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前的某個午後，我正要離開診室，湊巧在電梯遇上了老闆，找我跟新來的經理一起喝茶。
在充滿了文青氣息的茶室裡，老闆突然被一通電話叫走了，只剩我跟新任的經理喝茶…

經理：「談醫生你來自台灣嗎？我也去過台灣，我好喜歡那裡！」
我：「哦（笑笑）」
經理：「台灣社會有一股這裡沒有的鬆弛感！這裡的內捲太嚴重了！」
我：「…妳是指？」
經理：「你也看到了吧？我們這裡爲了給孩子進好大學，拼得亂七八糟的。太不正常了！」
我：「…可是在台灣，要進大學不難，要進好一點的大學也得很努力啊…」
經理：「但是台灣很多元化啊，不一定要唸好大學才有出路，孩子想做啥就做啥，行行出狀元。我們這邊內捲太嚴重了！」
我：「…四十年前我在台灣考大學的時候也是很捲的。」

回家的路上，我百感交集。
爹娘逼孩子進好大學，跟自古以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一樣的心理。
爲了翻身。

半個世紀前，某家三級貧戶的孩子能夠靠努力讀書進台大，甚至多年後當選領導人。他的支持者還把這成就經常掛在嘴上，大吹特吹。
靠努力讀書能翻身，三級貧戶的孩子能當上領導人，多美好啊。
往上爬才有機會，誰不想？
就內捲嘍。

然後某個學位論文封印起來不准查的大小姐上台了，教育也成了多「元」入學：
義務教育的內容儘是些不紥實的東東，想學有用的，除非爹娘口袋裡有很多的「元」給你去課外補習，否則想捲也捲不動。
有資源的家庭能讓孩子更能向上爬，沒資源的家庭讓孩子認命，反正行行出狀元嘛，科科。
就是這股鬆弛感，就是這個味兒。

生存競爭是不會從這世上消失的。不過你可以選擇把頭埋進砂裡不要看。

歷史課本一般只講述鴉片戰爭和林則徐在虎門銷毀鴉片，而幾乎不提鴉片在清朝約270年間的整個狀況。筆者讀了史景遷所著的《中國縱橫》（[1]）書中的〈鴉片〉一文，才比較了解這段有關鴉片的歷史。

鴉片起初是隨著菸草從南洋傳入中國。明朝晚期的16世紀末，菸草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相當普及，人們不僅抽菸，也在很多地方種植菸草。鴉片大約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作為抽菸時菸草裡的添加物。中國最早提到鴉片的文字記錄有1723年的黃叔璥和1724年的藍鼎元（書中提到的明代學者張汝霖實為清代人，晚於黃、藍二人），兩人都是造訪台灣的官員（當時台灣已歸屬清朝），記述台灣的民情狀況時提到鴉片，因此台灣有可能是鴉片進入中國最早的入口。

上述混在菸草裡的鴉片含嗎啡量很低，到1760年代之後，逐漸被含嗎啡量較高的純鴉片所取代，吸食純鴉片有強烈快感而致癮性也高，很快愈趨普偏。很多地方於是大量種植鴉片，但是國内產製的鴉片其質量或產生的快感一般比不上進口貨，因此國產鴉片的價格遠低於進口貨，一般賣給經濟條件較差者，而富裕者則消費進口的鴉片。有多少人吸食鴉片？不同的人估計差很多，較合理的估計，19世紀末約10%的中國人吸食鴉片，國產和進口的鴉片量都非常大，幾乎不受鴉片戰爭的影響。

鴉片雖然不利於吸食者的健康，由於其普偏性和強烈的需求，鴉片頗有經濟效益。「鴉片於中國經濟的三大領域起了重要作用，至少就19世紀後50年來說是如此：充當金錢的代替品（比金屬貨幣輕，便於攜帶）、助地方官員完成上級規定的收繳稅額、幫忙籌措自強計畫（洋務運動）所需資金。」

早在1729年就出現了第一份禁鴉片令，當時僅懲罰經銷商，而非吸食者。此後清政府又頒布多次禁令，譬如懲罰吸食鴉片的官吏、軍人等，但是不懲罰一般吸食者。這些禁令全都效果不彰，其原因在於當時人心空虛、經濟停滯，而鴉片提供了難得的快感和經濟利益。

文章最後一段：「1906至1915年禁煙運動的成就不凡，點出新興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和社會目標意識的重振，一如1915至1945年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點出民族主義和目標意識早早就受挫。中國共產黨禁煙運動的成功，再度點出這一周期的存在。於是，這些事件似乎表明，在掃除鴉片煙害上，心理因素比生理因素還重要。」民國時期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有些民國派似乎把民國時期想像得太好了！

[1]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時報出版 ，2023。（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3）

施翠峰的家世──嘉慶初年間，科舉制度的拔貢。
曾祖父應成公在世時…由於他精研漢醫藥材有成，曾經製造當時被視為絕症的白喉的特效藥。本來幼兒一經罹患此症，咽喉立刻出現白斑點，發燒數日即亡，是一種無藥可醫的可怕傳染病，應成公私自研發特效藥，即免費贈送藥粉，供病患塗抹患部數日即可痊癒。歷來救人無數。

這樣的家世背景，怎會後來接受殖民者的感化？
那是在美麗的語言與訛詐的設計之下的一連串陷阱。其概要如下──

首先，請看其回憶錄中的相關自白──居然是少年時代對於學校生活有如此的感性回憶──
「由於太難考了，我曾經聽過老師說：『凡有投考上級學校，每天晚上到老師宿舍接受補習。』或許有人會以為『惡補』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怪現象嗎？我的回答：『不！』，唯一的不同點就是我們現在的『惡補』是要繳補習費的。日治時代的補習，純粹是老師自動自發，而且補習後肚子餓了，老師還會偶而叫師母煮一點東西填一填小朋友的肚子。還有，晚上，鄉村蚊子較多，師母拿著扇子坐在小朋友旁邊一邊替小朋友搧風，也一邊順便趕走蚊子。至今我都還記得…多麼溫馨美麗啊。」〈施翠峰回憶錄，頁40〉

真有那麼難考嗎？正常的教育下，是否應該會問為什麼難考？他習慣發問嗎？他知道當年難考的真實理由嗎？
他在其回憶錄中，只是混亂地說「當時要考上台中一中，如同登天那麼難。以現今情況而言，讀一所中學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作者所言是七十多年前的時空背景…其中本島人較可能去投考者只有三所，其他雖也少數接納台灣人子弟〈約一成〉，可是台灣人總是喜歡擠進台灣人子弟較多的學校，致使台中一中變成台灣學子進攻的第一目標…」〈施翠峰回憶錄，頁46〉，並沒有說出當年真實重要的「時空背景」──

那是我們島上先民所曾指出的，例如：

1920年代曾經在我中台灣擔任公學校教師的楊肇嘉，曾描述他的經歷稱──
「台灣兒童讀的是公學校，日本兒童則有專設的小學校；台灣兒童是不許進入他們的小學校就讀的。而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楊肇嘉回憶錄，一，頁183。〉

1926年，日本學者山川均曾在其「弱小民族的悲哀」一文中，更指出──
「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區別，在制度上，不過是常用日本語與不常用的區別而已。可是實際上，於教程上很有差異，彼此都是六年制，但是公學校這邊，任是以偏袒的眼光來看，也沒有教到小學校的五年以上的課程，這是專門家所承認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續〉，張我軍譯，台灣新民報，1926/7/11〉

1940年，我島音樂家許常惠赴日留學時的時代紀錄則稱──
「當時一般台灣人都認為，公學校的學生程度比小學校至少差兩年以上，許多條件好的台灣人想盡辦法把子女送到小學校……」〈「昨日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邱坤良著。時報，頁75。〉

研究者很懷疑，施教授怎能只含混地說我們台灣人喜歡擠台灣人的學校？真不知道當年的升學考試有著如此的背景嗎？原來考題出自小學校的教科書──兩者的程度差距兩年級以上，這樣的難度，對於我們的公學校學生真是普通難而已嗎？如果不會解題，能說是我們公學校學童自身的責任嗎？據稱當年若是未經「補課」是不可能通過該考試的──同時，請問在國府統治之下，有類似如此的教程安排嗎？把它們兩者，混淆都稱為「補習」，合理嗎？

最後，作為師大學長的施教授，知否另一個背景？
當年每一個日籍教師比我同資歷的台籍教師的薪水高六成，同時，有一棟宿舍配給；而我台籍教師不僅薪水低，並且沒有宿舍可住，只可領微薄的宿舍津貼。日籍教師有多麼豐厚的收入。
同時，官方還有如此的規定，我們公學校的日籍校長與教師們，升學的錄取率將成為他們的辦學考績根據，知道嗎？
除了升學率高，可以升等、加薪，還有可能成為校長，校長可能成為視學，可以成為高等官！

最最後，施教授應該不知道的是──總督府先後曾另有這樣把小、公學校並舉、混淆而推出過反對「準備教育」的公文──
「因為中學志願入學者已劇增，須突破此所謂入學考試難關之競爭，亦甚為劇烈。結果對於欲升學兒童，在各小、公學校亦施行所謂準備教育，…在內地人之間，對於升學率多之小學校，均認為是優良學校，而以好評好感受歡迎。但對於升學率不良之小學校均給予嚴苛批評，責難學校當事者，結果在小學校即勢必以無理且勉強之方法、手段，露骨強迫授予升學準備教育。由於看到有此惡性補習現象，在總督府學務當局，針對升學考試需改善事宜，經種種研究之後，即勒令絕對廢止在各小、公學校強迫補習，嚴格厲行取締…」〈「台北市史─昭和六年」，北市文獻會，頁261、262。〉

官方的種種研究，怎麼只是高調絕對廢止在各校的強迫補習，卻完全沒有提到當局在考核學校的辦學成績時，應該把升學的錄取率，由其中去除呢！

由上述1940年時赴日的許常惠教授的認知看來，當年我島上公學校有相當嚴重的低智育問題，應該是社會上相當普遍的認知；何以施教授竟與許教授沒有相類似的認知？甚至，我們的學術界竟然因而也流傳著一些類似的那類感情豐富的錯誤觀點？

日本東芝在1985年11月推出了9英寸液晶單色顯示屏的T1100 Dynabook筆記型電腦，這T1100 Dynabook是世界首台廣泛銷售於市場的筆記型電腦。

在筆記型電腦之前，可𢹂帶外出使用的電腦，稱𢹂帶型電腦（Portable computer)，尺寸比筆記型電腦大一點，可在膝上使用的電腦，稱膝上型電腦（laptop computer）。在台灣第一家膝上型電腦的生產廠商是郭家電子，老闆郭滄隆是光華商場名人，我們彼此認識。

台灣第一家生產筆記型電腦的廠商是永吉電腦，我就是這家的老闆，可說是台灣筆記型電腦發展史上的最大苦主，故事繼續說下去。

1985年，東芝T1100 Dynabook的功能包含可充電電池、LCD 螢幕、3.5吋軟碟和IBM相容性等。

約1989年我們著手開發的筆電，已經隔了一代，3.5 吋硬碟機已經問市，我們筆電的功能包括3.5吋硬碟機，SHARP的LCD螢幕，Oki的鍵盤，我們的3.5吋硬碟採外接式，所以尺寸較小，比A4紙略大一點，是當時尺寸最小的筆電，也是筆電史上，第一台不內含軟碟的筆記型電腦。

我們會開發筆電，有二個原因，第一，我們當時是台灣工業電腦CPU卡的主要廠商，台灣四層電路板雙面SMD，我們也是領先廠商，所以把電腦系統的PCB縮小，本來就是我們的工作。第二，我們筆電在充電方面的功能，取得台灣及德國的專利。

當時筆電，在電池充電以及電池能量的顯示並不完善，有改進的空間，所以我們設計一套電池充電以及電池能量顯示的系統，我們在電池組之中設置了一顆微處理器，以及電池溫度感應器、電池電壓感應器，我們在筆電內也設置了一顆微處理器，兩個處理處器可以互相溝通。當時的電池是鎳鎘電池，我們的充電方式是隨著電池溫度充電，電池溫度低，系統執行快充，電池溫度高，系統執行慢充，整個充電過程電池電壓會上升，當電池電壓不再上升，開始下降時，我們的系統會停止充電。另外我們系統會計算電池內有多少電力，並顯示在筆電上，但每隔一段時間要把電池內的電，全部使用完，這樣我們重新計算電池內的電力才能準確。

當時我們專利到手，包括宏碁電腦在內，台灣沒有廠商開發筆電，於是我們組織一個四人研發團隊，電機博士、碩士、學士各一人，加上我。

1990年，就是因為「當時台灣沒有人開發筆電」，於是工研院籌組了一個「筆記型電腦聯盟」，結果工研院招來47家廠商參加，工研院提供相同的筆電機殼，相同的筆電主機板。47家付百萬加盟的廠商，其中量產慢的廠商就立刻降價求售。幾十家外觀相同功能相同的筆電，又都在台北電腦展展出並殺價。以下是工研院的文獻記載：
「整個聯盟展現的迅速動作和浩大聲勢，確實令美、日、歐等國廠商矚目。」

這場台灣筆電的瘋狂殺價，當然影響日本筆電的出口，於是日本通產省禁止「LCD螢幕」出售給台灣廠商。

這下慘了，我們昂貴的筆電機殼已開發成功，打様也成功了，試產用300台OkI鍵盤買了，試產很貴的3.5吋硬碟機，買了100多個，3.5吋軟碟機好買，也買了一些，結果SHARP的LCD螢幕怎麼買，都買不到，我們只能停產，賠掉幾戶房子，回去幹老本行。

以下是天下雜誌的文獻記載：
「去年由工研院、電工器材公會與四十七家廠商籌組的筆記型電腦聯盟，原本被視為台灣產業聯手挑戰高科技的象徵。然而一年過去，聲勢浩大的結盟行動卻形同解體，聯盟瞬間的起與落，暴露台灣產業界那些問題？
有如慶典中的高空煙火，象徵台灣產業挑戰高科技的第一代筆記型電腦共同開發聯盟，瞬間沖起，火花迸放，卻又迅速消逝。」

後記：
後來，既有的生意忙，沒空理「電池充電」這一塊，專利中的以下部份：
「鎳鎘電池，我們的充電方式是隨著電池溫度充電，電池溫度低，系統執行快充，電池溫度高，系統執行慢充，整個充電過程電池電壓會上升，當電池電壓不再上升，開始下降時，我們的系統會停止充電。」
被原單晶片代工廠私下拿去用，賣到台灣市佔率有七成，賺了幾戶房子。
之後一次酒敍，代工廠寫單晶片韌體的工程師阿超告訴我：
我們公司用你的充電程式流程圖，都沒改過，一次成功。

雙方不帶任何條件，就地停火，上桌談判。誰要提什麼條件，都到桌上談。談得攏便罷；談不攏，下桌再戰。這才有談判的可能。

哈瑪斯提出先決條件，要求永久停火的承諾。開玩笑，再友好的任何兩國間，從來沒有「永久停火」這回事，何況世仇間。納唐亞胡提出先決條件，要求完全消滅哈瑪斯。開玩笑，完全消滅哈瑪斯，那上桌跟誰談？

折輪司機說，普丁今日撤軍，明日就可上桌談。撤軍是指吐出東烏占領地，包含克里米亞。開玩笑，司機輸家自己都不肯投降了，倒要贏家投降，才要來談。別說克里米亞，就算吐出東烏，也是叫普丁投降，想都不要想。

普丁說，承認東烏歸俄，撤回烏入北約的申請，隨時可以上桌。這不算開玩笑，但也不妨上桌再提。為什麼這不算開玩笑？

現在史家公認二戰是1939/0901開打的，因為當天德國人侵波蘭。但在那之前的六年期間，希特勒已陸續吞併鄰國好幾個地方，何以未被史家視為「入侵」而成為大戰的開端？因為那些地方都是一戰後被瓜分掉的德國，居民多屬德裔，他們期待且歡迎回歸德國接受保護，以免他族欺侮。東烏就是俄裔俄語東正教，受到天主教西烏亞述營的欺侮，期待回歸俄羅斯接受保護。所以將來三戰爆發，史家也不會從克里米亞或東烏算起。

烏克蘭、白俄與俄羅斯原本都是同文同種信仰東正教的東斯拉夫民族。烏克蘭地區在還不成其為國家的時候，被波蘭、立陶宛占領很久，信仰遂由東正教轉到天主教。1654年，東烏因為反天主教化而投奔帝俄，回歸東正教。後來帝俄強大，拿下波蘭、立陶宛，自然包含烏克蘭地區。但西烏天主教化已經定型，東西烏遂同種不同文矣。雖然如此，由於同種的感情，到了列寧時代，還是把東烏等地劃歸烏克蘭。到赫魯雪夫(14歲起在東烏頓巴斯成長)1954年再加碼送克里米亞，以紀念東烏來歸300年。(注意：此時所謂東烏與克里米亞，都是俄羅斯領土)。但直到此時的烏克蘭仍是蘇聯中的成員而已，權力在莫斯科。要到蘇聯解體，才有烏克蘭國家屬性的成立。所以有謂「布爾什維克創造了烏克蘭」。

然而從列寧到赫魯雪夫的親善，仍然不能化解東西烏對立，他們仍然使用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西烏人口土地都遠大於東烏，東烏遂被欺壓歧視。以俄羅斯人為主的東烏只能仰賴俄國出手。談烏克蘭問題時，人們一直忽略信仰因素。這是1654東西烏分手的起始原因，也是後來300多年文化越走越遠，齟齬越來越大、仇恨越結越深的原因。信仰就是信，不談道理的。歐洲的宗教戰爭幾乎沒有停過，美洲的興起是宗教分裂促成的，現代恐怖主義建基於宗教衝突。

戰爭結果要如何安排才能長治久安？東西烏如果不分而治之，終究是一方壓制另一方，重複動亂。俄羅斯完全拿下烏克蘭也治不好，烏克蘭完全控制烏東同樣也治不好。何況美西方無時無刻不見縫插針，挑起仇恨。所以普丁所提的條件，讓東烏公投入俄，不算開玩笑。但這種努力於定分止爭的人道安排，在美西方強大主媒鋪天蓋地宣傳下完全被負面化為侵略，完全置歷史淵源及長治久安於不顧。

折輪司機希望中國出手斡旋，他說：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這是完全把中國當白痴在玩弄。北約有沒有把中國當敵人？北約有沒有想要伸手到太平洋來？從龐培奧到布林肯，幾次走訪越南，不是想要連通印度、菲律賓搞小北約嗎？若不是要對付中國，是要對付誰？北約是軍事組織，司機要加入北約，嘴巴說中國不是敵人，時候到了，他做為北約成員，能不聽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嗎？

原先北約成立，是要對付蘇聯為首的華約，等到蘇聯解體，華約解散，北約已無存在理由。不解散也就罷了，還東擴千里，直逼俄境。所以普丁警告烏克蘭不要加入軍事組織的北約，但加入經濟組織的歐盟沒事。烏克蘭還沒入歐盟，卻把入北約寫入憲法，擺明要與俄為敵。所以才有特別軍事行動，並螺旋上升到戰爭。所以普丁提條件，要烏撤回入北約申請，不算開玩笑。當年古巴事件，甘迺迪是以核戰威脅要求蘇聯撤離古巴。古巴距美尚有一兩百公里海面；烏俄零距離。

加入軍事組織就是選邊站。烏克蘭不選邊站沒事，一選邊站就整個端掉了一個世代。現在上桌都已晚了。但做為猶太人的烏總統，其任務在於執行並滿足拜登拖跨俄羅斯的戰略，不在疼惜東斯拉夫人的性命。所以拜登不叫司機上桌，司機不敢上桌的。

美西方現正大力鼓吹，若讓普丁得逞，他會吞併基輔，進而侵略東歐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等諸小國。上世紀六零年代，美國國防部長麥拉瑪拉說，若讓胡志明得逞，共產主義會併吞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柬埔寨、新加坡。半個多世紀過去，人們明知被騙，還是要相信老美的鬼話。也許在深偽氾濫到無拘無束無知無感的今天，人們要的是喜歡，不是真相。料因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根據『自由屋』（Freedom House），全球各地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權於1974至2000年代初期的35年間上升，但在那之後至2021年之前的15年間，在所謂的民主衰退乃至民主蕭條期，持續下滑。」（[1]）

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出版《自由主義和對其的不滿》（[1]）探討自由主義民主政治走下坡、讓人們不滿的原因，他為自由主義辯護：「並非因為自由主義本身有個根本弱點，他們其實不滿於過去幾十年自由主義的演變。」…「自由主義左派、右派都把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推得太過火，致使這些原則反受其害。」

「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之一，係看重並保護個人自主權。但這一基本價值觀有時被推得太過頭。就右派來說，自主權主要意味著不受官方干預自由買賣的權利，經濟自由主義把這個觀念推到極端，在20世紀後期變成『新自由主義』，導致駭人的不平等。就左派來說，自主權意味著可以在過什麼樣的生活、要看重或看輕什麼上自己作主，可以抵抗所處社會強加的社會規範。…這些走過頭的自由主義招來激烈反彈，從而產生威脅今日自由主義的右派民粹主義運動和左派進步運動。」

「對於自由主義社會，有許多言之有理的批評：這些社會是自我放縱的鼓勵消費型社會；未提供強烈的共同體意識或共同目標意識；太放任或容忍不見容於他人的個人行為，不尊重行之有年的宗教價值觀；太多樣化；不夠多樣；對於實現真正的社會正義一事太不用心；容忍太多不平等的現象；被操縱成性的菁英支配，未回應廣大老百姓的心聲。」這些只是書中提及對自由主義不滿的一部份。

書中探討一般的自由主義，但更著重美國政治。自由主義左派（民主黨）、右派（共和黨）都把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推得太過火太極端，造成双方的嚴重對立，導致很多缺失和不滿。

作者呼籲，自由主義左派、右派都要接受世界愈來多樣化的趨勢，容忍周圍世界與自己信念的不同，並且回歸古典自由主義，即不那麼極端過火的自由主義。若能如此，確能緩和自由主義左派與右派的嚴重對立，解決不少美國當今的難題；但是這需要千千萬萬的人改變觀念，絕非易事，即使能成功，多半是曠日費時。現在的世界非常競爭，美國恐怕已沒時間在衰落之前矯正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美國即使能夠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也絕不完美。譬如不論左派、右派都有前述的一些缺失：導致自我放縱的鼓勵消費型社會；容忍太多不平等的現象；被操縱成性的菁英支配，未回應廣大老百姓的心聲。這些大約是自由主義本身具有的根本弱點。

[1] Francis Fukuyama（法蘭西斯‧福山 ）《自由主義和對其的不滿》時報出版，2024。（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