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國會執行正式程序確認拜登當選總統時，川普鼓動他的支持者衝入國會，與國會的駐警激烈衝突，雖然衝入國會的群眾不久就被驅離或逮捕，已造成至少5人的死亡(包括1名駐警)。國會是民主制度的聖殿，美國的民主連國會都不保，讓人懷疑，美國民主還有希望嗎？美國是世界的領導霸權，又是民主國家的帶頭大哥，美國民主搞成這樣，讓人懷疑更普遍的論述：民主還有希望嗎？

台灣人對美國發生的並不陌生，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也是學生和群眾衝入台灣的國會立法院。雖然台、美兩事件的起因不同，我們可以比較兩事件的處理和各界反應，並且也問：台灣民主還有希望嗎？

美國對群眾衝入國會的處理是依法逮捕和驅離，因此釀成較大的暴力和衝突；台灣(王金平院長)的處理則是放棄執法，任由群眾佔領立法院，因此暴力和衝突較小。美國事件的後續顯然會控訴群眾的暴力不法行為；台灣的法院則已判定衝入佔領國會的群眾無罪。群眾衝撞國會當然是對民主的嚴重傷害，法治是民主制度的重要部份和守護者，在民主崩壞之際，美國至少保住了其法治，台灣則連法治也丟了，台灣遠比不上美國啊！

群眾衝撞美國國會之後，美國各界和國際社會都一致嚴厲譴責群眾的暴力不法行為，逼得始作俑者川普也不得不譴責群眾暴力。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很不同。綠營起初假作中立，不久後就擺明支持群眾的衝入佔領國會；而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也普遍聲援太陽花群眾及施壓馬英九政府；最後馬政府只好全面接受群眾的「反服貿」訴求，以解決持續23天的抗爭。

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為何對美、台的群眾衝撞國會事件有不同意見、兩套標準？美國的群眾暴力單純損害民主，自然要加以譴責。然而台灣的太陽花暴力不僅損害民主，也損害兩岸關係及減損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美歐國家於是要權衡何者為重。美歐國家顯然視後者重於前者，因為後者有關中國崛起之勢與美歐的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重於民主原則，因此美歐聲援太陽花群眾。美歐民主國家視國家利益重於民主原則，民主自然要走下坡了。還說什麼民主是普世價值！

民主在國內解決不了政黨惡鬥、族群對立；在國際上，民主國家多半視國家利益重於民主原則，因此對待民主常有兩套標準，這些都讓民主難行和退潮(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美國的民主雖然崩壞，至少保住其法治底線，因此民主仍很有機會復興。遠比不上美國，台灣的民主和法治皆已丟失，有獨裁之實，卻仍掛著民主的招牌(參見《進口萊豬與關中天新聞 哪個較嚴重？》)，是最沒希望的。

新自由主義在這個世紀已經發生了三次的重創。

第一次是2001年的911事件，剛好在蘇聯崩潰的十年後。自由主義所宣揚的個人權利、財產、隱私、以及小政府的概念，都在這次之後逐漸瓦解。政府開始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逐步侵吞了個人自由，甚至包括了私人財產、宗教信仰、以及遷徙旅行。喬姆斯基、皮凱提等人都在這之後不斷提出這種危機最後的結果，西方文明不會佔有甚麼便宜或者優勢，只會讓自己的國家走向失敗，最後各文明間相互衝撞，世界秩序走向瓦解。

第二次則是2007-9年的國際金融海嘯。過去新自由主義主張放鬆對於富人的管制、課稅，甚至寄望由這些頂端的百分之一來帶領底下的百分之九九共同致富的幻夢，走向了破滅。事實則是這百分之一不但窮凶惡極，還不斷擴張、吞併百分之九九僅剩下的一點財富。政府與百分之一實際上融合一體，不斷給他們在法律與稅負上的優惠，讓他們可以轉移財富，獲取更大的利益。

也有一些較有遠見的富豪看到了這其中的危險，最有名的就是2009年連巴菲特都呼籲有錢人要多繳稅，不要逃避社會責任，而政府不要繼續寵愛有錢人，否則政治與社會秩序終有崩盤的時候，百分之一自己也難以生存。台灣的張忠謀也有類似的呼籲，2010年他呼籲年收入300萬台幣以上的人，應該要多繳稅，否則台灣現在的財富結構終究難以長久支持下去，受害的將是自己。

但是以上的呼籲有效嗎？實際上沒有。貧富差距繼續惡化，中產階級逐漸被消滅。工業革命以來，歐美的政治與社會的進步以及制度的革新，靠的就是廣大而且堅強的中產階級的帶領。這些人的沒落，實際上也就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殞落。這終究會讓整個社會失去最大的安定力量，失去改革的可能與動力，走向動盪不安。

美國的川普主義挾著白人至上的優越主政四年，終於讓過去被列為典範的美國政治也開始動搖。種族主義的痼疾固然是美國的頑症，川普玩弄民粹，操弄媒體並且打斷全球化的進程，更使得原本由美國所一手主導的國際秩序竟然會走向解體。儼然，美國政治社會的質變，已經是新自由主義的第三次重創。

新自由主義在蘇聯解體後的30年，已經奄奄一息。但是，新威權主義的火苗，卻又慢慢燃起，並且越燒越旺。實際上，網路的管制、沒收言論自由，甚至對特定的宗教、族群進行歧視甚至於打壓，已經是歐美的常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洲近年來對穆斯林的態度。而號稱90年代新興民主典範的台灣，在這四、五年對於網路言論同樣大幅緊縮，政府甚至公開監控或者用法律給予處罰。執政黨用臨時委員會的方式沒收人民團體的財產，跳過法院的審理，這已經好幾年都如此了。台灣的民選獨裁，在民進黨手上已經接近大功告成。

新自由主義未來在歷史上的定位如何？在新冠疫情後，隨著各國以防疫第一為要務，會繼續加強各種管制，更不可能走回頭路。前天新加坡政府已經承認，防疫資料將永續化，政府也會持續利用，台灣應該也不出所料。所以，90年代那種個人自由、財產、隱私….等等為骨幹的生活方式，是回不去了，我們恐怕未來也只剩下了緬懷。

新威權主義是不是可以應付這場災難與未來的變局？這也難說。畢竟，威權主義欠缺該有的彈性以及內部協調機制，這是結構上的先天性問題。幾個威權主義的國家，包括近年來的印度、土耳其等，實際上在這場瘟疫中的表現也不好，國家同樣動盪。

或許，中國模式的逐漸確立，可以給我們一個不同的視野。中國大陸今日的統治模式，當然不是新自由主義，但是與朝鮮、伊朗等等不同形式的威權主義也不相同。這是一個數千年文明大國的統治經驗，以及應付百年來變局下所形成的一種特殊制度。只是時間尚短，能否在未來形成一種典範，還需要觀察。

中研院社會所吳介民博士在2019年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是少數在台灣研究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學術著作之一。雖然是比較硬的學術著作，《尋租中國》卻受到不少關注(以Google查詢可知)，而一些親綠社群更以此書作為批評中國大陸的理論基礎。

作者從1994年起至2015年到大陸從事許多田野調查和訪談，最主要在廣東，還包括長江三角洲地區、浙南溫州地區等等。訪談對象包括台商、台幹、陸資廠老闆、陸幹、農民工、政府官員、學者、勞工NGO工作者等等。

基於這些調查和訪談資料及一些理論分析，作者的主要結論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屬於「尋租發展型國家」。「國家授予地方政府與官員機構化尋租(尋租比喻收取租金)的權力空間，用來激發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誘因；這種權力的授予方式，包括採取明文法規，或非正式法規；地方政府得以利用此權力空間，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介入全球價值鏈的治理過程，促成經濟擴張與成長，並達成價值攫取。」

作者批評「中國出口導向成長模式主要依靠剝削農民工而達成高積累」，「這個剩餘分配與資本積累模式，造成國民所得分配的高度不平等」。農民工是原來居住在鄉村，戶籍身份為農民，而進入都市務工者。農民工一般比在地職工工資低，獲得的社會保障(如養老、醫療保險等)也較少，並且難以改變身份為都市居民(近年才逐漸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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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租中國》描繪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著重於其機構化尋租模式。如書中所述，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與官員被授予的機構化尋租權力空間很寬廣，後來中央逐漸收縮此權力空間，而到近年這樣的權力空間已相當小。因此尋租發展型國家較符合近年之前的大陸，而非近年、現在和未來的大陸。作者認為，大陸的經濟發展屬於尋租發展型國家，是有點過於籠統了。

機構化尋租的演變很容易理解。改革開放之前，大陸是很反資本主義的，其制度甚至不允許稍大的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前期，整體的制度還不可能改變，因此中央只能授權地方自行創立制度，即機構化尋租，來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例如，不能成立公司，就不能正常徵稅，於是以收工繳費(大致根據員工數)取代徵稅。當改革開放漸有成效，整體的制度已能逐漸改為符合市場經濟，就不再需要機構化尋租了。在此可見大陸漸進式制度改革的難處和了不起。

如書中所述，尋租發展型國家的前提是出口導向的工業化。近年大陸外貿的比重卻逐漸降低，而愈來愈著重內需產業，如服務業、基礎建設工業(如高鐵)、航太工業(如衛星導航)等。這些產業(被作者忽略)雖然也可以外銷，卻與機構化尋租無關，都佐證尋租發展型國家僅適用於近年之前的大陸發展。

官員個人尋租，與機構化尋租只有一線之隔，就是收賄貪瀆。兩者不易區別是大陸過去貪腐相當嚴重的主要原因。近年機構化尋租逐漸退出舞台，官員個人尋租於是無所遮掩，而能夠被整治清理了，這是習近平打擊貪腐能夠成功的背景因素。

農民工一般是來自鄉村的窮人，值得同情。但是作者對大陸剝削農民工的批評不盡公平。首先，農民工都是自願到都市務工，因為都市務工的收入高於留在農村；有些農民工到都市務工幾年，甚至能回鄉建個新房(鄉村物價遠低於都市)。其次，農民家庭有權承包土地，農民工自己不耕種，就把土地出租給願耕種的其他農民(土地集中擴大才適合機械化耕種)，而農民工收取租金；土地的租金雖然不多，卻是都市居民沒有的。其三，農民工工資低於在地職工，不是因為身份差異，而是因為受教育少、不能幹和人生地不熟；筆者就認識農民工，初到都市時在工廠裡擔任低薪勞工，幾年後有了些在地人脈，就轉職金融業業務員，其工資方案與在地業務員相同。最後，大陸所得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不是對農民工的剝削，而是沿海地區比內陸地區有天然的海運優勢(參見《大陸克服地理劣勢》)，因此內陸的發展等於比沿海晚了二三十年。

雖然提出不少質疑，我還是肯定吳博士的努力和貢獻。尋租發展型國家確實是近年之前大陸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徵，往後則需另當別論了。美中不足的是，他對大陸政權的不喜歡似乎不自覺地影響了他的某些判斷力，使他對大陸剝削農民工的批評不盡公平。

「一條大河」，蕩起波瀾，
圓明園、旅順口、北大營、盧溝橋、南京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沒有強國的柵欄，只有被宰的羔羊、屈死的冤魂；

「一條大河」，激蕩怒吼，
台兒莊、上甘嶺、中印中越自衛戰，東海、南海、亞丁灣，
有了大國的崛起，才免「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的痛嚎，才無《大江大海》千百萬人的離恨別怨；

「一條大河」，如同明鏡，
照現了自由民主畫皮下的自私自利、小鼻子小眼、可憐小確幸；
照現了自我清高時髦下的虛偽、虛假、言不由衷的無聊、尷尬；

「一條大河」，奔騰澎湃，
救亡圖存，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統一中國，快快進行最後的鬥爭！
和平崛起，實現中華偉大的復興！

編按：2016年10月，龍應台在香港大學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演講中詢問現場觀眾「你的啟蒙歌曲是什麼」。在場的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答道，是他上大學時師兄教唱的，中國大陸老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我的祖國》。龍應台回問是否記得怎麼唱，周偉立便和現場許多觀眾合唱了這首富有濃厚愛國主義色彩的歌謠。這段演講過程的影片隨後在互聯網上流傳開來，捲起或驕傲感動、或戲謔嘲諷、或不解的種種情緒。共青團中央微博說合唱讓人「看哭了」，也有人不明白為什麼香港聽眾會唱這首「紅歌」，更有許多大陸網民為「台灣的龍部長被紅歌打臉」叫好。一首即席合唱，能勾起如此分歧的反應，正凸顯出當前兩岸三地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緒。而當事人龍應台又如何看待那天晚上的情境？她以一篇《大河就是大河》作出回應。

「天下媽祖，祖在湄洲」，意謂媽祖分靈與信眾遍及世界，而論及祖廟則非湄洲島媽祖廟莫屬，僅此一間，別無分號。湄洲媽祖廟是所有媽祖信徒心目中的「聖地」，僅臨一海之隔的台灣，前往祖廟進香更是絡繹不絕。即使風塵僕僕，卻仍甘之如飴。

如果說：「台灣人民組成志工團，前往祖廟為媽祖服務…」那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了。是的，如今就有七位台灣博士，他們在莆田學院任教；在媽祖故鄉工作是一項難得的機緣，因此他們決定在假日之餘，義務擔任湄洲媽祖廟的志工，感受媽祖的「魅力」。因為這群都是擁有博士學位並在大專院校任職的教師，不妨稱之為：「湄洲媽祖廟的台灣博士志工團」。

第一次在祖廟服務的志工團，選在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節日：「五一連假」。志工團願意排出一天假期，為媽祖也為民眾服務，心情是愉悅的，神情是開朗的，感受志工付出所帶來的快樂。也深深感覺到：志工團只要做一些些事情，就可以幫助民眾在媽祖廟參拜、遊覽之際，得以有更溫暖、更貼心的感受與經歷。

這群「台灣博士志工團」穿上祖廟發給的志工背心與帽子，分批展開他們各自的「任務」：包括遞茶水給民眾解渴、講解地圖為民眾解惑、並在志願服務站設立定點諮詢，給民眾更正確、更多元的祖廟經歷。看似小事，其實在在符合人民的需要。滿足需要的當下，民眾的一句「謝謝」、一個「笑容」就是給最大、最好的回饋。不用說，志工團的「任務」，當然只有成功，沒有失敗，完全是服務性質。

湄洲祖廟與台灣媽祖廟有著千絲萬縷的種種關係，分靈、進香、刈火等等宗教活動，無非都是祈求媽祖庇佑，大至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小至個人身心、家庭和諧。透過這次「湄洲媽祖廟的台灣博士志工團」活動，也可增添些許意義：樂於助人，讓生命更加光彩耀目。

中華民國防空識別區是1950年代初，與日本、韓國和菲律賓的防空識別區一同由美國單方面劃定。1953年再由中華民國與美國協商制定。範圍覆蓋台灣本島和中國大陸所屬的浙江、江西、福建三省部分和廣東省小部分外島，以及日本與那國島附近的日本領空。與中國大陸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日本防空識別區，都有部分重疊。

1950年以來中華民國海空軍力量遠超過中國大陸，整個台灣海峽都被中華民國控制，中華民國空軍不但直逼大陸海岸線，而且可以隨時入侵大陸內陸。1970年以來中國大陸空軍逐漸強大，兩岸空軍時有衝突，台灣海峽中線是1990年代為美國所建議劃定的一條兩岸互不侵犯的假想中線。

兩岸長期以來都默守中華民國防空識别區以及假想的海峽中線。直至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任，撕毀「九二共識」，積極抱住美國川普大腿挑釁大陸，挾洋自重，不在乎兩岸和平，支持香港反中暴亂，迫害大陸在台學生，訂立《反滲透法》及《反中共代理人法》，大量購買美國攻擊性武器，配合美國高官來訪，在國際上蹦上跳下的噁心中國。於是中國大陸軍機在2019年3月開始飛越海峽中線，不再默守或承認中華民國防空識别區以及假想的海峽中線，大陸軍機經常飛越的結果，已經造成脆弱的台灣空軍不堪負荷，失事連連。

台灣媒體對於中國大陸軍機飛越防空識别區以及海峽中線抱怨連連，叫囂中共霸凌，卻從來不知檢討，非常可悲。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檢討：

1）所謂中華民國防空識别區以及假想的海峽中線都是美國帝國主義欺凌中國大陸，片面劃下的界線，有如中印邊境的麥克馬洪線，台灣不應該學習印度，抱著帝國主義劃下的恥辱界線，夢想繼續欺凌中國大陸。

2）所謂中華民國防空識别區竟然涵蓋了中國大陸的領土，包括了浙江、江西、福建和廣東四個省，而且它的西南角延伸到遠離台灣本島的廣大海域，在公海上阻擋了中國大陸的軍機、軍艦、潛艦進出巴士海峽，進出太平洋，這是在中國大陸國勢羸弱的時代，任由美國劃下的界限，以今天中國大陸的強大國力，當然不承認恥辱的界限。

3）台灣海峽除了離岸12海浬，原屬公海，兩岸軍機、軍艦、潛艦都可航行通過，但是1974年以前台灣封鎖台灣海峽凌辱中國大陸，不准他的機艦通過，一直到1974年以後中國大陸漸漸強大，開始逼迫台灣海峽，才由美國劃定假想的海峽中線，西邊一半的台灣海峽讓大陸使用。隨著時間進入21世紀，一半的台灣海峽已經不敷中國大陸旺盛的軍民航線之所需，大陸設定的民航路線愈來愈逼近海峽中線，幾年前還引起台灣的抗議。以今天中國大陸的強大國力，當然不承認恥辱的中線。

4）防空識别區和海峽中線劃定的區域，在國際公法上都不是台灣的領空領土，這是強大的國家才能玩的遊戲。強大的國家劃出防空識别區，規定任何國家的機艦進入防空識别區之前必須事先通報，表示無害通過，如果冒然闖入，強國的戰機立即升空查詢，監視伴飛，送你出境。強大的國家必須有強大雷達發現闖入的機艦，必須有強大空軍立即升空警告，監視伴飛，驅離出境。

5）而台灣的空軍，油料、維修、零件、飛官都嚴重不足，經不起中國大陸的機艦經常性例行性的闖入防空識别區和海峽中線，預算不足，機齡老舊，飛官疲憊，失事頻頻。這是台灣國力羸弱，扛不起強大國家才能玩的遊戲。

台灣如何應付目前焦頭爛額的狀況？

1）台灣所謂的防空識别區和海峽中線只是用來對付中國大陸的機艦，叫叫嚷嚷，危害國安。凡是美國、日本、歐美國家的機艦闖入，莫不額手稱慶，歡呼國際支持台灣。這種沒有國防意義的防空識别區和海峽中線早該去除，嚴守國際公法上的領空領土，也可以節省軍事浪費。

2）若要維持防空識别區，也應該縮小重劃，今天台灣的國力應該退出涵蓋的浙江、江西、福建和廣東四個省，也應該退出縮回遠伸出去的台灣西南海域，重劃防空識别區，合理涵蓋台灣、澎湖安全需要的海域。這樣就劃除了中國大陸的機艦入侵的無意義的嗥叫，節省軍事預算。

3）若要維持防空識别區不願退縮重劃，也可以拜託中國大陸，在進入防空識别區及海峽中線時，象徵性的預先通知，無害通過，這樣既可表達善意，也可以化除誤解的危機，節省軍事預算。

如果台灣抱美國大腿自重，繼續叫囂，對抗中國大陸的姿態不變：

1）中國大陸已經表明不承認台灣所堅持的恥辱的防空識别區和海峽中線，目前中國大陸機艦自由出入。

2）中國大陸計劃進一步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只有中國的國家領空領海，沒有台灣省的領空領海，進一步碾壓台灣12海浬的區域。

3）更進一步執行國家的領空巡弋，飛越台灣島上空，如果台灣反擊引起戰爭，趁機武統台灣，解除中國大患，雪洗中國國恥。

基金來源：
大陸財政預算；
中國企業所得比例徵收；
中國國民捐贈；
華人、華親、華友捐贈；
極獨資產沒收。

基金用途： 
扶持登陸及隨上一帶一路的台企、台民；
修建海峽通道、陸電陸氣陸能入島；
彌補大陸單方對台市場開放受損；
支持島內反獨促統；
島內反獨促統後援特殊保障；
支持全球華人反獨促統；
非和平統一準備。

基金目的：
展示統一決心，彰顯國民責任、震懾台獨獨台、加快統一復興。

政府難於顧及處，統一基金正用場

統一、復興，北京不是缺錢的主；陸民早有出錢武統的衝動與激情。
設此基金，依然和統，旨在逼統，將統一高調亮出來，步入統一進行式。 

設此基金，關鍵在「中國企業」、「中國人」的參與。
自然有統、獨站隊。
從而表達出統一的主流民意，震懾台獨、獨台與洋幫閒。

基金徵收、募集對象「中國人、中國企業」裡天然包含「台」字企業；
基金設立，讓來大陸的藍皮、桔皮、白皮、甚至紅皮綠心者，立顯真形？
基金名「統一」，則統一提上日程。 

反獨，需要合理衝撞；促統，需要全民發力；反獨促統需要所有手段一齊上。 許多難事，政府包辦不了、出面不得，自然需要民間使力發功。 還重要的是，人人出錢出力，也即人人切實參與反獨促統，既是民心民情的抒發，也是民氣民力全民意志決心意。

在下曾建議，現時似乎已經開始，「可以選擇一批市、區、鎮，公開招聘或由台灣有關方面推薦，任職、兼職一批行政、司法、審計、公證官員或社會監督人員。既通過比較、交流、溶合，以及鯰魚效應推進大陸政治、法制、經濟制度改進，又通過台人貼身投入中華復興主戰場而推進統一大業盡快水到渠成。」 由於兩岸工薪水平不一。台人到大陸，尤其是西部欠發達地區。工薪起點或許要高於大陸當地人的水準才具有一定的吸引。這高出的部份，全部由大陸財政支付，不太好。由統一復興基金支付，順理。

前幾年，范蘭欽，鬥獨，好像被馬當局剝奪了公職薪俸及退休待遇，如其晚景有憂，自會產生寒蟬效應；近日青年軍小將受迫害，如其打官司受刑處生活有困境，必傷人心，因此需要救助。
還有，「黃安模式」，需要褒獎。
假如，「張安樂模式」下出現傷士、死士、烈士，也急要療治撫恤。
當然還有其它需要援助救濟的事情等等。

大陸政府難於顧及處、礙於出面時，統一基金正派用場。

筆者在1978至1983年留學美國，那時期頗能感受到日本的如日中天之勢，傅高義就是在1979年出版暢銷書《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然而在我回國後不久，80年代後期，日本明顯開始走下坡，經濟長期不振達三十年之久，後來被稱為「日本失落三十年」。

日前陳文茜在電視節目上提到，日本失落三十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強大的半導體產業被美國所巧取豪奪。一位日本Toshiba公司的半導體工程師企圖偷竊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被美國抓到，美國於是以此逼迫日本放棄半導體技術二十年。這蠻新鮮有趣，我因此上網做些追究。

日本失落三十年的原因當然不只一端，社會高齡化、資產泡沫化都是原因，但是一般公認最顯著的原因是，「廣場協議」導致日元急劇的大幅升值。1985年9月，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及西德五個已開發國家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的廣場飯店簽署協議，同意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日元及德國馬克等主要貨幣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從而導致日元大幅升值。日元的大幅升值削弱了日貨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造成資產泡沫化，都很不利於日本經濟。

如陳文茜所說，半導體產業衰落也是日本失落三十年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她說，日本工程師企圖偷竊美國的半導體技術，卻有另一版本，是美國故意佈置陷阱釣該工程師上鉤。不論是哪個版本，自1986年開始，美國逼迫日本三度簽訂不平等的半導體協定。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保證5年內外國公司獲得20%以上市場份額；美國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元晶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及日本開放其半導體產業的一些智慧財產權、專利等。

這些半導體協定使原來市佔率世界第一的日本半導體產業逐漸萎縮至大幅衰落，而美國成為半導體業世界龍頭(隨後南韓和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趁機逐漸興起)。半導體是電腦、網路、通訊等所有電子科技的上游技術，半導體產業的衰落對日本經濟當然有重大影響。

日本是美國的重要盟邦，為了自己的利益，美國卻對盟邦的半導體產業趕盡殺絕，並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一舉搞跨日本經濟。美國這樣背後插刀的盟邦真是最好沒有！另一方面，日本怎麼乖乖屈服、不抗拒？廣場協議時仍是美蘇冷戰時期而蘇聯尚未顯露敗象(後來蘇聯突然垮台完全出人意料)，美國需要日本支持對抗蘇聯，因此日本並非沒有籌碼。日本一向對美國低聲下氣、卑躬屈膝，大概是習慣成自然，奴才自然會讓主子予取予求。日本是咎由自取啊！

美國一舉搞垮盟邦日本的經濟，讓日本失落三十年。現在蔡政府對美、日都低聲下氣、卑躬屈膝，等於是奴才的奴才，小心盟邦在背後插刀吧！美國逼迫台灣人吃萊豬只是一個小case。

台灣人沒參與制憲的荒唐史觀

不久前的12月10日，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在一場修憲論壇上說，《中華民國憲法》創立時台灣人的參與人數為零。如此「駭人聽聞」的史觀，其實並不稀奇，特別是當民進黨政府與台獨派聯手把教科書的「我國」改為「中國」，再加上「這個國家」的大總統，把「中華民國」的歷史腰斬，成為從1949年起算71年的「中華民國台灣」，教科書裡的「中華民國」也被拆成兩截，一截放在台灣史、一截放在中國史，陳柏惟的史觀只是一個縮影，相信更多的年輕人自然而然真心認為台灣跟中國一點毛關係都沒有。

1945年台灣光復到1949年兩岸分裂的這四年，對當代台灣人來說，恐怕只剩下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其他一切一無所知，當然更不會知道台灣人是如何在這四年走上整個中國的政治舞台的。

台灣人參與制憲會議

二二八發生前的一年，原來在國、共、民盟、青年黨、社會賢達等五方政治代表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商定將在1946年5月5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並制定憲法。為此，陳儀主政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4月17日成立了「國民大會台灣省代表選舉事務所」，且由他擔任「選舉總監督」。

然而當時國共內戰方酣，國民大會遭到多方勢力抵制，無法於5月5日召開，後來國民黨政府決定在「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國民大會應出席之代表名額」下，宣布改期於11月15日開會。

在此之前的10月，台灣省緊鑼密鼓地舉行了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台灣省代表名額為18名，扣除已選出的僑選代表郭耀廷，其他17名的選舉方式為「間接選舉」：先由各縣市參議會及職業團體預選，再由省參議會決選。

17名代表的配額方式為：八縣各一人，台北市一人，婦女代表一人，高山族同胞一人，農會代表二人（含漁業代表一人），工會代表二人（含鐵路工人代表一人），商會代表二人（含航業代表一人）。

選舉辦法如下：區域代表由各縣市參議會先選出十名候選人；職業團體代表，則由各已有組織之團體推出十位候選人，再將候選人提交省議會票選。

經由上述辦法的推選，共有158名候選人。制憲國代選舉於是在10月31日舉行，開票當選名單如下：

以上幾位台灣省制憲國大代表，於11月5日在台北市集合，兩天後11月7日乘坐飛機赴上海再轉到南京報到，參加11月15日的國民代表大會開幕。並於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決定於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

台灣人擔任全國性民意代表

事實上，1949年兩岸分斷之前，在中國大陸參與全國性民意代表的台灣人，不是只有上述18位制憲國代。

1946年8月，台灣省選出八名國民參政員，赴南京參加國民參政會。
1947年11月，台灣省選出19名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1947年12月，台灣省選出5名第一屆監察委員。
1948年1月，台灣省選出8名第一屆立法委員。
同年，還有唯一一位台灣省的考試委員陳逸松前往南京開會。

儘管如此，我們在看這段歷史時，還不能忘記國共內戰仍在進行中，當時包含台灣在內，各地都不時發生反對國民黨政府、反對內戰的運動。正因為如此，以制憲國民大會為例，原定出席代表共計2,050席，但在中共與民盟代表缺席下，最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只有1,381名。

台灣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走進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洪流之中，不只有認同國民黨的，也有同情和認同中共的，當然也有後來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的中共地下黨員。

制憲國代張七郎與考試委員陳逸松

台獨派老愛拿制憲國代之一的張七郎為例，說他父子三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死於國民黨政府的槍下。

但他們鮮少提的，卻是那位唯一的台籍考試委員陳逸松。1973年他在周恩來的邀請下，從波士頓出發，繞道巴黎、雅典、巴基斯坦，再飛赴上海、轉抵北京；在接受周恩來夫婦宴請後，展開了在中國大陸各地的遊歷，並於1975年以台灣省代表身分，參加中共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擔任主席團團員，且獲選為人大常委。直到1993年卸任第七屆政協委員之前，陳逸松在大陸親身經歷了中共《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八二憲法》等三次憲法的修訂。

張七郎、陳逸松都是台灣人，無論他們的人生路向何方，都見證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悲歡離合、衰與興。但如此複雜立體多面的台灣史，反共的國民黨不提，反共又台獨的民進黨則刻意掩蓋、扭曲，甚至是改造、改寫歷史，這何嘗不是一種對台灣人與台灣史的背叛呢？

結 語

單就台灣省制憲國大代表的歷史，我的印象中，無論自己就學過程所使用的國中部編本教科書，還是高中一綱多本教科書中都沒有出現過。剛剛翻了一下，當前民進黨政府力推的108課綱則把重點放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但國民黨也不用急著「控訴」民進黨，因為馬英九政府推動的101課綱，也是從「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後，跳到了「中央政府遷台」與「二二八事件」等等。

台灣人在歷史上如此豐富的面貌，既有激動也有失落，但在國民黨式的反共民族主義史觀，與民進黨式的一島史觀、公民民族主義史觀、轉型正義史觀之下，消逝在了層層的政治迷霧中。也因為如此，今天台灣各種大行其道的奇葩史觀，之所以會被大多數台灣人所認同，他們主要看的不是歷史、而是政治，更只是為了滿足意識形態的想像。

參考資料：

曾健民，《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2007年。
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楊渡，《台灣史消失的四年》，中時新聞網（2017/05/23）：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70523005259-262104
#方遠北杯講看麥【誰滅了「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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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原刊於 #方遠北杯講看麥https://www.facebook.com/fyviewpoint/

台灣省制憲代表出席國民大會合影。（《台灣月刊》第二期，1946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