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美國無良政客煽動國際反中狂潮背景下，靠操弄香港黑暴事件與芒果干騙票的蔡英文勝選後發言，就兩岸說了八個字：和平、對等、民主、對話。

今年，由於藍白不合，居島內六成以上民意的下架民進黨陣營分裂投票，務實台獨工作者賴清德以40%選票（考慮七成投票率，實際不到30%認可度）僥倖當選。其勝選發言，變本加厲、猖狂奔獨、充滿惡意。

一是明明白白地劃分陣營。以自己為民主，將競選對手、當然更是將大陸歸為威權，並宣示“與國際盟友同行”，這是明目張膽列大陸為敵人，拉開了做美國無良政客打壓中國的帶路狗的架勢。

二是將自己勝選說成是“成功抵禦外部勢力的介入”。這，除了繼續對競選對手進行抹紅之外，更是將大陸列為“外部”，當然是一種台獨的明示。

 三是宣示“不會轉向、不會走回頭路”。這是要將蔡英文製造兩岸對立、加速去中、借殼台獨的路線一條路走到黑。 

在這種台獨惡意宣洩後，他也裝模作樣說和平穩定、對等尊嚴、交流對話、和平共榮。這，當然言不由衷很是假，是在混淆是非、顛倒因果、麻醉島民、欺騙世人。

統與獨，咋個對等？
台獨、獨台，能有和平？
做霸盜者走狗，會有尊嚴？
分族裂國，誰與你對話？

臺灣，賴清德台獨路線一條路走到黑，面臨被美國強逼成烏克蘭血肉磨坊的生死存亡選擇，中華民族，又到最危險的時候。
所以我主張，保持戰略定力，坦然進場，打一場漂亮的防守反擊。（參見《直面“生存之爭”—準備武鬥，積極文鬥，加速內和》）

我走在後山的產業道路上，山坡上開滿了雪白的艷紅的杜鵑花，我想起了兒時學得的一首抗戰名曲《杜鵑花》，邊走邊哼唱。

「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這是《杜鵑花》歌詞中的一小段。「哥哥」，指的是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的一名學生，村家小姑娘是他家鄉的戀人。

1940年的三月，這名大學生投筆從戎，參加波瀾壯闊的抗戰軍旅。當時，正是杜鵑花開的時節。日寇侵華，烽火連天中，他的同窗方健鵬（筆名蕪軍），感時花濺淚，藉由杜鵑花，寫下了這首大時代小兒女的心聲，寄給了正在廣州任教的黃友棣。

時年二十九歲的黃友棣，將它譜成曲，在廣州曲江大會堂發表。歌曲不同一般慷慨激昂的愛國歌曲，明快中帶有一絲絲憂傷，旋律優美，極易傳唱。很快的由大後方的廣東，傳唱到廣西，到雲南，到四川，到大江南北，到全國各地。激勵了多少人心，鼓舞了多少士氣。

台灣的小學生，也都能琅琅上口。《杜鵑花》這首歌，成了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共同的記憶。

古來征戰幾人回。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歌詞中的「哥哥」，卻再也沒有回到故鄉，再也未能見到魂縈夢牽的杜鵑花。只留下戀人，日日夜夜癡癡的想望。「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

方健鵬在歌曲發表後的隔年，在廣西一條小溪，見到一名學童在水中載浮載沈，他見義勇為，躍入溪中救溺，不幸慘遭滅頂。

長溝流月去無聲，兩名哲學系的高才生，一文一武，就像劃過天際的兩顆耀眼流星，一剎那，在長夜中殞落。

黃友棣，大陸淪陷後，先避難香港，後輾轉來到高雄落腳，他一生不知創作了多少首膾炙人口的作品，曲曲人們都耳熟能詳。距《杜鵑花》發表的一甲子後，輔仁大學頒發給他名譽藝術博士，表彰他一生作曲的成就，他2010年病逝，享壽九十八歲。

杜鵑花　蕪軍 作詞　黃友棣 譜曲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多美麗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摘枝杜鵑花，插在頭髮上。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向小溪畔，杜鵑花謝了又開呀！記起了戰場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鮮紅的杜鵑，遙向著鋒火的天邊，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多美麗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啊！啊！

新疆政府主辦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簡稱「教培中心」，卻常被外界貶稱為「再教育營」。始於2014年，教培中心在新疆多地逐步建立，到2019年底，自治區政府主席扎克爾公開表示，目前參加教培的學員已全部結業。「教培中心」已經結束，卻繼續被抹黑，《新疆再教育營》（[1]）就是這樣的書。

教培中心或再教育營的主要目標是「三學一去」，即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職業技能、學習法律知識和去極端化，包括消除恐怖主義。書中僅強調反恐和去極端化，完全不提「三學」，及其有助於少數民族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參見《了解新疆「再教育營」》）。「三學」的成效或許不易評估，然而作者完全不提「三學」，顯示他的偏頗。

「全書主幹是許多場對哈薩克族、維吾爾族與回族曾被拘禁者、營區員工與系統技術人員的長時間訪談。」即使作者翔實地記錄與這些人的訪談，這些人說的都是真實的嗎？能代表新疆的少數民族嗎？作者是否刻意挑選反共反中的少數民族進行訪談？本文末列出了主要的被訪談者的簡歷，8人中有6人有海外關係或出逃到國外（另2人書中未明言）。這些人多有海外關係，絕不能代表一般的新疆少數民族，而很可能是反共反中者。

8位被訪談者中有4人是哈薩克族，都離開新疆，移居哈薩克。哈薩克族是新疆的少數民族，卻是鄰近新疆的哈薩克（國）的主要民族，不少新疆的哈薩克族因此認同哈薩克（國）超過中國。這是新疆不易治理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眾所周知的，部份維吾爾族傾向追求獨立建國，甚至曾發動恐怖攻擊。

在這些被訪談者口中，新疆「再教育營」是非常可怕而不人道的，並且強調，漢族厭惡穆斯林，甚至把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罵為牲畜。這與現在的世局很不一致，令人置疑。中國與所有的穆斯林國家，包括哈薩克，都相當友好，而且穆斯林國家幾乎不曾指責新疆的「再教育營」。中國人怎會厭惡穆斯林？

為了防範和打擊恐怖份子的活動，中國在新疆佈置了高密度的檢查站，利用高科技蒐集相關的情資，對少數民族的自由確實造成一些妨礙，然而同時也對少數民族執行一些扶助政策（參見《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的扶助政策》），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同時看見這兩方面，才是對新疆公允的觀察。

[1] Darren Byler《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春山出版，2023。（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 2021）

主要的被訪談者（[1]）：

周月明，女，回族，穆斯林，母語是普通話，美國華盛頓大學學生，父親在新疆，母親在美國，回新疆時被收入教培中心，或許由於作者和月明的母親的協助而回到美國。
凱賽爾，男，維吾爾族，穆斯林，曾在烏魯木齊上大學，作者協助他到了北美洲。
巴依木拉提，男，哈薩克族，穆斯林，大學畢業，擔任輔警，負責檢查工作，他後來越過邊界，逃往哈薩克。
凱爾比努爾，女，烏兹別克族，穆斯林，師範學院畢業，原來在烏魯木齊一所小學教五年級的中文課，擔任教培中心的教師。
阿提別克，男，哈薩克族，農民，他和妻子兒女移居哈薩克幾個月後，回到新疆，要完成相關手續，被收入教培中心。
帕孜麗提，女，教培中心學員。
厄巴齊特，男，哈薩克族，卡車司機，被收入教培中心，因妻子成為哈薩克公民，為他爭取到離開教培中心。
古孜拉，女，教培中心學員，獲釋後進入與教培中心合作的手套工廠，她後來越過邊界，逃往哈薩克。

我個人跟杜老師的小故事（參見《杜正勝老師出書，引我進入時光隧道》），引起一些網友對杜正勝的撻伐，這在我預料之中。

但我不因本省或本土派人物的「獨性」而稍改變及放鬆自己對外省政治人物的批判。

當年身為小蔣股肱之臣的李煥之子李慶華立委，在立法院公開質詢行政院長唐飛時的一幕，深深銘刻在我心底。
李問唐：「你是不是中國人？」
唐：(中國江蘇蘇州出生的在台第一代外省掛，空軍上將)，愣了三秒鐘，清了清嗓子。
李瞪著唐再問：「你是不是中國人？」
唐（囁囁嚅嚅的回）：「我是中華民國人」。

我不怪任何一方，我的心~涼到底。
我們外省第一代、第二代為台獨效力的，比台獨還獨的，反中/反共不遺餘力，在媒體/電視上口沫橫飛的，還算少嗎？
「自由時報」鄒總編就是外省第二代的，還是個女士。

我們批判那些先祖在台灣十幾代以上的本土政治人物，如受過完整日本帝國教育的台大教授，日本帝國皇軍少尉軍官，小蔣欽點的，一路培養/提拔的李登輝，和光復後從小光腳上學，上師範學校當小學老師，再進台大，再拿奬學金赴英深造的鄉下孩子杜正勝，先不談將心比心，是不是有「嚴以待人，寬以律己」之嫌？

我曾是杜的學生，一路看著他由揹著書包搭公車到學校教書，到當了大官被藍營批判，但我印象最深的卻不是他的「罄竹難書」的新解，和「台灣地圖橫躺在大陸旁」，而是他席地坐我左邊，激動哼唱《可愛的祖國》，右眼角還泛著淚光的那一幕。

2月14日還是春節連假的最後一天，一艘來自大陸的小艇，駛入金門的限制水域捕魚，遇到海巡署的海巡艇稽查，拒檢而逃逸，兩艇一逃一追竟然相撞，結果小艇翻覆，4名船員落海，其中2人身亡。這翻船事件看來並不複雜，两岸的代表卻協商談判超過半個月，而毫無結果。為何延宕不決？筆者願說點公道話。

海巡署隸屬於海洋委員會，簡稱海委會。海委會的主任委員是管碧玲，不論台灣方面誰下場談判，直接操盤者都是管。管碧玲是意識形態強烈的民進黨政治人物，在主掌海委會之前曾長期擔任高雄市的立委。管一向反共反中，相當程度歧視中國人，她操盤翻船事件的談判，必定考慮两岸政治，多於大陸漁民死亡的人道問題（譬如要藉機使對岸承認海巡署的官方地位和治理權），因此談判一直延宕而毫無結果。難怪管被譏為冷血！

要排除两岸政治其實很簡單，把發生事故的漁民想成是台灣人，或任何鄰國的人民，但不是大陸人。

海巡署的海巡艇當然有權力執行稽查，但是沒有權力衝撞漁船，造成小漁船翻覆和漁民死亡。這事件幾乎可以確定是海巡艇執法過當造成，除非小漁船主動衝撞海巡艇。小漁船主動衝撞海巡艇的可能性非常小，因為小漁船比海巡艇小，若衝撞海巡艇，必定是自己吃虧甚至翻覆，小漁船的駕駛者不可能不明瞭。換言之，若要證明海巡艇沒有執法過當，只有拿出現場的錄影帶，呈現出極不可能的小漁船主動衝撞海巡艇。海巡署卻說事故當時「沒有」錄影，這樣就能推諉海巡艇的執法過當嗎？

更荒唐的是，海巡署和海委會的說詞反覆，先隱瞞两艇碰撞，後又聲稱两艇碰撞與漁船翻覆無關，已喪失了公署應有的公信力。

2013年菲律賓的海巡人員開槍攻擊台灣的漁船，總共開了52槍，造成一名台灣船員不幸死亡。這個事件，菲律賓方面有錄影，有公開的調查報告，並且親自派人來台灣致歉以及慰問撫恤家屬。所有該起事件涉案的該國海巡人員被判刑8到14年，相關的長官最重的遭到撤職。

這一次金門大陸漁民落海死亡事件，台灣「沒有」錄影，沒有致歉，到現在連初步的調查報告都不知道在哪裡，一直到出事後第12天才開放船隻面世，而面對大陸的家屬以及紅十字人員，態度可說極為冷淡兇狠。

台灣社會對這件事情也不太關心。台灣以後要用什麼面目來面對全世界？因為我們有選舉，所以可以這樣為所欲為？台灣以後還敢說自己比菲律賓更法治、更進步？台灣以後還要抱怨周圍的國家不夠尊重自己嗎？

當台灣失去世界的同情，末日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