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大選進入最後一週，各種「奧步」紛紛出籠，各陣營也高呼小心「奧步」。奧步通常施展於一般選舉，一般選舉決定政治權力和利益，政治人物非贏不可，因此要施展奧步。對比於一般選舉，公投多半是理念和價值之爭，較少涉及各別政治人物的政治權力和利益，照理沒必要施展奧步，不過筆者卻觀察到公投也在施展奧步。

這次公投有十項之多，大部份人大概跟我一樣，多半搞不清楚。打開公投公報，每項公投的說明都有一兩千字以上，十項公投的說明總有一兩萬字以上，實在令人讀不下去。最後我只好看看媒體刊出的一些公投廣告，公投廣告至少非常簡短，一兩分鐘，最多幾分鐘之內，就能讀完。多數人大概跟我一樣，從公投廣告了解公投吧。

某大報的一則公投廣告簡短介紹了五項公投，列出其中三項如下：

11 國中小不准教尊重同志教育，助長霸凌

12 用隔離專法，歧視同志

15 學校教性平教育，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

對於第11和12項公投的建議是「不同意」，對於第15項公投的建議是「同意」。

以上公投廣告有什麼問題？這個公投廣告是誘導式的，完全不公正。「助長霸凌」、「歧視同志」明顯是壞事，被用來誘導民眾不同意第11和12項公投；而「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明顯是好事，被用來誘導民眾同意第15項公投。其實「國中小不准教尊重同志教育」與「助長霸凌」未必有關聯，「用隔離專法」與「歧視同志」未必有關聯，而「學校教性平教育」與「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也未必有關聯。把它們湊在一起，是故意誘導民眾在投公投票時，選擇登廣告者想要的結果。

公投是對有爭議事項徵求全民的意見。既是爭議事項，徵求意見時必須非常客觀中立，才能獲得真正的民意，因此公投法嚴格要求，對於公投事項的描述必須非常中性，不能隱含褒貶，以避免誘導民眾。而中選會則負責監督審查，以保證公投公報裡，對於公投事項的描述必須中性。可惜公投公報是落落長，讓人讀不下去，而公投法管不到公投廣告，(若要管，又是違反言論自由啊！) 公投廣告於是可以盡情誘導民眾，這樣公投哪來客觀中立性？公投的意義何在？

公投多半是理念和價值之爭，部份台灣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和價值，竟然可以故意施展不中立的誘導奧步，以求通過符合自己理念和價值的公投，這是只管目標，不擇手段，實在令人不齒。也顯示這些人的理念和價值並不那麼光明正義。

五月底民進黨與柯文哲正式分手，並推派姚文智參選台北市長。綠白分手，對柯市長的支持度的影響似乎相當有限，前幾個月，柯的民調一直保持不小幅度領先國民黨的丁守中，更別提與姚的大幅差距。然而最近的民調卻呈現柯、丁的差距縮小，而丁的支持度在緩步上升。柯市長要連任，看來不是水到渠成，而是頗有難度的。

柯文哲的最大優勢一向在「空軍」，然而過去幾個月韓國瑜異軍突起，其網路和媒體的聲量逐漸蓋過了柯，成為網路和媒體的新焦點，雖然韓不是柯的選舉競爭對手，但是柯在網路和媒體不再獨領風騷，對於柯以空軍開拓選票，當然是不利的。

雖然韓國瑜的競選主軸是不談政治，只拼經濟，更不願形成藍綠對決，他卻是道地的國民黨籍，他所捲起的強烈「韓流」外溢到全台灣，讓藍營支持者全都士氣大振、挺身而出。台北市本就是藍營的大本營，雖然近年政黨的板塊普遍縮水，被韓流號召回來的藍營潛在民眾仍然頗為可觀，這是丁守中的支持度緩步上升的主要原因。

選戰進入最後一個月，各候選人開始集結「陸軍」，舉辦支持者的造勢活動。四年前綠白合作，綠營的組織系統彌補了柯文哲陸軍的不足，這次柯市長缺了綠營組織系統的支持，造勢活動明顯比不上四年前的龐大聲勢，其對最後選票的影響尚不可知，但總是又一不利的因素。

綠白已經分手，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小野竟然拍影片，幫民進黨的陳其邁助選，前幾天造成軒然大波。綠白既然已經公開分手，卻又私下勾勾搭搭，戳破了柯的「超越藍綠」主張。此外，小野事件讓他的過去被網民仔細檢視，小野多年來支持綠營，因此獲得重要職位的酬庸和文化項目的支持，他卻還故作中立的文化人狀，以欺世盜名。無論如何，小野事件對柯的形象和選票都是有損無益的。

柯市長的選情從過去的大幅領先，到現在的漸趨渾沌，不是不可能最後翻盤而反勝為敗。他可能需要靠民進黨的「棄姚保柯」，才能安全過關，但是「棄保」戰法是不可靠的，因此柯的連任是頗有風險的。不過柯即使落敗，一定是小幅度落後，他正好可以毫無懸念地直攻2020總統大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陳水扁當年就是這樣直攻總統大位，陳利用了藍營分裂，而柯可以利用近年藍綠兩黨支持度的弱化。台灣的選舉總是峰迴路轉、變幻多端啊！

 

鄭家屯事件，是1916年8月在中華民國奉天省洮昌道遼源縣鄭家屯爆發的中日衝突。事情最終以北京政府道歉、懲罰自家人告終。

1905年，日本政府和中國清政府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日本人以保護南滿地區鐵路為名獲得駐兵權。1914年8月，日本軍隊以在鄭家屯附近舉行軍事演習時，受到中國警察誤擊為由進駐鄭家屯。事後日本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繼續在鄭家屯駐軍。

1916年，討袁護國戰爭爆發，滿蒙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巴布扎布以「反袁復清」為由，掀起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巴布扎布率部在內蒙古東部一帶燒殺搶掠，洮遼鎮守使吳俊升在突泉阻擊巴布扎布，擊斃500多名巴布扎布軍隊士兵。之後巴布扎布一路敗退，張作霖派遣奉軍28師阻擊並進駐遼源縣。

1916年8月13日午後，一名中國兒童在鄭家屯吃瓜時，不小心把瓜籽甩在日本商人吉本喜代吉身上，吉本憤怒後毆打該兒童（另一說法是鄭家屯一男孩在街市賣魚，要價30錢，吉本出價10錢強買而發生爭執，吉本憤怒後毆打男孩）。當時駐紮在鄭家屯的一個奉軍28師士兵路過上前勸阻，雙方發生爭執並互毆，由於圍觀群眾紛紛相助中國士兵，因此吉本逃到日本設的警署告狀。日本警察川瀨聽後，前往28軍駐地找到該中國士兵，掏出手槍威脅。中國士兵操起一根扁擔把川瀨打倒在地。後川瀨向日本守備隊報告，請求支援。

日本守備隊中尉松尾彥治帶領20餘名全副武裝的日本士兵進入當地奉軍駐地，要求尋找與吉本衝突的中國士兵。在爭執中，日方將中國士兵胳膊砍斷，此後發生槍戰，雙方各有傷亡。由於當時28師駐地有約300名中國士兵，因此日本士兵撤出奉軍駐地。

在軍營衝突後第三天凌晨，日本軍隊派來援兵，在鄭家屯郊外架起5門大炮，揚言要炸平鄭家屯，同時張貼布告要求鄭家屯到四平街之間不許中國人進入，否則格殺勿論。井上大鬼智大尉向遼源縣知事靖兆鳳要求把28師撤出遼源縣。靖兆鳳和28師商量後決定將部隊開拔城外駐紮。當遼源縣知事靖兆鳳將中國軍隊退出消息告知井上、松尾時，井上、松尾卻將靖兆鳳扣留。第二天以靖兆鳳兒子為人質，才將靖兆鳳釋放。

8月24日，日本軍隊又將鄭家屯的奉軍營房全部占據，到8月底，在鄭家屯的日軍達1500餘人。日本軍隊在鄭家屯設立領事館、警察所。

北京政府最初讓奉天地方當局與日本交涉了結此案，但日本政府拒絕在奉天談判，要求由日本公使與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從1916年8月19日開始，北京政府外交部與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林權助開始對此事談判。9月2日，林權助向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陳錦濤提出八條要求：

嚴責28師師長馮麟閣；
嚴懲參與軍事衝突的軍官和士兵，將28師所有將領免職；
中國政府向日本士兵公開道歉，命令東北各路長官不准自己的士兵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
承認日本在南滿派駐警察的權力，並增設顧問；
在南滿及內蒙古，中國軍隊要聘請日本人為軍事顧問；
聘請日本人為軍事教習；
給日本被害者或者遺族予以相當慰藉；
奉天督軍前往關東都督等處謝罪。

1917年1月，鄭家屯事件交涉完結，北京政府除去第五、六條外，基本上接受日本所提出的所有條件，同意申飭28師師長，懲辦有關軍官，賠償吉本撫恤金500元，出示禮遇日本人的告示，奉天督軍向日本關東都督和駐奉天總領事賠禮道歉。1917年4月14日，日本軍隊撤離鄭家屯。

由於中國軍隊撤出鄭家屯，使原擬包圍巴布扎布的計劃落空。巴布扎布蒙古叛軍，全部更換日軍軍服，並在日軍保護下，炸毀饒陽河橋，切斷奉軍北調部隊的追擊。

此事也讓日本政府改變了對華政策，停止支持宗社黨，轉而扶持張作霖。受到嚴責的28師師長馮麟閣漸漸遠離軍界。1917年，馮麟閣支持張勳復辟失敗後投身商界。

 

美國為首的先進國家常指責其他國家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力，又不時控告某些企業侵犯智慧財產權，若罪名成立，企業會被判鉅額罰款賠償。智慧財產主要包括版權、專利、商標等，而專利尤其重要。專利權已在國際行之有年，一般人於是視其為理所當然，本文則質疑，專利權符合公平正義嗎？

專利權的「目的在於鼓勵民眾從事發明，保護發明人的權利，並指導專利權人與民眾以合法、適當的方式利用發明，以促進產業發展。專利制度是讓專利權人在法定期間內享有專利技術的排他權，使其享有商業上的特權利益，以鼓勵其將知識公開分享。當專利權法定期間屆滿，專利權即告消滅，民眾即可根據專利說明書所揭露的內容，自由運用其專利技術。」(摘自維基百科)

專利權的影響很明顯，擁有專利權的產品一定賣得特別貴，因為專利權在專利有效期間有排他性，其他企業除非付費獲得授權，不能使用類似技術於產銷產品。這在藥品市場最明顯，在專利有效期間，通常是獨家生意，藥品賣得特別貴，等到專利期一過，就有多家廠商產銷類似的藥，藥價自然因競爭而降低。專利權造成獨家生意，對發明人和擁有專利的企業極有利，對消費者則頗不利。

發明人比多數人有知識和能力，企業雇用了發明人自然獲得競爭優勢，而專利權又賦予發明人及其效力的企業額外的優勢，這樣公平嗎？本來即有優勢的群體獲得專利權額外的優勢，是在天生的不平等上，加上制度不平等，使弱勢的一般消費者必須付出更高價格才能購買優勢者生產的產品，專利權因此是優勢者獲得額外優勢而剝削弱勢者的不公平制度，是不正義的。

專利權有益於鼓勵發明創新，聽來冠冕堂皇，其實效益不大。無論有無專利權，發明創新的主要推動力在於產業競爭，產業競爭逼迫企業非要發明創新不可；反之，若企業是獨家生意、壟斷市場，企業何需要發明創新？說專利權有益於鼓勵發明創新，是誇大其效益、欺騙世人。

支持專利權的另一個理由是鼓勵發明人將其發明知識公開分享，有助於科技的進步；若無專利權的保障，發明人可能不願公開其發明知識。在現行的專利制度之下，只有小部份的發明和發現申請專利，其知識的是否公開對於科技的進步其實影響有限。另一方面，若在乎發明知識的公開，可以立法(取代專利法)要求產品正式上市時公開其發明知識(尤其適用於醫藥產業，以保證藥效和安全)，這樣新發明獲得優先進入市場的好處，但不像專利權可以壟斷市場多年(目前發明專利權的期限為20年)，會比專利權符合公平正義。

正如專利權是優勢者剝削弱勢者的不公平制度，專利權也是先進國家剝削後進國家的利器。先進國家總比後進國家先進入新興產業，自然能先申請到許多發明專利，後進國家即使後來能自行開發出這些發明，還是必須長期支付授權費給擁有專利的先進國家才能利用這些發明，先進國家因此獲得長期而不成比例的產業優勢。

專利權對先進國家極為有利，因此先進國家常以其優勢的政治和經濟力，誘導甚至逼迫後進國家實行與先進國家類似的專利法規(例如後進國家若不遵從，則先進國家大幅度拒絕後進國家的產品進口)，而國際現實讓後進國家非接受專利法不可。先進國家把不符公平正義的專利法推行到全世界，讓先進國家和優勢者制度化地剝削後進國家和弱勢者，後進國家和一般弱勢者真是無可奈何啊！這是先進國家長保其領先優勢的一種手段。

2014年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John J. Mearsheimer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上發表長文「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可說是「棄台論」的代表性論述。今年7月該雜誌重新刊出此文，顯示學術界對此文的重視，而文章的標題則改為更悲觀的「台灣安息？」(RIP Taiwan？)。2014年時台灣對此文立刻有一些討論和回應，但是今年幾乎完全無人提及。如此輕忽一流學者的悲觀預言，台灣真是老神在在、處變不驚啊！還是徹底麻痺了？

根據上述論文，中國大陸對台灣有兩個邏輯，國家主義和國家安全，兩個邏輯都指向相同的結局，大陸與台灣的統一。對於中國大眾來說，台灣是中國自古以來神聖而不可分割的領土，卻在1895年中國虛弱的時候，被可惡的日本奪走，因此就國家主義來說，台灣必須回歸中國，是不可能妥協的議題。為了國家安全，崛起的中國會像所有強國一樣，試圖成為區域霸權，嘗試支配亞洲，讓其鄰國無法威脅它，並把美國的勢力驅趕出亞洲，統一台灣能吸收台灣的經濟與軍事資源，並提昇中國向西太平洋投射軍隊的能力，當然有助於達成區域霸權和國家安全的目標。

作者認為，美國早已是西半球的區域霸權，而區域霸權不會容忍任何競爭者，會盡一切力量阻止其他強權成為其他區域的霸權，目標是使自己成為全球唯一的區域霸權。如果中國想支配亞洲，美國無疑將會盡一切努力遏制中國，希望把它削弱到沒有能力支配亞洲。另一方面，中國的鄰國當然害怕它崛起，它們勢必會加入美國領導的對抗中國聯盟，盡力阻止中國成為區域霸權。

雖然美國有強烈的動機，讓台灣參與對抗中國大陸的聯盟，作者仍然提出一些理由，認為這樣的關係無法長期維持，首先，大約在十年之後，美國將無法協助台灣對抗中國的攻擊，因為未來中國的軍事力量將比今日強大，而且地理因素是中國佔優勢，因為台灣是如此靠近中國，而如此遠離美國，當中國與美國互相競爭投射軍力到台灣，中國一定會贏。而且，在台灣開戰，美國害怕升高核戰威脅，必然不願意攻擊中國大陸本土，美國的謹慎又成為中國的優勢。還有一個理由，讓美國可能在最後捨棄台灣，台灣是個危險的引爆點，如果美國阻撓統一，中國的國家主義將會使民眾怒氣衝天，很容易引發中美戰爭，這不符合美國利益。

面對陰暗的未來，台灣有三個可能選擇：發展自己的核武、發展傳統威嚇武力、或採取「香港戰略」，作者的結論是台灣不得不接受香港戰略，它終將失去獨立而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將努力讓統一的過程維持和平，且從北京的手上盡可能拿到最多的自治權。

Mearsheimer教授的論證相當嚴謹，考慮到過去的歷史和各種可能性，他論證的前提是中國大陸仍會高速成長，現在距離他撰文時隔四年，中國的成長雖稍減緩，相對於美、台和世界經濟的幾乎停滯，中國的成長仍大幅領先，並且逐漸由「外銷導向」轉軌為「內需驅動」，使成長更有持續性，看來教授的論證前提並無不妥，其結論因此是經得起現實考驗的。

Mearsheimer教授的結論對台灣很不利，可能讓人以為他對中國大陸是特別友善。恰恰相反，他幾乎是最早警告美國提防中國崛起的學者，在他2001年的名著《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裡，他就率先提出這樣的警告。換言之，他「看衰」台灣完全是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大勢，絕不是偏愛中國。

根據Mearsheimer教授的斷言，台灣大約還有10年獨立自在的好日子(這是從撰文的2014年算起)。我們恐怕不能等到2024年才考慮統一的問題，等中國大陸開始施加統一壓力，例如訂出統一時間表，並加強鄰近台海對岸的軍事力量，必然造成台灣資金外流、社會動盪，為了避免屆時受傷，台灣真需要未雨綢繆，及早和對岸開始政治談判。

 

 

 

2018年7月6日，日本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與他的6名教團幹部同日被執行絞刑，之前的6月已執行同案另7人死刑，他們在1995年3月20日犯下舉世震驚的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罪行，造成13死及逾6300人輕重傷，該案最後一位逃犯高橋克2012年才落網，2018年1月判無期徒刑定讞，是死刑執行拖延至今的原因。

麻原彰晃發跡至伏法歷程如下：

1987年，麻原彰晃來到印度，拜達賴喇嘛為師，達賴也用「聖水」為麻原彰晃灌頂。

1989年，麻原彰晃贈送給達賴10萬美元。達賴回贈給麻原彰晃一份「証書」和推薦信，信中稱麻原彰晃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導師」，並稱「奧姆真理教」是「傳播大乘佛教」、「促進公共良善的」，信中還要求有關當局「應當允許奧姆真理教免繳稅金」。憑著這份「証書」和推薦信，「奧姆真理教」在日本成為正式的宗教團體。達賴與麻原彰晃共見面五次，留下許多合影與錄像。

麻原彰晃的信徒曾高達15400人！入教信徒須完成「入門預備班」初、中、高3個階段課程，全部課程需繳交14萬5千日元。此外參加「愛儀式」一次需「佈施」30萬日元，「血儀式」100萬日元。麻原彰晃的一根鬍鬚、每500毫升洗澡水、每200毫升「甘露水」，都明碼標價3萬日元以上，而一枚像章要200萬日元，一個「頭法輪」1000萬日元。

麻原彰晃的四女兒松本聰香在她所著《我為何是麻原彰晃的女兒》一書中透露，麻原彰晃規定信徒不得與配偶或戀人以外的人發生性行為，但自己卻有100多名情婦，每晚輪流「服侍」。麻原彰晃還會以「宗教儀式」為名，與年輕貌美少女發生性關係，並讓少女服下他的精液，聲稱那個等於「聖血」，這些詭異行為皆源自喇嘛密教不為人知的一面。

1995年3月20日早晨8點，交通尖峰時刻東京地鐵人頭攅動，麻原彰晃令手下在地鐵分5處施放沙林毒氣，造成13人死，數千人傷的結果，警方很快就將偵辦方向指向麻原彰晃，在此慘案之前麻原彰晃與其徒眾已有如下犯罪行為：

1989年2月，殺害意圖脫教的田口修二；

1989年11月4日，殺害反奧姆真理教的律師阪本一家四口；

1993年7月，奧姆真理教成員在該教位於東京郊區的8層樓總部頂層，向空中噴灑炭疽熱菌液長達24小時之久，該炭疽熱病菌並無致毒的DNA(製造失敗?)，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1994年5月9日，用沙林毒氣殺害反奧姆真理教律師攏源太郎；

1994年6月27日，為阻止法院作出對奧姆真理教不利的判決，製造日本松本市沙林毒氣案，導致7人死亡，約600人受害；

1994年?月，殺害幫助教徒脫逃的道田興太郎；

1994年7月，將疑為「內奸」的教徒富田俊夫殺害；

1994年12月2日，企圖用VX神經毒氣殺死為脫教人員家屬提供幫助的水野升，未遂；

1995年1月4日，企圖用VX神經毒氣殺害奧姆真理教受害者團體領導人長岡弘幸，未遂；

1995年2月28日，綁架並殺害意圖脫教人員親屬、東京都目黑公證處事務長假穀清志。

與奧姆真理教相關案件，總共造成廿九人死亡、超過六千五百人受傷害，奧姆真理教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向教派外無辜者採取恐怖手段的邪教組織。令人詫異的是，達賴卻對日本共同社說，他認為奧姆真理教是宣傳佛教教義的，麻原彰晃仍然是他的「朋友」，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朋友。(請點入觀看達賴談麻原彰晃)

達賴是喇嘛教政教合一的最高領導人，喇嘛教教義追求一個「香巴拉」理想國，該教儀式中的「壇城」，就是香巴拉的投影，一般人常聽到的香格里拉就是香巴拉的同義詞(參見註)，香格里拉與烏托邦、理想國、極樂世界等都只是一種空想，歷史上皆不曾出現過，反倒是想要成就香巴拉的喇嘛教封閉勢力，卻一直停留在農奴社會，不願意自發脫離，直至1959年達賴叛逃，千餘年的農奴制度方廢止。麻原彰晃卻意圖在日本實現香巴拉，且是世界香巴拉化的第一步，先天弱視的麻原彰晃還親自為戰歌「香巴拉」作曲，並親自指揮樂團演奏。

戰歌「香巴拉」是奧姆真理教每天必聽的歌曲之一，奧姆真理教內部刊物《Vajrayana Sacca》(金剛乘薩卡)名稱就毫不否認她們是喇嘛教的分支。麻原彰晃的行爲與思考模式也遵從喇嘛教的「翻轉法則」，任何違反社會常理和法律的犯罪行爲都有翻轉式託詞，如： 

看起來不好的事，但是為了「某種神聖目的」而去做，能夠讓它變成好事，就可以去做。出家人禁止行淫，但是為了證悟更高深的「境界」，某些條件下行淫並不犯戒。 

有如此思想，殺人、放毒的駭異行為也就有了答案，將赤白菩提(即男精女血)、大香小香(即屎尿二便)、鬚髮、洗澡水等等視做寶物賣錢就更不用驚異。

1990年2月18日第39屆日本眾議院議員選舉，由奧姆真理教成員組成了真理黨，所推25位候選人全部落選，最高票數的麻原彰晃獲得1783票，排名第十三位落選，所有候選人選舉保證金均被沒收。選舉慘敗後麻原彰晃經過一段低潮期，他想在日本實現香巴拉，就只剩下暴力一途了，於是奧姆真理教有了生産AK-47步槍、製造生化武器的工廠，麻原彰晃還將一架俄國軍用直升飛機拆解後運進日本，此直升機曾經被用來在空中散毒。

綜觀麻原彰晃受達賴喇嘛賦予「神聖使命」，令他在日本傳播「真正的佛教」(麻原彰晃自述)，整齣戲中，達賴仍然保持他一貫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形象，麻原彰晃則扮演“Yama”(閻羅)，二人實乃一人，一人而有二面，喇嘛密教的精義在此。

麻原彰晃入獄後，奧姆真理教改稱「阿雷夫教(Aleph，アレフ)」，最後分裂為阿雷夫、光之輪與山田集團，麻原彰晃不到6歲的四女兒松本聰香（さとか）依然被教派扶養，繼續接受聖女般的訓練，直到2006年1月。這些訓練慘無人道，請點入觀看松本聰香談麻原彰晃。

註：《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1933年4月出版）是英國人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的著作，並被拍成同名電影。書中使用香格里拉（Shangri-La）一詞，描寫西藏高山上的烏托邦。一般皆相信香格里拉這個新名詞源自於香巴拉。

 

近幾年已有不少政治評論指出，美國的兩黨政治越來越對立，而種族衝突有升高的趨勢。面對即將到來的期中選舉，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完全證實了這樣的評論。

過去一周，十幾件內含爆裂物的郵包被寄送給民主黨的重要政治人物(包括前總統歐巴馬、前國務卿希拉蕊等)以及批評總統川普的媒體和公眾人物；幸而郵包都被安全人員破解，而沒有引爆；涉嫌寄出郵包者已被捕，是仇視民主黨和自由派的川普狂熱支持者。六天前，一名白人試圖闖入肯塔基州的一間黑人教堂不成，隨即轉往超市隨機槍殺兩名黑人；槍手曾對在埸的白人說：「白人不殺白人」。三天前，手持突擊步槍及兩支手槍的一名槍手闖入賓州匹茲堡的一間猶太教堂，向人群掃射，高喊「所有猶太人都該死」；至少造成11人死亡，6人受傷，傷者包括4名趕到現場的警察。

美國最近發生這麼多暴力事件，當然歸因於期中選舉激化了兩黨對立和種族偏見，但也是長期施政偏差累積的結果。美國自雷根總統實行「新自由主義」以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很多白人日子過得不好，讓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義」回魂發酵。雖然黑人和拉美裔普遍過得比白人差得多，中下層的白人卻被誤導是黑人和拉美裔搶走了工作機會及破壞美國的「優良」社會，因此敵視黑人和拉美裔，也敵視對黑人和拉美裔較包容的民主黨。這是近年共和、民主兩黨對立越來越嚴重而種族衝突越來越升高的主要原因，期中選舉和川普總統的民粹言論更加劇這樣的對立和衝突。

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估計超過3%，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好的，然而兩黨對立嚴重、種族衝突升高，讓人感覺美國社會已經分裂，而經濟成長只是虛有其表的暫時假象。川普總統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及提高進口關稅，勢必提高消費者物價，加重中低收入者的負擔，使貧富差距更加擴大，如上述，這很可能使兩黨對立更加嚴重而種族衝突更加升高，美國承擔得起嗎？即使承擔得起，美國這樣的人權狀況還有資格領導世界嗎？

身為世界上最富裕的民主國家，美國卻被種族主義和衝突糾纏多年，始終沒有解決之道，而近年共和、民主兩黨的嚴重對立又加劇了種族衝突。分裂的美國真該多想想要如何平息內部矛盾，才是再次偉大之道，別再執迷於世界霸權吧。

日本共産黨成立於1922年7月15日，是目前日本國會中最古老的政黨，也是日本最大的左翼政黨。日本共產黨是在大日本帝國政府宣布非法的情況下成立，1923年便被有關單位檢舉，而於1924年解體。

1926年再成立，並且主張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二階段革命，目標為「廢除絕對天皇制」與「實現國民主權」。1928年3月15日，發生三一五事件，日共再度被取締，不少重要領導人如德田球一等都被逮捕，而於1935年再度解體；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後才宣告合法化，並重建黨組織。

日本共産黨在二戰之前，曾經存在一個「東京特別支部」。這個東京特別支部，主要由幾名台共黨員組成，當中有林兌、陳來旺、林添進，後來被日本警察發覺是日共成員。這個支部在1928年9月23日晚間成立，由林兌、陳來旺、林木順與林添進籌組，會中決定將達成兩個任務：第一，在台灣學術研究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建立黨的指導地位，以便吸收台灣學生為黨員；第二，建立與日共以及台共之間的聯繫關係。總之，這個支部主要是以台灣留日學生組織作為滲透對象。

這個支部的成員曾經成功奪取東京台灣青年會的領導權，並將之改造成東京台灣人的左翼組織。此外，他們也取得台灣學術研究會的領導權，並積極吸收黨員。除了滲透學生組織，這個支部成員也積極介入台灣的農民運動，試圖將台灣農民組合變成台灣共產黨支配下的組織。

這個支部沒有存在多久，1929年4月15日，日本警察從日共組織領導人間庭末吉身上找到日共黨員名單，名單上有三名台灣人；為了知道這三名台灣人的名字，東京警察一口氣逮捕了四十三名台灣學術研究會的主要會員。經過一番偵訊，日警發現這三名台灣人就是陳來旺、林兌、林添進；於是東京支部隨著成員陸續被捕而瓦解，消失在歷史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