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由時報』的這一篇題目漂亮的文章,論當前教育改革之道 | 郭譽孚

「這一票決定子子孫孫的幸福」,這是多麼漂亮的題目。。。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344715

然而,它的內容如何?就像過去我們聽過多少「愛台灣」的說詞,但是它們所主張的,真的是「愛台灣」嗎?

自由時報是我們島上當前重要的一份報紙,簡直可以說是執政陣營的喉舌。我想藉他當前的這篇社論中所包含的重要錯誤,來談談個人對於未來教育改革的觀點。
這篇社論在個人看來,其重要的錯誤,在於以下幾部分──

一〉「這次選舉關涉台灣人民要擁抱民主陣營與自由市場,或是向中國傾斜,與國家資本主義及數位獨裁體制連結。……台灣的抉擇也衝擊國際戰略的大格局,特別是印太地緣政治的消長,」

二〉「親美與親中路線的對決,而中國以網軍、假訊息、假新聞及滲透社會團體等方式介入台灣選舉,其力道之強前所未見,……由選舉得以牽動國際的效應來看,台灣絕非特定政客所看扁的一文不值,譬如什麼國際社會、東南亞都看不起台灣云云,」

三〉「但當時台灣的民主改革開始萌芽,數十年來追求與保障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成果,在第三世界尤其華人社會中更是民主化的楷模。」

四〉「美國……一般多定性為良性霸權,因其對抗的多是獨裁專制、貪污腐化及迫害人權、種族屠殺的流氓政權;……在對峙態勢下,無論就價值觀、制度、生活方式,抑或單純的經濟利益,台灣與西方民主陣營站在一起,乃是明智且天經地義的選擇,……」

其一、認清虛飾的部分──我首要的著眼點

以上四部分,有一共通的虛飾手法;就是把與自身相關聯的事物,與自身拒絕關聯的事物,使用明白相斥的兩套語言來處理。
簡言之,就是用美麗的名詞把與自身相關的事物「撐」起來;
例如,所謂的「擁抱民主、自由」、「民主化的楷模」、「良性」、「明智」、「天經地義」;很輕鬆地就把它們想強調的事物強調了起來。
相對的,對於自身所欲排斥的事物,則給予不真實,甚至惡質的名詞,例如,使用像「傾斜」、「獨裁」、「假訊息」、「假新聞」、「專制」、「迫害人權」之類;讓一般讀者很容易就落入了它們設計的恐懼與否棄感裡。

嚴格言之,這應該是長久以來我們國民教育的問題,我們近代化的教育,國府不能辭其咎,當年「反共」,好像對手吃飯,自己最好不要吃飯,以免對匪唱和;是一重要的例子;但更早則日本在我島上推動的「打罵教育」與「低智教育」,強調「不可討論,不可發問」,更是顯示其根深蒂固;在這樣的所謂「近代教育」下,我古老文化傳統的「學問思辨」,完全被破壞;而其大成則來自二戰後西方現代化理論,他們強調著全盤西化,根本地全盤否定了我們所有傳統文化中「問學」與「學問」,不只是對立,更是彼此攻錯、對演與辯證的價值。

其次,應該做為未來教育改革的著眼點的,是關於不可亂用二分法的問題。

前述我們對於反共的批判,應該是一個好例子,但那應該是特例;
我們在此,願意另舉一個通例來討論。
以小學生的教育為例,每個小學生應該都聽過教師勉勵我們要做個好學生,不要作個壞學生吧;然而,使用好、壞來區分學生,是個很好的處理方式嗎?
那是個理想的處理方式嗎──
就一個教育專業者的思考;
個人認為強調是非、黑白、好壞的論述方式,應該有其必要性,但是那應該是思惟上最幼稚的模式,應該在成長的過程中,隨著心智的發展與視野的開闊,自然進入更能契合於社會複雜現實的模式。
這也就是我們自身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在成就測驗時,難免都曾遭遇過是非題的理由;是非題就是測試我們對於二分法思維模式的掌握能力──是否能夠正確地認知在不同的情境中,哪一種行為或認知是正確的。
那往往是我們在小學低年級時期,才遭遇到的測驗題設計;然後,隨著我們自身的成長,教師所設計的題目,開始有了填充題、選擇題、問答題,甚至進入複選題與申論題。
我們的教育中,應該要重視這種思維由簡化而向複雜發展的過程;讓每個公民在獲得選舉權以前,都懂得運用與破解那些不應該過分簡化與虛飾的論述。

其三、在認知上應該強調較實際的認知,也就是類似我傳統「循名責實」的態度。

換言之,如果要談政治經濟體制的話,最早期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可能真是涇渭分明的,但是在1929年的大恐慌後,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資本主義就開始修正;而今日大陸的體制更是自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所以,輕率地沿用百餘年前的二分法模式來論斷當前的局面,實在是很壞的示範;個人從事公民教育的觀點上,認為二分法是過分簡化的;能夠反映真實的應該是光譜式的;歐美國家號稱民主自由,其實各國相互不同;不可讓學子死背民主自由;而對岸大陸的體制,更是我們作為中國文化的承受者,我們應該比外國人更為理解今日的中國絕非簡單與資本主義對立的體制──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根源,不只有禮運大同篇的高遠理想,並且,直到清末民初時期,中國社會的土地買賣還很少有真正一次的賣斷的情況,我家族中就還有這樣的地契,出賣者可以在銀貨兩訖之後,為了家貧返鄉沒有川資或是家中另有變故,其賣出者或其子孫可低姿態要求買受土地者另外再給予若干金錢,當時名之為「找洗」或「找贖」──中國本是個同情弱勢者的文化體;不可以與西方資本主義惡質所引起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輕易等同;確實有中國式的歷史文化背景。

其四、公民教育應該重視的教學目標〈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上述自由時報的社論,實在是當前很好的一篇可以做為錯誤示範的文章;
其錯誤在於遠離了我們媒體對於社會應該有的教育目標;報紙的社論對於我們的社會應該有著進行社會教育的意義;那就是如何使得一個社會的公民面對社會的各種現象時,能夠儘量公平客觀、不偏頗地考察各種現象。
這種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民主政治特別重要;如果有投票權的公民們,日常不能公平客觀地考察公眾事務的各方面,只是憑藉著個人平素的好惡,在政黨政治中,只知道黨同伐異,社會生活必然內鬨,造成強烈的內耗;就像我們今天在我們島內所見的情況,民主政治怎麼可能福國利民。
在公民教育上,我們要提倡的這種教育目標,是建立一種不應該「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理性的生活態度;也就是以我們傳統文化中「扣其兩端而竭焉」的教育方式,透過「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進入儘量「不偏不倚」,大家都可以不受各種成見的束縛,真正獨立自主於現實社會複雜的情境中。
倘若我們的公民們在運用他們神聖的投票權之前,不是都能夠養成這樣的思考習慣,民主政治所賦予公民的四種公權,在我們複雜的社會現實中,怎可能適切而充分發揮其理想的功能呢?

2020年總統大選前夕感言〈1.10.〉 中間選民公民教師譽孚敬撰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五 ──理番政策〈由樺山總督至兒玉總督〉| 郭譽孚

本書開篇以來,我們還沒有關切到原民的部分;這是由於日人來台之後的政策,原先就偏重在對於我島最多數的居民的鎮壓和宰制上;那一方面的鎮壓和宰制一旦開始論述,沒有到達一個適當的段落,難以停止的緣故──如今,我們對於漢族的處境已概要地描述到一個段落,現也要來關心原本似乎不太受到侵略者「關切」的──即指「殺戮與攘逐」──他們稍後在歷史中,是受到統治者怎樣的「關切」?以下,就是殖民者最初的形象與其在時局中的發展。

  • 樺山總督的訓示

我們前面提到樺山總督是一位「台灣通」,那是他在牡丹社事件前曾經來台做情報偵察;而由他當時曾親自冒險進入蕃地,並與蕃人交際,其實,他也可說是當時的「蕃地通」。他在1895年8月25日發出了關於理番政策的第一號「關於接待生番的訓示」,其中顯示他無知於原民的馘首信仰,或也為醜詆我漢族先民而強調「生蕃……一令其心懷惡感,則日後無法挽回,觀夫二百年來,敵視支那人而敢為反抗,可謂確切之例證;果欲開拓本島,必須先令生蕃馴服,……倘使生蕃視日本人如同支那人,則本島拓殖大業,勢必大受阻礙,故本總督欲以綏撫為主。」[1],因而,日本學者皆稱此期理番政策為所謂「綏撫政策」。

在該訓示中,讓我們很容易地發現樺山理番政策起始的特殊之處──很早,他們就注意到應該如何分化他們在我島上的對手了[2]

關於往後的理番政策,由於總督府的決策還一直以壓制漢族為主,因而沒有餘力對付原民;我們可以把其作為依時序先後而分為三期,即由桂到乃木的撫墾署制、攘逐殺戮後的剿撫與圍堵時期,來分別認知。

  • 桂總督到乃木總督,撫墾署的綏撫政策

簡言之,就是把原民居住的地區劃為特別行政區;與漢人的普通行政區分開;由撫墾署來治理蕃民蕃地。外表看來,主要沿襲清代撫墾局體制──該局中,總辦一名,委員一名,幕友在總局四名,屬二名;司事四名;通事二至十餘名;另有防遏蕃害、保護墾民的局勇四至八名與醫生與其他雜員之設置[3]

此時,總督府的撫墾署內分置主事八人,為各撫墾署之長;技手22人,受署長指揮,經理署務;通譯生11人。與前清頗有對應[4]

其實,兩者間的差異頗大,除了清時的局勇、醫生與那些雜員,此時該署都未設置外,該署的職能較前清的局,卻更擴大包含了前清樟腦腦務局的監管職能;也由於樟腦貿易在當年的重要性[5],因而,才會出現總督曾提議每署設巡查20名,但因經費不足,未獲允許的情況──原來前清末期腦務為私營,腦務局僅負責海關收稅之類;此時,腦務轉為公營,由該署負責,故管理與取締的人力需要比前清局勇大大地增加了。這是兩者明白的差異。

但深入的對比,殖民者的撫墾署下,沒有設醫生,自稱各署員可兼任簡單醫療,以省經費;其實可反映了殖民當局雖曾提出「以赤誠守信義,撫育無誤法,史歸順番民服從,絕非難事也」[6]與所謂的「不論中國民族或番民,同被日本文化,極力多數移住我內地良民,使其彼此相接近,漸次移風易俗為上策。」[7]之說,但以其神裔自大的民族性言,其確實具有根本「不把我原民當人看」的強烈歧視觀點,自然無為我原民設醫生之必要。因而,過去學者雖說「樺山總督對清代的撫墾局有相當良好的評價」[8],可能應該也要提及兩制間存在著這類歧異,才能幫助我們深刻理解這段史實吧。

樺山總督時,開啟此制度,所謂「綏撫」,其實只是避免原漢聯合;後桂總督短暫在位,難有變動;至乃木總督就任後,如我們前面所見,他雖受命要「一視同仁」,但仍繼續進行殺戮;義軍不敵,多有逃入內山者;據稱由於擔心「原漢聯合反抗」,因此更強化了上述「撫育授產」的綏撫政策。所以,該制度少有改動。

然而,這樣的所謂「撫育」,並不能阻止「番害」的發生;所謂「番害」,可以1896年12月,乃木總督時,發生在花蓮新城的「新城事件」為例[9];由於日軍不僅破壞原民芋田,並且先後兩次姦淫當地番婦,引起太魯閣番突襲守備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共殺死官兵13人;當局不僅不自省認錯,直接於1897年1月10日起接連發動現代化軍隊、軍艦「葛城」,及動員南勢阿美壯丁征討,但因太魯閣人頑強抵抗,且瘧疾流行,只能在5月停止撤軍。該次征討失敗。據日人稱,太魯閣番的反抗與漢人通事李阿隆的指使密切相關,正可說是他們所歸罪的「漢番聯合反抗」的一種形式[10]

1897年,全年各地都有番害;當局曾經討伐新竹大坪、上坪、內灣等地;次年初,則發生討伐太魯閣的情況。

根據日人官方紀錄,由於總督府全力對漢族鎮壓,因而,在理番問題上,甚至於採取儘量迴避與番人交涉的方針;以至於在1897年1月,總督甚至曾下令,「欲行起訴番人之犯罪案件時,檢察官長應先請示台灣總督」[11],也因此所謂「政策」,實僅有若干設施;如前述的「官設隘勇」即是,另外,則「探勘番地」[12]與資料蒐集的「調查研究」以及番人的簡易教育,如禮儀、沐浴而已[13]

那是總督府內殖產部與內務部的衝突;前者重視樟腦業的採收,倘若無法與原民妥協,將威脅我島對外貿易,影響財稅收入;後者則由於番害嚴重,影響地方治安;希望採取強烈的鎮壓手段而一勞永逸;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島內還有從事樟腦業的外商,他們的生命財產必須保護──再發生引起國際問題、國會關注的雲林事件〈即,雲林大屠殺〉是他們真正擔心的。

正是因此,儘管前述1897年5月,總督府發布「地方官官制」,總督已把民政局權力收回[14],撫墾署不再直屬於民政局,而降級隸屬於各縣廳,被學界認為就是當時理番政策由綏撫轉向積極管理的發展,但是乃木在1897年12月還以總督內訓,強調了在理番政策上不變,仍採取綏撫政策[15]

  • 攘逐殺戮漢族後,兒玉的「威撫兼用」

上述情況,到1898年6月,兒玉總督就任後,才大改變[16]。就在該月,兒玉總督在殖產會議上預告了往後不再「綏撫」的新方針──

「平地各種事業,今已漸告就緒,需移步武進行番界之拓殖工作,而棲息番界之番,人頑蠢難馭,野性等於禽獸,若饗之以酒食,加以撫慰誘導,則長年之間,當見其相當進化,然而現下急需經營以新領土,絕不許以如此遲緩之手段,正宜致力掃除前途之障礙。」[17]

那是他一面積極施壓反抗的漢族義軍,並推出招降政策,一面利用前清樟腦業者擁有對抗番害的自衛武裝,即隘勇制度;我們由,1900年,總督府追加預算,增加了防番費24,000多元;同時,秘密訓令開始在台北縣與台中縣設立官辦隘勇,注重素質[18];顯然,對於隘勇在「防番」與「防止漢番聯合」上的成績,可以接受;尤其,此後,官辦隘勇的情況日增,可見當局應該是頗為滿意的。這顯示了綏撫的政策逐漸的改變──但仍努力維持番人與日警少交涉的原則。

同時,他逐漸展開了一連串剿番的殺戮行動;例如,1898年八月就討伐了新竹方面泰雅族;1900年八月,討伐了大嵙崁的泰雅族;1902年,討伐新竹南庄的賽夏族、苗栗的馬那邦社、恆春的排灣族;1903年,討伐了阿猴的拉巴爾番;1905年,討伐了台中的南勢番……當時的情況,日本官書自述稱,「由於當時的討伐效果少,因而番害自然多。」[19],顯然其效果是不滿意的。

此一理番政策的變化也顯示在其該年新頒的「地方官官制」的改變上,原本的撫墾署與警察署完全被廢除;只在縣廳之下的辦務署中設置負責「番人番地」的第三課,全由警察負責其業務[20]

是在上述兒玉的指示下,1902年,乃有了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那著名的、強調「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番地而不見番人。番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21]的關於番政問題的意見書,與1903年那簡明的三條「理番政策大綱」之提出;從此這種與前清絕不相同的「不把番人當人」的觀點,成為當局理番政策的主軸。

因此,1902年,出現了對於番界警察的任用特例,即免除其考試──把原民「不當人」,則其行為自不受法律的規範;例如,對番人不是用普通刑法,其處置僅重視有效的威壓;當然,其最有效的威壓物是近代化武器,例如,山砲、臼砲等,就在1903年開始設置於樞要番地;1904年,則在各要地埋下地雷;另在番害最嚴重的地方設置了高壓電的鐵絲網。至1905年,則開始在各地普遍地使用這些近代威懾科技[22]

日本學者在此時強調「威撫兼用」,因為持地提出的理番政策大綱中,把番地分為南、北兩區,對北番主剿,對南番主撫;好像真的只是區別對待,既忽略了那是一種分化;也忽略了他們共同地不被統治者視為人類的待遇。因而,往後沒幾年才會在當時被當局視為模範番社的新竹上大坪地方竟發生了日據五十年期間抗日殺戮日人次多的「北埔事件」──要到二次大戰需要原民們成為砲灰時,才取得了日本人的戶籍,即得到了日本人的身分,而能成為日本兵源〈詳後〉。

這也就是後來被日本學者尊為「番界調查第一人」,最後竟死於非命的森丑之助,所批判的──「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23]之開始。

  • 日俄戰爭時期的圍堵政策

 在前述的「不把番人當人」的政策下,征伐原民的軍事行動,收效不佳;而東京當局對於維持台灣統治的花費,深感沉重;巨大財政壓力下,總督府可開發的資源,除了加強剝削平地的地租外,最主要的財源就是各種專賣,其中以樟腦專賣的利益最高;但維持樟腦產量必須逐漸深入番地;這時平地統治已漸安定,1903年起,殖民當局透過警察本署連續三年舉辦三次全台與番務有關者統一意見的「番務會議」,該會中不僅完成了前述以近代科技防番的隘勇線,並以該隘勇線的推進與連結來封鎖與鎮壓我原民的設計,並且,對於警察在番務上的使命,確認其概要如下──

「防番以外,更應負起積極推動殖產事業……隘勇線的推進,…。從最有利益的地方開始著手,至於山腳村庄地區的安全則有保甲人民自行負責;…採取『撲滅之策』,凡是妨害事業的發展者,格殺勿論,至於撫育政策因為緩不濟急,不得再行採用。」[24]

這種使用隘勇線的推進來代替軍警發動的武力攻擊,其戰力自然不及軍方行動;但是警方掌握的隘勇線通常比軍方對於兇番有更多的理解,更能以孤立的方式,其決然的「格殺勿論」,因縮小打擊面,僅對於出草殺人的兇番嚴懲,對於其他番社則施以交易與授產給予方便而進行懷柔的安撫,這樣以分化的方式瓦解敵番、殺戮敵番的作為,在日本傳統文化中,與我們前面論及的大和武尊透過交友殺敵故事的犯行頗為近似,不另贅述。

不過,可以顯示本其統治方針的,除了隘勇線的推進,鎮壓與封鎖了我原民的生存空間外,在1903年,發生在中部山區,日本官方紀錄中的所謂「南北番大鬥爭」[25],是一個可以充分顯示當局理番政策簡直已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一個重大的例子。

那是日方利用南番布農族的干卓番,向北番霧社番提出願意埋石和解兩番往日的仇恨,要在兩番交界之處,飲酒講和;其實秘密埋伏干卓番,趁著霧社番當晚酒醉之際,進行屠殺;該屠殺計畫順利成功,一次霧社番被殺死一百多人;該事件後,南北番的互信關係完全斷絕。霧社番過去龐大的實力難以恢復──前述當局重要的「理番政策大綱」的第一條,關於將南北番分而治之的提示,才獲得確實建立;而北番的翹楚霧社番,在該年底,其頭目自動下山,向日方請求准許鐵器的供應,並表示願意充任隘勇;從此直到1930年只能成為殖民當局口中,全島的「模範番社」。


[1]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56~257。根據「理番誌稿」,第一篇,頁2,當時稱呼為「支那人」,故改用之。同在此書的該頁中,民政長官水野遵也醜詆我先民稱「夫蕃民常事殺戮,以襲擊中國人為能事,實因中國官民以譎詐欺騙蕃民所致。」。

[2] 分化對手的情況,在今日,我們還可看到一些隱晦的紀錄,例如,「1895年,日本與東台灣接觸,聯合台東卑南族,阿美族、組成義勇隊,攻陷抗日民眾。」,可見於「台灣原住民與土地關係之研究─花蓮、台東部分」,委託單位,行政院原委會,研究單位:中國地理學會,1999年印製。頁100。這並不奇怪;日本神話中有須佐之男斬殺九頭大蛇的故事,是每個小孩都熟悉的故事。

[3] 此外,撫墾局還有「番婆、教讀、教耕、剃頭匠」等雜員,是此時撫墾署所無的;由於此時新制初起,功能不可能完備,因而,此部分不做比較。〈番婆是女性原民嫁出內山者,負責招待內山原民外出的食宿〉

[4]清時的「總辦」,似等於日殖下的民政局長;委員等於主事,多為營官;幕友等於技手;主事補等於司事;通譯生等於通事。更加上局、署之間一字之差,於是就有殖民者沿襲前清之說。當時總共11署,任命8名主事後,其餘3名由他職者代理;並且因蕃地的蕃人多擁有刀槍武裝,屬危險地區,故其署長大多由軍人出任;與前清的委員多為營官相近。

[5] 清代腦務局統計,每月收入的灶稅和釐金,共計五萬五千餘元;一年總計達六十六萬兩千餘元;當年由淡水港輸出的商品中,樟腦的出口額僅次於茶葉。而樟腦產於山區,番人問題處理不慎,可以引起出草;在1891年10月至1892年八月,香港市場沒有台灣樟腦的交易紀錄,據稱就是發生生番糾紛的結果。

[6] 「理番誌稿」,第一篇,頁10。

[7] 「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省文獻會,頁143。

[8]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6。

[9] 此一太魯閣番事件,在當年的地位應該十分重要,既顯示了當年日軍的軍紀不佳的實況,也聯繫到1907年太魯閣的威里社事件,到1914年,日軍動員兩萬人征伐的太魯閣戰役;對於往後總督府的理番政策應有重大的影響──採用隘勇線制度,可減少日番接觸;可惜在藤井女士不只是在上述的學術著作中,竟然全無提及;在後來簡直作為官書,藤井教授於2001年出版的「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中,也未提及該重要事件。

[10] 「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潘繼道著,台灣文獻第61卷第一期。file:///C:/Users/User/Desktop/401061114_%E8%8A%B1%E8%93%AE%E5%9C%B0%E5%8D%80%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6%85%B0%E9%9D%88%E7%A2%91%E9%81%BA%E8%B7%A1%E5%88%9D%E6%8E%A2.pdf

[11] 「日據下的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

[12]例如,以測量言,由陸軍測量隊隨著各地守備隊的軍事活動而展開,在1896年二月已經完成平地部分的測量;然後,就開始著手進行番地與周遭各島的測量。番地與島嶼的測量都有探險隊的性質,其中最大規模的是1897年三月,紅頭嶼的探險隊共有103人,還邀請了美國記者大衛生;其他另有六次,都是奉派踏勘鐵路交通線的測量,是較小規模的,成員在1~20名之間;其中深堀大尉所帶領的一隊15人,由埔里經霧社,入中央山脈往花蓮港途中,全數失蹤;經查是在奇萊溪上游被太魯閣番殺害。就是一例。

[13]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98~301。

[14] 民政局之下,原來有八部一署;即,總務、內務、殖產、財務、法務、學務、通信等八部,一署即撫墾署;與民政局對應的是軍務局。1897年,乃木的改革是縮編,民政局下僅剩外事、縣治、警保、衛生、法務、學務、殖產、通信等八課。在縮編之下,軍務局消失,改以海軍幕僚與陸軍幕僚,直接隸屬於總督。另,財務部獨立為財務局,直屬於總督,民政局長失去了財務權,其實力更是大大削弱。

[15]這應該是乃木總督晚期一面想收回民政局的大權,一面在動盪的百忙中,仍意圖大力理番的型態──他並未退縮,相反的他計畫推出前述「奠立警察政治」的前身時,做為他設計的「三段警備制」中的一環,即被視為可能利用熟番而取消撫墾署的「護鄉兵」。然而,該設計的展開並不順利,乃木就辭職了。有意者可參考「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55~59。

[16] 此一改變,我們前面已提及,總督府恢復民政獨大、且較水野時代更為有力的體制,其長官為民政長官,民政部轄下十六課;總督府新制中,海陸軍幕僚不能參加與軍部無關的會議;其後有一千多名官吏去職。

[17]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在一般抄襲日人著作時,很容易忽略這個重要的指示,僅強調總督府參事官持地的說法,並說其作為受到美國的影響,個人認為總督的指示應該是參事官研擬發展的大方向,並且合於日本神裔自大,輕賤弱者生命的傳統,所以,在此提出此指示。例如,在藤井教授的名著「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中,就沒有提及。

[18] 除了重視體格與能力外,其素行也在遴選之考慮內,然後給予武裝配備;可能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有抗日份子混入其中。往後,民辦的稱為隘丁,官辦的稱為隘勇。

[19] 「台灣治績志」,井出季和太著,南天影本,頁320。

[20]該辦務署由警察主導,設在平地,依實際需要再向番地或山腳地區設置辦務支署或警察官派出所。據稱如此每年可樽節20萬元經費。

[21]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26。

[22]同前書,頁144~145。1906年,地雷埋設擴大到南投、斗六、蕃薯寮、台東四廳。

[23] 很遺憾的,我島學界,對於此觀點似乎完全無視;「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417。

[24]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53。

[25] 同前書,頁157。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四 ──國際聯盟開啟的理想時代 | 郭譽孚

1918年11月,一次大戰結束;國際聯盟是歐戰中戰勝國主導重建戰後新秩序的組織;當戰爭正式結束前,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懷,戰爭結束後,立刻付諸實行;它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最大的意義應該是醜惡的現實與崇高的理想,同時被充分地被高揭起來,被廣泛地看見了;尤其,是在崇高的革命理想與保守的理想主義之間的互動;其中有多少是戰時為了動員社會底層共同捍衛自身的體制才提出的;那些美好的說詞,也使得沒有直接赴歐洲參加歐戰,甚至原本抱持著神裔自得的日本社會也開始嚮往起平等與自由的世界。

這段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在於它沖動了日本傳統社會,前面那影響重大的「米騷動」,使藩閥感到無法應付,才有出現原內閣的機會;但是如前述,「米騷動」影響雖大,其前雖發生過政黨主催得如火如荼的「護憲運動」,該騷動發展的型態卻讓所有關懷者都感到那是前近代的型態,所以當時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像西方社會問題的革命化;以下,我們把這前後的歷史文化脈絡做這樣的論述。

  • 脫亞入歐

日本社會是個階級性的社會,雖然好像都是「神裔」,但彼此階級分明;另方面,階級就意味著本分與特權;這特權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日本武人的權利,……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就叫做武人的威風,遭受這個整體壓迫的,就是孤苦無告的小民。……」;就由於這樣的習性,在國際關係上,雖然號稱「文明開放」,他們很早就接受了西方霸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明」觀點,例如,前及的啟蒙大師福澤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公開發表了「脫亞論」──「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1]──鼓吹「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與「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順利的發展;這「脫亞」肯認要「模仿西洋人」,而西洋人都是指歐洲人,自然也有了「入歐」的意涵。

如前所及在明治時期曾有一段雷厲風行的西化時期,可說正是以這種觀念為指導的;後來雖然被國學派大力抵制而未能繼續全面進行,但是在接受國際事物上,以其為前導是毋庸懷疑的──時序來到一次大戰,依此指導原則,它將如何面對此時的西方思潮。

  • 威爾遜、列寧、俄國革命與國際聯盟

英、法、俄、義協約國與德、奧、匈、土同盟國兩個集團的對抗,美國遠處海外,本沒有參加的必要;但是,這時的美國總統是著名辯才無礙到被喻為傳教師的法政學者威爾遜,因知歐洲發生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個做生意的好機會;1914年8月,歐戰開始後,它們立刻發布了「中立宣言」;然後就鼓勵大企業像對立的兩集團提供戰爭物資,大大促進了美國的繁榮;此外,他還曾坦述「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獲勝。……儘管德國在殘暴地草菅人命,而英國也在攫取財富」[2];因而,要到1917年,德國展開無限潛艇政策,威脅到上述他所認知的美國利益後,他才在該年4月,以他那「措辭用語極能感人」[3]的演講,請美國國會通過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加了協約國。

就在稍前,1917年3月,戰爭進行已兩年多的俄國,發生了二月革命,沙俄倒台,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但11月,又發生十月革命,4月才返俄的列寧所領導的共產黨人革命成功──在二月革命成功之際,在海外社會黨人爭論中發展的他就起草了「遠方來信」,已提出「真正民主的、真正光榮的和約」,主張「不受任何條約的約束……立即公布所有的這些條約,以便讓沙皇君主政府以及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強盜目的當眾暴露……一切交戰國馬上締結停戰協定……工人農民的和平條件,解放一切殖民地……解放一切附屬民族、被壓迫民族和沒有充分權力的民族」[4]

十月革命後,他呼籲協約國全體停戰,「本政府所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實現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建議立即締結和約」「廢除秘密外交」,並向交戰三強國的工人呼籲「以多方面無比堅決果敢的行動,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即使被剝削勞動群眾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有效地進行到底」[5],協約國沒有答應那種和平;12月,蘇德簽訂停戰條約──俄方在極為屈辱、喪權辱國的條件[6]下;1918年3月,俄軍與德、奧停戰,退出歐戰。列寧這一態度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引起各地社會黨人相當的回響。

威爾遜在戰前是美國保守派的學者、教育家;在1914年的演說中,他就曾自述「沒有人比我更關心把美國商人的企業帶到地球上每一個地區。當我想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關心這件事」[7];1916年,他競選連任時的口號是強調和平主義的「他使我們免於參戰」;遠離戰場的他使用「和平」兩字,如是描述著「和平而體面地征服國外市場,是美國合理的雄心壯志」[8];1917年,他曾經提出「沒有勝利的和平」,來調解兩集團之對抗;二月革命後,他首先承認俄國政府;我們不知,他與列寧所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彼此誰受到影響,但列寧的停戰呼籲,則當然影響了他──1918年1月,居於世界獨強地位的他,競爭性地提出了漂亮強調戰敗國家境內「民族自決」「國際裁軍」與「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國際組織,保障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等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作為他理想中的「世界和平綱領」以對抗列寧那可能動盪世界的號召。

他的這個文件,由於戰爭時印成傳單,散播敵軍後方,很受東歐民族的歡迎[9],也引領世界成立了戰後的國際聯盟,但是美國國會卻拒絕成為其正式的會員國,也就是美國拒絕給予支持;歐戰後,美國已是世上國力最強的國家,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自然很難帶給世界真實的秩序;不過,列寧與威爾遜他們的作為,在各地所激起反思,卻足以在各地給其統治者帶來了各自的難題。

三、西伯利亞撤軍問題

    當初出兵時,日本外相是由我台人所熟知那惡毒卻不敢拂逆軍部的「能吏」後藤出任,在他所謂的「如考慮到帝國國民之財力,知識及性格,在相同條件下終究不能與歐美人競爭,可知,防止美國在西伯利亞活動之措施,必然是以我所擅長之武力活動,彌補我國民不足之處,由此在競爭中獲勝。」[10]之下,寺內內閣決定了出兵西伯利亞。

    出兵需要準備大量米糧,米價更高漲,也更促進了「米騷動」;上述三百婦女和警察衝突,演成暴動;不數日間波及全國,以致最後當局只能出動軍隊鎮壓,才使各地平靖;暴亂影響太大,因此,至9月,雖受山縣元老護持的寺內內閣,也不能不辭職。此時距大戰結束只有兩個月。時當人民大騷亂之後,新任內閣特由平民出身的原敬接任。

寺內派往西伯利亞的軍隊,當初期順利達成救援協約國軍隊的任務後,就該撤軍;但是由於陸軍參謀本部中有部分軍官對於西伯利亞具有相當的野心,造成其後的增兵;這樣的野心,雖大戰結束,凡爾賽和議已成,竟然還派出新的師團;直到英、法、美軍都已撤軍完畢,還把日軍留在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鐵路沿線,隨時遭受到俄軍小部隊的偷襲[11]。這時候是原內閣時期。

雖這時是護憲運動之後,軍部氣勢已稍降,但是原內閣卻不能及時處理[12],以至於終於在1920年5月前後,發生了日人七百人犧牲的「廟街虐殺事件」;當然,這對於日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也促成了朝野的反省,當時的情況是雖是要開始撤兵,甚至找不到撤兵的對象。往後幾經周折,到1922年華盛頓裁軍會議已成,陸軍還須向海參崴出征的荒唐情況[13]

出兵西伯利亞,可說是與後來偷襲珍珠港類似,是軍方在事後承認的大錯誤[14]。我們前面每論及殖民者不會承認在我們島上的政策錯誤,而這兩次海外的大錯誤,可說是由於其對象都是國際社會的列強,所以,軍部是不敢或無法抵賴才承認吧。

  • 由韓國三一運動到中國五四運動

1919年的東亞,先後發生了這兩個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日本學者曾經如此描述韓國三一運動──「受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朝鮮也廣泛開展了三一運動。在東京的朝鮮學生幾乎全部〈約600人〉在二月八日集會於東京神田朝鮮基督教青年會館,召開獨立大會,決定發表宣言,但中途被下令解散。在朝鮮京城,三月一日有29人集會,通過獨立宣言書,唱朝鮮獨立萬歲後到總督府自首。以此為契機,暴動在朝鮮全境擴大起來。日本政府在一千幾百處布置了軍隊,到年末終於鎮壓下去。」[15];當時的情況,是原內閣;據原敬日記所見,它的態度是「訓令朝鮮總督:『要把此次事件視為對內對外都極為輕微的問題。但實際上要採取嚴厲的措施,以期不再發生』」[16]

當時的歷史大環境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前述1905年受歧視的華工工約以來與各地收回路礦利權問題上的憤怒,經過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在1月就提出了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問題,但會議竟不受理,而要將山東權益給予日本;當然很容易激起了強烈的反日運動;朝鮮三一運動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真可說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國五四運動,正是發生在朝鮮三一運動後兩個月,蓄積了清末以來我民族所受的屈辱──尤其是不久前那日本簡直要把我國蔑視為其保護國的「二十一條」與身為歐戰的參戰協約國的一分子,派出大量工人參戰,竟然在和會中不能根據「十四點和平原則」收回德國過去在山東取去的所有利權;美、英、法諸國竟然要把山東利權轉給帝國主義者的日本;對於原本在歐戰後受到西方理想主義辭令迷惑的所有民眾,無分中、日、韓、台,當然這是一個逼使他們不能不省思與重新認清列強帝國主義真面目的深刻事件。

當年歷經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改組中華革命黨的孫文,正省思了這個問題,在1917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存亡問題」的大文,其中對於大戰的雙方都有深刻的批判──

「……如謂此役為正義而不得不戰乎?則德國方面,其違反人道之處,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同是對付敵人,何以英、法用以餓死人之政策,便為甚合於人道,而德國稍稍管束征服地之人,便不可恕?……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間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為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利害之辭……」[17]

而巴黎和會中,中國山東問題與各地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的問題,在現實中,竟完全沒有得到威爾遜所高標的「人道、正義、和平與光明」的處理[18];國際聯盟沒有實現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辭令,卻喚起了殖民地人們心靈中深沉而巨大的尊嚴呼聲。

五、日本式的社會與國家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日本,如何考察自身的處境?如何努力由自身的傳統文化與社會中發展出它們最大的潛力,以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1944年出版的「帝國在鄉軍人會三十年紀念刊」中,描述了這段歷史的開端──

「1916年乃日本國家危機時代的開始。自1919年殖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陷入黑暗的深淵,絕非過甚其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自由流入,加上唯物主義、功利主義、金錢萬能的信仰滲入每一階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思想如傳染病似的散佈在學生和青年工人間。誠實地為國家著想的有識見有智慧的人不忍見此。」[19]

其實,作為文化與社會的武士傳統的陸軍,對於如何鞏固自身的社會結構,從而強化自身的社會基礎,其考慮的時間更早;他們早就注意到「團結不但能消除內部衝突,也使日本能以實力面對外國人」,因而,在明治維新後,既使在1870~1880年代失去權力的異議份子和明治政權的其他反對者,在這點上,都與政府同意;因而,他們有意識地努力建立了「一個不受文人控制,卻不論中央或地方層次〈在地方層次上,影響經由徵兵制度產生〉都能影響文人政府的軍事組織」[20]

前面提及的山縣元老是其堅定的主張者;桂太郎與寺內正毅是其主要參與規劃推動者;而未來將要出列在政友會總裁大位的後備役將軍田中義一,是他主要的實際主持推動者。

他們最早的型態是透過地方上擁護政府的退伍軍人團體,高調「研究軍人精神、增養活力充沛的天性,改進公共道德,提高軍人聲望,並成為一般大眾的模範」起始;然後,利用地方上好戰組織的原始草根性,設計受過教育的地主兒子只需服役一年,就以中尉階級退伍,而它們的佃農卻需要服役三年或兩年,但回家時仍為士兵的制度,讓地主兼軍官感受到該服役一年是於己有利的;因為該服役加強了村民對於當地領袖的尊敬。此外,地方社團提高了軍人的聲望,並且增強了團結與生產效率,也阻滯了地方分離運動的發展[21]

他的特色是使這個協會成為一個社會教育的機構;努力「統一並指揮這個組織以達成舉國一致,而同時又能允准下級有足夠的自主,至少呈現這協會表面上的獨立性並確保龐大的會員人數。」;他們描述為「以私人協會方式成立帝國在鄉軍人會,法律上受陸軍大臣的指導,而不受其指揮。」[22]

上述的組織,據稱1906年,全國有如此4,000個以上的地方組織;1910年,則增至11,000個以上;該年,全日本的在鄉軍人會在東京盛大成立,繼續不斷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發展;1918年,其中央總會之下,已有分會支會達13,000個以上;會員達到2,300,000人;[23]這個強調私人協會的組織,發展蓬勃。到1926年,在上述的基礎上,陸軍還是不出面,由文部省發表關於青年訓練所的命令,要求地方社區應設立四年制學校,容納八成的強迫教育後不再升學的日本男子,負擔其經費;那些15~20歲的男子,將在四年內在該學校受滿800小時的教育──包括400小時的軍事訓練與100小時的倫理教育[24];因為他們深信「訓練十幾歲少年作軍事演習可產生較好的個別公民」[25];該年,這個訓練開始時,據稱就有800,000少年參加[26]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他們很大的衝擊;他們看到德國如何發動總體戰,正能呼應它們這個武士民族對於戰爭型態的「偉大想像」;雖然在它們組織下的民眾,在1918年,也不乏有參加「米騷動」者。

不過,田中的豐功偉業上,據稱在其擔任陸相主持西伯利亞出兵期間,曾發生「曾經吞沒出兵的大批機密費入私囊」[27]的事件。

我們的島嶼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處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在朝鮮三一運動之後不久,寺內內閣下台,明石總督與寺內先後病死;當時,在朝鮮總督府出現了被韓國史家批判稱「本質不變」的「文化政治」[28];在我們島上則出現了日據二十多年來的第一位所謂「文官總督」田健治郎。

這也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本研究稱之為「大正民本」的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在時代的衝擊下,據日人自身的描述紀錄,當時的情況是──

「美國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運動,對人權運動是強大無比的支持。在台灣,內地人被本島人殺害、刺傷、打傷或丟進池塘裡等諸多報導,經常散見於各報,這些新聞報導的都是下層階級的內地人仍以領台初期的態度對待本島人,所以自食惡果……台灣社會已無法再用領台初期的單純構圖加以說明了。」[29]當時,我們的島嶼社會在被強烈侮辱與損害之餘,殖民者卻是如何任意的安排著我們的未來。


[1] 福澤諭吉著,原刊於「時事新報」,社論,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2] 1917年,威爾遜在內閣中語。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277。

[3] 「威爾遜總統百年祭」,法蘭斯‧法默著,陳國新譯;華國出版社,頁8。他的講演,有人批判他的作風,稱,「老是找些極高超的理想來鼓勵和改造公意。」「他被自己的美妙辭令所麻醉」。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33~134。

[5] 「第三國際史」,上,鄭學稼著,台灣商務,頁108。

[6] 德軍強迫革命政府放棄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局部和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等國土地與過去俄土戰爭中割取來的土地,這引起了布爾什維克黨內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接受德國的條件,簽訂和約,為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該黨其他領導人大都反對,但德軍堅持威壓;幾次拒絕,最後在德軍最後通牒與挽留列寧的情況下,接受了德軍的條件;簽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該約中,俄方總共損失126萬方公里〈四分之一國土〉,人口損失則達6,200萬人〈四成四的人口〉,另,農產損失33%,工業損失54%,製糖業損失80%,鐵礦損失73%,煤礦損失75%

財政收入:共損失約27%,此外,並賠款60億盧布。以上資料可參見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5%88%97%E6%96%AF%E7%89%B9-%E7%AB%8B%E9%99%B6%E5%A4%AB%E6%96%AF%E5%85%8B%E6%A2%9D%E7%B4%84

[7] 1914年,威爾遜的演說。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

[8] 同前書,頁277。

[9] 「西洋現代史」,李邁先著,三民,頁70。

[10]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21。

[11] 此處批判資料,主要依據「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

[12] 在「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2~523中,有談及1918年底,原內閣決定減兵三萬,參謀本部強烈反對;而後因萼木斯克政府垮台與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增兵聲再起;源仍是繼續撤兵。上原參謀總長反對,陸相田中義一也主張撤兵;最後,原建議陸相改組參謀本部。原當時似乎相當努力,在其被刺殺之前,由1920到1921年,曾自西伯利亞撤兵三次。

[13] 「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1918年,大戰中,在協約國要求下出兵,引起「米騷動」;初有戰果,繼續增派軍力,遇俄游擊戰與無法適應的寒冬;但在大戰結束後,因暗藏野心,還派出軍隊;到1919年6月,凡爾賽合約簽訂後,仍然繼續在俄對游擊隊的討伐作戰;直到1920年1月,美軍全軍撤出,獨日軍仍留在西伯利亞,被俄人視為有領土野心;3月,發生日本軍民七百餘人被屠殺的「廟街事件」。原內閣被反對黨批為「政府以無名之師,使我忠勇官兵曝骨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中」;最後,要到1925年才將全部派出的軍隊撤回。日本史家批之為「六個師輪流出征,軍費消耗九億三千美元,三次改變戰爭目的……不但毫無所得,反而招致尼港慘案的發生與四千官兵的傷亡,並引起內外疑惑,對國民播下不信任軍部的種子。……損失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對我陸軍過去光榮歷史,初次印下了不可磨滅的大污點。」。

[14] 是怎樣輕微呢──這可能要把日本學者上述紀錄與韓國史家的紀錄對比;韓國史家稱,「這三一運動的餘波,曾繼續數年;除『民族代表』33人及其他多數志士都被捕下獄外,僅據日帝統計,這次運動前後參加人員計達136萬3,900餘人,被害的6,670餘人,投獄的有5萬2,770餘人,此外焚毀教堂、學校及住宅無數;其在中國東北延吉邊地,經、庫頁島等地,尚不在內。」〈引自「韓國史大觀」,李丙焘著,許宇成譯,正中,頁481。〉

[15] 「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4。在韓國史家的認知下,也說「中國革命給予同性格與同命運的韓國人民,尤其亡命海外的韓國志士以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與影響極大!流亡中國的韓革命志士,更因在反帝排日方面,與新興的中國同其路線,故非僅得到中邦人士知覺大同情,且更進一步,互相鼓勵與提攜……」

[16] 同前註。

[17] 「中國存亡問題」,由孫中山口述,朱執信執筆。可見於中山全集。

[18] 當時許多青年知識份子都感到憤怒;據稱當時的李大釗就如是批判著,「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和平、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做幾個大強盜國家的犧牲!」;當時的陳獨秀,則憤怒地慨歎著「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名的空話。」「現在還是強盜世界」。北京大學的學生中,流出一種諷刺,「威爾遜發明了一個公式,十四等於零。」

[19] 「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金禾,頁33。

[20] 同前書,頁15。

[21] 同前書,頁18~19。

[22] 同前書,頁26。

[23] 同前書,頁31。

[24] 同前書,頁51。

[25] 同前書,頁49。

[26] 同前書,頁52。

[2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45。

[28] 日人對於朝鮮「三一運動」前的日本殖民政策,名之為「武斷政治」;新任總督為海軍大將齋藤實,將舊日政策略作更動,即名之為「文化政治」;韓國史家多批其為「本質不變」。

[29]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181。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主要是由於日俄戰後,雖然日本戰勝,但是帝國的財政負擔極重;所幸,就在八、九年後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即,歐戰〉;大戰中,西方列強之間彼此開戰,自顧不暇;因而,它們在世界各地所遺留下來的廣大市場,給與日本資本主義極好的發展機會。

此外,由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維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政策,日本對於西方事物都抱持著頗積極學習的心態;西方追求自由民權的各種社會思潮,自然對於日本有相當的衝擊;就所知,中間以1910年,發生在桂第二次內閣的「大逆事件」為斷;該事件後,官方的殘酷鎮壓,使得整個社會裡原有的一些社會主義氛圍很快地銷聲匿跡──甚至不敢回應當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但是一般平民卻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以自由民權的護憲運動呼應辛亥革命的共和要求[1],因而,社會主義思潮要到1913~1914年,前述的護憲運動的民眾行動高漲後,才得以藉機發展[2]

殖民者本身的處境,有著這樣的變化,對於我們島嶼而言,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以下,就將一次大戰前後的重要發展分述之──

  • 「大逆事件」與護憲風潮

「大逆事件」可說是桂內閣對於「天皇絕對主義」的一個重要展示;其前,1908年,西園寺內閣時,曾發生「赤旗事件」,那是激進行動主義者與議會鬥爭派間的衝突,激進派招展寫有「無政府共產」的紅旗,與警察發生衝突;十餘人被捕。其後桂內閣上台,對涉案者做出史無前例的重判[3];使得左翼工運趨於低盪。但也激發了激進派的暴烈行動計劃──他們不只是認為「我國人民對皇室如此迷信,故任何優越的社會主義亦均不能實行。因此必須先製炸彈,投向天子,使人得知天子也與我等同為血肉之軀,從而破除人民之迷信。」[4],並且製造炸彈的計畫,已付諸實行;但是在實際行動前被日警破獲。

當局對此事件的處置較前述的「赤旗事件」,更為嚴厲;該案中,實際參與製造炸彈與炸死天皇的計畫者僅四人,其他被牽涉的多是當時的無政府社會主義者,其中最著名者為名作家幸德秋水;當局將該案相關的26人中,24人依據刑法「危害皇室」的「大逆罪」,判死刑;然後,對其中12人減刑為無期徒刑;其中僅有因不得已而在製造炸彈中協助了的兄弟倆人,分別被判11年與8年有期徒刑。幸德就在1911年初,被執行死刑者之中。

「大逆事件」的威壓效果是明顯的,許多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因而轉入地下[5];不過,留德的桂,也在此時展開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例如,頒布了「救濟貧民敕語」與「工廠法」就是;另也在東京與大阪設立了管制思想的「特高警察」[6];我們由直到中國辛亥革命發生,日本社會主義者也少有呼應者,可以為旁證。但是,其一般生活困難的平民卻難以不受辛亥革命的影響。

據稱,那是當年日俄戰爭時期,列寧曾經反對沙皇,反對日俄戰爭,其批判的理由是俄國的「君主專制」,必然要敗給日本的「君主立憲」[7];此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要打倒「君主專制」的;這使得民間自由民權運動很容易接受以「護憲」來反對藩閥與官僚所運用的天皇絕對主義的專制觀點──因而,1913~1914年間,民間廣泛而高漲的護憲行動,不僅打倒了陸軍的桂內閣,也推翻了其繼起的海軍的山本內閣;這時已是1914年4月,陸海軍藩閥先後都失去了過去的社會威信,那些地下社會主義者才藉機發展起來。

1912年,也就是大正元年,這時正是第二任桂內閣結束與第二任西園寺內閣開始的時代;是前述「護憲運動」所稱「大正政變」之年,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大正民主時代」的開始──不過,由天皇絕對主義來看,也有日本學者坦承其實是應該只能名之為「大正民本時代」,才是恰當的。

這時約當我島佐久間總督為了及早開發山區資源而專心致力於理番事業之際。

  • 歐戰、大隈內閣與袁世凱、二十一條

這時,接續在因「西門子賄賂事件」而下台的山本內閣之後的組閣者是已隱居多年,與民間形象良好,且當時擔任軍人後援會會長的政黨元老大隈重信;這是他第二次組閣〈1914.4〉[8]。據稱當他接受大命時,答應官僚元老井上馨要破壞政友會之絕對多數,與通過陸軍增加兩師團案。也就在他出任首相後不久,原敬受推舉為政友會總裁,取代了西園寺。

當時井上提議,獲得元老山縣的同意,其所稱──「這次歐洲的大禍亂是日本邁向發達的『大正時代的天佑』,日本應立即舉國一致利用此千載難逢的天佑,停止政爭,暫時壓制反對黨所要求的減稅、廢稅等案,以其鞏固國家財政基礎,進而和英、法、俄三國團結,確立日本在亞洲的利權……並籠絡中國的統一者……」[9],形成了當時官方的最高指導原則。

這是日俄戰爭以來,帝國一直沒有脫離「日本的資金眼下必須從德、英、法三國市場籌措」,因而「與其自我控制,則不如努力爭取有關國家同情」[10]的處境;正巧,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14.8〉。他們將這個列強必須全力照顧歐洲戰場,無暇宰制殖民地的情勢,當作「天佑」、不可失的機會。

往後,他不僅根據英日同盟,8月向德國宣戰,接收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也攻占了在南洋、赤道以北、原屬於德國的許多島嶼殖民地;也同時向東亞以外的各洲殖民地擴大貿易。四個月後,又藉著袁世凱意圖帝制,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意圖把其在華勢力更為擴張的「二十一條」〈1915.1〉,共五號要求[11]

日本一反辛亥革命時與英相結的謹慎,此時,在「明治14年政變」[12]中被藩閥趕出中央政府的大隈,他的內閣更使用頗複雜的兩面手法,一面與五國銀行團同步,貸款給北京政府,以示支持之意;同時,又向當時的大總統、意圖轉向帝制的袁世凱示好;另一面則由日本浪人慫恿南方革命派批判袁,促成了二次革命。

然後,在二次革命不旋踵而失敗,袁勢大張之際,除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並向袁施壓──該要求明顯有要將中國置於保護國之意;當時歐戰進行中,西方列強無力東來;袁在日本的最後通牒威壓下,在該年5月7日,同意了第五號以外的各條。

另方面,該內閣在1914年底議會審議預算案中,先出現了所謂「內相大浦兼武右手掌握權力,左手托持黃金,利用眾議院書記官長林田龜太郎為走狗,試圖收買政友會議員……」[13]的情況;然後,1915年3月的大選中,又發生了在三菱財閥支持下,內相大浦再為總指揮,動員首相與所有閣員〈陸、海相除外〉至地方為政府派候選人助選;此外,更在動員早稻田大學教職員、學生與校友組織大隈後援會外,還以陰毒手段壓迫在野黨;因而,大浦內相與伊澤警視總監等都被迫辭職[14]

而為了自保,袁故意洩漏了該二十一條要求,其結果,日本當局發現全中國的人民都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包括中國的留日學生也大批回國了[15];甚至,歐洲列強也表示不滿;沒有參加歐戰的美國,則表示不應該違反了「門戶開放政策」。日本在國際上受到了相當的抨擊。這成了大隈內閣的重大錯誤[16]

但南方革命派則在孫文的領導下,由於宋案與袁簽署了該要求而把袁視為罪魁。為了再次高揚革命戰鬥的旗幟,孫文決心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由於國民黨黨紀鬆弛,難有作為,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嚴肅黨紀,規定所有入黨者都要向總理宣誓效忠;這當然造成國民黨的重組,舊日革命黨員脫離者不少,例如,同盟會時期革命行動派的要角黃興就沒有參加。但是,我們島上醫學校──最高學府──的青年學生如蔣渭水、杜聰明與翁俊明等卻加入了該黨;並且秘密地共同研究著如何參與中國革命的問題。

  • 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與米騷動

國際聯盟是一次世界大戰〈~1918.11〉的結果,是當年新舊兩大集團對抗的結局;新興的德、奧、土戰敗,舊日的英、美、法、俄、日取勝;寺內內閣是大隈內閣的後繼者──大隈內閣1915年初,自以為得計地對華提出二十一條;3月,導致廣大中國人民的反日與反袁怒潮,加上內相大浦事件;最後導致大隈內閣狠毒的對華政策受到野黨與元老的批判──指其沒有經過御前會議,輕率實行該政策,有損帝國威望。因而,大隈內閣最後雖能以解散眾議院的手段,在大選中獲勝,還在1916年7月,與俄國締結第四次日俄密約,完成了日俄共同獨佔中國權益的計畫,竟在貴族院否決其預算案的情況下,不能不請辭。

該年10月,歐戰近尾聲,中日關係緊張,大隈援例隨辭表舉薦三菱背景的加藤高明組閣。加藤未能通過山縣元老官僚的會議,元老們推薦同為長州閥而在朝鮮似很有治績[17]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是為寺內內閣。

該內閣中沒有政黨領袖,以其是以國民為基礎的「舉國一致」而自豪;批判者稱其為山縣有朋的寵兒,全是官僚出身、是山縣的乾兒子輩,與平民無關係;在野各黨派在國民黨犬養毅領導下組「倒閣聯盟」,但政友會原敬則為恢復黨勢與對加藤高明的憲政會復仇,而對寺內表示其將以「是其是,非其非」的公平態度論事,並不支持犬養的路線。

寺內首相因宣言「舉國一致」而組織可以統一國論、刷新對華外交的「外交調查委員會」,自兼總裁,實則以政友會總裁原敬為實權者;他們主張暫採不干涉政策,表面上希望南北統一,以免增加中國人的惡感,但若中國內爭則趁機而入,收取利益,若列強瓜分,就順勢參加,爭取利權。

因其不為天下先,所以,政局初期頗為平靜,且稍後在1917年底,既與美簽訂美國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利益的藍辛石井協定,又與北京段祺瑞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尤其,在1918年8月,應美國之請而發動的「出兵西伯利亞」上,似乎還有若干軍人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的成就。

然而,歐戰以來,日本資本家雖確實獲得了蓬勃發展的機會,但在前頒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廣大辛勞的工農大眾並未得到他們應該獲得的勞動對價;戰爭期間,出口增加,物價日益高漲[18],統治者簡直毫不關切;著名而具有改變時代意義的「米騷動」[19],就發生在官方發布「出兵西伯利亞宣言」的次日〈8月3日〉──其前已經有婦女在井邊會議共同的苦況,至該日則以近三百名的一群漁村婦女上街哀求米商勿將米糧運往外縣,由此開始了該全國性的騷亂[20]

還有,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在「米騷動」前兩個月,即寺內辭職之前三個月,發佈了關於我島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由他當年在朝鮮總督府時手下得力的,據稱連山縣元老也畏懼的情治首長明石取代當時的安東總督。


[1]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93。當時,山縣派下,樞密顧問官都築馨六層發問稱:「一方有美國之共和國,而這裡又出現中國之共和國,日本夾於其間,到底將會是什麼結果?」;桂太郎親信的名記者德富蘇峰,則認為「鼠疫乃有形之病,而共和至乃無形之病」,並發問「中國新設共和體制,果真與我帝國國是之皇室中心主義無衝突乎?」〈可見於同前書,頁75~76〉

[2] 同前書,頁100。據稱,也正因此,1912年七月,由第二次桂內閣下台後的桂,接受了後藤新平的邀約,同往歐洲訪問,研究面對大逆事件與辛亥革命後的應對之策;途中已與俄首相會談,但因天皇駕崩,就由俄返日;未繼續西去。

[3] 大杉榮被判禁錮兩年半,罰款25日元;山川均被禁錮兩年,罰款20日圓;荒佃寒村被禁錮一年半,罰款15日元。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52。

[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1。

[6] 當時提出了工廠法,但是怕資本家反對,延宕至五年後實施。相關資料可見於「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62。

[7] 「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85、389。

[8]第一次大隈內閣,是在1898年,兩位政黨領袖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共同組閣,又稱「隈板內閣」。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4~205。

[10] 山本內閣的大藏省次官勝田主計語;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2。

[11] 該五號的內容概要為:一、要求承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二、要求延長南滿和內蒙東部既得利益的期限與規定的新權益。三、要求日中合辦漢冶萍煤鐵礦公司,並解決懸案;四、中國要承認不割讓沿海地區;五、列出七項希望條款,要求中國政府須聘用日人擔任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察應由中日合辦;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只能向日本採購,兵工廠需中日合辦等等。顯然,不合列強過去所提的「門戶開放」原則。

[12] 1881年,日本自由民權運動高漲,主張立即成立國會與追究「北海道官有物標售事件」,大隈重信是中央一積極支持民權運動的參議;藩閥政府對大隈不滿,又懷疑其與民間的福澤諭吉勾結將合力推倒藩閥政府;薩長兩藩就在該年趁著大隈隨天皇出巡之際,把大隈趕出中央政府;當時土、肥二藩在朝為官的有三十多人,也跟著辭官;為了平息民間的不滿,當局特別宣布將在九年後,開國會,八年後制定憲法的期程。以平息民憤。他辭官之後,主要返鄉辦東京專門學校,即,後來的早稻田大學;從此,中央為薩長兩藩把持;他與板垣退助為往後自由民權運動之要角。該年為明治十四年,政局變化頗大;故稱之。

[1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5。

[14] 該事件的結局是政府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通過了政府所提的二個師團的增設費等,但是野黨提出了「對華外交問責案」與「議長不信任案」「內相大浦干涉選舉違法瀆職彈劾案」,各案在議會中都因執政黨佔多數而未通過;議會閉幕後,野黨向法院抗告內相大浦之違反選舉及收賄罪,經審判竟仍得證據不足的結果;但他在增師預算案中,收買野黨20餘名議員之罪狀終被認定;但其結果只是在法相勸告下,辭去內相,就獲不起訴處分;而其餘受賄議員及該案經紀人林田龜太郎則都以瀆職罪受刑罰。內相發生此大事,整個內閣自不能免責,大隈不得不請辭,但元老會議本支持該作為,乃奏薦其留任;而大隈遂拜受留任之命,而改請辭為改組;新閣中官僚內閣褪色,有所謂「早稻田內閣」臭味日益濃厚之稱。該事件中大浦行為已構成行賄罪,卻被法庭輕縱;因而,當時很受輿論抨擊,認為「法律權威墜地」。

[15] 明顯的表現在袁世凱親自將日本威逼中國政府的最後期限──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週知全國;從此,每年的該日,全國各地都有反日活動;可見當時的情勢。

[16] 該內閣在華政策的實際,還包含了與日俄密約的部分,十分陰狠;所幸,俄國戰敗,袁氏帝制戰爭早日結束,影響於中國者還不太大。有意者可以參見於「中國外交史」,上,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三民書局,頁449~454。

[17] 有興趣認知著,建議可參見於李基白著,林秋山譯,「韓國史新論」之第十四章,頁522~558,其中略謂「首任總督寺內正毅之統治方法是徹底的高壓政策,據說他為維持秩序而實施憲兵警察制度,於全國配置約一千個憲兵隊,八千名憲兵,即幾乎相同名額之警察。中央之警務總長由駐韓憲兵司令官,地方之各道警務部長則由各道之憲兵隊長擔任之。依據此種憲兵之組織,連韓國人所未講之言語、未做之行動亦為取締之對象,因此在1912年有五萬名以上,1918年有14萬名以上之民眾被捕。1910年發生安明根暗殺寺內總督未遂事件;翌年,新民會……六百餘名無故被捕,六百餘名中有105名被起訴……這一事件的犯罪行為,因其以捏造虛偽之事實,加予惡毒之拷問而名聞天下。……中樞院為總督府之附屬機構,由韓國人構成之,為協商、建議總督諮詢事項,但中樞院議長由政務總監〈日人〉擔任,其議員則由日本任命之。……總督所諮詢事項竟與韓國之政治或經濟等重要政策無關,而為類似調查古有習慣等事項,……」;這就是其在韓的「治績」之一斑。

[18] 大戰開始的1914年,以1900年東京的商品批發物價為100,該年的平均為126;1917年,上升為194;1918年上升為254。

[19] 此事件的過程,各史家紀錄有出入,其意義也難免有別;例如,在我台史家陳水逢的「戰前日本政黨史」中稱「米騷動本是突發性的事件,事前毫無計畫組織,但是竟發展為有組織目的的意識的鬥爭,當時米騷動的思想背景,乃是由吉野作造、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閒等自由主義派學者所鼓吹的德莫克拉西思潮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果」;但是,日本史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近代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然幾乎席捲全國,但當其波及到下一個地區時,在前一個地區就銷聲匿跡了,沒能形成在一個時期內使群眾的能量迸發出來的運動。無論是民本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都還沒有準備把群眾的能量組織起來……」;另,日本史家升味準之輔在其「日本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是全國性騷亂,但沒有受政黨的有關人員或『危險思想持有者』領導的跡象」;三學者間竟然有相當的落差,何以致之,不知該騷動會不會是受到我們前述德川時代農民暴動曾有其特殊形式而出現異乎西方的情況。不過,無論如何,它的規模應可以讓我們想像它的重要性。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20] 在史書中所見,描述互有出入;這是根據信夫清三郎的「日本近代政治史」,四,與升味準之輔的「日本政治史」,二;兩書的資料節述的。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二 明治文化的基礎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通稱「歐戰」,它的主要戰場在歐洲;那是先進的帝國如英法美與後起的德奧土帝國之間的衝突,也就是今天所謂修昔底斯陷阱的問題;由於歐洲列強在各大洲都有殖民地,因而,在歐戰期間殖民地的宗主國之間的對抗也發展到我們東亞來。

其中,東亞唯一的強國日本,由於過去英日同盟的關係,不只是此時對德國宣戰,並且在列強交戰而無暇東來的時機中,展開了對於列強在東亞市場的蠶食──雖然其商品比不上先進國家的商品精細,但是足以取代其地位;在歐戰期間可說完全佔有了廣大的東亞市場;因而,日本的國富得到了快速膨脹的機會。

但是,儘管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國際地位快速提升,終究工業基礎欠穩固;歐戰結束後,列強再度東來時,日本立刻就遭遇到無情的打擊;在歐戰景氣中過度擴張的生產力,失去了市場,立刻就造成了生產過剩的慘狀。例如,前面曾提及的,藉台灣樟腦特許而發跡的鈴木商店,往後幾乎可說是「一蹶不振」就是其顯例。

在上述的情況下,我島上跟上歐戰景氣的買辦與地主階級,當然多少會分得一些甜頭,但是在宰制體制已經相當完備之後,我先民的生活水準在當局深入的敲剝壓榨下,是很少能改善的。

本研究重視殖民者本身的歷史文化對於其殖民統治的影響;現在我們試著透過四個明治文化的典範性人物,來建構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知。

其一、錯誤的福澤大師與「隈板內閣」

如何認知當時統治者的實際,我們在此試以當年帝國的指導者的水準來考察;福澤諭吉關於我島的想像與其認知,是其一;當年他對於日本本身政黨政治的發展之認知,是其二;以下,試述之。

一、錯誤認知的福澤大師

讓我們回顧,他們當年所希望能「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意圖在短期間就能夠「使台灣的人口組成能有重大的改變」[1];在其時,福澤公開衊視地視我台先民的反抗「只是交接之際,暫時的運動,只要以兵力便能壓服,毫不足介意。」[2],認為「應以此次騷動為好機會,以兵力進行無容赦之掃蕩,枯其葉,絕其根,殲滅一切醜類,土地等物盡皆沒收,舉全島為官有地。」[3],並提及「台灣一地便可容納三、五百萬的日本內地移住人口」[4];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國家日本的學術大師。

此外,可能值得指出的,是他確實為明治時期進行了不少啟蒙的工作,但是在他的文明論中,何以竟然沒有論及當年西方先進文明國家所無的日本特例──前引著名人類學家所指出的「幕府對農民請願的判決……他們的英雄被宣判死刑,人們聚集到執刑現場,看著那些農民領袖被投入油鍋、砍首、或釘上木架,但群眾在這時候並不起而反抗。……他們也許會在事後為死者建立祠堂,奉之為殉道……」[5]──這位在其論述中高標「上帝並不在人上造人,也不在人下造人」的大師,其實,他的所謂「啟蒙」,其實並不具有我們在世界文化史上所見的,那種高度尊重理性的,不惜以其摧毀舊世界中不合乎理性的一切,並且相信那一定就是進步;相對的,在福澤確實沒有那種不惜衝撞其歷史文化傳統的氣魄,只是啟動了它們理念狹隘的,由認命「主君至上」而更推動了日本國家主義的發展。

二、1898年,僅有四個月生命的板垣內閣

該年6月20日,御前會議中,藩閥文官伊藤首相,過去批政黨是「放火者、強盜、自由黨」[6]的他,此時認為「超然內閣已無法維持」[7],意欲與政黨妥協,甚至表示願意把政權交給野黨;被以軍部為背景的山縣強烈攻擊,斷言政黨足以破壞國體,「內閣建基於政黨之上,既背憲法精神又違國體,若不得已時,縱然暫時停止憲法,亦不失為一非常的對策。」[8]。在對手強力攻擊下,伊藤上表辭首相職,獲准;但是無人敢於接任;只好如伊藤所薦舉,請當時由自由與進步兩黨變化而來的憲政黨的大隈與板垣兩人出來組閣。1898年6月30日,新內閣成立;福澤大師在他主持的「時事新報」上特為文讚稱──「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猶如奪取德川三百年之天下。[9]」──然而,真是那樣嗎。

然而,隈板兩人雖然分執改進黨與自由黨的首腦之位,對於新成立的憲政黨,他們怎會有運作聯合政府的能力?由兩人的歷史看,雖然都擁有明治元勳的地位,但分屬於土佐與佐賀兩藩;同時,如前述,兩人所屬的兩黨早在1884年前後,就曾經過分別受到三井與三菱收買而彼此攻擊,發生嚴重分歧。尤其,由於大隈與三菱財閥結合,資金充足,雖伊藤也不能敵;板垣則因自由黨下激進派的憤激行動失敗而大大損傷;直到1898年6月,兩黨才為了應付當局動輒解散議會而剛合併為「憲政黨」;如今民黨人馬只是由於藩閥對立嚴重而獲得天皇大命,這個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怎麼可能立刻做得出什麼名堂?

果然,首先遭遇的是兩方人馬爭奪閣員位子;大隈取得首相,兼外相;板垣責任負責治安的內相,但是雙方內部分配並不能平。結果這個內閣,只持續了四個月。相對於前述福澤大師在他的喉舌「時事新報」上所稱的「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真是多麼缺乏洞察力的洞見啊。

其二、桂太郎與天皇絕對主義

桂太郎就是我島第二任總督,據說志大才高,是當年長州藩閥中的佼佼者[10];因而,早在藩閥當局青睞栽培的計畫中。也因此,雖曾經被任命為台灣總督,但是任期四個月中,實際來台不過十天,就辭官返京了;但是卻以當年曾經為台灣指出南進的發展方向而著名。果然,他後來不僅曾經出任陸相,並且還曾經三度出任首相,是當年所有來台出任總督的要人中,唯一高升到首揆的人物。不過,三度出任首相期間〈1901~1913〉,他卻也是在日本引起大批判,產生民間護憲運動,而不能不下台的統治者。

該護憲運動的根由,起於1900年,當時,桂陸相奉山縣首相之命,在陸海軍官制的附表中,加入了「陸海軍大臣,限於陸海軍之現役上中將出任之。」[11]之規定;這是把原來所規定的,由「武官」中選任,更加限縮了範圍;換言之,原本武官有現役、後備役、預備役三種;此「現役」所排擠出的將官中,頗不乏有識見、反藩閥的將軍,而該規定比原來的,大大限縮了可選擇的範圍。既保護了他們所屬的長州派閥,同時,也嚴重地限縮了軍部所反對的整個國家政黨政治原本應有的發展空間──可能更不幸的,是軍部從此認為原制已經是很合理的設計,極少有省思原體制之不合理者。

根據這個規定,雖然天皇是至高無上的,但天皇簡直沒有真正選擇的機會。「永不犯錯」、「至高無上」的天皇絕對主義,成了軍方用以致敬,卻也藉以掌握政府權力儀式的傀儡[12]。更加上另在參謀本部,還有「帷幄上奏」可以無視首相、不理內閣的權利。

雖然此時他的內閣,被稱為「小山縣內閣」或「二流內閣」;但他頗善於運用這個傀儡,且簡直使用了一切的手段[13],因而,儘管是他第一次組閣,卻得以成為當年有內閣以來,最長命的內閣,但到其第三次內閣卻由於他的作為被認為是「奏請皇帝的詔敕,把責任放在皇帝陛下的身上,這是無上的罪惡」[14],以至於他那任內閣是日本政治史上最短命的內閣[15]──僅有53天。

這是日本傳統文化土壤,在明治時代所生出的毒草,雖不久後在第一次護憲運動中民黨似曾經成功地將它拔除了[16],但是,來自日本傳統文化土壤的特性仍在,桂內閣後雖消失,但後續的軍人已難以適切地反省自持;因而,直到昭和末期,在殖民者本國是如此荒誕惡質的體制,如此地指向他們自身毀滅的未來;而我先民作為被殖民者,如何能夠期許竟然另有一個正常的未來?

其三、自由民權運動中的西園寺與原敬

日本近代史的明治時期,有民權與國權運動之分別;國權運動是國家主義的,與傳統國學關係密切;民權運動,如前述,日本傳統強調「忠於主君」,故民間雖受生活所逼,但是抗爭理念多指向西方;西園寺是此時擁有公卿背景的民權運動者;原敬則是平民出身的民權運動者。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要人。

他們都是,1900年,伊藤博文意圖抵制政黨政治,而創立政友會時的入會者。政友會的存在讓桂太郎的藩閥內閣深感壓力;1903年,政友會總裁伊藤被桂設計離開該會,以降低該會對政局的影響;西園寺原為樞密院長,山縣請天皇拜伊藤為樞密院長,西園寺乃換位成為政友會總裁,其對於政局影響較弱;但到1904年,因桂大言,「對政見相同的政黨,願意合作,對於忘卻國家公益,復藉多數以壓迫政府者,雖連續解散議會,亦在所不辭。」[17],如前述,他使盡了一切手段應付野黨,仍造成了政黨強力反彈,雖然幸此時日俄關係緊張;人民同仇敵愾,使得議會也無意追究;此一桂內閣乃成為二戰前成立內閣制後最長命的內閣;但是日俄戰爭時物價飛漲,內閣問題頗多,加上戰後和約問題,與議院重提前述的內閣蔑視議會問題,桂內閣不能不下台;但桂辭職時所舉薦的西園寺獲得組閣[18],據稱由於該新閣是通過山縣與伊藤來決定閣員的,所以該會內部並不知情;因而,該內閣多為藩閥與官僚人選。

一、關於西園寺公望

1906年1月,西園寺接任[19]。其人雖有留法自由主義的背景[20],比起其前任對於社會主義毫不容情,他是寬容些;但除了他對於國是的態度只是想把當局原來學自德國的國家主義,轉為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外,在根本態度上,仍在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社會運動難有發展;此外,在當年南滿州問題上,他雖曾親自巡視南滿,主張依和約撤兵,但軍方並不買帳;因而,在1908年,他終因拒絕陸軍增師問題而辭職時,也只能舉薦桂;桂回任第二次組閣,自兼藏相。西園寺第一任缺乏表現。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在1911年8月成立此內閣時,他較有政黨的風格;他對於中國革命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受山縣元老派堅決反對;此時,又因日俄戰後財政問題嚴重[21];他領導政友會在眾院擁有過半席次,決定整理財政,請日本銀行山本達雄為藏相;在緊縮政策下,增師案仍不獲通過[22];1912年底,因陸相「帷幄上奏」辭職,西園寺內閣垮台;當局又請桂第三次組閣;此帷幄上奏與桂回任事件,被社會輿論視為又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作為,民間反應極強烈,被稱為「大正政變」;終至輿論反對聲浪高漲,數萬人包圍國會,政府動員了三千名警官與三隊騎馬憲兵來壓制群眾,群眾憤怒產生流血事件,騷動波及京都、大阪、廣島、神戶、兵庫等地;其間,親桂的名記者德富蘇峰所經營的「國民新聞社」與其他親桂的媒體,如,大和新聞、都新聞、讀賣新聞等,也受到了攻擊;這樣的情況,到1913年2月,桂雖戀棧,終不能下台[23];這就是其操作下的最短內閣。此期間,由於前後國政大事長期多請教元老會議,因而,有稱為「元老政治」者,由此桂總督處理實務之情況;西園寺在其中浮沉,也可見當時政局發展之一斑。

二、關於原敬

原敬是西園寺內閣中較具政黨色彩的要角,他擔任內相;出身於擁幕敗北的南部藩,備受明治政府的冷遇,深懷不平之念;其本習法,後由傾向於自由民權運動的新聞界而轉入外務省任官,再轉農商省;最後,辭官轉入政界,屬政友會,最最後,竟然能夠以「平民首相」知名,成為日本政黨政治的第一號人物。然而,在本期中,他的腳色很值得玩味的。

在1895年的「台灣事務局」時代,他曾以外務省次官身分,出席該局會議;參酌德法經驗,為統治台灣問題提案,主張台灣總督雖獲相當職權,但在我島制度「應儘量與內地相近,終至與內地沒有區別」[24];1900年,長州藩閥伊藤博文組織政友會時,與西園寺公望、尾崎行雄等一起加入該黨;當1905年西園寺內閣上台,原敬出任內相時,它雖對於社會主義採取了比較開放的態度,這造成了,1906年2月,日本社會黨成立;但是他在1905年與伊藤博文的交談卻為我們顯示了它明顯的侷限性──「政界今日之情況,有進步黨、政友會和藩閥,政、進兩黨不能各以其獨力維持內閣。就藩閥而言,今後亦不能將其他兩種勢力置於度外而獨當政事。然此三分子中若合其二分,則天下事為之甚易。故若採取政友會和現當局合作執政,於國家前途將大有貢獻。」[25]──他並不想整合政黨來對抗惡質的藩閥,卻顯然只是想與被斥為專權的藩閥合作,也就是並非有自身高明的政見,只是想向藩閥分一杯羹,或能有助於政局平順發展而已。

因此,在1913年2月,桂內閣後,海相山本權兵衛組閣時,政友會的原敬助山本說服反對派,使得自身得以出任其內相;可說該會立刻由野黨成為政府友黨;即他使得山本內閣在眾議院擁有絕對多數的政友會的支持,而有長期執政的可能──但是,最後只在護憲運動那關於在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專任制上,僅恢復了原來的限制;並沒有深入地考慮是否應該學習英國軍事首長由文官擔任的體制問題。

然而,由於山本內閣也拉攏了桂太郎與後藤新平的「立憲同志會」,使得該會真正領導護憲運動的要角,如尾崎行雄等26人,在他出任內相時,憤而退黨[26],至於稍後,在1904年初,他努力捧場的海軍更發生了令各方憤怒撻伐的西門子賄賂事件[27];因此,3月,他努力捧場的山本內閣就垮台了──那麼,原敬前述的積極說服反對黨,真的是特具洞見「福國利民」的嗎?

明治天皇死於1911年;在日本史上,那起於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以他的名字標記的;在日本近代史中,他是不可以輕蔑的天皇典範;然而,如前述,其實,他只是藩閥所需要的儀式之對象,藉此而在它們高度階級性的社會中,乃能取得威權的地位。相對的,由福澤到原敬,雖然各人都有不錯的名聲,但都不過只是上述明治儀式文化的陪臣而已吧。


[1]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22。

[2]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1。

[3]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90。

[4]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5。

[5] 「菊花與劍」,潘乃德博士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9~60。

[6]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3。

[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2。

[8] 同前註。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4。

[10] 桂太郎在少校時代,創設參謀本部。

[11] 1891年以前,原本的規定中,明確稱「陸軍大臣以將官充任之」,但在其編制表中,並有「大臣將官」、「次官將官」的文字記載;自1875年以來,一直沒有變更;到1891年,修正法令時,才把這些資格名稱,刪去。本段主要參考「日本軍閥興亡史」,中,伊藤正德著,尹友三譯,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印,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出版,頁31~35。

[12] 可能更過分的,是桂在1912年底第三次組閣時,擔任內大臣兼天皇侍衛長,其出任首相,更是很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加上稍前有陸相堅決請辭,逼內閣垮台的情事,難怪引起政黨以至於人民普遍反抗的護憲運動。

[13]據稱當時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4]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0。這是當年日本參議員尾崎行雄的講話。

[15] 該任內閣,只得五十三天的壽命。

[16] 在山本內閣,木越安綱陸相時期〈1913~1914〉,在護憲運動的強烈抗議下,關於軍部大臣的任用範圍,回復不限於現役,即擴大及於後備役將官亦可以任用。

[17] 他這樣的狂言,所使用的方式,據稱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8] 「戰前日本政黨史」,中央文物,頁181~182。

[19] 據稱桂請西園寺接任,其前因是1903年,伊藤被山縣與桂逼著離開政友會,以降低政友會對政局的影響力;其手法就是根據天皇絕對主義,天皇任命很難推辭,山縣請天皇派伊藤回任樞密院長,而已原樞密院長西園寺就替代伊藤為政友會總裁;西園寺雖本屬於政友會,但哪裡有伊藤的威望,況且伊藤的威望,也已不如前,自然難以發揮制衡力;要到1904年野黨才逐漸發揮批判戰力;但桂內閣竟悍然以解散眾議院對抗;但其時由於日俄關係緊張,人民熱切支持戰爭,因而,政黨乃由批判轉而自動避免與政府衝突,桂乃得到喘息;同時,桂也曾表示戰後將下台;因此,在1906年的此時,乃有桂請西園寺接位之事。此外,據稱另乃因西園寺曾答應繼承其政策,且簽訂和約時,西園寺曾為其辯護。也因此,組閣時,西園寺竟並未與政友會幹部討論,而直接求助於伊藤與山縣。閣員人選多承兩人意旨。純粹黨員入閣者,只有內相原敬與司法相松田政久;其他皆藩閥與帝國黨及官僚中人。〈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頁161~179〉

[20] 在巴黎留學時,他充分吸收自由主義思想,歸國後首先創辦「東洋自由新聞」,堂堂正正向舊思想挑戰;他出身公卿,品德高尚,同樣為自由主義奮鬥,從來沒有像其他政黨人士的粗暴;故深得人望。

[21] 據稱,1905年,由於日俄戰爭是藉內債與外債的支持而進行的,在該年底,國債已累計達到22億日圓;每年利息達二億元;戰後經營又續借外債,至1910年,其國債達25.85億日圓。

[22] 西園寺這次組閣,是日本內閣第一次有財界與資本家入閣者,欲根據緊縮方針整頓;因此使得桂所留下來的陸軍增設兩師團的計畫落空,陸相上原勇作因而根據帷幄上奏,直接向天皇提出辭呈;而元老山縣拒絕提出繼任人選,內閣只能垮台。此在日本史中被稱為「大正政變」。是政黨對軍閥的挑戰。經各元老會議十一次,決定由山縣系的桂太郎接任。海相拒絕留任,桂是奏請天皇留任齋藤;這種過度地運用詔敕,各方紛紛發言批判;後人稱此時為「第一次護憲運動」。

[2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93;「日本近代史」,陳水逢著,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頁118~123。

[24] 參見「「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

[2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頁38~39。

[26]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4。

[27] 1914年1月,當議會審議預算案時,帝國海軍首腦與德國西門子電器機械公司及英國的維克爾公司等互相勾結收賄的腐敗內幕,被暴露了。加上對於當時稅制的不滿,以及肅正軍部要求與打倒藩閥官僚專制的要求,民眾的怒火更高漲了;政府不得不把吳鎮守府司令長官松本和中將、海軍省機關局長藤井光武郎少將以及三井物產公司的重要幹部岩原謙三、山本條太郎、飯田義一等加以收監,當時的報導,幾乎是海軍全體都是強盜及詐欺集團;以致海軍軍人羞於穿制服外出。國民激憤不可抑止,先後召開了「彈劾內閣大演講會」「憲政擁護大會」「海軍廓清大演講會」,最後以「國民大會」包圍國會,聲援在野黨;政府出動軍隊鎮壓,與民眾大起衝突,最後因警察刃傷記者並逮捕民眾三百人,在野黨提出「人權蹂躪問責案」「內閣彈劾上奏案」等;最終山本內閣於3月24日,以其「預算不成立」為由辭職。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一 辛亥革命前後 | 郭譽孚

雖然我們島嶼已經被殖民者所竊據,甚至有我們前述的「割據」情況,但是在當時時代發展的大局中,我們的島嶼仍然不可能完全不受到時代巨潮衝擊的影響。
當時日本並非是個很進步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際資本主義方興未艾,帝國主義政策衝擊著整個世界──當時落伍的東亞是一個列強競逐的重要對象;這應該也是當時我們島上殖民統治必須在前述「奠基」之後,不久竟又「重奠基」的理由──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是該「重奠基」的開端。

當時最可以說明這個局勢的,或許就是1899年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1898年才剛取得菲律賓的美國,對於列強已經開始在中國互相攘奪的局面,找到了自身可以積極參與的理由;他呼籲著──「要求保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不會影響在其各自勢力範圍內的通商口岸。」──並且很快地在1900年就宣布,那是大家已經同意的原則──其實,當時他提出的原則,老衰的清廷是最能接受的一方,其他各國則仍然在鐵路權,採礦權,貸款,對外貿易口岸等問題上,與中國持續不斷地討價還價。

是這個局勢,發展出來日本與俄國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戰,戰後還可以不影響清廷對於該土地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奇怪體制,卻又恰由於這塊中國的土地竟然是清廷當年的「龍飛之地」,使得該戰爭對於後來摧毀清廷的中國革命,有特殊重大的象徵意義。

為了理解當時實際的情勢,我們下面的論述將首先看祖國「辛亥革命」前後的時局,如何衝擊著我們的島嶼。

關於「辛亥革命」前後──

這個時期,就剛淪為殖民地十五年左右的我們島嶼言,殖民者鎮壓之後,迅速開始邁向宰制的工作;以主體性的視角來看,當時被「默殺」的「北埔革命事件」剛過,可描述者不多。

唯一應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我島先民主體情況的,應該只有1910年發生在我島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大石教頭事件」;那是一位國語學校畢業,獲得公費保送京都帝大的畢業生洪禮修,回國後受聘為國語學校台籍教師;他在向我台籍學生上課時,採取前段說故事,引起動機,然後鼓勵發問與討論的教學法 ;不料竟受到該校教頭〈教務主任〉的嚴格禁止;最後,在該教頭傲慢的「理想或麵包」的兩難威脅下,堅持理想的洪老師離開了他在那最高學府的教職。該事件的被害人是我島優秀的高級知識分子,這是我們殖民地先民的悲劇。

當然,他的去職,應該會引起了我們先民社群相當的注目;果然,隔年〈1911〉就是辛亥年,「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 ;據稱,「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但是,當時還是衍生出了「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

然後,在噍吧哖事件後,1916年的台北師範學校,即當年的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發生了我台籍學生被集體退學的「清國奴」事件:那是在臺北萬華的舊書店中,不小心碰掉了書,被店員辱罵「清國奴」,同行同學抗議,該店員不但不道歉,並且還又連續以「清國奴」辱罵;此事鬧到學校,該店員不僅未受責備,並且事件的中心人物與平常受舍監教師惡感的幾個學生,全遭到退學的處分。據稱這些學生後來都成了抗日份子 。

以上,是我們由很有限的史料中,整理所見,就在對岸反帝制的怒火到處爆發之時,我們此岸在殖民體制下自我覺悟,且座人生重大抉擇的一段故事〈在他書中,由於日人不喜歡,應該無人提及的;個人研究教育、關懷教育,認為重要,故在此一提;歡迎大家研究〉

是在上述的處境下,我們先民看著對岸的逐漸變化──

一、拒俄義勇隊事件
這是義和團事件後,八國聯軍的動亂時期,藉機而進入我東北的俄軍,拒絕在辛丑條約後撤出;而列強早風聞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將在1902年完工,咸認俄國勢力必將更為強大;英美等列強皆對俄國勢力之膨脹深具戒心,而國際上關切者甚囂塵上──因而,該年初就出現「英日同盟」,以共禦俄方勢力。
其實,受該鐵路威脅最大者應該是中國,然清廷顢頇無能,東京留學生感受到這種愛國保土的時代壓力,發起「拒俄義勇隊」的行動;該行動還派代表回國請願,頗得各方學界認同;但清廷不只沒有積極的作為,反而意圖制止這些愛國的行動,竟演變為把國內響應該行動的愛國知識份子列為通緝犯的事件 。
雖然,當時社會封閉,知道國家處境者不多,但是自馬關條約割地賠款的恥辱以來,歷經清廷公開對洋人宣戰後,太后與皇帝在八國聯軍攻擊下,出逃,對於整個社會的衝擊必然不小;況且,滿清入主中國兩百餘年,滿漢畛域,並未盡除;朝廷「喪權辱國」的種種史事,自然易受詬病。
於是,馬關條約後出現的維新與革命力量,前者雖大多仍願擁護清廷,後者則根本採取否棄清廷的態度;此時,各地反滿革命力量紛起;社會上形成維新與革命間,明顯消長的局勢;例如,1903年,湖北留學生成立了「華興會」;浙江青年與會黨組成了「光復會」;1904年,湖北學生與青年軍人成立「科學補習所」;1906年,革命黨人還藉基督教會成立「日知會」;而以反滿革命著名的「蘇報案」中,那龍澤厚原本乃是康有為的仰慕者,經過「抗俄義勇隊」被通緝後,此時,竟然變成革命大將章太炎的同案,這樣的消長,對於維新保皇派應是一大打擊,也使得往後激進的革命派更有發展的機會。

二、日俄戰爭
前面我們已談過這場戰爭,但在此處所談是另一角度。
辛亥革命前七年,東亞列強的競逐中,俄國具有新開通西伯利亞鐵路的近便地理優勢,英、美勢力扶植日本來拒俄,因而,發生了日俄戰爭。
然如前述,1905年10月,日本慘勝於日俄戰爭 ,和約批准生效;依照日俄和約與日清條約,帝國所取得的管理權僅在俄國當年在南滿州的權利,也就是關東州與南滿州鐵道週遭的附屬地,僅有面積3700多平方公里,人口僅130萬人;但大戰期間,日軍佔領地甚廣,並且在各地都進行了占領地軍政的殖民地經營;絕不僅限於和約所定的範圍;當時,外務省的方針是「關於滿洲占領地之施政,一以不超越俄國行使之範圍內而行使我之權利作為根本之方針」 ,且由於前述美國在1899年早已對中國問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在列強中頗具影響力,乃希望軍部能及早把軍隊撤出滿洲。
然而,外務省這樣的態度,不僅日本國內的國權黨強烈不滿 這個沒有割地賠款的條約,並且在滿洲各地的佔領軍,也堅持在滿洲繼續實行軍政,有賴著不走的傾向。當時的情況是「日俄開戰以來,已有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從事各種職業的日本人移居於日軍占領地……在滿洲的日軍占領地受到了軍政當局庇護的日本工商業者就能夠從事幾乎是壟斷性的經濟活動」 ,在軍政之下,只允許日本人居住營業,不允許外國人在占領區內這樣活動──這正是當時列強譴責日本在滿洲行動的理由。
對於我們研究台灣史者言,負責滿州經營調查委員會的參謀次長事務代理兒玉將軍,也就是曾經長期兼任台灣總督與後藤長官搭檔,在我們島上推動殖民地經營的兒玉。顯然,兒玉急於把自身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移植到滿洲。軍方不顧外務省的顧忌,努力經營這塊新領地──這塊被清廷稱為「龍飛之地」的所在。
正是由於他在滿洲提供了可以任由日本資本家壟斷的廣大市場,加上他負責的台灣總督府提供了糖業生產的貼補政策,大大提升了前及的日本資本家對於台灣糖業生產的投資興趣。
日俄戰爭的結果,一面是日本國際地位的提高,與黃種人對於白種人增加了可以對抗的自信。另一面,是中國激進份子眼見朝廷之顢頇無能,更為堅定了他們與這個異族統治者對抗的決心,革命取向更為堅定──雖然,1905年,因日本以小勝大,使清廷也認同君主立憲,決定仿日本之例,派出五大臣赴歐考察;同年,海外各地反清的革命分子集結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國內的革命份子以炸彈攻擊該一將赴歐的考察團;可說就是這個世界革命時代的重大發展──這時,甲午戰後十年,距離辛亥革命還有六年。

三、華工工約示威抗議風潮
然而,對於上述國際性事件的影響力,要及於中國廣袤的領域,喚醒整個社會,來掀起一場大改革是困難的;尤其,列強還會有類似「門戶開放」與「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類漂亮說詞,來隱晦他們蠶食鯨吞的目的;更是讓我們社會不容易充分醒悟。
但很巧合的,在日俄戰爭結束的時間,曾提出漂亮的「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美國,其長期敲剝壓榨與蔑視華工的作為,就在1905年五月爆發了;逼使中國各個通商口岸的中國人以抵制美貨、罷工與罷市公開向它們提出抗議。
那是1868年以前,美國為了加州金礦開採與美國中西部的開發,已開始招徠中國人勞工,有六萬多人,至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為了加速開發美國中西部,而訂有「兩國自由移民,彼此的僑民在僑居國享有最惠國人民待遇的規定」,於是我華人入美者,在1871~1880十年間,更多達十多萬人;其大多數為築路、墾殖需要的勞工。
豈料其太平洋鐵路完工後,我華工就開始頗受白種工人歧視,甚至不只是在州議會通過苛待華工的法律,政客提出排華的政見,並且壓迫政府廢約;清廷拒絕之。至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限制華工法案 ,清廷還堅持「非禁止」的立場;但至1894年,由於外患日急,無力顧及僑民利益,清廷從「並非禁止」的立場退卻,正式承認美國排華法案 ;至1904年,該法案更變為「永久有效」 。1905年5月,抗議反制由上海總商會發動,僅有北洋大臣袁世凱與外交部施壓勸導民間;民間名流如張謇,都斥責當道;中國留學生與美國華僑對於壓制者,都提出了不惜訴諸暴力的聲言;清廷一再喪權辱國,民間怎能不蔑視滿清當局 。
此抗擊事件經過清廷與地方官的大力開導,歷時一年多才漸過去 。

四、各地路礦風潮與革命事件
列強來到老大衰弱的中國,彼此為了避免過大的衝突而傾向於劃出各自的勢力範圍;而此「勢力範圍」,就是列強對於自身立腳地域的周遭利權的攘奪與占有;由於此時孤兒寡婦的清廷簡直沒有能力自保,所以列強每每予取予求,無能的清廷對於列強簡直是有求必應;而史家有稱,「1898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 ,可以說明當時的情況。
1900年,美國合興公司與清廷簽訂粵漢鐵路條約,規定借款不能轉讓;第二年該公司卻就將大多股份轉售比利時,實為法國所有;1904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因兩湖與廣東紳民一致支持廢約,且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終致在1905年,堅持廢約成功;而同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給與國人相當的啟發,從此不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也開始了收回礦權的運動 。
但辛亥革命之近因中,有所謂「川路風潮」,就是1903年已決定官辦的川漢路,開辦無成績;1906年,四川商紳請改為商辦;獲准設公司共籌資金,進行其事,但因過去沉重的對外賠款,民生凋敝 ;至1911年,資金仍大不足;清廷突宣布的收歸國有處理辦法,川紳難以接受;且所宣布的外債修路,又大增民族憂患意識;而民間因此而有「保路運動」的罷市與請願之風潮發生。消息傳出,全國各地難免受影響。
該風潮正式起於8月24日的罷市;9月,發展為大請願;請願中,川督竟以開槍鎮壓,死亡者30餘人;民眾遂在潛伏於該運動中的革命黨人組織下,準備起義;10月2日,四川乃成為全國各地中最早對清廷宣布獨立的省分。
由上述的情況,我們應該可以感到大陸官民逐漸在改變中,而又因當時台灣總督府對於我台人的認同並不強制,因而我台人之難免更受影響,應在情理之中。

五、黃花崗之役與二次革命的發生
前述的大陸時局,是在清廷統治下一般性的發展,民間沒有明白的政治態度,孤兒寡婦的大清帝國在列強的覬覦下,逐漸失去威信的過程;而同時,革命力量逐漸高漲;我們由孫文先後領導的下面兩次事件,來理解當時的時局發展。不僅是意圖利用大陸局勢的列強注視著那一切,我先民應該也受到相當的衝擊。
關於黃花崗之役──
又稱第三次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宣統3年3月29日)在廣東省廣州市發起的一場起義。1910年11月13日,這場起義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總司令;當時川路風潮尚未形成。
起義時間,初定日期為4月13日,但由於起義的武器裝備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事件,以及策應起義的新軍大批退伍等意外情況,起義時間推後至4月27日,即農曆的3月29日。且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因連絡有誤,以致該日僅剩黃興所部130餘人發動起義。
起義軍攻入兩廣總督署,發現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准的兩個防營前來鎮壓,起義軍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
儘管對於該次起義失敗,黃認為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也不滿另外三隊的貪生怕死,不配合起義,為失敗的主要原因。而另外三隊人馬,卻認為自己只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
該次起義雖然失敗,但是革命力量前仆後繼,震動全國;顯然大勢將成,不是清廷可以輕易挽回的了。而應該並不只是巧合的,在參與黃花崗之役的愛國青年中,有一負傷的華僑青年羅福星,當時痛恨滿清的惡政,後來來台也成為我島抗日運動的領導者。
也因此,在辛亥革命後,儘管袁世凱這位實力人物,其地位不可輕忽;但是,其運作「籌安會」,帝制自為,在革命情勢中,實在有失輕率。

關於二次革命──
我中國是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就以革命乃是一種造反言,偌大的版圖,眾多的人口;在那廣袤的土地上,要推翻一個老大的政權,哪裡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更何況,還要把全國各的統一,誠如美國華盛頓總統當年第二任總統下台前對於國民的告誡所稱──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就面對了這樣的情境;鄰近的日本將如何面對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情勢?中國的共和政府應該如何面對這個鄰國?中國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曾經在韓國為清廷主持負責對抗日本野心的工作,且也是北洋新軍的建軍者,而革命派的孫文則是曾經長期流亡在日本的南方革命政府的領導人;這其中隱藏著多少問題?政黨政治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上引資料中,華盛頓總統還說過──
「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1913年3月,由於國民黨的國會領袖宋教仁被袁派人暗殺,孫文欲即刻起兵反袁,黃興認為實力不足,時間遷延;要到7月才正式對袁世凱發起了「二次革命」,但是缺乏實力,南方革命派潰逃海外。十月六日,總統選舉,袁透過便衣軍警與無賴組成的所謂「公民團」,挾持國會,直到深夜,不許議員離開;經三次投票,選出正式總統。十月十日,正式就任。
當時,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支持袁帝制;日本官方似乎同意帝制,但日本浪人則在孫文的二次革命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腳色 。

殖民奠基期間須知 十一之十一 我先民的實際生活〈1895~1908〉| 郭譽孚

馬關條約的兩年國籍自由選擇期結束之後,根據條約,所有留在我們島上的先民都變更國籍成為日本二、三等的臣民;但是七十萬人消失的悲慘過程,不可能迅速自我先民的記憶中抹去。但是殖民者口中,卻從此振振有詞地出現了所謂「不願意接受日人統治的話,可以退回中國」的說法──然而,那時兩岸間的交通並非如今天般方便,當年的「黑水溝」,甚至是相當著名的危險水域。這時我先民真是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況下,較之今日的類似說法,其威壓性可說更添數倍。

當年我先民的生活情況究竟如何?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民間資料不多,因為當年我台人受教育者不多,能紀錄而流傳者自然少;更何況,能有機會受教育者至少是佃農兼自耕農身分,應該已是家境較好者;以他們所能見到的,往往只是他們自身周遭的情況;因而,當年我先民困苦的實況就更難流傳至今了。

不過,作為研究者,這是個太重要的問題──過去有所謂的「台灣錢,淹腳目」的說法,會是早在前清時代就流行的膨風虛假的廣告詞嗎?

我們查閱資料,可以見到1874年,「台灣現代化」的第一棒人物福建巡撫就曾經向朝廷上疏,因當時我台茶葉、樟腦的稅收大增,還有礦業開採之利[1],主張減少對於台灣的多項雜稅,獲得朝廷的特許;由其該疏的內容中所稱:「……所有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仰懇自光緒三年起,准永遠一律蠲除。」[2];讓我們可知道,確實庶民負擔較過去為輕;而由1898年總督府所聘請的英籍顧問視察我島後所提出的「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3],則正可說是描述了自丁日昌豁除多項雜餉以來的情況。這應該就是我先民原本在前清時期「台灣錢,淹腳目」的處境。

至於其他日本官方資料,除了極罕見的機會,如前述1901年我台降筆會戒毒運動期間,日警在打壓該運動的會議上,在提示當年我先民的處境,及反抗的可能原因時,曾自行提及我先民處境之惡劣外,極少有這類資料留下;更不要說是關於他們真實的如何敲剝壓榨的手法了。[4]

由於他們並不關心我先民真實的生活,他們只關切如何宰制我先民,使我先民能夠存活在其「不可餓死」而又不敢反抗的目標下,所以我們在官方的資料中很難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在殖民者奠基期間,我先民的生活處境,經我們注意收集各方面的資料;在1905年之後,日本財經學者對於我島殖民統治有所謂的「黃金時代」之說;其真相是,除了深受攘逐殺戮破壞,人口消失70萬人,我島的農業生產力逐漸恢復外,日俄戰爭〈1904~1905〉中,日本雖在英美扶植下獲慘勝,卻使得日本資本家深受鼓舞;因為從此廣大豐饒的南滿州與其消費人口將成為其發展的市場[5];這種興奮就表現在日本資本家來台投資發展糖業的行動中──總督府自1900年以來,就提供給糖業資本家優厚的補助,現在他們大批來了。

補助來自何處,來自前述搜刮我先民的各項稅收,換言之,那就是總督府財政的「黃金時代」的真相。過去我島上有「台灣錢淹腳目」的好光景,被逐漸加壓,搜刮一空。

這樣的資金流動,帶動了我島嶼經濟活動的熱絡,與就業人口的增加;其主要的受益者是少數的買辦階級及與其相關的地主資本家;這應該是日本傳統「不可餓死」的統治手段,高度剝削的自然結果。

這種發展,我們審視當局的統計資料,我們會發現到1908年,這黃金時代開始褪色;那是1908年縱貫南北的鐵路通車,他的運輸能量能很有效的支持殖民統治,一面能夠迅速的維持治安,打擊反抗者;一面能夠更迅速有效的吸取民間更多的資源,使得前述的警察政治更能夠發揮其作用。這對於我先民傳統「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治是極為不利的。

這「黃金時代」的褪色,表現在統計資料上,是一個不起眼的高點呈現出來──我們日殖五十年,在1906年起開始有了「歷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的統計數據;在該數據中,1908年是一個最高點,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該年之後,無論產業如何進步,農業生產力如何漂亮,但是我島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就沒有能回復到這個水準,逐漸盤旋走低,最後只能在23歲左右。像是由黃金色竟銹褪呈現為不可思議的破銅或爛鐵色了。

以上,可說是我們對於殖民當局當年所留下的史料的概述。

以下,我們將試著提供民間的資料──

最早的,這是乙未年間,日軍佔據宜蘭的資料──當時曾經有文化人籠統的批判著宜蘭老舉人李望洋,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起過,那位想以自己的頭顱與尊嚴來保護家鄉的卸任知縣,換來怎樣的屈辱──

「日軍自從入城那天開始,日夜間四城門都有日本兵站崗,盤問進出人等,眾百姓看到日本崗兵時,都要鞠躬行禮,日本兵昂然而立,稍有不順,便遭日本兵毒打,使百姓產生很大的怨恨和厭惡感。緣於日本人本身對待日本人,都是上級管下級,……,動輒不是打,便是踢,而以這種管訓方式對待本島人,本島人是受不了的,其次是日本人『有禮無體』,男人一回家便穿著像丁字布的褲子,赤身露體,群集井邊、河邊,毫無遮蓋的就在那兒洗澡,女人隨地依著樹下、牆角,就脫褲小便,……,於是百姓大為反感,其次所有清季列入祀典的大廟均為日本人占住,列為禁地,台灣人不可隨便進出,使得百姓更是厭惡;再則一有人告誰是匪徒或誰與匪徒有關連,必定會受到搜家查問,不堪其煩,恐懼得很。」[6]

我們今天也還可以看到日本學者引述當時的史料而概述──

「在本島民心惶惶未安之際,當時前來本島居住的日本人……以暴力嚴酷的手段對待占多數的台灣人,或為奪取台灣人的財富,對其威脅逼迫,或為完成其任務,對台灣人怒嚎鞭撻,尤有甚者,誘拐台灣人妻女或貿然入侵民宅施暴。日本人視台灣人與犬馬豬牛無異,過去歐洲人對黑奴的殘虐,今日在此可見。……不但不能成為台灣人的好榜樣,反而在台灣人面前暴露許多醜風陋俗,招致台灣人的輕蔑。」[7]

而我先民則如此描述其在家鄉所聞見──

「我們鄰村有個叫阿魁的男子,曾和我的第二房的伯父一起在涼傘頂抵抗過日本軍。……在平定後,被御用紳士告密,…阿魁終於被逮捕……為了要使村民觀看槍決,強制一戶一人出席參觀處刑。可是,阿魁在大家面前,反而得意地大聲痛罵日本軍。日本兵多半是膽怯的緣故,瞄不準,開了兩槍都未擊中。惱羞成怒的日本兵,拔出了日本刀,殺過去,也因為心慌,未砍中要害,頭沒有落下……日本兵又連續砍了兩三次,還是無用。最後發抖了起來,執行官才用手槍放在阿魁的胸口,射殺了他。」[8]

此外,則有這樣的情況──1901年,我台59歲男子王城,攔轎告狀事件──

「他在城內西門……有一間自己的房子,然而1895年樺山總督時期,被沒收充當軍用宿舍,全家被趕出來。到了乃木總督時期,以非常低的價格收購,而其款項幾乎都被名叫馬場一的日本人拿走。那間房子是借了五百元新建的,一家人頓失住所之後,三餐不繼。王城在1899年……也曾想再次投訴,但被攔了下來,這次的控訴一樣沒有被受理。」[9]

「城內日本人增加的內在因素,大概是日本人狡猾的掠奪。就如同前文提到的王城狀紙所述,進入台北的官廳軍人、御用商人等,光利用清朝的衙門和寺廟是不夠的。他們強迫台灣人搬出自己的房子,又有社會底層的人盜領收購的款項。台南曾發生所謂軍營問題:以區區一萬元,強制收購台灣人的幾十萬坪的土地。」[10]

還有前及1900年的揚文會上,民間代表,很「體貼」官方的描述──

「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但亦為不識國家政治大體之言,舊政府時代負擔無疑為輕,經費亦六、七萬即足,而在新政府則需二千萬以上,然舊政府時,收稅與兵備以外,一無為人民所設施者,因之無須多額經費之理由。反之,我政府於揚文會一事,尚耗钜額之費‧‧‧此次參觀中,更覺下民之無知,念及參加此次本會之各地紳士自應不憚斡旋之勞,解此愚民之惑而不言負擔之重,以盡納稅之義務。」

此期間,沉重的稅負與工役,是日殖當局透過「日式保甲制度」進行的兩項重要的新生事物。上面「揚文會」的民間代表已描述了稅負上的大幅增加;另外,工役上,就所知,在社會治安穩定之際,戰亂留下的是一片悲慘──當時的報載是──

「1902年,在斗六共六個地方的歸順典禮上,總計有265名土匪遭到殺害。南部由於大旱和戰亂,村莊荒廢,人民棄村成為流民,數以萬計的牛隻,因牛疫流行而死亡,生靈塗炭。」[11]

此後,隨著社會安定,工役逐漸增加,我們可以見到這樣的紀錄──

「1903年12月討伐南部時,由於苦力不足,下令……徵召五百名苦力。『在台南市和安平市,軍隊、地方官吏、御用商人向各戶人家強徵勞役,不分貴賤老幼,不管在家中或街道上,只要是男子皆悉數綑綁送到討伐地區,有人因此自縊或投井,人心惶惶。……。晚間還從屋頂闖入民宅內,強行押走男性。……到了第三天,市內的日本人眼見台南市民就要群起反抗,為了自身的安危,提出抗議,官方才停止這樣的暴行。」[12]

此外,還有兩種工役,一種是前述的為了俄艦東來,俄軍可能攻台,開始全台修道路、做防禦工事以及趕修縱貫鐵路的工役,我們曾見到鴉片癮者可以免工役的資料,顯然對於一般家庭會是相當的負擔,不過,我們目前沒有詳細的資料。另一種工役是當年當局計畫「理番」時,名曰「理蕃」其實是攻伐,就所知,通常這時深入後山,敵前的後勤運補都是我島民人的工役負責;這種義務工作,常常會受原民的狙擊,危險性高,往往讓我先民叫苦連天。前述的北埔事件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我虛齡八歲時,我的長兄突然接到徵役的命令。祖父以下,一族人都很憂慮。是因北埔的蔡清琳謀反,糾合隘勇及番人,襲擊北埔支廳及各派出所,爆發了殺死日本官民57人的事件……蔡清琳和隘勇門逃進山中,和番人一同抵抗。父親憂慮萬一出事,出了很大代價,雇了一個人代替長兄去服役。」[13]

此外,我先民在正式稅負之外,還有如此對所謂「臨時費」的怨訴:

「此外,人民直接叫苦者,乃保甲費也,保甲費分為經常、臨時之二種,經常費則一保一個年,約徵收百圓內外,執行保甲事務上所必要之費,係受地方長官之認可而徵收之。其他保甲之雜費,則臨時費者,依員警之指揮,隨時徵收,常比經常費更加徵收四、五倍,此所謂不明之費用,若滯納之時,遂依規約處分之。……其不得當也,明矣。」

至於,民間面對這些苛捐雜稅無力負擔時,當局所取的催收方式,竟是──

「對於負擔金以及水租未繳納者,……利用台灣人崇拜祖先的心理,抄封其祖先的神主牌。被抄封的人由於受到祖先遭受恥辱之心,有人乃鬻子而以其金錢繳納未繳費用。……對其他未繳納水租者,警察便對其人施以壓力,使之出售家具、動產、耕牛等,繳納水租,凡此事實,不一而足。還對於每天出外做活掙錢糊口的人而未繳水租者,警察禁止其外出,致使他無法糊口,不得已鬻子繳納水租,始准外出掙錢。……其餘稅金之徵收也採用這種手段。」[14]

此外,在城鎮與農村中土地產權的變動問題;在各城鎮中,前述王城的例子,很多;農村中出現的問題則是前述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中,官方把所有沒有產權根據資料的土地與林野都收歸官有;前述官有土地所增加的七成土地與官有林野所增加的近九成林野,應該可說就都是當局向民間掠奪來,民間雖敢怒而不敢言,很難忘懷被掠奪去的資源。

是在上述的情況下,他們看著殖民者的生活是──

「以青樓紅裙酒肉肉牆為唯一的快樂,紳士、官吏、商人、勞工均醉飽於此的新領土性、野戰性。」[15]

「新領土的官民無勤儉的思想,一般人會驚訝於在台日本人飲酒之多,經濟狀況之好,藝妓服裝之奢侈,尤有甚者,就連一般做正當職業的女性也大多穿著超乎身份的服裝。不過是僱員,也跟著人家抽雪茄,不吃台灣產的食物而想吃北海的食物。……小學女生竟戴三只金戒指去上學……當時日本比歐美國家貧窮,日本國民每人的平均資產為250元,不過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英國的九分之一,法國的八分之一,德國的六分之一,俄國的五分之一……」[16]

「政府對於台灣殖民地的統治,……把由甲午戰爭從清國奪取的賠償金以軍事名義支出。……其他方面也以各種民政費名義支出軍事費,……利眼手快的御用商人們大舉進來,爭相招待總督府的官吏、軍人們,因此,煙花柳巷夜夜成為紅裙子殺的格鬥場。尤其土木包工業最威風,與特權勾結,歌頌太平盛世。當時,台灣的日本藝妓的價碼,據說是每小時三圓。這跟日本東京新橋的藝妓兩小時一圓二角相比,就可想見在殖民地台灣的玩所欲玩的程度。」[17]

「所謂軍營,其實與豬圈沒兩樣,而這正是保衛國家戰士居住的地方。大概連動物都不禁會暗自垂淚。……僅僅改善兵營,生病的人數隨即減半……報載審判貪汙的軍法會議提到:『花了幾千萬的工程款,這在內地只要幾千元就做得好。』……」[18]

我們島嶼當年,殖民統治的奠基工作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當局的財政收入由於其時壟斷性的專賣收入增加,重稅盤剝的租稅收入增加,且社會治安在苛酷的日本保甲連坐制度之宰制下,漸上軌道;而日據以來的農村殘破,此時逐漸恢復其生產力,更加上日俄戰後,戰勝的帝國獲得南滿州廣大市場,那是日本帝國可放心發展的勢力範圍;面對這個商機,日本糖業資本湧入了台灣,在總督府提供自我先民敲剝所得而來的高貼補、高保護、甚至極惡質的特權下,展開了本島的糖業之發展。

確實當此時機,我們社會總生產力是增加了,就業人口增加了,雖然苛捐雜稅與全台修築道路的工役極重,但是短期中,是出現了一些榮景,最明顯的是財政收入增加;我們看1903年以後,總督府歷年歲入的預算與決算的差距,以及歷年歲入之節節升高;當時並沒有真實的建設,歲入增加就只是對我先民極力敲剝壓榨的結果──1903~1908年間的歲入預算為──

3,608,522元,3,608,522元,6,218,563元,6,937,042元,7,723,393元,8,644,278元

相對的,該六年間的歲入決算則為──

3,740,585元,5,579,386元,7,384,559元,7,660,344元,7,955,321元,10,323,947元

上述資料中,1903與1904的歲入預算相同,但往後年年大幅增加。同時,歲入決算往往大大超過歲入預算。正是顯示了當局敲剝壓榨之成效。

他所反映在我先民現實生活中的,是本期末,即1908年,我們島上鐵路縱貫線正式通車,殖民當局不僅更能有效地宰制我島嶼的治安,也更能深入的敲剝壓榨我先民的勞動成果;他最具體的表現是我先民很難知曉的一系列數據──我台人歷年平均死亡年齡,在數據中我們可見到1908年是整個數據的最高點──27.2歲;1908年之後,雖然我島嶼隨著時代進步,生產力不斷提高,但是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從來沒有回復到1908年的水準,到1939年戰前的最高生產水準,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只在23歲上下徘徊。

這也是本期我們以1908年為界,來區分其我先民所處的時代的理由。

最後,對於本期的史實,似乎確實可以拿當年我台耆宿林獻堂先生對於由大陸來台關切我臺同胞的梁啟超所概述的,「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來描述我先民的真實處境。

然而,關於上述深入的敲剝壓榨是如何完成的,僅僅是「經濟受搾取」一詞足以說明嗎?甚至我們前述所及,就足以說明嗎?根據我們研究所見,從來沒有一位學者,既使是日本東京大學有左翼傾向的學者也沒為我們揭露這個部分;最多他們只是抄襲著日本學者當年所說的──「各廳首長由普通文官擔任。但其實際情況是,各廳的事物大半由警務課執掌,總務和稅務如無警務課的協助,即無法執行任務。而在其下級官廳,其支廳長由警部充當,其以下的官吏全部為巡查。……日本的殖民統治形成以警察為中心的政治而扎根於台灣,是由於與本地抗日勢力處於緊張關係的結果。」[19]──但是,這哪裡能保證經濟搾取可到那樣的程度呢?

在此我們要指出,關鍵之處應該在於「日式保甲制度」,這個深具日本歷史文化色彩的制度,其中有「稅負連帶」的根本規定;換言之,一甲之內,官方給予固定的稅賦要求,如果某戶繳交不足,其他各戶要負責補足;自然造成其他各戶對於該戶的強烈監督;無論當局的稅賦多麼沉重苛虐,只要當局設定列入歲入預算,簡直就沒有不能達成的可能性。這應該屬於前述日本歷史文化的特色之傳遞與延長;論者若是硬要牽拖到當局與抗日勢力處於緊張狀態,應該是難以充分說明當時該現象的。

以上,應該就是當年我們先民實際生活概要的全貌。


[1] 「台灣通史」,下,連橫著,中華叢書委員會,頁376。其文可參看「台灣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眾文圖書,頁466~467。

[2]該雜餉相關的金額之原文為「其尤為民累者,則莫如雜餉。查雜餉名目繁多……各項名目,大為瑣碎,影射牽連,非斷葛藤,終難絕其弊竇。民間之塭餉、蔗車、糖廍,其弊固尚易釐別者,應仍其舊外;所有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仰懇自光緒三年起,准永遠一律蠲除。」

[3] 英籍顧問柯伍德受台灣總督府之請,視察台灣後的提出的社經資料。見於「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

[4] 例如,當年日本學者曾如此描述:例如,「1902年武力鎮壓結束時,全島除了20個廳的警察課外,97個支廳共設有992個警官派出所,遍及全島每一街庄;實際員額警部177人,警部補271人,巡查3224人,巡查補(多以本島人充任)1524人,遠超過當時地方行政基層單位—街庄役場—的人員編制。總督府以下的地方行政單位—廳—設有總務、稅務、警務三課,實際上總務、稅務兩課事務多靠警察的幫助才能執行;廳以下的支廳,幾無例外全由警部出任支廳長,其下官吏亦悉由巡查擔任。巡查負責稅務、衛生、農政等政事,人民舉目所見的官吏,只有警察而已,……這個體系外表上是總督—各廳、各課—人民,實際上總督卻是透過警察與人民直接接觸」(竹越與三郎1905:246)。

[5] 「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原著,周啟乾監譯,金禾出版社,頁74~77。

[6] 「乙未日本兵入蘭始末追憶」  黃益成口述,陳長城筆記, 台灣文獻,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頁115~120。該口述者,乙未日軍入宜蘭時,已十七歲,此為其回憶文字。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49。〈原文刊於「台灣民報」,1900.12.18。〉

[8]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前衛,頁19~20。

[9]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35。

[10] 同前書,頁138~139。

[11]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15。「台灣民報」,1902年三月十五日。

[12]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15~116。

[13]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前衛,頁23。

[14] 可見於「葉榮鐘早年文集」,晨星出版;頁178。

[15] 「台灣協會報」,明治三十五年,五十號。轉引自「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前衛,頁58。

[16]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45。

[17] 「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前衛,頁59。

[18]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50。

[19]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著,李明駿譯,人間出版,頁34~35。

殖民奠基期間須知  十一之十一  我先民的實際生活〈1895~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