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作者不僅企圖回答「李約瑟難題」(即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

Morris教授採用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能量的取用、城市的規模、資訊的傳達/處理、戰爭力等四方面。這樣的社會發展指標看來合理也頗全面。

十八世紀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是十五世紀後期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使歐洲人可以殖民美洲新大陸，並且不需要經過中東和阿拉伯地區就能到達東方，大大擴展了歐洲人的發展空間。歐洲人既獲得相當大殖民和商貿利益，又因為遠洋航海的需要和對世界的了解，例如確證地球是圓的，而萌芽了近代科學，並且發現科學有極大的實用價值，例如遠洋航海需要天文學和數學，而觀察天文發現力學的原理。由於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繁茂經貿墊高人力成本，加以近代科學的萌芽，於是發明出許多機械以取代人力，造成輝煌的工業革命。

早於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明朝的鄭和在1405到1433年間曾率船隊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鄭和的船隊和航海技術勝過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歐，為何鄭和或中國後繼的航海家沒有發現美洲新大陸，進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近年有人認為鄭和曾航抵美洲，但沒有充分證據)？ 這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歐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約五千公里，而中國跨越太平洋到美洲，距離幾乎加倍，西歐佔盡地理優勢。其次，中國一向是陸路國家，航海貿易視為次要，因此鄭和之後，航海事業即中斷，而歐洲臨地中海，一向重視航海貿易，又有強烈動機尋訪新航路，去探訪當時領先的東方世界(哥倫布至死都以為他所到之處是印度)。

根據Morris教授的理論和數據，過去世界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因為開發出富裕的江南和連通南北的大運河，曾經領先西方一千兩百年，西方則因為地理大發現，而在十八世紀啟動科學和工業革命，幾乎主宰全世界。地理因素造成環境的改變，人類天生會適應不同環境，就環境的需要，去解決所面對的問題，使社會不斷進步，而不是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偉人和創新能力等因素決定過去的歷史。

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本文和前文《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共指出三個可能原因。每個原因看來都有影響，哪個原因最關鍵？這是不太可能有解的。社會科學不像化學，一個化合物的成分比例可以精確檢測出來，社會結果的成因比重則是無法精確檢測的。

不要總是以為美國怎樣怎樣，台灣人看到美國人就尊敬，卑微自己。

去年2017年加州洛杉磯地區發生嚴重的山林大火，數千住家房屋被焚毀，造成巨大災難，全美國各地的消防隊紛紛前來救災，報紙電視紛紛報導英勇事跡。

這些消防隊員的紛紛前來真是英勇救災嗎？恐怕紛紛前來的動機是大發災難財。這是美國的警察、消防隊員、防疫人員、地震救難員…..的普遍心態。這篇報導只是舉出一個案例而已。

洛杉磯消防隊員 Donn Thompson 基本年薪 $92,000，已經是嚇死人的高薪，美國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年薪 $50,000。
基本年薪 $92,000，平均起來每小時的時薪是 $31.60，他的逾時加班費是時薪的1.5倍，所以他的加班時薪是 $31.60 x 1.5 = $47.40。
在2017年加州洛杉磯山林大火期間他賺了 $302,000 的加班費。
要賺$302,000 ，他必須申報加班 6,370 小時，$47.40 x 6,370 = $301,938。
他的基本年薪必須正常工作2,912小時，$31.60 x 2,912 = $92,019。
所以他在2017年總共工作了2,912 + 6,370 = 9,280 小時。
但是一年365天 x 24 = 8,760小時。還不到9,280 小時。
而且人可能不吃不喝不睡 24小時連續工作不累死嗎？

根據薪資記錄Donn Thompson 賺到的加班費如下
1993-1995 $200,000
2008 $173,335
2013-今天 $1,000,000

這只是一個案例，美國的警察、消防隊員、防疫人員、地震救難員….賺的加班費超過正常年薪數倍是普遍皆知的事，他們把持地盤，一般人進不到他們的職場工作，把持預算，地方政府不敢動他們的預算，審計單位也不敢查核他們的帳目，所以才有一年工作9,280 小時的可笑記錄。這樣的狀況當然拖垮了地方的財政，華盛頓郵報多年前曾經報導，在華盛頓地區如果夫妻都是警察，他們都擁有海邊豪華別墅、名車出入、名貴寵物。

我們台灣的警察、消防隊員、防疫人員、地震救難員….才真是救災救難，不是為了加班費，更不會發災難財，值得尊敬。

學術界一般公認，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六世紀西歐開始科學革命，十八世紀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科學和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不少人都曾鑽研這個問題，提出可能的解答。筆者述而不作，願把所學所知分享讀者。

科學和工業革命與現代的資本主義是同時發生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是迂迴的生產方式，比傳統的生產方式回收慢、投資大，必須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才可能成功，因此促成了現代的資本主義和金融體系。或者說，科學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是互為因果的。

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於歐洲而非中國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與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歐洲是封建諸侯體制，貴族一般都長期擁有自己的莊園、佃農等，並且習於經營商業貿易。換言之，歐洲貴族一般都擁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在科學和工業革命初起時，能夠大力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

對比於歐洲，中國很早就實行中央集權、官僚治國，官僚不像貴族能世襲及經營商業，因此中國的官僚多不熟悉商業，更不像歐洲的貴族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能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在中國，當科學和工業革命尚未顯示明顯效益時，只能倚靠民間的富人投入發展科學和工業，但是民間的富人數量有限又不穩定(所謂富不過三代)，他們推進科學和工業的力道當然比不上歐洲貴族。

科學和工業革命沒發生於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實行科舉選才與獨尊儒學。中國自漢朝「獨尊儒術」，儒家逐漸成為學術主流，而其他學問並非全無發展空間，但是到了隋、唐實行科舉選才，儒家幾乎成為唯一官學，而到了宋、明，原本相當開放的儒學更演變成頗壓抑人性的理學。中國的為學越來越狹窄，因此不可能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對比於中國，歐洲長期受基督教信仰的束縛，其獨尊基督教神學就像中國獨尊儒學一樣。但是十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和十六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讓歐洲逐漸脫離基督教的束縛，終於學術百花齊放，因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

歷史的演進發人深省，而制度的好壞時常是此一時、彼一時，不是永遠不變的。封建諸侯體制曾有助於歐洲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但是卻是比中央集權、官僚治國落後的政治制度。環顧世界，所有現代化的國家都實行中央集權(即使是聯邦，中央有很大權力)、官僚治國，已經沒有現代化國家還實行封建諸侯體制了(貴族爵位都是虛銜)。以科舉選才擔任文官既公平又保證文官的水準，曾經是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有助於中國社會領先西方，卻阻礙了中國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儒家和基督教曾長期束縛中國和西方世界，但這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錯，只要長保開放多元，儒家和基督教都是好東西。

郭譽申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有選舉就是民主嗎？》討論民主。我想補充一些個人的看法。因為文字比較長，所以獨立出來，另做一篇。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民主是最高價值。但是追究根本，並不必然。民主不過是一種工具，它的唯一目的是為了防止獨裁。有人或許同時認為民主會帶來最有能力的執政團隊，但是這樣的期待毫無根據。

民主可能有多種版本，不同的遊戲規則下有不同的利弊。我在這裡把焦點放在台、美兩地的總統選舉，也就是兩黨政治，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在美國，它選出了川普，在台灣，蔡英文的政績有目共睹。我想探討這個制度失敗的原因。

首先，選舉不能防止獨裁。總統一但當選後，就再也沒有可以約束他的力量。人民只有在投票那天有權力，投完票，當選者沒有義務傾聽民意。比方說，川普上台，先是對穆斯林國家限制入境，又撤出巴黎協議。蔡英文上台，先是強推前瞻計劃，又有種種乖張的人事任命，這些決策都違反多數國民的意願，但是當權者可以毫無忌憚地硬幹。我上大學時班上有一位來自約旦的學生，他就指出了這個漏洞。他表示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總統做錯事不需要負責，而他們的國王如果犯錯，是會被砍頭的！我不知道阿拉伯國家有沒有國王被砍頭的先例，但是我相信無論是中東的國王，或是大陸的領導人，都會比台、美的總統更重視民意，恰恰是因為他們不是靠一次人民普選而上台的，所以要時時注意自己掌權的正當性，不能拿「我是法定程序選出來的總統」做為擋箭牌。

四年一任的總統選舉也不利於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每個政客想到的最多是兩任八年。八年以後的事，要看它們對下一次選舉有沒有加分再說。鐵打的國家，流水的政客。一百多年前的楊度在「君憲救國論」中就指出了共和制度的這個缺點。非但是長遠的國家發展缺乏規劃，在政黨輪替的情況下，國家既有的政策與立場都難以維持。比方說川普上台，就要砍掉歐巴馬的健保計劃，又退出談判多年的貿易協定。蔡英文上台，不承認九二共識，把兩岸關係倒退到八年前。這樣的反覆無常，一方面造成資源虛耗，政務空轉，同時也造成國家整體信譽的傷害。

政黨競爭的政治似乎是民主的必然選項，因為沒有政黨的代表，眾多的公共議題難以聚焦。但是政黨的競爭並不像是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政策品質。理想中的設計，是各政黨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張供選民選擇。實務上，政黨的目標就是勝選，拿到執政權。政黨不需要有完整的政治規劃，它們只要討好多數選民，把對手打倒就可以了。所以負面選舉就成了最便捷的手段。從中國的歷史上看，黨爭的本質也不外乎黨同伐異，不論是非。在現今時代，這個遊戲規則依舊是主調。

政黨政治的另一特色是會造成兩黨政治。一旦前兩大政黨以分贓的方式建立了政綱（political platform），基於棄保效應，第三政黨是沒有勝選機會的。因此理論上人人都有參選的權力，但是實務上只有兩大黨的候選人才有當選的可能。老百姓往往只能被迫在兩個爛蘋果中選一個。

在許多場合，當我們要挑選最合適的人才時，我們絕不會採取民粹式的普選。比方說在遴選大學校長或是法官時。原因大概有兩層，一是我們認為經過一個委員會遴選出來的人才的能力會優於自告奮勇出來角逐這個位子的人；二是我們希望在這個位子上的人可以不需要花心思討好選民，能夠憑自己的專業判斷做出決策。民粹式的普選引出一個弊端：少數人就可以挾持選舉。選民中有理性的、有不理性的。理性的人會對候選人的品德能力做一個整體評估再決定票要投給誰。但是還有很多人會不按這個規則走，尤其是各種單一議題的選民。比方說在美國，喜歡在家里擺幾支槍的人，他們不會管你提出什麼經濟藍圖、外交策略。他就只是介意能合法擁槍。誰要禁槍，絕對拿不到他一票。所以在美國的民調中，我們看到大多數人是支持禁槍的，但是沒有一個要選舉的總統敢說出他會推行禁槍令。在台灣，也有不少的單一議題選民，比方說主張廢死的、同婚的、反核的、台獨的等等。雖然這些議題都不是主流民意，但是把這些選票聚集在一起，就有了勝選的機會。

我的結論是：台、美式的民主並不能夠達到「以大多數民意為主」的目標。要改得更好，有兩個可能的方向。一是「絕對民主」，建立全民電子投票系統，所有重大議題，一概公投公決，不給靠花言巧語騙得政權者專治的機會。二是採用菁英政治，實行間接民主，以遴選的方式產生國家的領導團隊。說來有些諷刺，中華民國原先由國大代表選總統就是這種制度；甚至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也是相同的精神（當初各州選出的選舉人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投票，第一高票當總統，第二高票當副總統。）但是陰錯陽差，後來都走上了民粹的死胡同。至於人民能不能覺醒，意識到當下制度的缺失？我的看法是悲觀的。

名作家范疇今早在聯合報發表《「兩極化」是低級社會的象徵》。對於此文，筆者有深為認同的部份，也有頗不贊成的部份，因而在此說說我的見解。

范先生的文章大致有兩個重點。其一，「台灣這三十年來越來越多元化，各種價值並存，但是一到了選舉年，就會突然由多元化變成兩極化，顯示台灣這些年來引以為傲的「多元化」，實際上是非常膚淺的。」筆者很認同這部份，並且要進一步說，台灣每兩年就有一年是選舉年(分別選舉總統/立委和縣市長/縣市議員)，因此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朝向兩極化，這是台灣的多元化相當膚淺的主要原因。

范先生文章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批評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並且說「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原教旨主義和獨裁、極權、集權都是一家人，可說是四者一家親」。而台灣要多元化，才能對抗大陸的原教旨主義。筆者很難同意這部份。范先生沒在文中明確定義何謂原教旨主義，我也不想糾纏於此定義，寧願探討該文的主題－多元化。

大陸不多元化嗎？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制度無疑綜合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多元化嗎？旅居海外的張博樹教授在2015年出版《改變中國：六四以來中國的政治思潮》，詳細闡述六四後二十六年來中國思想界有代表性的九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毛左派、中共黨內民主派、憲政社會主義論、儒學治國論、新民主主義和新國家主義。大陸有這麼多不同的政治思潮，不多元化嗎？隨便打開大陸電視，看到不少少數民族的表演者，以及介紹少數民族的節目，看來遠比少數民族在全人口中的占比要高，這不是多元化嗎？

多元化的概念很簡單，但是要具體判定不容易。就上述三點比較台灣和大陸，台灣不如大陸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不像大陸有那麼多政治思潮，也不像大陸有那麼多少數民族的表演空間，大陸似乎比台灣更多元化吧！大陸既然有多元化，根據范先生「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可以反證大陸不是原教旨主義，也與獨裁、極權、集權不是一家親囉。

范先生看來很重視多元化，而反對兩極化。可惜他本身就陷於兩極化裡，他完全肯定多黨政治，而完全否定中共的一黨專政。如他文中所述，台灣的政黨鬥爭導致兩極化和膚淺的多元化。多黨政治呈現這樣的缺點，范先生怎能完全肯定它？如上述，大陸並非不多元化，范先生怎能完全否定一黨專政？更別提大陸四十年來各方面的快速進步。

中共的一黨專政不是沒有缺點，但哪個政治制度沒有缺點？像范先生這樣極端化的反共思想難免促進政治的兩極化，實無益於台灣的多元化。

我感覺我們對AI、雲端、5G….樂觀得過於誇張，科技的進步仍然要等待人類的實際需要而緩慢的跟進，構成商業條件之後，新科技新思維才能成功。譬如說，不久前的VR宣傳騰天，結果呢？快消失了，因為人類還是喜歡看電視（大電視），對戴那個VR的大眼罩沒興趣，3D電影叫嚷幾十年也成不了氣候，因為人類還是滿足於2D。

AI 叫嚷到現在，我不覺得對我的實際生活有多少用處，唯一試用的是自動吸塵器，結果十分失望，因為家裡有太多死角，眉眉角角，自動吸塵器無法勝任，效益不大，浪費數百美金。

自動駕駛叫嚷到現在證明會撞死人會翻車，因為自動駕駛的邏輯偏重安全避禍，將來滿街自動駕駛汽車，來一輛橫衝直撞的富二代官二代傳統汽車，所有自動駕駛汽車紛紛避開，讓橫衝直撞的汽車呼嘯而過，如入無人之境，這不是我們要的道路秩序。

雲端是什麼？本來電腦問世之初是 IBM360 主機的時代，大家用的 terminal 都是依賴 IBM360 儲存資料，就是小雲端，只是不叫雲端(cloud)，後來IBM360 的資料儲存量有限，就發展出PC、Notebook，讓使用者自己儲存資料。最近記憶體芯片或硬碟及SSD，愈來愈大愈便宜，發現把儲存資料交還主機伺服器比較安全，又便宜，所以伺服器資料中心替用戶保管資料的業務又恢復興旺，取名雲端，其實就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已。將來的超級電腦伺服器CPU愈來愈厲害，儲存資料的記憶體愈來愈便捷，資料的傳輸瞬間完成，我們需要什麼昂貴的個人電腦、個人手機？大家需要的只是一個廉價簡單的terminal，連到伺服器服務中心。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需要鼓吹誇大成這樣嗎？

5G也只是熱門鼓吹而已，現在全世界的手機才進步到以3G為主，4G的用戶很少，我懷疑人類真的對5G有多大的需要，現在3G的世界，我們網路上看電影、看 youtube、看信件、看連續劇，50M，100M的傳送速度已經OK，非常滿意，幾分鐘傳送大量資料也足夠了，超高速的瞬間傳送或許是某些特殊需要，但不會是全民需要。我懷疑5G會變成全民的需要，我更懷疑5G昂貴的全面網路通訊設備會有多少國家或公司願投資、有財力投資，所以5G的商業條件言之過早。

許多最新科技和思維，因為商業條件尙未成熟，得不到消費者的擁護，無法成功發展的例子比比皆是。

微軟的作業系統 windows 一次一次的推出新版，榨取全世界電腦用戶的錢財，到了windows7，windows XP，消費者已經滿意和覺悟，不再盲目花錢追求新的作業系統 ，所以微軟再推出windows10的時候，沒有人買了，免費贈送也沒多少人要，結果微軟逼迫全世界電腦用戶免費更新到windows10，電腦用戶在無可奈何的狀況下看到自己的電腦自動被升級到windows10。

Uber，以及自行車分享、汽車分享的進步概念高唱入雲，偏佈全球，可是到現在沒有一家分享公司是賺錢的，都在燒投資人的錢。

磁浮鐵路快速平穩進步的概念高唱入雲，可是因為造價昂貴，人類尙未到達接受「寸金難買寸光陰」的概念，到現在只出現在上海浦東機場到上海市區十幾公里一小段營運里程，只為了展示中國的進步。以前英、法合作的超音速客機Concord 協和公司倒閉，也是因為「寸金難買寸光陰」未被人類接受而失敗。

最近 Tesla 公司的 model3 電動車無法大量生產，無法交貨而瀕臨破產，馬斯克說是因為當初雄心壯志砸錢建蓋的全自動化機器人生產線，生產汽車的品質問題不斷，無法與自動化但有工人介入的生產線比擬，機器人的智慧能不能完全取代工人還是有疑問。

最近世界發生許多大事：中美貿易戰雷聲大雨點小，暫時停歇；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但歐洲盟國仍企圖維持協議；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入耶路撒冷，造成巴勒斯坦人示威抗議及重大死傷；在「川金會」前夕，川普和金正恩就北韓無核化問題多方討價還價，甚至可能破局。

美國對於中美貿易起初是漫天要價，提出一些對於中國大陸是喪權辱國、不可能接受的要求，最後中國僅承諾保護智財權、降低部份關稅、減少一些投資限制、擴大進口某些美國產品等一般性的開放貿易條款，美國就偃旗收兵了，甚至可能放鬆對中興通訊的制裁。這不表示中美貿易就此風平浪靜，未來當然仍可能有爭端，但是可以看出川普總統的態度。川普對許多國家要課徵鋼鋁關稅，逼迫加、墨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議，逼迫南韓重新談判美韓自貿協議。川普的原則是叢林法則，我的力量大於你，而你有求於我，我就要占些便宜，不管你是否是我的盟邦；中國的塊頭跟美國差不多，美國若要多占便宜，難免自己也頗有損傷，因此能討到一些「口惠」，騙騙美國選民就是了(作者在前文《中美貿易戰將如何？》已預見這種可能性)。

伊朗和以色列一向敵對，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經濟制裁伊朗，以及其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入耶路撒冷(等於承認以色列占領耶路撒冷的合法性)，都是明顯偏袒以色列的行動。當巴勒斯坦人示威抗議以色列時，以色列竟以武力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造成數十人死亡，上千人受傷。即使如此，美國仍支持以色列的鎮壓行動，完全置人權、生命權於不顧。美國過去自詡為「世界警察」和國際衝突的調解者，多少還會呈現一點中立性、公平性，現在的川普則完全不管什麼人權、中立、公平，只管美國的利益，甚至只管川普他的個人利益。美國的這些作為得罪多數歐洲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長遠對美國絕無好處。

未來「川金會」的變數仍多，但是從上述川普以大壓小、欺善怕惡的作風，可以揣測出個大概。北韓有核導彈這個絕殺武器在手，背後又有中國大陸支持，川普勢必會相當程度地妥協讓步，例如接受北韓的分期無核化，交換美國、南韓的分期經援。川普善長做表面工夫，即使妥協讓步，表面上一定風風光光、功勞偉大，能騙到美國選民的選票。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近一年半了，他的政策逐漸明朗，也使世界大勢逐漸明朗。川普主張双邊協議，反對多邊協議，這樣美國就能以大壓小，對美國的經貿有利(川普不覺得以大壓小，認為美國龐大本該有這樣好處)。中國和美國接近勢均力敵，因此美國會適可而止。美國只管本身的利益，不管人權、中立、公平等原則，將逐漸喪失它領導世界的地位，這將是中國大陸的機會。

我們最近看到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特使，國家副總理劉鶴，他的翩翩風度、專業知識、談判技巧、英語流暢，真是令人尊敬，為中國慶幸有這樣的人才。

這次又是典型的一貫技倆，由美國無端挑起貿易糾紛，然後漫天要價威脅恐嚇，甚至殺雞儆猴使中興企業立即休克，希望在製造了這些情景之後，籌碼滿滿，討到大便宜。

但是中國大陸這次官員由下而上，態度強硬，奉陪到底，毫不懼怕。美國在第一回合派出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顧問……強大反華團隊來北京拋下八項難堪的最後通諜，中國不為所動，仍然奉陪到底。

在這樣的強硬反應的條件下，美國知道一貫技倆無法屈服中國，這才有國家副總理劉鶴前往美國開始第二回合的華盛頓談判，劉鶴固然是雄才大略的人才，背後國力的支撐和奉陪到底的國家意志，仍是主力後盾。

我們不知道談判的內容細節，只能從媒體得知中國大陸做了若干讓步，譬如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對外界放寬金融、銀行、證券、保險產業進入中國，允許全部外資（不需合資）的企業進入中國，降低汽車進口關稅等。以上是為了鍛煉提升這些國內產業，是中國既定的政策，其實與此次貿易糾紛無關。至於減少中美貿易的順差，最重要的是擴大進口美國天然汽、石油、高科技產品以及農產品等。這些並不損害中國太多的利益，只是這些產品的採購逐漸轉向美國，減少了向俄國、中東、日本、韓國、台灣、巴西、澳洲….地區的採購。

另一方面讓中國大陸明白，今後電子、高科技的主要關鍵技術必須自己開發、生產、掌握，今後能源、糧食、原材料…..的進口必須來源分散，不能再受美國控制，因為美國明顯是不可信賴，而且處處扼制中國的敵對國家。受到這次的教訓，中國也增長了不少智慧。

筆者很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多年來時常閱讀講述大陸的書籍，每年也至少造訪、旅遊大陸一、兩趟，因而獲得親身的體驗。中國逐漸崛起，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自然隨時間而改變，而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多少有些改變。然而，台灣眼中的大陸與西方世界眼中的大陸始終有不小的差距。

大陸的政治體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早年西方世界完全不相信「中國模式」能夠成功，2001年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是這一心態的代表作。章所聲稱的「中國崩潰論」從來沒有多少理論根據，其基礎只是對西方民主的信仰，以及認為大陸的政治體制類似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黨體制，卻沒考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體制與蘇聯和前東歐是大為不同的。

隨著大陸的持續成長進步，以及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例如「阿拉伯之春」)，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有很大的改變。以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為例，他在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福山在2014年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將其前書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第三要素「國家治理能力」，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以此三要素檢視中國和美國，中國民主與法治弱於美國，但國家治理能力強於美國。

西方世界已經大多接受「中國模式」是自由民主制之外的另一條可行之路，但難免部份學者仍心有不甘。例如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在2011年之前接近10%，到2012-2014之間迅速跌落到7%，知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於是出版《中國的未來》，認為中國若繼續其「硬威權主義」將逐漸停滯失敗。有趣的是近年沈教授卻公開聲稱他並不主張「中國崩潰論」。大陸近年「反腐」有成，而經濟成長穩定在6.5%以上，仍優於大部份國家，大概讓沈教授改變了主張。

西方世界近年逐漸肯定「中國模式」，台灣在多數領域都接受西方思維，卻獨否定「中國模式」。本文前面提到的書籍在台灣都有譯本，但是台灣書市卻充斥著更多、更顯眼的反共、反中書籍，這些書籍的作者或為台獨支持者，或為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其著作明顯不夠嚴謹，在西方世界是難以出版的，卻在台灣書市頗能占有一席之地。台灣過去長期的反共宣傳滋養了這些反共、反中書籍，而這些反共、反中書籍又滋養了反共、反中的台灣年輕一代。

西方世界會隨時間和現狀改變它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台灣卻仍執迷於它過去的認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反共急先鋒！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真理終將勝出，台灣未來終將肯定「中國模式」。然而現在世界各國多積極與大陸合作共同發展，台灣卻背道而馳，台灣錯過這次機遇，未來還有多少前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