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球氣候急遽變遷~回頭看看臺灣從明鄭到現代的水利建設|賈忠偉

臺灣年平均雨量可達2,500毫米以上,是世界平均雨量973毫米的2.5倍,比起地表降雨最豐富的北緯零至十度還多了約30%,屬多雨區。而位於東北季風迎風面的基隆,全年平均下雨日更多達212.6天,年平均雨量高達2,903毫米。

但因為地形條件的關係,尤是高聳的中央山脈縱貫其中,使得臺灣河川大多坡陡水急,年平均降下的900億立方公尺雨水,其中500億立方公尺很快的就隨河川排入四周的大海中,再加上河川受到污染,實際上每人每年可以分配到的水資源只剩下約1,700立方公尺,比起日本人均水資源2,300立方公尺、大陸人均水資源2,127立方公尺,都要低很多,為世界平均值的1/6,使得臺灣成為世界第18位的缺水地區。

而最麻煩的是,全年降雨時間並不平均,超過80%的降雨集中在5至10月間。北中南各地降雨也有極大的差異,再加上人口密度高,土表都被水泥建築與柏油路面所覆蓋,導致雨水無法滲透至地下,結果豐雨期時──遇上颱風和豪大雨、海水滿潮,河水容易因宣洩不及而釀成水患;枯水期(11月至隔年4月)可能面臨無水可用的困境。因此不論就防洪、飲用或是灌溉,各種水利設施的興建就成為島內建設相當重要的關鍵。

荷蘭、明鄭至清代的水利建設

早期由於臺灣原住民沒有文字記載,所以一般現代紀錄臺灣的開拓史,都是以荷蘭人佔領臺灣時期開始計算。荷蘭人是在西元1624年進入臺南。鄭成功則是在西元1662年,攻下荷蘭人位於在臺南安平的熱蘭遮城(即安平古堡),建立臺灣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1683年,鄭克塽歸順清朝,臺灣進入清朝統治時期。隨著幾次的政權更迭,大陸漢人移入臺灣的人數愈來愈多,人一多水利設施的建設就成了統治當局亟待解決的重大民生內政問題。像史書上記錄的──閩客、漳泉、漢番…械鬥,追究其原因,很多都與搶水、搶地有關。

在蔡志展教授所寫的《清代臺灣水利開發研究(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一書中,以現存的地方志及契約等資料,整理出──「荷蘭及明鄭時期臺灣的水利設施有35處,清代共966處」。而臺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張文亮教授在《由水資源看臺灣鄉土中的水土問題》論文中則統計出了下列數據──「全臺灣這3、400年來竟然開鑿了(水利)渠道60,553條,引水渠道長度有41,397公里……留下了129噸的水,供給了60萬公頃的土地灌溉使用」。

當時最著名的水利建設、有「清代三大水利建設(三大埤圳)」稱號,依建造時間先後分別為──彰化的八堡圳、臺北的瑠公圳、高雄的曹公圳。

「八堡圳」的圳頭(引水口)位於今天彰化縣二水鄉(古名為鼻仔頭)。由於引用的是中部濁水溪的水,所以初期被稱為「濁水圳」。是施世榜(1671~1743)在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私人出資興建,於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完工啟用。因屬於施家的私人產業,被改稱為「施厝圳」。「八堡圳」灌溉面積達12,000餘甲地,可灌溉彰化縣全區十三個堡(「堡」為清代的行政區劃分單位)中的──東螺東堡、東螺西堡、武東堡、武西堡、燕霧上堡、燕霧下堡、馬芝堡及線東堡等八堡,所以又被稱為「八堡圳」。

「八堡圳」為清代全臺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所以後人將施世榜尊稱為臺灣水利建設的祖師爺。八堡圳完成後,彰化平原由原本的鹿場搖身一變成為臺灣最大的穀倉,鹿港亦因輸出大批稻米至大陸躍升為僅次於臺南府城的大型港口。

要談「瑠公圳」之前就必須先認識有臺北首圳之稱的「霧裡薛圳」。「霧裡薛圳」又名「內湖陂」或「周七股圳」,因水源取自霧裡薛溪(今景美溪,由當地平埔族霧裡薛社而來)而得名,其圳頭(取水口)在今景美溪橋下方,即今臺北市文山區和興路西側、埤腹抽水站附近,為漢人進入台北盆地後最早有紀錄的水圳工程。「霧裡薛圳」開鑿的時間最早可以推至1724年(雍正二年),在乾隆初年竣工啟用。「霧裡薛圳」一直運作到1915年(大正四年)3月,被日本人納入「瑠公水利組合」才消失。隨著臺北成為臺灣的政經中心,「霧裡薛圳」之圳道幾乎都因為都市建設被填平,目前在臺北市新溫州街與辛亥路的巷弄間,仍殘留了幾小段圳溝,水質依然清澈,是都市水泥叢林中難得一見的世外桃源。

「瑠公圳」為郭錫瑠(1706~1765,字天錫,來自漳州)在1740年(乾隆五年)開始規劃興建,當時稱為──「大坪林合興寮石腔頂圳」。但因為預計設置的圳頭(取水口)位於原住民泰雅族的傳統活動領域,讓引水工程的進度一再延宕,之後因資金耗盡,只能在1753年轉與大坪林庄(今新北市新店區大坪林)的墾首蕭妙興等人合作,蕭妙興以碧潭(舊名獅山邊大潭)和郭錫瑠交換水權,之後繼續雇工開鑿,到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正式完工啟用,這就是後來稱呼的──「大坪林圳」,成為新店文山地區相當重要的灌溉水源。

「大坪林圳」完成啟用之後,有了周轉金的郭錫瑠又重新開始構築「瑠公圳」。但郭錫瑠擔心與「大坪林圳」共用清潭溪(屬新店溪支流)的水源將不足以同時灌溉大坪林庄與大加蚋保(今臺北市市區大部分區域),因此在新店溪(泰雅族稱為:Llyung Mstarnan/德拉難(楠)溪)更上游處重新設了一個新的取水圳頭(註1)。整個「瑠公圳」直到1765年(乾隆三十年)才完工通水,當時稱為「青潭大圳」或「金合川圳」。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時,「瑠公圳」已經構築延伸至錫口(今松山)社尾庄,總灌溉面積約2,300多甲,遍及──台北市松山、信義、大同、萬華、中正、大安、文山等行政區與新北市新店區等,每年可生產的稻米高達138,000多石,不但可以輸往大陸,留在本地的米穀也為臺北人口增長添加了助力。前面提過日本人據台之後,開始重組臺灣各地的水利設施,「霧裡薛圳」及「大坪林圳」通通被納入了「瑠公水利組合」,因郭錫瑠被後世尊稱為「瑠公」,所以今日「瑠公圳」泛指的是清代臺北幾處民間埤圳的統稱。與「霧裡薛圳」、「大坪林圳」的命運相同,「瑠公圳」大部分的圳道幾乎都消失於都市開發當中,留存下來的大多成為臭水溝或下水道,只剩幾小段清澈水圳保留在臺大校園裡供後人憑弔。

水路地形圖

【「瑠公圳」、「霧裡薛圳」、「大坪林圳」的水路地形圖,圖片摘自《瑠公大圳》李宗信/玉山社, 2014.11.05】

曹公圳,是鳳山知縣的曹謹(1787~1849,籍貫河南省懷慶府河內縣)在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為解當地旱象之災所下令開鑿的。由於工程分了好幾期,所以現在的曹公圳是由曹公舊圳、曹公新圳、鳳山圳、大寮圳、林園圳等五個水圳灌溉系統所構成,曹公圳引的是高屏溪的水,取水口位於今高雄九曲堂附近。灌溉範圍包括──今高雄市大寮區、林園區、鳳山區、小港區、三民區(包含愛河)、鳥松區、仁武區、左營區、鼓山區。這些水圳陸續完工後,再配合緯度適中的溫熱氣候,讓臺灣一躍成為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英國人馬丁(R.M.Martin)在1847年向英國政府提出的一份有關中國的政治、社會及商務報告中是這麼形容臺灣的:「…臺灣富庶而繁榮,南部有廣大平原…盛產各種水果及糧食,米、糖、菸草、樟腦等物的出產尤豐。(每年)將臺灣的米運到福建及浙江兩省的中國大船,經常達兩百艘之多…」

統計從1684~1894年,整個清朝統治時期,全臺灣總共構築了至少91條大型埤圳(不計各類小型支流埤圳)。在紀錄上最早完工的是──1684年的彰化福馬圳,恆春龍鑾大溝在1894年完工,之後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

瑠公圳原址紀念碑

【位於臺灣大學校園旁、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的瑠公圳原址紀念碑】

日本人在臺灣的水利建設

清朝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將臺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政治版圖改變之後對臺灣最主要的影響就是--原本單純的農業水利建設開始轉向(輕)工業與民生兩方面。蓄水量大的水庫因此成為日本在臺灣最重要的水利建設,而主導施工的權力也完全由官方接手。在紀錄上日本人在臺灣建構的第一個水庫是位於高雄仁武、1920年(大正九年)完工的觀音湖水庫。而最有名的則是由八田與一(Hatta Yoichi,1886~1942)設計施工的──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北起虎尾溪,南到鹽水溪,全長約130公里,寬約35公里,總面積約25萬公頃(約24萬2,475甲),可耕地達15萬公頃(14多萬甲)。橫跨雲林、嘉義、台南三區。大多數的耕地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至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早期這裡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農民生活相當困苦。為了解決缺水的困擾,臺灣知縣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能提供附近230甲田地灌溉之用。日本佔據臺灣後,為了配合解決日本本土米穀產量不足的問題(註2),總督府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之後委託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8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3月完工,總共花費5,414萬日圓,才興建完成──位於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北幹線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另於濁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水口,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合計幹線總長1,600公里,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使嘉南平原水田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稻米、甘蔗、雜糧的年產量高達8.3萬噸,至少60萬農民因此受惠。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只能改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

中華民國來臺之後的水利建設

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日本據臺50年的建設,不管是──工業或是農業,在戰爭的末期幾乎都遭到美軍大轟炸的破壞,所有重建工作大多都是在日本投降後由國府接手陸續完成。而在重建的同時,國府也施行了幾項重要的農業政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這些讓原本的貧苦佃農成為耕地的主人,不再受到地主與沉重地租的壓迫,整個社會進入另一個全新的發展境界。

隨著工業的發展超越農業的產值,中華民國快速由原本的農業國家晉身為工業大國。但因為都市化與工業化的關係,許多農田被轉成住宅與工業用地,原有的水圳不是被填平就是變成了排汙的臭水溝,農業生產開始往少數特定地區或偏遠的鄉鎮集中。因為河水污染與禁抽地下水的關係,如何取得長期且穩定的水源供應,興建水庫就成了政府重要的水利建設。截至2017年(民國106年)為止,全臺灣大大小小的水庫總共50座,滿載為20億噸。在正常情況下,每座水庫每年可以循環蓄滿4次,也就是說一年全臺水庫理論上最多可以供應80億噸的水。可惜因為山地濫墾與自然淤積的問題導致水庫嚴重淤積,統計全臺水庫的平均容量只剩下原來的2/3左右──約54億噸左右,而且情況仍持續惡化中。

根據經濟部的資料顯示,目前全臺一年需消耗200億噸的水(包含農業灌溉與工業民生用水,註3),但水庫最多僅能供應約54億噸左右,只占全年需求量的25%。不足的部分就只能依靠抽取地下水和直接從河流取水。但前面提過,臺灣河流水流急短,再加上乾溼季節分明,會不會缺水,幾乎都得看老天爺的臉色。而抽取地下水還有一個嚴重的後遺症──地層下陷,前內政部長、現任臺大教授的李鴻源在《臺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天下文化出版)》中就指出,全臺總共有1,800平方公里,西部平原有超過1/10的土地都因為超抽地下水而陷落於海平面之下,國土流失的問題日益嚴重。李教授也在書中警告,以目前的技術與政府財政負擔,根本沒有辦法透過排沙與清淤的方式來延長或是增加水庫的壽命與容量。最麻煩的是,建新水庫除了所費不貲外,還要面臨環保與居民抗爭等問題。以工程經費高達600億的高雄美濃水庫為例,本來預計於1993年(民國八十二年)7月動工,但在居民的強烈反對下,興建計畫被擱置至今。李鴻源教授因此疾呼──要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一是加強工業與生活汙水的回收再利用──可以轉作為工業或農業用水、二為提高水價,以價制量,讓人們與企業懂得節約用水的重要,才能有效壓低每年不斷成長的用水量。另外,擷取高雄地區充沛且清澈的「伏流水(為流動於河道下方砂礫層水源,註4)」也是增加水源的方法之一,不過增加的幅度還是難以應付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缺水問題。

新時代水利建設面對的氣候挑戰

根據科學家的計算,地球這100年來,平均增溫約攝氏0.7℃,但臺灣都會地區卻因為「熱島效應」的關係,平均溫度上升的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高達攝氏1.4℃。都市裡因綠地不足、再加上密密麻麻的水泥叢林使得臺灣夏季時甚至比位於赤道附近的新加坡還熱。最糟糕的是,因為「溫室效應」造成劇烈的氣候變遷,用水的問題就變的更加複雜。突發性的強降雨(暴雨)與長時間的乾旱,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能逃避的問題。像去年(2017年)6月2日的梅雨鋒面,7個小時內就在北海岸和基隆降下了將近620毫米的暴雨,單單新北市的石門一個小時就下了110毫米的暴雨,分別刷新了新北市21年來及基隆市41年來的梅雨紀錄,而這還只是那波梅雨的開場秀而已。但今年(2018年)的梅雨卻僅下了一兩天,再加上5月氣溫屢破歷史高溫紀錄,使得全臺主要的16個水庫蓄水量嚴重下跌,南部眾多水庫的蓄水量甚至連10%都不到,連全臺容量最大的水庫──曾文水庫(水庫設計容量達7億4,840萬立方公尺)都幾乎乾枯見底。當水利建設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防洪與治水時,如何兼顧環保與生態,恐怕才是我們必須為自己與後代子孫好好深思的重大議題。

附註:

(註1)關於「瑠公圳」的取水口位則有兩個說法,一是碧潭、二是新店溪上游青潭溪口附近。不過不管是那一處,早年這裡均為泰雅族(泰雅爾族)的居住活動的地區。

(註2)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始終未能改善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米騷動(米暴動)」。

(註3)臺灣平均一年農業用水約120億噸(占總消耗量的60%),民生用水是35億噸(占總消耗量的17%),工業用水是30億噸(占總消耗量的15%),保育用水是15億噸(占總消耗量的7.5%)。在定義上,所謂的保育用水指的是──「為河川中維護水系生態環境、水域景觀之基本流量」(資料來源:http://file.wra.gov.tw/wra_ext/deveinfo/html/%E6%B0%B4%E8%B3%87%E6%BA%90%E6%B0%B8%E7%BA%8C/CHN4.htm

(註4)以高雄地區為例,每日民生用水量的70%、約110萬噸是直接從高屏溪所抽取的,但高屏溪在豐水期(汛期/颱風豪雨)時水的濁度太高,導致自來水廠無法處理因此出現停水的困擾。而高屏溪流域豐沛的清澈伏流水,將可為大高雄地區提供每日至少5至10萬噸的乾淨原水,可以提升汛期高濁度時期自來水的備援能力。

 

 

 

錢學森感謝誰?|賈忠偉

根據大陸知名文史作家葉永烈先生所寫的──《錢學森和他的老師們》(中國教育報/2011年12月12日刊出)一文中指出,錢學森曾親筆寫下一份珍貴文件,回憶在一生中給予他深刻影響的人,總共17位,分別是:

父親錢家治———寫文言文;

母親章蘭娟——愛花草;

小學老師于士儉——廣泛求知,寫字;

中學老師董魯安(於力)——國文、思想革命,

俞君適——生物學,

高希舜——繪畫、美術、音樂,

李士博——礦物學(十級硬度),

王鶴清——化學(原子價),

傅仲孫——幾何(數學理論),

林礪儒——倫理學(社會發展);

大學老師鐘兆琳——電機工程(理論與實際)、

陳石英——熱力學(理論與實際);預備留美,

王助——經驗設計;留美,

Theodore von Karman(馮․卡門——著名德國空氣動力學大師);

與──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

或參見──葉永烈:《走近錢學森(修訂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另外中國大陸在1999年慶祝建政50周年紀念時,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軍委製作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在人民大會堂授予或追授給──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等23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傑出貢獻的科技專家。這些獲獎的23位中國科學家均被稱為「兩彈一星元勛」。

據說當時原本預計由錢學森上台代表受獎人員致答詞,但因錢老身體不適而改由有中國氫彈之父稱號的于敏上台致詞。不過在《傳記文學》457期(2000年出刊)上,由王奐若先生所寫的《中共火箭飛彈之父錢學森感念三位哲人》一文中,卻寫的是,當時(仍)是錢學森先生坐在輪椅上致詞,而錢先生在發言中還特別提到三個他最感謝的人,第一是俞大維先生、第二是吳大猷先生、第三是翁文灝先生。依中共當時的頒獎錄影紀錄來看,王先生所寫的不是事實,因此文中所提到的發言也應該是後來捏造的。但至於錢學森有沒有在其他場合說過類似的話,或許就需要更多的資料來佐證。

偉大的八田與一|賈忠偉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500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橫跨雲林、嘉義、臺南三地。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不過在荷據到清代,此地屬於「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在1823年以後,歷經四次曾文溪改道而陸續淤塞擴大的新沖積平原(新生的荒瘠地)。就因樣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但當時人口密度不高,間歇性的耕作,或許還能勉強讓一家溫飽,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

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林野調查」更有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此地被總督府相中,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4萬日圓興建完成──位於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北幹線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另於濁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水口,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合計幹線總長1,600公里,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使嘉南平原水田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稻米、甘蔗、雜糧的年產量高達8.3萬噸,至少60萬農民因此受惠。

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只能改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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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汗漫書屋)。

參見──何義麟:《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五南出版社)。

參見──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營造業百年史》(遠流出版社),p58~59。

參見──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台南縣文化局)。

日本人統治臺灣時期,到底屠殺了多少臺灣原住民!?|賈忠偉

從第二次世界戰末期──1942年(日本昭和十七年)3月,派遣第一批500名「高砂挺身報國隊」(後改名為:「高砂義勇隊(たかさごぎゆうたい)」)至菲律賓呂宋島西南部,介於馬尼拉灣和蘇比克灣之間的巴丹半島(Bataan Peninsula,非北部的「巴丹島(Batan)」)開始,原住民就成為日軍在東南亞熱帶叢林中打敗美軍最重要的秘密武器,甚至在戰爭末期時,日軍下達全軍覆沒的「玉碎(gyokusai)」命令時,「高砂義勇隊」員還被編為「特攻斬入隊」,成為替皇軍掩護的第一線人肉盾牌。根據紀錄,當時日本總共從臺灣派出八回高砂義勇軍,如果加上兩回陸軍特別志願軍,則一共有十回,總數約達4,500人左右。而這個數字並不包括後來徵兵制度實施時,所徵調的原住民青年人數。(*)

不過諷刺的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對於原住民的鎮壓也相當激烈,根據日本總督府的統計顯示,在日本統治的前25年(1896~1920)的時間裏,總共討伐原住民部落138次,殺死7,080人,傷4,123人,收繳槍枝29,358枝。若以1920年原住民的人口13,0310人來計算,死傷的11,000多人,相當於總人口的1/12(*)。尤其在「霧社事件」中,日軍還使用「以蕃制蕃」的策略,用發放高額獎金的方式來分化原住民族,其中協助日軍獵下反叛頭目頭顱給獎金──200元、壯丁頭顱給──100元、婦女頭顱給──30元、兒童頭顱給──20元,變相鼓勵原住民自相殘殺。

*根據政治大學日文系教授傅琪貽所寫的《靖國神社與臺灣高砂義勇隊》文中所載…「據一般說法,高砂義勇隊共出動7次或8次,總人數有4,000人或6,000人到12,000人等不同的說法,但這只能說是推測的數字而已。因為其中還有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在航海途中遭美軍轟炸,整個船隊沉沒而溺斃者也不在少數。然這些數字顯示,特別是對安排人數稀少的原住民做日本的活箭靶,護國盾牌,消耗大量年輕男丁的作法,是多麼殘酷,近乎滅族的行為。」

*參見──尹章義:《日本人屠殺了多少無辜的台灣人》(《歷史月刊》226期/2006年11月),p48~60。

從選舉投票看~美好的日據(治)時期|賈忠偉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日本明治天皇在東京新落成的宮殿中,盛大舉行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佈大典。當時由擔任內大臣的三條實美將《憲法》呈給明治天皇,後天皇賜敇語後,再將《憲法》交給新政府第二任總理大臣黑田清隆(出自薩摩),至此日本成為東亞第一個擁有憲法的君主立憲國家。
憲法頒佈後,1890年7月1日,日本舉行了首屆的「眾議院議員」。當時規定--必須年滿25周歲以上、在選舉名冊制定前一年內繳納直接國稅(土地、營業及所得稅)15日元(不低於現今的30萬日圓/2011年)以上或所得税三年以上者之「男子」才有選舉權,總計當時全日本有選舉權的人數約有46萬人,部份貧窮的鄉鎮如──北海道、沖繩則是完全沒人擁有投票權;而作為候選人的條件則是──須年滿30歲的男子,同時繳納2,000日元的保證金,且若不能得到法定的票數,將沒收保證金。以當時的幣值與平均收入來推算,2,000日元是一筆天文數字(不低於現今的4,000萬日圓/2011年),選區原則上採用小選區制,依人口數/每12萬人得選出一名議員,議員定額為300人。
也就是說,當時日本的選舉制度具有嚴格的「財富排他性」和「性別歧視」,紀錄顯示:當時實際擁有選舉權的人數只占日本總人數(約3,300萬人)的1.1%左右(選民總數約為45萬人)。也就是所謂選舉,其實是有錢有勢人才玩的起的遊戲。

之後日本有關選舉的條件慢慢放寬,到1925年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1926)組閣後,才取消了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財產(納稅)規定與限制,但女性依舊沒有投票權,而且選舉也僅僅局限於眾議院(下議院)議員的選舉,參議院(上議院/貴族院)議員則由天皇直接任命。為了防止社會及共產主義者進入政壇,加藤內閣在公布新選舉法時,也公布了治安維持法。不過即使選舉條件大幅放寬,總選舉人占全國人口的比率也不過達到20.8%而已,選舉人總數為1,240萬人。

投票

【這是描寫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7月1日,《大日本帝國憲法》公佈後,日本舉行第一次投票時投票所的場景】

同一個時期的臺灣,總督府也分別在1920及1939年,舉行了兩次「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

與日本本土相同,在這場號稱臺灣首次的「民主選舉」中,一樣是有很多限制的,而且更不公平:例如應選的議員名額當中──只有一半開放民選,另一半則必須改由官派;此外,臺灣女性跟日本本土的女性一樣沒有投票權,也就是說──投票是男性專屬的權利,而想擁有投票權,除了必須年滿25歲、戶籍必須有居住滿6個月以上的限制外,還得有年繳稅金5圓以上之證明。

據統計,當時全臺灣400多萬的人口中,符合上述規定的選民只有28,000多人。最糟的是,由於選舉人資格門檻過高,有些地區的人口比例與有選舉權的人比例不同,例如臺中市的臺灣人口與當地日本人口比例為5:1,但有選舉權的日本人卻有2,000多人,臺灣人卻只有1,800多人,明顯不公平。

根據大陸學者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中華書局》中的記載(p466~468),日本投降時,在臺灣的日軍(日俘)與日僑(包含政府官員與家屬、琉球人)總共有:489,573人、臺灣人則大約有660萬人左右。

帶著有色眼鏡、荒謬又無知的畸形「轉型正義」──輔仁大學篇|賈忠偉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的創立可以追溯至清末滿族進步份子、出身滿洲正黃旗的英歛之在天主教傳教士支持下創立的輔仁社,1926年1月10日英斂之病逝,享年60歲。隔年(1927年),輔仁大學(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又稱:天主教輔仁大學)在北平正式成立。日本人佔據北平之後,由於校內還有許多來自德國、義大利、奧地利…等國的神職人員,因此輔大還能正常招生與教學。也因為有了這層掩護,輔大成了國府情報組織在北平很重要的據點與情報交換站。日本投降之後,國民政府有鑒於輔大師生在日本占領時仍忠貞愛國,除明令褒揚外,還特別通令承認淪陷時期學生的學籍。

英歛之有一個相當有名的兒子──英千里,英千里1900年生於上海,其天主教之聖名為:依納爵。由於英千里從小就聰穎過人,因此12歲即被父親託給雷鳴遠神父帶往歐洲去留學,後來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修習的課目相當多,有經濟、心理、神學…等,並通曉英、法、拉丁及西班牙等四種語文。民國13年(1924年)學成回國後在父親創辦的輔仁大學任教,並兼任秘書長。由於英千里的英文造詣頗高,有民國才子之稱的錢鍾書就曾打趣的說:「蔣介石曾說要找兩個國內英文講得最好的人給他做翻譯,一個是我,一個就是英千里」。因此在「七七事變」之前英千里就曾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及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廠長。

民國38年,國府撤退來臺後,輔仁大學遭主張無神論的共產黨廢校,原校區在1952年被併入北京師範大學。1960年在擔任臺大第一任英文系主任英千里與許多輔大校友、教會的爭取努力下,輔大成為與──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一起成功在臺復校的原大陸大學。

也就是說,如果「轉型正義」指的是要清算與國民黨有關的(隨附)組織或團體,那就絕對不能忘記輔仁大學這個歷經中國(清、民)兩代的餘孽。而三立主播廖筱君和那位在慈湖向蔣中正陵寢潑漆的輔大學生,除了相互為榮外,更必須勇敢無私的回頭清算自己母校的所有一切。

附帶一題的是:在北平時期的輔仁大學,頒發了中國第一位女性原子物理碩士學位,那名畢業生就是第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第六任夫人王光美(1921~2006)。

科喬治與二二八事變 |賈忠偉

柯喬治(George H.Kerr,1911~1993;中文名為:葛超智)。柯在二戰末期為美國海軍撰寫佔領臺灣島之計劃;戰後則是一直大力鼓吹臺灣「託管論」與「民族自決」,被視為現代臺獨理論的始祖。為了確認臺灣獨立的正確性,他在《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中提出了一段最具爭議的理論就是──「臺灣民族混合論」:「臺灣人並非中國人,乃是印尼人、馬來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之混合種」。而他也曾經對外宣稱,在民國35年(1946年)4月間,他和手下的情報員摩根(Morgan)在臺灣進行過一次「民意測驗(調查)」,結果顯示:當時臺灣人對國民黨的印象很差。之後他還將這個調查結果拿給──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與美國的《紐約時報》來對外宣傳說:「假如臺灣舉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沒有人選擇中國」。所以在「二二八事變」中他甚至建議美國政府出兵佔領臺灣,因此被陳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而在民國36年(1947年)3月17日先被調回南京的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但因為其在臺灣的所有作為並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時任美國駐華代理大使白德華(Butterworth)在當年4月15日轉給美國國務的備忘錄的附註中就不客氣的指出:「或許他(指柯喬治)的論調較高,但評論與措辭過於武斷與刺耳」、「目前陳儀政府繼續在臺灣執政,似乎也就越來越難有冷靜、公正的評論」!這份報告最後導致柯喬治在5月份被送回美國,不久就被革職而失去公職身分。
但返回美國之後的柯喬治並未改變個人對於臺灣的看法,之後隨著國共內戰的局勢日趨明朗(國府即將被逐出大陸),柯喬治還在美國主張要將臺灣納入美國的軍管之中,之後再由美國人扶植臺灣人──如林獻堂、楊肇家、廖文毅…等人成立親美的傀儡政府。
2007年,曾擔任美國最高駐臺官員的卜睿哲教授(Richard Bush),就表示《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這本書──不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尤其書中對於「二二八事變」的描述,柯的立場並不夠客觀。卜睿哲甚至公開批評柯喬治撰文時,涉嫌「為邪惡而負面的惡性循環煽風點火(fueling a vicious negative spiral)」
(資料來自──朱浤源教授專文《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George Kerr編撰Formosa Betrayed時的內心世界》)