從李登輝開始即被錯誤引向歧路的結果。台獨的步伐已到了末路;李洋當知道,一塊金牌建立不了一個國家。

現代廂軍 | 劉廣華

有民意代表反映,在國人普遍對國產疫苗有疑慮而拒打時,軍警同仁極有可能被迫成為國產疫苗標定且施打的對象。

迄今為止,這當然不是事實;但軍警同袍的憂心倒也不見得完全是杞人憂天。

劉杯杯20餘年的軍旅生涯,就有許多親身體驗。

猶記得剛入伍時,就曾經出現過香蕉過剩;結果解決之道竟然是盡量把香蕉往部隊送,往軍人肚子裡塞。

多年下來,時不時的,只要有甚麼農產品盛產滯銷,無論是洋蔥、高麗菜,或是前一陣子的鳳梨、甚至是美豬,軍警都躲不掉,得配合著吃。

用個不恰當比喻,軍警好像就是個大型的廚餘處理機;只要是民眾不吃的、吃不完的,就往那裡送。

早年還有所謂的「軍愛民、民敬軍」;軍人經常在農忙期間就被動員下田幫助割稻;事實上,就算到了現在,軍人還會被動員去幫忙採收屏東洋蔥。

實質上,軍人已經成為國家付薪,卻免費提供農民使用的農工。

當然,舉凡地震、風災、水災、重大交通事故、防疫消毒等等無論是天災或人禍,部隊也都是立即動員的首選。

平心而論,部隊接受救災任務理所當然,因為部隊組織嚴密、人力充沛、動員高效、應變迅速,於災害發生時,往往可以在第一時間就投入人力、物力、設備,充分發揮救人功能;世界各國在大型災變發生時,動員部隊也往往是首選。

不過,當廚餘桶,免費勞工,或是疫苗白老鼠就很有爭議了。

尤其是軍人,就是國家的拳頭,國家安全的保險;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國家一但有難,就是軍人打頭陣,犧牲生命,保家衛國。

若然,那為什麼台灣的軍人會變成廚餘桶、免費勞工、跟白老鼠呢?

劉杯杯小人之心,胡思亂想;會不會是,養兵千日了之後,那用在一時的「一時」一直沒來呢?

以前有個廣告,忘掉是甚麼廣告了,只記得中間有句口白是:

「健保哪沒用,就感覺很怕損(可惜)」。

會不會是,每年花這麼多的預算,養這麼多的軍人,卻都沒有用到,實在是太可惜了,就用一用吧!

真的嗎?

除了儲蓄險,或是年金、退休金這種有儲蓄概念的保險之外,一般人買保險,就是希望要用得到嗎?

買意外險希望出意外,買癌症險希望得癌症,買旅遊險希望摔飛機;不然,保險都沒用到,好可惜!

希望不是這樣!

建設國防武力的真正目的就在於建立一支強而有力,具備嚇阻力量,沒有人敢欺負、欺凌的部隊;可是,更希望是一支永遠用不到的部隊。

這跟買保險以防萬一,卻希望自己平安,永遠不要用到保險的邏輯是一樣的。

宋朝軍隊有禁軍、廂軍、鄉軍;其中廂軍名為常備軍,卻被朝廷濫用,讓他們從事築城、製作兵器、修路建橋、運糧墾荒以及擔任官員侍衛,迎送等工作,沒有訓練,也毫無戰力。

有軍隊若此,難怪兩宋會在其存續的300餘年間,被遼、金、蒙連番壓著打。

以古鑑今,能無嘆呼?

奴大欺主 | 劉廣華

邇來二、三事,渾然不似人間事,讓人頗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其一,奧運中華代表團搭機前往東京,包括羽球世界球后在內的國家奧運選手,通通擠在經濟艙中,抵達後,球后還被分配住在陽春的三星級旅館內,說是基於離場地近些的考量;隨行的官員反而搭商務艙,住大酒店。

這頗讓人不解?明明參賽的是選手,應該好吃好睡,可以吃好睡好的卻是帶隊官員,搞不清楚到底誰比較累?

其二,疫情稍有趨緩,結果在指揮中心宣布微解封的首日,隨即有高官赴南部景區豪華飯店群聚吃火鍋,防疫規定形同具文;同時間,卻有許多外送人員、貨運司機、建築工人,因為防疫規定的關係,在豔陽烈日之下,大汗淋漓,找不到用餐地方,一不留神還會動輒得咎,被檢舉,罰錢。

這讓人很是不平;在基層勞工配合防疫規定,惶惶然苦無用餐處之時,官員卻是無視防疫規定,在豪華飯店中,衣香鬢影,觥籌交錯;典型的「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雙重標準。

其三,在絕大多數民眾仍未施打疫苗的狀況下,疫情指揮中心卻將主要是官員的第二、三類人員納入可施打莫德納第2劑的名單之中,結果是民眾嗷嗷待哺,官員則可以好整以暇的打好、打滿。

這就讓人憤怒了;小民百姓四處鑽營,想方設法,搶打疫苗殘劑,官員卻是優雅的挽起袖子,準備施打第二劑;百姓的命也是命啊!

說是官員,其實就是公務員,執行公務的人員。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

「共和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僕。」

事實上,英文的公務人員就是civil servant或是public servant,顧名思義就是公眾的僕人,受政府聘用,執行法定職務權限,為人民提供服務。

平心而論,民為本的「公僕」概念,古已有之。

孟子就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唐柳宗元在《送薛存義序》文中說道:

「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這意思是說,舉凡在地方上任官者,可知道自己的職責是什麼嗎?應該是作為人民的僕役,而不能反過來去奴役人民。

清朝雍正皇帝為了惕勵自己,做了一副對聯:

「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

這指的是,帝王受命於天,以一人治理天下,並不是天下來伺候一人,任重而道遠,自己要知道勤奮、節儉。

這其實說的都是同一件事;公務員是幫人民做事,為人民服務的人,不是享受人民奉獻,壓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

專制獨裁封建皇朝,從皇帝到官吏都在強調的事,怎麼到了「謙卑、謙卑、再謙卑」的民主時代反而沒人理了呢?

國家的主人竟然被國家的僕人吃夠夠,這是「奴大欺主」了!

那麼,對於這些「先天下之樂而樂」的國家奴才們,國家主人可怎辦才好?

劉杯杯說:

「就換一批唄!」

公道自在人心 | 劉廣華

台灣缺乏新冠疫苗;但在鴻海、台積電等民間企業的主動努力之下,雖然歷經波折,卻也終於購得德國BNT疫苗1000萬劑,後續還有慈濟在努力當中,前景可期;有趣的是,在確認可以購得疫苗的第一時間之後,公部門即大肆宣揚其在洽購過程中的努力跟貢獻;還有駐外代表立即揭露洽購秘辛,言之鑿鑿,說是居功厥偉,捨我其誰,很有一手拯救嗷嗷待哺天下蒼生的氣勢!

這種作法當然引起許多不滿,諷刺為世界最大台的收割機者,酸說自己往臉上貼金者,俱皆有之;痛罵不知恥者,更是不乏其人;也有自己人奉勸公部門,其實不須搶功,要大氣承認疫苗政策的疏失,不須小家子氣,死要面子。

平心而論,疫苗購買程序繁瑣,公部門不可能缺席,當然扮演一定的協助角色,也有一定的貢獻;不過,是否真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的地步就有討論空間了。

香港無綫電視在2004年有一部名之為《楚漢驕雄》的電視劇;由當時一線小生鄭少秋主演、主唱主題曲,以項羽跟劉邦楚漢相爭的故事為主題。其中有一段故事是:

在楚、漢劃定楚河漢界,簽訂互不攻伐的條約之後,張良力勸劉邦毀約,回頭攻打項羽;劉邦受限於約定,遲遲不能下決心;不過,在張良說了一句話之後,劉邦也就下定決心,毀約攻打項羽,終於逼得項羽烏江自刎,建立大漢四百年江山。

張良說的是:

「是非只在時勢,公道不在人心」。

這意思是,時勢變,人心就會隨之而變;所以只要掌握時勢,是非就由我而定;順勢者昌,逆勢者被遺忘;至於公道不公道的,根本就沒有人會在意。

意在言外的是,天底下哪有什麼公理正義?只要掌握權力,就算做了壞事,自然有趨炎附勢者來為之遮羞蓋醜,粉飾太平;一旦獲得江山之後,這穩穩的漢高祖就當起來了,自然就掌握話語權,獲得道德高度,有權制定規則,誰還管你當初是不是棄信背義,不守承諾?

以古鑑今,衡諸當下,赫然發現所謂「是非只在時勢,公道不在人心」竟是吾道一以貫之,二千多年下來,完全沒變。

只要能夠掌握話語權,我說了就算,說多了,也就造成時勢,公道當然就不在人心了。

無怪乎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要說:

「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

政府機器在手上,有資源、有預算、有人力,時時的大外宣、大內宣,就有把謊話說一千遍的能力。

不過,這幾天看了臉書,出現好多「感謝郭董」、「感謝台積電」、「感謝永齡、台積電、慈濟」的特效框,就是沒看到感謝公部門的。

顯然,在鋪天蓋地的擦脂抹粉之下,人民竟然完全不知公部門在購買疫苗上的貢獻;很符合老子「太上,不知有之」最佳政府的描繪。

看來,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民眾的眼睛還是雪亮的!

法不責眾與亂命不從 | 劉廣華

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自7月13日起,全國開始微解封;不料,互相扞格的解封措施卻引起了幾乎是鋪天蓋地的民意反彈。有詩為證:

九人好擠車、五位算群聚,

寺廟可參拜、公祭就婉拒;

籃球隨便打、鬥牛不允許,

開放看電影、沒算舞台劇;

一起來爬山、海邊就別去,

健身沒關係、休閒犯紀律;

中央說解封、地方再考慮,

朝令夕又改、誰還守規矩。

這當然是打趣諷刺兼消遣,卻也描繪出這道微解封命令的邏輯混亂之處;尤其是各地方政府,不分藍綠,基本上不理會指揮中心這道命令,各自規劃相應措施;你說你的,我做我的!

想到「法不責眾」。

這個概念指的是,當某項行為被眾人普遍施行時,即使該項行為並不合理,也不合法,但因為大家都做了,法律就很難對眾人來施以懲戒。

像是幾年前有所謂的「中國式過馬路」,指的是大陸民眾集體闖紅燈的現象,在路口,只要湊夠一撮人就可以走了,有沒有綠燈,不是問題;而因為人數太多,交警也沒有辦法執法;形成個別人士闖紅燈違法,一群人闖紅燈就沒事的現象。

法不責眾的概念有兩個面向。

一個面向是,某一特定集體對法律的挑戰;像是集體闖紅燈,明明是錯的,但因為人多,就不怕,擺出來的是,你又奈我何的態度;集體收賄、集體哄搶都是這種情形,反正法律沒有能力懲罰我,不幹白不幹。

另一個面向就是法律本身的問題了;制定法律的最終目的是讓人們不去犯法,而不是等他人犯法後再去懲罰;所以法律貴在具有可操作性,所謂「令易行,禁易止」。如果制定出來的法律大多數人都做不到,這就說明法律本身是有問題的,需要修改。

命令亦然,所發出的命令一定要是合理,有正當性,可執行的;不然,就叫做「亂命」。

「亂命」不難理解,顧名思義就是亂七八糟的命令。

《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這意思是說,春秋時晉國的魏武子剛生病還清醒時,曾經囑咐他的兒子魏顆,在他死後,把沒有生過兒子的妾嫁出去,不要耽誤人家青春。後來武子病重神智不清時,又說死後要讓他這個妾陪葬。魏武子死了以後,魏顆覺得父親病危時的語言可能是神志不清時的胡言亂語,便依照他神智清楚時的交代,把武子的愛妾嫁出去了。

後來舉凡人在臨死前神志昏迷時留下的遺言就稱之為「亂命」。

清末慈禧太后相信義和團可以「扶清滅洋」,竟然向全世界宣戰,引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燒毀圓明園,導致百年恥辱;當時東南各行省的督撫如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根本不理會慈禧太后的命令,與外國達成和平協議;所持理由就是,慈禧的宣戰根本就是「亂命」。

「亂命」,是可以不從的。

窮則變,變則通 | 劉廣華

疫情猖獗,全國三級警戒解封遙遙無期;大家平常日在家上班,假日還是只能宅在家裡,同島一悶。

劉杯杯出不了門,去不了健身房,窮極無聊,只有搬出塵封已久的跳床,用黑膠魔術貼(Flourish Lama)把手機齊眉高度貼到樓梯側邊牆面上,插上耳機打開音樂,瞬間地下室車庫變健身房;花甲老翁搖頭晃腦扭腰擺臀、開心彈跳,很是活潑;同時看電子書、聽音樂,很是歡暢。

劉杯杯絕對不是特例;應該有很多人也是在家裡瑜珈墊往地上一鋪,對著手機或電視就跳開了吧?既然可以在家上班,也就可以在家運動。

學校工作也是;不能群聚,就分組上班;不能碰面,就視訊會議;不能出國招生,就網路直播。

不然咧?馬還是要跑,舞還是要跳,人要生活,日子還是要過。

《易經繫辭下》說: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意思是說,任何事物一旦發展到極點,已經無路可去的時候,就要有變化,變了之後才能夠通達順暢,適合需要,才會長久。

改變不了大環境,就只有改變自己,才會有路可走;變則通嘛!

網路上有個有趣的段子:

雞價崩跌,養雞場老闆看著整場滯銷的雞,坐困愁城;後來臨機一動,開放池塘收費讓人釣魚,並聲明,就算沒釣到魚,也會贈送一隻雞;眾釣客趨之若鶩;結果是滿池塘的釣客,沒人釣到魚,卻一人提著一隻雞回家,人人滿意;老闆也順利出清存貨。

這也是《進化論》所說的「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得以長久延續生存的物種不是最強大或者最聰明的物種,而是最善變的物種。

只有順應環境,隨之變化的生命,才找得到出路。

這道理其實很簡單,人要通權達變,不能一條道走到黑;橫柴入不了灶,直拿還不行嗎?

個人、工作如此,社會運作亦然。

三級警戒不能撤,變2.5級行不行?解封不行,微解封總可以吧?

國學大師南懷瑾在談因應變動之道時,把人區分為三等。

第一等人有大智慧,看得出變動的趨勢,走在變動之前,領導大家隨著趨勢的變化而變。

第二等人雖然看不出變動的趨勢,但觀察得到變化的本身;慢了些,但還來得及,所以就你變我也變,應變,隨之而變。

第三等人不但看不出變化,還冥頑不靈僵持固化,看到人家隨著變化而跟著變時,不但自己原地不動,還要怪人家不守規矩,罵人家為什麼要變。

想到獲得疫苗這件事。

如果沒能料敵機先,早早就買好疫苗準備疫情升級時使用;至少要能在發現疫情有變之後,趕緊全力動員公私部門社會各階層來搶購疫苗,有多少是多少;再怎麼樣都不能在疫情緊繃,疫苗明顯不足時,不但不動如山,反而還橫加干涉阻擾,責怪幫忙的民間組織跟個人破壞團結,給大家添亂。

小民百姓所求不多,不敢奢求第一等的父母官,第二等的就可以了。

打國產疫苗是愛國?國產疫苗公司可能是下一個台積電? | 郭譽申

台灣至今疫苗不足,導致很多亂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醫療單位給定的施打疫苗優先順序複雜而不大一致,又因為部份疫苗造成猝死,使民眾更拚命搶打較安全可靠的疫苗,因此爆發多起疑似特權介入搶打疫苗的事件,各政黨以及一般民眾於是互相指責而吵翻天了。

疫苗亂象歸根究底是疫苗不足所致,蔡政府只買到極少疫苗,大部份疫苗都是外國贈送。為何蔡政府至今只買到極少疫苗?觀察蔡政府極力袒護國產疫苗,如以800元/劑的高價購買未經三期試驗的國產疫苗,政府是刻意要把國內市場留給國產疫苗,因此不積極採購國外疫苗。蔡政府不積極採購國外疫苗的託辭是,政府要扶植本國的疫苗產業、生技產業,並且通過其網軍宣傳,打國產疫苗才是愛國,國產疫苗公司可能是下一個台積電。是這樣嗎?讓我們比較當年的台積電與現在的國產疫苗公司,高端和聯亞。

台積電成立於1987年,當時由行政院國發基金出資48.3%,是最大股東 (技術合作夥伴飛利浦持股27.5%,包括台塑等民營企業投資24.2%)。政府雖然是最大股東,不可能協助台積電開拓國內市場。台積電製作半導體晶片,其客戶是全球的電子、電腦、網路等系統廠商,而不是個人或政府。系統廠商採購台積電的晶片,是因為其晶片的功能和價格符合要求,而絕不可能受政府的左右。台積電自始就自力更生,但國產疫苗公司卻需要蔡政府極力袒護,逼迫民眾注射其疫苗,兩者如何能比?

注射國產疫苗是愛國嗎?前提當然是疫苗要有效而且安全,即通過適當的三期試驗,此外要看何謂「國產」。當年的台積電,政府是最大股東,台積電若賺錢,政府可以大比例分紅,政府因此從當年的投資賺了約250倍 (政府過早賣出很多台積電股票否則賺更多)。像當年的台積電,政府投資占比很高的公司,可謂「國產」。人們購買「國產」產品,使「國產」公司賺錢,政府可以分紅,對國家和老百姓都好,因此是愛國。檢視高端的主要股東是基亞生技,不論高端或基亞生技,都沒有我國政府的投資,因此高端算不上是「國產」。人們若注射高端疫苗,讓高端賺錢,不會回饋給國家和老百姓,跟愛國何干?蔡政府極力偏袒高端,則頗啟人疑竇。據說聯亞的官方持股近4成,蔡政府偏袒聯亞,比較說得過去。

台積電(和聯電)創建時雖然困難,卻有一重要的商業模式創新,晶圓代工。在此之前,晶片的設計和製造屬於一貫作業,通常由同一企業完成。晶圓代工讓系統廠商或晶片設計公司專注於晶片設計,而把設計結果交給晶圓代工公司生產晶片。隨著晶圓代工技術的精進和愈來愈多企業放棄晶片設計和製造的一貫作業,晶圓代工的市場愈來愈大,台積電因此成為「護國神山」。

筆者不懂生技產業,不知道國產疫苗公司是否有與台積電的晶圓代工同等級的重要創新,然而國產疫苗公司的疫苗開發比國際上先進的疫苗公司至少慢了半年,其疫苗技術仍有很大追趕空間,則是明顯的。現在說疫苗公司可能是下一個台積電,是妄想吧!疫苗公司的股票被炒到像台積電股票那麼高,就成了台積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