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故事的源頭要從1947年2月10日，新六軍守住由解放軍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負責攻擊的遼東盤山地區的沙嶺鎮（現為：遼寧省盤錦市盤山縣沙嶺鎮）談起，之後解放軍一遇上新六軍（主要是新22師）就撤（逃），為了激勵士氣，因此時任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的副政委歐陽文就寫了這歌，並由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第十師宣傳股長葛復惠譜曲。至於後來有出現類似「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一）軍…」的順口溜，就原始資料的考證來看，應該只是某有心人穿鑿附會的（創作）而已！

◆東北抗聯歌曲：從《打仗要打新六軍》到《白菜心》

「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六軍……」這首產生於解放戰爭（國共戰爭）時期的軍歌《白菜心》，將東北民主聯軍敢打硬仗的戰鬥精神充分體現出來。

1946 年10 月，東北的國民黨軍採取「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方針，對南滿解放區發起大舉進攻。為了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東北民主聯軍於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舉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殲敵4萬餘人。在臨江保衛戰中，東北民主聯軍挫敗包括新六軍在內的國民黨軍「王牌」部隊，為轉入戰略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早在）1946年（原文寫1947年）初，蔣介石看見東北戰場節節失利，決定增兵東北。1946年（原文寫1947年）1月20日，蔣介石將其「王牌」部隊——廖耀湘的新六軍從上海北運秦皇島，並迅速抵達錦州、溝幫子一線。2月10日，新六軍一部向我遼東盤山地區進攻，並佔領沙嶺鎮。我軍實施圍殲，由於敵裝備精良並善於打運動戰，經過3天激戰仍未達成戰役目的。這滋長了新六軍的傲氣，但更激發了我軍必須重創新六軍的鬥志，戰士們喊出了「打仗要打新六軍」的口號。於是，《打仗要打新六軍》的戰歌迅速在參戰部隊傳唱開來。

歌曲《打仗要打新六軍》的詞作者是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副政委歐陽文，曲作者是第四縱隊第10師的宣傳股股長葛復惠。後來，時任遼東軍區副政委的莫文驊將《打仗要打新六軍》中的「要」字改為「專」字。不久，這首《打仗專打新六軍》又有了另一個版本——由當時遼東軍區文工團林昂聲譜曲的《白菜心》。這首《白菜心》仍用原來《打仗專打新六軍》的歌詞，但歌曲名則改成「白菜心」，增添了風趣幽默的成分。

歌曲《白菜心》將國民黨新六軍比作「白菜心」，表達出我東北民主聯軍吃掉這顆「白菜心」的決心和勇氣，成為「四保臨江」戰役中東北民主聯軍一個響亮的戰鬥口號。這是一首兼有齊唱、對唱、輪唱的歌曲，具有一唱眾和的特點。正是這首唱詞質樸，曲調自然的《白菜心》極大地激發了戰士們的戰鬥精神，在「四保臨江」的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戰爭時期，這首《白菜心》成為遼東軍區文工團的重要曲目，在整個東北野戰軍中十分流行，產生了巨大影響。

《白菜心》歌詞全文：

（甲）吃菜要吃白菜心，（合）白菜心；（乙）打仗專打新六軍，（合）新六軍。（甲）菜心味甜營養好，（合）營養好；（乙）殲滅新六軍建功勳，（合）建功勳。（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

另參見──黃耀武口述（朱洪梅執筆）：《我是新六軍少尉》（萬卷出版公司），p90~100、157。

●要注意的是，大陸作家寫的文章，不管是時間序或是當時的戰爭情勢，有時候會與國軍紀錄的歷史稍有差異……在《我是新六軍少尉》一書中，新22師是由上海船運至秦皇島，之後便轉搭火車～先經由第52軍剛剛打下的錦州，最後在錦州溝幫子下車……在沙嶺戰役中，防守沙嶺的是新22師第66團（團長為羅英）的兩個營（缺一個連，配屬給教導營，防守沙嶺的交通要道富家庄），戰役結束後，第66團損失約百餘人，但進攻的東北民主聯軍一個縱隊（約一個軍的兵力）卻遺屍高達萬餘人……

但中文維基百科上的紀錄則是～沙嶺戰役歷時兩晝三夜，國軍傷亡674名，東北民主聯軍傷亡2,157人。

現代漢語中的確有不少日製漢詞～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中有不少是～由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西方文化時所創，但是在中國並未普及，後來被日本人引用，再又回銷中國。

有中國近代化學啟蒙者稱號的徐壽（1818～1884）。徐壽在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創辦翻譯館，並參與主持翻譯的書有──《化學鑒原》、《化學考質》、《西藝知新》、《化學求數》、《法律醫學》等，在翻譯這些書籍的同時，徐壽也負起創造漢字命名化學元素之責，這些翻譯日後對中國和日本兩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必須特別提出的是，影響現代電子工業最特殊的元素──Silicon，就是由徐壽在翻譯《化學鑒原》一書時，將Silicon以中文音譯正名為「矽」，並使用至今。

日本蘭學家（蘭學是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宇田川榕庵（1798～1845）在翻譯荷蘭文原文書《Elements of Experimental Chemistry》不但將「化學」翻譯成「舎密」，也將荷蘭文中的 keiaarde（矽元素）以荷蘭音譯為「珪」（けい，日文念成Kei），之後日本雖捨棄了「舎密」改用中國的「化學」，但原有的Silicon日文翻譯「珪」仍然被保留下來。後來這個詞被人改寫為「珪素」，到了19世紀則演變出「硅素」的寫法。

受到日本翻譯的影響，1906年出版，由顧琅、周樹人（即鲁迅）兩位具有留日背景的學者所合作编著的《中國礦產志》一書當中，就直接使用日文漢字的「硅」字作為Silicon的翻譯。從此之後，在中文當中──「硅」跟「矽」同指Silicon的情形就在中國學界展開。另外，最早「硅」在發音上也發為ㄒㄧˋ（Xi），但後來因為它的右半邊為「圭」字邊，因而被誤唸為「歸」的音。

1949年兩岸分治，撤退到臺灣的中華民國仍然沿用原有的「矽」，但或許是政治對立的關係，中國大陸在經歷過多次的辯論後，在1955年仍決定將「Silicon」元素的中文翻譯改為「硅」。

有關佛教符號「卍（萬）」和納粹符號「卐」的由來主要有三種考據：

（一）在日常的所有裝飾物裡，最具擴張力和爭議性的是萬字符。「萬」在形體上，無疑就是光線（光明）的象形，而「萬」字的上古中原漢音與「芒」相通，也即「芒」字的假通字……

顧頡剛和饒宗頤等人考據也發現，左右萬字符號在上古經常被混用，因為它們之間沒有重要的語意區別，但在歷史的傳播中，新的寓意獲得了意外的追加。在佛教和道教中，左旋意味著能量的吸納（輸入），而右旋則意味著能量的發出（輸出）。左旋「萬」字的生命吸納性，令其成為正面、光明和正義的力量，而右旋萬字的生命耗散性，則象徵負面、黑暗和邪惡的力量。這是物理學表象向神學法則飛躍的結果，製造了一場歷久不息的符號動亂。

（二）根據岳南和楊仕合著之《風雪定陵》書中（p273～275）的記載，佛教符號「卍」應該來自西藏──「有研究者在西藏那曲以西的毫無宗教色彩的日土岩畫中，發現『卍』由太陽演變而來的全過程」。而「卍」在中國出現開始於唐代，是由波斯、印度、西藏等地引入中國。武則天萬壽二年時製出此字，並來將其讀作「萬」，將「卍」稱為「萬字紋」。不過在古代這個「卍」字紋的方向，左（左旋／卍）右（右旋／卐）都有，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而希特勒的納粹黨則是選用了「右旋／卐」且斜45度的符號作為納粹黨的識別標記。

（三）周健教授在他所寫的《國際反猶主義之探討》書中指出，關於卐字（Swastika，Hakenkreuz，Fylfot）符號之起源，可遠溯至上古時代，全球各文明社會均有發現，爲人類所創造最神秘之符號之一，若從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美術（尤其是視覺藝術）等角度分析，可滙成一部鉅著。

大體言之，卐象徵太陽或宇宙間最大之組合──星雲，具永恆之生命力及循環性，吾人所熟悉之佛教教徽──卍，即古印度所遺留，有靜態之穩定性，而納粹黨之黨徽──卐字，採反方向立狀，有動態之原創性，後成軍國主義侵略之象徵。希特勒選用此符號之因，在北歐神話中以卐作雷神（Thor）之鐵鎚，又是代表光明之火焰象徵，在納粹黨黨歌「舉起旗幟」（「Die Fahne Hoch」or「Horst iessel Lied」）之歌詞中，卽吟詠「百萬人望着卐──充滿着希望」（「Es schauen aufs Rakenkreuz vo11 Hoffnung schon Millionen。」）之句子，而希特勒本人亦未預料卐所帶來之魅力及恐怖，凡極權國家之權力核心必隱藏無法刺探之神秘性，如「禁衛隊」之名稱「SS」，被設計成如閃電狀之「（如附圖）」，似乎蘊蓄強大之生命衝力，而彼等鑲銀邊之黑色制服，後成爲閃爍令人戰慄光輝之象徵。德人喜穿整齊之制服，即使文官亦然，而軍人之制服在造型設計上，猶如拿破崙時代之軍裝，以富於美感著稱，配合無所不在之卐字，似乎形成「軍事性感」之意象。

在國共內戰中，東北四平街戰役總共發生四次。其中主要影響杜聿明與孫立人關係的是1946年4、5月的第二次四平街戰役。

4月間，在四平北面擔任主攻任務的是孫立人所轄的新一軍，但一直久攻不下。另在南面攻打本溪的是廖耀湘所轄的新六軍。新六軍在5月2日攻下本溪後，隨即奉命北上加入攻打四平的行列，新六軍成功迂迴四平側面，最終逼迫林彪放棄四平北撤。

在追擊林彪的過程中，杜聿明以廖耀湘側擊四平有功便把進軍長春的任務交給新六軍。孫立人因此不滿，認為杜聿明偏心（即所謂排斥非黃埔軍校生），這讓新一軍的追擊行動變得非常消極。

而後當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在南滿進攻鞍山、海城時，杜聿明命令新一軍到南滿增援鞍山、海城國軍（滇軍），孫立人就以部隊疲憊為由要求休整三天，這三天的耽誤最後導致被困在海城的潘朔端所轄之184師因此被迫投共，而這是東北戰場第一支成建置投共的師級部隊，也為後來國軍大規模降共埋下伏筆。也就是說～孫立人的意氣之爭最後導致無法挽回的局面。

而更讓人嘆息的是，184師投共後，原550團團長楊朝倫（當時已升任副師長），在某日率領不願降共的1,000餘名忠貞官兵反正，但最後仍因為孤立無援而遭共軍消滅……

而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東吁後，彬馬那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軍部駐地位於曼德勒省央米丁縣（Yamethin）漂貝（Pyawbwe，或譯為「標貝」、「瓢背」鎮）的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彬馬那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中路日軍主力吸引至彬馬那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彬馬那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東吁、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擔任狙擊兵團、由廖耀湘將軍率領之新22師，他們利用施瓦（Swar／ Hswar，舊譯為：司瓦、斯瓦，為位於錫當河之西，錫當河支流之施瓦河以北的一個小鎮，現為耶達謝縣轄）至彬馬那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均位於狹長的錫當河谷地），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彬馬那的口袋伏擊區。（註三十五）設定為固守兵團的第96師，則以彬馬那為核心，在附近之740及734高地之地特溫、塞貢、彬馬那，以及其西北高地之皮陽卡比等地構築陣地。在構築陣地附近吸引敵人後，以火力予以壓迫，並與擔任機動兵團的第200師協同轉移為攻勢，在陣地附近夾擊敵人予以殲滅之。另在埃勞、珍地、戾委之線構築前進基地，以遲滯敵之進擊。固守兵團之陣地布置均為環狀陣地。砲兵預備隊於必要時位於核心內，即使四周遭受包圍，亦應繼續從容戰鬥，以等待我方之聯合包圍。（註三十六）但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的英緬印第1師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往仁安羌方向後撤，之後被乘船而至的第33師團的第214聯隊（作間部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圍困在仁安羌往賓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的路上。（註三十七）雖然英緬印第17師仍然困（據）守於東敦枝（Taungdwingyi）附近，但馬圭與東敦枝間的通道已經遭日軍切斷，（註三十八）這等於讓在彬馬那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註三十九）同樣的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含第49師之第146團、第93師之第279團）在壘固（Loikaw，舊譯為：羅衣考）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致使壘固以北150公里之丘陵地帶，已無國軍之一兵一卒，導致南龐河（Nam Pang River，另譯南邦河，是緬甸撣邦的一條主要河流，也是薩爾溫江是最大的支流）縱谷門戶洞開，棠吉、萊林危在旦夕。而原有駐於曼德勒、擔任彬馬那會戰總預備隊的新38師──主要任務是在曼德勒地區構築工事，擔任軍的側背掩護，及漂貝至曼德勒的交通及通信安全，爾後隨戰況進展，策應軍主力的攻勢轉移（註四十）──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幾座緬甸最早開發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第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在彬馬那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註四十一）最後羅卓英只能在4月18日凌晨，正式下令放棄彬馬那會戰，4月20日，彬馬那陷落。（註四十二）

由於遠征軍在緬甸的防線長達1,500多公里，又加上英國人不斷的放棄戰場逃跑，（註四十三）顧此失彼的結果就使得遠征軍一再遭到日軍的分割包圍而損兵折將，第一批遠征軍失敗的命運從入緬支援作戰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彬馬那（Pyinmana）、東吁（Toungoo）、曼德勒（Mandalay）五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社》之【緬甸MYANMAR】地圖】

【彬馬那（平馬）會戰佈防要圖】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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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每年12月13日，是大陸官定的［國家公祭日］（因為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國軍防線殺進首都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中國政府都會在南京市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公祭廣場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現場除了有響徹雲霄的防空警報外，（奉命）來參加紀念儀式的人還會在現場脫帽默哀，向當年無辜被屠殺的南京同胞默哀……

但讓人好奇的的是，在這儀式的背後，現階段的大陸同胞真的知道什麼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嗎？如果真的知道，那……現在的大陸（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讓人看了難過（其實是侮辱抗日英雄）的抗日神劇……他們可以手撕日軍、步槍打飛機、人騎魚雷炸日艦……更別提那些在基層官兵都普遍吃不飽穿不暖的慘況下，還能悠閒的～喝紅酒、嫌咖啡糖加太多、咬著高級雪茄，身穿高級布料軍裝的國軍軍官……看了這些亂七八糟的神劇，我反而開始有點同情那些來中國戰場受苦受難的日軍……也懷疑，為什麼日本人能在遍佈神人的中國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

同樣的，在臺灣的我們也未必比大陸朋友多知道一點什麼是抗日戰爭……就比如很多朋友喜歡談的緬甸仁安羌大捷，沒人探究整個戰役形成的過程……更沒有人去思考～為什麼一個不到千人兵力的遠征軍步兵團可以打敗（號稱）一個師團的日本甲級步兵師團，不但救出7,000多名（一樣是號稱）被困的英軍（英緬印籍軍人混合編制）與收復緬甸最大的產油區後，不但沒有趁勝追擊，還必須跟著英軍一起往北撤離（其實是逃難），最後還兵敗緬北野人山，造成幾萬名官兵的死傷……

其實在很多人為偽造的歷史中，所謂抗戰歷史，已經變成一段如過年101大樓的煙火秀一樣，時間到了就出來（吆喝一下）……至於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教訓，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咱們除了嘆氣，能說什麼……

1980年的4月中旬，韓國首都漢城（當時尚未改中文譯名為首爾）爆發了工人及學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到了5月上旬，在反對黨領袖金大中的故鄉－－全羅南道政府所在地的光州市學生發起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5月16日上萬名的光州居民與學生上街示威並高喊要求解除戒嚴，並要求全斗煥下臺，同時揚言若是不達目的，將發起更大的示威及罷課。

面對這種情勢，全斗煥先是宣佈全國擴大戒嚴，並下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動；關閉大學校園；禁止召開國會；嚴禁批評國家元首；並拘捕了金大中和金泳三為主的在野政治人物和學生領袖。5月18日，憤怒的示威群眾與學生衝進被軍警控制的全南大學，並陸續攻佔了全羅南道道廳（即省政府），全斗煥下令全副武裝的特戰部隊開進光州市，部隊強力鎮壓示威的學生，有數十名學生被殺。結果反倒激怒了光州市民，許多人走上街頭加入抗爭的行列，他們奪取軍隊的武器，以全羅南道道廳爲中心，進行了長達10天的武裝抵抗，並一度把負責戒嚴的軍隊趕出了光州市區，這就是著名的「5‧18光州抗爭」。

不幸的是，5月27日，美國國務院對外發表「不能坐視南韓的無秩序和混亂」的聲明，被認爲是默許南韓軍政府鎮壓百姓的信號。全斗煥因此出動7萬武裝部隊並配合150多輛坦克和裝甲車、100多門大砲、武裝直升飛機，浩浩蕩蕩的殺進了光州市，野蠻槍殺抗爭民衆，結果造成207人死亡，2,392人受傷，987人失蹤，但實際數字到現在仍被南韓民間團體質疑，軍隊最終佔領了全羅南道道廳，至此堅持了10天的「光州抗爭」被血腥地鎮壓了，這就是韓國現代史上最血腥的「光州事變」。

1980年9月1號，全斗煥以間接選舉的方式，並在嚴格控制的選舉下當選韓國新任大總統（大統領），至此南韓的軍政大權便落在新的軍事獨裁者全斗煥的手中，全斗煥正式取得政權後，立即下令逮捕在1979年10月槍殺前總統朴正熙的情報部長金載圭，後將其判處絞刑處死。同年參謀總長鄭昇和也被迫退伍，1987年轉戰政壇，擔任金泳三之「統一民主黨」的顧問，2002年過世，鄭昇和生前曾經著有《將軍之夜－－韓國雙十二事件（中文版是在1989年由時報出版）》一書，為自己所參與的歷史做了良心紀錄與辯護。

而惡名昭彰的韓國國家情報院，全斗煥上台之後，也基於維護政權的理由，將其擴大編制為「國家安全企劃部」（ANSP-Agency for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국가안전기획부）。1999年1月，民選總統金大中上台之後，才下令廢止「國家安全企劃部」，並進行組織改造，將其納入法制化－－改為大統領直屬機關，也正式改名為「國家情報院」。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