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是畸形兒，是從眾式的民粹主義，是被政客綁架的偽民主。
任何政治制度，沒有十全十美的，尤其不是放諸四海皆準。
西方的民主偏向功利主義，是建構在個人利益之上，個人自視清高，但是它有特殊的背景文化，尊重意見不同的人之發言的權利，所以說「雖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堅決支持你說話的權利」。
請問，我們中國人有這個尊重與包容的修養嗎？

目前台灣族群，意識型態紛歧，都各有死忠的支持者，以情緒化的態度永遠支持心儀的黨，容不得別人的批判，為了理念的不同，可以朋友翻臉，兄弟操戈，父子反目，不得有相左的意見存在，不能包容異見的背景下，如何實行民主？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正常的政黨政治，是在同一個國家之下，政黨輪替執政，朝野兩黨是競爭的友黨，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永續敵黨。
勝出而執政者，尊重選敗的在野黨，接受善意的監督，使國家朝壯大幸福的方向前進，是協和的關係，不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大家都是同胞手足。
在野黨要檢討選舉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利用休政的時間，努力反省改進，策勵未來的執政方向，帶來國家發展的希望，這才是正常國家的民主制度。

台灣今天的民主已走向非民主的泥淖，二年一小選，四年一大選，人民壁壘分明的沉迷於選舉熱情的亢奮中，情緒化的激烈對抗，為選舉而選舉，每選舉一次，人民便被撕裂一次，背後的美、日便見縫插針，派觀察團，來干預台灣的選舉，台灣大政不是掌控在人民主人的手裡，而是操縱於中、美、日的手裡，選舉只是假相，只是帝國代理戰爭角逐之地。

以人民自主的民主政治，選舉應該是輕鬆不過的、以民為主的制度，投與不投都是個人自由，相互尊重。做得好，給予掌聲，做得不好，實施罷免的權利。
但是台灣的選舉呢？貪瀆與無能都可做滿兩任，一個背叛國家的亂臣賊子，還厚顏無恥的宣稱要永續執政，竟然還公開賣國的行徑，也獲得基本盤的支持，這叫什麼政治制度？

電視新聞報導，有某校女生因成績太差，受到學校變換環境之通知，而離家出走。其家長嘖有煩言，對記者表示，怪罪學校沒有做到善盡輔導的責任。是耶？非耶？

一個班級至少三十五人以上，每個人的智能不可能完全均等，國父曾將人的智能分成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等，屬於天生的不平等，每個人的智商絕大部份來自父母基因的遺傳，因此讀書的成績沒有什麼好比較的，只要學生盡到努力學習的責任便行了，老師及家長對成績較差的學生，應多加鼓勵，而不可加以苛責，更不可以歧視的眼光冷嘲熱諷，這無異是摧殘了學生的自信心。甚至造成其對學習的恐懼心理，而對求學視為畏途了。

老師應該重視學生的學習過程，而不必過分強調學習的結果，只要學生上課認真聽講，不明白的地方勇於發問，面臨艱深的難題會主動於下課時間向老師請教或跟同學討論，如此鍥而不捨的精神，才是值得老師鼓勵與肯定的，又何必斤斤計較成績之高低，天下沒有萬能的神童，每個人的專長亦不盡相同，某位同學的學科成績也許不夠理想，但是或許在術科方面有驚人的表現。也許有人對讀書就是興趣缺缺，可是在藝術方面卻才能出眾，我們又何必侷限於他學科成績的高下，去否定學生的學習過程呢？學生的成績較差，如果平時能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並給予關懷開導，又怎麼會因羞愧之心而逃避現實，終致離家出走呢？

再說，家長難道在這個離家出走的個案中，就沒有一點責任嗎？孩子欲出走之前，不可能沒有任何徵候，如果做父母的在平時能多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與生活起居，在家中無論再怎麼忙碌，也要撥出時間聽聽孩子在學校的生活點滴，對孩子情緒反應要具有敏感度，發覺孩子悶悶不樂，面帶愁容，便該慈祥的誘導他吐出不快的心聲，然後給予開導勉勵，舒解心中的壓力，直到孩子豁然開朗，重新展顏微笑，又怎會離家出走呢？

今日的社會是一個忙碌的工商社會，每個人為了事業或工作均馬不停蹄的拼命狂奔，很少有停下來喘息的機會，事業有成者，仍是一枝蠟燭兩頭燒，目的無非是想擁有更輝煌的成就，而獲得世人的尊敬與社經地位，卻忽略了身邊最親近的人，尤其是最親密的子女，做父親的，給予子女在物質上最奢侈的享受，卻難得陪子女吃一餐晚飯，如此冷僻的家庭氣氛，又如何對子女發出溫馨的吸引力呢？

廣大的企業基層勞工，為了養家糊口，除了辛勤的工作，尚得透支體力的不斷加班，以獲得微薄的薪資，一天勞苦下來，已是筋疲力竭，那有餘力與子女話家常，一旦子女在外受了委屈或課業上遇到困難，不但得不到家長的諒解與慰藉，反而遭受父母的責難，又如何能防範孩子的離家出走呢？

平時未能與子女多溝通，等孩子離家了再來怪罪學校的不是，於事又有何補呢？

可是李登輝呢，格局竟然如此狹小，一天到晚所想的就是台灣人與中國人，本土化與閩南話，台灣人要打拼、要出頭，令人不解的是他一天到晚反中國人，卻從來不反共，在他任內三番五次派密使赴大陸與中共高層接觸，又是所為何事呀？

若站在合縱連橫的角度觀之，台獨與中共均欲消滅中華民國的目標是一致的，李登輝急於將中華民國的頭箍取下，以便截斷與中國相連的臍帶，中共高層洞穿了他的意圖，非但未上李登輝的當，反而大事翻修蔣公奉化縣的故居，並復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供人瞻仰，且公開肯定讚揚蔣公領導八年抗戰的歷史貢獻，開口必提國民黨時代，過去被列為黑五類之一而受壓制的國民黨員（按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右傾份子、壞份子）搖身一變，成為中共對台統戰之上賓而倍受禮遇，中共宛如國民黨的接班人，而搶了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迫使李登輝的獨台立場更是相形見拙。

世事並未如李登輝想像那麼簡單，中國歷史的包袱想丟就丟得掉，他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獨裁者，他的好友彭明敏尊稱他為「台灣的民主先生」，是過度抬舉了他，若他是務實的民主主義崇拜者，為何在執政十二年中，一直忙著鬥爭異己，實際上稱他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尚貼切些，他將毛澤東的鬥爭法寶「區分敵友、挑撥分化，各個擊破」運用得淋漓盡致，將毛的統戰伎倆「拉攏明天的敵人，打擊今天的敵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運用的得心應手。

即使土生土長的中共接班人江澤民對李登輝恨得牙癢癢的，但也拿他沒輒，你來個江八點，我來個李六條，明明派密使告之，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只是私人返母校探訪性質，不會為難中共領導人的，但到了美國卻公開演講，並多次提到兩岸國政及外交問題，使江澤民惱羞成怒，對彭佳嶼發射了飛彈，使國際間認清中共「窮兵黷武」的本性，且引發了中美的矛盾衝突，實為一石二鳥的策略，江澤民遇上了李登輝，便沒有毛澤東對蔣公那麼好應付了。

共產黨認為歷史的演進就像二條腿走路，左腿將全身的重量都壓在右腿上，方能提腿向前邁步，右腿不甘示弱以反動的抗力，將全身重量反壓到左腿上，於是再抽腿邁向左腿的前方，左腿再重複先前的動作，如此你來我往的相互鬥爭，身體因此得以向前移動，歷史的發展亦是如此，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與國，充滿了矛盾與衝突，相互鬥爭而使歷史不斷向前演進。李登輝在他的著作中，即說明曾研讀馬克思的理論，其鬥爭的特性，應該是受了馬克思理論之影響，若推斷正確，中共善長鬥爭的伎倆，對李登輝而言，算是踢到鐵板了。

然而李登輝的鬥爭策略若是再繼續發展下去，必為台灣人民帶來立即性的災難，何以言之？因為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經驗可以證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乃為歷史之常規，李登輝非要將台灣的版圖自中國（非中共）的疆域分離出去，必引起全中華民族的義憤，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共正苦於歷經半世紀仍無法解放台灣，因國民黨創建的中華民國政府尚未消滅，中共出師無名，如今李登輝自絕於中華民族列祖列宗，使中共能替天行道，憑藉民族大義，必受大陸同胞支持，而討伐民族叛逆、舉兵犯台，悲哀的還是台灣老百姓。

世界上只有綿延不斷的民族，沒有永垂不朽的政黨，因而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政客無論才高八斗，總有凋謝的一天，做人做到數典忘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還有何資格來承擔歷史的使命。其實蔣經國先生高瞻遠矚，在臨終前開放探親，並解除黨禁、報禁，使中華民國大步邁向民主的道路，否則以李登輝狹窄好鬥的性格，是否願作政治民主化之興革，實難以定論。

經國先生於民六十三年行政院長任內，大事行政革新，打擊貪污，雷厲風行，並大魄力的推行十大建設，在短期後便顯現了建設的成果，外匯躋身世界前四位，經濟奇蹟為世界稱羨，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中共將「武力解放台灣」修正為「和平解放台灣」，而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回應。此時期，兩岸開始不統不獨的良性發展，戰爭的危機已大為降低。中共透過電台向台灣積極統戰，呼籲榮民回歸祖國，並急切的要求台灣當局盡速開放三通四流。經國先生以三不政策相應，但民間或媒體記者經第三地赴大陸則漸行鬆綁。中共的統戰作為已失去著力點，經國先生於臨終前的對大陸開放政策，使得中共措手不及，反而對向大陸湧進的大批台胞作出了諸多限制，其統戰的謊言不攻自破。

按理說，我們正實施了蔣公的無形戰爭，台胞將復興基地民主自由的訊息帶進了大陸，台商更將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理念及制度影響了大陸，積極促成了中共的開放政策，雖然死不悔改的頑固教條主義派，仍緊抓四大堅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堅持共產主義路線，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放，欲搞經濟開放而政治緊抓，但終難抵擋龐大的民主浪潮，由經濟自由化而漸行走向政治民主化，等於我們無形的力量（經濟，文化，宗教，學術）已反攻大陸，此時我們的外匯存底已達一千億美元，而中共僅四百餘億美元，我們有雄厚的經濟力主導中國統一，未料在李登輝台獨的路線下，厲行戒急用忍政策，逼得台商紛紛冒險將資金移往大陸，使得客主易位，我們的外匯存底仍游走於八百餘億美元之間，而中共卻大幅成長到近二千餘億美元，在中共趾高氣昂的喊著一個中國時，我們卻已無籌碼矣！

 

過去常常有人說國民黨政府揹了沉重的歷史包袱，認為政府既然已經播遷台灣，主權僅能在台、澎、金、馬實施，卻每天喊著要「光復大陸」，中共能不解放台灣就不錯了，為何要去管大陸的事務？因此稱為是歷史包袱。李登輝上台後，真的就把歷史包袱丟掉了，他認為前面兩位蔣總統是外來政權，由於復國的歷史使命，無法拋棄歷史包袱，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總統，可以丟掉歷史包袱，這樣說正確嗎？揹負歷史責任是歷史包袱嗎？

當我們長大成人後，欲出外謀生，父母給我們一些盤纏，包了衣服、布鞋以備不時之需，等到了外鄉，創業有成，甚至發財了，便將父母所給的包袱丟棄，也不回家了，試問應該嗎？符合人性嗎？今天出外發跡了，發達了，是當時父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送到門口，並將家當變賣包成包袱贈送，靠此才有發跡的機會，才能因此當了老闆、當了董事長，能夠將包袱甩掉嗎？不但不應甩掉，還應當供奉起來啊！尚應憶苦思甜，若是當初沒有父母給的包袱中的資本，能有今天之發達嗎？所以要飲水思源啦，這不是包袱呀！

今天中華民國政府因為與中共的內戰，敗退至台灣，本來蔣公選擇撤退的基地有舟山群島、台灣、海南島、雲南、西藏等地，由於雲南省主席變節靠攏毛共，舟山群島幅員太小，海南島距大陸過近難守，最後選擇台灣，以台灣海峽為天然屏障，易守難攻，是軍事反攻的好基地，於是決定退守台灣，將台灣建設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富饒繁榮的美麗寶島。

1950年代，美國對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採取圍堵策略，在西太平洋自日本，經琉球群島、韓國、台灣至中南半島，組成一條島鍊防線，阻絕共產勢力的南侵，而蔣公則以台灣為軍事反攻基地，以舟山群島、大陳島、金門、馬祖列島、海南島、西藏地方，對大陸內地形成螃蟹鉗形包圍態勢，伺機反攻大陸。可惜各地相繼淪陷，造成兩岸對峙長達半個世紀，而台灣由最初的整軍經武，以軍力抗拒中共，每年國慶大典上，蔣公絕對不忘於文告中宣示「光復大陸國土，解救大陸同胞，明年國慶必定將青天白日的國旗插在紫禁城上」，以表明復國的決心，此即為蔣公的歷史使命感，也即一般人所謂的歷史包袱。

蔣公崩逝前留下遺囑四句話「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恢復中華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無奈人存政舉，人去政亡，這四句話，後繼者李登輝僅實現了半句話，即以民主獨裁方式，實現了政黨輪替的夢想，其它三句話均徹底摧毀矣！因為那是歷史的包袱。
民初袁世凱搞洪憲帝制，是為了想當皇帝，但是並未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也未背離中國同胞，如今李登輝卻枉任國民黨主席，視國民革命的復興責任為歷史包袱，枉任中華民國總統，竟然欲將全中國同胞的政府矮化為台灣同胞的政府，且大搞閩南沙文主義，在正式公開場合，以一國元首之尊，不以國語演講，卻以地方語言高談闊論，分明是欲以閩南話作為台灣國語，以澈底甩掉歷史包袱。

除李登輝之外，尚有許多居政府高位的要員，基於政治現實，西瓜偎大邊，為了自保，揣摩上意，不敢違拗李登輝的意旨，亦流行「搶做台灣人」，公開場合說二句生硬的「台灣話」，表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認同中華民國，同時也認同台灣」，更保證一切施政會「以台灣優先」，更是狗屁不通，既認同中華民國，還有必要表明認同台灣嗎，台灣不是在中華民國的轄區之內嗎？簡直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身為中國人的官員（公僕），便應為全中國人服務，怎可劃分界線，說什麼省優先，難道因為中央政府在台灣，便以台灣優先，那麼台北縣政府所在地是板橋，台北縣長施政就非要以板橋為優先嗎，除台灣以外，我想，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國家的政府官員，心胸是如此的狹窄，眼光如此的短淺，格局如此狹小，又如何做出恢宏的政績呢？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於辛亥革命，是全中國人的政府，因內戰而播遷台灣，只要一天不被消滅，她的主權便存在於世界上，目前的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但仍有權宣示中華民國的主權仍含蓋整個中國地區，中華民國政府曾領導全中國人民包括毛澤東屬下的八路軍對日八年抗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於民三十八年，沒有一天對台灣實施過主權，怎可說台灣是中共的呢？所以中共只能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正如同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彼此的地位是對等的而非是相屬的，中華民國的官員又怎可自我矮化，而妄自菲薄呢？

李登輝骨子裡明明就是獨台，但又沒有勇氣承認，尚搞一個「國統綱領」來包裝獨台意圖，若依國統綱領的大前題，兩岸關係永遠不可能發展到遠程，一個要對方宣示對台放棄武力，另一個又要對方放棄台獨，如此糾纏不清又如何走向和平統一的道路，說穿了，李登輝打心眼裡就是不希望看見兩岸統一，這可由他臨下野前唱出「兩國論」得到證明。

因此我們不要將李登輝的「兩岸談判」與過去毛、蔣的「國共會談」相提並論，毛、蔣的會談，是在爭領導權，也是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鬥爭，耍陰謀的是毛澤東，他以新民主主義包裝了馬克思主義，並以窮人翻身的誘人口號鼓動廣大工農群眾反抗國民政府，再利用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反貪污、反飢餓逼迫蔣主席下台，最後拉攏美國插手調停，與國民政府談判，但是在暗中卻偷襲國軍，談判只是毛的統戰手段，毛澤東教育他的同志，打得贏才打，打不贏就走，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情勢對我方有利，便正面進攻，情勢對我方不利，便採迂迴路線，毛將兩手策略運用得出神入化，打得贏便迎頭痛擊，加以殲滅，絕不手軟，打不贏，便和平談判，絕不作無謂犧牲，換言之，「談判」只是笑臉攻勢的手段，軍事進攻、消滅敵人才是真正的目的，和平談判只是養精蓄銳的拖延戰術，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因此打打談談，談談打打，退二步、進三步，結果還是進，最後的贏家仍然是毛共，國軍等於是反綁著雙臂與共軍作戰，怎能不潰逃到台灣來，蔣公吃了毛澤東的虧，上了共產黨的當，知道來明的，可以浴血抗戰，得到最後勝利，若是來暗的，的確不是毛澤東的對手，乾脆來個不應不理不睬，不再與毛澤東作任何接觸，隔海相抗，在台灣實施戒嚴，把復興基地包得密不通風，使「匪諜」無隙可乘，蔣公領導台灣軍民同胞反共三十年（民34年至64年），對中共採行三不政策，即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倒也維繫了台灣偏安的局面，毛共的兩手策略已使不上勁兒了。

但毛共未能對台動武並非沒有能力，而是出師無名，雖然蔣公堅決反共，但是並不搞獨立，無論美國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如何威逼利誘，就是不為所動，美國極端派甚至欲以政變方式如同韓國、越南、菲律賓將總統推翻以新人取而代之，蔣公仍不低頭，充分發揮了中國人的精忠報國、成仁就義的精神，臨終前仍不望籲國人「光復大陸國土」，換言之，身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蔣公畢竟對得起先聖先賢、列祖列宗，不愧為中華民國的元首及國民革命軍的領袖。
蔣經國繼任總統後，由於局勢的演變，不再堅持三不政策，他說「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國家的政策也要隨著改變」，此時對岸四人幫遭公審，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班子（胡耀邦、趙紫陽），亦隨著民主潮流的改變，採取修正主義的路線，並大膽的提出「馬克思主義已不適合中國」，遭受到教條主義者及軍方的激烈批判，最後不得不修正為「我們走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並唱出四大堅持，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方才平息了教條主義派的眾怒。

然而鄧小平的開放路線仍未回頭，平反了文革時期的受害者，並定位文革十年是中國的傷痛，在經濟上更是大幅度的開放，由鳥籠經濟而草上飛，而改採包產到戶及個體戶的市場經濟，並鼓勵外商投資，尤其對台商擬訂各項優惠政策，吸引大量台商至大陸投資設廠，搞活了大陸的經濟，亦大幅度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大陸同胞忘記了89學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不愉快，不但是二十世紀末世界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地區，也是全世界共產主義國家紛紛倒斃唯一碩果僅存的共產國家，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向右修正，也就是三民主義的路線，是鄧小平實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救了中國人民，難怪在六四學運時，天安門的人民大會堂牆壁上會掛了巨幅的孫中山先生的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